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麒做了绅士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夏，光复会员、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朝野震动，中外咸惊，由此清廷对于革命党人的厉害，又领教了一层。出于恐惧，对徐锡麟的处置，比之此前以枭首、仗毙、枪杀等手段，对付事败被逮的史坚如、沈荩、秦力山、熊成基诸义士，也是罕有的残忍，可以说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近来搜到徐锡麟主持巡警学堂时的学生朱蕴山，回忆其师就义情景的一篇旧文，有如下一段叙述：

    徐师（指徐锡麟）达到刑场，刽子手要他下跪。他昂首拒不下跪，大声斥骂：“我不能对满虏下跪！”……刽子手一下把徐头砍下，鲜血如泉上涌，刑场上的人顿时悚然色变。刽子手手持钢刀和七寸盘，剖腹挖出心脏。我和宋玉琳、杨允中、姚向甫四人被押赴刑场“陪斩”，因此亲眼目睹徐锡麟老师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情景。朱蕴山：《我的老师徐锡麟》，载《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按徐锡麟被擒后，清廷下令就地正法，代理巡抚冯煦请示行刑办法，军机处复电“援张汶祥刺马新贻案例办”，意为将徐氏挖心砍头，以祭祀恩铭；同治九年，太平天国降将张文祥刺杀他的上级、两江总督马新贻一案，就是这么处置的。又经冯煦电奏曲委，恐激民愤，才允许改为先砍头、后挖心。后来，四个陪斩的巡警学堂学生，也经电请释放出狱，押解回籍。而徐锡麟的心肝，被恩铭的几个卫兵烹而食之了。徐氏一家与清廷结下如此血海深仇，按说几个兄弟应该义无反顾投身反清事业，并且做一辈子的革命党，似乎才符合人们的想象。事实却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徐锡麟最爱重的二弟徐锡麒，就做了大半辈子的绅士。这一段饱含人心磨灭、世事变迁的故事，很是耐人寻味。

    徐家出事那一年

    徐家世居绍兴水乡小镇东浦，祖上周游于江浙官府，从事幕僚这一传统行当，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士绅富户，到了徐锡麒父亲徐凤鸣（字梅生）这一代，虽改行经商，却也是生员出身，且做过多年山阴县县吏，乡人呼之“梅生师爷”。这师爷之家，乡间田产值十五万，在会稽县城内开设的天生绸缎庄、泰生烛铺，为绍郡有名大号，生活殷实，人丁兴旺，看起来实在没有起来造反、与官府作对的理由。但世事往往出人所料，自长子徐锡麟（字伯荪）从日本游学归来，担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并与乡党蔡元培、陶成章订交，光绪二十一年（1905）初，又在上海虹口爱国女学校加入蔡、陶组织的光复会，情形就完全变了。

    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后，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颠覆满清政府为志向，回到绍兴，不安于业，带着弟子数人游历各县，联络各地会党，交结奇才力士。徐氏兄弟共七人，已成年的徐伟、徐锡麒、徐锡骥，也都被大哥一一鼓动，成为光复会员。显然，这与其父指望几个儿子日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念想，大异其趣。

    到两年后，徐锡麟行刺恩铭事发，消息迅速传开，徐家闻知外界有诛灭九族之说，老幼骇惧，当时徐氏兄弟中仅锡麒在乡间，噩耗传来，随即逃遁上海。其后家人多受株连，老父徐凤鸣知不能免，于是自行向县衙投案，由县令李阶荪饬交捕署，严加看管，并令立刻将徐家店铺、房屋等查封。徐锡麟的妻子王振汉，也携幼子到乡下躲了一时，随后与四弟锡骥一同亡命日本，得以幸免。几天后，二兄弟徐伟又在九江舟中落网。

    据党人回忆，徐伟本是应徐锡麟之召，搭上水江轮赴皖的，“因中途得事败之耗，过皖即未下船，溯江而上，（当局）旋即电饬九江关道截缉，该轮到浔，即将徐伟获得，归案候讯。”癸巳生：《徐锡麟皖江革命史》，载《朝报》1925年10月17日。徐伟字仲荪，与徐锡麟本是异母兄弟，被捕后为了开脱自己，伪称与其兄“素来不和”，除了供出其嫂王振汉及秋瑾、陶成章、龚味荪等，还牵连浙省绅学两界达数十人；对自家几个兄弟加入光复会一事，他却坚称“生员实在不知”，这至少转移了官府对徐锡麒、徐锡骥的注意，使他们有时间东渡日本避难。徐伟于1905年赴日本政法大学留学，这次回国探亲，适逢徐锡麟发动起义事败，乃匆忙经由上海出逃湖北，船到九江时被捕，判刑十年。辛亥革命后，徐伟获释，旋任浙江杭州戒烟局长，不久辞职，在绍兴徐公祠内成立“徐社”，1915年主持修复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后来曾在上虞春晖中学任教，与马一浮、夏尊丐等共事，组织国学研究会，以揣摩古书度过后半生，算是徐家中一个文学种子。

