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寒流又一次袭击了西北地区。狂风肆虐一昼夜之后，雪下得铺天盖地。漫漫隆冬笼罩着砂城。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处戈壁滩的砂城是一个风吹石头走的地方，但它在雪后的冬夜却显得妖娆妩媚。高楼大厦有彩色的霓虹灯在闪烁，街道边昏黄的路灯若明若暗，雪光将缓缓穿行的流动的车灯辉映得幽深而迷离，像在夏日里星空下萦绕的萤火虫，吟哦着，飘移着，用一束束蓝幽幽的炫光搅动起城市的夜的喧嚣。
第二人民医院外科大楼八楼手术室，一片灯火通明，不时传来各种器械在白色瓷盘里尖利的撞击声，打破了冬夜应有的宁静。
这是外科今天安排的最后一台手术。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刚借调到外科的小护士麦子的母亲，也正是为了抢救母亲她才要求从内科临时借调到外科的。但是，心神不定的她却没有办法专注于此刻的手术。
躺在手术台上的是麦子唯一的亲人，她们一起经历过无数的风雨。现在母亲挣扎在死亡边缘，她的心也在挣扎。她尤其不愿看到锋利的手术刀在母亲身上的切割，然后在切口下寻找骨折后的碎片，医生再把它们重新拼接起来，接着是伤口的缝合。母亲一定很痛。虽然她已经昏迷，又注射了麻醉剂，麦子还是能真切地感受到母亲的痛。那些在母亲身上切割或翻找的器械是那样的莽撞，好像躺在那里的不是一个仍然活着的人的躯体，而是一堆破烂，可以随意翻翻捡捡、缝缝补补。麦子不能容忍自己亲眼目睹这一幕，那些器械就像一下一下戳到了她的心上。有几次她甚至拒绝听从医生的指令将另外的手术刀、止血钳和镊子递过去。她盼着掌握了生杀大权的主治医生能对母亲手下留情。
病人的伤势实在太重，主治大夫因为紧张已经汗流浃背。他好一会儿等不到需要的器械从护士那里递过来，就狠狠地瞪了站在旁边的显得迟钝的麦子一眼。最后他只好让另一名护士接替麦子的工作。
此时，麦子不安地在手术室外面的过道里走来走去。她不知道母亲能不能够脱离危险，只好用这种机械的走动来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晚上九点钟，病人终于被推出手术室，送进了作为抢救室的观察病房。那间病房紧挨着医生值班室。
颅骨粉碎性骨折修复术难度极高，加之病人另有多处骨折，她的血压和心律等生理表征指数曾一度下降到最低极限。八个多小时的抢救过程险象环生。那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现在病人和医护人员都坚持过来了，手术比较成功，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
病人平躺在病床上，仍陷于昏迷中，头部和身上多处缠着白色绷带或打了石膏，还插了导尿管、输液瓶、输氧管、血压仪等瓶瓶罐罐，但她的呼吸是匀称的。麦子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她从迟钝中缓过神来，连声向还没有来得及摘下防护口罩的医生和护士道谢。
一位和麦子年纪相仿的护士小刘一边洗手一边扭过头说：“谢倒不必，我们从中午忙到现在，还没吃晚饭，你请大家吃夜宵吧？”
“对呀，你应该请客。一是我们为你母亲的手术辛苦了近一天，祝愿你母亲能早日康复；其次你刚调到外科，为了我们的友谊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吧？”另一个年轻男医生接过了话。
麦子歉意地笑道：“我在这里瞎着急，怎么没想到给你们预定晚饭？好吧，你们挑选地方，咱们这就吃饭去。”
外科主任李晨光一边脱白大褂一边说：“大家别瞎起哄。麦子留下来照看病人。今天的夜宵我请客，犒劳大家。我们先去小肥羊火锅城吃涮羊肉，然后去巴拉拉娱乐城玩个通宵，怎么样？”
护士小刘撇撇嘴说：“李主任偏心，麦子才刚调来，她的事你凭什么大包大揽的！”
一个中年女大夫朝小刘使使眼色：“管他谁请客，你跟着去就是了，又不用你埋单。”
按医院规定，外科大楼的电梯早八点开晚八点停，晚上有急用时临时有人开。但在晚上看电梯的老头又常常不知躲到哪里偷懒去了。大家只能走楼梯，于是都换好了衣服呼啦啦地开始下楼。
李晨光走在最后面。他见其他人下到七楼了，又折回身来对麦子说：“一会儿我打发小刘回来照看病人，你到娱乐城找我们。”
“我妈成这样了，我哪有心情玩？今天我不去了。”
“你真的不去？”
麦子摇摇头。
“手术采取的全麻措施，她今晚应该不会醒，你休息一会儿吧！”
麦子仍然摇头。
“我走了？”
麦子不语。
李晨光也就走了。
不久，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去休息了。外科大楼顿时安静下来。一切都在沉睡。
多么冷的长夜！不知是凌晨几点钟，剧痛使麦穗第一次醒过来了，但她肿胀的双眼一点也睁不开。她试图翻动一下僵直的身体，却动弹不了。她费了好大劲儿才抬起插着针头的右手，碰得导液管和输氧管哗哗地颤响。趴在床沿边假寐的麦子被惊动了，她抬起头，惊喜地呼唤：“妈妈，妈妈，你醒了吗？”麦穗的手放到女儿的手上，停在那里不动了。她口中喃喃，声音含糊不清。麦子将耳朵贴近母亲嘴边，终于听见了她断断续续的话：“玉镯，玉镯……你的父亲……”但是，她一句话都没说完整，难以承受的剧痛使她又一次昏迷过去。
“张大夫，我妈妈刚才醒了！”麦子直奔医生值班室。
值班的张大夫拿着听诊器匆匆赶到观察室，给病人检查了一遍。她抬头对麦子说：“你母亲的外伤并不会致命，她肋骨、胯骨和左腿骨骨折我们已经做了处理，处理头部外伤时也没有发现颅内淤血或积液。但在手术过程中她的情况不太好，一定是身体过于虚弱或者本身有什么疾病，很有可能由于这次受伤而发作或加重。如果引起并发症，就可能危及生命。你知道你母亲从前得过什么病吗？”
麦子摇摇头。这些话在手术前主治大夫已经询问过她了。在麦子的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住过医院，也很少看医生，平时有点头痛脑热的都是她自己到药店买两片阿斯匹林吃一吃就完事了。因此在对母亲实施抢救的时候，麦子也拿不出母亲从前的病历给大夫做参考。
在医院里，张大夫与麦子很投缘，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长者。而且，张大夫也有一个与麦子年纪相仿的女儿，正在省城攻读硕士。眼前这个本该无忧无虑的女孩子却面临了可怕的困境，她想帮帮她，许多事情又无能为力。事实上，她只能对麦子的现状表示一点点发自内心的关切与同情，或者说怜悯。
此时张大夫用满含责备的目光看着麦子：“现在的年轻人，一点也不知道体谅关心父母。听说你从小没有父亲，想想你母亲独自抚养你长大该有多艰难！”
张大夫的话使麦子低下头去，怀着深深的歉疚。仔细想一想，她为母亲做得确实太少太少，有时还为了故意气母亲而做出离经背道之举。如果这次母亲真的醒不过来，自己将……麦子不敢再往下想。她抬起泪蒙蒙的眼睛看着张大夫说：“我妈妈，她……她还能好吗？”
“你是学护理的，有的事我瞒不了你。你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照她目前的情况，她的生命垂危决不能简单地归于车祸所致。听李主任说从省城请的专家后天到，要给你母亲做一次全面会诊。刚才她苏醒过来有什么反应？”
