“名存实亡”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1931年11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通常称“三人团”）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来信，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会上把毛泽东的主张说成“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反右倾。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常称“中革军委”），以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至于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暂时不动，是由于书记周恩来即将到达中央根据地。

    赣南会议及其所通过的这五个决议案的基调，实际上是依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临时中央第四号指示电确定的。

    中央的这封指示信肯定了中央苏区所取得的成绩，但又指责中央苏区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分配土地问题、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工人运动与反帝斗争问题以及在党内和群众中开展思想斗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信中对中央苏区今后工作的指示，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提出了许多错误主张和要求。临时中央的第四号指示电，是10月20日前后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再次重复中央8月30日指示信精神，责令“中区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电告讨论经过。”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已是名存实亡，党内大计一切由“三人团”掌控。

    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所幸的是，由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也由于10月间《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一号电》已经批复了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尚感不便即刻变更，在11月7日召开的全苏“一大”上，毛泽东仍被选举为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导致召开赣南会议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起草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当时“前方中央局”和“后方中央局”就红军的作战方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彼此争论的电文就达11份之多。“前方”认为：应采取诱敌深入，预设战场，集中兵力，待机破敌的方针；“后方”强调：要坚决执行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攻打中心城市，主动进攻敌人，找敌人主力决战。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受批判，是不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妥协的结果。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现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被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9月1日，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打胜仗受到批评与指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在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打赣州毛泽东不同意。因此，红军在进发的途中有人还谈道：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结果攻赣战役以失败告终，最终没有找毛泽东算账，但接下来毛泽东指挥攻克漳州，却受到批评与指责。

    在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就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中提出：中央苏区红军要在近期内“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10月22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10月31日更是电训中央红军不能“困处瑞金一隅”。12月6日又发出第12号指示电，明确指令：中央苏区红军应“首取赣州，迫吉安”。

    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夕，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攻打赣州。

    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后，就攻打赣州一事与毛泽东进行交流，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坚，素有“铁赣州”之称，易守难攻。红四军曾于1930年3月中旬打过一次赣州，攻城三天，无功而退。现在赣州城内虽然只驻有国民党军第12师第34旅的两个团，但赣南17个县的地主武装大都麇集城内。况且赣州北面的吉安驻有国民党军罗卓英、陈诚的五个师又两个独立旅，南面驻有粤军陈济棠的几个师，如果红军攻赣，他们势必前来增援，红军将腹背受敌，进退两难，陷入危险境地。

    果然，红军攻赣战役，历时33天，久攻不克，以失败告终。在攻赣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余人，10余名师团干部牺牲。

    毛泽东自苏区中央局决定“攻赣”后，便“退隐”到东华山。就在赣州久攻不下的时候，项英奉命快马来到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当毛泽东赶到赣州江口前线指挥部时，朱德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杀向敌军，红三军团一个被反包围的师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经过调查，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总结、检查打赣州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

    赣州失利后，3月9日下午至13日在江口苏区中央局成员和红军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江口会议”。

    周恩来主持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红军新的军事行动。在红军发展方向上，中央局成员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红军应“夹江而下”，夺取吉安、抚州、南昌；毛泽东却力主东征入闽，攻取漳州。

    经过一番争议和权衡，4月1日，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东路军漳州战役计划，并同意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军入闽，指挥作战。周恩来、朱德等移驻长汀，调动部队，筹措物资，保障东路军后勤供给。

    4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率领以红一军团为主体的东路军攻克龙岩，直下漳州，红五军团亦从赣南调来赶往前线。4月18日，东路军兵临漳州城下。

    漳州之敌，不堪一击。红军发起攻击后，很快就在天宝、南靖一线歼灭张贞师主力两个旅，旅长杨逢年“弃袍割须”，泅水出逃，红军俘敌1600余人，缴枪2300余支。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往诏安。20日，东路军胜利进占漳州城。

    红军攻克漳州，是毛泽东“出击求巩固”战略思想的胜利。当然，“出击”的地域和方向要正确选择，因地而定。出击赣州，就错了；出击漳州，才是正确的。一字之差，两种方针、两种结果。打赣州，久攻不克，吃了苦头；打漳州，马到成功，尝到甜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打漳州时，毛泽东在党内是受排挤的，但他以大局为重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态度，考虑红军发展方向。江口会议后，他在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否决的情况下，积极取得林彪、聂荣臻等人的支持，最后使苏区中央局改中路军往东打漳州。攻克漳州，毛泽东仍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者们的批评与指责，认为打漳州耽误了红军向赣江两岸发展的时间，影响继续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

