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芾煌为南北议和出生入死

    民元初冬，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的胡适，迎来了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现在是稽勋留学生的任鸿隽，异国相逢，叙谈甚欢。一年前，胡适考取清华庚子赔款保送的留美官费生，最初在康大选读农学，这时刚转入文学院；任鸿隽字叔永，四川人，入校后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几个月前，他的身份还是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对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国体更迭等大事，知之甚详。所以，两人一起闲谈时，这也是经常的话题。有一次，谈到同是中国公学老同学的朱芾煌，任鸿隽乃出示随身携带出洋的一册朱氏日记。胡适也有写日记的习惯，匆匆读毕，大感兴趣，当天遂有如下一条记事：

    在叔永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按当作“归国”）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袁世凯），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绍仪）、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家珍）君，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人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精卫）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胡适留学日记》（上），民国元年十二月五日条，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7-108页。

    若不是胡适当年有此一段记载，而且在其成名后，他的日记备受史家重视，后人若非专门研究南北议和史事者，哪里还晓得曾有朱芾煌其人，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在政治大舞台的幕后，风尘仆仆，出生入死，扮演过纵横家的角色呢。

    因募捐结识袁克定

    朱芾煌，原名朱广德，字绂华，四川江津县白沙镇人，父亲为塾师，授学有道，故他在16岁时就考上了秀才，在当时来说这也算是个异数。光绪三十年（1904），重庆府合并东川、渝郡两家书院，开办中学堂，朱氏这时已在科考中取得江津县案首（县试或府试终场第一名），亦前往投考，自然名列榜首，被录入师范班，一年后毕业。此时西学风气渐开，富有新思想的学生都热衷于留学，朱氏也不例外，风尘仆仆去了上海，几经周折，于1906年入中国公学就读。其时他21岁，在同学中年龄稍长；胡适入学时才16岁，是同级最小的学生。中国公学是日本在明治三十七年（1905）发布中国学生取缔令后，归国留学生自己创办、提倡自治的学校，只有中等程度，因师生中有不少人是同盟会员，革命气氛很浓厚。

    从任鸿隽晚年回忆录《前尘琐记》中可知，朱芾煌也是从日本归来之一员。任氏在追述中国公学与同盟会关系时说：“当时从日本回来的学生中有多少是革命党，虽然没有调查，但川人中如朱芾煌、但懋辛，就是其中的一二。后来我加入同盟会，也是他们介绍的。”若此说果然，则朱芾煌首次赴日时间或在离开重庆，东下游学期间，此时，上海的两所新式学堂——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均未成立，向往西学的内地学生远渡东洋，以求深造，为一时之风习。又查台湾“国史馆”珍藏的《中国同盟会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列有朱绂华其名，籍贯“江津县”，入盟时间为“丙午（按1906年）六月初九日”，主盟人为“中山”。由此可知，朱芾煌加入同盟会时间，并非一些人名辞典、包括他的后人纪念文章中所称（都说在1909年），而要提前三年，即在1906年入读中国公学之前，他已是同盟会员了。

    任鸿隽自日本回国后，入中国公学高等预科乙班，与任鸿隽同窗。任氏自述中，有如下记载：

    校中设大学预科甲乙班及普通科数班，余入校即居预科甲班。其课程为英文、数学、代数、几何、图画、音乐等。同班学友后有名于时者有胡适之（原名胡洪骍）、但懋辛、苏鉴轩（原名苏明藻）、朱经农（原名朱经）诸君，不同班而交谊特厚者有朱芾煌、邓胥功诸君，不同校而同在上海时相过从者，有傅有周君，后三人又重庆中学堂同学旧友也。《任鸿隽自述》，载《近代史资料》总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中国公学开办不久，困难重重，负干事之责的湖南学生姚洪业，愤于清廷吏治败坏，乃投黄浦江自尽，以期唤起国人对公学的关注。办到第二年，师生们不满于官府干预办学，又组织起来，大闹了一场风潮，结果，大多数学生退学，租赁爱尔近路庆祥里作为校舍，组建了一个新校，名为“中国新公学”，依靠社会各界资助，支撑了一年多。

    宣统元年（1909），学校经费拮据，已到难以为继地步，大家推举年龄较大、经验较多的学生，到各省劝捐，朱芾煌就是其一。胡适《四十自述》所记：“我们（新公学）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盖此之谓也。胡适：《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3年，第158-159页。所谓“有力的介绍”，是指这些代表赴各省时，携有熊希龄等人所写的介绍信，虽然大多数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朱芾煌却有意外的收获。胡适又说：“（朱）芾煌和其他几个出去募捐的同学虽然没有募到多大的捐款，但他们因此认识了不少的人，也增加了不少的经验。芾煌认识袁克定大概是从他为中国新公学募捐时期开始的。”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年，第173页。

    袁克定为袁世凯长子，1908年晚秋，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死，袁世凯即被朝廷革斥，称疾返回河南，韬光养晦，《自题渔舟写真》诗中，有“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之句。袁克定这时的身份为荫候补道员，也随父隐居彰德，密结袁氏旧党，并主持与外界联络事宜。朱芾煌劝捐于此，而袁克定能对一个小他六七岁的学生“一见如故”，说明朱氏在结交对应方面，确有过人才干。

