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家（1938）

    郁达夫到达武汉不久，武汉面临日寇大兵压境，国民政府下令紧急疏散，郁达夫也应留日同学易君左的邀请，举家到汉寿县避难。不久，郁达夫被汉寿县教育局聘为“小学教师暑训班”的国文教师。在1938年8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他演说了《国与家》。随后于9月中旬接到陈仪催他赴闽的电报，只身赴任，“决心为国牺牲一切了”。

    10月中旬，武汉失守，住在汉寿的人也开始各逃各路，此时王映霞托朋友将全家从汉寿运到了长沙。紧接着，长沙告急，全家人再次踏上逃亡的路，从长沙逃往福建浦城。辗转到达浦城后，王映霞立即与郁达夫联系。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再次上路，因为郁达夫刚接任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不得已，郁达夫夫妇只得撇下王映霞的母亲河另外两个孩子，携长子远下南洋，可叹，郁达夫此后就再也没能踏上祖国的土地。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虽是我们中国人夸大口的老调子，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年头儿，因老家的沦陷，而至流离失所，或挺身作战的无名小卒，却也非常之多。

    浙西的沦陷，是在去年十二月尽头，正当耶稣圣诞节前后的几天。老家本在富阳，是在富春江与之江交界的湾边；庐舍为墟，家财被劫，更因老母的不愿意远离乡土，致这一位七十余岁的白发老妪，也随庐舍而化成了灰烬。这些事，早在今年春季的各报消息上，频频登载过了，我在这里，自可以不必写，也不愿意又不忍想再写。当时我还在福建，等讣报传来，星夜驰归浙境，想去收拾遗骸，闭门读礼的当儿，已经到了今年三月的初头；那时候不但道路不便，并且连想渡过江区的船只，也沿江十里，绝对难找得到一蓬一橹，忍气吞声，椎胸顿足，我也就只能冒受了一个百死不赎的不孝罪名，静静儿的在这里等我们义师的北定中原。

    在浙东停留了一下，向各军政当局请示了几次，觉得渡江之梦，终难实现了，末后也只能带了妻儿，又流离到了武汉。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这东逃西避的流浪中间，不意小家庭内，又起了一层波浪。六月初头，正当武汉被轰炸得最危险的时候，我的这小小的家庭，也几至于陷入到了妻离子散的绝境。

    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劳军之后，映霞和我中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因为我平时待她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她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负，可是自从我福建回来，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在愁眉苦眼，讨恨寻愁。六月四日，正打算遵从政府疏散人口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中间，一场口角，她竟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她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感到了不满，连日和她吵闹了几场，本来是我先打算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为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疑她只身仍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这广告文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信了，说她是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来经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两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的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及她的母亲与三个小孩，一道的奔上这本来是屈左行吟的故地，从前是叫做辰阳，现在是称作汉寿，僻处在洞庭湖西边的小县里来了。

    日人的炮火还在不断地轰飞，我们的抗战，也正在作更进一步的死拼。匈奴未灭，家于何有，我们这些负有抗战建国重任的男儿，终于是不能在这穷乡僻壤里坐而待亡的；等精神恢复一点，布置稍稍就绪之后，自然要再接再厉，重上战场上去尽我们的天职。现在却因为时机未至，而准备亦还没有充足，所以只能做几句仄仄平平的老调，聊以当过屠们的大嚼。知我罪我，也只能付之一笑云尔。

    “一二八”的当时（1939）

    “一二八”沪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海；那前后，刚为了已故诗人徐志摩的未亡人小曼的生活问题，日日在和徐新六，宋春舫，邵洵美诸先生商谈，小曼还住在福煦路的那一间后门临马路的住宅里。“一二八”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小曼那里，坐到了十二点过才回我的静安寺路的寓所，同路者，还有邵洵美和李青崖的两位先生。

    在前几天，上一位十九路军的干部家里去吃饭，我们还谈起这一个问题，敌人的无理要求的问题；知道是中央一定只有屈服的一条路，大家还垂头丧气，狂饮了一回闷酒而散场。

    所以以各方面的情形来推测，总以为这一次，又该是十九路军倒楣，除退出上海外，别无法子的。中央是那么软弱的一个中央，而敌人又是如此贪酷凶暴的一个敌人。

    所以在“一二八”当天的晚上，一直到夜半，我们这些沪西的住民，还没有晓得是在天通庵近边，已发生了战事。

    二十九的早晨，情形就大不同了，上海三百万的住民，都被拂晓的飞机大炮声惊醒，个个磨拳擦掌，想和敌人拼命，当时谣言蜂起，有说是租界当局，在偏袒敌人的；有说是中央投降日本，派兵来夹击十九路军的，所以租界上的住民，尤其是一般智识阶级，都是悲愤填膺，想和政府，和租界当局，也来一个严厉的武装谈判。

    当时的大概情形，在一九三二年，记得曾经写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影像虽则还历历在目前，但与这一次的徐州战事，九江战事，武汉外围的战事来一比，却觉当时的沪战，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前奏。

