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时已惘然

    1426年是宣德元年。此前一年的五月，洪熙帝朱高炽病逝于北京，结束了其九月之治。这个做了二十年监国太子的人存在的价值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爬上龙椅，然后与世长辞。这实在是一种宿命了。相比之下，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命要好得多。从1426年开始计算的话，他在大明帝国的龙椅上坐了整整十年，直至1435年去世。宣德十年之治，起点便是1426年。如果站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看1426年，那更是意味深长得紧。此前21年，太监郑和开始下西洋的航程，祖父朱棣的欲望弥漫在东西洋的上空，经久不息；此前46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制度，为这个帝国立下权力的规则与潜规则；再往前追溯至1368年，便是明王朝开国之年，它与宣德元年的时间间隔为58年，差不多是一个甲子。世事甲子一轮回，朱元璋、朱棣的高蹈、严厉到了仁宗、宣宗这里开始走向宽仁与平和。就像长江流水，在险滩与险滩之间，大多是短暂的水流平缓之地。

    但历史毕竟意味深长，险滩与险滩之间注定遥相呼应。它们相望于江湖，互为因果。在历史的长河中，宣德十年的时间虽然水流平缓，却到底短暂。埋下的众多伏笔吉凶相间，有些虽然温和，有些却是锋利无比，必然的要在接下来的年代绽放出恶之花。16年之后，大太监王振毁掉朱元璋当年立于宫门前面，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开始蠢蠢欲动、有所作为；23年后，“土木之变”爆发，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率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俘，近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明朝的中衰自此开始；31年后，于谦被杀，帝国的良心或者说理想惨遭屠戮；80年后，刘瑾掌司礼监；118年后，严嵩为首辅，开始其专权生涯。而这长达百年的世事因果，其实都能在宣德元年找到一丝因缘。这年七月，宣德皇帝设立内书堂，教宦官学文化，在制度层面上打破了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清规戒律。而王振16年之后的毁牌之举，毫无疑问坐实了宣德皇帝向太监们放权的政治企图。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太监有文化。或许宣德皇帝设立内书堂和司礼监是出于削弱相权的需要，以内臣代为批红的方式来限制内阁大臣们票拟的操作空间，是一种政治策略或者说权力平衡，但世事利弊相间，宣德皇帝抓在手里的武器既可能伤人也可能伤己，一个王朝的内耗程序不经意间由朱瞻基这个貌似不可能惹祸的青年皇帝启动，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历史的吊诡实在是令人目瞪口呆：一方面，宣德皇帝以宽仁与平和带领大明人民走进新时代，另一方面，他又打开了一个盛世王朝由此中衰的魔盒，一切身不由己，再回头是百年身。

    只是当时已惘然罢了。

    恩威并施

    似乎没有谁比朱瞻基更了解“永乐盛世”的真相了。虽然在他之前，父亲朱高炽也曾经直接置身于那个“伟大”的盛世，并且亲历亲为，监国日久。但毕竟在当时朱棣还活着，许多盖子还不能揭开。到了朱棣与世长辞之后，朱高炽揭开帝国沉重的盖子，准备有所作为时，没想到天不假年，仅仅执政九个月便匆匆离世。所以“永乐盛世”后遗症的真正承受者和改变者其实是他的儿子朱瞻基。

    那么“永乐盛世”后期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永乐、宣德两朝的翰林官员邹缉在一份奏疏中是这样描述永乐末年社会状况的：“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甚至在富庶的苏、常、嘉、湖一带，也出现了民众逃亡现象，其内在原因“皆云重赋所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瞻基和朱高煦的眼神宿命般地对上了。前者忧伤而茫然，后者凶悍而炽热。一场与清君侧有关的古老故事再一次在新朝上演。抚摩历史的细枝末节，那个叫朱瞻基的年轻人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的？现在，该是到了复盘那些往事的时刻。

    1425年，仁宗皇帝朱高炽病重，作为太子的朱瞻基还在南京主事。朱高炽要召还太子回京，以便传位于他。可要命的是以朝廷之大，当时竟然没有一位礼官敢赴南京迎驾。不为别的，只因为朱高煦彼时正在封地乐安州磨刀霍霍准备有所作为。礼官们谁都不想以身试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瞻基即位时政治形势的严峻。好在到最后，仪制司主事况钟主动请缨去迎还朱瞻基，这才使得朝廷的脸面得以保存。

