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这样的赶超战略，而且一些战后独立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在40年代到60年代推行了与中国非常接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同中国一样，并不成功。在最初推行这种战略之后，会有一段由于投资拉动而导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逐渐放慢，同时有各种危机并发。
发展中国家期望赶上发达国家是一种自然的、正当的想法，但几乎所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真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赶上发达国家的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几个东亚经济体，被称为“东亚奇迹”。日本在1987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在1996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香港地区的人均收入在90年代初大约达到了美国的80％—90％，台湾地区在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将近50％，韩国达到将近40％。这些东亚经济体的成功经验是否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路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东亚经济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讲我们将首先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提出要素禀赋结构与自生能力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比较优势战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东亚奇迹”的现有解释
（一）文化决定论
有关“东亚奇迹”最早的一种解释是着眼于日本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欧洲在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城邦，城邦经济是很小的自然经济，后来因为从中国传入了火药，就打破了这些城邦的界限，形成了一些统一的民族国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就是，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分工，分工越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但是分工的程度决定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的程度才会越细。欧洲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后，市场规模开始扩大，分工程度提高，生产力水平相应提高，用于投资的剩余也就出现了。有些学者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出现于欧洲。
有些学者认为日本虽位于遥远的东方，但与欧洲有一点非常相似。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虽然有天皇，但实际上全国是由幕府大将军和分散的200多个大小贵族（即“大名”）统治。这些贵族采用世袭制，拥有自己的城堡，在城堡范围内与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也是一种自然经济，全国统一的市场当时并没有形成。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各地贵族的实权被取消，从而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种结果就相当于欧洲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的市场规模扩大。
如果上述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东亚的其他国家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希望。比如说，中国在西周时期还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周天子以下分封了几百个诸侯，但是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以郡县制代替了贵族分封制度，并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与欧洲、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如果以这种历史的相似性来解释日本的成功，那么要复制这种成功，东亚的其他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先形成一个封建社会，同时拥有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但是这个过程是基本不可逆的。
所幸到了60年代至70年代，紧跟着日本的发展脚步，在东亚又出现了四个新兴的经济体，即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情况与日本不同而与中国相似，一直都是统一的经济。但是到了70年代，它们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并继六七十年代以来维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使用来解释日本成功的历史说不攻自破。
然而直到80年代初，全世界真正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只有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五个经济体，于是又出现了在文化角度上对“东亚奇迹”的解释：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区域范围之内，有些学者因而认为儒家文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为现代工业化经济的主要原因。这些解释受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影响，韦伯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时候，曾经提出强调勤劳、节俭、积累、投资的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儒家文化也有相似的特性，也强调勤劳、节俭、教育、投资，同时儒家文化还强调社会秩序与尊重权威。尊重权威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勤劳、节俭的观念有利于积累和投资，这为工业化提供了社会和经济基础。
如果儒家文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为现代工业化经济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就应该更成功，因为中国大陆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并且，在“五四”时期，儒家文化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原因，是“吃人的礼教”，需要打倒。这种观点不仅在“五四”时期存在，而且直到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还没有成为现代工业化经济之前，东亚地区的很多社会精英也同样认为儒家文化是社会之所以落后的根源所在。儒家文化从近代到现代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种既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儒家传统、又把成功的原因归功于这个传统的解释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不能用同样的一个事物来解释相反的两个现象。因此，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儒家文化的影响确实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文化背景上的相似之处，却并不能作为解释它们现代化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冷战的影响
有一些国际政治的学者提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受惠于冷战。他们认为冷战为这些经济体提供了非常多的有利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资本主义阵营，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处于在社会主义阵营前沿阵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所谓“铁幕”的边缘，是遏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扩张的第一线，因此美国对这些前沿阵地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比如，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为和平、稳定赢得了必要资本，为经济起飞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次，贫穷最容易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美国也希望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富裕起来，而要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根本上富裕起来，除了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之外，还必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所以大量的技术就从美国传入到这些东亚经济当中。例如，台湾一个发展最为成功的企业——王永庆的台塑集团就是在50年代通过从美国引进技术起家的，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再次，美国还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开放国内市场，以使它们能够向美国大量地出口。
这个理论能够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成功，却无法解释同为东亚地区中的菲律宾为什么发展失败。如果美国在冷战中的扶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的主要因素，那么菲律宾理应发展得更好。因为当时美国在东亚最大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就设在菲律宾，而且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虽然于50年代取得了独立，但美国向其提供的经济援助最多，技术转移和市场开放也没有限制。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菲律宾在60年代发展得还不错，曾被认为是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的明日之星，但是到了70年代，菲律宾就降格为亚洲最落后、经济发展绩效最差的国家之一。直到现在，菲律宾依然属于东亚地区的落后国家。
通过菲律宾这样一个明显的反例就能够看出，即使美苏冷战对东亚经济的发展曾经有所助益，也一定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样的道理，如果冷战是东亚经济发展成功的决定因素，那么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应该比东亚经济发展得更好。因为拉丁美洲虽然并未处在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扩张的最前沿阵地，但在拉丁美洲有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在整个拉丁美洲具有巨大的号召力。美国为抵制古巴的影响，对其他拉美经济给予了资本、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众多开放与援助，实际上比对东亚经济提供的各方面条件还要优厚，但是拉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经济却不断地陷入危机。
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奇迹提出了三种解释，这三种解释分别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三）市场经济说
市场经济说的解释是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学者提出的。这些学者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东亚经济都奉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与社会主义国家比较，东亚经济没有采取计划经济的体制，而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能够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通过市场竞争，可以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效率。资源配置合理，积极性高，管理和技术不断改善，所以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用这些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东亚经济的成功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各种价格的正确性”（get price right）。要使价格正确，就只能依靠市场的竞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少经济学者都是使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