    一阵战乱初期的兴奋状态过去之后，是清醒的工作时期了；第一，我就开始去探听寄寓在北四川路的许多友人的下落。因为在这中间，有鲁迅的三弟建人，被敌人打伤的谣言，所以开始就去找寻鲁迅。

    探问了三天，终于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楼上，找着了鲁迅全家；我们以后，就打算做一点实际可以帮助这次抗战的工作。

    征求物品、金钱，输送医药材料、军火、钢盔、手榴弹，以及救护伤兵难民等等，已经有人在分头去做了。并且我们也没有大力，所以先只写了些文字，在域内的报上；后又由全体的文化工作者联名发了许多向世界各国文化团体及作家，邀请共同打倒暴敌的宣言和书简。当时巴比塞还没有过世。罗曼·罗兰，纪德，以及俄国的作者协会，都有了回电，寄来了主持公道正义的文章，于是出一小型定期刊物的计划，也就草草的定下。这时候在上海的中共执委，负宣传之职的人，有两个，一是余泽鸿，一是广东梅县的青年，由他们那里，更传来了许多东方大学的同志的消息，以及他们的论文，决议案等，所以，出刊物的兴致，更加浓厚了；印刷，发行，以及征稿等事，是由姚蓬子在那里跑的。

    我的寓居，也成了一个变相的难民收容所，在四川路寄寓的许多没有钱的文化人，都上我这里来做食客了。这时候，田汉住在打浦桥，丁玲住在法界尚贤堂后的一条横街上，我们日日见面的，就是这几个人。

    在交战期间，我们一面目睹耳闻着闸北大火的烟焰炮声，一边只在跑马路，写文章，谈闲天。得到一点胜利的消息，就四处的去报告，去鼓动。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时，就大家围集起来喝酒，痛骂，有时候也会放声大哭。每天总一早就起床了，晚上要闹到十二点以后，才能上床。有时候也有坐到天亮的日子。像这样的生活，一直过到了停战约定签字的时候为止接着，又是高丽志士击毙敌酋白川的一场风潮。

    因“一二八”的一场战事的结果，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就是无论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无论哪一个人，非要披肝沥胆地精诚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一个目标地抵抗着，牺牲着，中华民族就永无生存的余地。中央太软弱，太专制的时候，敌人一定马上就会乘机而人，试行它的蚕食的毒计，挑拨，离间，侦探我们的弱点，因而来利用，是敌人的惯技。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来提防。小儿病的发作，无关大计的局部小问题小意见的磨擦，以及为个人的名利打算的攻击与拥护等，都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引擎。我们先要把目光放远大来，充实我们的实力，然后再有计划地来试行反攻。近代战争是多方面的。兵火战之外，经济战，宣传战，外交战等，也同样的重要。凡此种种使我们在平时原已经看到的弱点，经“一二八”的一场战事的证实，尤其觉得是铁样的事实了。而最可痛的，是同胞中间的那一种自私自利的心的不容易拔除；只想利用，或牺牲了他人来建筑自己的名誉财产的这一个倾向，在“一二八”当时也很浓厚，其后一直仍旧苟延下来，到了现在，也还没有斩草除根地去尽。

    “一二八”的旧痛，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七年了；在这七年之内，我们虽则还没有得到能一口气吐尽郁愤的机会，但目下则倭寇死伤已经到了百万左右，倭国民穷财尽，崩溃就在目前，我们只教能坚持到底，再苦斗一年半载，甲午以来的耻辱，就可以一举雪尽。要紧的，不在开始，赛跑的决定是在终点。我们唯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决心而已。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槟城三宿记（1939）

    郁达夫一家于1938年12月28日到达新加坡，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给了郁达夫别样的惊喜，也让郁达夫写了许多游记，当然郁达夫更主要的工作是抗日。在星洲三年多，郁达夫担任了《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的主编，不久有接编了《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周刊和《星槟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后来又主编了新加坡英政府公共联络部（俗称情报部）办的《华侨周刊》，这些都不是挂名的，而是郁达夫亲力亲为的，甚至每一篇稿子都要过目，就这样郁达夫经常熬夜到深夜。

    他每天上报社，夹着那鼓鼓的黑色公文包，里面装满了各地寄来的稿件，从中挖掘了不少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回忆鲁迅》就是首刊于《晨星》。除了编审工作外，还得接待大量的来访者，包括各地慕名而来的作者和文化界人士。

    可以说，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他利用《星洲日报》这块阵地，号召人们抗日救国，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让新加坡文学朝向了更积极更健康的道路上发展。

    快哉此游！槟榔屿实在是名不虚传的东方花县。（人家或称作花园我却以为花县两字来得适当。盖四季的花木茏葱，而且依山带水，气候温和，住在槟城，“绝似河阳县里居”也。）

    回想起半年来，退出武汉，漫游相西赣北，复转长沙，再至福州而住下。其后忽得胡兆祥招来南洋之电，匆促买舟，偷渡厦门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槟屿，间关几万里，阅时五十日，风尘仆仆，魂梦摇摇，忽而到这沉静、安闲、整齐、舒适的小岛来一住，真像是在做梦。是梦也罢，是现实也罢，总之，是“三宿槟城恋有余”也！