    中国新公学支撑到宣统元年初秋，终于解散，一班旧同学，胡适留在上海华童公学教国文，朱经农去了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任教，任鸿隽、朱芾煌则相继再赴日本，继续求学。当时清廷与日本文部省有约，凡中国留学生考进指定高等学校者，方可领取官费，以朱芾煌的学力，下了一年多的功夫，终于取得日本中学的毕业文凭，并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成了一名官费生。在此期间，他和已经参加同盟会的四川同学喻培伦、李肇甫、熊克武、任鸿隽等，来往密切，虽然也做过偷运手枪炸弹、撰写反清文章、张贴排满布告等事，但并未显出有何出众之处。就学未久，转年秋天，国内就传来了武昌起义消息，朱芾煌与一伙同学相约回国，参加革命。道经香港赶回内地时，江南重镇中，上海已经宣布光复，杭州、苏州也接踵反正，清廷在东南的最大堡垒——南京正在江浙联军围攻中，唯独武汉前线的战事已进行了半个多月，形势对民军仍然不利。

    自袁世凯被朝廷任命为湖广总督，接替陆军大臣荫昌到前线督战后，清军发起凶猛攻势，以大炮扫荡前进，汉口、汉阳接踵失守，战时总司令黄兴指挥民军反攻失利，离汉赴沪请援，局势十分危急。就在这当儿，袁世凯又被召回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剿抚，把握战和。袁氏放眼天下，已成汹汹之势，测度人心，莫不向往共和，于是深知大清王朝必然毁于这场革命，欲免祸及则急需它图。在他的操纵下，北洋军向坚守武昌的民军提出了停战言和。这是南北议和的起点，也是朱芾煌参与创造这一页历史的开始，他的才华和智慧得以因缘际会，超常发挥，正所谓集天下风云于一身，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了。

    成为袁世凯座上客

    南北议和，是清末民初政局的第一等大事，袁世凯复出后，即下令冯国璋、段祺瑞两部向民军发起进攻，于11月1日攻陷了汉口，就在这天，清廷发表袁氏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朝廷军政大权落入其手中，下一步局势如何演变，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图。袁氏此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方面通过南北联合改变国体，压迫朝廷退位，一方面通过展示实力，向革命党要求倒清举袁，目的只有一个，便是要成为未来新政权的首领。围绕这个目标，他从一上任起便“剿抚兼施”，开始做不同方向的努力，其中包括攻下汉口、汉阳后，不再展开大战，同时让清军列炮于汉阳龟山，隔江轰击武昌城等，但最主要的手段，还是谋求与南方革命党谈判。

    袁世凯派出的第一个使者，是他的幕僚刘承恩。刘氏是湖北襄阳人，早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曾担任随营武备学堂监督一职；1883年，黎元洪投考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刘氏作过他的保人。因为这段渊源，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就召刘承恩到河南彰德，面授机宜，命他南下武昌，向湖北军政府斡旋和平。刘氏于10月29日到汉后，两次作书致黎元洪，提出休战，均遭拒绝。其后，袁世凯又加派他的英文秘书蔡廷干为使者，由英国驻汉口领事陪同，渡江谒黎，所示开列条件中，仍有拥护君主立宪等内容，革命党人群起反对，并复信劝袁“反正来归”，刘、蔡无功而返。

    如此一来，下一回，便有了朱芾煌的出场。与朱氏前后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吴玉章回忆：

    有一个叫朱芾煌的川籍同盟会员，在武昌起义以后，估计到袁世凯一定会得势，便跑到袁那里去进行投机。他去到彰德，看见袁世凯布衣草帽，成天在那里钓鱼，装作不问国事的样子。朱于是劝袁趁机把清朝政府的军政权力夺取过来，然后投效革命，那么革命方面一定会推袁出来统一中国；并表示他愿意为袁在革命方面进行疏通。袁听了以后，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表示，暗地里却非常喜欢。因此，他把朱芾煌留作策士，待以上宾之礼。吴玉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载《辛亥革命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77页。

    吴玉章的回忆中，虽对朱芾煌多有偏见，所述朱氏曾赴彰德拜见袁世凯一节，大体是事实。但是，朱芾煌在武昌起事后，自东京归国，即往来于彰德、北京、天津之间，联络袁克定、游说袁世凯，并不是个人行为，而与京津同盟会的革命策略，及袁世凯所赏识的杨度、汪精卫等人的意图，都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朱芾煌去彰德访袁，并非贸然登门，而是携有袁克定呈其父的一封介绍信，内容是：

    友人朱芾煌君为同盟会会员，素与皙子（按即杨度）相熟。武汉失守以后，自香港来京，由皙子转介，云奉该党首领黄兴密示，欲与宫保大人面商时局机密大计。男意朱君所谈容或有裨于父亲大人运筹帷幄，请予赐见，万幸。见寒波：《袁世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8页。

    皙子便是杨度的别号，杨与袁世凯认识，早在甲午年公车上书时，十多年后他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保荐人就是袁氏，其后两人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预见自己将东山再起，于是召杨度到彰德，研究局势，并派他作为私人代表，参与南北调停。袁克定、杨度这时都在北京，让朱芾煌去洹上村见袁世凯，“面商时局机密大计”，就是他们出的主意。据有关资料，朱芾煌在与袁世凯会面后，随即奉袁的意旨，乘京汉路火车南下，到达武昌后的活动情况，见《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911年11月29日的纪事：“袁克定密遣留学生朱芾煌（字绂华）携汪兆铭函到武昌，主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总统，军政府表示同意”。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宣统三年阴历十月初九日（1911年11月29日）条。

    那么，“汪兆铭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杨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时，与汪兆铭（精卫）是同学，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为获得革命党人好感，即奏请朝廷特赦因谋刺摄政王载沣而被判死囚的汪精卫，留京试用，并在汪氏被释后亲自接见长谈，以为笼络利用。在他授意下，杨度和汪精卫发起了一个“国事共济会”，声称分别代表立宪派与革命党，要求南北即日停战，召集临时国民议会定夺国体问题，朝廷与革命军都应服从决议。此议一出，同盟会在上海出版的《民立报》，即发表社论，直斥其为“无聊之共济会”。在这个背景下，朱芾煌持着汪函出使武昌，会有如何结果呢？

