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口导向型增长说
确实，近年来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顺差急剧增加。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们就一直采取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事实上，一个可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并非建立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这一目标的基础之上。这一战略的立足点其实是融入国际市场，从而让进口和出口都实现增长，并在贸易部门创造比以往更优质的就业机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进程成功地使东亚地区的生活水平得以快速提升，同时使贫困率迅速下降。但是在2000年之前，东亚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其实是大体平衡的。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不可能是导致2000年及之后全球经济大幅失衡的主要原因。
二、自我保险动机下的外币储备积累说
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之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盈余大幅度增长，同时正如这一假说所指出的，其外汇储备水平也出现了上升。然而应当注意的是，日本和德国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大额的经常账户盈余，但它们并没有自我保险的需求，因为这些国家持有“硬”通货。更进一步说，2005年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储备积累，已经大到无法再用自我保险动机这一解释来支持了。虽然很难进行精确的计算，但以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水平来看，很有可能已远远超过自我保险所需的最佳水平。
三、中国汇率政策说
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始于2002年（见图A3.3）。而自2003年以来，外界就一直指责中国持续压低人民币实际汇率，从而造成了这一问题。但一些关键性的事实却与此说法相悖：首先，中国直至2005年才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2003年的顺差甚至小于1997年和1998年。而且人们也普遍相信，人民币在20世纪90年代末其实是被大大高估了。显然还有其他一些汇率之外的因素在影响着中国的贸易平衡。其次，在2005—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0％，但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中美贸易失衡却持续扩大。再次，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也有大幅增长（见图A3.3和图A3.4）。如果中国汇率真是症结所在，那么那些在全球市场中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该会出现贸易顺差额和外汇储备的减少。因此，一定还有其他因素驱动着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失衡。
四、有待寻求替代的假说
上述三种假说都暗示了是东亚经济体在推动全球经济的失衡。然而，这些描述与基础数据并不一致。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大幅增加，但美国对整个东亚经济的贸易赤字所占的份额却在显著下降，如图A3.5所示。
在此顺便指出，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的增长，反映出轻工业生产已从东亚经济体向中国转移，并通过生产网络实现了区域整合。从1985—2009年美国对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赤字格局变化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五、与数据相符的另一个假说
一个替代假说关注国际金融资产结构及美国的政策行为。更具体地说，全球失衡源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和如下两项政策变化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导致对金融部门缺乏适当的监管。
·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
上述政策变化带来了过度的风险投机和更高的杠杆率，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进而在住房和股票市场上出现泡沫。这些泡沫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家庭过度消费，连同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公共债务一起，扩大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由于自2000年起，中国已成为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国，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日益增长，连带着中国也和对其提供中间产品的东亚经济体之间出现大量的贸易赤字。
上文提到的流动性过剩也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数额从2000年的2 00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2万亿美元，带来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拉动型增长。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2002—2007年的增长率创下了历史新高，如图A3.7所示。反过来这也使得许多先进的资本品出口国，例如德国和日本，出现了巨额贸易顺差。众多国家的加速增长导致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上升及其价格上涨，进而带动资源出口国的贸易顺差急速增长。由于美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其他国家通过贸易/资本账户盈余所形成的外汇储备积累将流回美国，从而使得美国的资本账户出现盈余。
六、为何中国在全球失衡中引人注目
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实现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其论证如下：中国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在最近几年迅速提升。而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会抬升贸易及非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最终带来那些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及实际汇率的上升。但在中国，工资和非贸易商品及服务的价格上升却很小，这一事实支持了中国实际汇率低估的怀疑。但是，中国农村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其被完全消化之前，贸易部门生产率的上升将扩大贸易部门的就业，而非提高其工资水平。因此，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在这里并不适用，中国的实际汇率可能接近均衡水平而并未被低估。
中国经常账户的巨额盈余实际上反映了较高的国内储蓄。有关中国的高储蓄率同样有一些假说被广泛接受：例如，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等。这些解释关注的是家庭储蓄行为的动机，但是它们却并非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因为中国的家庭储蓄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见图A3.8）——与印度处于同一水平。
中国储蓄的独特之处在于较大的企业储蓄份额（见图A3.8）。驱动企业储蓄行为的因素有：过度集中的金融体系只为大型企业服务，对自然资源的税收偏低，以及某些行业垄断的存在，这些扭曲导致企业利润和储蓄过高。因此中国要想拉动国内消费并减少储蓄，就需要进行改革以消除上述扭曲。
七、全球经济失衡中储备货币的角色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维持如此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元是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的这一地位加上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及2000年至今的低利率政策，共同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为了防止失衡复发，终极的解决办法是创立一个新的全球货币，取代以某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就可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安排。但一个新的全球货币却未必可行，因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很难自愿放弃这项特权转而交给一个全球性机构。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揽子储备货币的出现，其中储备货币的组成和权重会得到相应的调整。
八、全球经济复苏的双赢方案
现今最紧迫的全球挑战，是高失业率以及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在高收入工业化国家之间，美元的走软带来的至多也只是零和博弈，因为它们生产和出口的是同样类别的商品。美国出口和就业的增加将以取代其他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和就业为代价。
而新兴市场消费的增加以及储蓄/投资的减少，可能会加剧高收入国家对出口需求的疲软和失业问题。高收入国家是资本品的主要生产者，所以发展中国家投资增长的放缓，将降低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需求。
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的“双赢”方案，可以基于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架构，其间伴随着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同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在金融方面，一个解决对策是创设一个全球经济复苏基金，由硬通货国家及高储备国家支持并由多边开发银行管理，该基金将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突破瓶颈及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将增加对高收入国家生产的资本品的需求，并且降低其目前的失业水平，还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长远的增长。某些投资项目也可用于高收入国家，关键是投资的质量。基金本身还可以与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为投资创造空间并提高其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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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ey，Thomas，2011，“The Contradictions of Export-Led Growth，”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Policy Brief Number 119.
Miller，Marcus H.and Lei Zhang，2006，“Fear and Market Failure：Global Imbalances and‘Self-Insurance’，”CEPR Discussion Paper Number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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