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军训受挫工作降职划成单位编外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当时（1998年8月份）亮也在部队和上级闹矛盾，暂时没有安排工作，据说已经待岗3个月了，在家里联系复转。我在报纸上打广告求职一事引起了他的关注。大概是同病相怜的原因吧！他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又是关怀，又是鼓励。每天都要打十几个电话。说心里话，这时候我需要的是安静，需要的是工作，需要的是帮助！他喋喋不休地安慰、鼓励、开导反而成为一种负担！都是成年人了，什么都懂，谁也不比谁高明多少？但在反感的同时又有几分怀疑和好奇。他为什么打电话联系我？有什么目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怀疑和好奇的驱动下我约他见面。
邮政局是我常给军写信的地方，也是市民熟知的地方，因此我约他在此地相见。与他相见已经是一个月后。
9月下旬虽然已经进入秋天了，但夏的火热还没有完全褪去，邮政大楼门口一片火烈的阳光。老远看到一个上身穿着白色衬衣，下身穿着军裤比较清瘦的男子在邮局门口徘徊，我猜他就是我约见的人。果然不出所料，他看到我远远一声“燕子”，好像对我很熟悉一样。
我不认识他，也从没有在什么场合见过他，他怎么一眼就认出我。
言谈之中他不但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了解我待岗的原因，并且知道我写过入党申请书的事情。这都怎么回事？奇怪！奇怪！真奇怪！一头雾水让人丈二摸不清个来龙去脉。他还说他想帮助我，他为什么要帮助我？
我和他有什么关系？
我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单位，他原来是省军区下属一个区域的部长。
1998年的深秋，军打来电话说孩子刚刚出生，父母又在湖北，他既要照顾妻子，还要忙于军务。我难过的心理、痛苦的遭遇都不方便向他倾诉，孤零零一个人独自难过，满腹委屈无人诉得。而在这个时候比我年长13岁的亮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百分之百的主动，因此我们开始约会了。
由于他在市里很有影响，以前也曾给军政司法部门的要员当过秘书，因此工作很快得到了妥善安置。我也在荣华的帮助下回到了原单位，遗憾的是我的工作仍然是一线营业员，还要接受那些没有多少商业经验的营业厅主任的训斥和领导，一肚子的怒气还是无处发泄，委屈的眼泪总在眼里转。因此我从被动地位转到了主动地位，流着眼泪给亮诉说单位里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很耐心，不厌其烦地讲道理：
“面包和牛奶总会有的，不要着急啊！”
“坚持就是胜利，好人一生平安，忍辱负重，光明就会来到。”亮总是慢条斯理地安慰。
他知道我和军的故事，劝我忘记军。他认为军不仗义，不负责任，应该谴责军，远离军。其实他根本不了解军为人厚重、赤诚的一面，更不了解我和军的情谊之深，爱之痛切根植于身体里最细微的神经里，每一滴涌动的鲜血里。任何人不能超越这种情感，凌驾、摧毁、瓦解这种多年积淀凝重、牢固的感情基础！除非天塌地陷将我和军活埋，活埋的灵魂依然会化蛹成蝶，双双飞舞。
亮能陪我多长时间，我能接受他多久呢？他有他的事业，他有他的家庭，他有他的烦恼，我不想多问，不想多管，也不愿意让他走进我的内心深处。
军走了，他也走了，或者军不在的时候他蜻蜓点水一样地来。他总是穿插在军和我之间，如同电影故事片中蒙太奇一样的效果，如同平静的水面上的涟漪一样既点缀着生活、来自生活，又和生活中的主人公没有太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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