“她的手动了一下，又说玉镯，还提到了我父亲。”
张大夫沉思片刻说：“看来你母亲的病情真的很严重。但她好像有什么心事未了，不会轻易倒下的。你要振作点，照顾好她。如果她的疼痛实在太厉害，可以给她注射一支镇静剂。”张大夫慈祥地拍了拍麦子的肩，又对她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才离开了观察室。
麦子坐在病床边的一张木凳上，下意识地抚摸着手腕上的玉镯。
玉镯是母亲的，她珍藏了很多年，上星期才交到麦子手里。麦子知道金银有价而玉无价的道理，但那是指有收藏价值的玉器。对于母亲的玉镯，麦子不知道其来历，而且，上面有一道裂纹，很可能轻轻碰撞一下就会从裂纹处破碎。虽然裂纹细微，并用淡绿色的石蜡掩盖过，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它更瞒不过行家的眼睛。也就是说，即便它曾价值连城，因了那道裂纹，其价值也远远打了折扣。麦子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把它藏得那么隐秘，藏了那么久。如果它真有什么价值，也不在于玉镯本身吧？
麦子还记得一星期前那个寻常的夜晚，母亲郑重其事地将她叫到床沿边坐下，从衣橱夹层里取出这只玉镯，说：“它是你父亲当年留给我的，现在交给你。你父亲就在砂城，也许有一天你能见到他。”
麦子诧异地看着母亲，仿佛第一次认识母亲似的。是的，母亲的话太令麦子吃惊了！在她记忆中，自己是没有父亲的。从小到大，母亲从来没有提过父亲的名字，即便此刻，她把玉镯郑重地戴在麦子手上的时候，她仍然没有提及父亲的名字。
从那天开始，麦子清楚地知道自己有一个父亲，而且他和自己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但她不知道他是谁。就在戴上这只玉镯的时候，她以为母亲会告诉她一切，但母亲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们的谈话被前来收取物业费的居委会大婶打断了。后来麦子接到一个电话出去了，她和母亲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谈这件事。当时的麦子并不以为然，她觉得自己有很多时间能够和母亲在一起，只要自己愿意。但此时，母亲却随时都有可能离她而去……
现在，守候在病房里的麦子开始后悔。母亲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她第一次苏醒过来就提到了玉镯及父亲。或许，母亲把这只带有裂纹的玉镯珍藏这么久，关于父亲的一切才是她所珍视的。
寒冬的漫漫长夜，守在病床边的麦子感到非常害怕。她害怕母亲再也不会好起来，把自己独自丢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她知道还有一个叫“父亲”的人存在，但母女俩失去了推心置腹长谈的机会，那么，关于父亲她就永远只剩下猜测了，这将留给麦子怎样的遗憾和伤痛！……一种无依无靠的恐惧感向麦子袭来，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来承受这一切！
夜半，浑身冒着酒气的李晨光独自回到了外科大楼。他踉跄着进到观察室，看了一眼一动不动躺在病床上的麦穗，径直走过去拉起麦子的手说：“你……陪我……跳个舞！”
麦子说：“这么晚，你不回家去又来做什么？”
“我要你陪我跳舞！”李晨光摆摆手，不容麦子再说话，拉起她在病房里旋转，旋转，从病房一直转到了过道里的昏暗处。
麦子喜欢跳舞。
跳舞应该算是麦子的天赋。
很多年里，在中国大地，每一所学校、托儿所或者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承担着国庆、春节以及所有值得庆祝的日子的文艺演出。麦子从小到大都是文艺宣传队里的骨干。
麦子一般都表演独舞。在托儿所的时候她跳《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舞台上的她身穿白衬衣和花格子背带裙，那是“六一”节母亲送给她的节日礼物，这使她真如花朵般盛开在那个县城的托儿所里清一色的灰色和蓝色的小朋友中间，下了台引得阿姨们都忍不住抱一抱她，有的还在她脸上亲几口。读小学的时候她跳《北京的金山上》、《草原英雄小姐妹》。老师在她脸蛋上涂两团红红的胭脂（大多数时候是用蘸湿的红纸搽上的），再让她穿着藏族服或蒙古袍，她便很活泼地在舞台上广舒长袖，那样子可爱得有点冒傻气。读中学的时候她跳现代舞或健美操，依然画了很浓的妆走上舞台，但那浓妆浓得恰到好处，外加一袭黑色束身服，更衬托出她光彩照人的青春风姿。读大学的时候她跳新疆舞，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楼兰姑娘》等等，她的长发编结成一缕一缕细小的发辫，脸上蒙一块淡绿色面纱半遮半掩，露脐裙装上面显露出一截凝脂一样的腰身，纤细而柔软，伴着动人的音乐在舞台上翩跹、旋转。可以说，跳新疆舞是麦子舞蹈生涯的顶峰，不论从她的造型还是技艺都已经达到了极致，再加上她特有的气质和一身飘忽的纱裙，似乎真如楼兰姑娘临风而立。因此在大学里她得了个“楼兰”的雅号。
麦子参加工作后，再没有正式登台演出过，因为此时不论是私企还是国企，绝大多数单位一般只讲效益，与效益无关的事已经被逐渐忽略，比如文艺演出。
麦子下班后的闲暇时间里偶尔也会陪朋友或同事到娱乐城里跳舞。现在的许多娱乐城有点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夜总会，但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角度出发不能称其为夜总会，挂出的招牌往往是XX沙龙、XX俱乐部或XX娱乐城。娱乐城里跳舞的花样繁多，有蹦迪，有贴面舞，也有两步、三步、四步交谊舞，这要随舞池里的音乐和顾客的喜好而定。麦子喜欢蹦迪，那种强劲的节奏感和随意的散漫舞姿能让人彻底放松，很适合需要发泄而且做什么事都不讲究章法的年轻人。但更多的时候麦子只是手捧一只高脚酒杯坐在旁边一边品酒一边看别人跳舞。她的酒杯里盛的有时是干红有时是干白，干红她兑上雪碧，干白她加点冰块，是一种不算地道的品酒方式。此时在台上跳舞的一般有两个人出场，都是娱乐城里的专职舞蹈演员，人们私下里称她们“舞女”或“小姐”，她们跳的是一种“艳舞”。两个女演员穿着非常暴露的三点式，分别站在两个旋转着的圆柱形台子上，将修长的玉臂高高举过头顶，丰润且凹凸有致的身体像蛇一样扭动，性感而迷人，招得台下那些激情四溢的男人疯狂地吹口哨。
此时的麦子端起高脚玻璃杯喝干红或者干白只是应景，是陪着同事热闹，也是放纵一下自己。对品酒麦子不十分在行，但对观赏舞蹈她却有一定的眼光和水准。她一直认为在圆柱形台子上的舞蹈演员如蛇一般扭动的肢体毕竟不能算真正的舞蹈，她们只是一种招揽，或者说是一种为生计而做出的职业卖弄——卖弄风情。
麦子还喜欢照镜子，镜子几乎成了她的另一面或者说就是另一个她。