    徐锡麒字叔荪，徐家出事这年，他29岁，娶妻汤氏，在兄弟中行三，最得大哥信任，曾多次伴随其到各地周游。徐锡麟曾两次到日本，首次是癸卯年（1903），在绍兴府学堂日文教员平贺深造陪伴下参观大阪博览会；乙巳年（1905）夏第二次赴日本，同行者除了光复会员陶成章、陈子英、龚味荪、陈淑南等，还带了妻子王振汉及三个兄弟一起就道。此时科举已停止，江浙一带得留学风气之先，青年士子中稍有家资者，都以游学东洋为荣，徐氏兄弟也不例外。到东京后，徐锡麟最初想进日军联队实习，却为清廷驻日使馆所阻，继而欲入振武学校学军事，又因体格瘦弱未能如愿，盘桓数月，偕妻郁郁而归。

    在日本期间，徐锡麟与秋瑾有约，将来共谋举事，所以，回国不久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将来起事的据点。几个弟弟，徐伟考入日本政法大学，锡骥进了东京医专习药学，锡麒则志不在学，他头脑灵活、性好交往，是做生意的料子，到日本纯粹是逛逛风景罢了，随大哥归省后，在绍兴帮助父亲料理天生绸庄的买卖，颇为得手。

    1906年冬，徐锡麟援例捐银万元，获得道员资格，奉派到安徽候补，就是由徐锡麒陪同去的。10月中旬路经杭州时，住在西湖南屏山下的白云庵里，密会秋瑾及吕占鳌等光复会员，约定来年在皖浙二省同时举义。吕占鳌便是民国五年当上浙江督军兼省长的吕公望，他受了徐锡麟的鼓动，不久投入浙江巡抚公署卫队当兵，开始了行伍生涯。随后，徐氏兄弟两人一同乘船赴安庆报到，初到皖省时，徐父担心徐锡麟不安分于仕途、徐锡麒在外荒废时光，频繁写信谕子，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通信中“叔荪在外无事每当练习笔墨，切勿专讲应酬。凡事终须实在，勿以虚文是尚”；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通信中“汝妻到皖，家中无人伴送，可差叔荪回家来接。叔荪何时动身回来，务须写信通知，俾免祖母大人挂念”等语，都是对徐锡麒而言的。沈寂辑《徐锡麟之父谕子书》，载《安徽史学》1990年第3期，第67-68页。由此可知，徐锡麒在此间住了几个月，才转回绍兴，又护送嫂子王振汉偕幼子到安庆，也可见他与大哥的关系相当好，且其父对他所望甚高。

    光绪三十三年（1907）阴历五月二十八日，徐锡麟在安庆被处斩刑，几天后，省中即有密札传到绍兴府，饬令从速拘拿徐氏家属，查抄其革党谋逆证据。据时人记述，随后山阴、会稽两县令率带防兵开到，“突至郡城内水澄桥畔，徐父等居住之天生绸缎庄，及对门之泰生烛铺，前后围守，由贵太守（按绍兴知府贵福）督同入内搜查。所有信件、簿据等，概行移去，当将房屋发封，绸烛二店伙友人等，一律带县分别收押……徐道兄弟，于闻耗后，均俱遁逸。”《浙江绍兴府查抄徐锡麟家属株连学界捕戮党人始末记》，原载《越恨》，女报社编印，己酉年（1909）8月出版。

    其实，就在官兵到来之前，徐家已本能地开始行动了，近十年后，徐伟为偶在家中发现的徐锡麟手迹《明文偶钞》作跋，回忆当时情景时说：

    家中人慑清廷之淫威，风声鹤唳，一夕数惊，遍搜箧衍，凡伯兄（按指徐锡麟）片纸只字，皆付祖龙。手迹之在亲朋间者，亦惧瓜蔓祸及，复加穷索。从此伯兄遗墨几尽为祝融兄取去，其散落人间者盖亦仅矣。《〈明文偶钞〉徐仲荪跋》，原件藏杭州图书馆，转引自李华英：《徐锡麟手迹〈明文偶钞〉》，载《杭州大学学报》第16卷第1期，1986年3月。

    对于徐锡麟之死，全家人的反应不一，徐父投案后，禀称对于徐锡麟革命排满不轨诸事，实不知情，以求免责，继任安徽巡抚冯煦为了安定人心，也不欲多所株连，乃据徐凤鸣谕子书中有忠君爱国之语，下令免罪释放。几个儿子，唯独徐伟被捕。他为了自保，供出徐锡麟同党陶成章等，供词中有“此四人与锡麟交甚密，以革命为口头禅，按照革命拿办，明正典刑，决不冤枉”等语，其后绍兴绅学界被牵连达数十人，于此大有关系。