虽然东亚经济都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是了解东亚经济的人会认为这种理论的解释并不充分，因为在东亚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远远不只是发挥市场作用那么简单。例如，日本的通产省就一直在积极地制定产业政策，并且利用产业政策去主动地扶持一些产业的发展。通产省扶持某些产业的做法与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非常接近。例如压低利率，使用比较低廉的资金去支持个别产业的发展；通产省还对国内产业有所保护，比如对进口设置障碍，对国内市场形成保护。“亚洲四小龙”除了中国香港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都相当深，而且香港也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因为香港政府对很多产业（比如房地产、金融产业等）都有很多干预。在这种状况下，认为自由市场是东亚经济发展成功的解释对了解东亚经济实际状况的学者来说也是欠缺说服力的。
（四）政府干预说
另有一些学者的观点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解释恰好相反，他们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是源于政府“有意扭曲价格信号”（get price wrong），然后积极挑选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进行支持。提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学者Alice Amsden，她主要研究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另外还有一位研究中国台湾经济的英国学者Robert Wade。在他们的研究中有非常详细的分析，说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府如何扭曲价格，以及如何支持一些产业的发展，并认为这就是东亚经济发展成功最主要的原因。这项研究的结论也有一定的缺陷，因为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印度以及一些拉美国家）也是通过扭曲各种价格信号动员资源，支持一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但是它们却没有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可见也不能简单地使用政府的干预来进行解释。
（五）外向型经济说
第三种解释是由一些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应该归因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推行外向型的以出口为导向的政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Kruger（1992）。主张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出口导向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以出口为导向，产品就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就必须不断地改进技术和管理。另外，如果要推行出口导向的政策，就必须频繁地与国际接触，这样有利于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可以获得大量的外汇，利用这些外汇就可以进口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对经济的发展大为有益。从表面上看，东亚经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起来，经济的外向性程度确实相对较高，但是在研究经济现象的时候，需要确定经济的外向性程度高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还是结果。如果经济外向性程度高是经济成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经济的外向性程度越高越好，出口越多越好。那么如果一个国家愿意进行出口补贴，它就可以大量出口，但是这样的出口却不一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外向型经济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市场经济说、政府干预说和外向型经济说是经济学界提出的三种不同理论。这三种理论确实捕捉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一个侧面，但是经过仔细了解就会发现，这三种理论都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发现真正的原因。这就好比是“盲人摸象”，在发现一种现象的本质之前，只能通过所掌握到的现象的一个侧面来做出判断，既不能说这种判断全错也不能说它全对。但是一个理论要说明问题的实质，找到经济发展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就需要把各种解释都包含在内，做到对问题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具有解释力。
二、理论的提出：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
（一）概念与模型
1.自生能力的定义
在解释这个新的理论之前，首先需要定义一个重要的概念——自生能力（viability）。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自由”是指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开放”是指国内与国外市场相联系，“竞争”是指没有垄断，“正常经营管理”是指经营管理没问题，“正常利润”是指市场可以接受的平均利润。
定义自生能力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标准状况，以便更好地理解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所谓“没有自生能力”，就是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即使企业有正常的管理，也无法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一个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它的存在一定要有外在力量的保护和扶持，否则不会有人去投资，或是由于一时判断错误投资后也不会长期经营下去。外力的支持保护，当然主要是政府的保护和扶持。在本讲中我要强调的是，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之所以没有自生能力，是因为政府对这个企业的技术、产品和产业的选择进行了干预，由于是政府的干预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所以政府才需要对其提供相应的保护和扶持。
2.单产品经济中的技术选择
假定一个最简单的经济模型，在这个经济中只有两种生产要素，一种叫资本，一种叫劳动，使用这两种要素可以生产出一种产品。现在，根据这两种要素的总量画出一条等产量曲线I来表示这一产品，这条等产量线的含义是曲线上的每个点都代表相同的产量和不同的技术。A点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B点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两种技术所生产的产量相等。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企业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点的技术来生产这个产品，就要根据等成本线的情况而定。等成本线所表示的是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如果等成本线是C，那么B点的技术就比较好，因为B点的成本最低，任何离开B点的技术，比如A点，按照同样的斜率等成本线C就会向外平移到C1，从而高于B点的成本。在同一产量下，最好的技术应该是生产成本最低的技术。同样，如果等成本线是D，那么A点的技术就比较好。所以，最好的技术实际上取决于等成本曲线的斜率，而等成本线的斜率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富程度，即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要素结构中的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那么等成本线的形状就应该和C差不多；相反如果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那么等成本线就应该和D差不多。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经济是比较发达的经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的经济是发展中的经济。
但是，一般人的观念会认为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技术是比较好的技术，例如在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可能是一个中国农民生产粮食的几十倍。但是美国的一个农民之所以能够生产那么多的粮食，是因为相对于美国的农民数量，美国的资本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劳动力价格相对昂贵，而资本相对便宜。针对美国的这种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要素禀赋结构，就要尽量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就是最为经济的选择，而不是说这种选择就一定最好。但是多数人只看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可以带来高的劳均产量，一个农民能养活许多人，于是就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既然发达国家使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那么资本密集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所以，在70年代中国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就是因为看到了发达国家都实行了机械化。但是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劳动力多，资本相对短缺，等成本线应该比较像C，这时选择B点企业才是有自生能力的，因为只有B点的技术成本才最低，企业才能够创造出可以接受的利润。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为了生存和营利，应该会选择和其要素禀赋情况相适应的技术。但是由于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国家领导人）总是认为发达国家选择的技术比较好，因此就想要自己国家的农民也跟美国农民一样去选择A点的技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选择A点的技术就意味着企业无法获利，因为这一选择违背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所以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这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想获利，就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和扶持。
3.单产业经济中的产品、技术选择
现在可以把这个经济再稍微复杂化一点，从一种产品拓展到一个产业。国际贸易里基本是把产品当做产业，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产业里总是有多种产品。例如信息产业可以分成很多产品，有各种不同的生产区段，有的生产区段像IBM、Intel等提供的是新产品、新技术，有的生产区段是在IBM、Intel等发明了新产品、新技术以后，再根据其设计帮它们代工生产核心芯片，这类生产需要非常昂贵的生产线，比如现在一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大约需要13亿美元，相当于100亿人民币，资本非常密集。但相对的，IBM提供新技术的资本投入还要更大。IBM一年要投入的研发费用是50多亿美元，Intel一年投入的研发费用是30多亿美元。中国的信息产业主要从事零部件生产、组装等劳动力密集的工作。
现在就来讨论一个产业的情形。一个产业里有很多不同的产品，可以把这些产品划分成不同区段，有资本非常密集的区段，像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也有劳动力非常密集的区段，像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的组装。假定一个I产业（比如信息产业）有I1、I2、I3几种产品。I1就像IBM、Intel这样的企业提供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资本投入非常大；I2就像台湾集成电路这样的企业生产的芯片，资本投入也相当大；I3是组装，资本投入不多，但劳动力需求非常大。根据代表各类产品的每个Ix都可以画出一条等产量线，因为产品不同，所以必须使用价格对其进行变换，I就是包络了各条等产量线的等价值线，线上的每一点代表不同的技术所生产的价值相等的不同产品。一个国家应该生产哪种产品，在哪个区段进行生产，仍然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等成本线。如果等成本线是C3，那么就应该生产I3；如果等成本线是C1，那就应该生产I1。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企业如果要有自生能力，那么它选择的产品以及生产这个产品的技术就应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