对于自己的美丽容颜，麦子从来不曾怀疑。她有一副不胖不瘦挺拔窈窕的身材，象牙色的肌肤光洁如缎；她的下颚微微上扬，大而明亮的眼睛黑中透着一层不易察觉的蓝晕，使她的眼睛蒙上了淡淡的灰蓝色，一种忧郁高贵的色调；她的头发天生呈栗黑色，发梢微黄，且略带一点自然卷；她还有一双浓黑的眉毛，长而密的睫毛向上翘起；在她挺直的鼻梁下是一张略厚但更显丰润的红唇，使她面部五官因了那张红唇而显得轮廓分明但又不过分僵硬——她的整个形象似乎都在展示西域或者更遥远的古波斯的神秘。
麦子的神秘感是与生俱来的。很小的时候，她被街坊四邻称为洋娃娃；等她长大一些随母亲离开故居，后来又外出上学，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初次见面的人都猜测她有拉丁血统，又基于处在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在历史上曾经有外国商人留下来定居的情况，她被普遍认定其先祖至少应该是来自古欧洲或波斯高原。在别人的猜测中，性格安静的麦子始终微笑不语，似乎用很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她对自己血统的某种认同。有了这种默认，她好像已经逐渐忘记了在祁连山脉环抱下位于戈壁边缘的闭塞而苦寒的小县城——那个曾经被她称作故园的地方，它才是母亲的出生地，也是她自己的出生地。
但是，每到寒冷的冬夜，听见雪花徐徐降临的轻盈脚步，被称作故园的小县城总是闯入麦子的梦境。她曾经在那里出生、成长，她熟悉它的雪落雪融、花开花谢，也熟悉它的长风如笛、尘沙漫舞，更熟悉它的五脏六腑和在它五脏六腑深处滋生着的一切的人和事：牛车吱吱咯咯的轱辘声、杂货铺里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卖酿皮或浆水面的吆喝……虽然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它，小县城也在流逝的岁月中消亡，她再也找不到梦中的故园。但她却从来没有真正忘记过它。
就这样，小县城在麦子心里固执地矗立着，使她犹如一株小树苗，即使移植到天涯海角，也携带着故园里泥土的芬芳。
祁连山脉环抱下的平安县城是麦子的出生地，她七岁以前的那段时间一直居住在县城。在她印象中，小县城有一个美丽的园子，里面种着槐树、杏树、迎春和刺玫花，还有一栋高大而幽深的房子，那是她和母亲两个人的家。
麦子对于故园的记忆，首先来自庭院里绿叶的馥郁和花的芬芳。刺玫与月季傍着篱笆生长，一丛一丛的，枝繁叶茂，从初夏到深秋，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它们次第绽放，繁星般的花朵点缀在绿叶丛中。盛开的刺玫花呈现出华丽的玫瑰红，月季有三种颜色，深红、淡粉和鹅黄，娇嫩的花蕊在微风中颤动，整个园子洋溢浓郁的芳香。但每到刺玫和月季开放的季节，有一些花蕾还等不到完全盛开，母亲就把它们剪下来晾晒在太阳底下。以后的日子，母亲用晒干的花蕾泡茶——优雅恬静的母亲在院子里采摘花蕾或端着透明的玻璃杯凝视水中的落英缤纷时，是在这个灰蒙蒙的西部小城永不褪色的浪漫。
母亲制作花茶的材料有很多，除了刺玫和月季，最常用的是杏花和万寿菊。因此，在园子里，夏秋两季常常晾晒着粉的、红的、黄的花蕾，常年喝花茶的母亲的身上也总是散发着幽幽的暗香。母亲身上的香气总是如梦幻般漂浮在麦子的脑海里。许多年后，麦子看了一部叫《书剑恩仇录》的武侠小说，其中对香香公主的描绘令她亲切地感同身受，使她常常回忆起当年生活在故园的母亲。麦子完全有理由相信，世上存在过香香公主那样奇异的女子，就如同母亲那样的，她或她们从来就不曾从这个浑浊的现实世界里绝迹，这又多少令成年后的麦子有些自惭形秽……
事实上，喜欢喝花茶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惜花的女人，她晾晒的大部分花茶并不是采摘的，而是捡那些被风吹落的。尤其是杏花，她从来不会到树上采摘它们，那些花朵便按照自己的生命历程行走，每年春末，花儿谢了，杏树上果实累累。等到夏天，黄澄澄的杏儿压弯了枝头，给麦子带来无限的甜蜜。面对一树香甜的果实，麦子认为那是偏爱花茶却又不采摘杏花的母亲给她单调的童年生活留下的一份额外丰厚的礼物，她为此在内心深处永远感激着母亲。
园子里除了花，便是树。最惹人注目的是几株高大的槐树，它们能给人平和踏实的感觉。每年从仲春到深秋，槐树给庭院投下浓浓的阴凉，带给麦子和母亲无法言说的宁静和依托。
母亲不上班时，如果天气好她会坐在院子里的树阴下看书。母亲是县文化馆的管理员，能便利地将图书借回家阅读，家里的三屉桌上总是放着一摞图书，封面上盖了文化馆公章的《茶花女》、《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还有《家》、《金锁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刚开始识字的麦子偶尔也有模有样地坐在母亲身边看书，但她看不懂那些大部头，她只看连环画，是母亲买的或借的。那时麦子看得最多的是《西游记》改编的连环画，如《齐天大圣》，《三打白骨精》。
麦子有时也到院子外面玩。她绕过篱笆，来到院子后面的小巷，有几个小孩子在跳猴皮筋、丢沙包或跳格子，她很生硬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这种生硬的加入不能使麦子与其他的孩子融洽相处，比如其他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要耍无赖，麦子不仅不会耍无赖，而且还见不得别人耍无赖，争执总是无可避免地发生。那些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学着街上的妇女骂架，骂人的话都是当时的流行语。麦子不会骂人，不知该如何还击他们，对他们扔给她的流行语便显得无动于衷。而这种无动于衷在骂人的孩子看来，是她对他们的藐视和不服气，这无疑进一步激怒了他们，他们要想出毒辣的招数来惩治麦子，惩治那种与生俱来的不愿与他们为伍的藐视和不服气。过了好一会儿，年纪稍长的孩子突然想起一件事，对周围的孩子耳语一番，然后朝麦子吐吐沫：“呸，呸，你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
“你是个没有人要的野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幸灾乐祸地重复这句话。此时的麦子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她哭泣着离开他们。
幼小的麦子明白，当“野孩子”是一件很坏的事，具体说，野孩子成了不知父亲是谁的私生子的代名词。麦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父亲，为什么成了“野孩子”。然而，她不敢将与人吵架的事告诉母亲，只好把疑问放下，小小的心儿却对从未见过的父亲思念不已。
