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冠之地商人之子
洛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和政治古城。自从周公将其作为东征的根据地之后，洛阳就成了周朝统治天下的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周平王东迁后，洛阳的地位也由陪都一跃而成为正式的都城，因而其地位也愈加显得重要起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洛阳也成为秦的领地，洛阳城市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成为吕不韦的食邑。所谓食邑，是中国古代诸侯赏赐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古代讲究“受民受疆土”，就是说在封赐土地时，连同土地上的劳动者也一起分封。洛阳不仅是军事政治重镇，同时也是自战国时起就形成的一个商业大市。周公征服殷人后把俘虏的殷人以“顽民”的称号安置在洛阳。周书里的《洛诰》一篇，就是周公对这些顽民的称呼。这些“顽民”是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的，但是他们总要生存，因而这些人多数都会经商。久而久之，到了战国时期，经商便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做“官商一家”，官商如何成为一家人呢？这乍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在战国时期，一些人经商致富后，就参与了政治活动，逐步步入了朝堂之上。如苏秦、白圭、贾谊等政治家和商人，都是洛阳人。洛阳是当时全国最富裕的地方，经商重财的风气使人们都想经商赚钱继而再进一步谋取其他利益。
桑弘羊就出生在这个富冠之地的一个工商奴隶主家庭。
由于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为桑弘羊立传，所以我们无法知道桑弘羊的详细家世。只知道他出生在洛阳商贾家庭，并且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已荣升为天子的侍从之臣。
由于深受地域和家庭风气的影响和熏陶，桑弘羊从小就对商业经营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古代著名的商人白圭、子贡等也十分推崇。但他却没有继承父业去经商。桑弘羊十分善于心算，这也是他少年得名的原由所在。在大多数人用算筹的时代，一个13岁的少年已经擅长心算，这虽然与他出身商人世家有关，但也有天赋在其中。鉴于此，桑弘羊13岁便被选为侍中，进入长安宫廷，长期跟随在汉武帝左右。
侍中是在原有官职上进行加官以后的职官，上至列侯、将军，下至太医、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当了侍中，就可以经常出入禁宫，接近皇帝。在汉代，一般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负责处理国家事务，但其中的官员却不可以随便进入宫廷面见皇上。而当了侍中就可以伴随在皇帝左右，因而很受大家重视，成为升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被加官为侍中的，一般都是贵族子弟和著名的儒生，其余的人很难做到。那么，当年仅有13岁的桑弘羊，既非贵家子弟，也非名儒，他怎么能当上侍中呢？大多数学者认为桑弘羊是通过赀（訾）选为郎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买官的手段进宫，然后借助心算 的本领被加官为侍中的。但也有人认为：很可能少年时期的汉武帝听说了桑弘羊心算的技能，于是召他入宫伴读。加以侍中的虚衔，是为了方便他出入皇宫。西汉时期，为官入仕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一种是由官员举荐。而举荐也只有像郡太守、诸侯王这样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才能有举荐的权利，而借此机会，他们当然会推荐自己的子弟，因此，桑弘羊不会有这种机会；另一种是拿钱买官，也就是“入粟补官”，桑弘羊作为商人的儿子，其家庭有能力这样做，他大概就是走的这条路，在他13岁的时候，他家就为其花钱买了个侍中。买官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时很常见。被加官为侍中的，往往是一些有才干的青年，如卫青、霍去病、霍光、桑弘羊这些以后的文武大臣，都曾当过武帝的侍中。汉武帝的这些侍中，并不仅仅是帮助他做点身边的琐事，也与他商量一些军国大事，遇到大臣与他的意见不合时，还常常让他们出面与大臣们进行辩论。如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决定在河套筑朔方城，御史大夫公孙弘多次上书反对，汉武帝就让侍中朱买臣等人与公孙弘辩论，说服了公孙弘，使他转变为筑朔方城的积极支持者。
（二）出生问题
桑弘羊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他究竟活了多大年纪？这个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桑弘羊出生于景帝五年（前152年）；有的认为他出生于景帝四年；还有一种认为他生在景帝二年。从有关论述看，这三种观点都依据两条记载：一是《史记·平准书》：“（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一是《盐铁论·贫富》所载桑弘羊的自述：“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这两条材料都认为桑弘羊13岁时开始做官，而他的自述又有着明确的历史年代，乃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的发言，所以从逻辑上说，只要能考订出其“六十有余年”的确切年数，由此上推，就完全可以确定桑弘羊的生年。