    徐锡麒是如何逃过这一劫的？多年后，他的女儿徐学昭向来访者叙述徐锡麟被杀后，绍兴家中的混乱情形，说：

    当时在绍兴尚未得到正式通知前，五月底或六月初的一天傍晚，父亲（徐叔荪）去邮局寄东西给大伯父徐锡麟，邮局的人悄悄地告诉他安庆已经出事的情况。父亲听后焦急万分，想火速回家（东浦）报讯，可是天色已晚，又无船只，从绍兴城里到东浦的路比较难走，在大树江还要过渡，无奈只得于次日凌晨急忙赶回家中报噩耗。祖父徐梅生得悉后，悲痛欲绝，惊慌万分，真是大祸临头，有灭九族之灾。为了保全家族免受株连，他当机立断，即令全家女眷，全部打发回娘家暂住。几个叔伯们逃到海里（系南汇杭州湾一带），万一风声吃紧，准备马上逃到国外。徐学昭：《徐锡麟事败之后》，载《绍兴文史资料》第二辑，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4年，第85页。

    徐学昭又说：“因考虑到大伯母娘家也有被抄家的危险，于是决定大伯母化装后，带着刚满周岁的孤儿徐学文，先到学文的奶娘家乡下澎潭躲避一下，恐日久连累他人，后由四叔父陪同逃往日本。因四叔徐锡骥是日本留学生，懂日语，路途熟悉，行动方便。”这个徐锡骥，字季荪，留日医学士，后来在上海开办大生制药公司，制售戒烟丸，获利甚丰。他当时算是处事果决，反应机敏，带着嫂子王振汉及一岁的侄子徐学文，及时逃往到了日本，躲过了这一劫。

    徐锡麒则避到了上海，在那里隐姓埋名过了两年多。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与王振汉、徐锡骥一同回到绍兴，这时，他们的祖母，因受了徐锡麟被砍头挖心的刺激，熬不过长时间的担惊受怕，已经离世了。

    为兄报仇终未果

    辛亥杭州起义，是在上海宣布光复后第二天（阳历11月5日），为了稳定局面，革命党人推举省谘议局局长、杭沪甬铁路局总理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这时，全省各府县纷纷宣告独立，绍兴也推倒了衙门，成立了军政分府，在光复会员的带领下，大造其反。按说绍城是徐锡麟、秋瑾的家乡，两人皆遭清廷惨杀，与清虏仇深恨大，现在是行新政、复旧仇的时候了，本地人要有些激烈的举动，才负时望。但奇怪的是，人们却推举前绍兴知府程赞清为府长，曾参与杀害秋瑾的乡绅章介眉为参议，徐锡麒虽在军政分府中担任了军事部长一职，但孤掌难鸣，占据各要职的仍是一干绅商。

    军政分府布告一出，当地舆论哗然，《越铎日报》《绍兴白话报》《民兴日报》都著文反对，几个光复会员更深为不满，集议要到省城去搬几个大牌革命党人来，带兵接管绍兴。正如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所描写的：

    ……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带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3-314页。

    鲁迅于1909年夏天从日本回国，先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一年，次年秋天回到家乡，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在绍兴引起的变化。他上面所说，便是当地革命党人对乡绅掌权深为不满，于杭城收复后第三天，委派徐锡麒和光复会员陈燮枢、表侄沈锡庆等人，结伙到省，申领枪械，并敦请军政府派兵到绍兴，维持秩序，安定民心。

    陈燮枢记述他们到杭州后的情形：

    迨渡江，见都督府布告，已由童保暄易为汤寿潜。燮枢等大喜。适火车从闸口来，遂乘之，车中人寥寥，问杭垣近事，皆不得要领。抵城站，投楼厚生所设旅馆，早餐时略询一二，即雇肩舆至都督府，遇陶焕卿、孙仁杰诸人，引见汤寿潜。汤寿潜望见叔荪（按徐锡麒），即曰：“叔荪！你来正好，我欲以绍兴民团事相委，尔其勿辞。”继问及燮枢，叔荪以姓名对。汤寿潜笑谓：“小儿伟存常称道之，今幸晤面。”燮枢因言：“绍兴民团缺枪械，敢请领百支。”汤寿潜命填照予之。燮枢等至军械局门前，遇王金发、黄介清等三人，互相招呼。叔荪见季高（按王金发字季高）持手枪二，谓：“尔一人何得有二枪？”季高笑，即取一与之。燮枢因邀令同入局选取枪弹，季高答道：“予所习者手枪，此外谨谢不敏。”

    王金发也是绍兴东浦人，老光复会员，在大通学堂担任过体育教员，且是秋瑾案中被通缉的要犯，当年逃往日本时，曾得家底殷厚的徐锡麒接济，因而对徐氏颇加敬重，故以佩枪授之。在浙省举义中，王金发与蒋介石一道，被推为民军敢死队队长，率队围抚署、抛炸弹，一马当先，劳苦功高，这时正为汤寿潜“无功受禄”，做了现成都督而愤愤不平，又每天到都督府索兵索饷，朝夕催迫，闹得合署不宁。汤氏急于摆脱这个麻烦，恰好徐锡麒等来杭州请兵，于是生出一计，便是调虎离山，把王金发派到绍兴去，谅他在本乡不敢过于放肆。