想念父亲是麦子心里藏匿的一个秘密。尤其当别人骂她“野孩子”时，这种想念就变得强烈而无边无际。在无边无际的想念中她给予了父亲种种的形象假设：清高，儒雅，学识渊博，同样带着槐树或刺玫花的芬芳。父亲就这样珍藏在麦子心里，使她稚嫩的心房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暖意。有了对父亲的猜测和臆想，麦子似乎找到了依靠，她不再害怕别人骂她“野孩子”，只是不屑于和那些人吵架罢了。这“不屑”把凌驾于麦子头上的所有无助、孤独和烦恼都远远地推开了。
以后，麦子很少到街上玩，她开始慢慢翻看母亲借回来的大部头。尽管她还看不懂，却从书里认识了雨果和巴尔扎克，认识了萧红和张爱玲，认识了许许多多与她所熟悉的县城完全不同的生活与人生。
对于没有玩伴的麦子来说，在晴朗的天气里坐在院子的树荫下读书是一件开心的事。但麦子更喜欢冬天，想起冬天就如同她想到父亲一样心里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
冬天的时候，院子里的花和树都枯败了，灰秃秃的满目苍凉。此时的麦子和母亲待在房子里，围着一个小炭炉烤火。坐在炉子边的母亲总是不停地忙碌，给麦子编织毛衣、帽子、围巾，还有毛袜子。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黑的、灰的，五颜六色的线团在母亲手里像变戏法一样，几天工夫就织成一件衣服，有的拧着整齐的麻花，有的拼出彩色图案，有的绣上动物卡通像，每件毛衣都漂亮精致。母亲织出的毛袜子暖和而舒适，袜子紧口上同样绣着五彩缤纷的花卉或者用钩针钩织出一圈花边。坐在火炉边的母亲有时也做别的事，比如用一只小铝锅在炉子上煮红枣或者黄豆，煮红枣的时候放上白砂糖，将水熬干，变成了很好吃的蜜枣；煮黄豆的时候撒上盐和五香粉，再把煮好的黄豆放在炉子边烤干，成了美味的小零食。每天早晨母亲还要做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换着花样给麦子梳头发，有时在她头顶束成高高的马尾，发根处用红绸带或蓝绸带扎一个蝴蝶结；有时在她脑后编一条独辫，辫梢夹一只塑料发夹；有时将她的头发盘起来梳成髻，并在发髻上挂一串亮晶晶的玻璃珠。
许多年后，每到冬季降临，伴着雪花飘落的沙沙声，麦子都不由自主地怀念故园和故园的冬天，怀念和母亲一起围坐在火炉边的那种暖融融的感觉，或者怀念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
在麦子的潜意识中，父亲也应该属于故园。
一切都是突然之间改变的。
麦子七岁那年春天，母亲接到一张拆迁通知书和为数不多的一笔安置费。居委会要她们和其他一些居民尽快搬家，说是平安县城要与四十多里外的砂城合并，砂城也将从县级市升级为地级市。
地级市就要有地级市的面貌和规模，而且城市要引资，要开发，作为老城区的县城就必须改造，才能向发达的中、东部地区靠拢，把砂城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这是大势所趋。因此，在县城里除了居民们祖辈居住的土房土院，还有运作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小店铺、小作坊和一些作为县城经济支柱的国营企业通通要拆除。因为它们太陈旧且太不具规模了，不能让它们像旧时代丑陋的补丁一样贴在新兴现代化城市这张光鲜的脸上。当然，这必须要有人而且是大多数人勇于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包括失去他们的家园乃至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他们必须腾出自己的位置给那个即将诞生的现代化都市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那段时间县城里被要求搬迁的人很多，每天都有牛车或者三轮车拉着破破烂烂的家什和家小从街上经过，杂乱而繁忙，也不知他们都往哪里去了。只听说县城周边农户的小土屋都租出去了，安顿着暂时无处可搬的居民。在权威人士的预测和评说中，县城房价飞速上飚，即便是一间私人盖的小土坯房都卖到了五千元至八千元不等，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到。其实土坯房并不值钱，县城居民看好的是盖了房子的那一小块地皮。据说砂城将来要在这里建设超级商业区，那些被土坯房占领的县城边缘地带都将成为未来城市“钱途”无量的黄金地段。
县城的改造工程很快拉开序幕，工程是从县城中心的十字关开始破土动工的。几乎在一天之内，就从砂城浩浩荡荡开来了一些穿蓝制服的工人，他们握着推土机和铲运车的方向盘，随着轰隆隆的鸣响，县城中心那座经历了无数风雨的钟鼓楼轰然倒下。工人们的建设热情无限高涨，短短几天工夫，拆迁现场就延伸到了麦子家那个美丽的园子。花和树在刀斧的飞舞中纷纷倾覆，房子顶盖被掀起来了，原本幽深的宅院顿时暴露在初春季节冰冷的阳光下，是那样的晦暗而没落。
院子外面，推土机不分昼夜地忙碌，轰隆隆地碾过来又碾过去。
街道在消失，民居在消失，文化馆在消失，平安县城里的许多东西都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两年后，推倒的废墟上树起了一栋栋灰色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四层楼或六层楼，还有棋盘似的宽阔而规整的街道，其中有一条商业街取代了昔日的钟鼓楼而作为县城的新标志，被命名为罗马街，街道边耸立着同样是用水泥浇筑的高大的古罗马武士塑像和意大利风格的廊柱。县城和砂城相连的是一条三级高速公路，它是唯一能让县城居民感受到由一个封闭的小城建设为现代化都市的直观见证。然而，已失去昔日家园的人们并不知晓，重新屹立在他们眼前的灰色县城能否阻挡住这一个冬季从西伯利亚席卷而来的新一轮寒流。
作为新标志的罗马街是平安县城归并到砂城后一次规模浩大的形象工程，工程拉动了某些行业的经济增长，如房地产；也造就了一批失业人员，如那些被拆除掉的店铺和企业的昔日的主人们。在城市形象工程的牵引下，母亲带着麦子搬了许多次家，从平安县城沿着还未完全竣工的高速公路一直搬到了砂城市区。
从搬家的那一天开始，母亲已经没有固定职业。她先后在商场当过营业员，到邮局送过报纸，给居委会扫过马路，去市场卖过盒饭，还蹲在夜晚的街头摆过烧烤摊。此时，母亲身上已经闻不到淡淡的花的幽香，她的头发凌乱地拢在脑后扎成一束，飘散着总也洗不净的烟尘味儿。到后来，母亲终于沐浴上了砂城“再就业工程”的光辉，进纺织厂当了一名女工，她们也随之住进了纺织厂的单身宿舍楼，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红砖楼里的那间单身宿舍是纺织厂照顾麦穗母女的。一间狭小的屋子放了一张双层的单人床，是宿舍里统一配置的，麦子睡上铺，母亲睡下铺。另外有两只她们搬家时一直带在身边的木箱子和一些必备的炊具，屋子里已经拥挤不堪。
