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上海爆发了纱厂工人大罢工，强烈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王若飞在《向导》上发表了《在枪杀中国工人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上海市民之威胁》一文。他热情歌颂了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他写道：“这次罢工，工人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虽十分艰难，然而他们奋斗的勇气却非常之高，于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确实是这个革命的先锋队。”
在这篇文章中，王若飞对各界人士对罢工应采取的态度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论。他指出，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应该一致支持这次罢工；国民党应该对于这种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罢工有具体实际的援助；市民、学生应该组织“同胞雪耻会”，进行讲演、募捐，当好罢工工人的后盾。他严厉批评了“大资产阶级、士绅阶级……漠视民族斗争的冷血态度，不仅为劳苦群众所仇视，凡有血气者将无不冷齿而鄙视之”。王若飞站在民族革命的立场，正确指出不同阶级、阶层在运动中的不同态度，为后来“五卅”运动中形成的以工人为主体、由各界参加的反帝统一战线制造了舆论。
1925年5月，为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加强北方的军事运动，根据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的建议，中共中央派遣王若飞到河南从事军事统战工作。
王若飞奉命从上海到北京，与李大钊商谈了河南的工作。约在六月初，到达河南郑州。6月7日，他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分在郑州召开的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
根据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军胡景翼的原计划，王若飞首先帮助二军在开封创办了北方联合军校。1925年6月，苏联派来了以西拉尼为组长、拉平为参谋长的顾问组到河南，包括顾问三十多名，著名的加伦将军也将奉命前来。王若飞在苏联顾问组的帮助下，协助岳维峻建立了二军管理指挥中心——司令部。接着，在已有学兵营的基础上，又开办了模范营，派遣共产党人在这两个组织中去开展工作，发展党员。王若飞在邀请苏联顾问对这两个营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抓紧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他从学员中选派了一些有觉悟、有才干的青年去苏联学习。在学兵营、模范营的基础上，开办了四个炮兵班，一个通讯班、九个步兵班、两个骑兵班和一个工程班，使北方联合军校初具规模，提高了二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
但是，没过多久时间，在二军内就为军校的官员任命和办校宗旨发生了不同派别的争论。反动军阀吴佩孚也在外面制造舆论，攻击二军“增加了赤色危险”。岳维峻在这种内外交攻的情势下，不愿再继续执行我党从前与胡景翼协商好的全面计划。对于岳维峻的转向，王若飞从上层到基层都做了不少工作，但已无法改变这种情势。
王若飞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党的指示，从主要做军事统战工作改为主要做党的工作，出任豫陕区党委书记，负责组建豫陕区委。
区委建立后，王若飞首先抓了工人运动。河南工人运动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王若飞在著名工运领导人张昆弟、李振赢、王荷波、刘文松等人的协助下，正确总结了二七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很快恢复和发展了京汉铁路和豫丰纱厂的工会组织和活动，并重新建立和健全了党支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工人运动。在郑州工人运动的带动下，七月间焦作煤矿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斗争不仅得到学生、市民、商人的支持，甚至连二军驻焦作的部队官兵都参加了游行示威。为加强和扩大焦作煤矿的罢工斗争，王若飞又派李振赢、王荷波深入焦作进行指导。很快，这场罢工浪潮扩展到河南大中城市和重要厂矿，并在罢工中扩大了工会组织。根据斗争的发展，八月间王若飞亲自主持召开了省总工会筹备会议，九月间正式成立了河南省总工会，京汉铁路全路工会恢复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同时召开，将河南工人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工人运动的带动下，河南青年运动也高涨起来。在王若飞和党中央派来加强对青运领导的李求实的领导下，七月间开封成立了共青团市委，代行豫陕区团委的工作。八月间在开封成立了省学联。在区团委和省学联的领导下，整顿了全省的学生组织，密切了学生会与全体师生的关系。暑假期间，区委举办了政治理论讲习会，王若飞应邀作了《帝国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专题讲座，受到了青年和学生的热烈欢迎。这年，由于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耽误了一些学业，学校当局以补考不及格或降级或开除相威胁，于是开封学生发动了一场反对补考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青年、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进步社团和学生自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到处涌现，王若飞不仅注意指导这些进步社团的活动，还亲自撰稿供他们的报刊发表，从而使河南青年、学生运动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在广东、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下，王若飞注意对河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这年十月间，他根据李大钊要巩固后方，必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了河南农运工作。他派人下乡，从调查研究入手，深入了解农民经济上所受的剥削和政治上所受到的压迫，着手组织农民起来斗争，郑州郊区成立了区农民协会。接着，全省许多地方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到1926年全省已有一百多个农民协会，有十万人参加了农会组织。