但是，每当我们翻开报纸，总会看到这样一些论点，认为中国的信息产业其实不值一提。虽然中国的信息产业现在是全世界第三大，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都没有什么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产权来自于研发，研发的结果是新技术和新产品（也就是I1），只有像IBM、Intel、NOKIA这些做了很多研发的企业才有自主知识产权。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企业所面对的等成本线在哪里，中国的企业所面对的等成本线又在哪里。如果要中国的企业去做这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即使它们的经营管理都很好，也不会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国家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
4.多产业经济中的技术、产品和产业选择
同样的道理可以继续扩展到整个经济。一个经济中有很多产业，我们假定有三个产业I、J、K，以三条等值线表示在图中，每个产业中又有很多种产品，每种产品也有很多种技术可以生产。
生产K1产品和J2产品应该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因为K产业比较贴近资本轴，属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同时等成本线D代表资本价格较低而劳动力价格较高的要素禀赋结构，所以对于资本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来说，根据要素禀赋结构而生产的K1产品和J2产品也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但是，根据等成本线C所代表的要素禀赋情况，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显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I产业和J产业中的J1产品。如果企业转去生产K1产品，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样的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即使它的经营管理再好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既然无法获得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在正常状况就不会有人愿意去投资这样的产业。即便有人在一开始因为信息错误而去投资，几年下来一直赚取不到正常的利润，再做下去企业也会倒闭。根据赶超战略的思想，如果硬要企业去生产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产品，选择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产业部门，采用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技术，那么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这时如果不想企业倒闭，就必须由政府给予相应的保护和补贴。
5.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
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这两个概念其实高度相关，但是各有侧重。第一，自生能力从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来看；比较优势从一个产品或产业在一个开放竞争市场中的竞争力来看。一个着眼于企业的角度，一个着眼于产业的角度。两者都共同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第二，按照严格的定义，比较优势只适用于开放的经济，而自生能力的概念不管是在开放的经济还是封闭的经济中都适用。假定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不进行贸易。美国相对中国而言，人口少、资本多；中国则正好相反，人口多、资本少。两国人都要靠粮食才能生存，但美国和中国生产粮食的技术不会是一样的。在美国，资本相对便宜，劳动力比较昂贵，一个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要节省成本，就必须使用廉价的资本去替代昂贵的劳动力，所以会选择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同理，中国则会使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所以，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自生能力的概念还是有效的。
（二）最优产业结构与政策性负担
有了自生能力的概念作为基础，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产业结构；如果违背了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就背离了最优产业结构。背离最优产业结构要付出代价，即效率一定会降低。
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看似无关紧要，但它在经济学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可以延伸的地方。例如，现在的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理论中还没有所谓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因为没有自生能力的概念，就不会衍生出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第二个可以延伸的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还是把发展的目标定义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提升，因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最优水平实际上内生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想改变一个内生现象，必须由改变造成这个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入手。既然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和产品结构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要想真正提高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必须从改变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入手，也就是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丰裕程度，提高每个劳动者平均占有的资本。
如果从这个角度入手，那么资本就会变得越来越便宜，而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贵。企业面对竞争的市场，想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主动地改变要素的投入结构，使用更多的资本去替代劳动，资本的密集度就会上升，技术密集度也会随之上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逐渐提高，工资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就会相应上涨。这个过程是企业根据正常的市场价格信号自发进行的，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反之，如果不去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是实行赶超战略，通过政府干预直接去提升它的产业和技术结构，那就必然背离了它们的最优结构水平，从而使企业变得缺乏自生能力，经济发展效率低下，付出高昂的代价。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的差距是在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不同，却没有看到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同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所引起的，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应该从怎样提升它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落实到怎样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上去。
然而到目前为止，尽管哈佛、MIT等世界一流大学有一批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发展经济学，而且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但大部分研究还集中在讨论怎样提高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问题上。在传统的发展战略中，一个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超从表面上看来技术确实会有所进步，生产的产品也变得资本比较密集，但结果却使得这个国家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如果不靠国家的保护和扶持就无法生存。如果国家要这些企业存在，企业就得承担所谓的“政策性负担”，也就是国家发展政策给企业带来的负担。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应该集中在I产业或J产业，但是国家却强制性地要求它们去K产业进行生产。只要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必然会亏损。因为这种亏损是由国家造成的，所以国家就要对企业负责，给予企业以政策性支持。
政策性支持有几种不同的方式。首先，国家可以给企业直接的财政补贴，也可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只要国家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数量非常少，一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都是可行的。但如果发展中国家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数量特别多，比如在计划经济年代有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一直到第八机械工业部，每个机械工业部下面又都管理着很多的重工业部门，那么依靠国家的财政补贴就很难办到。直接的财政补贴在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有很好的效果，比如日本生产大米实际上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但是要保证粮食安全，就要对其进行大量的直接补贴，美国、欧洲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问题是，在发达国家，农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到5％，也就是说它们补贴得起。而发展中国家要发展重工业，部门太大，直接补贴需要政府向其他部门征收大量的明税，因此难以实现。
发展中国家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一个替代方式是筑起高高的贸易壁垒，禁止发达国家同类产品进入，或是征收高额关税，使要扶持的企业在国内产品市场上拥有垄断地位，或减少竞争，从而将产品卖出高价。
其次，国家还可以扭曲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降低银行利率、高估汇率，甚至压低原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国家一方面提高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降低投入的成本，这样就可以使企业克服因没有自生能力而无法获得足够利润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会创造出很高的利润。例如在1978年以前，辽宁省的经济规模在全国排名第四，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就是因为作为其支柱的工业产品都具有垄断价格，而投入要素价格又比较低，所以财政税收等方面都可以排在全国前列。然而随着中国加入了WTO，除了利率还能维持低价以外，各种要素价格都已经放开，在这种状况之下，东北的重工业就无法生存，所以才有近几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区”计划的提出。