    朱瞻基有惊无险地上位了，但真正的较量却才刚刚开始。这是1425年的6月，27岁的皇帝在其叔父怨毒目光的遥视下开始君临天下。一个底气不足的新时代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开张了。很多人开始首鼠两端，他们将人生的赌注游离在朱瞻基和朱高煦之间，不敢轻易押定。这一年，汉王朱高煦45岁，作为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他在“靖难”时屡立战功，多次营救父亲于危难之中。虽然在随后的夺嫡行动中败给了朱高炽，但与其较量的那些人都是跟他一起从战火中滚过来的，所以朱高煦败亦无憾。另外，从经验累积上来看，45岁的朱高煦毫无疑问远胜于27岁的朱瞻基。他们是叔侄之间的战斗，这样的战斗其实从建文元年就开始了：靖难，一次次的靖难在亲人之间展开，结局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戮本身。1425年，这样的考验降临到朱瞻基身上，他将如何出招呢？

    朱瞻基选择了以柔克刚。他给予朱高煦的封赏很高，甚至远高于父亲在时定下的二万石禄米，这无疑在道义层面上将朱高煦置于不利地位——我已经厚赏于你，你如果再起兵谋反，舆论的力量肯定不会站在你那边的。朱高煦当然也老到，见招拆招。他没有贸然起兵，而是小心翼翼地试探。在朱瞻基登基后的第二个月，他上疏陈奏“利国安民四事”，以试探朱瞻基的反应。换句话说，他是想看看自己在新天子心目中的地位——朱瞻基对自己是真心还是假意，如何处置奏疏见分晓。

    客观地说，朱高煦奏“利国安民四事”并无多少新意，甚至某些条款可行性甚差，但朱瞻基还是一一照准了，所谓“曲徇其意”。但朱高煦的试探还在继续。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朱高煦提出要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以为新年祝福。朱瞻基当然知道叔叔祝福是假，借机窥瞰朝廷之事是真，但他并不点破朱高煦的“良苦用心”，只是回信淡淡致谢，玩的就是静观其变。由此朱高煦的试探进入第三个回合：索要财物。他向朱瞻基伸手要马匹和骆驼，朱瞻基见招拆招，不仅派人送上40匹骆驼和120匹马，甚至还额外赐他袍服，将君臣间面子上的恩宠做得极其到位，以使朱高煦进一步陷入可能的道德困境不能自拔——我朱瞻基什么都满足你了，也就消解了你谋反的动机。如是，朱高煦谋反的道德成本和机会成本将变得无穷大。

    朱高煦却没有按常规出牌。事实上他在乎的不是道德，而是实力。经过三次试探，汉王朱高煦在宣德元年的八月觉得自己已经摸清了朱瞻基的底牌，那就是新天子软弱可欺。宣德元年（1426年）的八月是不寻常的八月，因为北京地震了。天象似乎以一种暧昧的方式提醒朱高煦要抓住时机，完成巨变。八月初，朱高煦让手下一个叫枚青的亲信秘密进京，联络英国公张辅以为内应，准备举事。但是很遗憾，政治立场坚定的张辅站在了朱瞻基一边，并且将枚青贡献了出去，献给新天子。这是朱高煦的第一个失败。他的第二个失败接踵而至——朱高煦策反山东都指挥使靳荣未遂，而当地御史李浚在得知朱高煦欲反时，第一时间入京告变。由此，朱高煦的反叛开始变得颇为悲壮，这其中的原因或许部分可以归结为朱瞻基先前的恩宠功夫做得好，将其置于道德困境不能自拔，以至于朱高煦举事时追随者寥寥无几。

    寥寥无几也要揭竿而起，这是朱高煦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否则他也不会一反再反了。朱高煦匆匆忙忙建立五军，在乐安开誓师大会，一如朱棣当年在燕府起兵时的情境，将一切形式玩得正儿八经；同时朱高煦还致信朝廷，指斥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几位朝臣为奸臣，要求把这些人交出来杀掉。此举进一步明确了朱高煦“清君侧”的靖难企图——朱瞻基由此被逼到历史的死角处，非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了。

    那么，他又是如何解决的？首先，朱瞻基将朱高煦的反信张榜公布，在政治底气上先胜一筹。因为朱高煦的信里不仅列出了他所谓的奸臣名单，还威胁说已在京城各个重要路口派兵把守，防止他们潜逃。朱瞻基有胆量将这样一封信公之于众，这是他底气十足的表现。

