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全的大智慧

    清末江苏巡抚程德全，可算是一个识时务者，在改天换地的辛亥革命风暴中，及时投向南方革命党阵营，民国成立前夕，就被顺理成章地推举为首任江苏都督。在随后的南北政治纷争中，他观风测雨，流行坎止，成了一个有名的调和派人物。所谓调和派，即在两股政治势力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的中间派。这等角色，非有大智慧者不能为之。

    程德全身处动乱时代，在清朝大吏、武昌起义响应者、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长、苏省军政长官诸种身份的转换中，从容不迫，应付裕如，每每从危险旋涡中脱身而出，在复杂政局中保全自己。到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拔刀相向时，他又及时引退，得以善终，其看家本领，便是被他运用到了极致的政治柔术。

    边疆历练二十载

    程德全，号雪楼，四川云阳人，自幼随父在乡读书，青年时代以设塾训蒙为业，说白了，今天一个小学教员而已。光绪十六年（1890），他已满30岁，取得廪贡生资格，欲有所树立，于是出川游历，至京师入国子监。这时清廷政治日益腐败，国子监沦为科举的附庸，已没有从前那种师徒济济、研求是学的盛景，程氏遂也成为纳粟入学、追逐功名的一员，肄业后应试不中，也便断了进学的念头。在国子监就学一年，十分留意时局，最大的收获便是结识了黑龙江旗人将领寿山，从此对俄国在东北活动问题，加以深入研究，这就给他带来了命运的转机。

    光绪十七年（1891），程德全经寿山介绍，赴黑龙江瑷珲、齐齐哈尔等地，先后在数名满洲大员幕府中充当文案，风雪戍边，辗转十年，直到1900年，才在已升任黑龙江将军的寿山手下得到实职，被任命为行营营务处总理，负责筹划全省边防，联络布置在讷河、嫩江一线各边防军。正是在这一年，黑土多事，俄国军队以干涉义和团起事为借口，大举进攻瑷珲，清军阵线连连失守，退至嫩江一线。程德全赶赴前敌，受命与俄军谈判，议定撤出军队及军火粮饷，和平出让省城齐齐哈尔。但因传译、沟通方面的误会，引起俄将猜疑，最终演变为一场攻城战。城将破时，寿山以身患重病、濒临垂危，不能履职尽责，在绝望中饮弹自尽。在这危急关头，程德全赶到俄营，阻止俄军大炮轰击城内，伤及无辜。他采取的办法，却让俄国人目瞪口呆：

    德全至，身当炮口，责俄将负约……俄将以寿山既殉难，强迫德全受将军印，德全峻拒之，不听，遂投嫩江自沉，俄人救之起，自是极敬服德全。寻俄将传俄皇有旨，召见德全，遂拥之赴俄。行抵呼伦贝尔，德全以将出国境，称病不行，留数月，始放归。《程德全传》，载李兴盛主编《黑龙江流寓人士传记资料辑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

    程德全的这一招，以柔克刚，挡住了俄军的大炮，挽救了不少百姓生命，让粗蛮的俄国人见识了清朝官员的胆量。接着，他们又挟持程德全为人质，准备将他解往俄境赤塔，再赴莫斯科，走到海拉尔时，程氏的投嫩江欲自沉，则有些要挟老毛子的味道了。不管他动机如何，总归是通过中国人特有的谋略，既救了自己的命，也赢得了智勇双全的声名。两个多月后，他被释回到齐齐哈尔，经由地方奏请朝廷，提拔以直隶州知州用，赏戴花翎加三品衔，亦即“同知”，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

    又过两年，在与俄国人办理善后交涉中，程德全巧用柔术，故智重演，不断地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声誉，屡奏奇效。同时代人刘成禺所记另一件事，就颇有代表性：

