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谈了萦绕在心头的两个问题：1）在海丝能讲话前，当地能不能找到愿意辅导海丝的语言矫治专家？2）口语和手语两种方法，哪一种更适合海丝？哈斯博士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同时帮你解决问题。”然后他向我介绍了有关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为失聪儿童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和家长举办的夏季家庭讲习班的情况。
因为比尔不能撇下商店的工作长时间请假，只得返回多森。我为自己和三个女儿报名参加了讲习班。1976年夏季我和三个女儿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里住了六个星期，每天清晨我们母女四人一块儿去“上学”。
开班第一天，在相互介绍认识的过程中，我对教师说，我们参加这期夏季讲习班的主要目的是想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来学习语言训练的方法，至少海丝是这样。每天上午教师把三个女儿召集在一起进行海丝的语言训练教学，斯苔希和梅丽莎像她们的小妹妹一样对这些活动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她们在佛罗里达大学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由特蕾西函授课首先提出的“将矫治融合于家庭和日常生活”的观念。班上的作业，也以家庭为小组，由大家共同完成。每天下午，我们一起回到旅馆的房间，继续学习。例如，一天我们从一摞旧杂志中把动物的图片剪下来，贴到目录卡片上，再用这些自制的漂亮小卡片教海丝认动物的名字和发音。
除了趣味盎然的课程外，还有许多自由时间，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旅馆的游泳池里游泳，或逛商店，或在塔拉哈西四处观光。到了周末，有时比尔会开三个小时车来看我们，有两三次是我们回多森会比尔。在女儿们看来，这真像一次长长的合家度假。
而在我看来，这是上帝及时满足了我的祈求，给予了我所迫切需要的回答。
每天上午，当海丝和她的两个姐姐上语言训练课时，学校的老师也和我在一起，教我另外一些东西。有时他们带我到观察室，通过双向镜，坐在里面观察女儿们的语言训练过程。教师在旁边讲解正在进行的活动和原因，还向我展示了在家里如何开展某些特定的学习语言的方式，或是怎样使语言训练技术成为家庭成员与海丝相互交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时，他们与我谈作为家长对自己重度耳聋的女儿的未来应该抱有何种期望。
那年夏季，真是满载而归。我们除学习掌握了一定的家庭语言训练矫治知识，还开阔了眼界。刚到佛罗里达大学不久，哈斯博士曾把我叫到一边说，要想为海丝将来的教育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训练方式，就不能盲目地选择。他认为我不仅应该了解聋儿教育领域目前正在流行的所有最基本的方式，还应对这些方式进行探讨。
我当然知道口语和手语两大营垒之间的争论，但哈斯博士说在这两大派系里还有其它一些分支，他列举了五种不同的基本观点。
赞成手语的主要有三个流派。
一派人提倡运用排它性的手语，他们完全不赞成听力受损的人利用可闻性语言。持这一观点的专业人员又分为使用“美国手语”和使用“英文手语”两派。我对这种排它性的手语毫无兴趣。
另一派人支持和推广近来被称为“混合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种提法。混合交流强调失聪儿童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有学习和使用各种交流方式的权力。也就是说，每个失聪儿童都应该有机会学习口语和手语交流技能，包括：讲话、手势、姿势、指法拼读、唇读、读和写等等。鼓励充分利用残留的听力。总而言之，就是在交流实践中同时使用口语和手语两种方法。这种方式符合逻辑，就像是十八世纪以来就被广泛运用于聋儿教育的手语与口语教学的简单折衷。混合交流方式是很吸引人的，是啊！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各种学派的优点呢？
第三派人推崇一种新型的“手势”方法，哈斯博士说这是最近十年来才发展起来的一种相当新的技术，叫做“提示语”。提示语与美国手语和英文手语截然不同，在后两者中，手势代表概念、短语、词汇、具体的阿拉伯数字，而提示语是一种以音素为基础辅助唇读的手势。唇读作为一种有助于耳聋患者自身发展，而又逻辑性较强，并且贴近自然的交流技能，但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有许多英文单同的发音，口型几乎一模一样，以小小的单词met为例，它的发音口型至少就有七种不同的唇读理解，包括mitt、bet、but、bit、pet、putt、pit等等。作为补偿，提示语便应运而生了。它通过八种基本手形，配合在面部周围的四个不同位置，来代表各种不同的辅音和元音的发音，使唇读者利用这些辅助的提示准确地看到（听到）正常人所能听到的每一个音节。