1925年夏天，北方区党委派李培之等到河南开展工人运动与妇女运动。李培之到河南之后，往来于郑州、开封之间，出进于豫丰纱厂，发动工人和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并负责编写《工人周报》。王若飞对《工人周报》和工运、妇运工作给以热心的指导，帮助李培之开展工作。李培之感到王若飞没有上级领导人的那种威严和曾到外国留学的那种盛气，平易近人，亲切热情。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们彼此建立了感情，当年秋天在河南结婚。她与王若飞结婚不久，就受党的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直到1928年6月党的“六大”时，王若飞在莫斯科才与李培之再次团聚。
从1926年初离开河南到1927年4月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王若飞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工作。
从党的“四大”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机构虽然较前健全，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央秘书处，但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的王若飞，担负的工作还是十分复杂和繁重的。当时陈独秀是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央秘书处的工作。王若飞则直接总揽各项具体工作。中央的一切决定均由秘书处形成正式文件，然后让各地方组织办理。因此，事无大小，王若飞都需亲手经管，有时忙得彻夜不眠。据当时共青团中央代理书记肖三回忆：“记得中央每次开会都是王若飞同志自己作记录。在不大的房间里，在淡淡的灯光下面，他胖胖的手，圆圆的指头，写起字来是那样的迅速，每个人说的话他总是一个字都不漏地记了下来。”若飞的工作是十分勤奋、认真、刻苦的。
王若飞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根据当时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及时撰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政治评论。王若飞总结了“五卅”运动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认为“五卅”运动是“全国各阶级一致联合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伟大运动。其突出的意义在于：“不仅把这一运动由一地的扩大成全国的；并把这一运动从一阶级扩大到各阶级”，因而得到相当的成功。
他分析了各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在帝国主义的贿买、欺骗和恐吓下，小资产阶级动摇，民族资产阶级妥协，大资产阶级从中破坏，“只有”工人阶级是帝国主义“最可怕的敌人”，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者”，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表现出“革命的不妥协精神，足为国民运动的领袖”。
王若飞在1926年4月，对如何从思想上准备北伐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方面是肃清广东内部的反动派，巩固广东革命的政权；一方面是扩大联合战线的组织，取得农民，取得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免工人阶级孤立，“甚至必要时还要取得资产阶级、取得不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或反抗大军阀的武力”，他强调指出：“我们能胜利与否，就在我们能否应用这一联合战线策略。”
王若飞在北伐战争前写的这些政治评论，显示了他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表现出他善于在复杂的敌我斗争中正确运用党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在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不断扩大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击最顽固、最反动的军阀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阳翰笙曾回忆道：“‘五卅’运动前后，我在上海就认识了若飞，那时我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能干，也非常泼辣、有时还喜欢用讽刺的态度嘲骂敌人的革命家。”肖三也对此有深刻的印象，他说：王若飞的文章和言论，“滔滔雄辩的论证”，“使得一切反动派丧胆！”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八七”会议后，中央派邓中夏任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继续担任省委常委、省农委书记。当时农委的秘密工作机关设在泥城桥附近的一家过街楼上。
王若飞与邓中夏等省委负责同志一起，根据当时江苏特别是上海仍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没有急急忙忙地去发动农村和城市暴动。他们在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方面。王若飞与省委同志对上海外县农村党的工作强调了三点，一是派人到外县巡视，切实改组外县组织；二是在县委机关中增加了工农分子，三是提出了“到农民群众中去”的口号，改变过去只做机关和学生运动的做法。经过对党组织的恢复与整顿，从十月份开始，他们进行了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
王若飞还指派农委干部黄逸峰几次到处于上海、苏州、嘉兴三角点的中心青浦，深入群众，参加会议，了解情况，帮助县委书记夏采晞、组织部长陈云和武装部长吴志希，把这里的农民减租斗争引向农村的秋收暴动。为了准备江苏农民暴动，王若飞与农委干部徐文雅一起，在北四川路桃源坊举办农民干部讲习班，训练江北农运骨干，为发动江苏农民暴动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宜兴暴动打响后，王若飞等以省委名义去信，祝贺宜兴“勇敢地举起了工农革命的大旗”，向他们提出了省委要他们注意执行的九条意见，其中强调说：“虽然占领了县城，但广大的农民群众却在乡下，绝不要因为占了县城，反与群众离开，而是占了县城更使革命影响扩大，使四乡农民通通起来，使乡村的争斗更为激烈，纵然以后南京政府派来大兵，也至多得一片空城，乡村农民政权仍不会消灭，反一天天地蔓延扩大。”这项指示无疑是及时的、正确的。
这个期间，黄齐生听说王若飞在上海，就与妹妹黄固贞一起到上海找王若飞。王若飞也听说舅舅和母亲到了上海。但出于保护党的机密，他没有去与母亲和舅父相见。青浦暴动失败后，县委武装部长吴志希被捕。恰巧监管吴志希的敌军营长是黄齐生的学生。于是，王若飞写了一封署名“如飞”的信，让黄逸峰去法租界西门路找黄齐生设法营救。黄齐生一见这封署名特殊的信，心里就完全明白了其中的用意，答应一定想尽办法营救吴志希。临行前，黄齐生对黄逸峰说：“你如遇到王若飞，请告诉他，我很好，要他安心工作。”黄逸峰将此情况告诉了王若飞，他说：“舅舅是了解我的！”谁知，未等黄齐生的营救信送到那个营长手里，吴志希已在松江英勇就义。