    此番的下南洋，本来是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来的。但是十二月廿八日到星洲，两晶这后便是新年的假日。却正逢星洲的兄弟报，槟城《星槟日报》，于元旦日开始发行，秉文虎先生之命，又承星槟诸同事之招，谓“值此佳期，何不北来一玩”！于是乎就青春结伴，和关老同车，驰驱千五百里，摇摇摆摆地上这东方的花县来了。

    东抵北海，就看见了许多整齐高洁的洋楼，汇齿似的堤坝，和一湾碧海，几卒青山。在车窗里看见的那些椰子园、树胶园、金马仑的高山，怡保附近的奇峰怪石，以及锡矿采掘场等印象，一忽儿又为这整洁、宽广、闲适的新印象掩没下去了，我们就在微风与夕照的交响乐中间，西渡到了槟城。

    船到西码头就遇到了一次迎候者袭击，黄领事、胡总经理、胡主笔、邓曾张三重重，此外还有A老兄、B大哥，真令人要下几点“到处论交齐管鲍，天涯何地不家乡”的感泪。

    初到的这一天晚上，上北海岸春波别业（Spring Tide Hotel）里去吃了一顿晚餐，又像是大罗天上的筵度。先不必提鱼翅海参等老饕的口头祥，你且听一听这洗岸的涛声，看一看这长途的列树，这银色的灯光，这长长的海岸堤路！

    住宅区的房屋，是曲线与红白青黄等颜色交织而成的；灯光似水，列树如云，在堤上走着，更时时有美人在梦里呼吸似的气来，这不是微风，这简直是百花仙子撅着嘴，向你一口一口吹出来的香气。

    第一晚，像这样的匆匆过了。第二天，就上了升旗山的绝顶。海拔高二千四五百英尺，缆车一路，分作两段，路上的岩石、清溪、花、别墅，多得来记不胜记，尤其使这些海光山色，天日风云，生动灵奇，增加起异彩来的，是同游的我们这一群士女，因为地灵了，若人不杰，终于是画里的沧桑；总要“二难并，四美俱”后，才显得出马当的神赐赐，王勃的天才。

    且让我来先抄一个同游的题名榜者。黄领事、胡总经理、胡主笔夫妇、曾秘书夫妇、邓先生夫妇、林小姐、马利小姐、关夫子与区区。

    一行十二人，占车两节半。到了山腰，已是空气寒冷，呼吸有点儿紧了起来，回头一看，更觉得是烟云缭绕，身体已化作魂灵，游弋在天半的空中。

    屋瓦鳞鳞的，是乔其市的烟灶；白墙碧水。围绕着树木层层的，是两个蓄水也的区间，青山隐隐，绿水迢迢，从高处看下来，极乐寺的高塔，只像是一顶黄色的笠帽。

    更上一层，便到了山顶；油柏油马路弯弯曲曲的走去，路旁边摆在那里的，尽是一盆一盆的温带地的秋花；有西方莲（大丽亚），有四季春，有榆儿梅，有五月花（绣球花）。而最令人注意的，却是几盆颜色不同，种子各异的红典白紫的陶家秋菊。

    胡迈太太说：“好久没看见菊花了，真令人高兴！”这句话实在有点儿诗意，我暗暗在心里记住了。

    一霎时，高山上起了云雾，一块一块同飞絮似的东西，从我们的襟上头上，轻轻掠过；脚底下的市镇溪山，全掉落了在云海里了；我们中间，互相对视，也觉得隐隐现现，似在炉香缥缈的烟中，大家的童心发现了，一群大人，竟像是乐园中的童男童女，于是便卸去了尊严，回复了自然，同时高声叫着说：

    “我们已经到了天上！”

    在茶室里坐定，吃了些咖啡红茶，点心果饼之后，我一个人行出茶室来，又上山顶高处，独立在云雾中间，向北凝视了一回，正在登高望远，生起感伤病来的当儿，关先生走近我的身边来了；他拂了一拂去德，微笔着说：

    “这景象有点儿像庐，大好河山，要几时才收复得来！你的诗料，收集起来了没有？”

    我虽也只回了他一笑，但心中落寞，却早想着了下面的两首打油诗：

    好山多半被云遮，北望中原路正赊，

    高处旗升风日淡，南天冬尽见秋花。

    这是用胡太太的那一句诗语的。

    匡庐曾记昔年游，挂席名山孟氏舟，

    谁分仓皇南渡日，一瓢犹得住瀛洲。

    这是记关看目前的这一句话的。

    诗成之后，天也阴阴地晚了；赶下山来，还在暮天钟鼓声中，上极乐寺去求了两张签诗。其一是昭君和番的故事，诗叫做“一山如画对晴江，门里事事双，谁料半途分析去，空帏无语对银缸”。我问的是前程，而他说的却似是家室。详猜不出，于是乎再来一次。其二是刘主如鱼得水的故事，诗叫做“草庐三顾恩难报，今日相喜十分，恰是旱天俄得雨，筹谋鼎足定乾坤”（前者第十四签，后者第廿一签）。签也求了，春满园的饱饭也吃了，回来之后，身体疲倦得像棉花一样。夜半挑灯，起来记此一段游踪；时天再玩一天，再宿一宵，就须附车南下，去做剪刀糨糊，油墨朱笔的消费人。欢娱苦短，来日方长“三宿槟城亦有余”——这一句自作的歪诗，我将在车厢里念着，报馆办事房里着，甚至于每日清早的便所里念着，直到我末日的来时为止。