我立即发现了这种方式的两点不足之处。一是它还没有被广泛使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对语音学从来就掌握得不好。我简直难以想像，一个人怎么可能轻松自如地一边说话，一边又能根据语音正确地做出各种姿势。
哈斯博士则将耳聋患者口语发展的各种支持者列为两大基本流派，这两派均避而不用正规的手语。第一派人提倡使用综合感觉法（视觉、残留听觉、在某些情况下用触觉）帮助儿童理解和进行对话。唇读属于这一类别。
第二派口语方式通常被认为是听觉语言方式。许多这种方式的支持者认为视觉提示，例如：手势、甚至嘴唇的动作，都会削弱和淡化孩子学习利用自身残留听力的能力和兴趣。为了在教学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依靠听觉功能，他们在培训失聪孩子时，常常把嘴挡住。持这种观点的专业人员认为，大部分失聪儿童到学龄时，应具备足够的听觉技能，这样他们才能像正常儿童那样受教育。
这种方式也像提示语一样未被广泛采用，尽管这一学派的目的是使失聪儿童回归主流社会，受到正常教育，学会在有声世界中生活等等，这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我对它还是怀有一连串的疑问。
当哈斯博士将这五种基本选择一一表述一遍之后，我又追问他本人认为其中哪一种最适于海丝。博士没有正面回答我。
“这些方式中不论那一种都有一些代表自己的‘典型’实例，用来向人们证明自己是成功的，是正确有效的。”他说：“但在每一个‘典型’后面，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成功因素，即一位对这种方式110%地坚信不疑、对孩子竭尽全力的家长。所以，您对海丝和对您自己选择的交流方式的信心与责任将是海丝成功的关键。没有您的承诺，没有您的支持，无论选择了哪种方式，无论海丝怎样拼力抗争，最后也只能达到一个平平常常，的失聪孩子的水平。有了您的承诺，不管选择五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海丝都会成为成功的典型。因此，我建议您尽自己所能，学习、了解有关知识，以便选择一种自我感觉最好的方式。能否作出正确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您自己。”
经过这一番讨论，虽然我心中依旧浑浑沌沌、四顾迷茫。但哈斯博士相信我能够在海丝的生活中，起到非常关键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点使我倍受鼓舞。同时，他对家长责任的强调，也促使我用更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要求自己：“如果我对海丝做了错误的决定怎么办？”“如果我未能付出博士提到的110%的努力怎么办？”
我只能祈求上帝，请继续引导我做出正确的选择吧。
要避免作出盲目的决定，第一步就是要得到有关各种选择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哈斯博士安排我去参观塔拉哈西地区的三个不同的聋儿教育项目。
当我观察一个班级的活动，看到教室里的一切指导、对话完全靠手势表达时，我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觉。我感觉自己被完完全全地排除在群体之外了，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寂静无声的异国他乡。如果我有这种被排除的感觉，那么当这些孩子们走出教室，踏入外面的有声世界，又会作何感受？我呆呆地看着老师，看着班级，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每个人看上去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我唯一只能通过黑板上写的字得到一些提示，才能看出课堂里正在教什么。当我想像自己走进遥远的北京的一所小学教室时的情景，这种被排除感就更强烈了。我对中文和手语一样一无所知，但至少能知道谁在对谁说话，能从谈话的语调中察觉一些东西。
这次访问使我感到纯手语的交流方式缺少轻松融洽的感觉，绝对不能为海丝选择这种方式。
然后我观察了一个使用混合交流方式的班级。这次，我对教室里进行的活动，可以了解得更多一些。但人际间的对话零零星星，使用的频率很低，大部分交流还是完全依赖手语。这种方式并不完全可取，因此我仍然觉得眼前茫然一片，不知该向哪里迈步。