    这又与汪精卫在南北和谈中扮演的角色，直接相关。同盟会在北方的重心为京津保支部，该会主持人为汪精卫、李石曾，李石曾是已故清廷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李鸿藻之子，因而得以与袁世凯密切接触。汪氏出狱后，即成为袁世凯的座上客，一面与袁克定结交为换帖兄弟，以为转圜，一面与重心已移到上海的同盟会总部函电交驰，磋商议和活动。他虽然仍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但对清廷未使他“引刀成一快”，不免有感恩心理，这期间，京津支部布置刺杀袁世凯及度支部大臣载泽、陆军部大臣良弼等清廷中有力人物，更使他陷入左右为难境地。这种妥协心态，势必影响到朱芾煌南下的使命，朱氏与袁克定有旧，又受了袁世凯重托，他本人是老同盟会员，其妹夫何鲁也是京津保同盟会成员，此度北上又南下，四出奔走，参与和谈密议，身后最大的推手，不仅汪精卫其人，也包括在汉阳失守后退到上海坐镇、总揽全局的黄兴，种种复杂关系，汇集于他一人身上，足见每逢历史关头，个人作用之至关重要了。

    这时，朱芾煌的使者身份，既作为汪精卫的私人代表，协调湖北民军行动，又奉了袁克定旨意，与北洋军秘密接洽，颇有两面间谍的意味。这么一来，他首次到了两军对垒的武汉前线，就不免碰壁。时任湖北军政府总稽查处稽查员的范腾霄，对朱芾煌初到武昌情形，印象十分深刻：

    适都督府哄传拿获汉奸朱芾煌，将置之法。余往视之，朱略通日语，似曾相识。细讯之，为汪精卫自北京所遣，且持有函，大意谓，汪已与袁项城商妥，命其来武昌交涉，彼此暂时俱按兵不动，候袁迫清廷退位云云。余以大势衡之，事实当不虚谬，函为汪亲笔无疑，即朱亦系志士。当请黎（元洪）释之，且待以宾礼，人心为之稍定。然仍严戒备，未敢高枕卧也。范腾霄：《黎元洪葛店之行和我奉命购枪械的经过》，载《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42页。

    范腾霄所忆，便是11月29日发生的事。这时，冯国璋率领的北洋第一军在攻破汉口，并纵火烧城后，又进据汉阳，为挽救危局，民军方面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战时总司令黄兴鼓轮东下，急赴上海请兵。武昌城岌岌可危，形势一下紧张起来，和议话题由此浮出水面。据都督府顾问李国镛记述，就在武昌人心惶惶时，黎元洪不顾众人反对，坚意退走葛店，行前曾开会讨论朱芾煌所携汪精卫函中的停战条件，“佥谓如袁公实行南北联合，推到满清政府，我等愿举袁公为大总统”，可见黎元洪与朱芾煌见了面，且对北方提出的条件颇为心动。

    这是革命党人落入袁世凯圈套之始。袁氏的计策是先以军事行动占据上风，再以谈判来迫取革命党人的承认，其后南北联合倒清举袁，则就易如反掌了。不幸的是，朱芾煌在纷飞战火中所积极奔走者，正是袁氏处心积虑欲要谋取的。李国镛对朱氏此间活动，还有如下一段记述：

    朱（芾煌）君云，南北方谋联合，非往租界先定停战约不可。都督（黎元洪）命镛（按李国镛自称）与马君伯援同往，渡江至俄领事府，约北军派员来会，不至……越数时，北军尚无停战电。朱君即往见军统冯国璋，自称为袁公派来联合南北两军代表。冯军统惧为朱君所卖，当用专车押送北京。朱君上车后，致函俄领事府，转交镛云：其瑝（按芾煌之误）至北京，两日即有停战电至，三日即可返鄂。《李国镛自述》1912年铅印本，载《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50页。

    朱芾煌过江谒见冯国璋而被拒一事，李国镛述之简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十月初十日（1911年11月30日）纪事可为对照，亦嫌不足：“军政府派李国镛、马伯援、夏维松，与朱芾煌在汉口俄领事馆商停战，约清军派员来会，不至。朱往见冯国璋，被拘。（袁克定得报，即电函国璋营救芾煌，押送北京后获释。）临行致书俄领馆转李国镛，谓到京后，两日即有停战电函。”实际上，要说朱芾煌在南北议和时期的出生入死，这是最大的一次历险。

    险些被冯国璋所杀

    11月30日，与朱芾煌从武昌方面渡江北来，同往汉口俄领事馆商议停战事宜的湖北军政府代表，除了李国镛，还有马伯援、夏维松两人，都是黎元洪的顾问。不知何故，本来由俄国领事出面约请的清军代表，却久候不至，众人不免面面相觑。这时候，朱芾煌以自己身负重任，关系南北安危大计，不愿失去这次机会，于是提出独自去会冯国璋，在当时两军对垒情形下，这是要一定胆量的。果然，走出租界，途中就被冯军前哨截获，疑为间谍，如临大敌。若不是从他身上搜出所藏“钦差大臣袁”的龙票（即护照），以其身份难辨真伪，暂时拘禁，在这交战正紧的当儿，他早就没命了。此一节大事，不能不详加钩沉。好在时人也留下一段相关回忆，便是冯国璋第一军参谋长张联棻的纪事：

