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时失踪在历史深处

    辛亥年秋，四川省响应武昌起义，最先起于渝地，主事者为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张培爵、杨庶堪、谢持等，他们都是重庆府各中学堂的学监、教师一类角色；军界首先起来发难的，则是新军第十七镇一个排长，名叫夏之时，到重庆宣布独立后，做了都督府的副都督。张、杨、谢等都是民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世人记之文章甚多，唯独夏之时此人昙花一现，踪影全无，一部民国史上，不见其人，更鲜闻其事。

    其实，早年在川东，夏之时是个名头很响的人物，民国时期不少川籍军政精英，青少年时都听说过他当年“率一排士兵攻下重庆”、“二十岁当都督”的传奇故事。只是后来他革命意志消沉，跟不上政治变迁的步子，终于被时代抛弃了。出人意料的是，到了晚年，时值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在新旧政权易手之际，隐居家乡的夏之时，却以反革命罪遭新政府枪杀。这个人一生本来就阴影重重，到此，遂彻底失踪在历史深处了。

    赴日学武，加入革党

    夏之时字亮功，四川合江县人，家里是虎头乡大头场富户，到他出生时，已迁至县城居住，两房几十口子都是靠收田租、出租店铺过活，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少时，他被送到自贡的树人两等学堂读书，以后在国民党中坐大的谢持，就是该校的国文教师。在家中四个兄弟中，夏之时行二，同学多以“夏老二”称之，以川人习俗及一般心理而言，这个称呼并非仅指排行，而是多与豪放、冲动的个性结合在一起的。再以此联系到武昌起义后，他在兵营里带头响应、大功告成而辞高官引去，及娶青楼歌女董竹君为妻等种种行为，可知他的“二”非同一般，当是一种无所顾忌的秉性，兼以阔少心态的综合呈现。

    或有问者：夏家之富，究竟几何？从董竹君在《我的一个世纪》中，记述她与夏之时结婚后，相偕回乡时，所见夏家在合江县城中住宅的排场，可窥一斑：

    此房处于合江城内热闹繁华地区文昌巷街，面积不到一亩，进出大门，坐北向南。门两侧各有店铺二间。由大门进入，第一进，中间客厅，二侧为客房各一间，客厅中堂有木刻的对联匾额等，显得极其华贵。第二进：为家人居住之地，中间有天井，四周都分为大小房间，约有七八间独间。最后一进，为大库房。这些房中所有家具、用具、摆饰、布置，一看而知为富贵豪华门第。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91页。

    夏之时成长在这样一个富足家庭，竟然萌生反清排满之志，以个案观之，看似奇怪，而联系时代风潮及种族思想传播渠道，实则当时做革命党、起来造反的人，大都是有钱人家子弟。将毕业时，正值清廷取消科举，兴办洋学校，国人以东渡日本深造为荣，成都也办起了东文学堂、东游预备学堂，各自招收官费保送及自费留学的士子。一时间，川中不少青年，有志于出洋开阔眼界，将来效命国家、大展抱负者，如熊克武、但懋辛等，纷纷来省投考。光绪三十年（1904），17岁的夏之时怀着强军救国的理想，也走上了这条路。为什么要去日本学军事呢？后来他的儿媳、辛亥年出任重庆都督的张培爵之女张映书这样说：

    树中（即树人中学堂）师生多喜读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学说，夏亮工亦从中学得一些东西洋的政治、军事、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暑假回家，他向（在合江城内经商的）大哥说：“朝廷能变法维新，当然好，但是，我看清朝皇帝是舍不得丢掉他的皇冠的。要推翻一个专制政权，一定要像张献忠、李自成那样有兵有权。”张映书：《龙泉举义的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载《辛亥四川风雷》，成都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当时日本人在东京设立振武、东斌两所军事学堂，分别为中国官费、自费留学生预科学习，四川军界老字辈中，胡景翼、尹昌衡、刘存厚等都是在振武毕业后，再入正规陆军学校而成为士官生的；熊克武、但懋辛及同时赴日的夏之时，因为是自费生，均入私立东斌学校，晚清著名革命党人在该校学习过的，还有陈其美、焦达峰、孙武、张百祥、陈铭枢、喻培棣等，都是家中积有财资，才得东渡求学深造的。