    ——1939.1.4 凌晨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星槟日报》）

    覆车小记（1939）

    槟城三宿之后，五日夜渡北海，刚巧是旧历的十五晚上，月光照耀海空，凉风绝似水晶帘底吹来，挥手与送别诸君分袂的时候，心里只觉得快活，何曾有一点恻恻吞声之感？当然依旧是“到处论交齐管鲍，天涯何地不家乡”的故态。

    但是别离终竟是别离，或悲或喜的混合剧；当船离码头的一刹那，帘幕便揭开了：一位十五六岁的窈窕淑女，同一位很清秀的青年君子，欢天喜地上了船；船栏外来送的，多是些穿纱衫，围锦绣萨郎——马来装也，但不知是否这两字，亦不知是否如此的发音——套裙的女娇娘。开船的号令响了，机房里起了转动的声音，船上船下，一阵莺声燕语的唧唧喳喳，我原不晓得是在说些什么，推想起来，大约总是“前途珍重，后会有期”等套语吧？或则是“万里之行，从此始矣！”也说不定，在我这老天涯客看来，自然只是极平常的一次离别；但反应到了这淑女的心头，波澜似乎是千重万重的起了，先是莺声发了颤，继是方诸泻了盆，再则终于忍耐不住，跑开了栏杆。到无人的一角，取出手帕来尽情啼哭去了。这一幕，当然是离奇的悲喜剧。

    还有回转舞台的第二幕，是表现在上下船的跳板旁边的；一群头上包着红白黑色的布，嘴周围长着黑黑丛丛的毛，脸上也有几位绣着皇天为加上圈儿的花的朋友，向一位身躯硕大的老长者，举起了手，齐声唱出了一曲也是听不明白的离别之歌；这或许是喀里达萨的《萨功塔拉》里的一小节，这也许是太戈尔的《迷鸟》里的一整首，总之是印度的一般人所熟诵的歌曲无疑。这一幕又似是纯粹的喜剧了。

    旁观者的我们，自然要做一点剧评。同行的关先生先指那一位淑女说：“她既和丈夫在一道，当然是快活的旅行，为什么要这样啼啼哭哭呢？”

    “大约是新婚后，来回门（回娘家）的吧！”我的解释。

    “那一位印度老长者，颈项里套在那里的花圈是什么意思？”我问关先生。

    “他大约是在警界服务的，一定是升了官去赴任的无疑。来送的那些，当然是他的亲戚故旧，或旧日的同僚。”是关先生的回答。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们平稳地渡过了海峡，按号数走进了联邦铁路的卧车房；火车也准时间开，我们也很有规则地倒下了床。只是窗门紧闭，车里有点儿觉得闷热，酣睡不成，只能拿出李词佣君赠我的《椰阴散忆》来消夜。读到了榴莲的最后一张，正想重起来拿王绍清的《亚细亚的怒潮》的时候，倦意频催，张口连打了几个呵欠，是睡乡带信来了，迷迷糊糊地不知怎么一来，终便失去了知觉。

    这一睡醒来，可真不是诸葛武侯的隆中大梦之相仿！火车跳了三五下，玻璃窗变成了乐器；车箱里的马来小孩子，印度贵妇人，齐声哭了起来。我的身上，忽而滚来了许多行李和衣裳。一二分钟后，喀单当的一声大震。事情却定了局，车子已经横卧在轨道外的桥头草地里了，我们原是买了卧车票来的，而车子似乎也去买了一张，我们睡在它的怀里，它也循环相报地睡入了草地，以后便是旅客们的混乱。关先生赤了脚，掳了一件雨衣，七横八竖，先出去打开了车门。我则一点儿经验毫无，只在卧铺底下收拾衣箱，更换衣服；穿上衣服之后，还在打领带的结。关先生是有过经验的，仓皇在门口叫着说：“这时候还带什么领带！快出来！快出来！”我却先把行李递了给他。行李取齐，一脚高来一脚低的爬出了车箱后，关先生才告诉我说：“你真不晓事，万一电线走电，车箱里出了烟，我们就无生望了；火车出轨，最怕的是这一着！”