    养病

    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城北的小源村召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长信指示，对毛泽东“过去不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并撤去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但会议最终没有扭转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一决定。

    毛泽东之所以被解除军权，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他5月3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也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指周恩来）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他还强调：“我以为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

    毛泽东一气之下，“撂摊子”以养病为由决定去福建汀洲。尽管周恩来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贡献不少意见”。但是，会议还是同意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

    1933年2月，博古来到中央苏区，他“一手发现”了“罗明路线”，并大做文章。在我党的历史上，大凡“××路线”，其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央高层举足轻重的人物，罗明当时只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所谓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批毛泽东路线，其个中的原因，只不过是罗明在福音医院因腰伤住院时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加以贯彻实施。鉴于毛泽东的影响和威信，博古不便直接批评“毛泽东路线”，于是罗明便当了替罪羊。紧接着，又发动了对“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人物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批评。

    反“罗明路线”的实质是非常明显的。对此，罗明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

    为什么没有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曾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处境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周恩来后来对此评论道：“1933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在中共历史上，屡犯“左”倾错误，其中主要的教训，就是违反了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从1931年赣南会议开始，此后的三年间，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叫作“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要把官僚主义抛到粪缸里去

    1933年8月，毛泽东在《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官僚主义”概念，他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11月，被解除了党权和军权的毛泽东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对官僚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判。

    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一切力量支援革命战争，特别是扩大红军、拥军优属、筹粮筹款供应红军”，并提出了“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的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赣南苏区不少县、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片面强调“中心任务”，只顾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却忽视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因而支前工作反而上不去。然而兴国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却有声有色，全县群众踊跃参军，踊跃捐粮捐款，扩红工作更是走在前列。兴国县的工作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及时纠正了部分县乡干部唯上、唯任务的片面做法。他说：“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就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说：“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和市苏（即乡苏维埃、市镇苏维埃——笔者），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到这样的情形：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在深入调查中，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持严肃的批判态度，在中国革命面临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境地，道出了共产党人为官的真谛。在长冈乡、才溪乡调查，依靠群众，深入调查，既体现了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奠定了共产党人的基本工作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指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文中就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的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的根本就是脱离群众，因此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领导干部要深入到群众中去。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指出要“向群众寻求真理”。20天后的5月14日，毛泽东在《给张平化的信》中指出：“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做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二苏大”后被架空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具有戏剧性的是，二苏大召开前夕，中共临时中央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而毛泽东竟然没有被安排参加。这仅仅是三天前的事。为什么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会议？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党必须再“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决议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何以没有应邀出席会议的原委。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指的是自己和周恩来。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却还是被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不过，位置摆在12人中的倒数第二位了。事后才知道，这是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报请批准的名单上，鉴于毛泽东在中央苏维埃区域的功绩和威望，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这是共产国际在苏区时期对中共做的一件好事。

    但“二苏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却被架空了。毛泽东被正式拿掉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实权，成了博古戏称的“中国的加里宁”。“二苏大”后，博古还以毛泽东“身体欠佳”为借口，准备将毛泽东弄到苏联去“养病”，以便自己独揽乾坤。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博古只好作罢。

    关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延安时期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论说：“1934年1月，由临时中共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5月初，毛泽东带三个巡视员，一同到了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文武坝。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后来回忆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是以养病的名义来会昌的。”

    这时，博古、李德指挥的广昌战役失败。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以伤亡5500多人而告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并继续向前推进。在南方战线，国民党投入重兵，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企图打开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夺取瑞金。经过数月的鏖战，红军损失惨重。

    在前方战事如此吃紧的时刻，毛泽东怎么在后方“养病”？原来在“二苏大”后，虽说毛泽东已成了空架子的政府主席，但博古仍觉得他碍事，建议他去上海休养。李德则提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便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息吧！”毛泽东愿去粤赣省，除了跟刘晓挺讲得来之外，那里的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之更是老朋友。

    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被剥夺了兵权，加上身体欠佳，抱着十分苦闷心情在会昌“游山玩水”，其间写下《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还有这样一段自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样的心境。”

    其实，毛泽东在会昌期间并没有闲着，他看到陈济棠部很消极，在同红军的作战中，打打停停。陈济棠他们意识到，如果蒋介石打败了红军，下一步就会从福建方向抄自己的老家。毛泽东分析形势后，指挥了筠门岭战斗，并和刘晓、何长工一起研究南线作战计划和部署。经过多方努力，促使陈济棠反蒋抗日，使南方战线的局势出现了缓和。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两个多月，中央苏区南线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10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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