    程德全（雪楼）以同知需次黑龙江，佐交涉使办理帝俄交涉。俄修北满铁路，火车开入中国，未知会黑龙江官吏，省吏愕然。程德全具朝衣朝冠，横卧轨道，俄火车乃停止开入，此事遍传北京。军机大臣鹿传霖曰：如此为国捐躯之臣，朝廷能不大用乎？乃单折具奏，特保大用。德全入京，特旨召见……召见后，西太后亲笔：程德全著以副都统任用。不一二月，黑龙江巡抚出缺，特旨补黑龙江巡抚矣……民元见雪楼，谈及黑龙江事，曰：不过兴之所至耳。刘成禺：《程德全横卧铁轨》，载《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3页。

    北满铁路旧称中东路，是从赤塔经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建成于1903年夏天，也即程德全办理对俄交涉任期内。很快，他临事不惧、以身御难的事迹，又一次遍传京师官场，被朝野视为英雄人物。随后军机处传旨，令其入京。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末的这次召见中，慈禧太后向他询问中俄战事经过及边务善后情况，甚为详细，当即下旨，特赏道员、加副都统衔，以示表彰。按照清制，东北旗营长官历来由满人担任，这次，程德全不仅得到越级提拔，也以一名汉员而任满洲旗营首领，开了历史先河，被传为佳话。此后于1903年4月擢升齐齐哈尔副都统、1905年5月署理黑龙江将军、1907年5月署理黑龙江巡抚，连续数年，一跃成为一品大员，升官速度之快，在边疆大吏中亦属前所未有。

    至此，程德全的官运已达顶峰，之后屡仆屡起，在官场上经历了不少挫折，结果于宣统元年（1909）被满洲亲贵们排挤出东北，调任江苏巡抚。按满清官制，江苏地盘上坐镇两名一品大员，两江总督驻节南京，江苏巡抚开府苏州，既互为犄角，又两相牵制；又因南京踞拥东南半壁，地势雄胜，还设置一名江宁将军统率八旗兵，扎营于金陵城厢，以资震慑。程德全的到来，或是历史一个奇妙的安排，江苏是同盟会在长江中部的根据地，也是革命党人势力的主要集结区，在接踵而至的辛亥革命中，能否领全国风气之先，主政者的态度和选择十分重要。

    这时的程德全已年届半百，经过二十年在东北边疆的历练，积累了丰富的治事经验和过人的政治智慧，也正是借助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他的柔术得以发扬光大了。

    苏省反正出奇招

    武昌新军于10月10日起义后，上海、杭州渐次响应，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因为两江总督张人骏效忠朝廷，又有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张勋这两个铁将军把门，对形势发展形成巨大阻碍。特别是当清军攻占汉口、汉阳后，武昌告急，黄兴、宋教仁等急欲谋取南京，以解湖北前线之危；坐守宁沪线上重镇苏州的程德全，对革命持如何态度，十分关键。此时的程氏就任江苏巡抚仅一年多，与著名立宪派人士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过从甚密，当辛亥风暴乍起，一开始，他们联合起来，连连起草奏疏，呼吁清廷提前宣布宪法、解免亲贵内阁、下罪己诏等，以求挽救时局，然而朝廷“留中不发”，未予理睬。失望之余，名绅们转而与革命党结盟，程德全默观天下大势，各省响应革命之速，已如雷霆巨涛，于是决定另做打算。

    但是形势不等人，短短几日，程德全的谋算从最初的“视鄂胜败及他省响应与否”，以定行止，到寻求苏属“自保免祸”，一下子跨到了要不要宣布独立、倒向革命的边缘。这对一个沐浴着浩荡皇恩成长起来的朝廷大员，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程德全能把这其中的宏旨、道义处理得顺理成章，且运用手段有如行云流水，就不能不令人佩服了。

    就在程德全左右顾盼时，11月4日，传来上海光复消息，当夜，沪上民军五十余人乘火车开到苏州，与驻扎枫桥的新军四十五、四十六两标会合，准备翌日攻城。大势所迫，容不得程氏再犹豫观望下去，在这危情时刻，他没有向别省大吏一样仓皇出逃，也不想做清廷的殉葬品，而是顺水推舟，表示了合作态度。在私下会见民军代表时，他慷慨其词道：“此举我当然赞成，但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然而，到了公开场合，他采取的方式却是出人意料的。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云：

