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认识她时，刘芳问我，男女之间存在真正的友谊吗？我说，你觉得存在它就不存在，你觉得不存在它就存在。刘芳说，我表哥告诉我，朋友是相互利用的，这会是真的吗？我答曰：没错，是我弨某的朋友将来就不要后悔被我利用。流芳就用嘶哑的声音说，你这家伙想怎样利用我？我笑着说，袒胸露乳让我一饱眼福！刘芳就恶狠狠地说，你为什么这样不要脸，我没有料到你会这样下流。我哈哈大笑着说，我也很吃惊自己的下流。她压低了嗓音，你为什么这么下流？我很有科学头脑地说，这就要去问我的父母，是他们造的我。反正我的每一次回答都卑鄙的很，让她非常生气。后来再没有说上几句话，她就气得脸色铁青地跑回教室去了。但没过几天她就笑嘻嘻地跑过来找我。我十分严肃地提醒她，你怎么能与这样一个下流的家伙做朋友呢？刘芳笑着说，你的直率真诚感动了我。她竟道出了从小到大我具备的唯一优点，让我也感动万分。结果我在当天的物理测试中没有及格，物理老师拍着桌子说要撤了我这个物理课代表的职务。我几乎是向他下跪才保住了小乌纱，因为我不想成为真正的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后来我把自己被感动的事情告诉她时，刘芳白了我一眼说，成了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又有何关系，只要现在抓紧时间学会游泳，你就不可能像王勃那样英年早逝。
在这一段中，我不是弨华，更不是弨月早雪，我只是我。在这一段中，刘芳也不仅是刘芳，而是她。坦白地讲，她是我的启蒙老师，没有她，我也不会阴差阳错地爱上写作。我对同学说，高考一结束，我的三十一岁生日就会来临。可我找不到三十而立的过生日的感觉，就用一把火把自己曾经写过的东西烧掉了。当时我流泪了，但是没有哭，流泪不一定是哭。她曾经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再需要它们，就送给我帮你保管。我却鬼使神差地把它们交给上帝去保管了。这似乎值得悲哀，但我至少可以用司汤达的话来解释：我活过，爱过，写过。西方有句谚语：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回忆。我没有那么高尚，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生命一片空白。留痕迹的想法是自私的，但并不下流。基于此，我相信，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要痛痛快快地烧痛痛快快地写。
作为朋友，刘芳最让我满意的是陪我练习长跑。长跑不需要多大力气，关键是能否有耐心和耐力。正如读书，只要每天花那么十几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在教室里磨屁股，你就能拿到一张大学通知书。参加长跑比赛我没有优势，只有耐心。我最喜欢长跑结束后那种沉甸甸的充实感。这年头，人们都说要跟着感觉走。我大概是个特例，所以一直在给自己找感觉。找感觉这事容易让人误认为自己是个疯子。我爸看我不顺眼，就说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呀？我十分理解他，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将会被人说成是疯子。好了，言归正传。刘芳陪我练习长跑是个动人的景观。我身体素质差，跑得慢，三百五十米的一个圈要十多分钟，刘芳看似乎身体素质好，跑得却像蜗牛，三百五十米一圈要半个小时。我对刘芳说，咱们真是生在一个好年代，假如在一八四几年的鸦片战争和一九三七年的侵华战争，咱们跑不过外国鬼子的话肯定要吃枪子儿。刘芳不屑一顾地说，这成什么话，不管是英国鬼子还是日本鬼子，咱们为什么不能拿起武器冲锋陷阵？我暗自想，凭咱们的速度去冲锋陷阵，活命的机会肯定相当大，虽然别人会误认为我们是怕死鬼。我们在操场上练习长跑是实在很有趣，假如你有幸在场，便会发现两个鬼影子在辽阔的操场上做角速度极低的圆周运动；当两个鬼影分开时，如果你的裸眼绝对视力没有达到二点零，你绝对分不清哪个跑得快哪个跑得慢。我们做那样的奇怪练习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直到有一天我们正跑入状态时，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步履蹒跚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冲我们微笑，还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我从小就被我爸爸拎惯了耳朵，听力系统遭到严重摧残，所以他们在讲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听清。我只发现刘芳的脸色很难看。后来我问她为什么，她就模仿那个老头的声音笑着说：我们从前不敢来这里锻炼身体，怕出丑，看，人家二老就是活得潇洒，还把自己的头发染乌青亮黑。我差点气死了。刘芳建议干脆咱们去练习野外跑，让全县人民长长见识。后来我就和她绕着县城沿着街道漫漫地练习野外跑。这种跑法更让我兴奋，它给我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时刻在变化的风景画。那样，我就根本不愿意在学校里跑了。可后来刘芳泄气了。她就骑自行车，我跑步，这显得她是个女权主义者。她总在我前面七八米远的自行车上回过头来满脸坏笑地吐着舌头大呼小叫：弨哥加油，弨哥加油！我呢总是一边喘气一边想，要是把那辆自行车抢过来该多好啊！
写小说时我往往用右手，属身体的右半部分，且机械运动也要逻辑思维，所以我动用的应该是左脑半球。在校读书时总是胡思乱想，需要动用形象思维，所以那时的我动用的应该是右脑半球。我对生物学向来很有兴趣，可生物学对我从没感情。因为每次生物学测验我都是全班倒数第一名。但这不曾减弱过我对生物学的狂热和痴爱。生物学很神奇，一个简单的基因就足够你研究大半辈子。小学三年级我们没有生物学，只有自然课，那才是真正的理科综合。老师要求我们每一天写一篇自然日记。那时的我争做跨世纪的新一代，想得到老师的表扬，只是我从不注意观察生活，又太懒，总不觉得有什么自然现象可以记录，直到老师来检查时的前十分钟，写了十多篇日记，连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不可思议。那里面的内容，连地球上最笨的鸭蛋都会写出来，无非就是今天桃树开花明天柳树落叶后天燕子归来大后天小草发芽。但那时的我想象力异常丰富。我在第一篇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家的母猪生了十个小猪仔。”我在第二篇日记中写道：“今天张阿狗家的母猪生了八个小猪仔。”反正就是这样字胡乱写下去。那时的我是个天才，到第十篇时，我写“今天刘四家的母猪生了一个小猪仔”时突然觉得不符合事实，就立马改写为“今天刘四家的母猪生了一个大猪仔”。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还可以把猪换写为狗牛马羊等等，只是我们那个村子从古至今还从来没有马和羊，要是践踏历史可真是罪过啊！我沾沾自喜地迎接老师的检查。他看了我那些破绽百出的日记后笑了笑，然后号召班上六十几号人向弨华学习，因为这个同学做事认真，将来肯定会有出息。那时的简直就像中了头彩。但我那时决没有想到我现在会出息成这个样子，整天躲在家里写这些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起不到半点作用的文字。后来再碰见我那恩师时，他说我虽然有不纯动机，但我的聪明劲还是不能抹杀的。经他这么一讲，我全明白了，要想现在有出息，最好从小到大都装成傻瓜。虽然现在很没出息，但我可以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像柳宗元一样颇一文墨自慰。尽管这种自慰与手淫差不多。但我不想绝望，只好没头没脑地写下去。
这一切都过于匆匆，快得让我无法记录。我十八岁时还在读高中，本认为可以拥有最美好的日子，因为我始终相信十八岁是我的黄金时代。到现在我才明白，越相信存在的事物越不可能存在。比如说，现在我还活着，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但是我为什么还活着？我活着是为什么？我有活着的证据吗？这都是些无法肯定无法回答的问题。唯一让我体会到我还活着的就是自己深处那份永久的忧郁和寂寞。忧郁和寂寞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也许，因为拥有它们，我现在才是幸福的。
我弄不明白同学们为什么喜欢在寝室里讲脏话。要讲也要光明正大地到教室里去讲啊！刘芳却劝我，他们在寝室里讲脏话属于正常现象，你如果放聪明一点的话就不要去理他们。如果他们讲话不妨碍我睡觉，我当然可以不理不问。刘芳还说，和集体对抗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果她在高一时就给我提这个建议，那我也不会得罪那么多的同学了，以至大家都希望我早早地死去。几乎没有人愿意和我交往，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刚才的臆测不是完全脱离实际。但我从未感到过绝望，一是自己喜欢写文字，二是我认为孤独可以成就天才。其实我算不上孤独，一则我哟刘芳这个好朋友，二则我可以装疯卖傻地和同学们吵架。我一般不和别人大家。我爸爸告诉我说，打坏了自己很痛，打病了别人要赔钱。有一次同学在寝室里讲话让我实在受不了。我就用粗嗓子大叫一声，某某某，要吵你到外面去吵，好不好？他就双手叉腰说，我偏要吵，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还讲不讲道理？他的胚大，说，我不讲道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的胚小，我又能把他怎么样？但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就说：好！你有种，咱们今后走着瞧！嚷完了这一句，我就光着身子从床上跳下来，再到我那沉重的大木箱里翻出一根相思鸟牌香烟狠狠地吸着。我估计当时我的样子很难看，很有黑社会老大的英雄气概，那时他就再没有讲话了。事实上到现在，我还只是除了自己，不能把其他任何人怎么样。高考结束后的第十分钟，我就躬着身子低着头慢慢地走到他面前，握着他的手，就像战败的日军士兵那样子说，咱们现在都是社会青年了，以前有得罪大哥哥的地方，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点上一支烟到窗外去看夜景，这是我的积习。每一次在我的视野中，那柔和的路灯光洒在银灰色的水泥公路上，那种色彩的配合犹如水彩画中的打蜡那样恰到好处，真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美。我总是在想，从前我和刘芳度过的日子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美。那种美简直可以让我心碎，可以让我一无所有。只是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厌恶美，甚至仇视美。希特勒要杀尽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曾经侵犯过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我和刘芳招之大家的不满，大概是我们刺激了他们的丑恶心态。这年代什么也无法讲清楚，我只能相信自己写给自己的甜言蜜语。
我总是抓紧时间来涂文字，是因为我害怕死亡；我害怕死亡，是因为我太响应杰克-伦敦所宣扬的热爱生命。事实上对于热爱生命这个话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自己还不明白怎么样才能好好地活下去，或许我现在干的事情正是自己浪费生命的表现。默里泽欧代表意大利《诗学》杂志刁难德里达，问他：什么是诗？德里达用了七天八夜才在自己的哲学困境中找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立足点，然后开怀大笑地说：诗就是记忆和心灵。我也想刁难德里达，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活？我估计他再用七天八夜也答不出来，他答不出来是因为他没有想出真理性的答案。人们只是说，生命在于创造，生活是幸福的。事实上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容许创新，人们根本就不承认美好的事物。大家认为只要有生活保障，不管现在多么单调乏味，就是幸福的。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根源。大家真是有负上天的好生之德。坦白地讲，我不明白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活。我只知道拥有快乐和自由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写作的意义在于交流，更在于自由。我可以什么都写，也可以什么都不写。在这种充满创新和挑战的活动中，我可以永远保持年轻。