    其次，朱瞻基在敌情不明、己方将领惶恐的背景下决定御驾亲征，显示了他极为豪迈的军事底气。朱高煦高举反旗之后，宣德帝朱瞻基原本令阳武侯薛禄带领部队去平叛。但薛禄却胆战心惊，畏惧于朱高煦此前在建文“靖难”时的声名。在那场“靖难”战斗中，他们其实是战友。对于朱高煦的斤两，阳武侯薛禄还是心中有数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宣德帝朱瞻基决定御驾亲征——与其让一个心存畏惧的将领去平叛，还不如靠自己的勇气和号召力来扭转战局。这是朱瞻基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战争观。

    最后，在具体平叛过程中，朱瞻基冷静观察，坚持己见，体现了良好的心理底气和卓越的谋略观。朱高煦反叛，必然有一个战略进攻的方向，或济南或南京，众人七嘴八舌，作军师诸葛亮状。但朱瞻基认为这些说法都高估了朱高煦。原因有二，一是跟随朱高煦反叛的那些人他们的家属都在乐安，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不可能弃近图远，去攻打南京等地；二是朱瞻基即位不久，突然御驾亲征，是此前建文帝所不敢为之事，毫无疑问在舆论向背和道德勇气上给了朱高煦极大的心理压力，令他首鼠两端，无所适从，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事实证明朱瞻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八月八日率军出征，十二天后就到达朱高煦的老巢乐安城北，随后朱瞻基只做了一个动作——送诏书给朱高煦，以进一步摧垮后者的心理防线。就这样，战争几乎没有打响就结束了。朱高煦选择了举手投降，后被软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楼。与此同时，参与谋反的王斌、朱恒及天津、山东各地的640多人全部被处死，另外发配边关者达1500人。朱瞻基获得完胜。和打了四年时间的“靖难之役”最后不知所终的建文帝相比，朱瞻基优雅地完成了他上台后的一个精彩亮相，甚至在后续动作上，朱瞻基也做得稳、准、狠，不留隐患。朱高煦最后的下场是被铜缸燃炭烧死的，他的儿子们也全部被杀。朱高煦之后是朱高燧。和朱高煦的咄咄逼人相比，朱高燧早已低调许多。但这个先前曾经蠢蠢欲动的三叔是留是除，毫无疑问考验着朱瞻基的政治智慧与伦理底线。而朱高燧也的确会做人，朱高炽即位之后，他就主动削解府中的两支护卫，使自己的护卫队仅存一支；及至朱瞻基即位，他又将自己的八百余石王府禄米交纳给朝廷，以示忠心。对于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亲王，朱瞻基的确下不去手。因为他发现朱高燧的所作所为已然将自己置于道德困境上，一如他自己先前对朱高煦所做的那样，恩到极处，便不好意思翻脸了。那么，困境中的朱瞻基又该如何应对呢？他玩了一把敲山震虎或者说曲径通幽的把戏：审讯朱高煦一案终结后，朱瞻基把朱高煦的供词和大臣们弹劾他的那些奏疏都拿给朱高燧看，个中意味请他自己感悟。朱高燧很快就感悟了出来——他马上向新天子写信，请求撤掉自己府中仅剩的那一支护卫队，以此来赎买余生的人身安全。

    交易就此完成。朱瞻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体现了他游刃有余的政治洞察力和把握力：一方面不对朱高燧赶尽杀绝，为新朝留下仁慈的口碑，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帝国的安全，因为自此之后，朱高燧既无抵抗之力，也无抵抗之心。宣德六年（1431年）八月二十六日，朱高燧这个惴惴不安的老者终于不再惴惴不安了。他死了，是老死的，也算是得一善终吧。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作为藩王，这样的老死是一种奢侈的归去，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的。

    更多的藩王却还在惴惴不安，因为朱瞻基将眼光投向了他们。朱元璋开国之后，藩王问题始终尾大不掉，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回，朱瞻基决定提供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在以不同手段顺利解决二叔和三叔问题之后，朱瞻基的试点工作宣告完成，接下来他要大面积推广了。当然朱瞻基要在帝国全境推广的主要是三叔经验，因为朱高煦反叛未遂之后，其他藩王再无能力站出来叫板，所以朱瞻基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怀柔，哪怕这怀柔的风格是软中带硬，令人不那么舒服的。