    辛亥事起，程（德全）为江苏巡抚，召集全省文武官吏，议战守之策，文武官吏皆公服而入，程则便衣而出。左孝同为臬司（布政使），责程极严厉，有军官持枪而言曰：今日之事，唯响应共和能定之，全场混乱。明日宣布独立矣。刘成禺：《程德全横卧铁轨》，载《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3页。

    程德全在取得革命党人同情的同时，关键时刻隐身回避，无非要向外界表明：在苏州反正这台戏中，他不是主角，而是被动胁从的傀儡，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防止万一局势反复，好为自己留条后路。当天，在被公推为江苏都督后，他又致电京师内阁，一再说明苏省宣布独立是为军队所迫，且由苏、松、常、镇、太“五属士民公决”，自己正在努力劝导解散，“唯有鞠躬尽瘁而已”。推卸责任也好，请求谅解也好，程氏这么做，都是为了暂时把朝廷稳住，自己先做几天半真半假的革命党。

    其实，程德全此举，也是在朝廷和革命党之间玩平衡术，两头应付，对哪一方都不是真心的，举一例子：在宣布全省光复后，程德全电令各府县，传知各户一律悬挂白旗，以示响应，常州江防营统领恽祖祁接电后即组织军政分府，自任总司令；在这同时，同盟会先声夺人，派遣何键率领农团二百余人，也已进驻常州府中学堂待命，形成两军对峙局面。恽祖祁两次发急电请示程德全，先告以“土匪盘踞府中学堂，反对挂白旗”，后询问“可否由江防营驱匪安民，暂维现状？”程德全“知必有变，复恐多事”，小心谨慎还罢了，居然始终未予答复，弄得部下进退失据，只好“跟着感觉走”了。程氏的柔术艰深难测若此，也真令人胆寒。

    有趣的是，苏州宣布独立后，除了满街悬挂白旗，市面没有任何惊动，商家铺面照常营业，为了表示顺应时代潮流，“革命必须破坏”，程德全授意手下人干了一件有意味的事，颇能显示他的个性。他家的教读先生、扬州人钱伟卿回忆：

    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云。钱伟卿：《谈程德全二三事》，载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辑《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5页。

    如此而来，江苏全省光复这样推翻清朝几百年专制的大变革，在程德全的掌控下，不开一枪、未伤一人，在一夜之间尘埃落定了。士绅们都称赞他识大体、顾全局，苏州人世居鱼米水乡，性情温婉好静，生活追求安逸平和，由此，人们对程督“保全地方为第一要义”的策略尤有好感。曾作为五属代表之一到苏州劝程德全起义的黄炎培，对程氏反正后施行的怀柔政策，留有深刻印象：

    程德全就任都督职，首先表现一特点，不杀伤一个满洲人（他省有大杀满洲平民的）。都督府发出六言告示：“照得民兵起义，同胞万众一心……旗满视同一体，大家共享太平。”通电全省各县，即日反正，别伤害满洲平民……在这里又表现一特点，我被命收取提学使樊恭煦印信，那时樊十分战栗。我受程都督谆嘱，十分亲切地向樊说：“此举出于全民公意。你如愿留苏，就留下，给生活费。愿回原籍（樊浙江人）当送回籍川资。”樊愿回籍。所属各卸职人员包括撤换的各知县，一律这样待遇。大家感觉民国比清朝大大不同。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61-62页。

    此外，武昌起义后，各省继起响应，为了权力争夺，流血冲突屡见不鲜；江苏不仅是首个和平反正的省份，以原清朝巡抚而任革命军政府都督，程德全也是第一人。其后广西、安徽、山东竞相效仿照办，形成连锁反应之势，程氏所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功莫大焉。这显出了他的处事谋略，的确技高一筹，也是革命党愿意借重其人、维护大局的地方。