刘芳说：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可以什么都做，又可以什么都不做，朋友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事实上不是我想得罪刘芳，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但我们有时也很难把握自己，所以我很喜欢刘芳是我的知己。如果她是我的红粉知己，那我将会乐不可支。那样，我们可以一起去大街上卖包子，会拥有更多的乐趣。
我有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一些文字后说：难道你写的东西没有一点假吗？关于真假问题，我可以引经据典地写上七天八夜。但也犯不着那样子来折磨自己，我只要昂起我的头轻蔑地哼出一句：难道现实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吗？对于此我只需用这样的话语方式，而且我也坚定地相信，这样的方式才是最有力度的。虽然自己的做法不值得提倡。
我认为最幼稚的知识教育工作者比最聪明的道德教育工作者更为宝贵。有关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我相信他们都是单纯的好人。中国有句古话，在其位，谋其政。校领导就该有校领导的样子，教师就应该有教师的样子。只是有时候做作的过分，校领导就不成其为校领导，教师也就不成其为教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不想说出任何一例，因为我害怕得罪师长。写作时感到疲劳，我就一边欣赏夜景一边抽支烟。我之抽烟是因为我身边没有师辈和长辈。如果我抽烟时被他们看见，他们就会痛心疾首地说我变质。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再也不敢在我父亲面前抽烟了。这并非是我没有反抗的勇气，而是我不想让他伤心。但同时我又想，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我就要勇敢地走下去。这可是我从笨蛋一样的刘芳身上所学到的最值钱的东西。
那么多的人都是假正经，实在让我受不了。读书时，我们学校在夏天有一个规定，禁止男女同学袒胸露背进入教学区。我从小到大学了十多年中文，读“袒胸露背”四个字总觉得拗口。做事情是要相信自己的感觉的，我就调动起自己全部的汉语语感默默地读“袒胸露×”。感了那么十多次，我才读出了“袒胸露乳”。咱们校领导实在高明。天气一热，他们把衣服一脱，就想象着澡堂里女同学袒胸露乳的样子。他们就淫笑一百回，再想，怎么跟同学们说呢？最后用七天八夜才造出这么一个怪词“袒胸露背”。如果大家都袒胸露乳地进入教室，咱们的老师也只是凡人，食色性也，结果教育教学质量一定要下降。况且那样的话实在有伤风俗。在有伤风俗的问题上，我和校领导是有着一致的立场的。我一直反对有伤风化的事情，虽然心里喜欢得要命。今年我们有一个高考作文模拟题，有一句“把自己当作别人”。用这种以己度人的方式来看，我就不好意思说校领导了。刘芳说：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假惺惺的。刘芳还说，人类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就在于人类的虚伪是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可比拟的。她还说，你虚不虚伪？我说，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党国我向来都是真诚的。我说，咱们能不能袒胸露乳？她说，我们为什么要袒胸露乳？你是不是很好色啊？我说，对呀！我很好色，但咱们是朋友，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呀！刘芳说，哦，我明白了，虽然我不是你的女朋友，但我还是有朋友的义务来帮你的，就这样吧，我袒胸，你露乳！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刘芳是个美丽的天使。她扯碎了我那张寂寞的大网。我总是用一双冷酷的双眼来看待周围的一切。我觉得这世界上有许多东西不合理，不合理的东西就应该被废除掉。但我也常常觉着自己不合理，也应该被废除掉。所以我总是苦苦寻求自己可以活下去的理由。当我临近绝望时，她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用月亮女神那样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人活着为何就不能坦然一点？
高考失败后的我一怒之下把自己积蓄下来十几年的文字烧得精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成了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中的混蛋。我现在试图用最有力度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情绪和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如果读者看了我的文字后，并未体会到什么力度，就说明我写作之前酒还喝得不够。只要有一个人看了我的文字后能笑一声，不管他是笑我的浅薄还是笑我的怪诞，我都会很开心。文字能够让人发笑是我的最低目标，虽然这有媚俗的嫌疑。也许有人说这个目标太低俗了，但低俗不是某件事物不能存在的理由。在我眼中，文字自古以来就没有高雅和低俗之分。古文家说白话文低俗，白话文作家也不会认为古文是高雅的。我高中时的化学老师有一次骄傲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说得实在有道理！化学老师给我的印象就是天真活波，因为他讲完那句话后笑嘻嘻地压低了嗓门说，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的观点传出去，免得影响其他老师的教学情绪哦！我真的快要笑死了。化学老师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于他使枯燥无味的理性课堂充满了让人心醉的人文情调。现在我可以借用那种人文情调，用我理性的声音骄傲地说一句：这个世界上没有低俗的作家，只有低俗的读者。讲这句话我可以用小命做担保，毕竟自己是亡命之徒。道理讲明白了，实际操作却非常困难。我有一个高二的朋友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最关键的是他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他说的话有滥情之意。我喜欢揭别人的疤，如果我坚持自己的写法，读者也许会觉得反感，导致自己与读者产生距离。如果没有读者的支持，即使我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我也会悄无声息的饿死在马路边。那时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后交给警察叔叔也起不到半点作用。柏杨先生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读者老爷”四个字。他这样来讨好读者或许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高中读书时，我的一个朋友说，写作文就是为了讨好老师。他和我一样写作文总是得不到高分，我当然可以理解。他的话也反映出为何我国的人文事业现在越来越差。坦白一点讲，原因就在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就是卖淫人员和嫖娼人员之间的关系。两种关系的唯一区别就是作者的收入太低，付出太高，卖淫人员付出少，回报多。同时我要讲明白一点，读者和嫖客是没有大的区别的。说这句话的前提是，我向我的一个朋友学习了一点弗洛依德的东西。如果这种状况再不改变，咱们的全面奔小康就不要谈了。邓小平爷爷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他也没料到大家阳奉阴违，结果抓出现在这么一个怪物，而且此怪物还被大家戏为有中国特色。于现在的我而言，愤怒的话不应该多说。写作的最大难度就是作者要借助自己的文字生存下去。但在这样一个知识氛围和人文环境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难上加难的。说不定哪一天我会放弃我的文字事业而去开创有中国特色的诸如恐怖主义之类的什么事业。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我的小说中，“七天八夜”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我也不会料到自己总会重复使用这个词。标准的文学要求作者把一个意思用好几种方式来表达。这对媚雅的作家来说并非一件难事，对媚俗的作家来讲却有一定的难度，况且总是媚俗的我根本就没有一丝成为作家的希望。我读书时的作文总是离题，这就是一个明证。我的老师针对我的消极思想说，弨华呀，将来你即使成了作家也是个反动作家。当时还以为他在夸奖我啦，现在却觉得不对头。他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贬我？从自己的写作能力低下来解释自己总是用“天八夜”似乎太不合常理。毕竟这个世界上最笨的小孩子也都会变着法子说“六天七夜”“八天九夜”。但要讲原因，我必须谨慎。我现在写的是小说。小说属于文学的范畴。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讲“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足点。有这样一个立足点，就可以攻击整个圈子，整个阳的世界。”我没有希望走进那个文化圈子，我也从不认为自己的文字中怀有一种恶意的攻击。我也可以赖在文学上说话，这样我就不再是弨华，而是弨月早雪，我就不必为自己的话负法律责任了。不再绕弯子了，我总会不由自主地用那个“七天八夜”是因为我读高三时听说本县有一位和我年纪差不多的青年因为自己是杀人嫌疑犯而活活地被公安局打了七天八夜而死亡。我也想打人，把别人打个七天八夜，我心里一定痛快死了。那时听说了这事就有一个臆测：公安局的刑侦人员先把人家打晕，再让它画押，那个倒霉蛋醒过来后又坚持说自己没杀人，如果我是当时的刑侦人员，就有两大难处，把它放出去吧，它会在法院上控告我侵犯它的生命人权，丢饭碗事小，进三公里事大，不把它放出来吧，它又不承认自己杀了人。在这两头为难的饿处境中，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把它打死，然后写报告说杀人嫌疑犯某某某畏罪自杀。我用它代替他，因为在新世纪的公安眼里，杀人嫌疑犯根本就不是人，可任由我们打骂。袁世凯说：诛荣禄如诛一狗耳！我可以说，咱们公安机关人员杀一个嫌疑犯如杀一猪耳！这些话就此打住，免得自己成为第二个倒霉蛋。