    次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四川省学生加入者有数十人，夏之时也是其一。在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有四川同盟会主盟人黄树中，总会执行部书记李肇甫，评议部评议员熊克武、但懋辛等。同盟会初期办报纸、搞暗杀及谋划起义，川籍会员最为活跃，黄兴组织“大森体育会”时，夏之时是首批会员，该会以强身健体之名，开展军事训练，并暗中实验炸药、购买军火，同盟会骨干中加入者甚众，但是同学、同志各种回忆文章中，却鲜有提及夏之时的，唯知这时的“夏老二”，脾气火爆，喜欢独往独来，他的未受“重用”，恐怕与这种性格有关吧。

    毕业返川后，按照同盟会授意，夏之时申请分发到新军任职，以待将来举事之备。这时已是1910年夏天，正值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为反对清廷将粤汉川铁路“国有化”，绅商学界组织游行抗议，全省时局动荡，四川总督赵尔丰对军官的任用十分审慎，特别对留日归来的学生，则多疑为革命党，更不愿委以要职。迁延多时，夏之时被派到川滇边地勘察地形、测绘军用地图，历时数月，始归省城，仍不见差用；几经周折，方才得入军籍。夏之时晚年时曾对人谈及，当时他家里费了不少功夫，如“多次托请能向赵进言的人们为之说项；多次贿赂赵的亲信尽力举荐；请过成都的几家殷实商家连环担保”等，最后才被派到新军第十七镇八十六标（团），充当一名排长。杨诞孚：《记龙泉驿起义的夏之时》，载《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3页。

    因缘际会，当上都督

    到辛亥年（1911）9月底，保路运动弥漫四川全省，已激化到民间组织与官府武装对抗的地步。清廷以川地军力空虚，特派新任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由湖北新军两标人马护卫，入川查办。同时，赵尔丰也命本省新军严加戒备，分路堵截正向省城开进的保路同志军，其中，八十六标教练官魏楚藩被委为东路卫戍司令，率领步骑工辎各兵二百余人，驻扎在距成都城四十里的龙泉驿，夏之时的一排步兵，也在其中。夏氏随军到防不几日，川省同盟会就派人来接洽，告知湖北新军第八镇已于10月10日起义，并督促他做好准备，伺机在军中发难。

    夏之时得到命令后，便与同营几个排长秘密联络，歃血为盟，相约时机一旦成熟，共同率队反攻省城。不料，营中军士相聚密谋，事泄于官长，情势危急。于是，党人计划切断与成都通话电线，届时，由夏之时借开会之名，牵制众军官，即时宣布起事。卫戍司令魏楚藩闻讯，于11月5日前来弹压，入夜时被变兵打死，其他军官也多被监视。混乱之中，同党推夏之时为总指挥，驾驭全局，并决定行止。《夏之时传》对当时情形，有一段详细描述：

    是夜大风拔山木，（夏）之时方与同官共话，忽闻屋隅电机仓然发异声，欻而大剧，同官惊起欲出，之时挽之曰：“勿慌，风折电桅耳。”同官卒不能释，起彷徨室中，俄而两兵入，至之时前行军礼，之时颔之。两兵出，不逾时邻室枪声累累，宛转哀号，已而阗寂，之时遽起曰：“行矣。”同官震恐不能立，之时挟之而出，兵士则皆已佩枪束装以待矣。周开庆：《夏之时传》，载《四川文献》双月刊第160期。

    可见，这二百多名官兵，大都是被裹挟起事的。是夜，恰逢十七镇司令部少校候差林绍泉，衔赵尔丰之命，赶赴资州迎接端方大驾，落宿在龙泉驿，听说兵变，立即到现场查看。林氏是湖北人，曾在川省高等学堂担任体操教习，士兵中有认识其人者，举枪向他射击，弹中腿部，夏之时极力保护，林得不死，乃挟之以行。起事前，义军本拟进攻成都，这时，因闻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已派兵赶来，于是决议绕道川北，东下简阳，在途中寻机而动。这一路连续五日急行军，山高水长，备尝辛苦，后任蜀军政府秘书的同盟会员向楚在《蜀军革命始末》中，对他们的行军路线记述颇详：