    随后，包括赵王朱高燧在内，共有赵、秦、楚、蜀、肃五位亲王主动要求解除自己的护卫部队。朱瞻基敲山震虎，恩威并施，就这样将朱元璋时代遗留下来的藩王扰主问题基本上解决干净了。而宣德一朝也终于由乱转治，一个时代的勃兴看起来已是指日可待。

    梦幻团队

    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治世的到来不可能只是帝王治国欲念的简单表达，在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治国团队。只不过对宣德皇帝朱瞻基来说，他刚一上位就很幸运地拥有了这样一支成熟得几乎无懈可击的梦幻团队，从而在他短短十年君临天下的时间段中，帝国的面貌或者说气质有了天壤之别。

    夏原吉、蹇义加上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这样行政经验丰富、治世能力老到而成熟的五人治国团队，在经过永乐甚至洪武朝腥风血雨的历练之后，简直就是历史佬儿慷慨赐给宣德皇帝的无价之宝。因为在此之前和之后，虽然也不乏名臣治国的个案，但要形成一个行政理念颇为一致的团队，并且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做到声气相投甚至以德报怨，却是绝无仅有之事。关于这一点，以下的例子足以说明。“三杨”之中，杨荣虽然在谋划边防方面屡见成效，却失之于检点，生活作风比较奢侈，经常接受边疆将官给他的贿赂。朱瞻基就此事请教杨士奇，咨询处理意见。杨士奇以边防事务为重，认为杨荣人才难得，希望皇帝能够不拘小节，继续任用此人。朱瞻基感慨于杨士奇的宽容，向后者指出杨荣曾经对他有过非议一事，杨士奇马上道：“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事后杨荣得知此事，被杨士奇的以德报怨之举感动，也开始检讨自己的问题，三杨治国团队变得更加团结了。

    这是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不是孤立，也不是静止的——《明史》对夏原吉的评价是“性宽和，有雅量，为诸臣第一”，这是治国团队能够走向团结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以“三杨”为主体的阁臣治国团队在接下来的时间考验中将这种互相支撑的理念一直延续到英宗朝，直到他们身后，以“土木之变”的突然爆发为标志，宣宗朝宝贵的治国财富才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反证了出来——“三杨”之后无能臣。这样的反面例证说明了“仁宣治世”是有其内在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它首先是有一个人才集体在支持、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在这样经验成熟的治国团队直接操刀下，宣宗朝解决了以下四大问题：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和交趾问题。这四大问题的解决完成了帝国拨乱反正以及由猛转宽的历史性难题。以不治求治，轻松地拓宽了一个帝国原本梗阻得无法前行的瓶颈——而这些功臣们也开始庆贺了。他们说到底都是些怀有浪漫情怀的文人，是文人政治家。功臣们常以诗唱和，他们的诗被后世称为“台阁体”。台阁体旖丽，台阁体自得，或许这样的诗作是几个宦海沉浮的老文人在那个短暂治世中的对影自怜和悠然自得而已，他们并不知道帝国的中衰已然不远。而皇帝也实在待他们不薄。宣德三年三月，朱瞻基召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18位大臣同游万岁山。朱瞻基的用意是模仿唐太宗时恩宠房玄龄等18位大臣的旧事，以为治世之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人坐皇帝龙舟，唱盛世歌谣，游玩了整整一天，真是不亦快哉。但是，谁也没想到，朱瞻基有意无意间构筑的制度藩篱禁锢了一个治世更大的发展空间。宦官势力在朱瞻基的制度设计里开始活泼泼地成长起来，并很快成为与内阁全面抗衡的重要力量。也许在朱瞻基的心目中，他要阻击的只是阁权过于膨胀的可能，但是以扶持宦权为代价来行权力平衡之实，很多因果已不是他这个皇帝所能控制的。因为若干年后，那个影响大明时局或者说发展方向的宦官王振将要坐大他的势力，并与日渐式微的阁臣治国团队展开生死对决——而所有这一切因果关系的形成，其实就滥觞在“三杨”们旖丽的台阁体诗中，滥觞在宣德三年三月，皇帝朱瞻基与群臣同游的万岁山里。