丑话说在前头，这一段还是激进分子的疯话，不应该出现在小说的笔体中。不感兴趣的，请跳过这一段。我总觉得习惯对大家有一种误导，以为一个人可以在学校里可以很好地发展成长。还想提醒一下读者，以下文字带有攻击性，虽然我的攻击力度并不大，但有心脏病的家伙最好跳过去。中国的教育，说来让人伤心。政府根本就不注重教育投资力度。羊毛出在羊身上，难怪万千学子天天痛苦不堪了。我在学校里除了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我全都没有学到。老师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带功利色彩来读书。但用钱买来自来水我们也可以当作矿泉水喝呀！既然国家把教育当作一种产业，家长们也把巨额的学费当作家庭的教育投资，我们这些学子有什么理由不把接受教育当作购买商品？花了那么多父母的血汗钱，买来的确是满头满脑的垃圾，如果咱们还不是有理性头脑，我想象不出大家现在为何不是嗜杀成性？忍让精神我们也要提倡，但不至于要大家都跟在李洪志屁股后面当拜脚狂吧？我国政府总说还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教育机制，可为什么饭店宾馆里有那么多花公款吃喝玩乐的家伙？既然各种公司企业可以出卖，为何教育产业中的学校不能出卖？把学校卖出去难道不是增强竞争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最好方法吗？我有一个朋友今年在攸县读文科，回来以后对我讲：今年文综试卷中的政治所占的比例特别大，简直是对我们文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讲到这一点，我什么都明白了。台湾人民讲民主，出了个狂生李敖；大陆人民也讲民主，却出了个怪物王小波。这种教育体制体现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假惺惺，本质上也是一只假老虎。但要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我们就必须拿到大学文凭，这才是决定万千学子命运的所在。中国的这种社会认可机制在隋唐时就产生，到现在死性不改，愈演愈烈，非要把一代代的青年学子全都变成呆鹅不可。莫言在《虚伪的教育》一文中尽从语文教学就道出了中国教育的不可超越的假惺惺。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假惺惺，并非我不正经，这个例子极具有颠覆性，那就是性。咱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只在初中二年级上生理卫生课时花了四十五分钟来学习了一次男女生殖器官。可以说，我们根本就不曾接受过性教育。照这样下去，男同学都会变成男同性恋，女同学都会成为女同性恋，咱们的伟大祖国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读者看到这里不要害羞。
鲁迅先生说，吃饭是为了保存生命，做爱是为了延续生命，既然人们对吃饭习以为常，那为什么对性要羞羞答答呢？鲁迅先生也有一个误导，以为性的目的就只在于延续生命。中国千千万万的嫖客说，性的目的在于享受生命。如果这样的教育还死性不改，很难想象咱们的学生小辈们走上社会后会成什么样子。伟人们都说，社会才是个真正的大课堂，如果市场上没有黄色录象，我们怎么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性这东西？当然，为了计划生育考虑，我也赞成不要在中学课堂里加设性教育。可我们的上辈享受了生活，为什么要咱们这一代受那可怕万分的性压抑呢？简直太不像话！读者读到这里也许会发现我弨某太早熟了。早熟有错吗？党中央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了素质教育的伟大口号，口号是拿来擦屁股的，大家也像两手抓那样阳奉阴违，弄出现在这么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怎么对得起革命先烈？这一切都让人头痛，在此之后肯定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在支撑它。我弄不明白那股力量来自何方？为何它总在愚弄我们。如果这也叫有中国特色，我弨某甘拜下风。这样的教育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会泯灭大家的天性。鲁迅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次演讲中说，要有天才的诞生就必须有适合天才生长的土壤。现在的土壤只适合生长蠢材，所以中国有这么多的愚民也就不足为怪了。更加不顾情面地讲，中国教育的失败就在于现在有一批又一批不争气的学生。我曾经也是学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问问我们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的勇气到哪里去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的胆量到哪里去了？据我调查，高考结束后的几天里，同学们大多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不用再提素质教育，真正的素质教育就如今年高考数学试卷，它一来的话，大家都完蛋。现在的学子只适合泯灭人性的应试教育！如果照今年的数学试卷那样改革下去，结果只会让外国鬼子看中国人民的笑话。要把中国的教育状况全搞出来，需要花上我几十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搞，我不想像李昌平那样研究农民问题，十几年后辛辛苦苦地出了一本举世瞩目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仍被县级领导罢了他的副乡长一职而和家人挥泪告别背井离乡地南下去打工。愤怒之极的我学学昙花一现的韩寒，无话可说！
回忆是我弨某活着时的一个主题。我总能在如烟似梦的往事中得到许多大家体会不到的快乐。我家附近有许多桔子树，是我邻居家种的。爸妈生了我的一哥一姐后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表示抗议，又生了一个十六岁以前吃黑屎的我。那是我在读小学二年级时的某一天，许多孩子都到我家玩。我姐姐岁数最大，个子高，体积大，嗓门也大，所以她无可争辩地成了头头。我有一个堂兄，比我大不了几个月，他想起了诱人的桔子。他就向头头建议去搞些桔子来填肚皮。头头大概也是只馋猫，竟欣然同意了，还左思右想后决定让我去。那时我岁数小，什么事情都不懂。用那时我的语文书上的话来讲，我到邻居阿姨家的桔树上摘桔子吃。我根本就不明白摘和偷有什么区别。恰巧那天邻居家都去集市了，我就摘了一个又一个，实在很痛快。要说明我为什么能够摘到那么多的桔子，并不是因为桔书都很矮，而是一个比较高的堂兄把我举起来。照我现在的理解，借手偷东西和借刀杀人是毫无区别的。可那时的他却很为自己的小聪明而骄傲，竟会情不自禁地傻笑。偷完桔子后大家就在我家里关起门窗来消赃。头头让我先吃，她说是要照顾小的。那时的我还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滋味，酸甜苦辣的各种东西我都能面带蒙娜里莎的微笑一口吞下去。结果让大家犯了一个错误，以为那些桔子很好吃，就争先恐后地咬桔子。我清楚记得那位比我大不过几个月的堂兄吃桔子时居然连桔皮都为剥。大家后来都吐着舌头指着我的小鼻子说，真是上了你的大当了，这桔子怎么这么难吃。我说我没有骗他们。头头便用惩罚式的语气命令我再吃一个，她当时有点左右为难，因为我既是叛徒又是她的小弟。没想到我一鼓作气又吃了一个，且面带微笑。这就给大家造成了高度的恐慌。我总说自己是十几亿中国人民中的一个特例，那时的我就是一个明证。后来我爸爸妈妈回来后发现我们姐弟三人偷桔子吃（其他家伙都回去吃午饭了），便大发脾气地问，谁带头偷的？桔子都是我摘的，不时我带头，也是我偷的。我姐姐还为我开脱罪责地说，小弟他太饿了，他说没吃的就会饿死的。我爸爸说，不用讲了，吃饭！他一说这话，我哥我姐就往后退。那时我还不具备思考能力，笨蛋一样地到饭桌上伸手抓筷子。还没抓到筷子，只听“叭”地一声，我的小手挨了一筷子。我爸爸面带怒气地盯着我。小孩子的手很胖，我不觉得痛，抬起头微笑着我用大大的眼睛看着他。我爸爸以为碰见鬼了，咦，我儿子怎么不会哭，是不是不脑袋有问题？对于讲道理，我妈没读什么书，所以觉得每一个道理都要细细地讲，她还说，能承认错误就是好的，以后要吃桔子的话就跟我讲啊，现在吃饭。我爸书读的多，心想，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讲吗？我们家乡的方言把“骂”字读bai，第四声。邻居在屋后“拜天”，我妈妈忍受不了，就给了人家十元钱。那时的钱值钱，现在我想那时我妈是不是吃大亏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妈当时没有零钱。吃完饭后，对我爸来讲，我是不哭则已，一哭惊人。我哇哇地哭叫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进入甜甜的梦乡。第二天清晨，我听我爸爸无可奈何地说，我儿子挺聪明啊，吃饱了就哭，哭够了就睡，以后最好不给他饭吃，让他没力气哭那么久。现在长大了，我就常常写信质问我姐姐，你那时为什么要陷害忠良？我姐总用青春美少女的笔法书曰，那时你是最佳选手，身体瘦弱，岁数又小，我看爸妈不好意思揍你。
如果要细细地把这些经历表述出来，我还会得到更多的快乐。有位作家说；“而那过去了的，就成了世间最亲切而美好的回忆。”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写出来告诉我，我就会更加幸福。但我有个朋友看到这里时说，你写了些什么啊，有什么意思？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
在这一段中，我要用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叙述。用第三人称有矫情的意思，读者可以从历史教科书上体会到这一点。借用矫情的笔法来书写历史，实在下流，但除此之外又别无它法。弨华，男，现年十八，笔名弨月早雪，未婚。弨华小时候向雷锋叔叔学习，梦想当一个解放军战士。弨华初一时用拷问灵魂的笔法涂出一篇《雷锋精神消失了吗？》，并获得学校国庆征文一等奖。虽然那一次的一等奖多如牛毛，但弨华觉得很光荣，不过现在的弨华却觉得那时的自己就像一个杀人犯在借助背诵毛主席语录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初二时，弨华用作弊手法让一首歪诗打入所在学校的文学刊物。后来弨华觉得很不光彩。但现在弨华发现作为中国人没有一点作弊精神是行不了的，觉得自己更应该努力东抄西凑出一篇可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更歪的诗。茅盾文学奖从未奖给诗人，大家向来把诗人说成是疯子。把神圣的文学打奖送给疯子，就说明评奖人员也是疯子。成功的几率很小，但不会打击弨华的斗志和雄心。高中时在物理老师的威逼利诱之下，弨华不得不下定决心攻读物理来终此余生。可每次竞赛他都名落孙山，弨华觉得自己前世和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们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决定放弃伟大的物理事业，想发展革命老区的体育事业。有刘芳做陪练，每次长跑时弨华觉得死了也心甘。后来在运动会上拿了倒数第二，虽然比初三时的倒数第一有历史性的突破，但弨华摆正了自己是体育爱好者的位置，放弃了拿世界长跑冠军的美梦。后来弨华发誓说要考清华北大，差点被朋友误认为是个性变态。高考一结束，什么也没考上。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弨华把自己的文字付之一炬，因为那些文字中有许多“清华北大，舍我其谁”的大话。弨华觉得自己成了《拿来主义》中的混蛋，想起自己读书时最好的文章也打不进臭文学社就很不服气。为了证明自己，弨华花了七天八夜的时间来写这些让某些人看了高兴让某些人看了不舒服的文字。现在弨华的最大梦想就是有话语权，可以说，只要人人都收起一点冷漠和自私，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一段是关于弨华的各种美梦，但历史有不确定性原则，美梦也就有痴傻的性质。如果你不相信我曾经有过一个杀猪敢死队，那就不要相信弨华还想在二零零八年建一个乐队。这些话就此打住，免得有人说我活泼可爱乐观向上的弨兄是个大笨蛋。
刘芳能和我成为至交，我觉得也许是因为她在女同学中不受欢迎。后来经过我许多弟兄的明查暗访，发现她有许多朋友，这让我十分失望。刘芳说，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她的一个朋友说，哎呀，芳芳，我今天忘带餐卡了。刘芳说她不明白那个朋友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醒她还钱。这就让我不再失望，因为她的伙伴也并不真诚。但让我无法理喻的是，她的伙伴都是女中豪杰。我和她的事迹在学校广为流传后，我就常常在我的课桌内发现这写字条：“你要是对我们芳芳不好，小心我将你打成残废！”在打架的问题上我从不担心，因为我有杀猪敢死队，况且我的杀猪敢死队并非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关键是刘芳有一次对我说她的朋友们对她说你们是没有好下场的。我就把这些字条拿给刘芳，问她认不认得出是哪个家伙写的。刘芳看完后就哈哈大笑，上天注定你这一辈子是非我莫娶了。真是一个淫妇！