    至简阳，与孙和浦兵遇。和浦为新军某协支队官，（夏）之时召集其步炮各一排，演说民族革命，众愿归附，增新兵百八十余人，步枪山炮随之。闻端方拥鄂军驻资州，不敢前，乃渡河取北路东下，次日驰百八十里，止施家坝，众疲甚，且惧追兵，官长逃者三人……次日兵将抵乐至三十里，闻新军管带龙光奉令率大队追且至，众益惧；入城，即集驻乐至军队宣布革命假道，士兵归附者，又三百余人……次日至分水岭，众疲，军心不固，思逃散，乃结盟维系之。闻追兵缓进，休整一日。

    转移途中，东奔西突，因清军追杀甚急，加之官长逃逸，士兵内讧，队伍溃散很多，一直到了安岳县境内，形势才有了新的转机。安岳距成都三百余里，古为巴蜀分治地界，也是成渝道上的陆路交通要冲。队伍在县城外一个小学堂休整时，得知该学堂监督王休为县议事会议长，正在谋划全县反正。夏之时在日本时，曾闻留学生中有王休其人，且也是同盟会员，乃与之会面，商议之下，决定率部再行三百里，翻大巴山，渡嘉陵江，远袭重庆，以加快张培爵等革命党人在渝举义的进程。《蜀军革命始末》接着写道：

    次日行安岳道中，有王生者以壶浆迎，且言其师王休（孟兰）奔走革命有年，今图谋安岳反正，之时即告王生转达其师：兵抵城门如闭不纳，将令攻之，王生道：（王）休正向县令劝降。未几，县令弃印逃遁，休出城迎，相见大欢……之时商之王休，休曰：“重庆诸党人密谋光复，组织已久，并通鄂军中要人，宜趋重庆待发动。”……乃拔队至潼南……由水道抵江北黄葛树……兼程进抵浮图关，天将曙，备整队入城。向楚：《蜀军革命始末》，载《巴县志选注》卷二十二，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991页。

    如此一来，这一支队伍翻山越岭，向重庆进发。在四川辛亥革命大局中，重庆府扮演的先行者角色，竟由夏之时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意旨，而尘埃落定了。

    当夏军疾行路上时，张培爵、杨庶堪等当地同盟会主干已在重庆规划多日，预备借中学堂用来军训的几十支长枪，占领府署，宣布独立，以为全川响应武昌革命之先。又派人多方串联，附近郡县会党允应者虽众，却因手中无精兵可用，正在发愁，风闻夏之时率部来投，大喜过望，迎之于北碚浮图关。夏之时带兵入重庆城后，诛杀镇守使田征葵，于11月22日在议事会会馆朝天观举行大会，宣告重庆光复，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林绍泉为蜀军总司令。这时距武昌起义只有四十天，以全国形势来看，东南半壁风起云涌，上海、杭州、苏州已相继成立军政府；武汉前线上，民军还在与南下的北洋军苦战，中部同盟总会组织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也刚刚出发。而西南地处偏远，一向较为沉寂，蜀军政府此时横空出世，不仅影响全川，也带动了滇黔两地的起义，功莫大焉。

    当此时，夏之时24岁，十几天前，他还是新军中一个默默无闻的排长，因缘际会，转眼之间，却成了统领一方的蜀军政府副都督，这种天地翻覆之慨，在他内心之中激起的又是怎样一种感受呢？

    辞职引去，竟为钱财？

    重庆举义后第三天，由水道上驶成都的粤汉川铁路督办端方，在资州途中，被随行鄂军士兵所杀，其状甚惨，四川局面随之大变。又过两日，赵尔丰迫于形势，推举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宣布独立，但仍手握兵权，以观局变。为了统一全川，蜀军政府决定组织三个支队，派副都督夏之时率师西上，以平成都之乱。不料师未就道，而内讧骤起，将夏之时卷入了一场风波中。