扭曲的价格环境能够克服企业自生能力的缺失，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政策性补贴的方式。如果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政策性补贴的企业通常由国家拥有。但如果是在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还可能会出现比实行计划经济更糟的情形。尽管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但在扭曲的政策环境下，这些企业靠政策性补贴可能拥有很高的利润。而一般能够投资到这些资本密集产业里的就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非常有钱的人，一种是有权跟银行借款然后投资到这些产业中去的人，这样就会形成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意思是掌握这些产业的都是有钱有势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当这些人投资到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之后，他们帮国家承担了政策性负担，替国家执行了发展战略，并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之下获得一定利润。但是作为资本家，当然又希望利润越多越好。这时有两种方式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一种方式是提高管理水平，改善经营效率；另一种方式就是向国家要求更多的保护补贴。改善管理与向国家要钱相比，后者更为容易，由此就产生了“寻租”行为，腐败也就接踵而至。另外，只要这些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出现了亏损，就会向国家说是保护补贴的程度不够，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对这一说法无从核实，因此就出现了经济学里所说的“预算软约束”。在没有硬的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一系列不正规的行为就得以乘虚而入，结果是即使把这样一些产业建立起来，并能在一开始动员大量的资源来维持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到最后却一定会因为效率低下而造成很多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拉美、南亚、非洲等很多实行赶超战略的地区所看到的情形。
（三）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事实证明，现代发展经济学中以提升产业和技术结构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思路不但没有实现发展的目标，反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硬行提升的产业结构违背了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属于拔苗助长，造成了各种扭曲和效率下降。因此，要想在转变产业结构的同时保证效率的最大化，就要从改变外生的要素禀赋结构入手。
要素禀赋结构一般指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的相对拥有量。一般来说，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是给定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像18、19世纪那样去国外扩大殖民地。同时，各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也并不快，因为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即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得快一点也不过是2％—3％，发达国家慢一点一般也不低于0，所以差距不大，真正大的差距来自于资本的积累。有的国家每年的资本积累可以高达GDP的30％—40％，有些国家则不到10％。因此，我们要以资本与劳动力拥有量的比值来定义要素禀赋结构。当我们讲到要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时，主要想表达的含义就是提高这个国家每个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本量。要素禀赋在每一期的生产中是外生给定的，在任何一个固定时点上，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可以使用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总和，也就是这个经济体的总预算，同时也决定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长期来看，要素禀赋结构可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而变化，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
资本积累的决定因素主要有这样几个。首先是每一期生产中经济剩余的多少，每一期生产中的剩余如果不是消费掉，而是作为下一期生产的投入，就会转变为资本的积累。提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最重要的是提高这个国家每一期生产的剩余和剩余作为积累的比例。如果剩余越多、积累的倾向越高，那么人均资本的拥有量就会增加得越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也就越迅速。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每个人在每一个时点的私人生产活动是给自己增加收入，也给社会上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产出，那么这个人的私人生产活动与社会性的生产活动就是重合的，这样的生产活动能创造较多的剩余。但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私人生产活动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但却并未给社会增加产品或服务，比如“寻租”行为就是这样的例子。“寻租”通常是靠政府给予更多的保护和补贴，而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是从其他人的收入转移而来的，整个社会的产出并没有增加，相对于一个私人生产活动和社会性生产活动统一的经济体来说，这种存在私人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冲突的经济体每一期所创造的剩余就较少。另外，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经济剩余的多少还与从事社会性生产活动的企业的竞争力有关，企业的竞争力越强，其占领的市场份额就越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都能卖出去实现其价值，这样创造的剩余也就会越多。因此，经济剩余的规模主要取决于每个人的私人生产活动是否同时是社会性的生产活动，以及这些社会性的生产活动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没有竞争力。其次，在给定了剩余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速度还取决于人们是否有积累的意愿。如果人们普遍的积累意愿都很高，剩余不是拿去消费而是作为储蓄，那么可供投资的剩余就会相对较多，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也会加快。
在了解了以上决定因素之后，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目标就具体到了如何增加经济中的剩余和资本积累的问题上，相对于通过政府干预来转变产业结构的传统经济战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可以从转变要素结构的角度来真正实现这一过程。
首先，如果一个经济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按照它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进行发展，那么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也就不会有“寻租”的行为，这样每个人的私人生产活动都会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统一。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会变得更有竞争力。再次，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短缺，所以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就一定最高，再加上不断从发达国家引进新的技术，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一直加快，资本积累再多也不会造成边际报酬递减。资本回报率越高，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反过来会促进资本积累加快，要素禀赋结构也就随之得到提升。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增加，因此相对价格变化，表示就是等成本线由C变为D。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面对新的等成本线，那么到下一期生产现在的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就不再是最优的了，因为对应的生产成本会变得相对较高。有头脑的企业家出于节约成本的需要，就会更多地以资本代替劳动，改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去开发新的产品并向新的产业靠拢。这是成本结构变化对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同时，作了及时调整的企业在下一期末会看到成本降低、利润提高，这对该企业来说是一种激励，对其他企业来说就是一种挑战，这种竞争的压力以及技术变迁速度的加快又成为整个经济产业升级的推动力量。这种产业升级是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自发进行的，在整个过程中产业与技术结构都始终与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相符合，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不用承担政策性负担，没有寻租的借口，政府也不需要给予企业补贴，个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是统一的，经济发展保持着高效率，剩余和资本积累也能以最快的速度增加，于是新的要素禀赋结构又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上就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思路。
在了解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概念和思路以后，对比之前提到的市场经济说、政府干预说和外向型经济说三种理论，就会发现这三种理论提出的解释“东亚奇迹”的增长因素实际上是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内生必要条件或结果。下面就来细述三个因素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作用。
（四）比较优势战略与市场机制
我们知道，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企业家会根据价格信号不断自发地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整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企业家可能根本不了解比较优势的原理，也不会去关心整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企业家始终了解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始终关心的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企业能够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变动能够充分并且灵活地反映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那么企业家在竞争的市场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会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技术以及产业。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是使价格信号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唯一途径。因此，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五）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是以市场为制度基础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角色和发达国家政府的角色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只要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那么政府除了维持社会治安、提供公共产品、克服外部性等属于“最小的政府”（minimum government）所应该有的职能外，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小的政府”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已处于全世界技术边界的前沿，产品和产业结构也都是最高级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对于产业升级的下一个目标在哪、下一个技术创新会在哪个领域出现、下一种广开销路的产品将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很难预见到，只能让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靠自己的判断去摸索，其中绝大多数失败，少数一两家企业成功，经济发展就靠这一两家成功的企业带动，政府既不拥有信息优势，发挥作用的余地也很小。