刘芳说，小学老师说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可为什么中学老师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呢？刘芳问，父母亲为什么总要把自己的人生观念生活态度强加在儿女身上呢？刘芳说，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高考呢？高考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作用？刘芳又说，你为什么不说我漂亮呢？刘芳还说，张国荣为什么要自杀呢？刘芳说，你为什么老在我面前叹气呢？刘芳又说，我们这一代为什么而活呢？刘芳还说，为什么那么人喜欢吃红萝卜呢？刘芳说，你为什么要抽烟呢？刘芳还说，大人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呢？刘芳这孩子向来爱提问，且都不是能从《十万个为什么》上找到答案的问题，这才是最让我佩服的。对这些问题我从不作答，只假装深沉地说一句，我想给你留一些思考的空间。其实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只是吃饭拉屎洗澡睡觉的时间，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时间，更谈不上思考的空间了。后来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刘芳时，她就像齐秦唱道的一首歌中的那匹狼一样咬着冷冷的牙说，你真是狡猾！不狡猾还能是弨华？我可不想因为一点小事而导致阿根廷那样严重的危机而最终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中国人活着时要向首都北京人民学习，北京人民活着时的第一要义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说明北京人民的内心还是明白清楚的。把谜底挖出来，我们这一代青年活着的第一要诀就是把两只眼睛全闭上。刘芳说，这样的话大家岂不是都成了植物？我说，你这样讲还给大家留足了面子，其实大家连植物都不如，植物能进行光合作用是生产者，而我们永远是消费者，因为我们只能进行呼吸作用。
刘芳的老师说风凉话，让刘芳哭了。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当然有义务去帮她算账。她的那位老师是个女性，胖得像口猪。为了达到全战胜利，我特意召集弟兄们成立了一个杀猪敢死队。我弨某人就是这个队的头。我们计划好了在半路上堵截那个家伙。她是老师，我叫她家伙显得我不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好孩子。用文学语言可以这样来讲，我们一群祖国的未来在路旁全心全意地守侯一位灵魂的工程师的到来。不过她倒真有工程师的精明。我们放学后在A路上堵截，她就从B路回家；我们在B路上死等，她就在C路上漫步。我们弟兄几个都是学习落后分子，排列组合都没有学好，搞不清楚她到底有多少路径可以回家。当时我想有两种把握性较大的做法。一是分兵把守，把ABCDEFG各条路都拦截。这样的话只恨自己的敢死队员不多，单挑的话除了我恐怕没有人会是她的对手。另一种做法是守在校门口或她的家门口，但在校门口无异于是拿鸡蛋碰石头，不要说其他老师会来帮她的忙，就那个胖乎乎的又高又大的管纪律的家伙就可以把我们十多条好汉一网打尽。后来发现守在她家门口也不成。有弟兄告诉我说，她老公是国家二级运动员，这就把我的宏图伟略打消得一干二净。踌躇不定了三个月之后，我终于向队员门宣告计划流产，因为这已经是没有任何可能性了，而且大家并非是真正的亡命之徒，不敢和她同归于尽。不过过了而立之年后的我现在才发现当时的我实在是太失算了。国家运动员也不过尔尔，我们班就有一个，只不过跑得比我快多了。假如当初我们守在她家里，完全可以成功。她那个国家二级运动员的丈夫跑得是快是慢都无所谓，反正他不是咱们要打击的目标。而且现在我方想起那时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把握战争的方略。假如把堵截的作战方法改为追杀，我们几乎可以好不费功夫地完成作战任务。从小到大我还没有这样失算过，只在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我发现每个人都不能超出现实的框框。因为每个人都是人，首先必须要有吃有穿。但吃穿决非束缚人的主要因素，观念才是最厉害的隐形杀手。虽然自己没有超脱于现实的希望，但我会永远追寻诗意的生活，哪怕自己最终会走上海子的卧轨之路。我从不赞美好的东西，只用心灵去感受。我常常憎恶坏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坏的事物排挤掉好的事物的存在空间。但是好坏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在老师眼中的好文章正是同学眼中的坏文章一样。高考结束后我觉得自己考得好，因为我有近五百分；别人说我考得差，因为他们都有六百多分。这样的差异取决于评判者所选参照物的不同。如果把这个话题延伸一下，进入道德范畴，再加上中国人惯用的价值评判，那么各种各样的学术观点就会泛滥成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必须采取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朋友）的方法：把复杂的问题看简单点，把简单的问题看复杂点。
高考结束后刘芳说，我真担心自己会爱上你。她说这话时我一头乱发，左手拎一个小包，右手提一个大麻包，肩上还扛着一只大箱子。这是因为我正在送她去车站。王维的一曲《阳关三叠》让多少假正经分子凄然泪下，我却体会不到半丝弦外之音。刘芳说那话时说明她不会爱上我，实在让我高兴。所以我提东西扛箱子就特别卖力，巴不得一下子飞到汽车站。女孩子的步子太小，但她是个例外。平日里她都是疾步如飞，似乎离她一米远处总有一块金子或半块银子。可那天她的脚步出奇的小，所以是个例外的例外。那天我很高兴，走得出奇地快，所以同样是个例外。当我飞奔到汽车站放下大包小包的东西后，却发现刘芳不见了。我焦急了十分钟她才慢慢地出现在停车场。她泪流满面，很是难看。她抽泣着说，你今天发什么疯呀，是不是饿了想早点回去吃饭？我是那样的人吗？三下五除二我就把她的东西全都丢到她要坐的那个车上，但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是没有把她也一起丢上去。刘芳大叫一句，你今天是不是真的抽疯呀！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给了我一耳光。在回家的路上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摸摸火辣辣的脸才想起，妈的，竟然有人打我！我反身冲回车站，却发现那里只剩下随尘土飞扬的冰棍纸。
读书时在旁人看来，我和刘芳的关系有点暧昧不清。平日里我总是不苟言笑，别人以为深沉得过分。而每当我和刘芳在一起时，我总会笑声不断。似乎刘芳就是催化剂，加快了我发笑的频率。发笑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不笑也不一定是坏事。有人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发笑。我认为这个观点太片面了，因为它是站在以人为本位制的出发点上。对蜜蜂来讲，它会酿蜜，而其他动物不会酿蜜。如果蜜蜂家庭们以此来断定自己是世界上最高等的生物，这显然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刘芳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充满了血泪的虚伪史。这在笑的方面可以找到明证。小时候的我发笑是因为我的很开心。但假如现在有一个人冲你发笑，你根本就搞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也冲他笑。我对刘芳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和你在一起时爱笑吗？她说，我只知道你发笑的样子难看得要命，你最好哭一次给我看看。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说笑就笑，但并非人人都能说哭就哭。我告诉她这个事实时，她说，我恰好会说哭就哭。我怀疑她没有达到那种境界。没想到她真的哭了。
我送刘芳回去时她给了我一个耳光，这很可以理解。照弗洛依德的说法是发，刘芳受到了压抑，有压抑就会有发泄，正如革命家所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要怪只能怪我那天运气不好，碰上给她提东西。我向来说要反抗一切，但有些东西是反抗不了的。比如对于这样一件事，我只有吃个哑巴亏。教育家说，吃亏是福。这说明他没有吃过亏。吃亏的会觉得窝火，很想打架。正当我准备去打架时，一封信悄然飘在我的写字桌上。刘芳在信中说，那天实在很对不起你。她还说，打是亲，骂是爱，你不能因此而怀恨在心。我决定不狠恨她了，我要亲她一辈子，爱她一辈子。刘芳在信中还说，高中三年，我从你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一点我十分同意。如果没有我的帮忙，她大概到现在还不会喝酒，只能喝一点可乐；如果没有我的教育，她到现在还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接班人而实质却是个木头人。高中三年，我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自己挽救了一个即将麻木的灵魂。这一点应该让我自豪。只是那么多倒霉的灵魂中我只救出了一个，这样的成绩也算不上光彩。刘芳在信中鼓励我说，你要好好奋斗，肯定会有最美好的未来。这个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可以让我感动七天八夜。刘芳在信的末尾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近来有何大作，可寄来一看？我知道这是她最想说的一句话，但既然她放在最后面说，我就可以把它当作不重要的话了。我的回信是这样的：近来整天痛饮狂歌空度日，忘却一切的忧伤往事，只想对你讲三个字，而且我这一辈子只对别人说一次：我爱你！
即将跨如成年人的行列，内心却还在顽童时期，总是那样活泼欢愉。但也才时常觉得十分沉重。当我的意识深沉起来时，我就像一个犯人被镣在书桌上沉沉地写字。我无法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但没有它们我会受不了。我有一个奢望就是，我的文字可以把我大部分思绪中极微小的一点固定下来，保存起来。但固定了的也许就是毫无生气的，正如每一天那无法改变的黑夜的阴影。
刘芳曾在信中和我讨论过理想，但我从没有神圣的感觉。她说，我的目标就是当伟大的而又平凡的人民教师。我在信中书曰，那你就要时时刻刻准备将来和你老公离婚。她说，我不在乎什么离婚不离婚，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因为咱也是社会主义大红旗下的半边天呀！这让向来都很没志气的我佩服。如果把我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外，我会死心塌地地给他擦地洗衣做饭买菜。我告诉她说，我现在的目标是把自己的心打死，尽快地去适应这个社会。她给我打气，男子汉大丈夫当去改变这个世界！她不明白她是在鼓励我去拿鸡蛋碰石头。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几乎是格格不入。但她却认为我们能够成为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之间的互补性很强。我弨某向来不喜欢配合任何人，但没有对她说到这一点。刘芳还说，不管你今后干什么，我都会永远支持你。虽然我很喜欢听，但我还是在信中说，牛皮不要吹得过火。