在单身宿舍楼里居住的基本上都是单身职工，没有像麦子一般大的小孩子。白天的时候，大人都上班去了，不上班的人也是在蒙头大睡（纺织厂的工人们大多数都上着十二个小时相替换的轮班），那座空洞而阴冷的红色砖楼总是显得很静谧。而幽暗的楼道里只有一只昏黄的白炽灯，灯泡还时常是坏的，这使麦子每次独自从楼道走过时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母亲已经无暇顾及麦子的感受，她要为两个人的衣食奔忙。很多时候麦子只能独自从楼道经过，上学或者放学，有时也到楼下的小商店帮母亲买一袋咸盐或一瓶醋。她望着黑洞洞的楼道，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那时候她很相信世界上是有鬼的。在这份恐惧与担忧中，她总算小心翼翼地走出了砖楼，不由得长舒一口气。楼下是一块水泥空地，铺洒着灿烂的阳光，即使真的有鬼它也不会跑到太阳下面来。有关鬼的传说都是这么说的。因此麦子非常喜欢外面的阳光，那明媚的甚至热辣辣的光晕能给她增添无穷的勇气。只要是假期和星期天，不上学的麦子就会到楼下去，做着一个人的游戏：在楼梯口的水泥台阶上抓羊拐骨，或者到大楼前的空地上丢沙包。羊拐骨是她从垃圾堆捡来的，洗干净后用墨水染成红色，一共有四颗；而沙包是母亲用碎布头包着一把绿豆缝的，缝了两只。这是麦子随母亲搬到砂城市区后仅有的两样玩具。
然而，每次麦子下楼必须要穿过黑洞洞的楼道，那种在劫难逃的恐惧会紧紧地缠绕着她，她一直以为传说中的鬼就躲在楼道的某个角落。天长日久，麦子没有碰到过臆想中的鬼，却常常被人吓了一跳。
有一次麦子碰到两个年轻人在楼道的昏暗处接吻。似乎是麦子惊扰了他们，女人回头瞪了她一眼：“从哪儿冒出来的野孩子，出溜来出溜去的怎么像只灰老鼠啊？”
野孩子的身份没有改变，又被形象地比成一只灰老鼠。羞愧难当的麦子赶紧逃回家，紧紧关上房门。
还有一次麦子碰到一个醉汉，他将一把零碎的钞票塞到她手里，要她再买一瓶酒来。惊慌失措的麦子跑到楼下，很久不敢再上楼去。
他就是这时向她走来的。
他叫王强，是纺织厂的机械维修工，兼任单身楼里的电工。有了这份兼职，他比别人多一份奖金，因此他抽烟总抽红盒软包装的“兰州”，而不是在单身楼烟民中相当普及的“海洋”。
此时身穿藏蓝色粗帆布工作服的王强就是叼着一支“红兰州”向麦子走来的。他要上楼，对惊惧地站在楼梯口的麦子说：“你是谁家的小姑娘？怎么在这里发呆啊？”
麦子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赶紧侧身给他让出通道。
他是个魁梧的大个子，肤色黝黑，那身很“酷”的像牛仔服一样的工作服上沾着几片油污。因为过于黝黑的肤色和身上的油污，麦子辨不清他的年龄。
“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叫麦子，对吧？”他已经走到了她身边，辛辣的烟草味几乎就要喷到她脸上。
麦子仍不说话，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怎么像个老太太似的那么啰唆。
他仿佛没有看出她的不高兴，接着又说：“厂里今天发电影票，你妈妈带你去看吗？”
“我妈妈是还没有转正的临时工，没有人给她发电影票。”麦子真的有点生气，她瞪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道。
“呵呵，你不高兴了？这世道真是不公平啊！发一张电影票还要分出个三六九等。我有两张多余的票，你和你妈妈去看吧？”
从麦子和母亲开始频繁搬家的那天起，她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到该吃午饭的时候，王强送来了两张电影票，还给麦子带来了一个用烟盒纸折叠的糖果盒，是白天鹅造型的，精致而漂亮。
母亲正在煤气灶上做饭，她放下手里的活，非常客气地为王强泡了一杯茶，是那种很廉价的绿茶，粗枝大叶的，早已经放陈了，泡在玻璃杯里呈褐黄色，飘浮在茶杯口的不是绿茶应有的清香，而是一丝苦涩的气息。这是纺织厂配发给生产一线职工的用于解暑降温的劳保品，每个职工每年夏天半斤。
王强将电影票和糖果盒放在饭桌上，然后坐在屋子里唯一的一张油漆斑驳的木椅上和母亲谈论他们即将看到的电影。
他说，这部电影是在各大城市火暴了好一阵子的美国大片《亡命天涯》，票价最贵的时候要三十多块。现在降价了，也就十块钱，工会才组织了这次活动。
他又说，他的两个哥们儿有事去不了，二十块钱不能白白浪费，他把票要来了。
对于《亡命天涯》以及相关的票价问题母亲插不上话，因为她很久没有看过电影。母亲站在灶台边，只是点点头，以示她对他的感谢和对他话题的赞同。然后两个人都无话。
坐了一会儿，王强象征性地喝了两口温吞吞的劳保茶就起身走了，走到门口时还回头嘱咐一句：“两点半钟电影正式开演，别忘记了啊！”
那天的午饭麦子吃得很香，虽然还是她们平时常吃的汤面条，里面只有零星的几点油炝葱花和几片菠菜叶子。
吃过午饭母亲靠在床上，她说她头痛，不想去看电影，也不允许麦子去看电影。
麦子实在太想看电影了。趁母亲在床上打盹的时候，她悄悄揣着两张电影票朝外面走去。她希望有人能在楼下等她。
王强果然站在楼下。他看见只有麦子一个人，露出失望的神情。但他还是牵着麦子的手向电影院走去。
电影院的检票口旁边有几个摆小摊的妇女，麦子羡慕地看着她们和她们的小摊。王强走上前，也不问价，给她拿了瓜子和饮料，还有话梅、果丹皮、巧克力等等一大堆零食。麦子把所有的东西抱在怀里，就像抱住了渴望已久的温暖和幸福。是的，从出生到现在，除了母亲，她还从来没有被别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此娇宠过，她不知道一个有父亲的女孩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奇异的感觉令她激动不已，使她满脑子既混杂又空白，根本没有注意自己是如何走到座位跟前的，也没有注意到银幕上的男主角为什么一路狂奔，为什么要和一些人纠缠在一起打打杀杀。直到电影结束，麦子也没有从混杂的感动中清醒过来。王强牵起她的手跟随人群往外走。那是一双粗糙且厚实的大手，她任由这双手牵着，走出电影院，走到大街上，又走回到单身楼。
许多年后，麦子想起那天看电影的情形以及《亡命天涯》中男主角的狂奔，一种温暖和隐约的担忧就会弥漫全身。有时她甚至想，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会不会也是因为某种机缘而浪迹天涯了呢？上天会不会让父亲平安地回到她和母亲的身边？
以后，电工王强总有机会到麦子家里去，修电灯开关，换煤气罐，还做一些别的杂事。母亲对殷勤的王强似乎很冷淡，不仅没有再给他泡过一杯那种廉价的劳保茶，哪怕是一杯白开水也没有给他倒过。她总是催促还没有干完活的王强快一点，好像要立即赶他出门。
母亲的态度使麦子觉得自己欠了王强什么。欠他什么呢？只有十二岁的麦子一时想不清楚。她还是希望王强能牵着她的手去看电影。但王强偶尔送来电影票的时候母亲总能找到推辞的理由。此时的王强很尴尬，他拿着电影票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他再也没有带麦子去看过电影。
忽然有一天，王强给单身楼里的人发喜糖，还单独给了麦子一小包糖块，是用红纸包着的。他结婚了，新娘是一个带着五岁男孩的乡下女人。那女人长得五大三粗黑黑壮壮，从外表看起来与他倒很般配。他们结婚的第二天早晨，王强的妻子就在单身楼前的十字路口支起锅灶炸油饼，从路口经过去上早班的人会停下来买早点，她的生意很好。