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铱星计划”曾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关注，1998年还被中国科学院评入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当时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全世界发射了四十几颗人造卫星，研制出一种手机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这在通信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但由于这种手机造价太高，每个用户需要支付5万美元，所以市场太小，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个例子说明越是前沿的技术研发就有越多的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对于如何规避这种风险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要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大多都是发达国家已有的，开发的产品也几乎都是发达国家已经生产过或仍在继续生产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引进其技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得以赶上发达国家的所谓后发优势。但是，究竟以什么样的速度、以哪种产业的先后顺序去追赶发达国家，之间却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我们知道，过去那种求快的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发展路径是赶超战略的选择，是一种效率低下的选择，所以现在我们要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路线已经带有了很大的可预见性，政府就有能力和有必要在某些方面发挥适当作用。
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第一个作用是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之后，下一个产业、产品和技术就变成了不可知的，只能通过企业不断地尝试错误去找到正确的选择。而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升级的产业、产品和技术有很多都已经是现成的，产业、技术升级存在路径依赖，现有的产业是否易于升级到这些新的产业、产品、技术？新的产品市场有多大？有多少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在往这个方向升级？要发挥后发优势需要掌握上述相关的信息。信息的收集处理成本相当昂贵，而处理好之后的信息传递起来成本则几乎为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每个企业都独立收集信息，又不能分享信息，就会出现重复收集信息的弊端，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根据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去收集产业、产品、技术的相关信息，在有很多产品都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还要了解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以及供给情况，以免造成过度投资和利润下降。政府收集的这些信息可以以产业政策的形式提供给企业作为参考。
政府的第二个作用是协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需要新的投资，这不仅涉及生产本身的投资，还包括很多配套的互补性投资，如原材料、零部件等，如果这些投资不能到位就会对产业升级造成影响，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相关企业间的协调。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升级必然会伴随着很多企业没有办法内部化的外部性问题，如金融结构、劳动力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这些外部性问题是任何单一企业都难以内部化的，只能靠政府发挥作用来解决。第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会有利润，尤其在利润较高时，企业很可能会一哄而上，本世纪初互联网产业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一哄而上的潮涌行为造成的投资过剩。政府如果事先掌握了产业的相关信息，就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对于政府协调作用的必要性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欧洲第一个使用印刷术的是德国的古登堡在15世纪的时候。古登堡原本在一家书店工作。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生产依靠手抄，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当时，一般书店没有存货，只是与一批抄书的人保持固定的关系。通常有钱的贵族先到书店订一本书，把内容、规格、质量、纸张等标准讲清楚，付给书店一部分订金，然后书店再找人来完成这本书。因此，当时的书店就不需要资本来维持存货。古登堡改用以铅造字模的活版印刷以后，一方面书店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购买昂贵的铅造字模和其他印刷设备、印刷材料，另一方面因为印完的书籍不能马上卖掉还需要一部分资金来维持这些存货。而且，当时的印刷技术也很难达到手抄书的质量水平，很多人难以接受，于是就产生了比较多的存货。在这种状况下，应该有资本市场对这类拥有先进技术的书店进行融资，但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古登堡的做法是说服了一个贵族对他进行投资，但因为书店长期不能营利，贵族便对书店撤资，最终导致了古登堡的破产。
金融制度的变迁应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进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金融制度都已处于世界最前沿，金融制度的升级难以预先设计，只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自发地以尝试错误的方式缓慢地升级。但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会有很快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速度，金融制度需要与产业技术同步配套升级。金融需要有一定的监管，才能避免道德风险，这种快速的金融制度变迁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才能避免可能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危机。
政府的最后一个作用是对企业进行外部性补偿，这种补偿一定是有前提的。政府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可以制定出一些产业政策，但并不能保证这些产业政策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政府的产业政策失败，那么率先响应政府政策的企业就要亏本甚至破产。这种破产对市场上的其他企业来说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可以避免同样的投资活动。如果产业政策正确，率先按产业政策投资的企业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来投资，市场竞争会增加，率先投资的企业的利润会被摊薄，因此，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益的信息。但是这也造成了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失败的成本是由一个企业承担，成功的好处却是全社会共享，所以没有哪个企业会愿意去做第一个尝试者。由于有这种信息外部性的存在，政府应该通过提供一定的补贴来鼓励一些企业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补贴的方式可以是给予按产业政策投资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也可以是较低的利息。
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制定出的产业政策与赶超战略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有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前者保证了企业有自生能力，而后者做不到。在赶超战略下，企业因为没有自生能力所以需要政府给予很多的保护和补贴。而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对于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只需要提供很少的保护补贴，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外部性问题。可以以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
1.为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德国取得成功而在中国、印度却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赶超战略，19世纪末德国的发展经验就经常被用做支持赶超战略的例证。1870年，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铁血”政策，支持重工业、军事工业发展，使德国在很短时间内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变成欧洲的强权。俾斯麦提出的“铁血”政策与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赶超战略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非常相似，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但是同样的政策处在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之下，所起到的效果会截然不同。根据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的资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德国在1820年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英国同年人均收入的62％。在俾斯麦提出“铁血”政策时，德国的人均收入是英国人均收入的57％。人均收入水平是反映要素禀赋结构情况的一个很好指标，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均资本拥有量必然多。“铁血”政策发展的是钢铁等重工业，虽然资本密集，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大，但是，在工业革命时就已经有所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不算是最先进的产业，而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最发达的英国的60％，也不是资本非常短缺的国家。但是由于和农业相适应的金融较为分散，资金动员能力较低，因此“铁血”政策使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持这些重工业，实际上等于用国家的力量来克服重工业投资在金融安排方面的困难。因此，这一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运用产业政策提供协调的一个范例。相对而言，其他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以1990年国际元衡量，人均收入只有500到600，仅为美国的5％，也只有德国在1870年时人均收入1821的1/3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与中印两国在推行重工业时要素禀赋条件的差距，德国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政府发挥的只是协调作用，而中国和印度则完全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
2.人均收入与汽车产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
第二个例子是比较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二战以后的汽车产业政策。