我读高中时结交了几位刎颈之交的朋友。高二时，有一位弟兄在读高三。他真的是瘦极了。每次碰见我时，他就说，小弨啊，你是不是又想骗我到校外去打电游呀？我说，我怎么敢骗大哥呢，要去的话我也会光明正大地请你去呀！他就说，请我去我也不会去，我班有个女孩子说，想追到我就必须在成绩上超过我，我正在艰苦奋斗啊！这样简单的对话每天出现一次，地点就在学校第一食堂充满了苍蝇的破屋檐下。这就像一部电影，正如我们校领导每个月都会组织人马辛辛苦苦地去看那部《挺进大别山》。我对刘芳说，想不想看电影？她就说，想呀！我就说，那好，你每天吃饭时往第一食堂门口附近的屋檐下瞧。后来她每看一次就在不远处哈哈大笑得几乎笑弯了腰。现在那位仁兄跑到地质大学泡妞去了，把我留在革命老区受罪。这让我我觉得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当刘芳说在那部电影中我是反面人物他是正面人物时，我才不再有失落感，决定发奋图强让自己遗臭万年。读高三时，我有一位弟兄在读高一，他是我杀猪敢死队的副队长。我任命他为副队长，因因为他人小志大，只那么一丁点儿岁数就把弗洛依德的理论掌握得如火纯青。我看过的那么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都是从他那里借过来的。他精于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每次我说要借书看，他就立马翻箱倒柜地找出最下流的书递到我面前，同时他就满脸坏笑地说，孝敬大哥，孝敬大哥！我自己思想品德低下，大概就是他小子孝敬的结果。如果我失手杀了人放了火，他也应该多多少少要负一点法律责任的。那家伙总是用弗洛依德的行话来解释他所见到的一切，什么“压抑”呀，“自由联想”呀。如果我把具体的事例举出来，那就是对母校的大不敬。有一段时间我决定要考清华北大，便发奋学习。因为我要抢时间，所以碰到他时连招呼都不打。有一天他就冒着大雨冲到我的教室里大声叫道，不得了了，你还这样冥顽不化，你就要成个性变态了！结果弄得四座皆惊，让我也不好下台。这个下流兄弟我就不多说了。读高三时我还有一个弟兄，身体素质棒极了，一秒钟可以跑好几百米。我想把他发展成杀猪敢死队队员。他却不顾情面地说，除非我当老大，否则免谈！我和其他队员商议此事时，他们都说，妈妈的，这家伙怎么这么张狂。张狂这事在他初中时可以找到明证。他在他家乡读初一时，有一次在大街上碰见五个流氓调戏一个良家姑娘，他就四肢齐发，把五个硕大无朋的流氓赶跑了。这是刘芳听她朋友说了以后才告诉我的。我怀疑它的真实性，就频频去问这位狂小子。可每一次他都笑着说，想当年，然后他就嘿嘿嘿地一直笑个没完没了。简直把我气毙了。高考结束后他请我吃饭时才告诉我说，初一时在大街上碰到的那个被凌辱的女孩是他苦短人生中的第一个女朋友。他还说，我当时手里有一样无坚不摧的武器，这就是我正准备送还给我叔叔的一把雪白亮丽的杀猪刀。想想那五个倒霉的家伙，全都赤手空拳地碰上了一个手拿杀猪刀的爱色如命的亡命之徒，能不丢盔弃甲地逃跑吗？同时我想，该兄性成熟得太早，在物质生活贫穷的农村孩子中是一个特例。同时我又觉得自己运气不好，自己的英雄本色没有展现出来就在于没有碰上自己的女朋友在大街上被人凌辱的美好日子。同时我还想到，当年他们学校工作不踏实，表扬他几句还在理，乱发神圣的奖状是最不应该的。我问他，那姑娘现在呢？他就苦笑着说，娃娃都生了八个。听他这样讲，我就觉得我爸爸妈妈还是支持计划生育的。
刘芳哭起来的样子很好看，像只土拨鼠。我当然不能把这个想法告诉她，否则，她会误以为我很喜欢她伤心。我说，你为什么要哭？她到长大了，反问一句，我为什么不能哭？我说，那你就慢慢哭吧，我去跑一个三千米。当我转身就要走时，她大叫一句，不要离开我！这是情人分手时的套话，她连我女朋友都不是，怎么敢这样讲？我就回到她那里蹲下来说，那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为什么哭？有谁欺负你的话，老子要他一辈子趴着走。她说，我班主任说我心怀坏水一肚子鬼胎。我说，那你干吗要哭呢，只是因为委屈吗？刘芳咬了牙说，不，她不把我当人看。我说，好，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结果动用了杀猪敢死队，结果如前述让我很没面子，不提也罢。
高三时跑1500米拿了倒数第二，比初三时的倒数第一有历史性的突破。比赛的前一天，我对刘芳说，你不要在我比赛时为我加油，否则我肯定会拿倒数第一的。我这是接受了初三时那一次历史性的教训。刘芳很听话，后来在比赛过程中我没有看见她。比赛之前，我的心里有一只兔子在跳，乱蹦乱跳。没见识的读者不会知道兔子乱跳时会闹得有多凶。在我小时候时，家里喂了两只兔子，结果被我爸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牛榄中逮住，他说是为了庆祝自己的四十一岁生日，就把那两只活泼可爱的兔子放在水缸中浸死了。如果当年我爸在过生日时把两只兔子放归大自然，那么我比赛那天也不会被兔鬼袭击了。如果当年日本鬼子侵华时不滥杀无辜，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不会遭到狡猾透顶的中国人的起诉了。刚冲出起跑线后大家就拼命抢跑道，我却还在想，老子要保持实力，后发制人。跑了两圈，我就觉得比赛实在是摧残人性，因为我根本就享受不到长跑的乐趣。跑到最后两圈时我对自己打气：要加速了，快加速呀！事实上在那个节骨眼上我的两条腿似乎是别人的，总不听使唤。我越给自己打气，我的步伐就越混乱。本来还有希望捞个倒数五六名的，没想到我这么一加速，就有几个家伙跑到我前面去了，而且他们根本就不讲交通规则，是从我右边超过去的。我正在泄气，以为自己这一次又是倒数第一。回头一瞧，还有一个大胖子，又高又壮，两个小女生围着他大呼小叫：坚持就是胜利！他大概受到了鼓舞，决心还不放弃比赛。假如他弃权了，我就只有两种很难受的选择：1.选择倒数第一；2.选择弃权。我比赛前对刘芳说，弃权的都是懦夫。大丈夫要一言九鼎，所以我想办法不让大胖子弃权。这样，我就总是跑在他前面五六米远的地方，等于告诉他，看，还有一个家伙比你快不了多少，你可以超过他的！那家伙果然中计。到了最后一百米，他还“呵”地一声准备加速，这样把他身旁两个辛辛苦苦为他加油的小女生吓趴在地，同时也让我掌握了自己开始真正加速的时间。我早就在心里计算好了，他质量大，所以他的加速度几乎不能比我大。我也振作一下，“呵”地一声吓倒几只在空中飞舞的苍蝇，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像刘易斯那样向终点跑去，那种感觉实在爽极了。我向来脸皮很厚，竟把自己当做了第一名，因为我前面早已没有选手的影子，在我后面还有一个倒数第一的大胖子，我觉得当时自己把他当作了第二，况且有谁好意思在最后一百米弃权？这中阿Q的思维方式不值得提倡，免得到了地府后被鲁迅先生抓住毒打一顿。终点线上我的杀猪敢死队的队员们都在欢呼。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在中途为我加油？他们说，刘芳说你天生就有一个毛病，一有人为你加油你放弃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资产阶级竟然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后来我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寝室时竟碰见了提着小包的刘芳。她见了我，不好意思地说，弨华，你今天跑得不错呀！我说，你现在才回去吗？她说，是啦是啦。真是狡猾之徒。现在我想，假如那时刘芳没有呆在学校暗中看我比赛，说不定我会更上一层楼，跑个倒数第三的。
说不清楚自己为何总是爱穿旧衣服，或许我有很深的怀旧情节。我很神往于遥远的古代。那样的时代值得我朝思慕想，是因为那里有许多接近美丽的残酷。我常常幻想自己生在先秦时代，住在一个破草房中，手中抓着一只快要磨完了的鹅毛笔在牛皮纸上演算一个永远让我算不出来的数学题目。而与此同时，在我的破草房外，寒风劲吹，沃雪千里。我抛却了一切琐事，诸如寒冷、饥饿，在那个让我窒息的草房中沉湎于那些其实我也弄不明白的数学符号。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给每个人安排好了可以让他得到幸福的生活，关键是我们能否找到自己的归宿。于幻想中的我而言，在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算数学题目，我可以获得一种无法言传的快乐，这是值得我永远做下去的事情。刘芳说，她最希望自己有一所大房子，在那所大房子里面她可以唱歌、跳舞、看电视或者和心爱的朋友捉迷藏。这就是她最喜欢干的事。简直就是享乐主义！作为新世纪的一代，我觉得咱们应该要有为某一事业而献身的狂热精神，那样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才会有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刘芳绝对没有我这么伟大。她说，你就是想得太多了，咱们要明天干什么呢？活一天就要享受一天美好的生活！看，这像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讲的话吗？事实证明我和她有许多不同点，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这一点实在值得大家怀疑，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老师找我谈话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我昂首阔步地走进办公室。他说，弨华呀，你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为什么吗？我坦白从宽，说，不知道！他说，年轻人的事，怎么说呢？我盯着他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有同学打报告说你和6789班的刘芳有不正当关系。我的脾气来了，说，有什么不正当关系？他偷换概念地说，女同学和你好也许是她带有别的目的。我更加气愤地说，你今天叫我来是什么目的？他就低下头说，你回去吧。我觉得那天的我实在对不起老师。现在想向他道歉，但不见他的人影了。对于这事，我一直很惭愧。刘芳说，你惭愧什么，你又没有犯错误，或许人家不好意思再见到你呢！我想，假如真是这样，按照月老的说法则是，真是错过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我第一次把自己的文字拿给刘芳看时，她说，你的文字好成熟哦！被夸奖容易使人头脑发昏，尤其是被异性夸奖，尤其是被刘芳这样一个特例夸奖，尤其是针对抵抗力特别弱的我来说。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整天想的就是涂文字。第二次把自己的文字拿给刘芳看时，她先皮笑肉不笑了一下，然后说，还可以呀！我第三次把自己的文字拿给她看时，刘芳就说，读了你的大作，我实在很是高兴。我误认为她真的以为我那些狗屁文字是大作，就更加兴奋地写作。我记得最后一次拿自己的文字给她看时，刘芳一只眼睛看历史书，另一只眼睛瞟我的文字。没过两分种，刘芳就把我花了好几十个七天八夜的时间才写成的近百万字的巨著《魂断洣江桥》瞟完了，然后淡淡地吐出一句：看完了，你拿回去吧！现在我才明白自己不仅如刘芳所讲的永远是一个坏蛋，还正如刘芳所想的我永远都是一个笨蛋。但我还是认为自作多情或自以为是都不能构成我把自己的孩子当礼物一样拿给她看的因素。唯一让我高兴的解释是：刘芳待我越来越真诚。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不过，从跨出校门到现在，我还没有找见一个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生的三大快乐是：学习、交流和建树。高考结束后还想抓紧时间去搞学习的人诸如我之类势必会被别人误认为是疯子，刚刚踏入社会成为身无分文的社会青年且活着时还要吃父母的老本，我又有什么建树？所幸我们还有另外的交流方式，就是看书。于我而言，看书就要排挤掉武侠小说。金庸先生古龙老兄先别见怪。和史铁生不同的是，我认为写武侠小说的或者看武侠小说的人才是真正的白日梦患者。如果有人实在喜欢看那样的书，我建议你晚上看，大白天手淫被人碰上会有多不好意思，对吧？周国平在《纯粹艺术：精神寻找形式》中有这么一句：“艺术家的天才在于为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寻找最恰当的图象表达，创造出真正具有精神含义性的抽象形式。”他这样讲，照我的理解，正是基于康定斯基的看法：内在的需要是比形式更为重要的，是第一重要的东西，对形式的选择应该完全取决于内在需要。从这种理论来推测武侠小说作者的内在需要，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下流话了。在近来流年不利的日子里，我想提醒各位：人性的张扬绝不是这样子！
