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佛寺不是寺。

    土佛寺是离平安县城最近的一个劳改农场，属于红光农场的一部分，里面关押着诸如小偷、流氓、投机倒把分子、挖社会主义墙脚者等等在当时罪名比较流行的犯人。

    少年罗扬不知道一个劳改农场为什么要被命名为“寺”，它是否包含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禅意？或者那里原本就是一座寺庙的遗址也未可知？

    彼时是一九七零年秋天，父亲被人从家中带走已经三年了，罗扬第一次见到父亲，也第一次知道了土佛寺这个地方。在小小的平安县，父亲罗新宇的罪名很吓人——盗窃、藏匿国家文物。罪名是由新任文化馆馆长麦三举证并由县革委会裁定的，但他还是被押送到土佛寺和那些在街上小偷小摸的人一起接受监督改造。

    那个秋天，正值农场摘收苹果的末期。最优质的大红苹果早已采摘下来，经过精心包装，由农场专用的汽车送到火车站，再被一节一节的火车皮分送到一些不可知的地方。此时的苹果树上只剩下青白的没有成熟的果实，稀疏地挂在枝头。它们或许永远等不到成熟的机会，因为冬天就要到来。

    罗扬跟随父亲在苹果园走走停停，不说话。

    苹果园里活动着许多像父亲那样沉默寡言的人。他们排队走路，排队劳动，排队领饭，清一色的光头，清一色的蓝布褂子，后背写着编号。树影间隐约可见持枪的管教人员。除此之外，罗扬觉得父亲在这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至少比起他和母亲在外面的日子来要好得多，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一切活动很规律，也不会再有无谓的额外担忧。而罗扬和母亲几乎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房子被革委会占了，母子两人暂住在原先堆放杂物的小屋里，完全靠母亲替别人做针线维持生计。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好，她会缝制各式衣服和鞋帽。据说这些手艺都得益于罗家女眷的家传——曾祖母传给祖母，祖母又传给了母亲。但县城里能添置新衣的人很少，母亲常常没有活做，他们的日子过得朝不保夕。父亲被带走三年了，革委会第一次允许家里人来土佛寺探视。接到革委会通知那天，母亲连夜赶制了一顶棉帽子，是她用祖母留下的一件毛蓝布棉坎肩改制的，让罗扬带给父亲。现在是深秋，冬天已经不远。土佛寺正处在山口，冬天的风会像刀子一样割人，比县城的冬天还要冷得多。

    罗扬随父亲走进一栋干打垒土坯房。房子是通的，靠墙垒着通铺大炕，炕上铺着一排席褥，挤得又紧又密，大约能睡三十个人。父亲指着一张席褥说：“我住这儿。”罗扬伸手摸了一摸，褥子薄而发硬，不知里面絮的是什么。他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袱，将一包烟丝和母亲连夜赶制的棉帽子取出来递给父亲。父亲把帽子戴在头上，脸上绽现出一抹笑容。

    “老罗，听说你儿子来看你了？”一个穿制服的高个子男人勾身进了土坯房。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农场的管教干部。

    “是啊，是啊。”父亲答应着，迅速摘下帽子，塞到席褥底下。

    “我这里有点好东西，招待你儿子。”管教干部将一个帆布包放在炕头，取出一只瓷缸和一把挂面。瓷缸里盛着熬过的猪油，已经凝固了，呈乳白色，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腥香气。

    父亲将烟丝打开，分出一半给管教干部。两个人坐炕上聊了一会儿，管教干部说：“这两天你不用劳动，陪陪儿子。”说完他拿上烟丝走了。

    晚饭的时候，父亲先排队领饭——惯例的两个馍馍，一碗水煮土豆片，然后带罗扬到一间堆放着各种农具的仓库里，用煤油炉子煮了一碗挂面，拌上猪油和咸盐，真香啊！

    罗扬很久都没有吃到有油水的饭了，强烈的猪油味令他反胃，使他很不适应。但父亲摸摸他骨瘦嶙峋的肩胛和单薄的夹衣深情地说：“吃吧，别拂了政委的好意。”