    原来，此番讨伐编成三个支队，以林绍泉、但懋辛、向寿荫各为北、中、南三路支队长。命令下达后，林绍泉以自己是蜀军总司令，而任此下职，大为不满，吵闹不休，据张培爵在《蜀军政府始末》中的记述，当时林氏“在会议厅拔刀毁支队长关防，怀中出手枪二，以一向夏之时，一向培爵”，跋扈异常。将其逮捕后，次日开军法会审判，查知林绍泉及其同党早有谋反企图，此次借端激变，实为叛乱制造借口，因而参会者多主张杀之。张培爵是个文人，为此事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如何处置，众人皆属意夏之时，期望他能够果断行事。但夏之时有自己的考虑，据但懋辛在《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中说，当林绍泉提着枪要与林之夏拼命时，他就对林的有恃无恐“深觉骇怪”，并奇怪“林是同夏之时一路来的，何以夏不予以严厉的对待而默然处之？”到参加首领会议、讨论处理办法时，“夏都督对林表示软弱”，以林绍泉自龙泉驿起义后，“襄赞军务，尚有微劳”为辞，提出将林特赦，押解鄂省原籍，但懋辛更觉不解。但懋辛：《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9页。接着，蹊跷的事发生了，据向楚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中透露：“同日，夏（之时）派曾昭鲁雇一小船押林绍泉由渝起程，行至江北巴县间之野罗子之地方，林小解，昭鲁乘势推其入水淹毙，乃回重庆向夏报命”。向楚遗稿：《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90-91页。由此看来，夏之时对林绍泉的“欲擒故纵”，必有隐情，其后他力辞军职离川，宁与此事有关乎？

    夏之时的“仁慈”一面，也令人费解，成都独立后，被赵尔丰倚为左右臂的新军协统朱庆澜，为形势所迫，只身逃到重庆，得到夏氏副手姜登选庇护，深匿不出。朱、姜是日本陆军士官生同学，姜登选日后投到张作霖帐下，与张宗昌、郭松霖等并称五虎将之一。他以朱庆澜原是新军“老首长”，且有功于川省光复为辞，请求保护这个通缉在案的前清军官离川，夏之时便做了顺水人情，不仅不予追究，还致送三百元，供其买舟东下。朱庆澜脱险后，随即出奔上海，又转道黑龙江参赞军务，若不是夏之时的“仗义”，朱氏的履历里，哪有民国五年做到广东省长这一页呢。

    转眼之间到了1912年，民国告成后，成、渝两个军政府实行合并，各就情形，提出条件，最后决议在成都建立四川省军政府，以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夏之时则留守重庆，暂任镇抚府总长。镇抚府的班子，政务处长张习、秘书厅长向楚、民政司长王殊、参谋总长但懋辛等，都是革命党人中的佼佼者，又以组织庞大周密，被视为同盟会据点，是很可以干一番大事的。未料，在这大局未稳、百废待兴的节骨眼上，夏之时却迭请辞职，声称要出洋留学，以图深造。此中原委，时人皆隐而不谈，即张培爵在1913年撰写的《蜀军政府始末》一文，也只是含混地提到：

    暂摄总长夏都督于成渝合并之后，提出辞职条件，要求游学，由成都政府再四文电慰留，而夏都督辞职之念坚不可挽回。乃开军政会议，以军团长胡景伊署理镇抚府总长，以期全蜀统一之敏速，行政机关之灵通。张培爵：《蜀军政府始末》，载《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331页。

    时任重庆镇抚府秘书厅长向楚，则透露另一种隐情：

    重庆设置镇抚府，由前蜀军副都督夏之时任镇抚府总长……蜀军政府既已合并于成都，重庆镇抚府实为同盟会党人的据点，因此大家都愿之时留任新职。殊王休密谓之时：“人生一世，好容易能得到雪花银三万两，你既当过都督，还应当注重生财之道。”夏大以为然，遂不经向楚拟稿，自己发电，坚请辞职留学。四川军政府赠以三万元，以筹其功，夏遂挟资离渝。向楚：《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96-97页。

    夏之时的离职念头，甚为迫切，3月19日《国民报》所载他致张培爵的电中，竟有“如三月卅日以前，不派总长来渝接事，则轻舟一舸，不辞而去，恐尺书片楮无由更达左右也”等句，说明他在“高人”指点下，去志已决。仅过两日，夏之时又在该报上登出辞职通告书，列举理由有三，“明者处世，适可而止，宠利居功，哲人所诫。此其当辞职者一也”；“内政外交，事事棘手，佐治偶尔失宜，不免前途贻患，纵同胞谅而宥我，而抚衷自问，又将何以为心？此其当辞职者二也”；“既生文明之世，又值韶华之年，不乘此游观中外，力图进益，则荏苒光阴，瞬焉即逝。此其当辞职者三也”。《夏之时辞职通告书》，载《国民报》1912年3月21日。行文矫情掩饰，咬文嚼字，显然有人为之捉刀，虽言之凿凿，但无一语能够释人之疑也。