    倡言革命观风向

    当然，程德全以满清大吏骤然宣布倒戈，加入革命阵营，中部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宋教仁等，最初对此颇为怀疑，仅给予有限的赞助。随着大局逐渐明朗，清廷已呈崩溃瓦解之势，程德全表现出的革命坚决性也令人刮目相看。11月下旬，当同盟会组织江浙联军会攻南京时，程氏不仅派出苏军刘之洁部步队四营、炮马各一队加入作战，自己还亲自赶到高资前线，抱病视师，这无疑赢得了革命党人对他的信任。他抵达前敌后，还以通电发布了一篇誓师文，语气激昂恳切，文辞铿锵有力，其中警句，为人们传颂一时：

    自武汉首倡大义，凡有血气，云合影从。盖无不知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无汉无满，一视同仁。唯国唯民，各求在我。将泯亲疏贵贱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但有切实改革之诚，并无力征经营之意。从国民多数之心理，奠华夏后此之邦基。其所以从武汉之后，而黾勉以救国亡者，如此而已……仗诸君热力，再造河山。是民国义师，咸遵纪律。《江苏都督程德全誓师文》，载《中国革命记》第六册（文牍），时事新报馆，1911年，第1-2页。

    就在江浙联军将要向南京进发时，总司令徐绍桢与镇军都督林述庆却因为意气之争，互相掣肘，两不相容。陈其美、宋教仁会商后认为，在此军戎日亟时刻，帅将不和，为兵家大忌，且于江南大局多有阻碍，不如改举程德全为海陆总司令，以徐绍桢副之，或可暂时缓和矛盾。程德全正在丹阳一带视师，得电后很快回讯，表示“自惭无军事学识，未敢承命”，此次到前方看望江浙联军，“目的专为抚慰勉励”，并无其他打算。程德全的谦让，固然使骑虎难下的徐绍桢感激万分，而同盟会领导人对程氏表现出来的信赖，说明这位昔日老官僚在革命党人眼里，是有着十足分量的。

    十余天后，南京城池被攻克，随着联军各部队入城，徐绍桢与林述庆之间矛盾也骤然升级，为争夺苏军都督位置，两人由文电交驰、往来攻讦，发展到手下军队持枪对峙、几乎火拼的地步。为防止事态扩大，宋教仁偕于右任、居正、梁乔山等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先与徐绍桢晤谈，请他担任援鄂军总司令，出征武汉前线；又与林述庆协商由其担任临淮北伐军总司令，进军山东事宜。在此期间，宋教仁等反复向两人说明程德全在江南具有号召力，担任江苏都督，有利于革命进行云云，并担保“倘雪楼（程德全字）督宁，一切军需上补充，必能极力担任，不使君丝毫掣肘”，一场风波才告结束。随后，程德全由同盟会派人迎接到南京，入驻旧藩署，抵达当晚，宋教仁、柏文蔚、范鸿仙、郑赞丞等人将江苏都督印信交到了他手里。在这当中，程德全置身局外，不温不火，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态，最终却成了得利的渔翁，时人对此多有不解者，归于程氏命顺运好，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胸怀大智慧的一种表现呢？

    12月7日，江苏都督府成立，在报纸上宣布的新任命官员中，都督程德全以下，主持民政、财政、教育等各主要部门的张謇、张一麐、沈恩孚，一大半是旧官僚、立宪派党人及绅商，只有政务厅长宋教仁及高参顾忠琛、钮永建、陶骏保等，是同盟会出身的革命党人。对于请出程德全这样一个前清遗老，来坐革命党人浴血奋战夺来的天下，许多同盟会员也难以理解，但是稳定压倒了一切。这一下，南京局势看起来是妥帖了，真正的革命者却成了配角，屈居旧官僚们的门下，这就为日后的变局埋下了伏笔。