    当武汉战局紧张的时候，我正在司令部计划军事，忽由汉口租界过来一人，名叫朱芾煌，手持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的一张通行护照，声称要见冯总统（按冯国璋时任第一军总统），有要事相商……我一面派人把他监视起来，一面报告了冯总统。冯国璋和我商议对付之策，决定据情电报袁世凯请示。袁世凯接了电报，随即回电，电文大意是：“此人不是好人，专门在外破坏你我兄弟名誉，请你就地正法。但克定刻不在京。”冯国璋看了袁的回电，便说：“杀了吧。”我细读袁世凯的电报后一句话，似有隐情，便说此人不可杀。冯国璋再拿电报一看，才看出电报尾子上，还有“但克定刻不在京”一句话，他问我这事如何办，我建议向北京打电报询明袁克定现在何处。这个电报打出去后，得北京张士铨回电，说袁克定现在彰德。再打电报给彰德袁克定，袁克定回了电报，电文是：“我与朱芾煌生死相共，如他死，我亦不能生。”冯国璋看了袁克定的电报，才知道朱芾煌此人是如此的重要，和我研究结果，派出宪兵一连，乘火车一辆，将朱芾煌押送到彰德，交与了袁克定。张联棻：《记辛亥武汉之战》，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82页。

    至此，冯国璋才恍悟袁氏父子一起耍的把戏。原来，在攻打汉口、汉阳的战斗中，北京方面时而下令猛攻，时而传旨收兵，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政治名堂。在袁世凯操纵中的南北议和，都严格限定在幕后，悄悄进行交易，此时朱芾煌贸然行事，被露出了马脚，当然不能承认。所以机密一旦外泄，为了不被人抓住把柄，袁世凯宁可让冯国璋杀了朱芾煌，也不能暴露他正在与南方革命党讨价还价的实情。同时，袁世凯又一贯其深藏不露、若隐若现的行事风格，“但克定刻不在京”云云，便是出给冯国璋的一道字谜，让他去猜自己的心思。幸亏张联棻从中看出了隐情，这其中若有闪失，或稍一忽略，则朱芾煌性命定然不保矣。

    朱芾煌以一个老同盟会员，为袁家父子的私利奔走卖命，虽属可悲，但他的“雇主”也并非无情寡义，还是在关键时刻伸出了援手。当他被冯军拘禁、命悬一线之际，袁克定及时地从彰德打来营救电报，其后仍不放心，当天又派人乘京汉火车到汉口，捎来一信，将解救朱芾煌一事坐实。此信内容为何？直到1959年3月，胡适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袁克定致冯国璋手札所作跋文发表，真相才得以大白。信曰：

    华甫（按冯国璋字华甫）大哥爵帅大人：朱君芾煌，系弟擅专派赴武昌，良以海军背叛，我军四面受敌，英人有意干涉，恐肇瓜分，是以不得不思权宜之计，以定大乱。今早有电，谅达记室。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此上，敬请勋安。弟定顿首。《袁克定致冯国璋函》，原载台湾《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1960年出版；引自《近代史资料》总45号，1981年，第224页。

    信使抵汉，朱芾煌立即被释放，送上北返火车，直到驶出湖北地界，他才松了一口气。回想险情，不禁心惊肉跳。其实，他这次衔命到武昌，身上除了携带袁克定发给的护照、汪精卫致黎元洪函，还有一件袁世凯本人写给黄兴的密信，内容无非是与黄兴沟通拉拢。此前不久，黄兴在武汉指挥民军与北洋军交战时，曾致函袁世凯，呼吁他拥护共和，并以中国之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袁氏的复信，字面上对此不置可否，但心底里却是为之旌动的。但朱芾煌到武昌之际，汉阳刚刚失守，黄兴已于三天前鼓轮赴沪，此信无从交达，所以一直带在身边。当他被押返彰德后，即由袁克定陪同，一起赴京谒见袁世凯。甫一接谈，袁氏最为关心的便是这封信的下落。后来，朱芾煌大约也向京津同盟会报告过此事，故同人对此印象颇深：

    （朱芾煌）解送回京后，袁（世凯）一见面即问其密信事，朱答称于被捕的当晚即将密信扯碎咀嚼，咽入腹内了。因而袁大为赏识，认朱颇有才干。朱继又向袁献策，称与近在天津的汪精卫有旧，愿代袁与汪秘密拉拢，经朱从中活动，袁汪关系一拍即合。汪即决定到南京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力主和议……且在南下后竟函电阻止炸袁，因此激起了许多同志的愤慨，坚持照原拟计划行事。税西恒、何鲁、唐午元：《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55页。

    朱芾煌回京向袁世凯复命时，全国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到12月2日，由中部同盟会总会组织的江浙联军攻陷了南京，加上粤闽湘赣等省陆续光复，东南半壁眼看就成为革命党的天下。袁世凯睹此情形，默察大势，与南方和谈之念更加迫切，遂于南京易手后，正式委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先到汉口、后转上海，与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会谈。按袁氏的想法，南北和谈的一切，都要围绕拥戴他为国家统领来进行，因此，为了稳妥起见，他双管齐下，同时授意加派保定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少游），作为第二军统领段祺瑞的私人代表，与黄兴的代表、江浙联军总参谋顾忠琛交换条约，以确保军队方面宣布倒清之后，全体拥袁。

    从12月中旬起，廖宇春奔走于南北，前后有一个月时间，在上海英租界、京师皇城根等处，与南方军界代表频频见面，交换议和条件。在此期间，廖氏撰有日记，后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为名出版，其中不乏有关朱芾煌活动的记录。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按阳历1912年1月15日）一条：

    二十七日。由芸台（按袁克定字芸台）介绍，访朱君芾煌于西河沿中西旅馆，畅谈良久。朱君性沉毅，能识大体，不念旧恶。此次受民军委托，与内阁秘密交涉，于两方面疏通之力最大。谈次叙及大树（按指冯国璋）之事，余颇曲为剖白。朱君曰：吾曩在武昌，与民军订推袁之说，过汉口，往见冯，几为所害。芸台力电营救获免，否则久为泉下人矣。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载《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81页。