    爬出车箱来一看，外面的情形，果然是一个大修罗场！五辆车子，东倒一辆，西睡一辆地横冲在轨道两旁的草地里；铁轨断了，飞了，腐朽的枕木，被截作了火柴干那么的细枝；碎石上，草地上，尽是些四散的行李与衣裳，和一群一群的人，还有几声叫痛的声音。天也有点白茫茫地曙了，拿出表来用香烟火一照，正是午前四点四十分钟的样子；以时间来计路程，则去丹绒马林只有一二十分钟，去吉隆坡只有两个钟头不足了；千里之驹，不能一蹶，这可替文生与华脱的创作品，到今天也曳了白。我们除了在荒地的碎石子上坐以待旦而外，另外也一点儿法子都没有。

    痛定之后，坐在碎石上候救护车来的中间，我们所怨的，却是那些槟城的鲍叔们，无端送了我们许多食品用品增加了许多件很重的行李，这时候抛弃了又不是，携带着更不能，进退维谷，只落得一个“白眼看行李，高情怨友生”的局面。因为火车出轨之处，正是一个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中间地带，四旁没有村落，没有人夫，连打一个长途电话的便利都得不到。并且我们又不会讲马来话，不识东西南北的方向，万一有老虎出来，或雷雨直下的时候，我们便只有一条出路了，就是“长揖见阎君”而已。

    在这情形下，直坐了四个多钟头，眼看得东方的全白，红日的出来，同车者的一群一群搬往火车龙头前面未损坏的轨道旁边。最后，我们也急起来了。用尽了阴（英）文阳（洋）文的力量，向几个马来路工交涉了许多次，想请他们发发慈悲，为我们搬一搬行李，但不知他们是真的不晓得呢，还是假的不知，连朝也不来朝一下，只如顽石铁头的样子，走过来，又走过去了。还是智多星的关老，猜透了这些马来人的心理，于一位年老的马来工人走近我们身边的时候，先显示了他以一个两毫银币，然后指指行李，他伸出手来，接过银币，果然把行李肩上肩头，向前搬了过去。于是转悲为喜的我们，也便高声地议论了起来：“银币真能说话，马来话不晓得，倒也无妨！”说着、笑着、行着，走到了未损坏的路轨的边上，恰巧自丹绒马林来接的救护车也就到了。

    上车后，越山人野，走了几站，于到万挠之先，我们又在车窗里发现了一辆房新民君自吉隆坡赶来救我们而寻我们不着的后追车，又到下一站的时候，我们便下了火车与房君一道地坐汽车而回了吉隆坡。十二点十分，到吉隆坡后，我们又是天下太平的旅行人了，有郑振文博士旅店的款待，有陈济谋先生压惊洗尘的华筵。上车之前，并且还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在吉隆坡市内市外，公园、公共机关、马来庙、中华会馆等处飞视了一巡。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我们便是新加坡市上的小市民了。谢天谢地，这一次的火车出轨，总算是很合着经济的原则，以最少的代价而得到了最大的经验，更还要谢谢在槟城在吉隆坡的每一个朋友。因为不是他们的相招，不想去看他们，则这一便宜事情，也是得不着的。

    ——1939.1.11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星槟日报》和《星洲日报·晨星》）

    马六甲游记（1940）

    为想把满身的战时尘滓暂时洗刷一下，同时，又可以把个人的神经，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的公的私的积累清算一下之故，毫无踌躇，飘飘然驶入了南海的热带圈内，如醉如痴，如在一个连续的梦游病里，浑浑然过去的日子，好像是很久很久了，又好像是有一日一夜的样子。实在是，在长年如盛夏，四季不分明的南洋过活，记忆力只会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尤其是关于时日年岁的记忆，尤其是当踏上了一定的程序工作之后的精神劳动者的记忆。

    某年月日，为替一爱国团体上演《原野》而揭幕之故，坐了一夜的火车，从新加坡到了吉隆坡。在卧车里鼾睡了一夜，醒转来的时候，填塞在左右的，依旧是不断的树胶园，满目的青草地，与在强烈的日光里反射着殷红色的墙瓦的小洋房。

    揭幕礼行后，看戏看到了午夜，在李旺记酒家吃了一次朱植生先生特为筹设的消夜筵席之后，南方的白夜，也冷悄悄的酿成了一味秋意；原因是由于一阵豪雨，把路上的闲人，尽催归了梦里，把街灯的玻璃罩，也洗涤成了水样的澄清。倦游人的深夜的悲哀，忽而从驶回逆旅的汽车窗里，露了露面，仿佛是在很远很远的异国，偶尔见到了一个不甚熟悉的同坐过一次飞机或火车的偕行伙伴。这一种感觉，已经有好久好久不曾尝到了，这是一种在深夜当游倦后的哀恩啊！

    第二天一早起来，因有友人去马六甲之便，就一道坐上汽车，向南偏西，上山下岭。尽在树胶园椰子林的中间打圈圈，一直到过了丹平的关卡以后，样子却有点不同了。同模形似地精巧玲珑的马来人亚答屋的住宅，配合上各种不同的椰子树的阴影，有独木的小桥，有颈项上长着双峰的牛车，还有负载着重荷，在小山坳密林下来去的原始马来人的远景，这些点缀，分明在告诉我，是在南洋的山野里旅行。但偶一转向，车驶入了平原，则又天空开展，水田里的稻秆青葱，田塍树影下，还有一二皮肤黝黑的农夫在默默地休息，这又像是在故国江南的旷野，正当五六月耕耘方起劲的时候。