    一个王朝的宦气

    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帝国刑部主事刘翀突然发现自己的职位起了变化——他从原先相当于公安部处级干部的身份改任翰林修撰，专门教习内书堂那些十岁左右的小宦官们读书识字。内书堂是新成立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教习数百名小宦官们读书识字，重要性自然无法与堂堂刑部相提并论。新翰林修撰刘翀的情绪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

    这其实是皇帝朱瞻基在宣德元年于百忙之中做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只是当时的刘翀还看不出其中深意——直到过后不久，他惊讶地发现，内阁大学士陈山也被调至内书堂与他做伴了。与他一起来的还有翰林修撰朱祚等四名翰林院官员。一个小小的内书堂，数百个十岁左右的小宦官，竟然动用了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前来坐镇，刘翀感觉皇帝可能要搞搞新意思。

    很快，新意思出来了。这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宦官得到了重用，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成为秉笔太监，开始替皇帝给内阁的票拟批红，而宣德皇帝朱瞻基每日只御笔亲批几本，其他的都让宦官们代劳了。

    这个时候，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专权的太监王振在哪里呢？此时他刚进宫，作为一个极有挫败感的前教书先生，略通经书却又自命不凡的他一狠心阉割了自己，准备以此去搏一个金灿灿的前程。事实上王振来得恰到好处，在制度缝隙处，王振成功变身或者说转型，成为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东宫局郎，在宦权逐渐生根发芽的过程中他潜伏了下来，等待有所作为的日子到来。因为若干日子以后，当宣德皇帝朱瞻基去世，已然占据司礼掌印太监职位的宦官王振，终于可以断然出手了。

    但在此时，一切都还山清水秀，“三杨”们的治国团队还可以吟吟台阁体诗，游游万岁山。不过，“三杨”们的治国团队要是足够细心或者警惕的话，或许可以察觉在皇帝的关照下，宦官的势力开始悄悄走强了。正所谓不怕宦官人数多，就怕宦官有文化。宦官有文化之后就能为其干政提供必要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太监识字，并立铁牌严禁内官干政。这个内官指的便是宦官。但很显然，宣德皇帝朱瞻基没有这样的政治自觉和权力敏感。他一方面重用“三杨”们的治国团队去打理国事，另一方面开始培植宦官势力对前者加以抗衡。两手抓，试图两手都硬——一个帝国的气质在朱瞻基如此执政观的打造下终于变得暧昧与诡异，不再是纯粹的治世情境了。

    那么帝国的情境或者说权力图谱究竟如何呢？金英和范弘是司礼监太监，虽然地位不如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崇高，但后者却对这些司礼监太监极为尊敬。因为金英和范弘是天子近侍，他们的身上播洒着朱瞻基的光辉与恩宠。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金英和范弘甚至收到了朱瞻基专门向他们两位颁发的免死诏书，从而获得了此生可以免除死罪的法律特权——在此之前，只有洪武时期的开国功臣徐达等人才能获此殊荣，应该说这是宣德朝宦官势力走强的一个标志。

    宦官王瑾和杨庆也受皇恩深厚。前者不仅参与决策重大的军事政务，还获颁朱瞻基专赐给他的四枚银章，上书“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跻双清”等褒奖词。另外王瑾还获得了皇帝赏赐给他的两个宫女做老婆，他的养子王椿也成为国家公务员序列的在编官员，一时恩宠直追金英和范弘。

    宦官杨庆则获得了很大的军权。在宣德朝，皇帝派了大批宦官前往辽东、大同、甘肃、广西、云南、贵州、宣府等地做镇守太监，以制衡边镇将官的势力。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朱瞻基将杨庆派往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同时令其率领神机营铳手加以节制。这里所说的神机营是当时明军中的精锐部队。杨庆受此恩宠，地位当然不下于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的镇守军官陈景先了。甚至在当时，身为工部尚书的吴中，为了拉拢与杨庆的关系，竟以公谋私，用朝廷修建皇宫的建筑材料帮助后者盖了一座超标准的豪宅。事发后，吴中被皇帝下狱治罪，耐人寻味的是杨庆却平安无事。两相比较，这也可以看作宣德朝宦官势力走强的一个标志。