以后王强还是会到麦子家里去干这干那，但去得次数少了，他每天早晨要帮妻子出摊，不上班的时候还要帮着炸油饼。而且麦子很快发现，他的乡下妻子一点也不喜欢麦子，甚至称得上讨厌她，对王强的热心助人似乎也不太高兴。有一次王强帮着麦子家搬运单位分的西瓜时，黑女人站在楼下扯着亮嗓门谩骂：“你这只养不家的野狗，哪儿骚就往哪儿跑啊！”麦子虽然对乡下女人那一套骂人的话似懂非懂，但她相信所有的大人都听懂了。因为正在楼下玩耍的她看见了许多人推开窗户看热闹，看一看叉着腰骂脏话的乡下女人，又看一看一脸惘然的麦子，然后他们脸上都挤出一种古怪的笑容。
从此，王强彻底不去麦子家了。有时麦子能看见他用肩膀驮着他妻子带来的五岁儿子从楼前走过，他一边走一边和肩上的男孩说笑，像任何一对幸福的父子俩。最初看见此情景时，麦子会将他送给她的白天鹅糖果盒抱在怀里流泪。然而，王强几乎每天都要驮着男孩从楼下经过，时间一长，麦子觉得自己的心不再那么痛了，她把那只白天鹅糖果盒放在窗台上，任由它布满淡淡的灰尘。
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自己搭了两个木凳换灯泡、修开关，自己扛着煤气罐从一楼走到四楼，走一步晃两步，上一层楼还要歇一会儿。麦子提着母亲的小挎包跟在后面。此时她觉得母亲很可怜，比自己没有父亲还要可怜。也就在这一刻，可怜着母亲的麦子觉得自己长大了，她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去抬母亲肩上的煤气罐。母亲依然摇晃着身体艰难地一级一级迈上楼梯。麦子扶着煤气罐跟在后面，她不知道母亲是否感受到了她的力量。
但是，忽然之间长大了的麦子对于母亲的过去以及自己的父亲仍然一无所知，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沉浸于漫无边际的幻想，幻想有一个男人的家的温暖：那个男人可以单薄矮小，也可以贫穷潦倒，或者可以像王强一样在马路边支一口大铁锅炸油饼，他却能承担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可以一口气将煤气罐从一楼提到四楼，可以在她和母亲面临危急时挺身而出……但他又在哪里呢？难道父亲留给她的仅仅是一片虚幻吗？
这种种的虚幻使成长中的麦子慢慢开始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作了一番认真的构想，而故园的记忆和曾经牵着她走进电影院的一双厚实的大手给她未来的构想赋予了另一种光明的背景。
想象中，长大成人的麦子有一栋简朴的木屋，它坐落在空旷辽阔的草地上，木屋旁边是幽静的树林和花园。阳光明媚的时候，她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漫步，呼吸着青草和鲜花的芬芳；风雨交加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人会走到她身边，为她撑起一把伞。她把头靠在他宽阔而温暖的胸前，不再感到寒冷与孤单……这就是少女麦子因青春萌动而永远期待的家或者爱情。但梦幻中的景象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她始终没有看清所依傍的那个男人的脸，甚至，她分辨不出他的年龄。
麦子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突然调到纺织集团总公司机关做一名文员，并从新单位拿到了一套两居室单元楼房的门钥匙。她们很快从单身楼搬走了。她们的搬家非常简单，除了随身衣物和日常用品，母亲没有带走那几样使用了多年的破烂家具。窗台上那只用烟盒纸制作的白天鹅糖果盒也被遗留在了那里。
搬家那天，麦子没有回头去看留在身后的红色砖楼。她觉得自己总算摆脱了对那段岁月以及那栋砖楼的迷惘和忧伤。
麦子并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她还太年轻，还没有走到需要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生活的年纪。
但过往岁月却像一层繁殖旺盛的绿霉，充斥于麦子的大脑甚至每一寸神经，把她的思维侵蚀得斑斑点点，沧桑无限。因了这斑驳和沧桑的牵引，麦子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走在从市中心通向原毛纺厂的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马路上，然后走到那座已经废弃多年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前。此时，从前的一切景象会重重叠叠扑进麦子的脑海，把她的思维淹没在机器轰鸣的喧嚣里。
当年毛纺厂扩建的新生产系统刚投产，工人们常常有加不完的班。彼时的麦子经常从这条水泥马路上走过，给加班的母亲送饭。其实母亲只是厂里的一名内勤人员，她原本用不着加班。大约重新获得一份固定职业的母亲对毛纺厂心存了无限感激，每次厂里有加班任务她都会主动留下来。那时，年少的麦子能够体察到母亲的充实与快乐，她愿意每天都能到工厂给母亲送饭，分享母亲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她和母亲获得了虽然依旧清贫但却安宁的生活。一种难得的安宁，短暂得仿佛还来不及体味。
如今，机器的轰鸣声早已远去，废弃的厂房变得晦暗，在大西北的萧萧朔风中将塌未塌，掩隐在一片枯黄的杂草丛中。厂房后面是浓密的沙枣林，它们同样显得荒芜，苍凉，也如同被这个城市遗弃了一般，空留一副扭曲、丑陋的面目供人嘲笑。
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毛纺厂是砂城纺织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始建于七十年代末期，设备工艺落后。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产品价格逐年上涨，纺织品的生产成本亦持续增长，再加上整个纺织品市场产能过剩，而他们生产的毛呢布料花色陈旧，已经跟不上服装行业的流行趋势，致使他们的产品找不到销路，生产经营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很长一段时间厂里发不出工资，只好将仓库里积压的毛料当做工资发给职工。
其间正赶上麦子放暑假，她每天都陪着母亲到各商场和服装加工店推销毛料，还在早市上摆过地摊。她们的困境，除了没有钱打发每天的日常开销，还包括在推销毛料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冷遇和白眼。