    为了达到目的，由汤寿潜手下人、路局会办黄越川充当说客，先谋计于徐锡麒。锡麒不明就里，糊里糊涂地与黄越川合演了一出双簧，终使王金发就范，离开杭州，去了绍兴：

    黄越川谓：“……顷闻绍兴需兵，叔荪君于季高素有恩，何不劝季高往绍，则杭绍二地皆安矣。”叔荪韪其说。越川就旅馆挹芳菜馆宴请叔荪与季高等……经越川再三劝告，叔荪从旁怂恿，始允留驻数日。黄介清出怀中名单，云“吾侪往绍，首须惩办秋案诸人。”取而阅之，则皆绅耆而涉嫌疑者……于是交杯欢饮，季高谓“新招之兵满三百，即可随叔荪赴绍。”越川喜，走告汤公，遂以王金发为绍兴军政分府都督。陈燮枢：《绍兴光复时见闻》，载《近代史资料》总18号，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19-120页。

    上文中提到的黄介清，也是绍兴绅士，多年同情革命，有恩于王金发，与徐锡麒一样，行前，他们信誓旦旦，回绍兴后要惩办向清廷告密者，为秋瑾报仇。当王金发渡江而东时，同行者有谢震、黄介清、黄兢白、何悲夫、童德淼等人，拟分别接办总务、财政、军务等科，但是，待到了绍兴城，甫一下船，大家的勇气却减了一大半。陈燮枢在同一篇回忆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

    （王金发）借大通学堂旧址为行辕。前知府程赞清进见，谈未数语，闻系汉人投旗者，季高怒曰：“该杀！”标兵在阶下闻之曰：“带此乞丐兵，欲杀吾主太不量力。”叔荪恐偾事，急谓季高曰：“程知府到任未久，颇知恤民，今若杀之，非直无以对人民，且无以对尔师，请先杀我。”季高敛容谢，慰留程，以程赞清权绍兴府知事。陈燮枢：《辛亥绍兴光复见闻纪略》，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

    这一段文字，把胆小怕事、首鼠两端的徐锡麒，活脱脱地刻画出来了。据周建人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一文中回忆，“这姓程的是罪孽深重的官”，曾经杀掉一个参与“吃大户”、拿了一只铜脚炉的理发匠，还用粗暴的方式驱散了跪香请愿的农民，“但做推倒满清政权这题目，所以连这等恶官吏也被忽略过去了”。徐锡麒庇护程赞清，固然是为了王金发能够在绍兴站住脚，但他怯懦圆滑如此，不仅长兄徐锡麟的仇无法报了，就连绍兴府一干官员合谋杀害秋瑾的账，在事事一团和气，避免矛盾激化的舆论氛围里，势必也要一笔抹销了。

    果然，等到王金发驻跸城内卧龙山府衙，正式做了绍兴都督，徐锡麒也组织起了民团，“惩办秋案诸人”这件事终于没有办成。正如鲁迅1925年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所说：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按指时任浙督朱瑞）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2页。

    这里所说“谋主”，就是秋瑾被捕时，浙江巡抚衙门里的刑名师爷章介眉。有意思的是，此人光复后竟当上了绍兴军政分府的治安科长，王金发、徐锡麒还乡上任后，为了和平相处，仅将其撤差而已，后来章氏跑到北京，又充任袁世凯总统府文案，贻害多年。

    因不满于放过章介眉，时任绍兴师范学校监督的鲁迅，还在《越铎日报》上写了一篇时评讽刺当局，触怒了王金发，要派便衣队到报馆对付鲁迅及其他撰述员。还是徐锡麒特来通风报信，在范爱农等人的劝说下，鲁迅不得不到乡下躲了一阵，才告无事。鲁迅后来写文章，凡涉及王金发，了无好感，多缘于此。不过，徐锡麒的密报，也非善意，据当年参与越铎报馆编务的马可兴回忆，“徐锡麒后来在绍兴煊赫多年，是智谋攫取之流，因此我怀疑这场风波，是他在中间播弄的。”项义华：《人之子——鲁迅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徐锡麟若果真阴险如此，那么，以后他不似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也并不令人莫名惊诧了。

    如此这般，本来要大干一场的王金发，回到绍兴后，困于种种牵制，终于一事无成。军政分府秘书谢震在民国五年撰写的《王季高君行状》说，王金发主政期间，因为捕章介眉、军士滋扰、严禁鸦片等行为，与地方结怨甚多，也不愿恋栈。而在军政分府里，因为王金发安排了同去的大批革命党人担任要职，徐锡麒仅得到民团团长虚衔，怨气很大，时时以辞职相要挟。唯足道者，是他在浙江光复后，出资以红十字会名义组织了一个军医队，随同江浙联军会攻南京，这支军医队编入浙军支队赴宁后，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徐氏代办此事，被称作有功于民国的义举。此后仅两月有余，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各省取消分府，于是，王金发给资遣散部下，自己则携眷到上海做寓公去了。及转年二次革命爆发，王氏欲召集旧部成立反袁军，在浙省起事，为当时的浙江都督朱瑞所忌，诱而杀之。