如果桑弘羊生于汉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在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为侍中，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被杀，享年73岁。这样就应了《盐铁论·贫富篇》中桑弘羊的自述了。因为他所说的“六十有余年”，即为13岁服官后“获禄受赐”之年数，而桑弘羊与贤良文学辩论时，为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由此上溯至武帝建元元年，恰恰为六十年。
马元材在《桑弘羊年谱》一书中认为：桑弘羊生于公元前152年，如果把“六十有余年”理解为“谈话时约略之词”，实际只有六十年。“不必真有六十几岁，始可谓之六十余年”，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症结就在于忽略了武帝即位是在建元元年的前一年，因而断定桑弘羊年十三进宫是在建元元年。
李运元先生也辨析说：桑弘羊是善于心算的，精于计算数字，因此他所说的年数绝不会含糊夸大，也绝不可能把“六十年”说成“六十有余年”。正因为如此，所以特在其后加上一个在语法上表“已然之事实”或“言者语意之坚确”的助动词——“矣”字。但即便如此，所谓“六十有余年矣”，究竟是指六十一年还是六十二年，甚或六十三年（由于是考证余年，故六十四年基本没有可能），我们也仍然难以确定。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史书中没有记载桑弘羊侍从过景帝，因而桑弘羊的入仕只能在武帝即位初年。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史书也没有记载他侍从过景帝，所以他的入仕也有可能就在景帝时期。王利器先生曾提出：“桑弘羊是在汉景帝后二年（前142年）以赀为郎的。”这种看法值得人们重视。
王利器分析道：景帝解除了“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之禁令，所以桑弘羊就是在此诏颁布之后“以赀为郎”的。但商贾能否参加赀选，争议就很多了。更何况，就算是商贾能够参加赀选，在从后元二年五月到十月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历法皆以十月为岁首），也很难完成诏书向全国下达、洛阳接到诏书后予以公布、参加赀选，然后以赀为郎再由洛阳来到长安，最后被任为侍中的全部过程。
问题是，桑弘羊担任侍中时年仅13岁，他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侍从皇帝，而并非被作为真正意义的官员。换句话说，桑弘羊的侍中头衔只是让他有一个进入宫廷为武帝陪读的名义而已。因此，桑弘羊的入仕也完全有可能是在景帝时期。
那么，究竟应如何确定桑弘羊的生年呢？如果一定要说桑弘羊出生于何时，我们倾向于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所谓“六十有余年”，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六十一年，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推测，但它既符合于人们通常的理解，也与桑弘羊作为执政大臣不能信口雌黄且精于计算的条件相吻合。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桑弘羊“为侍中”的时间定在景帝后元二年。这样一来，由于我们对“年十三”主张按周岁计，因而再加上十三年，即可以上溯到景帝二年。
（三）匈奴入侵边地不宁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奴隶制游牧民族，从战国时起就不断侵扰北方边境。当时与匈奴接壤的燕、赵、秦等北方诸侯国为了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曾各自在边界筑起了长城，同时积极备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抵御外侮的故事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屯戍北边，并把各诸侯国所筑的长城连接起来，绵延数千里，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
秦朝灭亡之后，匈奴乘机作乱。楚汉之际，冒顿单于又趁机掠取河南地，统一漠南漠北，多次扰边。
汉初时，匈奴更加强大，不断侵扰边境，对汉朝形成了很大威胁。为实现领地的扩大和侵略更多的财产，他们与汉朝内部的分裂势力勾结，如燕王卢绾、吴王刘濞都曾勾结匈奴势力一起出兵。公元前200年，韩王信叛乱，高祖亲自率兵平叛，后大军迎战入侵的匈奴主力，被冒顿单于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失败而归。实力的落后迫使汉朝做出了“和亲”的策略，并且每年还要向匈奴赠送大批金银财物，但是匈奴的侵略并未休止，气焰非常嚣张，使汉朝损失了大量的财物。
文帝刘恒时，因国力不振，不得不曲意与匈奴和亲。而匈奴贪婪成性，屡侵汉朝边境。文帝后元六年，匈奴竟大举内寇，深入萧关（今甘肃省固原县东南），烽火几乎达到甘泉宫（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上），举朝上下，君臣俱恐。情势之重，可想而知。汉景帝时期，派御史大夫陶青驰至塞外，与匈奴和亲。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国内发生七国之乱，国力更加衰弱。但是，由于实行汉高祖以来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加之文、景两朝的精心贯彻，国力也在恢复之中。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帝、景帝时期汉朝实力逐渐加强。在边境问题上，文、景时期都采取了募民屯边的政策，运输粮食，差遣人力充实边关，积蓄抗击匈奴的力量。到武帝时期，匈奴的扰边行为有增无减，这着实惹怒了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来请求“相亲”。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行（官名，负责接待宾客）令王恢主战。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的官，相当于副丞相，丞相是协助天子处理政事的人）韩安国主和，而大臣们早已习惯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所带来的暂时的安宁局面，于是大多站在韩安国一边。武帝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和亲”。