    但是，到了苏督大印拿到手里，程德全反而不急于上任了。他第一次去南京组织都督府时，因为林述庆与徐绍桢的纷争，颓然打道回沪；第二次在陈其美、汤寿潜陪同下到宁，又因南京城内军队林立、秩序混乱，政令难出督署大门，在愤愤中无功而返。所以，当这次任命令公布后，已伤了自尊并看出其中所伏危机的程德全，索性拱手道谢，称病不出了。然而，苏省光复之后，政务繁忙，百废待兴，江苏省议会只好推举庄蕴宽代理都督，暂时照应一切。

    当然，程德全是懂得审时度势的，他占据了都督位置，表面上不理政事，但仍在“病中”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到12月下旬全国十八行省宣告独立，数过大半时，他马上精神抖擞起来，即联合东南各军政府发出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表现出十足诚意。不久孙中山抵达上海，与程氏见面时，对他带动江南脱离清廷、热诚赞助革命，给予高度评价。

    及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孙中山以江苏为东南半壁革命中心、程德全经验宏富德高望重，任命他为内务部长，此一职位是内阁中的首席，显然，这也是革命党人与旧官僚势力妥协的结果。但是，程德全受命后，仍在上海租界卧病，迟迟未去南京就职。1月5日午后，孙中山在总统府主持各部总长委任典礼，九名总长中独缺司法部伍廷芳、内务部程德全，伍氏未能到场的原因，是领衔在上海议和，无法脱身；程氏不克来宁，却仅仅因为“有病”，实难让人理解。更有意味的是，在这期间，程德全与章太炎等人组建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作为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铺垫。此时，清廷尚未宣布退位，南北议和正在紧张进行中，莫非他神机妙算，在观测风向之后，料定再过两个多月，孙中山必定要让位于袁世凯？

    风雨飘摇稳坐船

    果不出所料，袁世凯于1912年3月末在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十余天后，即下令程德全复任江苏都督。为什么作这样选择？袁氏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向孙中山示好，另一方面，袁、程都曾是前清大员，惺惺相惜的同时，或许袁氏认为他们在心理上能有更多的默契吧。南方革命党阵营中，被袁世凯顺理成章安下一个楔子，由此也演绎出一连串变局。这时，黄兴正在为南京留守府裁撤军队、筹集粮款等事而焦头烂额，心灰意懒，袁世凯还是心怀顾忌，特别电嘱程德全留心察访黄兴的活动，希望及早结束留守府，解除自己的这块心病。

    留守府本是袁世凯为了安抚南方革命党人而设置的临时机构，管辖南京地面及南方各军的裁撤整编，程德全接任苏督后，最初将都督府行辕设在苏州，虽也有心早日接受南京事权，统一政令，但为了避免与革命党发生冲突，并且看到黄兴政治态度消极，对自己并不构成长期威胁，于是仍以惯常的柔术与之周旋，劝慰黄兴从容办理结束，勿要操之过急，遗留后患。当袁世凯急不可耐地再次来电查询南京状况，并准备派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赴宁接收留守府时，程德全复电说：

    南京留守府本非常设机关，克强（按黄兴字克强）亦有三个月告竣之说。德全在宁亲见克强办事情形，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个月不能完竣，大抵五月为期，断无不了之局……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刻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则一面可以促事实之进行，一面可以释军心之猜虑。两三月后事竣取消，大局宁帖，可操左券。《程德全致袁世凯电》（1912年5月23日），原存《江苏都督府往来密电》，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上海书店，2001年，第40-41页。

    程德全的这一番运作，显然更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到6月中旬，坐镇金陵却缺饷缺粮，随时面临军队哗变的黄兴，还是选择了通电辞职，将南京政务及数万部队，一体交由江苏都督府接收。这正是袁世凯所企望的，于是随即通令批准，并命程德全当天赶赴南京到任，并将都督府移驻金陵，加紧整顿江苏地面上机关林立、政出多门的问题，以期把革命党人在南方最大的根据地，在短时间内彻底分化瓦解掉。黄兴辞职后，各种政治势力争斗表面化，江苏政局势必大变，此为前奏也。