    “给我们送挂面的人是政委吗？他是管农场的政委吗？”罗扬好奇地问道。

    “是的，我和他还算投缘，他从来没有为难过我。这次若非他帮忙，我又怎么能见到你呢，我的孩子！”父亲因激动而嘴唇颤抖。他又问起母亲的情况，一边说，一边将面碗和筷子塞到罗扬手中。他自己则吃刚才领来的馍馍和土豆片。

    罗扬强忍着对猪油的不适应吃完了一大碗面条。但是，因为来的路上班车颠簸，他的胃里还隐隐地难受。夜里和父亲挤在通铺上，还没睡着他就将吃下的面条全部吐了出来，引起房子里近三十个汉子的一片骚动。

    第二天一早，农场里所有的犯人被集合起来，由一个年轻的管教干部训话，清查罗新宇私藏食物和灶具的问题。罗扬当即被送上了去县城的班车。据说，从那天开始罗新宇被关了禁闭。

    直到许多年后，罗扬每想起农场里的猪油拌面，胃里就会隐隐地难受，甚至害怕闻见沿街小饭铺里飘散出的浓重的猪油味。他几乎不吃猪肉。

    冬天真的来了。一个大雪狂飞的日子，有一位街道女干部到家里通知母亲说，罗新宇从土佛寺逃跑了。

    罗扬不明白父亲为何要逃跑。其实外面的日子比起那个劳改农场来要乱得多，县城里曾经接连发生了几起武斗。

    自从父亲逃离土佛寺，经常有革委会的人找母亲问话。其实那段时间父亲并没有回家，他深知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他躲藏在文化馆一间废弃的展厅里，每天深夜由母亲给他送一次饭。革委会的人找不到父亲，也找不到他们想找的赃物，心里异常愤怒，母亲自然成了他们批斗的对象。这样的形势，迫使父亲不能继续躲藏，他必须走到明处，去找一个他要找的人，据说那个人能够解救父亲乃至罗家的危难。但父亲很快被巡逻民兵抓住了。接下来，罗家的宅院被划归为文化馆的一部分。罗扬和母亲一起被赶出了院子，连那间堆放杂物的小屋也不让他们居住了。

    文化馆馆长麦三一家理所当然地拥有了罗家的宅院。

    走上领导岗位的麦三意气风发，他突破了县城的旧风俗，很快娶回了他的第三任妻子。她是县文工团的秦腔演员，四十来岁，长得不怎么漂亮，却很会打扮，而且和县革委会主任是干兄妹。麦三很在意他的第三任妻子，以及她带给他的和县革委会主任的姻亲关系。

    罗新宇逃跑后被巡逻民兵抓到，他的罪行更重了，由县革委会作出判决，他被发配到地处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个偏僻的草场劳改。那里属艋县辖地。曾经对罗崇文无比敬重的原文化馆柳馆长也因此遭受牵连，他只能将被指责为“来历不明”的侄女柳絮打发回老家——地处艋县的沙湖村，并让已经无家可归的罗扬母子也跟着去避一避。

    沙湖村离父亲劳动的草场不远，徒步走一天便可到达。罗扬到草场探望父亲，知道了草场旁边的山叫苏武山，而这草场曾经是苏武牧羊的地方。父亲除了在草场放羊，还要到草场边一个荒滩上从事他并不擅长的农业生产劳动。那时的父亲愈加颓废，头发也全白了。

    许多年后，长大成人的罗扬每忆起父亲垂头丧气的样子，不禁想，艋县原本是历朝历代发配罪臣的地方，而此时的罗家不过是寻常百姓，被遣送到那里劳动，也算不得什么委屈。但当年他的父亲却想不开。