最后一次观察是与一位公共特殊教育老师在一起，她主要依靠唇读来扩大听力障碍儿童的词汇，并作为主流教育的组成部分，为孩子们提供这方面的辅助课程。比较三个观察过的班级，我更喜欢这一个。因为，我能理解老师讲的内容，也能听懂孩子们所讲的大部分话，尽管他们的发音有时不准。
通过观察，我感觉这三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不同之处，所以依然无法作出最后选择。在讲习班结束，离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之前，哈斯博士敦促我尽快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间紧迫，如果我们要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特别是若准备选择口语方式时，作出最后的抉择就更刻不容缓了。因为，要基本掌握熟练的手语，不妨还可以稍后再去进行，而要为口语发展打基础，却必须立即开始，等到孩子四五岁时就为时过晚了。
阅读研究过有关资料后，我已相当有把握地排除了提示语。因为当时，能够观察到这种方式的唯一地方，是在它的发源地——华盛顿盖洛德大学周围的地区，所以我决定不使用这种方式。这样就只剩一种方式有待调查了，即声觉语言方式。
声觉语言方式是由丹佛市波恃·梅莫热医院语言听力服务部主任多琳·波拉克提出的，被称之为“声觉语言方式”，并建立了实验项目。而我们早已计划在八月份全家度假，去科罗拉多探望我姐姐黛博拉和她的全家。多神奇的巧合！太妙了！
我给波特·梅莫热去电话，打听一些必要的信息，并预定好约会日期。他们寄给我一个手册和一张表格，就像我自己为海丝订的目标表一样，这张表格逐条列出了项目的目标：
使儿童学会使用残留的听力去掌握适于正常儿童的可闻信息……促进其教育和智力水平的发展……帮助避免由于无声隔离的压抑而引起的精神问题。
他（她）能够学习讲话并且语调自然、吐字清晰。
他（她）能够不通过翻译而进行交流。他（她）用听觉正常儿童的方式学习讲话，提高语言能力，而不是通过手语的方式去学习。
他（她）能和听力正常的儿童一起上正规学校，而不是进特殊学校。
他（她）具备较多较好的机会过上更正常独立的生活，而不受社会或职业的限制。
我记得自己读后将信将疑：这事好得真叫人难以相信！但如果可信……
比尔和我在丹佛对波特·梅莫热医院的访问是最令人激动，最受鼓舞的一次访问。我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参观了大量不同的矫治过程，与工作人员谈话，深入了解声觉语言方式，甚至有机会约见了多琳·波拉克本人。但印像最深的还是与那些有听力障碍的儿童本身的接触，我们与其中若干不同年龄组的孩子会面并谈了话。如果不是亲临其境，真叫人难以想像。我们确确实实与这些孩子进行了交谈，他们理解我们的话，更惊人的是我们也理解他们的话。当然一些人的发音比另一些人更清楚一些，但我们可以轻松地和他们每个人交流，不用手势，不用特殊说明或是培训。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一直在为海丝寻觅的东西。
继而我又满腹疑问：我们应该怎样开始？我们要走向何方？我们能做些什么？
多琳·波拉克的同事对我们家目前为海丝所作的一切表示赞同，认为这是一个良好开端，又鼓励说作为家长这只是万里行程的第一步，前面还有千山万水在等着我们去跨越。接着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关于声觉语言方式的信息，并建议我们请受过声觉语言方式培训的语言听力专家对海丝进行专业矫治。但在整个亚拉巴马州，他们没能找出这类可推荐给我们的专家。
这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在丹佛所见到的动人心弦的一切，使我不愿因此而气馁、退缩。在波待·梅莫热医院我所相遇并与之交谈过的孩子们，为我展示了海丝的未来，他们的现在就是我对海丝的希望。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海丝会像他们一样开口讲话，与人们用口语交流！
当务之急是先找到一位语言矫治专家，只要能为海丝提供专业语训，不要说是声党语言方式的医生了，无论什么语言矫治专家都行。我又一次与本地区我能想得起来的所有人进行联系。一番辛苦的搜索没有白费，我终于找到了朱迪·哈珀，一名年轻的语言矫治专家，就住在多森。她听了我对目前境遏的诉说，毫不犹豫地答应教海丝。朱迪承认她在我们之前，还从未接待过任何耳聋患者，所以在失聪儿童矫治方面的经验有限。好在她并不恃才做物，也不是那种矜侍自负而不愿说“我愿意学习”的人，她是一个热情的、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专业人员。
朱迪接受了挑战，她仔细研究了我从丹佛带回来的声觉语言方式典型材料，听取了我根据自己亲眼所见而得出的对这种方式的体会和感想，根据海丝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夏季讲习班上取得的进步，并结合她自己在语言矫治方面的培训知识和经验，决定先从简单发音开始。她鼓励海丝先像婴儿那样发音，如b—b—b—b, d—d—d—d。进一步再模仿动物的声音—baa, moo，接着激发海丝尝试真正开口讲话的各种愿望。