    果然，江苏的革命党人们早就不满于孙中山、黄兴向北方让权，眼下对袁世凯的安排更不买账。在这之前，同盟会员柳成烈、朱葆诚等就在苏州组织了一个“洗程会”，密谋由上海都督府预备一批军火，装上小火轮运到苏州，再以辛亥革命时成立的先锋营为核心，带动当地军队发难，驱除程德全，拥立上海都督陈其美为江苏都督。这下子，机会到了，党人们决定冒险一试。

    在这同时，甫迁南京的程德全也接到密报，他当机立断，即返苏州震慑，于驻军起事前夜，抓捕了为首的蒯氏兄弟及先锋营两名军官，并成立军法会，自任审判长，经快速审判后，几名主事者立予枪决，先锋营也被缴械遣散。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程德全处理此案的方法：从事发到善后，自始至终未事张扬，在局面平息后，为了避免株连，且安定人心，他还命令将搜获的文件、名册等，在众目之下即行烧毁，也是机关算尽了。更有意思的是，陈其美在上海风闻党人事败，佯向程德全询问结果，以探虚实，程氏答复之老练、冷静，为常人所非能者：

    敝处本不知柳成烈踪迹，蒯案也未闻及。特闻。《程德全复陈其美电》，载《申报》1912年6月6日。

    程德全处理此案的坚决态度，与事后表现出来的克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此行事风格，显然是不愿意将事态进一步扩大化，所谓柔术，点到为止。这一闷棍打在了革命党人的要害上，也让心存侥幸者不敢再轻视程氏其人。不久，扬州都督徐宝山、江北都督蒋雁行相继取消军政分府，在江苏地盘上的陈其美孤掌难鸣，乃于7月底交卸上海都督一职，至此，程氏的都督地位难以动摇了。他正式上任后，做事宽严有度，且有魄力，对人友好平和，因而获得了各方面支持。很快，革命党人也松了口气，这位不动声色的老官僚，虽非同盟会的坚定支持者，但也不像是袁世凯的同路人，而是一个地道的中间派。

    在《致大总统及地方议会宣告就任》一电中，程德全表示，江苏政局统一后，自己的政治主张，“首宜以恢复秩序为唯一之方针”，在当时南北政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他极力主张调和，为此宣布脱离共和党，试图超越党派冲突，便于沟通南北，调解政党之争。在接收南京留守府、上海都督府过程中，在整编江苏军队、处理宋教仁被刺案等问题上，他都能够大度处之，公平对待各方，对已经处于弱势的革命党人，也比较同情。尤其1913年2月宋案发生后，程德全亲往上海主持调查，并应黄兴要求，通电公布表明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等证据，力争在法律范围内求得解决，结果虽告失败，但他的一片苦心，仍令不少革命党人信服和感动。

    柔术用尽万念空

    到1913年初夏，宋教仁被刺案法律解决，仍然无望，袁世凯向五国银团大借款得手后，又派北洋军南下，步步进逼，孙中山不甘于不战而屈，乃动员南方各省起兵讨袁。当革命党内部为斗争策略吵作一团时，程德全在一封密电中如此劝慰道：

    吾辈一举一动，当在法律范围之中，倘过于激切，酿成暴举，转贻反对者以口实，夫大多数人民反对，未有不败亡者也……总之，政治不良，革政治之命可也，若酿成政治分裂之祸，因以革民国之命则不可。国民党惨淡经营，得有今日，诚非易易，更须稳立脚步，求政治上之最后胜利，切不可激于忿愤，为孤注之一掷。《程德全致李烈钧电》（1913年5月8日），载《江苏都督府往来密电》。