    朱芾煌与廖宇春的接触，是与南北和谈大局并行的其中一条线。在此前一个月，即辛亥年12月18日，由清廷议和总代表唐绍仪及随行者约一百人组成的使团，已入驻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行辕，与南方革命军总代表伍廷芳领衔的班子，在南京路市政厅开始谈判。期间几多曲折，一言难尽，在桌面上，南方提出的条件是：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并促成清帝退位，革命党人愿以大总统职位作为回报；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与袁世凯有私交者奔走其间，在幕后传递消息，疏通意见，朱芾煌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若是他能够预见到，南北和谈终以革命党人的妥协、独裁者的上台而结束，还会勇于搭上自己的性命，或者甘冒这种不名誉之风险吗？历史的悲剧就在于此，在特殊时期和许多关键时刻，创造历史的人除了做牺牲者，还有别的选择吗？

    孙中山签发一号委任状

    就在南北议和紧锣密鼓进行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已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宣布开国改元，但朱芾煌的使命还未结束。据任鸿隽《前尘琐记》，当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后，聚集在上海的同盟会干部便纷纷赴宁，筹组临时政府，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已内定为胡汉民，任鸿隽与几个川籍同盟会员都是秘书处人选，任氏乃同“朱芾煌、黄复生、雷铁厓、吴玉章、李伯申、熊斐然一班人，搭了中山先生赴南京花车到南京，这是一九一二年阳历元旦的前一天，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任鸿隽：《前尘琐记》，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709页。

    这时候，朱芾煌也有了正式的身份，元月5日，孙中山为他签发的委任状，正文是：“令委任朱芾煌为总统府秘书员此状”。台湾党史会出版的《革命人物志》中有关朱芾煌一节，考证说：

    芾煌所奉到的委任状，是国父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号委任状，芾煌认为这是他毕生所获最大荣誉，常常引以告人。周开庆：《朱芾煌》，载《革命人物志》第十五集，台北：中央供应社，1976年，第59页。

    当朱芾煌晋谒孙中山，报告在北方的工作时，颇得嘉许，他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却并未留在秘书处内具体办事，孙中山嘱咐他仍速返北京，继续策动袁世凯反正。这时，正式的南北议和代表还在上海开会磋商，议题重心是优待清室条件，及孙中山向袁世凯禅让临时大总统。朱芾煌负有秘密使命，作业重心仍在北方，即听命于汪精卫，通过袁克定的关系，传递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意见，向袁世凯施加压力。从廖宇春日记中可看出，他这个幕后纵横家身上，担当的是天下的安危：

    本日（按十二月初六日，阳历1912年1月25日）有朱君芾煌，交来孙中山一电，内言：皇室推翻之后，袁内阁须发表实行共和意见，文（按孙中山自称）即向参议院辞职，再由参议院选举袁内阁为临时大总统。其清政府当与皇室同时取消，袁内阁即来南京政府就任，且须遵照参议院所定宪法履行，誓不违背云云。语极强硬，但取消北政府，而南政府并不取消，大有绌北伸南之势，盖欲以袁氏为傀儡也。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84页。

    孙、黄的策略是，清廷宣布退位后，即由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遵守承诺，孙中山同时辞职引退，并向临时参议院荐袁氏为继任大总统，但条件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袁世凯必须亲到南京受任；临时政府颁布的一切法制章程（即约法），袁氏必须遵行。这个策略要达到的目标是：早日促成南北统一，巩固民国根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然而，袁世凯何等老奸巨猾，他岂能看不出，革命党人设计一个内阁制政府，并坚持要他来南京就职，目的是既达成全国和平统一，又牵制、监督大总统的权力，最后只让他做一个空头国家元首？以袁氏重权在握，自视甚高，大总统虽是其所夙愿，但他毕竟是不甘做革命党傀儡的。此后数月间政治风云，都围绕着这一关键点弥漫展开。

    随着南北和谈进程加快，孙中山审时度势，力排众议，让位于袁世凯的口风进一步松动，引起同盟会内部大哗。不少革命党人坚决反对向北方妥协，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愤怒与不满，1月16日，京津同盟会组织刺客在京师东华门丁字街，以炸弹袭击正在朝见回府的袁世凯车队，致使卫队死伤十人，便是极端的一例。在这种情况下，朱芾煌作为调和使者，数月来效命南北，奔走诸事，党人皆知，因而不免受到攻击和指责。特别是在议和活动中充当南方政府主脑的汪精卫，已被袁世凯软化，并通过发起组织宪政共济会，为袁氏上台制造空气，更为党人所不容。朱芾煌既为汪精卫下属，党议沸腾，众目所指，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恰在此时，廖宇春也受袁世凯委托，组织共和宪政统一会，旨在“调和双方意见，化敌为友、以维大局”，并特邀朱芾煌联名共同发起。朱氏婉言拒之，且有如下一段表白：

    朱君曰：此事颇关紧要，但鄙意破坏既将告终，即仆义务已尽，至建设之举，自有人才，非仆所敢希望。仆但求作一共和闲人，优游盛世，于愿已足。且仆近因调停和议，頓处嫌疑地位，颇受南方攻击，谓为变心，实则仆为大局计划，不得不委曲求全，区区此心，惟天可表。倘再联名，更贻口实，君系解人，谅能恕我。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96页。