两年后（元光二年），武帝再次征求对匈奴和战的意见。王恢和韩安国就此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武帝支持了王恢主战的意见。从此，西汉从武帝起，开始了对匈奴的大举反攻。
凭借汉初七十余年的恢复和发展，武帝制定了反击匈奴的方针。武帝曾征求桑弘羊的意见，桑弘羊说：“汉朝有匈奴的存在，就像生了蛀虫的木头。又如生了病的人，如不治病，势必更加严重。春秋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间也常常订立盟约，但制定的盟约都不是坚固可靠的，更何况是反复无常的匈奴！只有用武力解决，才能使边境的百姓得到安宁。”汉武帝非常赏识桑弘羊这番言语，回想自己即位以来匈奴不下数十次的扰边行为，武帝抗击匈奴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武帝使原有的陇西、北地、上郡等三郡恢复了秦时规模，卫青也因此升为长平侯。河南战役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从此，西汉的势力从今陕西北部越过鄂尔多斯，沿阴山西进到今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但是其后，匈奴并未停止对边郡的侵扰，匈奴“数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掠吏民甚众”。为确保河南地，汉朝于元朔五年和六年（前124年和前123年）先后两次反击漠南（蒙古大沙漠以南，这次战役史称漠南大战），出兵攻打匈奴右贤王部和单于主力，匈奴被迫退至大漠以北的苦寒地区，从而巩固了汉朝的统治。同时，这次战役也切断了匈奴东部和西部的联系，为尔后出击河西（今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匈奴和打通河西走廊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廷通过这两次大规模的战略反攻，构筑了北部边疆的战略防线，开始加强对河南地的经营，采取了积极开发的战略部署。
元朔六年（前123年）汉廷出击匈奴时，赵信降汉，赵信献计单于——诱汉兵继而取之。这也是伊稚斜单于撤兵漠北的目的之一，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不料，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转而派霍去病率兵两次探入河西，不仅使匈奴的诱兵之计落空，而且还借昆邪王之手杀了休屠王，虏其部众四万余人。于是，汉廷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置“五属国”以处之，“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河西也正式纳入西汉版图。这一范围大约为今甘肃东南部兼庆阳市地带，北接陕西北部。这与河南之战后确定的地域相接，形成牢固的边疆防线。
漠南之战后，考虑到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仍具相当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安全的现实，汉武帝决定乘河西新胜之机，加强北线进攻。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兵分两路，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相约共击匈奴。这就是著名的漠北大战。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匈奴军9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从而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可以看做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漠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的大范围退缩。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得到解决，匈奴远遁。“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书·匈奴传》）。从此，汉朝开始了对西北边疆的大规模经营。
这几次对匈奴的反击也是规模最大的几次。汉王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广大劳动人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战争经费的不足与短缺。连年战争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支出。作战要有充足的粮草、武器、战马、人力供应，还要对有战功者进行赏赐及对士兵的生活安排等等。巨额的财政支出使汉初七十余年的积蓄很快就消耗殆尽。汉武帝的理财家们也开始活动，寻求敛财之路。桑弘羊针对当时的战争情况，从法家思想中寻求出路，形成了他独特的财政政策。对抗匈战争的胜利，桑弘羊也起到了一种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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