麦子清楚地记得那个晴朗的早晨，她和母亲刚到早市上把摊位摆开，城管所的人就驾着三轮摩托来了，她和母亲及许多小商贩一起被城管人员带到了一座两层高的灰色砖楼里。小商贩们一个挨一个地接受两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的盘查，最后差不多都交了数额不等的罚款才被放出去的。麦子和母亲没有经历过这种局面，她们很害怕，一直躲在墙角处。被带来的小贩基本上走光了，忙着开罚款单的那个中年男人才抬起头来恶声恶气地对麦穗说，你们两个不吭不哈，想留在这里吃中饭啊？
麦子抬眼看看窗户外面，已经艳阳高照，好像快到中午了吧？
麦穗看看女儿，硬着头皮走过去，低声说道：“同志，你就放我们走吧！”
中年制服男瞥了麦穗一眼，用一种让人脊背发冷的口气说道：“看着挺体面的一个女人，怎么净做违法的事啊？”
麦穗吓坏了，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我们……犯法了？！”
中年制服男紧盯着麦穗，从鼻腔里哼出两声冷笑，厉声问道：“你有经营许可证吗？”
麦穗惶然地摇头。
“你有产品合格证吗？”
麦穗继续摇头。
“你有税务发票吗？”
麦穗还是摇头。
中年制服男大喝一声，说：“我就知道你没有，你也别装傻，更别把下一代影响坏了。今天不和你啰唆，快交罚款吧！”
但是，早晨的时候她们的小摊还没有开张就被带到这里来了，麦穗的确没有钱。在接受了中年制服男一番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批评教育后，她们只好将带来的两卷布料留在了这栋灰房子里。当时的麦穗一脸无助，她带着麦子灰溜溜走出那栋阴暗的灰房子，站到灼热的阳光底下，她才终于控制不住轻轻地饮泣起来。
以后麦穗推销毛料有了经验，她不固定在一个地方摆摊，而是蹬着一辆租来的三轮车走街串巷。麦子仍然跟在母亲后面。她们的三轮车直奔砂城各个低档住宅小区和平房区，把毛料卖给喜欢结实而又实惠的中老年人。那些买主大部分是家庭妇女，经济上的拮据使她们十二分地欢迎流动商贩，以期买到最便宜的东西。但麦穗发现，她的许多同事早就这样做了，他们不仅卖毛料，还兜售毛线甚至厂里生产的半成品——纱锭。麦穗却不明白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是蹬着三轮车单独游走在小巷深处，偶尔碰见了彼此不说话，眼睛里却隐隐闪现出狭路相逢的敌意。
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几个月，后来厂里的毛料“薪水”发完了，厂长说越生产越赔钱，而且也没有钱买原料，就彻底停产了。
连毛料都没的发，麦子和母亲不用再为了推销去受白眼，只能陷入无计可施和一筹莫展的生活。
又过了一段时间，毛纺厂忽然间传出一个好消息，说纺织集团总公司决定将毛纺厂与被服厂合并，进行资产重组。也就是说，毛纺厂的职工还有希望。所有得到消息的人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
在实施资产重组前期，有关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到毛纺厂进行了一次视察与资产评估。毛纺厂的职工和家属们也都看到了，开进厂区的小轿车浩浩荡荡有一长队，他们的心情随着车队的浩浩荡荡和威武阵容而更加欢欣鼓舞。
接待视察小组的宴会几近挥霍。鲜活的野生中华鲟和大龙虾是空运到省城，然后由毛纺厂派专车从省城连夜拉回来的。
这是毛纺厂或者说毛纺厂职工能否重生的最后机会。厂领导们竭尽所能，给视察小组提供了最优质的也是最恰到好处的接待，以便能在最后关头为本厂职工也为自己谋点福利。这很容易得到职工及家属们的理解。有几个退休女工堆起满是皱纹的笑容说，该花钱的地方就要花，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又说只要能保住咱们厂，就是一年不发退休金也值了。当然，她们能有如此的思想境界完全是由于她们的女儿顶替上班成了新一代纺织女工。
那段时间厂里上上下下都很忙，且在企业经营决策者们的杯影交错间显示出一个小厂濒临倒闭前的繁荣，一种末世将至的繁荣。
毛纺厂的资产评估和清算大约进行了两个月，最终结果是，毛纺厂已经资不抵债，原本要兼并它的那家被服厂不愿意接收。集团总公司先决定将厂房连同设备一起拍卖。但那里离市中心太远，位置偏僻，而老化的设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就是拆了卖废铁也值不了几个钱。没有人肯为毫无用处的一堆废铁和一栋钢筋水泥房子花冤枉钱。最后毛纺厂的大门挂了一把铁锁，又贴上两张封条，厂子算是废弃了。
厂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毛纺厂的职工离开了那栋灰色水泥楼，各自寻找着各自的出路。原毛纺厂厂长到纺织集团总公司担任了某部门的副经理；厂里其余百分之八十的职工下了岗，他们回家等待砂城下一个“再就业工程”的启动；另外百分之二十的职工分流到集团公司下属的一些企业或机关。
就在此时，麦穗有幸成为那百分之二十中的一员，她被调到纺织集团总公司机关做了一名文员。
据说毛纺厂在资产评估期间曾经有几名出众的女工出席了欢迎领导的招待舞会，而麦穗就是这几名出众女工中的一员。还说出席舞会的人员都是厂长选定的，在那份人员名单中原先并没有麦穗，但麦穗找到了厂长家里。至于舞会背后的事情，除了当事人，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这是在下岗女工中流传最广的原本就名声欠佳的麦穗何以突然间能交上好运的一个版本。
在散布这些流言时，人们脸上没有因自己背时而他人走运表现出应有的愤懑，却展露出充满暧昧的笑意。
流言的另一个版本是：集团公司总经理陆思豫是土生土长的平安县人，与麦穗是同乡。而纺织集团公司在几十年的运作中形成了一个裙带关系枝叶密布的关系网，麦穗有幸成了这张大网上的一个网眼。
一个小小的网眼网到了一条大鱼。人们依然笑得意味深长。
当然，麦穗对所有的传言还一无所知，她搬了新家，体体面面地做了纺织集团公司机关的一名文员。
而这些流言飞语在纺织集团公司子弟学校读书的麦子是知道的。
人们的议论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在搬进新家后不久，麦穗的同乡和直接领导也就是陆思豫经理成了她们家的常客。
每次陆思豫来的时候，并不擅长烹调的麦穗都会竭尽所能张罗一桌酒菜。这也许算不得什么，人之常情，谁叫他是她们家的恩人呢？而每到此时，平时不化妆的麦穗都很精心地打扮了自己，还穿了一件红色的紧身毛衫，使她显得更加年轻也更加玲珑有致、光彩照人。
麦子不能忍受母亲突然之间的玲珑有致、光彩照人。她在母亲换下那件毛衫后曾偷偷地在毛衫上烧了一个洞。母亲以为是自己做饭时不小心落了火星在衣服上，就找出同色系的线把破洞织补上了，其织补之精细与原织物没有区别。
以后母亲做饭时总要套上一件工作服，做好饭再将工作服脱掉。
麦子也没有再找到对母亲有限的几件漂亮衣服下手的机会。
渐渐的，麦子受到了来自同学尤其是女同学的前所未有的鄙视。因为同学的母亲大部分失去了工作，即使有工作的亦不过仍然是每月挣三四百元的挡车工。她们见不得麦子在新学期里穿上了花格子背带裙以及她脚上那一双总是擦得锃亮的白皮鞋，当然也见不得她经常出现在学校文艺演出的舞台上，高扬起漂亮而骄傲的脸蛋在台上跳舞，好像庆祝她们家的胜利似的。