    朱芾煌身负特殊使命，苦衷甚多，且不为同人谅解，固是事实；然而，自古以来，扮演折冲樽俎的角色，又有谁摆脱得了世人的误会呢？“区区此心，惟天可表”，说明朱氏对此是了然于胸的。在这期间，朱芾煌、李石曾作为南京代表，驻京与袁世凯内阁秘密交涉，他们和南京总统府及设在上海大马路的同盟会总机关部，每天都有函电往来，如向孙中山报告京城报界议论同盟会“巨债”事、与汪精卫商讨清帝退位条件等，均存《孙中山藏档》中。当南北两方为清帝退位诏的文字表达，而函电交驰，争论不休时，他与李石曾联名向汪精卫拍发急报，报告与袁世凯等人交涉情况，说明既已为南方力争最大利益，又要考虑袁氏的想法，措辞之间，颇见他们左右为难的窘境：

    已向袁（世凯）、梁（士诒）尽力交涉，舌战良久，彼已将民军诸条，一切认可。惟退位事，字样改为“以权位公诸天下”。又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数字，须改为“大清皇帝尊号延续如旧”等字。芾（按朱芾煌自称）思此数字，名异实同，似不妨少为退就，为彼留对付清后之地步。据梁云：若民军能照此答复，必能即刻宣布共和。袁覆电驳议虽多，均为手续周圆起见，但一切驳还，自无不允之理。《李石曾朱芾煌致汪精卫电》（1912年2月9日），载《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第122页。

    就在朱芾煌等人为退位诏中数字之易，而绞尽脑汁，与袁世凯亲信、时任清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争论时，袁世凯的种种盘算，也在付诸实现中。就在袁氏授意北洋诸将领通电拥护共和之后，2月12日，朝廷被迫颁布诏书，接受优待条件，宣布清帝逊位，清政告终。袁氏且在已经南方认可的诏稿中，加了一个伏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意在把自己将来的地位坐实。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朱芾煌在京城忙活了半天，名为同盟会争取权益，其结果不过是为袁世凯做嫁衣罢了。

    满清权位取消三天后，孙中山应诺辞职，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随后派蔡元培、汪精卫率领迎袁使团北上，促请其赴南京就职。但因为京津兵变的发生，恰好贻于袁世凯不能南下的口实，遂于3月10日，坚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本来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底线，也终于被袁搅黄了。令人诧异的是，对于请袁往南京组织政府之论，朱芾煌、李石曾在上引致汪精卫电中，除报告“此间中外舆论均不赞成”，且表示“弟等亦以为有所不可”，并嘱汪精卫“设法转圜，以免枝节”。在次日致汪电报中，他们还转达了法国驻华公使马士理及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向孙中山的进言：如以北京为都城有困难，“仍以由南京政府委托代表到津组织政府为最适宜之办法”《李石曾朱芾煌致汪精卫电》（1912年2月10日），前引书，第124页。

    朱、李向孙中山传递北方舆论导向，并出此下策，本意是要早日促成南北统一，却再次落入了袁世凯圈套，这都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吧。

    袁世凯上台后，南北方的对立因此结束，南方革命党人却逐渐感到大失所望。此后共和名存实亡，辛亥革命果实损失殆尽，种种巨大祸患，皆种因于南北议和时，革命党轻信袁世凯，而做出的错误选择。孙中山之妥协退让，具体执行人更有若干，朱芾煌不幸为其中之一，后来能不长时间悔恨交加于内心乎？

    袁氏派他回川宣慰

    然而，在当时，同人对朱芾煌最大的误会，便是以为他不辞辛苦地投入南北议和，又这么真诚、卖命地替袁世凯辩护，一定看到了在这场对峙中，北方势力众、胜算大，预先捞取资本、日后投袁为靠山的。但事实上朱氏并没有这么去做，人们遂对他产生了新的不解。袁世凯上台后，对于为他出过力的人，加官晋爵者甚多，尤其尽量笼络羁縻同盟会中有力人物，进京后或给予各种名义，或担任各种要职，实则就近控制与监视，朱芾煌却不在此列，亦一怪事。

    在辛亥革命中，四川成都、重庆各自成立了军政府，各自发号施令，矛盾迭出。眼下，为了两地权力的合并，又争执不休，急需有资望的人赴川调和慰问，袁世凯委派了朱芾煌和吴玉章，给予四川宣慰使头衔，让他们一同返回家乡，调解党人之间的纠纷，促进实现川省的统一。据吴玉章回忆，出发前，袁世凯交给朱芾煌一大笔钱，任由他们支用。朱芾煌与吴玉章商量如何开销这笔钱时，提出两人每月各六十元，“同行的人还可以酌量少一些”。朱氏志不在做官，已使吴玉章不解，且又不贪钱，更使他感到诧异。因有以下感慨：

    说也奇怪，朱居然跟我一样，既没有争着做官，也没有争着要钱。我本来对朱的投靠袁氏，内心不取；现在见他这样，又觉得他之投袁，原是去争取袁氏赞助共和的，似乎也可以原谅。其实，我那时对朱的本质还是没有认识清楚。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一个野心并不太大的道地的投机分子。他没有投到袁的门下，知道袁也不过是利用他与革命党拉拉关系而已，因此对袁也不存奢望，只趁机会讨了一个夔关监督来当，弄了一批钱，然后便由官而绅，到北京城里买了一大片空地，修了许多房子，做起房东来了。吴玉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载《辛亥革命亲历记》，第85-86页。

    吴玉章对朱芾煌的评价，是否公正之论，读者自可明察，但朱氏为人谦逊，处事低调，既是与其多有接触的袁世凯身边北方官僚，亦有赞叹者，如廖宇春日记就有“朱君出死入生于议和时代，而事成口不言功，令人心折”的感叹，也可反证胡适在读朱芾煌日记后，称他为促成南北统一“一无名之英雄”，是十分准确的。