此后，王若飞仍然没有去看母亲和舅父。有一天，王若飞路过泥城桥畔，正巧遇到了黄齐生，甥舅相见喜出望外，舅父黄齐生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他们两人相偕走入一家饭店，叙谈别后经历。王若飞向黄齐生介绍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设成就。黄齐生对王若飞说：“你妈妈现在上海，你为什么不趁此机会见一面呢？”舅父的话激起了王若飞对母亲深沉的怀念，他沉默良久，低头不语。最后答应找一个晚上去看母亲。
分别将近十年后的一个夜晚，王若飞来到了母亲的身边。母子相见万分激动。他们来不及叙说别后母亲过着的漫长孤寂岁月和若飞经历的火热的革命斗争，而很快又要分别。王若飞深知母亲需要他来抚养。而国家和人民的苦难又需要他去进行革命斗争。在离别前，他在屋子里来回不停地踱来踱去，半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坐在凳子上，把头伏在膝盖前，两手捂着头，默不作声。母亲很能理解王若飞的心情，知道他此时此刻有说不出的隐衷，毅然对若飞说：“我当然不能勉强你的所为，我深信你的一言一行会合乎真正做人处世的道理。你去吧，不要担心我！”从此，王若飞便告别了母亲，一心扑在了革命事业上，直至牺牲也没有再与母亲相见。
正如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在我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初期，由于经验不足和认识上的偏差，王若飞也有过思想苦闷，有过某些挫折、错误。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对待这些错误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王若飞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曾犯过右的错误。例如，在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三二O”中山舰事件以后，在陈独秀妥协退让的指示下，他错误地让广东省委“搜罗反动派的阴谋，促蒋觉悟”，并要求广东省委“避免一切可以引起冲突之误会”，“不可在组织上和策略上有左稚的毛病。”对于这个错误，王若飞在《自传》中检讨说：当时“陈独秀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均实行其家长式的领导”，“应该承认我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地信仰执行，自己应当负一部分很大责任。”
1927年4月至5月，在党的“五大”上，由于王若飞对当时客观的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认识不清，思想上“感到非常苦闷”。对于这时的苦闷，王若飞在后来总结“五大”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当时在一些工作上，全党毫无例外是彷徨的。只有毛主席当时是看见一些问题，然而他并未在中央负责。即使在中央也不能彻底改变当时的情形，党员还不能认识自己的领袖。”
在党的“八七”会议以后，邓中夏、王若飞主持江苏省委期间，在江苏暴动中具体出现过两个问题，一是开始偏重于夺取城市政权，王若飞甚至曾幻想过“占领沪宁”；二是有些做法盲动冒险，如，在城市用“硬打手段，逼迫工厂罢工”，在农村暴动时曾提出“走一路杀一路”，对于暴动甚至“带点强迫性质亦可”。对于这两个问题，王若飞觉悟较早。在1927年党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前，王若飞、杭果人和徐文雅一起曾去向瞿秋白汇报无锡暴动的经过，王若飞指出了暴动中的盲目冒险的一些具体做法，但却受到了瞿秋白的批评，说他是“右倾动摇”，还错误地指责他是“失败后逃跑回来的”。后来，王若飞在自传中写道：“1928年春，已深深感到当时在上海工人的斗争方式和沿沪宁线农民斗争方式不能再用过去武装斗争的一套，但对于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还在摸索。”
通过以上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王若飞从未讳言自己历史上的缺点、错误，而且敢于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丝毫不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向党敞开了共产主义者的胸怀，露出了一颗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
在党的“六大”上，王若飞被选为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国代表。国际“六大”后，王若飞为加深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曾诚恳地要求留在莫斯科学习。当时的中央考虑了他的这一请求，决定让其参加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担任驻农民国际代表。
由于农民国际的工作不多，王若飞主动到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一所高级党校——列宁学院学习。
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当时在该校学习的潘家晨代表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到场，向该校考试委员会反映了王若飞的情况。潘家晨认为，王若飞与陈独秀关系密切，不宜进入这所学校学习，说这话时，王若飞在场，他说：
“我不否认我犯过错误。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紧急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我不但犯过右的错误，而且还犯过左的错误。我并不打算隐瞒这些。”
列宁学院的主考人听完王若飞这一席话，赞扬说：“好一位勇敢坚定的同志！”
这时，潘家晨又说：“你当过陈独秀的秘书。”
王若飞回答说：“我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秘书。”
这时，主考人插话说：“这是另外一回事，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王若飞说道：“中国革命遭到如此重大的挫折，我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但我相信我们党会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一定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这时，主考人马上说：“王若飞同志，您被录取了！”
在这次考试不久，有一天王若飞遇到瞿秋白，曾向瞿秋白提出质问：“你们这样对待我，难道我是反革命？”
瞿秋白回答说：“那倒不是，你是忠于革命事业的。但你对陈独秀有感情，并且老认为革命失败似乎我们都应当和陈独秀一样地负责。”
王若飞说：“我反对自封布尔塞维克，反对事后诸葛亮。
听了这些话后，瞿秋白最后说：“唉！你实际上是个忠诚的人……”
王若飞这种胸怀宽广、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确实闪耀着崇高的思想光辉。董必武说他：“磊落胸怀昭日月”，是对王若飞的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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