    其语谆谆，可谓开诚布公，苦口良言，无异于将他在官场上多年练就的柔术，和盘托出，捐献给革命党人。可是孙中山不信这一套，兼以革命党阵线号令不一，遂致二次革命之败。程德全既拥护中央，又同情革命党人，那么他的所谓调和，也仅止于劝说革命党人放弃武力讨袁的主张，最终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到7月12日，已被袁世凯撤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起义，紧接着，黄兴也潜赴南京，成立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并策动驻宁陆军第八师包围都督府，逼迫程德全一同举义。担任讨袁军兵站总监的赵正平，是7月15日早晨陪同黄兴到督署劝程的随员之一，他回忆：

    ……尚在睡梦中的苏督程雪楼先生惊骇异常，我急忙上前安慰说：“请都督安心，克强先生就要来了，即要同都督商量。”他说：“克强先生到了么？请他快来罢！”话声未绝，克强不改他温蔼大量的态度，踱进来了，背后跟着各高级将领。大家坐下，克强先生说明讨袁的大义，请求协助。当时有若干高级将领，从第八师长起，纷纷下跪，语极诚恳。程氏遂一改其惊异的颜色，留住章行严（也同克强同来）先生来起草讨袁独立的檄告，而推请克强先生出任讨袁军总司令。赵正平：《癸丑讨袁》，载《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3-584页。

    面对黄兴的敦促，与第八师高级军官们的跪请，程德全口中默然，不知所云，算是一种屈从的表示；几日后，他便重演故智，以身体多病为由，要求到上海就医。黄兴低估了这位三朝元老以柔克刚的本领，竟慷慨大度，允其起行。哪知程德全脱出旋涡，安然返沪后，连连发表通电，说明南京宣布独立，是“事势所迫，有触即发”，“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耆拄，本日来沪调治”，表示不再是问政务。在他授意下，一同赴沪的民政长应德闳也发了一个简短的通电，表明：“苏省民政机关，业由德闳率同各司长，移交都督府”。《程德全应德闳由宁赴沪通电》（1913年7月17日），载1913年7月18日《时报》。话里的意思是，革命党人举义讨袁，地方政府无力干预，南京城里，任凭黄兴一伙人去闹吧，横竖都看中央如何处置。

    袁世凯对程德全的态度很是恼火，去电责备他说：“该都督有治军守土之责，似此称病去职，何以对江苏人民？”并要他“选择得力军警，严守要隘，迅图恢复”。程德全当然不愿再踏入多事的南京，为了应付北京的问责，他委派江苏第一师师长杜淮川为代理都督，自己则不紧不慢，一面在上海遥控指挥，一面向袁世凯发电报解释，声明本都督系被讨袁军胁迫入伙，此前江苏独立一切文电，都是“假用德全名义号召”，并劝告黄兴“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他很清楚，事态至此，自己既失去了袁世凯的信任，也与黄兴形成反目之势，种种苦心，都成竹篮打水，在这进退失据之际，只得做下台走路的打算了。

    南京的战事，在黄兴负气出走后，又经国民党《民权报》主笔何海鸣发动第二次独立，讨袁革命官兵紧闭城门，与北军鏖战了二十余天，金陵城才被冯国璋、张勋部攻破。这期间，江苏绅商各界仍呼吁程德全前往南京善后，程氏未予回应，在南京陷落之际，他选择了知趣而退，向袁世凯请疚辞职。9月3日，即南京被北洋军占领次日，袁世凯下令免去程德全江苏都督职务，由张勋接任，程氏的政治生命也由此结束了。

    其后，程德全蛰居上海租界卡德路寓所，谢绝见客，以求自保。自武昌起义后，他在两股强大政治势力之间寻求生存之道的梦想，也以失败告终了。退出政界后，他万念俱灰，于1926年出家，先赴常州天宁寺受戒，法名寂照，后来在苏州法云寺隐居，吃斋诵佛，远离尘嚣。1930年在上海病逝，活了七十岁。苏州寒山寺山门上方匾额，即是他在江苏巡抚任上时所题写，“古寒山寺”四个隶字，字体古意盎然，遒劲苍凉，全不似久经宦海、善用“柔道”之人所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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