那时家中没有任何宠物，因此到朱迪家进行语言训练矫治成了海丝的一大乐趣，原因之一就是能有机会看看、摸摸、玩玩哈珀的德国种小猎狗施蒂斯，海丝很喜欢这个小宠物。
事实上，在海丝艰难的语言训练矫治旅程中，第一个激动人心的里程碑，就与这个小宠物分不开。一天下午放学后，海丝突然开始对我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事，我什么也听不懂，突然间我清楚地听到一个词“狗”，于是我明白了，她正在谈那天上午在朱迪家发生的什么事。事情看去不大，我的心却激动得颤抖着。虽然海丝可能不过是说了一个在矫治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反复练习过的单词，但这是她在自发的日常“谈话”中取得的第一次“成功”。对我们来说，那个小小的“狗”就是主要突破口，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这样每周有两天，比尔在早上八点钟把海丝送到朱迪家，上将近一小时的语言训练课，课程结束后，朱迪告诉比尔当天的学刁内容和回家后要做的事情，以便巩固学到的东西。然后在九点钟上班时，比尔顺路把海丝送到高原小学聋儿教育班。
我们告诉海丝的老师拉·特蕾·马歇尔，我们决定采取声觉语言方式，并解释了它的基本概念，强调了千万别对海丝打手语的重要性，说明丹佛的专家们曾反复叮咛过，如果海丝准备学习利用自己的残留听力，我们就需要教会她依靠可闻性刺激，而不是手势。虽然拉·特蕾对声觉语言方式还知之甚少，但很支持我们的想法，愿意积极配合。“你们知道班里除海丝外，还有其他六个孩子，”她说，“我会非常注意不对海丝用手语，可对其他孩子，我还得不断对他们打手势。”
“当然，”我们告诉她，“我们很理解这一点。”我们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地不成问题了。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们忽视了海丝的个人因素。海丝很聪明地意识到班里其他孩子是用手势交流的，于是便开始自学手语。这不禁使人忐忑不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真该为小女儿的早慧感到欣慰与自豪。海丝在学校学会的手势越多，就越想在家使用，也就越不想发声了。经过数月的呕心沥血，她刚刚开始试着说话，就突然对我们闭上嘴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海丝热气腾腾、满身大汗地跑进厨房，使劲拉我的胳膊，提醒我注意，当我看着她时，她做出一个“喝水”的手势。我知道她口干舌燥，但还是敦促她，“请说‘喝水’。”她又打了一次手势。“不，海丝，”我告诉她，“别打手势，必须说‘喝水’！”海丝倔犟地摇着头，生气地又打了一次手势，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你别想让我听你的。”“如果你想喝水，就必须说话，说‘喝水’！”海丝站在那儿，气冲冲地咬着嘴唇，努力和我对视着。
“对不起，没有水。”我转回身，接着干自己的事。
我听到她走出门去的笨重脚步，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有史以来最苛刻的母亲，心中黯然自责：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女儿渴了，你竟然不给她水喝。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件小小的事儿看得如此重要呢？足足有几分钟，我在心中深深地责备着自己，可随后又反过来自审：如果海丝要学习讲话，你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要为此负责，不能放弃。
不一会儿，海丝踮着脚尖回到厨房，再次使劲拉我的胳膊，指着冰箱，嘴里说着什么，我立刻宽厚地把她的话翻译成“喝水”的意思。
这就足够了，“你想喝水？好，谢谢你能提出来。来吧，看看你想喝什么。”海丝快乐地咧嘴笑了，我明白这场激烈的小抗争过去了。
我想，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时，我就已意识到我们的选择也许是五种选择中最难的一种，实施起来会困难重重。我只能恪守哈斯博士的指教，怎样做对海丝最有益，我们就怎样作，并坚信上帝始终在引导着我们。
但我当时却未意识到，这样的冲突绝不是最后一次，今后在对海丝教育方式的选择上，我还会与自己、也会与其他人的困惑进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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