    到了马六甲，去海滨“彭大希利”的莱斯脱好坞斯（Rest House）去休息了一下，以后，就是参观古迹的行程了。导我们的先路的，是由何葆仁先生替我们去邀来的陈应桢、李君侠、胡健人等几位先生。

    我们的路线，是从马六甲河西岸海滨的华侨银行出发，打从圣弗兰雪斯教堂的门前经过，先向市政厅所在的圣保罗山，亦叫作升旗山的古圣保罗教堂的废墟去致敬的。

    这一块周围仅有七百二十英里方的马六甲市，在历史上、传说上，却是马来半岛，或者也许是南洋群岛中最古的地方，是在好久以前，就听人家说过的。第一，马六甲的这一个马来名字的由来，据说就是在十四世纪中叶，当新加坡的马来人，被爪哇西来的外人所侵略，酋长斯干达夏率领群众避至此地，息树荫下，偶问旁人以此树何名，人以“马六甲”对，于是这地方的名字，就从此定下了。而这一株有五六百年高寿的马六甲树，到现在也还婆娑独立在圣保罗的山下那一个旧式栈桥接岸的海滨。枝叶纷披，这树所覆的荫处，倒确有一连以上的士兵可扎营。

    此外，则关于马六甲这名字的由来，还有酋长见犬鹿相斗，犬反被鹿伤的传说；另一说：则谓马六甲，系爪哇语“亡命”之意。或谓系爪哇人称巨港之音，巫来由即马六甲之变音。

    这些倒还并不相干，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想去瞻仰那些古时遗下来的建筑物，和现时所看得到的风景之类；所以一过马六甲河，看见了那座古色苍然的荷兰式的市政厅的大门，就有点觉得在和数世纪前的彭祖老人说话了。

    这一座门，尽以很坚强的砖瓦叠成，像低低的一个城门洞的样子；洞上一层，是施有雕刻的长方石壁，再上面，却是一个小小的钟楼似的塔顶。

    在这里，又不得不简叙一叙马六甲的史实了：第一，这里当然是从新加坡西来的马来人所开辟的世界，这是在十四世纪中叶的事情。在这先头，从宋代的中国册籍（诸藩志）里，虽可以见到巨港王国的繁荣，但马六甲这一名，却未被发现。到了明朝，郑和下南洋的前后，马六甲就在中国书籍上渐渐知名了，这是十四世纪末叶的事情。在十六世纪初年，葡萄牙人第奥义·洛泊斯·特色开拉——（Diogo Lopez de Segueira）率领五艘海船到此通商，当为马六甲和西欧交通的开始时期。一千五百十一年，马六甲被亚儿封所·达儿勃开儿克（Alfonso dal Bugergue）所征服以后，南洋群岛就成了葡萄牙人独占的市场。其后荷兰继起，一千六百四十一年，马六甲便归入了荷人的掌握；现在所遗留的马六甲的史迹，以荷兰人的建筑物及墓碑为最多的原因，实在因为荷兰人在这里曾有过一百多年繁荣的历史的缘故。一七九五年，当拿破仑战争未息之前，马六甲管辖权移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八一五年因维也纳条约的结果，旧地复归还了荷属，等一八二四年的伦敦会议以后，英国终以苏门答腊和荷兰换回了这马六甲的治权。

    关于马六甲的这一段短短的历史，简叙起来，也不过数百字的光景，可是这中间的杀伐流血，以及无名英雄的为国捐躯，为公殉义的伟烈丰功，又有谁能够仔细说得尽哩！

    所以，圣保罗山下的市政厅大门，现在还有人在叫作“斯泰脱乎斯”的大门的，“斯泰脱乎斯妇者，就是荷兰文——Stadt-Huys的遗音，也就是英文Town-House或City-House的意思。

    我们从市政厅的前门绕过，穿过图书馆的二楼，上阅兵台，到了旧圣保罗教堂的废墟门外的时候，前面那望楼上的旗帜已经在收下来了，正是太阳平西，将近午后四点钟的样子。伟大的圣保罗教堂，就单单只看了它的颓垣残垒，也可以想见得到当日的壮丽堂皇。迄今四五百年，雨打风吹，有几处早已没有了屋顶，但是周围的墙壁，以及正殿中上一层的石屋顶，仍旧是屹然不动，有泰山磐石般的外貌。我想起了三宝公到此地时的这周围的景象，我又想起了我们大陆国民不善经营海外殖民事业的缺憾；到现在被强邻压境，弄得半壁江山，尽染上腥污，大半原因，也就在这一点国民太无冒险心，国家太无深谋远虑的弱点之上。