    徐锡麒的革命党生涯，也随着民国的成立而告结束。辛亥年十二月，浙江都督府派员会同徐锡骥，乘兵舰到安徽，迎接徐锡麟遗骸回归原籍；到达安庆后，由安徽巡警学堂同学会将藏于西门外同善堂的徐烈士灵柩，护送到杭州，不久葬于西湖岸边。据民国元年6月10日《越铎日报》报道，徐锡麟迁葬仪式，由浙江都督府代表陈仪主持，“徐公家属、其介弟仲荪、叔荪、季荪及其哲嗣”伴随烈士遗骸入徐公祠，政军党会及城乡学界往送者千余人，隆极一时。嗣后刻碑造像，以昭英烈，而慰父兄。又过若干年，徐氏兄弟将绍兴城内廖公祠改为“徐社”，专事纪念徐锡麟。英雄之魂，自是得归故里，徐家亲属，也由往日罪民而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宠儿了。

    且向官场展身手

    民国鼎革后，革命党人登上政治舞台，在绍兴地面上，对徐锡麟烈士的几个兄弟，人们自然也多了几分敬意。徐氏兄弟中，除了埋头读书的、在外经商的，还有年纪尚轻的，家里出头露面的事，都靠徐锡麒四处张罗。这时的徐锡麒，家乡人称为“三大人”，几代人聚族而居，手底下又收了不少门生，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俨然是绍兴第一大名流了。举例来讲，绍兴县的参议会，就操纵在他手里，据民国绍兴第一任议长任元炳的孙子回忆，他祖父上任后，“常居于绍兴城区的笔飞弄徐叔荪家中，也是徐家的座上客”，不少要事，都是在徐府里议定的。几年后徐氏母亲高寿去世，绍兴地方官员，从道尹、县长到议长、视学，结队去东浦孙家溇徐家祖宅吊唁，可见其势力非凡。他的门生中，也有若干借势飞黄腾达的，如人称“谢老五”的谢尧佐，就是绍兴城里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喜欢替人打抱不平，常被有争议的双方请去吃“讲酒”。任在镐、任在山：《任元炳传略》，载《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政协绍兴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年，第192页；何信恩：《稽山鉴水话饮酒》，载《黄酒之乡会稽山》，西泠印社，2008年，第73页。

    这时浙省都督已由蒋尊簋，换成了袁世凯所信任的朱瑞，正值会党活跃时期，两浙境内尤以共进会组织庞大，或据地为王，或杀富济贫，多有搅扰，朱瑞上任后，完全不顾该会在武昌起义前后，携手同盟会为反清革命所作的贡献，发布《取消共进会示》，明令各地镇压。据曾寿昌《绍兴“三大人”杀共进会我闻》、陈觉民《徐叔荪办绍兴民团》两文的叙述，身为绍兴民团局总的徐锡麒，也是主张“刑乱世、用重典”的，曾率带民团配合驻军，袭击当地共进会会所“经历厅”和“都阃府”，捕杀了会员陈阿小等十余人，遂使该会在绍兴无形中解散。这是徐锡麒在官府功劳簿上的一件显绩。

    徐锡麒此时三十多岁，不甘只在绍兴这小地方坐大，而借着哥哥徐锡麟的余荫，急欲在官场上一展身手。或许为了避嫌，他的仕途是从邻省江苏起步的。1913年5月，财政总长周学熙呈请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徐锡麒为江苏五属権运局局长；同年10月，徐氏托北京政府实施新政之福，又谋到了江苏淮安关监督一职。袁世凯上台后，北京外交部开始在各省设置特派交涉员，并在各通商口岸设海关监督，当时一省之内，最高长官为都督、民政长，次为划区而设的护军使、镇守使，再次为民政、财政、教育、警察等各厅厅长，以下与特派交涉员平级的，便是海关监督了，而高等审判厅长、高等检查厅长及盐运使、观察使，地位则在其后。可见袁氏政府，也是很买徐锡麒面子的。据《江苏省军政民政司法职官年表》，是年与徐锡麒在江苏同官而著名者，有教育厅长黄炎培、警察厅长王桂林、特派交涉员杨晟、金陵关监督黄瑞麟、两淮盐运使万栻绳等，皆数年后北洋政坛上风云人物。

    可是徐锡麒很不走运，上任之际，正值二次革命爆发，在孙中山、黄兴动员下，东南半壁纷纷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之声四起，尤其黄兴亲赴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声势更大。在不明背景的情况下，徐锡麒卷入了当地一起反袁活动，事机泄露，兼以革命党人在江苏谋取独立很快失败，因而受到牵连，到次年1月便被免去淮安关监督一职，且险些羁狱问罪。辛亥革命后历任瓯海、镇江、淮安等地海关监督的冒广生，在所撰《淮关小志》中记叙其事甚详：