初中时老师们都说，不读书你们就娶不到好老婆。这样他们似在向我们炫耀，看，咱们是已经娶到好老婆了。在老婆这个问题上，我不想揭他们的底。他们的本意是好的，而且用最真挚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走正路。我告诉刘芳这些时，她说，我做了你老婆，你是不是就不读书了？我觉得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女孩子，尤其是中国的女孩子，应该端庄矜持一点。她说这话，在长辈眼中，实在有点大逆不道吧！刘芳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她说她说那句话时根本就什么都不考虑，所以那是她的倾心之言。我喜欢这种坦诚。
如果说通报批评是明压，那么风言风语就是暗杀。闻一多说，为什么要打要杀而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却偏要偷偷摸摸地来暗杀？这成什么话？以前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们喜欢在背后说风凉话。我那个即将跨入高二的弟兄解释说，根据弗络依德的理论看，这种现象发生的要源就在于大家的性欲受到了压抑。这不就足以明了的了？在校园里，饭还是吃德饱，说还是喝得上，由于温饱生淫欲，大家把一切都想歪了。修正主义我是不会反对的。我所住的男生寝室里还是比较文明，大家只讲一些什么咱们班的某某某发型极佳呀，某某某班的某某某真是个骚货啊，某某某的脸蛋很好看的，某某某的嘴巴很好看啊，真是有女人味，某某某的声音好性感啊。尽管我的记忆力差得要命，但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用我那个弟兄的行话来讲，他们是在意淫。意淫的危害比手淫大得多。二十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意淫的最高体现。而且他们不意淫则已，一淫就要淫到三更半夜。只要不妨害老子睡觉，我管他妈的意淫不意淫呢！刘芳说，和集体对抗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不想落到那种地步，但是他们那种集体的“哇哇哇”“哈哈哈”“嘻嘻嘻”的淫笑只在让我受不了。最后我不得不向班长提意见，熄灯后的寝室是睡觉的地方，不是讲话的地方。班长给我写纸条，上面写：你懂什么是生活吗？我学过心理学，发现这句话的前面再加上一句“你这个书呆子”，这才符合他的口吻。当时我读了那纸条后，想，呀，我虚长了十多年，现在才明白这就是生活？！现在的我又发现当年自己的一个失误，原来他竟和我睡在一个寝室里，是各方面的头头，代表着我们班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地平线的微笑》让毕业后的我在老师眼中，尤其是在文科老师眼中的地位是大大地改变了。我想自己在那么多的七天八夜中流下的汗总算没白费，尽管现在我的思想道德水平还是本性难移。本不打算讲它的内容讲出来，但考虑到自己在写一个几万字的中篇而不是那么几千个字的短篇小说，我决定向大家供出一切，但版权既有，翻录必究，虽然我这么做也有在读者面前卖乖的意思。我在那部小说中虚构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叫阿飞，一个叫阿斗。大家都知道，阿飞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小流氓的代称，所以呢我偏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可歌可泣的正面人物，毕竟我是十几亿中国人民中的一个特例，我就也想把我的阿飞塑造成中国自古以来数百亿阿飞中的一个特例。本来打算把另外一个叫做阿强，一听这名字，大家就会想起勤劳踏实积极向上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为了反衬读者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我苦心孤诣地想了想了七天八夜才决定把那人叫做阿斗。大家都知道，阿斗是昏庸无能懦弱怕事的家伙的代称。在我的小说中，我开始还偏要给他加上阴险狡诈工于心计等特点。比我是中国十几亿人民中的一个特例，我想把我的阿都塑造成中国自古以来数百亿阿斗中的一个特例。如前所述，阿斗阴险狡诈，阿飞光明正大。我把故事的起源地放在校园。内容大意如下所述，阿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阿斗坏坏学习天天向下。课外之余，阿飞喜欢搞音乐，阿斗喜欢搞体育。某一天，两个人在同一分钟同一秒钟喜欢上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孩，以致两个人成了竞争对手。可那个女孩是个花心大萝卜，两个都喜欢。中国自古以来的道德规范就是一妇不嫁二夫，所以她很茫然。不过我要把她塑造成天使般的女孩，就应该这样描述：那个美丽可爱的女孩不想伤害其中的任何一个（这样的话两个都会受到伤害——弨某注）。阿飞参加音乐演出时，她会去捧场；阿斗出席体育比赛时，她也会去加油。
由于她的良苦用心，三个人都相安无事。直到另外的某一天出了车祸，上帝把那个女孩带到天上去让她做妃子，阿飞和阿斗才若有所失，痛哭流涕。两个人一起发誓自己对那个女孩的爱意永远也不会改变（柏拉图式的爱情注定会产生在疯子身上——弨某注）。结果他们成了至交，互相帮助。后来阿斗在阿飞的帮助下，学习成绩逐步上升；阿飞在阿斗的帮助下，身体素质也有很大提高，后来几乎没有人敢和他单挑。当然，为了得到老师的赞同，我赋予二人几乎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全部优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积极劳动，助人为乐，拾金不昧，保护环境等等等等。后来阿飞考上了音乐学院，阿斗考上了体育学院。阿斗在体育学院发展很好。阿飞在音乐学院呆了几个月就跑出来了，他还说：他妈的，这哪里是音乐学院啊，简直就是扼杀音乐天才的摇篮。跑到外面后，阿飞在夜总会靠当吉他手给人伴奏混饭吃。后来阿飞实力不可挡，越来越有名气。阿都却不知为什么在即将大学毕业时让两腿瘫痪了。回到家中后，阿斗天天叹气，总说命运不好，自己也只好郁郁寡欢。有一天，阿斗收到了一封阿飞来的信。阿飞说，自己患了白血病，还只有几个月的活命时间，想见见阿斗，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也不知怎么回事，阿斗竟奇迹般地赶到了阿飞所在城市的那所医院。两个倒霉蛋抱头痛哭。后来阿飞临死前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我的好弟兄阿斗啊，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能答应我要相信不屈不饶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吗？阿斗含泪点头。阿飞离去后，阿斗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摆脱痛苦的阴影。某一天，阿斗在梦中找回到了自己在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美梦：我要当作家！回忆起从前那个美丽的女孩和兄弟般的阿飞，阿斗决定从写作上突破自我。经过反反复复的努力，阿斗终于写成了《超越死亡的梦想》一书，书中的原型就是自己，阿飞还有那位天使般的女孩子。写书过程中的只种种困难都在我的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许是走了后门，《超越死亡的梦想》竟会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更没想到那本书竟会造成排除阅读的局面。后来阿斗竟由于那本书而登上了高高的茅盾文学领奖台，后来还成了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阿斗在两次领奖时都激动得说了同一句话：“无论宇宙怎么变，我始终相信崇高的梦想不会随着肉体的逝去而消亡！”那句话其实是我《地平线的微笑》中的主题。各位读者，要想真正理解理想、信念、爱情、使命、奋斗、苦难等各种美丽或沉重的字眼，在中国大陆上还只有我这本《地平线的微笑》可以堪当大任。我在此书中还提到了一本《超越死亡的梦想》一书。如果说我弨月早雪这么优秀的作家有多余的时间，我也会把那本书认认真真地写出来。或许我也会因此而获得什么牛顿文学奖茅盾物理学奖。我发现自己在全神贯注地写这类文学作品时，内心确实会不知不觉地升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同时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也应该提升到那种地步。只是写完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当我拿起花去了我好几十个七天八夜的《地平线的微笑》时，我就觉得满嘴油腻。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我相信各位家里是不会缺油的（缺油就到我这里来借，写完这篇小说后我打算和我即将事业的妈妈开一个油铺——弨某注）。只要大家尝试一次，就一定会觉得头晕。不会头晕的一定是鼠年出生的。说这些题外话，是为我以下一句作准备：无论如何，肉麻的东西我是不会再写了。为了让老师或同学们夸我思想品德优秀，咱也犯不上手淫呀！
我爸爸说，写文章要注重质量而不要专注在数量上。他还毫不顾父子之情地说，你的文章实在是又臭又长！和逸雪相比，我的文字质量实在是太差，我想在也只有在数量上超过他。政治老师教给我们的是：量变产生质变。无论怎么变，我都相信自己的能力。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权力即话语。他是反传统地引用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福柯先生的意思是，你能说话，你就有权力。这是一种手淫。王小波说，你有权力，你才有资格说话，这是千金不易的真理。我在学校里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仅举尹副校长一个例子（尹副校长，得罪了），他站在高高的红旗下说：你们不老实，我就让你们晒太阳，你们先给我站半个小时！逮住我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满带怒气：你还想不想毕业了？这简直是比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民女还不要脸。我弨某人向来胆大妄为，但碰上这种专以权力压人而非以理服人的家伙，我也没有半点反抗的勇气。校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有人说校园是圣洁的，这就是提醒我们说，社会更是污浊不堪。穆光宗在《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文化遗产》的结尾处写道：“中国要有自己的未来，要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历史的地位，就要打破任何意义的话语霸权，坚持说真话的权利，基于对事实的尊重和对历史的责任，继续发出自己的光热和声音。”穆先生实在了不起，为咱们伟大的祖国讲了这些充满理性主义和英雄气概的话。这对我是个不小的鼓励。我要骂人，骂社会。用鲁迅先生的方式来讲就是：要骂下去，虽然在中国的现在还不是别无骂处的。大家不要学我，反抗是自杀行为。如果大家都来自杀，我几没有牺牲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优越敢了，哈哈。
高考失败后，我背负着一生的骂名回到家里。把自己曾经写过的文字烧光后我全明白了，我没有指望冲开一切。小学五年级开始，我的后背就有一点向前的倾斜。我从不觉得倾斜是一件坏事，所以就一直倾斜着。据说比萨斜塔也是越来越倾斜。据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可以预测它的最终命运，讲这话要排除认为的矫情因素。我现在的命运是：镜片度数一天天加大，头发一根根发白，我的背一天天地倾斜下去，直到我再也动弹不得。我打电话告诉刘芳时，她挺同情我，转而又坚定地说：老了以后就自杀，免得被人欺负。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别人欺负，只是大部份人没有觉察罢了。我不想把这一点告诉刘芳，怕她想不开，而且我还没有为她买一份保险的能力。
