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变异的心理跟他的成长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从小家境贫困，住所偏远，母亲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对自己的子女采取一种近似于精神虐待的教育方式。她每天固定替儿子们上圣经课，不断提倡信上帝的重要及罪人会下地狱。同时，她恐吓儿子们女人是危险的，沉浸女色是不道德的，用各种方法吓阻儿子们对异性的兴趣。这件事导致盖因直到老死都不曾结婚，也不曾跟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他在生命中的前半段都循规蹈矩，除了在自家农场工作之外，偶尔会到镇上打零工赚零花钱，在镇民眼中是个安静古怪，害羞善良的男人……”

    “……然而，平静的生命出现变数开始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了。接着他的哥哥死于一场仓库火灾。最后，他最爱的母亲，在一九四五年死于中风。就这样，四十岁的盖恩突然发现自己孑然一生。他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亲人，没有同伴，更没有妻子和儿女，他唯一拥有的，是一座贫脊农场和空虚的人生。他和世界的疏离感越来越强……”

    “……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没有像他母亲生前盼望的那样成为羔羊一样纯洁的人，而是蜕变成了一个的十恶不赦的杀人魔。被捕后他并没有被定罪，而是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终老一生。那种与社会严重的疏离感，与强烈渴望的被认同感，使他做出了那些常人无法理解而他自己却不以为意的罪恶手段。也许在他眼中，是把那些的受害者的遗骨当做了陪伴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你是说这起案子的罪犯也有类似的生活经历？”慕容雨川问。

    罗炎麟说：“虽然中国和美国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但是人的心理认知，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基本构成关系是一致的。所以，这起案件的罪犯，他的所作所为，至少能够说明他是一个与社会严重脱离的人。还记得我为你们对罪犯行为进行的心理画像吗？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罪犯不具备正常的社交能力。他的社交圈可能相当局限。譬如说，只跟家人，或者一两个熟人交往。这种人不会有稳定的工作。考虑到他作案时间很灵活。估计他是一个待业人员。如果那样的话，他应该有家人为他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

    “那他剪小孩的手指又是为什么？”陆小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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