    来到草场后，罗新宇又逃跑了一次。那一次出逃同样没有成功。由于对地形不熟悉，他误入了腾格里沙漠。幸好他被沙湖村的巡逻民兵抓回来了，否则他将葬身沙海。

    罗新宇被民兵押回草场，挨了一顿鞭打，当即被送到石羊河下游的水库工地。那里正在兴建大大小小的水库。工地上有很多从各个地方押解来的劳教人员，实行军管制，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和民兵。

    罗新宇是再也逃不掉了。

    最初，罗扬一直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逃跑，让自己的罪名一次又一次加重。后来他得知，父亲是逃回县城找一位有名望的人求助。当时父亲认定，那个名人能证明罗家的清白，或者说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多年后罗扬得到一本名为《红旗漫卷西风》的书，通过反复阅读才隐约了解到的。

    《红旗漫卷西风》是九十年代在砂城一次“爱国主义专题教育”活动中的指定读物，是儿子罗鹏飞所在的中学发的。当然，书不白送，他为儿子支付了书费。

    那个晴朗的午后，罗扬看完《相约黄昏》的光碟后，他开始翻箱倒柜，在一摞一摞的书籍中奋力寻找，但那册三百多页的《红旗漫卷西风》却始终不见踪影。他拿不准是不是罗鹏飞高考结束后，柳絮清理儿子用过的中学课本时，把它当废旧书报一起处理掉了。一般而言，柳絮对物品的归类原则是按“有用”和“无用”来划分的。依照她的逻辑，不能给她的生活带来益处或者不能为家庭产生“效益”的东西都是无用的。柳絮平时不读书，她只在儿子高考前保留那些据说能增加知识面的课外读物和经典名著，一旦儿子踏进大学校园，那些书当然成了家庭清洁工作的负担。

    也许柳絮并没有动过那本书，罗扬又想。他还记得，当他从电视上看完一部有关西路军的电视片后，从儿子那里借来《红旗漫卷西风》参照阅读。儿子说他已经看过了，告诉父亲不必再还他。罗扬就把那本书随手放进了自己的书柜，而他的书房柳絮是不会轻易进来做清理工作的，因为她知道，他的书都是能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效益”的东西。但是，《红旗漫卷西风》为什么不翼而飞呢？这让罗扬感到很烦躁。他认为拥有那本书不仅仅是让自己去了解一段西部人应该了解的历史，还与家族的荣誉以及父亲后来的遭遇密切相关。一个对先辈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是没有根基的，其人生也是苍白的。罗扬不想让自己的生命无所依傍，但《红旗漫卷西风》的确不见了。

    无可奈何，罗扬只能停止寻找，把自己深埋在黑色皮转椅里继续陷入回忆，回忆关于《红旗漫卷西风》的内容和父亲在逃时扑朔迷离的经历。

    《红旗漫卷西风》说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为打通国际通道，寻求战略后方，由两万余人组成的西路军奉中央命令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一百九十七天，终因寡不敌众而兵殇祁连的历史。书中的重要章节是描写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其中提到的相关人物都是可考证的。比如，红军在平安县动员群众支前，为部队筹集补充给养，有一个叫罗忠的老人捐出了近万斤粮食和数十匹家畜以及其他物资。而罗忠只是为罗府照看家院的雇工，主人远在省城，他自作主张替主人给红军队伍捐粮捐物。以罗忠对主人的了解，他知道主人不会怪罪他，但等主人归来他总是要交账的，他要求暂住在罗府的红军出具证明。于是那个湖南娃娃兵撕下一块窗户上的牛皮纸写下了一份证明，并连同一张盖有首长印章的欠条一起交给了罗忠。十多年后，平安县成立了新政府，当年红军欠老百姓的粮食和物资都归还了，但罗府的主人并没有拿出欠条去收回他们的粮食。这表明他们对新政权是充满期待的，他们为新政权所付出的也不仅仅是这些。