    市政厅的建筑全部，以及这圣保罗山的废墟，听说都由马六甲的史迹保存会的建议，请政府用意保护着的；所以直到了数百年后的今日，我们还见得到当时的荷兰式的房屋，以及圣保罗教堂里的一个上面盖有小方格铁板的石穴。这石穴的由来，就因十六世纪中叶的圣芳济（St.Francis Xavier）去中国传教，中途病故，遗体于运往卧亚（Goa）之前，曾在此穴内埋葬过五个月（一五五三年三月至同年八月）的因缘。废墟的前后，尽是坟茔，而且在这废墟的堂上，圣芳济遗体虚穴的周围，也陈列着许多四五百年以前的墓碑。墓碑之中，以荷兰文的碑铭为最多，其间也还有一两块葡萄牙文的墓碑在哩！

    参观了这圣保罗山以后，我们的车就遵行着“彭大希利”的大道，驶向了东面圣约翰山的故垒。这山头的故垒，还是葡萄牙人的建筑，炮口向内，用意分明是防止本土人的袭击的，炮垒中的堑壕坚强如故；听说还有一条地道，可以从这山顶通行到海边福脱路的旧叠门边。这时候夕阳的残照，把海水染得浓蓝，把这一座故垒，晒得赭黑，我独立在雉堞的缺处，向东面远眺了一回马来亚南部最高的一支远山，就也默默地想起了萨雁门的那一首“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金陵怀古之词。

    从圣约翰山下来，向南洋最有名的那一个飞机型的新式病院前的武极巴拉（Bukit Palah）山下经过，赶上青云亭的坟山，去向三宝殿致敬的时候，平地上已经见不到阳光了。

    三宝殿在青云亭坟山三宝山的西北麓，门朝东北，门前几棵红豆大树作旗幛。殿后有三宝井，听说井水甘冽，可以治疾病，市民不远千里，都来灌取。坟山中的古墓，有皇明碑纪的，据说现尚存有两穴。但我所见到的却是坟山北麓，离三宝殿约有数百步远的一穴黄氏的古茔。碑文记有“显考维弘黄公，妣寿妲谢氏墓，皇明壬戌仲冬谷旦，孝男黄子、黄辰同立”字样，自然是三百年以前，我们同胞的开荒远祖了。

    晚上，在何葆仁先生的招待席散以后，我们又上中国在南洋最古的一间佛庙青云亭去参拜了一回。青云亭是明末遗民，逃来南洋，以帮会势力而扶植侨民利益的最古的一所公共建筑物。这庙的后进，有一神殿，供着两位明代表冠，发须楚楚的塑像，长生禄位牌上，记有开基甲国的甲必丹芳杨郑公及继理宏业的甲必丹君常李公的名字；在这庙的旁边一间碑亭里，听说还有两块石碑树立在那里，是记这两公的英伟事迹的，但因为暗夜无灯，终于没有拜读的机会。

    走马看花，马六甲的五百年的古迹；总算匆匆地在半天之内看完了。于走回旅舍之前，又从歪斜得如中国街巷一样的一条娘惹街头经过，在昏黄的电灯底下谈着走着，简直使人感觉到不像是在异邦飘泊的样子。马六甲实在是名符其实的一座古城，尤其是从我们中国人看来。

    回旅舍洗过了澡，含着纸烟，躺在回廊的藤椅上举头在望海角天空的时候，从星光里，忽而得着了一个奇想。譬如说吧，正当这一个时候，旅舍的侍者，可以拿一个名刺，带领一个人进来访我。我们中间可以展开一次上下古今的长谈。长谈里，可以有未经人道的史实，可以有悲壮的英雄抗敌的故事，还可以有缠绵哀艳的情史。于送这一位不识之客去后，看看手表，当在午前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倘再回忆一下这一位怪客的谈吐、装饰，就可以发现他并不是现代的人。再寻他的名片，也许会寻不着了。第二天起来，若问侍者以昨晚你带来见我的那位客人（可以是我们的同胞，也可以是穿着传教师西装的外国人），究竟是谁？侍者们都可以一致否认，说并没有这一回事。这岂不是一篇绝好的小说么？这小说的题目，并且也是现成的，就叫作《古城夜话》或《马六甲夜话》，岂不是就可以了么？

    我想着想着，抽尽了好几支烟卷，终于被海风所诱拂，沉入到忘我的梦里去了。第二天的下午同样的在柏油大道上飞驰了半天，在麻坡与杏株巴辖过了两渡，当黄昏的阴影盖上柔佛长堤桥面的时候，我又重回到了新加坡的市内。《马六甲夜话》、《古城夜话》，这一篇——Imaginary Conversations——幻想中的对话录，我想总有一天会把它记叙出来。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悼胞兄曼陀（1940）

    继老母死于日军入侵后，郁达夫的长兄郁华在上海被日伪特务暗杀，年仅55岁。郁曼陀曾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成为司法界的要人，身兼法官和教授多职。自1931年起，日本人和各亲日政权就通过各种渠道要求与他合作，郁曼陀都断然拒绝。