我在读高中时几乎找不到一丝可以让我吸入肺部的新鲜空气。对于空气来讲，无所谓新鲜不新鲜。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讲，也无所谓什么新鲜空气还是污浊空气。这大概就叫做成熟吧！但我不理解他们，他们也不理解我。有一次上生物课，老师说人和猪的大部份基因都十分相似。我惊讶地叫了一句：人就是猪，猪就是人。我是这么想的：人是动物，猪也是动物，二者在生物学的本质上是相同的；人上哺乳动物，猪也是哺乳动物，二者的近代原始祖先是相同的；人在痛苦时会哭叫，猪挨刀子时会尖叫，二者的声音在音色、音调和频率方面是相同的；人容易安于现状，猪也容易不思进取，二者在生活态度上是相同的。但在我的班级中，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解释自己伟大理论的朋友。可刘芳理解我的理论。她说，你讲得对，其实人连猪都不如，一头母猪一次可生十多个仔，人类生育的吉尼斯记录只有八个这才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我觉得在生育方面来划分有点不合理。她说，为什么不合理？我哑口无言。刘芳就说，沉默就是默认，那就是合理了。
读书时，刘芳说：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可以什么都做，又可以什么都不做。我说：你想不想证明你的话有份量？刘芳说：对华哥而言，我说过的每句话都算数。我说：好，不怕死的就坦胸露乳。这家伙又是像往常一样说：为什么要坦胸露乳？我不留情面：毛主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不愿意的话就说明你说过的话都是假的。刘芳说：怕死不是共产党，只是蒋委员长说，一切要以大局为重，咱们那样做是不是太不尊重校长的家规呢？我说：干吗要管家规？这是咱们两人的事情，你不要耍小聪明来偷换概念。刘芳到底是从未锻炼过狡辩的技巧，就说，好吧，今晚晚自习后操场上见。这句话让那天的我兴奋了一整天。可后来兴冲冲地跑到那里去，黑灯瞎火的，再加上我这近千度的近视，看见了啥？天知道！到头来还是上了刘芳的当。我觉得很不公平，第二天就对她说，你不愿意就算了，为何要耍那样的计谋？你真是老奸巨滑，我算是看透你了。读者朋友们读到这里时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中国人向来就是很不可思议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娶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这段文言文不太难，我相信我的读者们都会看懂。三岁小孩子不管纸上写什么，拿过来就擦屁股，所以读者朋友中如有这种行为，我也可以理解。我对刘芳说了那些话以后就打算不再理她。并非我在生她的气，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生在一个假惺惺的中国。我心地善良，远没达到吴起那样杀掉老婆只为当上一个威风八面的将军般残忍。不过，我打算从此以后把自己培养成忍者神龟。所以后来有好多回碰见刘芳时，我都不闻不问。后来的某一天，她在路上拦着我哭着说：我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奸诈，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我向来害怕熟识的女孩子在我面前哭，就脸不变色心不变跳地说：走，今天我请你吃饭。她就默不作声地跟着我。没想到我们又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海阔天空畅所欲言，同时在小饭店里干掉了六只鸡腿八瓶啤酒。
最后两个人头碰头地趴在饭桌上睡觉。老板等得不耐烦，把我弄醒，瞪着眼睛说：“交钱，三十六块八毛五！”我从头顶摸到脚丫，找不到半块人民币，才发现自己忘了带money。当时刘芳像小狗一样趴在桌子上睡得很香，用外语老师的话来讲就是sleep a sound sleep。我满嘴酒气含混不清地说，我先把她押在这里，等下如果我没带钱来你就把她当人民币捡到皮包里。说完，我就东倒西歪地回学校教室里拿钱。就那么短的路程，在我看来却像是好几个万里长征。在路上，碰见我的人都说：弨华，失恋了吗？怎么你两眼通红，酒气冲天？回到饭店交完钱后，刘芳还在那里sleep a sound sleep。我轻轻地拍拍她的头，她大叫一句：谁他妈的妨碍我睡觉，老子宰了她！吓得我跌倒在地，一身酒气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后来是冒了虎口拔牙的危险才把她哄醒。刘芳满脸通红，这说明以后不能让她和啤酒，要喝就喝一百度的纯酒精。刘芳说：我没力气了，你扶我回学校吧！我说，你可想清楚了，男女授受不清！刘芳说：你这么一讲，我就更没力气了。一说完这话她就倒在我怀里，似乎永远也不会再起来。我觉得这事不对劲，赶忙把她放在饭桌上，对老板说了句你帮我照顾她，便回学校去搬救兵。可我回到学校后却找不到半个哥们儿，一问才知道他们一起到别的学校打群架去了。真是气得我要命！他们都是杀猪敢死队的成员，却把我这位原创始人晾在一边。我想1927年以后陈独秀的感受还没有我这么坏吧。至少老天爷对我很不公平，对杀猪敢死队，我向来是忠诚的，我也从未犯过什么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此愤难平，我就从学校跑回小饭店扛起刘芳就走。那个老板没看清我是谁，以为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在本店强抢祖国的花朵，就急忙去打110，无法无天的家伙怎能让他逍遥法外呢？扛着一个笨重的刘芳，我还是脚步如飞，段誉的凌波微步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刘芳后来发现这一点就说，这么好的人才没去拍电影实在是时代的悲哀。在路上，别人都把目光“刷刷”地投射过来，我就视而不见，眼不见心不烦嘛！把她往她教室中一放，我就如释重负了。刘芳后来听我描述别人对我们的惊讶目光时说，走我们的路，让别人惊讶去吧1如果是她把我背回来，我也会这样来安慰她的。后来有同学向校领导检举，说我们一对狗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你扛着我我扛着你。一群校领导勃然大怒，把我们叫到校长办公室后一起大喝一声：你们的，什么的学生！这是在模仿鬼子检查良民时的句式：你的，什么的干活！我说：学生能有今日，多谢领导栽培。五六个校领导像流氓团伙一样地围住我们说：你们已经在校园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知道吗？刘芳哈哈大笑着说：当然知道，我们干的是前无古人的业绩！五六个校领导一时气疯了，一起唱道：妈的，你们还想不想毕业了？我就赶忙打圆场，用世界上最诚实的语气说：当时她身体不好，同学有难我岂能不帮？更何况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校领导一听说我们是兄妹，就不再想入非非，和蔼可亲地说，你们回教室去吧，以后可也要注意影响呀！我姓弨，她姓刘，校领导竟被同父异母的谎言骗得没有方向，实在是他们的人生阅历还不够丰富。刘芳后来说，他们的眼光正如小淫贼们的眼光，真他妈的不是人！当我暗自高兴时，她把音色调到嘶哑再用华彩谱中的强力五和弦的快节奏冲我说：谁和你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高中毕业后我见不到刘芳，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想起刘芳说我是坏蛋，我就想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我把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政治书疯狂地读了七天八夜，用冷水洗了七天八夜头后的我发现自己确实有进步。接着我不吃饭也不拉屎地想了七天八夜才构思出一部空前绝后的小说，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地平线的微笑》。最后我花了无数个七天八也才把它写好，再修改到再也不能修改。我把它送给自己曾经被他们说成是落后分子的老师，希望他们看了以后就立马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真的不是当年的吴下阿弨了。化学老师看了以后先深沉万分地咳嗽了一下再斜着眼睛说，我没发现其中有些什么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物理老师瞧过后腆着大肚子说，你写这写垃圾有屁用，你还记得同步卫星的离地高度吗？生物老师看过后扰了扰头发抓了抓耳朵捏了捏鼻子说，你想把大家的思想都抓出来解剖吗？他们的本意是我的小说一文不值，这让我高兴，因为不是笨蛋的他们跟我讲的是充满理性的真话。我把它拿给历史老师，他像我小学三年级的自然课老师那样先笑了笑再说，弨华，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出息的。政治老师摸了摸光头说，我觉得你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升得十分迅速，可惜你高考失败了，不能进中央党校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实在是时代的悲哀。语文老师看过后大加赞赏，say，文字就应该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而写，要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升他们的灵魂。他不明白到现在为止我在茫茫人海中最想提升的还只是我自己。我没有拿我的小说给外语老师和数学老师，因为我很喜欢他们。我觉得把这样肉麻的文字拿给他们看会于我内心不安。我没有把我的小说给地理老师看，他这个学校的小头头早就明白我已经变质，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看过后一定会说，你小子还会装神弄鬼的呀，先给我做一百下俯卧撑。从小到大我最害怕的就是做俯卧撑，那种双臂疼痛的感觉让我无法忍受。但这个世界上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多的是，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心胸狭窄的话，地球上自以为是的人类造就绝种了。
青年学者夏勇在《哈哈镜前的端详：哲学权利与本土主义》中有这样几句：“我们已经几乎习惯用别人的东西来解释自己，几乎习惯按别人的好恶来调整我们自己，几乎习惯既宿命式又使命式地主动消解主体自我，几乎习惯栖身在主体的空壳里，把玩失望的快慰，履复单调的宽广。”这些话可以在刘芳身上体现出来。好几个同学围坐在一起吃饭，她就吃得最少，似乎小时候吃米吃得过饱了。作为女孩子嘛，就要遵从女孩子的习惯，这让我不太反感。我帮她挖了一回饭，她就在那么多的同学面前羞羞答答地低下头说，谢谢！这才是最让我反感的。我说刘芳是个特例，上因为她没有完完全全地遵从习惯。我认为自己也是中国十几亿公民中的一个特例，虽然我不能从一粒沙子中看出整个世界。我在学校里色胆包天，什么人都能得罪，但我没有一点实力。这个实力既包括经济实力又包括力量实力。但我不想遵从习惯，如有可能，杀人放火的事情我都会干。我做事从不考虑后果。假如某一天我开始考虑后果，那就说明我成了中国人。我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柏杨先生靠《丑陋的中国人》一举成名，因为中国人太可笑了。读到这里，如果觉得在理，就说明你与我素未闻面；如果觉得不在理，就说明你熟悉我，因为我身上的毛病也有很多。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把自己所见到的放到一个无真的幻想中去，因为我太相信后现代主义那个无真即真理的最高指示。我向来狡猾，所以当然可以不把我的文字送给那些清楚我的底细的家伙看，那样我的读者朋友们就会说：啊，弨月早雪实在是高深莫测。但我相信高考失败后的我还可以改变未来，就不打算与这个和奸诈挂钩的习惯合作。路谣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中的散文随笔》中有这样几句：“临近中午时醒来，大家却开始午睡，就先抽了一根烟，在那烟雾弥漫的氛围中想到全国近十亿人民在同一个时间进入午睡，觉得有点荒诞，但想想这是习惯，心中也就释然。”其实各种习惯都很荒诞，但我从不释然。我发过誓要反抗一切，自然就要从破除习惯开始入手。对我而言，进行带有创新性质的反抗活动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快乐。但对我父母而言，天啊，怎么生了这么一个让我们整天都担心的笨蛋！毕竟反抗的结果只有一个：死得更快！