    然而，向楚所说夏之时辞职仅为了钱财，果为实情乎？1985年，夏之时之子夏大正接受文史部门访谈时表示：“说夏为三万元而辞职，其理由难以服人”，并告以时人揣测的种种原因，包括“当时同盟会人内部的权宜之计”“夏对蜀军政府的妥协不满”“夏不愿与胡景伊合流”“确感重任难当”等，虽有疑似之处，也无一直抵真相。何一立：《夏之时》，载《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二辑，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夏之时没有想到，在他急于去职的时候，镇抚府总长人选胡景伊比他更着急。胡氏字文澜，重庆巴县人，日本陆军第三期士官生，在广西新军中任协统（旅长）时，武昌起义爆发，不愿附义反正，遂逃往上海，观望局势。不久，眼见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乃向曾有旧谊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示好；尹氏在成渝合并后，恰对重庆党人放心不下，决意以胡接替夏留下的位置。但是，在同盟会内部，重庆镇抚府总长一职，张培爵属意由张习或谢持继任，杨庶堪等人则力举曾与汪精卫在京城谋炸摄政王载沣的黄复生，电文中有“复生海内奇杰，众望所归，文澜本吾故人，亦有时望，但不如以复生接任为宜”等语。就在革命党人各持己见之际，尹昌衡乘机发表胡景伊为镇抚府总长，胡氏来重庆接任时，带着一个机关枪营，气势汹汹，众人只好屈服了。

    又经几番曲折，四川军政府准予夏之时辞职，赠学费三万元，以酬其勋。3月21日，辞职通告发表时，夏之时已“一舸东下，去蜀逾遥”，因他离职而留下的权力空间，却为胡景伊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仅过几个月，在镇抚府撤销后，胡氏即投靠袁世凯，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先后挤走了尹昌衡、张培爵，成为在川省一手遮天的人物，同盟会党人遭受宰割的日子，也从此开始了。

    隐身沪上，密谋反袁

    夏之时引退后，先回老家合江，盘桓了一些时日，又返重庆拜会老朋友，花去不少时间，及至收拾停当，船抵上海，恰逢1913年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准备就道时，已是二次革命爆发前夜了。南北分裂迫在眉睫，赴日留学之议，遂成泡影。许多同盟会骨干，此时聚集沪上，一部分人对宋案主张法律解决，大部分人要求孙中山下动员令，向袁世凯兴师问罪。以夏之时的脾性，当然是呼吁武力相见的。不久，他谒见孙中山，被委以策动川东独立反袁重任。还未动身回渝，赣宁湘鄂皖等地，频传革命党人失败消息，熊克武、杨庶堪组织的四川讨袁军也被迫解散。随后，袁世凯明令通缉各省重要革命党人，夏之时也名列其中，悬赏恰恰正是三万大洋。他逃入虹口日租界，在日本人开设的胜田旅馆躲藏起来，与董竹君相识，并演出一幕英雄救美人故事，便在此时。

    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洋泾浜，父亲是洋车夫、母亲是洗衣妇，迫于生计，她12岁就沦为卖唱女，在五马路青楼里做“清倌人”（只卖唱不卖身）。讨袁之役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亡命东瀛，紧接着，数百名国民党重要干部，也陆续东渡日本，也有不少负有使命或未及出逃的革命党人，云集上海公共租界，作为避难藏身之地，住在日租界的夏之时便是其中之一。为隐蔽安全计，党人们密谋议事，多在长三堂子里，借着打茶围、摆花酒之名进行，据董竹君所见，常出入于此的革命党，就有陕人井勿幕、湘人柳聘农、川人陈宽等。

    夏之时也常来堂子里，有时是“打茶围”，与人接谈片刻，随即离去；有时还摆花酒，与一些人交头接耳地密议，深夜不散。董氏正值豆蔻之年，聪明伶俐，又长得如花似玉，是众人的追逐对象，每天堂子里的水牌上都写满了她的局票，堂差多得应付不过来，但她独对这位穿灰色长袍、黑缎马褂的“夏爷”有好感，当得知年轻英俊的夏之时辛亥革命时率部起义，声震川东，曾做过重庆副都督，更为倾慕钟情。夏之时也因困守租界，寂寞难耐，加上在家乡的妻子刚刚病死，急欲寻一内助，一来二去，两人发生感情，竟至谈婚论嫁起来了。这也是夏之时与那些只想拿姑娘来耍耍的客人的不同。