    八一三事变后，租界中的中国法院成为当时唯一用以维持中国主权的机构，郁曼陀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过包括廖承志在内的一批革命志士。然而不与敌人合作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在朋友多方劝阻其避避风头后，于1939年11月23日，被汪伪特务射杀于上海自家住在门前。

    长兄曼陀，名华，长于我一十二岁，同生肖，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系兄而又兼父职的长辈，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于职守，对卖国汪党，毫不容情，在沪特区法院执法如山，终被狙击于其寓外。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报上登过一时了。最近接得沪上各团体及各闻人发起之追悼大会的报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论。他们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极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会，将于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举行。我身居海外，当然不能亲往祭奠，所以只能撰一哀挽联语，遥寄春申江上，略表哀思。（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的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胀，不适合予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

    譬如，当故乡沦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长兄一样，因不肯离去故土而被杀；当时我还在祖国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只痛哭了一场，设灵遥祭了一番，而终于没有心情来撰文以志痛。

    从我个人的这小小心理变迁来下判断，则这一次敌寇的来侵，影响及于一般国民的感情转变的力量，实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执着于小我的那一种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国各沦陷地同胞的心里，我想，是可以一扫而光了。就单从这一方砥来说，也可以算是这一次我们抗战的一大收获。

    现在，闲谈暂且搁起，再来说一说长兄的历史性行吧。长兄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系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淡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画集，诗集，虽则分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制版赶印了。大约在追悼会开催之日，总可以与世人见面，当能证明我这话的并非自夸。至于他行事的不苟，接人待物的富有长者的温厚之风，则凡和他接近过的人，都能够说述，我也可以不必夸张，致堕入谀墓铭旌的常套。在这里，我只想略记一下他的历史。他生在前清光绪十年的甲申，十七岁就以府道试第一名人学，补博士弟子员。当废科举改学堂的第一期里，他就人杭府中学。毕业后，应留学生考试，受官费保送去日本留学，实系浙江派遣留学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后，又改入法政大学，三年毕业，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译二年，其后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师高等审判厅任职。当许公俊人任司法部长时，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一年回国，也就在大理院奉职。直到九一八事变起来之日，弛还在沈阳作大理院东北分院的庭长兼代分院长。东北沦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载赴北平。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经接收过来以后，他就被任作临时高等分院刑庭庭长，一直到他殉职之日为止。

    在这一个简短的略历里，是看不出他的为人正直，和临难不苟的态度来的。可是最大的证明，却是他那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后的一死。

    鸿毛泰山等宽慰语，我这时不想再讲，不过死者的遗志，却总要我们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账！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遗嘱（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势如破竹般横扫整个东南亚。1942年初，战火烧到新加坡，英国政府无意恋战，早先郁达夫曾协助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此时陈嘉庚先生曾向新加坡总督汤麦斯提出交涉，要求英军在撤离新加坡时，为抗委会工作人员安全撤退提供方便，可是汤麦斯总督却一口拒绝。为此参加抗委会的文化界人士决定雇小船渡海，撤退到苏门答腊，再作打算。

    1942年2月4日清晨，郁达夫等人离开新加坡前往苏门答腊，由于郁达夫担任过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于是他化名赵廉，撤到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初到巴爷公务，由于一口流利的日语，就有人怀疑他是日本间谍，因此他连住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找工作了。不得已郁达夫混进日本宪兵部，当了一名翻译。

    当“翻译”后，郁达夫利用职权解救了许多华侨和印尼人。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名气越来越大，应付敌人的办法也越来越多。

    郁达夫后来他买通了一名日本医生，为他出了张假证明，说他得了肺病。日本人最怕肺病传染。恰巧到了1943年2月间，武吉丁宜宪兵队长换了人，郁达夫才获准辞职。于是，他又回到了巴爷公务长住，做起了赵豫记酒厂的老板，并通过这个酒厂掩护了一批从新加坡逃出的文化界人士。

    1944年初，日军突然将苏门答腊岛的宪兵总部移到了武吉丁宜。宪兵总部里有一名福建籍的翻译，叫洪根培，他是个受过日本训练的汉奸特务，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也十分熟悉。他到了武吉丁宜后不久，就发现“赵廉”实际上就是郁达夫的化名，于是向宪兵部告发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郁达夫经过慎重考虑后，对大家说：“我是逃不了的。最近宪兵天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是在监视我。索性就这样下去，等到事情爆发了再做打算。不过你们应当先离开。否则，肯定会牵连到大家。”

    就这样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抓捕，宪兵部并没有将这个案子公开出去。或许他们认为郁达夫是一个著名作家，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如果把他抓起来，对日本并没有多大好处。倒不如把这案子先放一放，暂不抓人，暗中严加监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日本投降的14天后，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这个为抗战奔走后半生的著名战士。

    关于郁达夫的死，流传多个版本，有些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今采用此公论，也算是为郁达夫的抗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百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大亚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筹。

    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巷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三子：飞、云、均，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未由及也。余以笔名录之著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之数，非确定财产，故不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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