    然而，后来罗府的主人受到了不公正评价。由于当年马家军抓获了几名在罗府田庄藏身的红军伤员，罗府被说成是出卖红军的告密者。此时，知情者罗忠早已不在人世，罗新宇要根据红军留下的证明找当时在平安县的权威人物说明当年的一切。而那份幸存下来的用窗户纸写下的收条太不正规了，罗新宇还要找到出具收条的湖南娃娃兵，而且他也是罗府收留红军伤员的见证人，希望他能帮罗家的人说明情况。

    那个湖南娃娃兵凭着十三岁开始长征以及后来随部队西征的资历，在平安县成了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解放后一直居住在县城里，县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物质待遇。罗扬想，父亲当年的举措是对的，他如果能找到那个人，罗家被曲解的历史就会得到修正，特别是祖父和父亲的冤案才能尽快纠正。而那个人又不是很难找，父亲认为他的家族已经曙光在望。

    据说父亲从土佛寺翻越围墙出来后，搭上了一辆进县城拉粪肥的牛车。当时他戴着罗扬探望他时捎来的棉帽子，悠然坐在赶车老汉旁边，他让老汉抽着旱烟歇会儿，他接过鞭子熟练地赶着牛车，所以没有引起追赶他的管教干部和民兵的注意。父亲是在苹果园里劳动时学会赶牛车的，他也因此很顺利地潜回到了县城。

    父亲首先回家见了母亲，让母亲找出了老家人罗忠当年留下的那张字迹模糊的窗户纸。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罗扬从母亲口里得知的。

    母亲说，那个名人只要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你祖父和你父亲的历史都会改写。然而，你父亲找到他时，他却对你父亲说，你现在还敢提这个？当年西路军进城征集物资，除了老百姓主动募捐的，大部分都是打倒土豪劣绅后开仓夺来的。因为罗焕彰为共产党做过一些事，首长奉上级指示才没有开罗家的仓。罗忠主动捐了财物，是他作为劳苦大众中的一员所支持红军的个人行动，与他的主人有什么关系？至于这张证明，是他当卫生员时写下的，没有首长签字，根本不能拿来作为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证明材料，到时“他们”根据罗忠提供物资的数量再追究罗家的成分，岂不要捡一顶地主帽子？

    母亲愤愤地对罗扬诉说整个事情的经过。每当提起往事，她都称那位名人为“那个人”，而“他们”则是指造反的红卫兵和县革委会的人，还有文化馆的麦三。

    母亲又说，你父亲刚走出那个人的园子，就被“他们”抓住了。你父亲生前怀疑是那个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因为你父亲到他家时已经凌晨，又冷又饿，他的夫人倒很客气，是一个明事理的女人，赶紧去厨房里为你父亲做了一碗汤面。那个人出去了一趟，说是到后院拔几棵香菜。这明摆着是说谎，冬天的园子里哪会有香菜啊？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你的父亲被“他们”押送到了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个草场上。

    许多年前流落到平安县的湖南娃娃兵至今还活着。他现在满头银发，戴着一副黑色阔边老花镜，人们都崇敬地称他黄老。

    罗扬随县档案馆的一个朋友到黄老家里时，他正在练书法，临摹的是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对这首词黄老已经临摹了几十年，标准的毛体。有一段时间，县委每一位新上任的领导和砂城的一些知名人士都要登门向黄老求一幅这样的字，拿回家端端正正挂在书房或者是会客室里。黄老还做诗，都是古体诗，大致是歌颂过去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涯。

    黄老就是《红旗漫卷西风》的作者。罗扬因了这部砂城的爱国主义教育读物才特意让朋友引见来拜访他的。罗扬想确切地知道那段历史，尤其是红军进驻平安县后关于罗府的真实情况。