日本在50年代发展起钢铁产业和造船业，到了60年代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已有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日本通产省在60年代中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按1990年的国际元为单位计算的购买力平价，196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3419，日本的人均收入是5934，已经达到了美国的40％，代表当时的日本已不再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60年代航天产业、计算机产业都已经出现，汽车产业也不是当时最先进的产业。日本通产省在提出汽车产业政策时，原本只想保护丰田和日产两家汽车厂，但是当时有十几家重工业企业（包括生产摩托车的本田、钢铁的三菱、铃木、马自达、日野等）都想进入。最开始通产省给这些企业施加压力不让其进入，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政府支持或补贴，但是这些企业在违背日本政府意愿的情况下，依然在后来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成功。按照自生能力的定义，如果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政府的扶持，一个企业能够依靠正常的经营管理获利并生存下来，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所在的产业必然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日本在60年代中的汽车产业政策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也提出过汽车产业政策，但在人均收入方面，195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0897，中国的人均收入是575，印度的人均收入是676，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6％，与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时的条件相距甚远。50年代，中国的钢铁产业尚未发展起来，其他的相关部件制造业也可想而知。当时的长春一汽雇用了50多万人，一个厂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规模，就是因为所有部件都要靠自己生产，产业基础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印度也同样。所以日本的汽车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取得了成功，中国和印度发展汽车产业违背了当时的比较优势，因而只有长期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
韩国在70年代开始推行汽车产业政策时，人均收入为日本的30％、美国的20％。其发展汽车产业的基础与日本有一定差距，但又比中国和印度好一些，相应的政府的保护补贴就比中国和印度少一点。韩国70年代的汽车产业政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建立的三家汽车厂倒闭了两家，只有现代汽车这一家生存了下来，到现在发展得还不错。1991年我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旁边坐着现代汽车公司在美国的总裁。我对他说，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把汽车卖到美国，令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非常羡慕。但他却告诉我，现代汽车在美国已经连续亏损多年。企业在国外市场上亏损却没有关闭，就意味着在国内市场有国家给予的各种保护补贴，包括通过贸易壁垒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对国内市场提高价格，用国内消费者的钱去补贴在国外没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因此韩国汽车产业这部分的成功也是有代价的。
同样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国家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就是由作为政策制定背景的要素禀赋结构或者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就能够成功，比如德国在1870年的钢铁、重机产业政策和日本在60年代的汽车产业政策，相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就只有失败。一个产业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政府对该产业的补贴情况看出，如果产业在建立起来之后还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那它就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因为需要补贴就说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相反如果只需要政府在建立之初给予一定的扶持以扫清信息、协调、外部性等障碍，之后就能在市场竞争中靠改善经营管理等获取正常利润，那就说明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扶持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距，只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差距来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信息收集、协调性的产业政策以及对企业的外部性补偿等方式发挥适当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加速资本积累和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同时，政府发挥任何作用都要以遵循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为前提，既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经验，还要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以保证价格的灵敏性。
（六）比较优势战略与出口导向
从现实中可以看到发展成功的国家一般出口的比重都比较大，发展失败的国家出口比重都比较小。例如，中国在2003年贸易依存度达到了70％，而在1978年却只有9.5％，外向性程度大幅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的外向程度实际上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如果实行赶超战略，一方面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现在要自己生产，所以进口会减少；另一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资源被转移去优先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也很难发展起来并出口产品到国外。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在1978年以前主要出口的产品却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业品，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因为得不到资本而发展缓慢。所以说，实行赶超战略进口和出口都会减少，经济就表现为内向型。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那么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不发展而采用进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多发展，其产品必然大量出口。当然，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内生决定的。如果有最优的产业结构，也就会有最优的出口程度和进口程度。
（七）对现实的反思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会有竞争力，企业靠自己改善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正常利润，政府可以减少补贴，社会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按照赶超战略发展，经济就会变得没有效率，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既然比较优势战略有这样大的优越性，那为什么从二战后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来看，有那么多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选择了赶超战略呢？
在分析问题时，需要看到短期和长期的差别。假如现在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初始的经济规模一样大，一个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一个国家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短期之内，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重工业确实会迅速建立起来，满足了当时很多刚刚独立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剩余却很少，因为它所扶持的产业即使有剩余也是从其他产业部门里转移过来的，而真正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却因为得不到资本而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得不到积累，经济规模也就扩张得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危机，所以赶超战略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像上面讲到过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为创造了很多的剩余，经济规模也扩张得非常迅速。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地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
与此相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同样是抱着赶超愿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东亚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战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最终赶上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
其实，东亚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或社会精英懂得主动出击，而恰恰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东亚经济在50年代时也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一样想采取赶超战略。例如中国大陆在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一五”计划时，日本的通产省曾有一份报告评价说，如果日本不能像中国那样赶快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那么二三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强国，而日本会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台湾当局为了反攻大陆作准备，也非常希望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和国防，而这些都需要重工业的支持。但是，它们最终都没有推行起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原因就在于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非常低下的发展战略，需要有很多可以动员的资源来支持才能得以维持下去，而资源动员能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二是人口规模的大小。例如，同样是计划经济，苏联一直维持到60年代增长速度还非常快，主要原因就是苏联是人均自然资源在全世界最丰富的国家，人口也有两亿多，所以增长可以维持四五十年。在五六十年代很多拉美国家也有这种增长，一些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也是如此。再如中国，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和巨大的农业人口，只要利用价格剪刀差就可以将农村的剩余转向城市发展工业。相比之下，东亚经济基本都是人口不太多、中等规模，而人均自然资源极度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重工业，就只能通过财政赤字来筹资，财政赤字依靠印制钞票来弥补，不到一两年就会引发高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最容易失掉民心，为了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些东亚经济只能先后放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发展的结果毕竟是成功的。作为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追根溯源，实现恩格斯所讲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研究“东亚奇迹”不仅仅就是为了研究这一现象，而是要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从而将这些因素借鉴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推动更多国家的进步。
三、针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一）推行比较优势是否会永远落后？