    董竹君身处青楼，急欲跳出火坑，已等不及“夏爷”为她筹钱赎身，次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里，她设法终于从堂子出逃，投奔夏之时寄身的松田洋行，获得了自由。许多年后，董竹君回忆：

    从堂子火坑逃出来到结婚，前后共两星期。这段时间里，夏之时和我都不敢出去，所以没有办法去看双亲，心里很是不安。那是1914年（民国三年）春末，我十五岁，丈夫二十七岁。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前引书，第61页。

    适逢二次革命新败，大批京师密探正在上海布置罗网，抓捕革命党人，落网被杀者甚多，夏之时决定带着董竹君逃离租界，潜往日本。一起安排赴日避难的，还有一干党人，等到船票后从各自住所悄然集中于杨树浦码头，直到轮船出了吴淞口，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同船乘客还有宋庆龄，孙中山流亡日本不久，宋庆龄也于1913年冬到东京，做过几个月孙的英文秘书，两人这时已发生恋情；回国后，孙中山正式向她求婚，因家庭反对，这次宋氏又从上海私奔东京，好事经历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期间，孙中山在东京已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把讨袁之役进行到底。当时，不少同盟会老干部不赞成在誓约上打手模，并向孙中山个人宣誓，夏之时则毫不犹豫地加入新党，成为骨干分子，董竹君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家人在郊区代代木住了下来。

    这时候，在东京聚集着反袁革命党不下一两百人，夏之时以名孚众望，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重庆全权筹备委员，整天在家中来来往往的，都是各路革命党人。夏之时也常带着董竹君去同志家里应酬、串门，党人们虽口中大谈革命，但是，对于娶妻生子这样的私己之事，仍持保守观念。他们大多了解董竹君的身世，言谈举止中，对夏的这位新太太颇不满意。董竹君在自传里说：

    这些人家的男女都瞧不起我，尤其是太太们，一见我进去，就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把嘴一撇，根本不理睬我，把我冷落在一边，有时还嘲弄几句。有些人喝了一些酒，如福建人方声涛就故意叫我“如夫人”，意思是我只配做姨太太。他们在背后常常冷嘲热讽，议论我这个卖唱出身的人，怎会把书念得好？还是个正太太！……当时唯有赵铁桥夫妇不蔑视我，常有往来。同上，第64页。

    由此可见，夏之时娶了个青楼卖唱女子，不仅为同志所病，就连方声涛这样思想先进的著名革命党人，也难以理解，该顶着多大的精神压力。这也正是他不同寻常的地方。因而，他常常鼓励董竹君用功读书，自己争口气，也不给他丢脸。岂料，聪明、要强的董竹君志向远大，经过几年在学校的熏陶，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修炼，思想境界反而超越了夏之时，当她要争取自己的自立地位时，两个人针锋相对，时常争论不休，夏之时的守旧落伍，只能处于下风了。

    几起几落，命运多舛

    袁世凯称帝后，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陆续回国，组织护国讨袁之役，夏之时也于1916年夏初奉命返川，招集旧部，响应向川南进击的蔡锷护国军。袁氏病死后，1917年护法战争兴起，西南护法联军抚军长唐继尧与夏之时在辛亥革命中有旧谊，鉴于夏氏在重庆的影响，委以四川靖国招讨军总司令兼川东宣抚使，与护法军四川总司令熊克武、四川招讨军总司令石青阳、四川援鄂总司令黄复生，遥相呼应，皆为川省革命党人之中有力者。夏之时到赤水赴命后，唐继尧即拨给贵州游击军两营，交其节制指挥，旬月之间，夏军攻占川南数县，进驻合江，正在候命北伐时，形势发生了变化。

    当护法战争进入尾声，出任四川都督的熊克武，本是辛亥举义时蜀军一个师长，这时决计统一整编川军，乃电邀夏之时率部西上，会师成都，共商大计。未料，夏之时率所部三千余人行进到成都大面铺，即被缴械收编，夏氏本人也被免除了军职，改任“建昌道尹”，他赌气未就，于是寓居成都赋闲。