    徐锡麒，会稽人。其兄锡麟，以刺安徽巡抚恩铭凌迟处死。国变后，锡麒席锡麟之荫，得任淮安关监督。癸丑岁，党人图据南京倒北政府，既败。锡麒乃阴结宿迁、泗阳死士谋再举。藉官差捉船为口实，派排长高玉林带卫队保护空船北上，船头立淮关旗帜，而实以枪械子弹。窑湾人阎承兆，大侠也，实预其行。至杨庄，为捐局扣留，承兆逸。锡麒密函江北护军使蒋雁行，请枪毙玉林，而玉林供实受锡麒指使。于是，雁行乃发兵围板闸，捕锡麒以去。锡麒飞书乞援于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家襄为政府言，乃移案于南京。是时，南京都督为张勋，将受代。锡麒至镇江，托病不行，匿西医蒋怀仁医院。及冯国璋至，乃到案，卒无事，然所费已五万金。此癸丑冬、甲寅春间事。冒广生：《淮关小志》，《淮安文献丛刻》之一，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507页。

    按癸丑为1913年、甲寅为1914年，这期间，正逢张勋、冯国璋统治江苏之交替，先是二次革命爆发后，南京宣布独立，袁世凯命张、冯各率武卫军、北洋第一军南下平叛，及金陵城被辫子军攻陷，乃兑现此前“先入城者为都督”的承诺，授张勋为都督，不久又以辫子军劣迹多端、当地士绅上书请命为由，将苏省权柄转交到北洋老同事冯国璋手中。有此一变，徐锡麒才保住了性命。出面营救他的王家襄，留日官费生，也是绍兴人，光绪末年曾任浙江全省警察总办，徐锡麟在世时与其有交谊；徐锡麒事发时，仪表轩昂、善于口辩演讲的王家襄，已由第一届参议院的一名普通议员升任议长。徐锡麒事发后，王氏虽影响力达于全国，也不得不采取下策，一面领衔在上海《大同报》（1914年第3期）上发表通电《泣求释放徐锡麒》，一面授意徐家花巨款打通关节，几经周折，才使徐锡麒渡过险关。盖徐氏案由，并非单纯反袁，而是当地卢永祥驻军与海关争利，又恰为谋反军人利用所致；给惜财而又慎命的徐锡麟戴上革命党的帽子，实在是冤枉了。

    因了朝中高官的护佑，徐锡麒很快就东山再起。袁世凯复辟前夕，更改官职并大量加封晋爵，文士给予勋位及嘉禾、文虎勋章，武人则分级加将校衔，一时甚嚣尘上，1915年1月叙任职官就达百余名。徐氏也算是赶上了时候，在《东方杂志》刊登的《四年一月份职官叙任一览表》里，他的名字夹杂在新任命的一干文武官员中，所任官职是武昌关监督，得以跻身众海关里这家最老字号之一，也表明了他的能量非同一般。按当时叙官制度，京中各部所任命的高级官员，均须觐见大总统，以示尊崇。据是年《政府公报》公布的1月25日觐见大总统人员衔名单，袁世凯当日接见新晋官员四起，首起为国史馆副馆长杨度，次起为财政部九员，分别是财政部佥事黄濬、京师税务监督何棪、左右翼税务监督吴烈、中国银行监理官梁启勋、江汉关监督丁士源、淮安关监督耿守恩、武昌关监督徐锡麒、东三省盐运使李穆、两浙盐运使姚步瀛，其余两起为陆军部四员、各省保送官十一员。《政府公报》第48册，民国六年第九百七十六号，1915年1月25日。

    这种程式化的觐见，对新官们来说固然是莫大的荣耀，但对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统却何尝不是耗力费神之务；客观的史家曾有说袁世凯主政时，日理万机，为国务夙夜宵旰者，实非虚言，只是袁氏帝王思想太浓厚，没有走上正道罢了。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大量册封官爵，徐锡麒有缘也得到了名位。据1915年3月26日发布的大总统策令，国务院铨叙局以各部大员资格分别叙官，文官分为九秩，卿、大夫、士各有上中下三等，徐锡麒被授予“中大夫”，而且是简任官，同时颁布的国务院各部参事、司长级干部中，徐宝蘅、夏曾佑、田步蟾、王景春、林志钧、顾维钧等，才仅得“少大夫”呢。《司法公报》第三十九期，专件42页，1915年年末出版。其兄徐锡麟地下如有灵知，会有如何感慨呢？

    又从《政府公报》逐月公布的官员考核成绩中，可以看出，在武昌关两年多里，徐锡麒做的还不坏。以民国五年（1916）为例，上半年度该关税收的比较数为八万四千三百元，实收数为七万九千八百一十四元二角五分三厘，虽然计亏一成以上，但财政部鉴于“川湘战事发生商务停滞运输顿渐税收大受影响”，考评结果是“准作为特别事故应请免议”；转到民国六年（1917），徐氏的成绩单令人刮目相看：下半年第三结，“计亏不及一成应请免议”，下半年第四结，盈利两千八百多元，“应请毋庸议叙”。《政府公报》民国七年第四百六十八号，1916年5月1日；民国八年第九百三十号，1917年8月27日。在同道中，这已是很好的业绩了。