和刘芳呆在一起是我永远的快乐。她从未帮助过我读书。她说，学这些东西有屁用？那些课本本来就该是用来擦屁股的。我不知道她说那话是真是假，只知道每次月考她都在她们班排名第一，而我总是自己班中的倒数第一。在学习方面，她是积极分子，而我是落后分子。有时候我想，她和我呆在一起时想过要帮助我学习吗？但我不敢问她，所以我在毕业会考中还是全校倒数第一。她说，我和你呆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也是这么想的，每一个经历过孤独困惑的人，当他的心灵别人打开时，他获得的快乐绝不亚于死刑犯临刑前被释放的心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或早或迟地体会到这一点。
读高中时，我在暗地里抽烟。在老师或单纯的同学面前我就不抽烟。但在刘芳面前，我可以大胆地抽烟。她的笑容很好看，更让我着迷的是她那不屑一顾的眼神，好高傲的样子，就想像月亮女神。刘芳说，抽烟好不好玩呀？我说，你不许抽烟！她说，你能抽烟我为什么就不能抽烟？我说，你是女孩子呀。她说，你知道江青吗，不给我烟抽，就有你的苦头吃！那天早饭我没吃饱，估计打起架来不是她的对手。我就老老实实地把一只烟递到她嘴上，还乖乖地帮她点上，同时心痛万分地说：这花的可是我父母的血汗钱啊！她飘飘欲仙地抽了一口，然后带上不屑一顾的眼神说，对呀，反正花的不是你的钱，你心什么痛？
高考结束后大家各奔东西，我沉湎于写作，就如高一时我发奋打电游。现在我不是弨华，也不是弨月早雪，我就是我。我常常对我那已是老共产党的爸爸讲反腐败斗争。我爸爸就说：“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阿克顿有句名言‘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所以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有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你们这些非党外人士不要少见多怪。”高考一结束我就对我爸爸讲：以后我到你这里拿的钱都打欠条，因为我已经是社会青年！我爸爸就说：你真是没有良心，一点也不讲父子感情。当孩子的好处就是可以得到父母亲无偿的爱护和关心。高二时有一回我们班有一个女生说：我是为父母而活着。当时我佩服她讲真话的勇气，也认为她好没志气。我还赌气地说她的文章罗嗦。事实上我爸爸对我说的话很正确：你的文章又臭又长。但赖在小说上，长短是可以不论的。我奢望有那么一天，父辈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像革命领袖那样真诚地说：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更是你们的！我说的是真心话，真心话我从来不多说，说多了也没啥意思。我现在靠在桌子上，什么也不干，只是涂文字，这也许可以说是懒惰。但我不需向别人解释。我有自己的很多的梦想，并抓紧每一个一分一秒在努力。我最低的梦想是可以养活自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可父母的心情我也理解。举个例子来说，也许不太雅，我小时候放猪（别人放牛我放猪，说明我是个特例——弨某注），我总不想让自家的猪在自己的视线之外。我不希望由于自己的不小心而把猪弄丢了。当然，我们的长辈们不可能把我们当作猪。他们只是怕冒风险把我们弄得不像俗人眼中的“人样”。所以我想，我们这一代也只有强忍着绝望活下去。
党中央发出号召，要大家推行素质教育。阳的一面是校领导们带着一些哈巴狗搞些华而不实的活动来娱乐娱乐。从学生会主席一直到劳动小组长，小哈巴狗们都是热情极高地投入手淫活动。活动搞完后，老师就说，某某某不愧是我们班曾经的优秀干部，起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某某某参加活动不积极，应该要反思反思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如果老师说，有某个同学竟会不参加活动，简直是没心没肺的东西。这就指的是我了，全校几千名学生中只有我是胆敢不参加活动的。刘芳说：他妈的都是鸭蛋，配合学校各项假惺惺的工作的是摇尾求食的哈巴狗！我觉得这样讲未免太过偏激，而且国骂不应该经常从女孩子的口中飞出来。我觉得刘芳应该这么说：咱们学生都是哈巴狗。这还给大家留足了面子，哈巴狗的样子也可爱呀！关键的是某些校领导和老师总把自己当人，却时常把我们学生当猪。尤为可悲的是我们大部分学生都心甘情愿地作猪。但据我的独家调查研究，大家碰见师长都会笑着说，老师你好！而在背后大家都会齐心协力地用高分贝的声音叫：某某某，老子今后宰了你！我在前问提到过，中国有失败的教育就在于中国有许许多多不争气的学生。大家都敢说，看，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关系那么好，肯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了；大家都敢笑，对同性是嘲笑，对异性是淫笑；大家都敢哭，躲在厕所里大哭小叫；大家都敢怒，某某某，老子今后一定让你不得好死；大家都敢骂，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国骂不绝于口；大家都敢打，高考一结束不到三分钟，我们班的玻璃就坏了好几块。这都是刘芳说的。她还说：大家都符合鲁迅先生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新人标准，鲁迅先生当含笑于九泉。我拍着手掌应和着说：完全正确！
我奢望大家不要把文字多看成是小说的象征，因为我的文字既不少，也不多。要把我的小说解构开来的家伙还没有出现。那些考据癖们或者是不愿，或不屑来解构。我的文字上不了大雅之堂。能上大雅之堂的文字我从来不会写。但那样的文字就有许多人争着去写，还有可能打破头。我知道写那样的文字会有许多好处，正如文革中的某些知识青年只要写好批判稿就能得到头头们的夸奖。我们的应试作文写得好可以得很多分。我承认，要得到那中假惺惺的认可也需要一定的能力。但我不想证明自己在这方面卖乖的能力。那些泯灭人性的文字就是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所提及的话语税呀！你当然可以讲：你这家伙不要自欺欺人，写不出好文章也不要打击大家的情绪呀！我向来没有怀着险恶的目的来打击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命方式的公民权利。张国荣要自杀，谁也阻止不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身边的一切就是一个涡旋。我们每个人都会或早或迟地别卷进去。正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个谁也没办法冲出去的铁笼子。坦白一点讲来，周围的一切给我感觉只有两个字：绝望！我现在还没有完全麻木，我不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像北京人民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活着。如有可能，我甘愿把自己将来几十年平平庸庸的时间换成现在活泼向上的几个月。就像昙花那样，在最短的时间里玩到生命的极点。我或许不能成为美丽的昙花，最多也只是荒山野岭上那随风而逝的小野花。但不出众的小草都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为什么不能？所以我在今年的高考作文上不计后果地写上第一句：“这是我最后的一篇应试作文。”
现在我想，这个世界也自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我不想把它弄明白。如果把一切都弄明白了，那活着也就没有多大意思。我曾经傻傻地去寻找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刘芳说，要寻找，但不应该因为还没找到就悲观绝望。所以我会永远乐观向上坚定地找下去，虽然我可以肯定自己一生一世都找不到。戈多是永远也不会被我等到的。
在这一段中，读者要把我当成我。我和弨华和弨月早雪有共同之处，但不好意思讲出来。只能说我们都有一中很强的使命感，所以才会坚持写作。在这些文字中，我力图用转型期社会青年的眼光来描述我在高中渡过的岁月，同时也加大反抗力度。本来我有个很好的构思，把弨华和刘芳的伟大友谊从高中一直推到未来的三四十年去。那样的话我要近百瓶的墨水，上万张的稿纸。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写这么一些。如果读过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并真正理解了它，你对我的小说不屑一顾，我也不会在意。王小波这位文坛怪杰给我们留下的是力透纸背的文字和永不消失的美感。刚开始动笔时，我本也想借助于他惯用的象征物：性！但中国人向来很低俗，大家捧起我的小说时会假惺惺地说：怎么能写这些乱七八糟的？这家伙也太不要脸了！有伤风化的事我向来是和校领导一样竭力反对的。但关于真相中的真理我会永远坚守。因写出《新人口论》而遭受迫害的北大校长马寅初自己陈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刀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人而非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这才是英雄人物内在傲骨的体现。他还讲：“我从不考虑个人和名利，我只考虑国家和真理，为了真理，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对于凡夫俗子诸如我之类讲这些大气的话就是手淫；对于英雄人物如马寅初之类讲这些话就是宇宙间智慧和精神的最高结晶。面对马老，面对《新人口论》，我们是多了一份骄傲还是多了一份惭愧？走笔至此，笔者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爱老师，但我更爱真理！”我没有一出口就是真理的天份，但还有句句是真话的本领。讲真话的人不一定是英雄人物，举例来说，我就是很下流的家伙。我不愿意再沉默地去做人类文明的旁观者。我从来不低视坐视不管的旁观者，但人和猪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人都对自己的后代充满极高的责任感。如果大家还这样有话不说，那就都会变成吃掉刚生出的幼仔的猪。当然，这些话读者们可以不听。像鲁迅一样，对阿Q我只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也甘愿听到反对声，也不愿见到大批的毫无反应的看客。
忧愤过后总会有欢乐，朦胧中从书桌上找到打火机，我走到窗前点燃自己最后一支烟。这个世界的黎明多么可爱啊！在那自由女神撒下的明亮的光线中，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柔和，让我忘掉了早已拥有的失落。今天的我会有一点高兴，因为弨月早雪可以把他的小说定稿了。有人推开门轻轻地走到我面前抱住我。我已是大人了，心如死水，什么也不能打破我的好梦。那温柔的发香直透入我的心脾，我才发觉她就是刘芳。刘芳说，阿华，我决定了，这一辈子非你不嫁！我紧紧抱着她，吻着她的脸颊。我替她感到高兴，因为她已经在自己的人生路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轻轻地在她耳边呢喃，从现在开始，相爱一千年，愿意吗？她把头偏过来靠在我的胸脯上听我的心跳。我很有一阵深深的恐慌。前途正渺茫着，窗外的美景还在朦胧着，自由虚幻的心还在跳动，而我还不明白将来会把自己嫁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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