    当然宣德朝的宦官势力走强不仅仅是以上这些例子足以佐证的。皇帝在达到治世情境后，一时间雄姿英发，派宦官郑和再次率船队下西洋，派宦官侯显率武装使团不远万里去西藏等地访问，将一个王朝的宦气挥发到极致，由此宦权与相权的较量便进入了启动程序。宣德朝注定要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上狂奔，直至大错铸成，治世不再。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与此同时王振开始上位，宦权与相权在宣德朝的胶着状态被强行打破，“三杨”等治国团队在朱瞻基生前启动的权力剥夺程序面前无可奈何花落去，纷纷以谢世人间来昭示某种趋势的不可遏止。而在此之前，夏原吉已经在宣德五年去世，蹇义在宣德十年去世，那支曾经激情洋溢、经验丰富、宛若天成的治国团队就此烟消云散。

    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雄心不再

    宣德五年，60岁的南京守备郑和已经不做船长七年时间了。此前，在明成祖朱棣第五次远征漠北之时，因帝国财力不继，第六次下西洋归来的郑和在南京休整了两年。这是他人生的盘整期，也是帝国未来政策的盘整期。明成祖朱棣很快撒手西去，留下不知所之的郑和成为时代的弃儿。虽然南京守备职位崇高，远胜于非正规编制的远洋船队船长一职，但对郑和来说，他做的其实不是守备，而是寂寞——直到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初九日，宣德皇帝突然命令郑和重下西洋。

    如果以宣德十年治世的时间长度来衡量的话，宣德五年恰逢一个治世的中点，各方面经过拨乱反正后都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宣德皇帝似乎也在治世中找到了兴奋点，决定向祖父朱棣学习他的文治武功。他以为自己当天子那么久了，那些占城、暹罗、爪哇、满剌加、锡兰、榜葛剌等小国不朝贡怎么可以呢？这个是很不像话的，没有大帝国气象，所以宣德皇帝令郑和重下西洋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重拾帝国的“尊严”。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郑和第七次远航的船队出发了，船队规模依旧庞大得可以，共有大型船只六十一艘，组团人数达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出访时间也长达三年之久，从宣德五年一直延续到宣德八年，沿途访问了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木骨都束、不剌哇、竹步、祖法儿、剌撤、阿丹、麦加等国。如此壮举，真是很有向永乐朝致敬的意思。

    但郑和却没有回来。宣德八年二月，他在归国途中病逝于古里国（今印度西南海岸科泽科德一带），为中国式的下西洋运动画上句号。当然真正的句号还是由皇帝来画的。终宣德一朝，以其治世的财力物力，也只能支撑这样一次大规模远航罢了。郑和去世之后，那些随他入贡的古里、锡兰、祖法儿、忽鲁谟斯、天方等各国使节甚至回不了国而不得不在中国度过三年时间。直到1436年（正统元年）闰六月，他们才搭乘爪哇国使节进贡回国的便船回去——因为郑和之后，中国再无船长。建立在文治武功基础上的中国式远航，毕竟是不可以复制和轮回。据统计，在宣宗之后，印度，西亚、非洲诸国已不再向明帝国入贡，而当若干年后，明英宗想要派遣马云等人下“西洋”时，朝臣提出了这样的反对意见：“安内救人，实国家之急务。慕外和番，实朝廷之末节。”当然，“朝廷末节”云云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归根到底中国式远航的谢幕还是源自于国力的不济。因为明英宗一朝，乱象已显，英宗皇帝本人也做过蒙古人的俘虏，“土木之变”过后，帝国的雄心或者说文治武功到底成了南柯一梦，不可以拿来再战江湖的。

    回到宣德朝。后郑和时代，不仅大远航的雄心已然不再，一个治世也开始进入天灾人祸此起彼伏的时期。宣德九年，两京（北京、南京）惊现大蝗。巨大的蝗虫覆盖地表达一尺多高，景象不可谓不恐怖。无奈之下，朝廷派出御史、给事中、锦衣卫官等分赴各地督捕蝗虫。与此同时，江西因为连年水旱，当地官府无力抚恤，乐安一个叫曾子良的农民以大盘山（在今江西乐安县西北）为根据地起事，自号永顺王，追随者一时多达三万余人，朝廷屡次招抚竟然都未能摆平。就是在这样的天灾人祸下，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日，年仅38岁的宣德皇帝朱瞻基与世长辞，从而匆匆地结束了他的时代。宣德的治世，有一个光明的开始，到底只迎来一个晦暗的结局。众多人的命运，也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不确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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