    据当地报纸报道，朱芾煌、吴玉章这次回川宣慰，于7月22日抵达成都，军政府都督、议长郊迎十里，由北门入城后，因“吾川与中央接洽，以此为第一次”，“凡各街面，一律结彩欢迎”，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款待，成为川省家喻户晓之人物。《宣慰使入城》，载《中华国民报》1912年7月23日。在此期间，并为排解省内军政纠纷，贡献良多，自不待言。他们还做了一件名垂史册的事，便是与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人在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后，乘这次回乡之便，又组织了四川留法学会，动员四川学生加入。这是中国学生赴法留学的开端。

    7月29日，省议会组织慰问使欢迎会，朱芾煌在演讲中，对此事的背景述之颇详：

    民国初成，人民程度甚低，政府可以一日推到，人民程度不能一日造成，以教育未甚发达，即中、小学教育亦颇为难得，不如赶紧派人到外国留学。但留学于日，不如于法。而法之费甚重。鄙人与法人订约，创立一留法俭学会。凡入会者，到彼留学，自当减费。其所以要留法者，因法国首创革命，受损甚多，其组织颇为完善；再，中国有大实业家李先生（按指李石曾），现在法国开豆腐公司，能代留学生租房供给等事，每年仅费五百余元。但恐法语不通，颇多阻碍，因在京设一学校，专司法语，能容一千余人。已经大总统捐金一千元，提倡创办，务望听演讲诸君，广为演说。《欢迎吴玉章、朱芾煌慰问使讲演纪略》，载《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朱芾煌与法国人订约，开办留法俭学会，凭借的是他与袁克定的厚交，及法国驻华公使马士理密切关系，因他在此前已有留学日本经历，尤其稔知法兰西革命历史，故对留法情有独钟，无意之中，开拓了一页厚重的史篇。以个人之力创造历史，此可谓影响深远的一例。后来，朱芾煌与黄复生等川籍革命党人，在北京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先后为该校募资数万元，其中，除了袁世凯慷慨解囊，其他政府高官也多有助益。几年之间，四川学生陆续赴法国留学者达五百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刘伯坚等。

    有趣的是，借此次回川组织留法学会之机，朱芾煌将他的两个妹夫何鲁、胡鄂军，三个同胞兄弟朱广儒、朱广相、朱广才都送出了国，连带之多，既廉洁如朱氏者，也未能免俗也。其中，何鲁入读法国里昂大学，1919年毕业时是中国获得科学硕士学位之第一人，回国后执掌中央大学数学系、重庆大学校务多年，严济慈、钱三强、华罗庚等，皆出其门。朱芾煌的三个兄弟，广才（9岁）、广儒（12岁）都取得了官费，因两人年尚幼小，先入圣太田中学，毕业后分别考进巴黎路桥大学和国立矿业大学，及学成归国，都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广相则考入巴黎医学院，8年期满毕业，后来成为一名医学教授。

    朱芾煌完成宣慰使命，回到北京，已是1913年初春，此时国事纷纭，党派政见歧出，他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也选择了出国游历之路。这时，在北京已成立了冯自由为局长的临时稽勋局，以“酬勋”名义，选派有功于民国人员及勋人子弟，享受全额公款，赴东西洋各国留学，除了南京总统府秘书处十多个年轻人，还有一班不愿到北京政府为袁世凯谋事的同盟干部，也纷纷要求出洋深造。又因名额经费限制，须由相当资望的保人推荐，方能申请留学，史称“稽勋留学生”的这几十名民国第一批稽勋留学生，大部分都经孙中山、黎元洪推荐，最后由袁世凯亲自批准，才顺利成行的。

    朱芾煌也不例外，他本来完全能够以袁世凯的关系，走高层路线，一语成事，却采取了低调方式，按部就班地由四川省民政长张培爵向副总统黎元洪举荐，再上报于袁氏，始获批准。黎在给袁的电报中称：

    顷张民政长培爵电称：前同盟会蜀人朱芾煌，于南北统一之际，奔走调和，屡濒危难，其劳不减于精卫、石曾，恬退自甘，不希勋赏。近欲游历欧美，籍增学识，可否资助游资，俾宏造就等语。查该员起义之初，曾经通款来鄂，艰苦卓绝，诚属不可多得之才。载《黎副总统政书》，上海廉益书局，1913年1月。

    张培爵表扬朱芾煌在南北议和中“屡濒危难，其劳不减于（汪）精卫、（李）石曾”，黎元洪证明他“通款来鄂，艰苦卓绝”，均非饰语，而是袁世凯亲与深知的内情，所以很快下了一个条子，将朱芾煌列入了稽勋学生名单。朱氏的名字在《政府公报》二年（1913）三月七日第二百九十九号、七月二日第四百一十五号，所开列的第一期、第二期出洋留学生名单中，均有出现，且都注明“赴英留学”，想来他于第一期未能成行，赴英时间应在1913年的夏秋。

    留洋归来遁入佛门

    1913年干支次序为癸丑，在民国历史上是不祥的一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才几个月，这年初春，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被刺，数日后不治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南北再次交恶的导火索，以后几个月里，国民党四大都督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先后被袁世凯免职，北京方面不经国会批准认可，径向西方五大银团借款三千五百万磅，用于充实军备，显然，这一切都是在为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所做的准备。如此一来，孙中山下野后，修建20万里铁路的实业救国梦被击碎了，黄兴在留守南京期间殚精竭虑，为和平建国所做的种种努力也统统白费了。

    袁世凯既已下了挑战书，孙、黄手里无权无兵，也得应战，到7月中旬，在党内同志的争论与吵闹声中，旨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从江西到南京，到上海、两湖、粤闽，再到四川，混乱无序地拉开了帷幕。结果，由于国民党内部不团结、指挥不统一，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通过武力镇压、收买分化等手段，扑灭了这场暴动。之后，通缉令急下，侦骑四出，抓捕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亡命日本，陆续东渡的国民党主要干部达一百余人。