学校里的麦子逐渐被孤立起来。这是一个群体对个体的孤立，在这种群体的意志和威慑力的作用下，个体显得那样不堪一击。麦子用自尊和骄傲包裹起来的内心平衡最终被一些蓄意制造的“事件”打破：她的自行车轮胎会无端地被扎上十几个针眼；她的课桌里会塞满废纸或其他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还有她们家的窗户，有一天晚上突然横空飞来一双掉了跟的烂皮鞋，砸碎了两块玻璃。
麦子不想到学校读书了，她甚至希望自己重新经历与母亲一起推销毛料的日子。虽然在那样的日子里也会遭受白眼，但赠与她们白眼的人并不认识她们，这在心理上要容易承受得多。
希望归希望，所有失去的无论是美好的还是困苦的时光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也就从那时起，麦子和她的同学的母亲们一样，开始鄙视那个叫麦穗的女人。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对自己重复：麦穗，我恨你！然后麦子哭了，流着无声的泪水。
泪水洗刷不掉心中的蒙尘，却坚定了麦子对母亲那无可救药的仇恨。这种仇恨像她手里挥舞着的一把利刃，一次又一次伤害母亲也伤害着自己，以至到最后把那个因爱而遭受苦难的女人逼入了绝境。
陆思豫成了家里的常客，他每次来的时候麦穗都要设家宴款待他。虽然麦子对这件事极不情愿，甚至深恶痛绝，却是她无法回避的事实。她必须面对。
在三个人的宴席上，麦穗频频劝陆思豫喝酒。陆思豫说你不喝我也不喝。于是麦穗陪着陆思豫喝，喝高兴了他要和麦穗划拳，麦穗说自己不会划拳。于是他们就猜石头剪子布。
陆思豫猜拳总是出错。他的心思似乎并不在猜拳上，结果他一输再输。每输一次他都要喝一杯酒，把脖子一仰酒杯就干了。麦穗笑一笑，将他的酒杯斟满。陆思豫一边罚自己喝酒一边说，麦穗你真厉害，以后你不要只关在办公室里写公文了，你可以陪我出去应酬、谈业务，肯定是打败天下无敌手……他已经喝醉了，将一只胳膊搭在了麦穗肩上，然后絮絮叨叨地对她说起他的家长里短和他那个脸上长满了蝴蝶斑的老婆，还说起他在官场上的许多不如意。
他们喝酒的时候麦子也坐在旁边吃饭，有时起身给他们倒茶。陆思豫醉眼蒙眬地看着麦子说，自己要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就好了。麦穗笑着说，你认一个干女儿如何？陆思豫说好主意，于是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干亲算是认下了。
麦子当然不愿意喊陆思豫“干爹”，而陆思豫却开始以干爹自居。麦子只能在心里恨恨地说，麦穗你真无聊，我怎么就弄不明白，你进了一个破机关竟变成了一个如此无聊的女人啊！？她本来想说“无耻”，但还是不忍心将“无耻”这个字眼加到母亲身上。
有了“干亲”这层关系，陆思豫到麦穗家里来是理所当然的。他每次来都要带给她们东西，有时是成箱的水果和饮料，有时是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包括一个漂亮的高档彩绘塑料糖果盒。而家里的饮水机、抽油烟机、电暖气等等小家电也都是他雇人来安装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他开了个杂货铺，要什么有什么。有时他还给麦子钱，多则一千块少则三五百块，说是让麦子去买文具或者买书，并说小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多读书才可能有出息。麦子不要他的钱，麦子说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她也不想上学。但他临走时还是把钱塞进她的书包里。
“干爹”应该是与父亲差不多的角色，这对于一个缺失父爱的女孩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干爹”又有别于父亲，因为父亲的位置是无人可以取代的。麦子对陆思豫的感觉很复杂，最直观的感受是好像他是专门来救济她们母女的，居高临下而又出手阔绰，或者因为出手阔绰而居高临下。她并不喜欢他的来访，更不喜欢他每次到来时母亲都打扮得玲珑有致、光彩照人的样子。
众多的“不喜欢”使已经长大的麦子滋生出一个不愿启齿的恶毒的想法，并很快付诸实践。
某天下午，麦穗不在家，逃课的麦子把自己的衣服裙子翻找出来，用剪刀通通剪掉了。她找出几件母亲的衣服，开始学着像母亲那样打扮自己。当她最后用一只炫色唇膏在饱满的嘴唇上涂抹时，不禁微微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她仿佛觉得自己已经将母亲拉回到了她们从前的生活轨道，从前的——只有她们两个人的生活轨道。
陆思豫就在此时按响了门铃。
麦子打开了门，用对着镜子练习了许多遍的表情对着他嫣然一笑。
陆思豫吃惊地看着麦子鲜艳的红唇和迷人的姿态。
在门口僵持片刻，陆思豫得知麦穗并不在家，没进屋也就走了。
麦子站在门口看着陆思豫离开，看着他离开时慌慌张张的背影，脸上扬起一片胜利的微笑。
麦穗回家的时候，麦子依然光彩照人地出现在母亲面前。
麦子轻启朱唇对麦穗说：“如果换作我，先要求老陆跟他的老婆离婚。”
“你说什么？”
“我要老陆和他的老婆离婚！”
“噼啪”，麦穗朝女儿脸上甩过去一记耳光。这是麦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母亲的耳光。麦子抬手捂住火辣辣的半边脸看着恼羞成怒的麦穗，嘴角依然荡漾起胜利的微笑。她突然收敛了笑容，恶狠狠地对母亲说道：“你打吧，我会让你后悔的！”
麦穗哭了。她哭着说，我知道青春期的孩子都会产生本能的反叛心理，却不知道你会反叛得那么彻底，连起码的道德标准和自尊都没有了！我不是真的想打你，只是不能眼看着你毁了自己的生活！
麦子仇恨地瞪视着母亲，一字一顿地说：“妈妈！不，麦穗，你已经毁了我的生活！”
此时的麦子刚好中学毕业，早就不想上学的她耽误了许多课程，将来考大学根本没有希望。于是，挨了母亲一记耳光的麦子打点好行装，匆匆去了离砂城不远的一所地区级专科卫生学院。
麦子拖着一只沉重的紫色皮箱走进西部一所偏僻的专科学院。她学的护理，但她并不喜欢。她的选择是迫于无奈，迫于她必须从砂城逃离。好在她还有书，那几本在童年时期的县城小院里从她开始识字起就伴随她的小说——巴尔扎克或者雨果，萧红或者张爱玲，还有学校图书馆里的卡夫卡或者马尔克斯，她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
有书做支撑的麦子几乎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摆脱所有的人独来独往。即使有很多人投向她的是关注的目光和友爱的手，她也会淡然拒绝，终日沉浸于她的小说王国里。
学校里的公共课有时是上百人坐在大教室里，讲师们不会注意到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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