    此后几年，川省军阀混战，政局风云变幻，夏之时也不甘寂寞，参与其中。1920年，吕超受孙中山委派，就任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兼四川总司令时，曾邀夏氏出任四川护法川西总司令等职，不到三个月，熊克武、杨森、刘存厚联合攻打成都，护法军败绩，夏之时携全家从东胜街司令部翻墙出逃，避难于城内太平桥法国医院，才躲过一劫。中间又几起几落，他终于变得心灰意懒起来，家庭变故因之而起。

    这时的董竹君，经过在日本数年的西化教育，已成长为一位眼界开阔、性格坚强的新女性，不甘心只做官太太，随夫回川后，开办女子织袜厂、黄包车公司，追求经济上独立自主。夏之时在仕途上迭遭坎坷，心境性情随之愤嫉乖张，同时染上赌博、吸鸦片等恶习，解甲之后在成都创办锦江公学，自任董事长，不久迁到上海闲居。两人志向各异，貌合神离，遂有渐行渐远之势。这时，夏之时最好的朋友中，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收夏之时长女为干女儿），一个是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其子安国拜夏之时为干爸爸），往来密切，情同手足；董竹君则热衷社会活动，支持学生运动、同情共产党，因政治关系，数度被捕入狱，如此夫妻，能不决裂乎？到1929年，他们已育有四子一女，协议分居五年，其间，川中的几个党国大佬，国民党中执委谢持、四川省长杨庶堪、四川省议会议长李伯申等，先后到上海从中调解，但破镜难以重圆，两人终于离异。据董竹君在自传中谈到，后来夏之时为了报复，曾两次企图谋害她，其中一次，是在1932年“九一八”事变不久，董竹君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夏之时授意川军军长范绍曾下此狠手，因杨虎不同意而作罢，新中国成立后董、范、杨几个人在北京会面，仍忆及此事云云。但这时夏之时墓木已拱，既有隐情，也无从辩白了。

    抗战爆发后，夏之时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从成都返回老家合江，1939年迎娶唐则吾为妻，育有一女。这时他已戒了鸦片，以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为乐，曾任合江县银行董事长、法王寺佛学院院董，自诩修身俭行，不问政事。董竹君在上海创办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南京、上海政要商界人物常出没于此，由此声名大振，新中国成立后，易名锦江饭店，为沪上著名涉外酒店之一。董竹君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病逝于北京。夏之时则命运多舛，回乡隐居后，时任合江县县长杨诞孚与他多有交往，曾回忆夏氏晚年居乡时情形：

    夏之时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在家写大字，既不沾烟酒，又不打牌下棋，由于对日本的感情深厚，他的住宅也仿照日式建筑，大门额首题嵌有“四毋草堂”四字，可能有自励自高之意。那时他已六十多岁，但精神矍铄，躯干挺直，还保持着当年当军人时的英姿……龙泉驿起义是他生平最得意的革命杰作，每谈到简阳，他都眉飞色舞，娓娓不倦。他还请画师画了龙泉驿起义图一幅，以资纪念。杨诞孚：《夏之时晚年生活点滴》，载《简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31页。

    此时的夏之时，虽以退处林泉、闲云野鹤自鸣，但对外界的喧嚣仍不免留恋，1945年年初，他托国民党元老张继谋任四川参议会参政员职务，张氏曾致信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称夏氏“辛亥首义龙泉驿，厥功殊伟”，请为之助，不知为何，仍然落选。合江解放初期，夏之时以地方知名人士，一度担任县治安委员会委员，当时新旧势力交替纠结，都想抬他出来做领袖，他周旋其间，尤其与县自卫总队的头子纠缠不清，不意这次对局势又做了错误的判断。吕超路经合江时，曾劝他暂离乡间，去重庆迎接故交刘伯承，以求保全生命财产。夏之时不听，遂在接踵而来的镇反运动中被逮捕，1950年10月，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被枪决，时年63岁。他的两个兄弟及一个侄子，也同案被杀，长子夏述禹流落街头，儿媳张映书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87年，夏之时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辛亥革命元勋的荣誉，其遗骨被迁于成都磨盘山公墓功勋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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