    听明罗扬的来意，黄老激起了很高的兴致，他撂下毛笔，用沾着几滴墨汁的手紧紧握住罗扬的手，表示着他由衷的最热烈的欢迎。而书桌上那幅还没有写完的字被撂过去的毛笔涂了鸦，算是彻底糟蹋了。但黄老并没有觉得可惜，他吩咐保姆将桌子上的纸、笔和砚台收拾掉。他的夫人早些年去世了，一直是一位从他的老家湖南来的保姆照顾他的生活。保姆收拾干净桌子，又过来泡了茶就走开了。

    黄老请罗扬他们坐下，然后娓娓讲述他的传奇经历。他离休后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给别人作过报告了。

    黄老说，当年他把伤员安顿好就离开县城去找部队，但部队已经被马家军打散了。他在队伍征战过的地方流浪了许久，为了不让自己的湖南口音被马家军的游兵散勇识破，他像哑巴一样闭口不言，别人也都把他当成哑巴，因此他隐蔽得很好。那段时间他给老乡帮过短工，甚至讨过饭，后来一对没有子女的老夫妻收留了他。

    平安县解放后，湖南娃娃兵找到组织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组织给他在县城安排了工作。湖南娃娃兵再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他后来到县档案室做研究员，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整理西路军的材料，或者到机关、部队和学校宣讲那段过去的战斗历程和峥嵘岁月。他的演讲稿是事先撰写好的，还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经过了多次修改润色，都是一些鼓舞人心的激扬文字。以后的若干年里，他也因为宣讲西路军的英勇事迹而成为平安县百姓敬重的英雄和偶像。以上内容也是他创作那部十几万言的《红旗漫卷西风》的主要脉络。

    最后黄老感言道，当年的西路军在河西地区遭到马家军围追堵截，他们不能按既定计划西进，但是，如果他们能当机立断向东突围，就不会遭遇如此惨重的失败。后来的许多史评家和文学作者说，西路军兵殇祁连策应了河东地区红军的军事行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这应该是历史的误会。西路军在这苦寒之地被动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的光荣是以全军覆没为代价的。

    黄老停止讲述，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然后站起身在屋子中央走来走去，并用纯正的湖南口音吟诵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很有一点主席当年的风姿。只可惜，黄老身材矮小，又加上他人老背佝，在外形上就与主席相去甚远，更不用谈气势了。

    黄老这次吟诵《沁园春·雪》并不十分专心，以至于影响了效果。那些字句只是因为熟练才从他的口中机械地溜出来，而他的脑海里却在想别的一些事，或者在琢磨前来拜访他的陌生人。这从他游移不定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来。因此，他的吟诵显得毫无激情。

    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已经走向暮年的湖南娃娃兵来说，宣讲西路军历史以及自己的英勇事迹能带给他的激情愈来愈短暂，相反，有时甚至是一种精神折磨。他的年纪越大，这样的状况也越明显。一般而言，年轻人往前看，他们不管过去如何，眼前怎样，都会展望未来各种各样的宏图，虽然那宏图未必真能实现；大多数老年人却没有未来，他们喜欢回头看，总是愿意沉溺在已经流逝的时光里。所以每当夜深人静，黄老都会于失眠中细细思量过去的岁月，尤其是深埋在心间的那些曾一度刻意回避的细枝末节：从幼年时流浪的生活到参加红军后艰苦卓绝的长征，从浏阳河到陕甘边区，最终，当年河西走廊惨烈的场面以及遇难战友血肉模糊的尸体都会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而他自己并不是真的英雄，他是遇难战友用生命救下的一个娃娃兵；他也并不是坚定的革命者，在西路军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他一度离队，像一个真正的老乡一样重新回到流浪生活中，他甚至在一些人由于历史的误会需要他这个幸存者去证明他们的清白时畏缩了。是的，很多人因为那场战役永远倒下了，一些人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下，一些人则受到了来自内部的质疑和口诛笔伐。很多悲剧事件虽然不是他的过错，他却成了最终的受益者之一，不仅在那场战争中活了下来，还踩着逝者的白骨与悲情走上了供后来人景仰的圣坛。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他当然算不得一员骁将，却也由“万骨”堆砌了他的光辉人生。每当意识到这一点，痛苦就像蚂蚁一样撕咬他的心灵。那种痛是永远的，锥心刺骨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切体会到，它绝不是一些加工润色过的激扬文字或烈士陵园里的碑文所能概括的——尽管他常常在后来者充满景仰的目光中口若悬河地宣讲那段光荣。但他必须讲下去，并迫使自己相信：他这样一个英雄角色要永远矗立在高高的圣坛上。就像他时时用书法和吟诵来模仿的伟人的杰作《沁园春·雪》，正是为了让自己能更完美地融入到“英雄”这样一个角色中去。