    由《中国近代海关高级职员年表》可知，1917年12月至1919年3月，徐锡麒又在浙江境内三大海关之一瓯海关担任监督兼温州交涉员。据《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一号，职官任免令，1918年1月15日出版。这不止是一省官员中的肥缺，因当时北洋政府的收入，主要依赖海关税收，所以海关高级干部都由北京管控，同官的宁波交涉员孙宝喧、财政厅长张厚璟、盐运使袁思永，都是如此。徐锡麒在任期间，因盈收二成以上，在该部季度考核缮单中，屡有“记功一次”的记录，可见他确是个经商的材料。这中间，徐氏因父亲徐凤鸣去世，呈报丁忧，请准给假治丧，呈文递交财政部长曹汝霖后，居然要由大总统黎元洪批准，足见海关监督地位之重要。徐父死后，葬于鉴湖南岸之花井村，由黎元洪题写墓碑，柱联中还有“山蕴川葆此地笃生忠烈士”、“英材看后起其令子为天下雄”等五花八门的语句，这再次表明，徐家的荣耀及徐锡麒的发达，实际上是靠了烈士徐锡麟的杀身成仁换来的，思兹念兹，令人陡生沧然也。

    另据《徐宝蘅日记》1919年4月30日载“徐锡麒商财政部位置”等内容，这期间，徐氏还曾通过在北洋政府中充当策士的徐宝蘅，问津于京师衙门，可见官瘾不小。徐宝蘅字季湘，浙江杭州人，清末曾官至学部主事、军机处章京，入民国又得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铨叙局局长等职，甚具活动能量，但不知何故，其事未成。

    烈士兄弟变绅士

    徐锡麒在绍兴煊赫多年，又在官场上打拼了几个回合，积累资本巨万，聚合人脉亦广，无缘更上一层楼，便急流勇退，归隐林泉了。绍兴师爷的道统家风就是如此，他们总是甘居幕后，但又善于把握自己人生的核心问题，即用足够的钱财维护高水准的生活。徐氏免官后，在家乡购买土地，扩建园林，居然把蔡元培的老宅也顶下来了，据时人记述：“蔡家的故居是笔飞弄九号门牌，六扇大门，五开间三进，民国十五年左右出卖与徐叔荪（名锡麒，是徐锡麟的三弟），这足以说明蔡先生虽是历任教育总长、大学校长、研究院院长等要职，还是两袖清风。”林文铮述、陈觉民记：《蔡孑民先生二三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页。后来，徐锡麒在上海置办了不少产业，其中创办于清咸丰二年、经营宁绍风味食品的邵万生南货店，就由他接盘经营多年，在南京东路上，以销售南北土产、山珍海味、参燕补品等，有名于港台及南洋。

    徐锡麒在绍兴家乡的作为，从当年邑人的一段记述中，可见一端：

    徐锡麒，字叔荪，曾官瓯海关、武昌关监督，休士后，息影桑梓。绍兴于孙卢战事暨民国十六年国军驱孙之役，迭遭败军滋扰，叔荪出任艰巨，创设清乡局以资保卫，地方卒赖以安全，阖邑民众德之，因为清乡纪念亭于龙山麓。匡甫：《徐锡麟烈士补正》，载《越国春秋》，1934年5月出版。

    这一段文字固然是为徐锡麒论功摆好，文中所说1924年秋江苏督军孙传芳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争夺地盘而火拼，及1927年春北伐军与孙传芳作战时，绍兴因为有徐锡麒这个大人物驻在，斡旋于交战各方，从而免受兵火之灾，也是事实。同在1927年年初，当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常年居住在上海的徐锡麟，经商之余也未曾忘怀政治，当北伐军兵临长江、剑指南京，江浙绅商惊恐万状，为了自保，乃由章太炎领衔，徐锡麒等副之，联合旅居上海的数十浙省名人，向时任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进策，并推选郭之江担任浙江省长，维持地方治安。这个举动还招来了作家周作人的一阵冷嘲热讽。

    章、徐等人致孙传芳电文如下：

    南京孙联帅勋鉴：大军南指，赤焰渐衰。顾此惊扰之余，群情浮动。民政方面，急需得人主持，方可绥靖。郭厅长之江，熟谙民情，兼孚舆望，且于旅浙军队向多感情。如能仰邀特任，安辑闾里，勤谋更始。非唯浙局之福，抑亦东南之幸。除公推叶子布君趋前面陈外，谨此奉达，伏维裁夺。章炳麟、徐锡麒、邬卓然、何炳松等三十二人叩。《致孙传芳公推浙长电》，载上海《新闻报》1927年1月18日。