一个容易被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以引进技术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区段，是否就会丧失掉自主创新能力，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不在于现有的经济水平，而在于发展中的相对增长率是什么样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以比较优势作为其产业和技术选择的指导原则，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一定高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引进，与发达国家的研发相比成本低了很多。技术创新速度快，资本回报率高，资本积累的意愿就高，发展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正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提升，产业结构也会相应赶上。也就是说，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发展中国家最后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同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接近于发达国家，需要自主创新的产业、技术也会相应增加。发展中国家虽然以引进技术为主，但是自主创新的领域依然随处可见。在现实中不难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一直都在提高，而不是因为引进增多就逐渐丧失掉。
首先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并且没有比中国更发达的国家同在这一领域生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普遍比发达国家落后，某些产品在发达国家已经被淘汰使用或因不符合比较优势而不再生产。这时在同一产业内已经没有更发达的国家进行生产和技术的创新，如果中国仍不放弃这个产品，并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自己去开发和研究新技术、新产品。例如在80年代以前，全世界摩托车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摩托车的技术主要是从这两个国家引进的，中国的第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嘉陵就是与日本本田合资的。但是，随着日本和德国的摩托车生产厂家相继退出摩托车生产领域，中国很快就变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国。中国现在每年生产摩托车1000多万辆，其中400多万辆都是由重庆生产的。2006年我去重庆访问时，听一位官员讲到重庆一年的摩托车专利申请就有1800多项，平均每天5项，这种频繁的自主创新正是由行业龙头的地位和压力所决定的。
另外在一些高端行业如计算机等，技术引进的空间相对较大，但引进中依然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创新，以避免原样照搬所造成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这种技术的本地化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生产流程方面。发达国家劳动力较为昂贵，因此自动化程度普遍较高，大量机器设备代替手工。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劳动力价格较低，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用劳动力替代设备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同样是中国的例子，扬州的邗江区杭集镇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生产牙刷，最早的工艺可以追溯到以猪骨为柄、猪鬃为毛的时代。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号召下镇上很多人开始重拾牙刷这一传统行业，有五位韩姓的兄弟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五兄弟渐渐发现他们的牙刷利润不高，市场份额也极难扩张，其原因就在于生产的人太多，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于是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思路。终于在1993年，五兄弟当中的韩国平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一个外国机械展上，对一套德国产的牙刷生产设备产生了兴趣。当时杭集镇手工生产的牙刷主要有两个大的缺点：一是掉毛，二是毛的切面太过粗糙。这套德国设备正好克服了这两大缺点，只是每套设备要价300万元，这在当时对一家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但是韩国平仔细研究后发现，克服两大问题的工序主要是最后的装毛和打磨两道，之前的工序完全可以用人工替代。而单独引进最后两道工序只需要80万元，比全部引进节省了220万。按十年的折旧期计算，平均每年节省出22万，加上贷款利息还要更多。相比较扬州90年代初农村地区的人均月收入仅为300元，即使按500元计算，手工替代部分需要四个人完成，那么年均劳动力成本也不过才24000元，只占了机器成本的一个零头不到。韩国平正是凭借这一改进的引进程序迅速扩大了生产，以价廉物美的产品为基础，打造出享誉全国的“三笑”品牌，并一举拿下了国内70％的市场份额。
还有在某些领域当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虽然仍存在着差距但差距已变得较小。可能除了一两个核心技术之外，其余的所有技术都已经被全部掌握，而发达国家有时不愿意将这一两项核心技术出口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对这部分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就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在廊坊有一家出售天然气的公司叫新奥集团，它们的天然气输出主要有管道和瓶装两种方式。其中瓶装天然气需要特殊的钢管以保证安全，以前钢管全部从国外进口，后来国内虽然也开始生产，但是对安全因素至关重要的封口技术依然没有解决。新奥当时的想法是邀请拥有这项技术的美国某厂商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引进这项技术，却遭到对方以这样会“自己现在有饭吃、儿子将来没饭吃”为由拒绝，于是自己组织研究小组进行攻关，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成功，让美国厂商大叹“自己也没饭吃了”，追悔莫及。
以上这些自主创新的领域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除了这些技术领域之外，还有一些，例如在国内存在巨大需求而在国外因需求不足不能引起足够重视和力量投入的技术改进需要，以及关乎国防安全需要的技术，也都得靠发展中国家自己去研究。
事实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无孰优孰劣，比较优势战略的目标就是追求高效率，追求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引进技术比自主创新成本低、利润高，那么选择引进技术就比较好；当已经没有现成的技术可供引进或是引进的成本太高，那么自主创新就比较好。发达国家之所以在高端技术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自主研发，并不是因为自主研发的技术更为优越，而是因为世界上已没有比它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领域进行研发以供它们采用和借鉴。如果它们不进行研发，那么技术就没办法进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势必会遇到瓶颈，从而增长出现停滞，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无论从技术变迁还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都要慢于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方面之前已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典范，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行比较优势，加速发展最终赶上发达国家是完全可能的。
（二）国际资本流动是否会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的理论起点是通过资本积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最终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量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有没有可能依靠外资的大量流入来实现这一过程呢？答案是外资流入的确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但是外资的流入量不会大到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量等于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的程度。
外国资本进入到发展中国家不是为了缩小全球人均收入差距，而是有其明确利润目的的。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目的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以作为出口基地。因此，外资投入的产业必然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第二，源于外资企业自身的比较优势，为了使产品能顺利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外资所选择的产业一般会比当地产业资本密度较高。但在同时企业也会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更多地利用在当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即劳动力。因此，企业用于生产的资本密度仍然要低于在本国生产同类产品时的资本密度。例如，武汉神龙汽车厂从法国雪铁龙引进生产线生产富康汽车，广州从日本本田引进生产线生产雅阁汽车，这两种汽车从档次上讲雅阁要比富康高档一些。但因为富康的生产线按中方要求是从法国原装进口的，生产设备与生产流程与法国完全相同，因此造价高达100亿元，而雅阁的生产线在引进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适当改进，大量以人力代替设备，因此引进成本只要20多亿。悬殊的成本极大地影响到价格，结果可想而知，雅阁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富康。外商考虑到盈利需要，就不会在发展中国家采用和在发达国家同样资本密集的技术，也就没有想象的那种高额的资本投入。
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信用、市场条件等均不如发达国家，外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也会高于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这也成为外资大量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一项制约因素。
这些因素决定了即使有外资流入，也不会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状况，依靠国际资本流动改变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三）如何看待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批评？
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他1994年写过的一篇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中，针对当时各界对东亚奇迹的追捧，指出“东亚奇迹”并非奇迹。原因是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的投入，从回归上看，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没有索洛剩余式的技术进步，所以东亚的增长不可持续。
保罗·克鲁格曼这一想法所依据的原理是这样的。产出增长来自于三个方面，资本投入增加、劳动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如果资本增加10，劳动力增加10，产出增加12，那么剩余就是2，这个剩余就是全要素增长率，也就是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技术进步；如果资本和劳动都增加了10，产出也增加10，那么全要素增长率就为0，东亚经济的增长在统计数据上来看就是这样的。像美国、西欧或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资本积累并不是很多，人口与劳动力增长更是缓慢，所以它们的经济增长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那么这些增长就是可持续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只靠资本积累实现增长，随着资本的边际回报不断下降，最终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基于这样的逻辑，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的《亚洲经济的神话》中论述，因为东亚奇迹全部是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所引起的，没有全要素增长率，没有技术进步，所以东亚经济的增长是不可维持的。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人认为这正好验证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几年前的预测。