    等黄老将整首《沁园春·雪》吟诵完，重新坐回到沙发上喝茶时，罗扬才礼貌地问起他是否还记得罗忠这个人以及有关罗忠东家的一些事。

    黄老沉默了。看来他刚才的琢磨是对的。他不时抬起头，透过老花镜警惕地看着罗扬。此时他终于发现，来拜访他的不速之客很像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当年在县城轰动一时的在逃犯罗新宇。

    在人们心目中，黄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即使他离休后费尽多年心血创作的那部文采平平的《红旗漫卷西风》，也在砂城乃至全省的中小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没有理由不正气浩然、壮志满怀。但最让他感到愧怍的事是，那个叫罗新宇的在逃犯曾经找到他，拿出巴掌大的一块写有当年红军征集粮食和骡马的证明，要他证明其父亲罗崇文不是告密者，更不是汉奸，而是支持新政权的进步人士。牛皮纸上的字迹虽然歪歪扭扭模糊不清，他还是认出那些字的确是他当年写下的。他将牛皮纸捏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却保持了沉默。

    在一个混乱年代，湖南娃娃兵有他保持沉默的种种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可以站出来证明罗家宅院旧主人的功过，但谁又能站出来证明他自己？他的忧虑不无道理。当年西路军兵败祁连，被俘将士近万人，失散人员约一千余人，他们后来的命运都十分坎坷。即使通过中央营救重新回到延安的几千名将士，他们在接踵而至的各种的运动中也要遭受各种审查，最后被定性为叛徒和逃兵的不在少数。而组织完全信任他这个湖南娃娃兵，把他树为西路军的楷模，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小概率事件了，他哪里还敢惹火烧身？

    现在黄老面对罗新宇的后人，他不知道自己用五彩光环堆砌起来的壮丽人生是不是应该推倒重来。

    还是罗扬主动打破了尴尬局面，他告诉黄老，自己对这段往事感兴趣，是想给家族还一个清白。他还向黄老提到了祖父曾经著述的《铁骑沉疴》以及他自己写的第一篇日志《家族传奇》，并真诚请黄老帮助，使他把家族史整理得更完备。

    黄老总算打消了心头的疑虑，兴致勃勃地给罗扬讲述他在平安县所了解到的关于罗家的过去。

    回忆起拜访黄老的情景，从老人昏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惶惑不安，可以感受到他的精神压力。罗扬想，他必须忘掉一些事。祖父和父亲毕竟平反了，恢复了名誉，作为知情者的老人并没有太大的过错，他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他自己。而且许多人在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自己。事过境迁，现在对于一个并无大错而且已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来说，他理应度过最后的平静时光。

    罗扬不希望自己永远沉溺于旧怨之中，用复仇的火焰烧掉自己的也烧掉他人的生活。这是一个多元世界，需要容纳不同的个体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存在。换句话说，人生而平等，生命理应得到尊重，只有大环境好了，这样的悲剧才能避免。而罗扬自己，也是快奔五十岁的人了，还有多少空间用于积蓄内心的腐朽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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