    朱芾煌在二次革命中做了什么？迄无资料表明他亲身投入了讨袁之役，但在此期间，他曾资助患难中的党人，却是事实。是年8月，四川国民党支部领导人杨庶堪、熊克武在重庆起兵，宣布独立反袁，失败后转道上海，逃避东京，而接踵到沪的家眷两手空空，无法就道。幸得朱芾煌慷慨馈赠，他们的父母妻儿才逃脱袁氏侦探的魔爪。杨庶堪曾作长诗记此经过，其中一节是：

    独作异方客，魂梦飞寝闱。踰月得沪书，余家出巫夔。继已抵歇浦，候馆初旅羁。褛裂乏赀装，闻之泪频揩。我时不得归，为避弋者伺。迎养遂颇决，东京歌南陔。矫矫朱公叔，慷慨赠我财。牋供年千金，吾贫可胜医。以此媚老亲，毛檄堪同嗤。悠悠薄俗间，岂复见此才。杨庶堪：《癸丑违难纪事二百韵》，载彭伯通编《重庆题咏录》，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381页。

    朱芾煌亲手参与缔造的大好共和，转瞬之间变作一团乱局，他心中的愤懑失望，可想而知。这年秋末，他踏上了赴欧洲旅途，同行者为四川同乡林启庸，林氏就学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获得土木工程和机械工程学士，回国后曾任成都市政府工务局局长。朱芾煌到英国后是否进入大学，其情不详，仅知他此行是“带职游历”，并未安心于学，不久转道法国考察，到1914年年底就归国了。

    这时的朱芾煌，既不过于靠近袁世凯，也不再谈革命，与各派人物都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正如吴玉章所言，只讨个小官回到家乡，做了夔关监督。夔关设于康熙时，地处川东奉节，鸦片战争前是中国最大的商税关口，古书有“货之出荆襄，达吴粤，与夫诸货之入蜀者，无不道经三峡，途出夔门”的记载，由此在四川省官场上，历来以监管夔关为肥缺，民初情形亦复如此。查《四川省军政民政司法职官年表》，朱芾煌任此一职，自1913年10月21日至1914年10月5日，这一职务与省民政长所掌各司厅长官并列，相当于今之厅局级而已，但收入之高，连一省都督、民政长也难望其项背，或许朱芾煌看上的就是这一点。此后，他又历任山东临清关、河北张家口关监督，达数年之久，既得衣食保障，又游离于政治中心，过着一种与众人不同的隐逸生活。

    到1921年，朱芾煌才38岁，连清闲的官也不愿做了，选择了从这个纷纭搅扰的社会中退出，去寻找新的人生坐标。也许朱氏天生就是一个策士，不过这时，他是和整个世界在周旋，尽管他未必成功，但他的智慧尽显于此。

    朱芾煌退入了心中的佛，从1922年起隐居北京，潜心研究佛学及诸子百家，此后整整二十年，全在此界中云游。最大的成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完成了《法相辞典》和《老子记述》两本书，前者系将玄奘所译有关法相唯识的经论数十种，撷取其中释经必需的重要名句，及显了易解者汇集而成，“皆录原文，不加诠释”，全书达260余万言，后世列为中国学术名著；后者六万余字，为阐述后人对老子若干误解之作，自称研求古今释典垂十五年，以一月之力完成，两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这种归集“无量大珍宝藏”的作业，这种述记老子“玄之又玄”的修行，对朱芾煌来说有何意义呢？从他为《法相辞典》所写自序中，可见一斑：

    虽愧未能备摄一切，然诸欲学菩萨乘教者，欲习律者，欲修定者，欲求慧者，欲为现世宣说正法者，欲利后人诠释经论者；若诸利根自修法随法行者，若诸钝根恐忘教义教诫者，若诸始业希入法门者，若诸夙学抉择宗要者，取材于此，一切无不沛然有余。引自周开庆：《朱芾煌》，前引书，第64页。

    这足可表明，在朱芾煌的心目中，他于佛教、国学等学术上的造诣，已远远超过了在革命时代的事功。但世人是否这么认为呢？话头回到前面提到的《胡适留学日记》，到了195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将所藏辛亥秋月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交由胡适考据，胡氏读后感慨万千，手撰一篇短文，除了记述朱芾煌有功于辛亥革命的史事，还特别提到朱氏对于袁世凯的态度：

    最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时间把朱君的日记抄存一个副本。这本日记后来仍由任叔永（鸿隽）君带回国去还给朱君了。我是民国六年回国的，在北京时常见着朱君，常劝他把这一段很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故事写出来。但朱君那时正研究佛教的经典，没有写个人传记的兴趣。况且因为袁世凯后来背叛了中华民国，背叛了民主政体，朱君很懊悔他当年冒大险劝说袁家父子的一番苦心，竟成了一桩贻患于国家的罪状！胡适：《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载《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59页。

    胡适所说自己回国劝说朱芾煌写个人自传时，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暴亡已一年多，凡与袁氏有关系者，都免不了反思己身，痛心疾首。朱芾煌与袁氏的一段渊源，当年牵动国家命运，如今更关乎民国前途，因而他的感受中，比起旁人，势必就多了一层悲哀和泣叹。尽管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是如此的坦然和淡定，但他作为创造民国历史的深度参与者，又怎能逃避自己内心的审判呢？朱芾煌后于1942年病逝于北京，得年58岁，葬于八大处灵光寺旁。如此看来，他的退入佛境，与其说是一种逃避和解脱，不如看作他对喧嚣尘世的最后告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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