    与章太炎、徐锡麟联衔的另外两人，邬卓然，浙江奉化人，时任浙江省烟酒公卖局驻沪办事处处长；何炳松，浙江金华人，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也都是海上名流。大概此电出后，周作人见了已十分不满，过了几天，看到日文报上刊载的一条消息，说是上海淞沪戒严司令部密探在法租界抓捕一名“逆党”时，于混乱中开枪，误将其妻子打伤；同日该报上，恰恰又登了章、徐等人的通电，于是联想到了徐锡麒的哥哥徐锡麟。周作人同其兄鲁迅一样，都是善于冷嘲热讽的，不久就在《语丝》上撰文，除了讽刺章太炎是“第一名浙绅”，对徐锡麒尤其不客气，用语尖酸刻薄，并且别有一番沉痛的意味：

    ……同日报上又见许多“浙绅”呈荐省长的电文，具名的第二名乃是徐锡麒，第一名自然是章太炎。我不禁想起十九年前在安徽被杀的徐锡麟烈士来。他是被杀了，而且心肝还被恩铭的卫兵吃了去（据说后来改葬时查出肋骨断了好几根），他的妻并没有受伤，而他的弟却做了浙绅了。我想到，凡革命党有妻是一件不幸的事，而有兄弟也是别一种不幸。周作人：《革命党之妻》，载《语丝》第117期，1927年2月5日刊。

    周作人如此无情地攻击徐锡麒，当有悲叹其兄徐锡麟献身革命，而遗风在后人身上荡然无存的悲怀所在。但是，徐锡麒怡然做着绅士，在上海的洋房里度其优游岁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张静江被任命为浙江省长，上任后，即修建从杭州到绍兴的萧绍公路，该路竣工后，便交给徐锡麒等组成商办公司，享专营权三十年。徐氏由此发了大财，后来还投资续建了从绍兴到新昌、嵊县，再延伸到曹娥江畔百官镇对岸的乡间公路，与杭州至宁波的铁路相衔接，营利无算。浙江大规模兴建公路时，成立全省道路建设协会，徐锡麒列名为参谋，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周凤岐、王桂林、徐泽恂等人，都是浙省军政界大佬。

    岁月荏苒，到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时期，局势动乱，已经年逾花甲的徐锡麒隐居十里洋场的深巷中，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从1943年起，他担任上海棉花业同业联合会监事，参与控制棉花、纱厂、弹花、飞花等产业，和童吕青、荣尔仁、曹启明、冯隽生等行业巨头平起平坐。抗战胜利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从重庆乘飞机到沪，不仅保护了自家的绸庄、南货店等生意，还以所挟巨资投入金融市场，赚了大钱。据张生元《我眷恋的邵万生南货店》，载《上海滩》1999年第7期。徐锡麒的次子，名学禹、字鼎臣，曾在德国留学，攻读电机学，1934年曾任上海电话局长，在这次接收上海后，又随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赴闽，出任省政府顾问。当年徐锡麟遗骸归葬西湖徐公祠，陈仪作为浙江都督府代表担任公祭人；陈氏也是绍兴东浦镇人，1902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第一批光复会员，所谓陈、徐两家世交，便由此而来。

    徐锡麒晚年一直住在上海，直到1953年病死。在此之前，徐伟于1948年、徐锡骥于1951年已相继离世，徐伟是有骨气的，1941年绍兴沦陷后，他因拒绝为日本人做翻译，被断口粮，以糠充饥，噎食而亡。徐家到此走完了轰轰烈烈的时代，后代从此也静默无闻。倒是徐锡麟就义那年才一岁的儿子徐学文这一支，还有些光宗耀祖的故事。徐学文成年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德国留学，攻读制药，获得博士学位，还娶了一个德国妻子带回来，取中文名徐曼丽；1945年陈仪转任台湾行政长官，徐学文也随同去台，在台北任某化工厂厂长，以生产樟脑闻名。1991年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86岁。

    徐学文的女儿徐乃锦，嫁给蒋孝文，成了蒋经国的儿媳妇。蒋孝文是蒋经国长子，尽管家庭对他管束十分严格，长大后依然成了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上中学时有天半夜，将家中吉普车开出去，险些闹出人命；1960年其父送他到美国加州伯克莱分校念商学，又因开车超速被法庭判刑三天，后经台“驻美代表”出面交涉，以罚款了事。留学回来与徐乃锦结婚，蒋家本意安排他从政，未料他又染上酗酒恶习，一次酒后驾车出车祸，将门牙全部撞断。1970年终因饮酒过量而昏迷，脑部损害，智力相当于四、五岁孩子。徐乃锦于1983年担任台北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长，蒋孝文1989年去世之前，一直缠绵病榻，全赖她悉心照料。根据《台湾往事》载《蒋孝严：蒋家门外的日子》，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

    徐学文死时，作家李敖曾写文章发感慨说：“徐锡麟万万没有想到：孙中山接收了他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蒋介石的子孙接收了他的子孙。”《由徐学文之死想到徐锡麟之死》，载《李敖生死书》，中国友谊出版社，2006年，第13页。用语虽俏皮冷酷，却道出了世事的机窍与苍凉。不过，这时知堂老人也已长逝，如果徐乃锦与蒋孝文的故事让他知道了，不知还要写出什么风凉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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