然而，曾是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与保罗·克鲁格曼的对话中对他的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新加坡每年的资本积累率达到40％，但是资本回报率却一直都没有下降，这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李光耀虽然不是经济学家，却有非常好的经济学直觉，也比很多经济学家更了解经济现象。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过于迷信全要素生产率的倾向。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剩余，剩余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要一定的成本才可以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要靠自主研发实现，而研发成本没有被计算在标准的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之内，因此就表现为剩余。反过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增长中之所以看不到剩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引进技术主要表现为资本品进口，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成本已经包含在资本投入当中，因此在统计数据中显示不出来。但是没有剩余并不代表没有技术进步，因为新增资本就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
事实上，发达国家也不是一直都有全要素生产率。例如，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并没有多少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水平和欧洲还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新技术都要从欧洲国家引进，在投资中就已经支付了技术变迁的成本。因此虽然美国当时经济增长很快，却仍然没有全要素生产率。如今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各项技术都走在世界前沿，这些技术为美国带来了强大的生产力，但是巨额的研发成本却不会被计入到生产要素中去，因此就表现出了大量的剩余。同样的道理，东亚经济虽然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总的经济水平还和最发达国家保有一定差距，而且前面讲到过很多成功的东亚经济自主创新的表现并不十分突出，因此用以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不会太高，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些东亚经济技术不断创新的本质所取得的成就。
（四）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的提出是从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理论开始的，距今已将近两百年。一般认为，理论都是越新越好，当一个新的理论被提出，就会有过时的理论被淘汰掉。哈佛大学管理学学者迈克尔·波特在90年代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这一理论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影响也颇为广泛。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决定于四个因素：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二是国内市场的规模；三是产业集群与专业分工；四是市场竞争程度。这一理论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全面，似乎把一个产业发展的各种条件都列遍了，只要按章照作就可以期待光明的前景。但是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经济学是一门解释性的学科，我们在作研究时，最重要的就是根据纷繁复杂的现象理出一个因果关系，这样才会对现实具有解释意义并能指导行动。正因为如此，凡是遇到“十全大补”式的全面理论时就要格外注意，因为这样的理论往往有因果不分的缺点，很容易将行动引入歧途。
现在重新来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就会发现这四个因素中其实只有两个因素是独立的，另外两个只能算作由两个独立因素导致的结果。第一个独立的因素就是比较优势，要素价格反映的是要素的丰裕程度，也就是比较优势。第二个独立的因素是国内市场规模，这也是外生给定的。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第三个产业集群的因素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例如，一个纺织业集群就不可能在美国形成，因为纺织业要求的劳动力太过密集；同样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办法在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上形成集群。一个产业及其横向、纵向的相关产业能否在某个地区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形成产业集群，是由这个产业是否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如果不顾比较优势一味追求产业的规模和集群作用，那么即使产业集聚起来了也是没有竞争力的，更不能作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相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就会自发地聚集起来。第四个市场竞争的因素前面已经讲过，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市场必然是充满竞争的；如果违背了比较优势，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去，市场也就不会有竞争。因此，波特的理论其实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二是国内市场规模。这两点中遵循比较优势更为重要，因为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可以把全世界作为市场。以芬兰的诺基亚公司为例，虽然整个芬兰只有500多万人口，但却并没有阻碍诺基亚比同一领域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更有竞争能力，因为芬兰和美国同为发达国家，有能力开拓国际市场来发展壮大自己。
（五）比较优势战略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使用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就可以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视角，对发展经济学中很多长期关注的问题进行清晰的解读。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速度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积累速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现在我们知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经济增长也会加快。如果采用赶超战略，虽然在短时期内资本可能快速积累，但是积累的资本都被投入到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经济整体效率低下，因此在长期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停滞。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按照赶超战略发展，集中生产最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一方面购买技术非常昂贵，并且很多核心技术也很难买到，依靠自己研发成本只会更高，技术进步就会非常缓慢。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因为技术基础薄弱，很多低端的技术都没有积累，直接研发高端技术会增加很多尝试错误的成本，造成很大浪费。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技术转移的成本相对低了很多，技术进步就会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开放程度比较优势的定义本身就给定了开放经济的条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相对于赶超提高开放程度。
·金融深化程度斯坦福大学金融学学者麦金农在70年代提出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差是因为实行了金融抑制，所以就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但结果是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很多都以金融危机收场。问题就在于研究金融的人往往只看到金融，因此就把金融安排这一内生的变量当作外生的条件进行干预。事实是，实行赶超战略就必然要对金融实行抑制，通过压低资金的价格建立起一系列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如果没有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就实行金融自由化，势必会造成企业破产、社会动荡，引发出各种危机。
·宏观稳定实证经验发现，宏观稳定的国家经济发展较好，实际上一个经济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发展的都是有竞争力的产业，资本积累快，经济发展就好。如果违反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动员资金投向没有竞争能力的产业，经济发展效率低下，最终会走向停滞。这时之前集中的资金可能转变为债务以及财政赤字，因为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剩余进行弥补，最后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宏观环境的不稳定。因此，宏观稳定和经济发展好坏的程度二者都是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而非原因。
·就业结构与城市化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工业化水平较高，但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道理其实很简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直接导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但由于重工业能够吸纳的城市就业很少，所以城市化水平很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出现了大量的贫民区，就是因为赶超战略使得就业机会减少，失业情况严重增加。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就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也能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城市化的水平。
·收入分配东亚经济被认为是奇迹，除了指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包括大幅改善的收入分配情况。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改变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资本是由富人所有，劳动力是由相对不富裕的劳动者所有，随着资本价格下降，劳动价格上升，富人的资产就会相对贬值，穷人的资产相对增值，因此收入分配趋于改善。如果推行赶超战略，政府动员资金去扶持资本密集的产业，在市场经济国家这些产业当然是由富人所有，而政府保护补贴的钱却是从穷人那里征收来的，所以，在市场经济国家实行赶超战略势必会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则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
四、结语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赶上发达国家是发展的目标。为了比较好地推进这一过程，发展中国家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思路，从决定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着手，将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为直接目标转变为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价为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同时政府发挥比发达国家政府更大的“因势利导”作用，在信息、协调和克服外部性等方面为企业做好服务，创造好外部环境，促进经济的全面健康增长。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利用在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产业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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