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英雄:丁汝昌-帝后党争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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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正式宣战后,丁汝昌以为他主张决战的愿望能够实现了,于是加紧寻求与敌作战的机会。但此时他依然没有摆脱事事掣肘的境遇,李鸿章仍旧百般阻拦。

    丁汝昌一心与日舰决一雌雄。从8月3日到8月8日,五天时间内,丁汝昌两次派“定远”“镇远”等六艘船舰开赴朝鲜附近海域寻觅日舰。8月9日,丁汝昌又亲率“定远”“镇远”等十舰出外游巡。8月10日凌晨,丁汝昌再率战舰十艘出洋,当天傍晚抵达大同江口。11日,丁汝昌派遣两艘鱼雷艇进探大同江,溯流而上一直到达铁岛。12日,又西巡到海洋岛附近,仍未发现日舰……

    原来,日本联合舰队早已接到间谍报告,知道北洋舰队正在出海远航寻其决战。唯恐“哀兵必胜”,刚在丰岛海战中捞到好处的日军有意避开北洋海军的锋芒,没有再到海面给丁汝昌作战之机,而是改变战术,倾巢而出袭扰威海卫。日军这样做是为了制造声势,牵制北洋舰队,使其为了守卫家门不敢开往远海,这样日舰就能在海面任意纵横了。

    果然,日舰大队直抵北洋门户,令清廷上下大为震惊。李鸿章向来担心日舰进入北洋海域,此时惶恐不安,当即传令丁汝昌立刻带整个舰队回来防护。怕电报到不了丁汝昌手里,李鸿章特意雇洋轮送信。12日,接到手谕的丁汝昌不敢怠慢,立刻返回威海。

    狡诈的日本海军,一边袭击威海卫,一边广布谣言,传播日军将在直隶海岸登陆的消息。许多人不假思索地相信了谣言,就连一些外国公使都劝告总理衙门小心防范。因此,当丁汝昌接到李鸿章手谕迅速赶回威海港,脚跟还没站稳,就又按照廷旨立即奔赴山海关一带“截击敌船”。北洋海军寻敌不遇,又陷入疲于奔命的境况。李鸿章叮嘱丁汝昌:“以后海军不要往远处走了,一旦有警报,全部兵船都要在口岸迎敌。”这样一来,丁汝昌就只能在渤海湾的近海处游巡。一些忧虑国事的将领深知这不是办法,向丁汝昌献计献策,奈何面对朝廷的命令,那些作战计策他一概无法采纳。采取攻势的主张从未得到支持,丰岛海战的重创像一记鞭子一样狠狠抽打在心上,那么多官兵的血痕印在脑海中,谁又理解丁汝昌心中的痛苦呢?

    丁汝昌这种时时不遂、事事掣肘的情形,就连日本人也觉察到了。一个日本人说:“盖彼(丁汝昌)相信其部下及舰队之力量,而舰队攻防装备亦称完整,故主张采取进攻,计划与我舰队会战,以挫日舰威风,雪丰岛之耻。故此令一下,身受束缚,深表愤恨。其部下将领中也有不平者。”丁汝昌依然尽其所能留意日舰,然而,从8月14日到22日,九天也没有见到日舰踪影。

    此时清廷省悟所谓日舰将在山海关登岸之说纯属谣传。但是,经过这一吓,却转而重视渤海门户的防守。23日,朝廷严谕丁汝昌扼守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北洋要隘,不得远离,不能让一艘敌舰进入,如有疏忽,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有了朝廷这个命令,本来就不主战的李鸿章在消极防御之路上走得更远了。

    对日本是战是和,清政府内部的态度一直不一致。有主战的,也有主和的,各说各的理。以光绪帝为代表的“帝党”主战,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主张依靠列强调停来议和。光绪帝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但真正掌权的却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慈禧对权力有着极深的迷恋。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她已经宣布“归政”,让光绪帝亲政,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人事、行政等大事仍是慈禧说了算。慈禧闭目塞听,看不到欧风美雨下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仍将大清视为天朝,看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崛起,把日本的一次次试探和进逼视为儿戏,以为有人从中调解一下、拿出些金银就能保证大清王朝的万寿无疆。适逢六十大寿,她怕战争影响自己的“万寿庆典”,更是积极求和,不思备战。李鸿章也是“后党”的代表人物,掌握着清廷的军事大权,同样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祈求列强调停上。

    而光绪皇帝亲政后很想有所作为,欲挽救清王朝于风雨飘摇之中。忧患深重之时,最要紧的显然是掌握军权,他认为军国大事应该由皇帝自主,所以在对日本的态度上与“后党”截然相反,极力主战。

    从6月下旬到7月中旬,短短半个多月内,光绪帝多次颁布谕令,提出不能靠交涉阻止日本发动战争,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口舌争辩已经无济于事;也不能对外国势力的调停抱有幻想,外国的劝阻不会从根本上起作用,而且借助外邦力量后,恐怕将来还要生出别的枝节,受到进一步操控;形势已然十分紧急,应该迅速备战,朝臣不能再互相推诿、延误战机。7月2日,李鸿章在奏折中陈述了避战求和、海上交锋恐怕难以获胜等观点和理由后,光绪帝十分不满,降旨责问李鸿章在训练了那么多海军后为何不肯积极备战。

    光绪帝的主战态度如此明朗,让主战派官员备受鼓舞,他们积极支持光绪帝亲政,同时必然对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深感不满。尽管不满,却并不敢对慈禧太后怎么样,就只能竭尽全力对李鸿章进行批评。但是,李鸿章是树大根深的朝廷重臣,而且在求和一事上有慈禧太后的支持,“帝党”对他也奈何不得。于是,“帝党”最后把目光投向了丁汝昌,把制裁丁汝昌当作与“后党”斗争的切入点。就这样,帝后两党之争殃及丁汝昌之身,他的处境一天天艰难起来。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考验一个军队实力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作战。朝鲜事发后,北洋海军首当其冲,被推上一个无情的大考场。战争此时成了一个判官,要判一判这支耗费了一代人心血和国家巨资、历时十余年建立起来的海军实力究竟如何。全世界的眼光都盯着北洋海军。中国出兵朝鲜后,人们对海军未能控制仁川港已经多有议论了。

    丰岛海战的前一天,翁同龢与翰林院修撰张謇互通密信,议论李鸿章的是非,提出对北洋海军将领作出变更,免去丁汝昌北洋海军提督的职务;要么以海军之外的提督代替,要么在“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中选出一个。

    翁同龢之兄翁同书担任安徽巡抚时,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有“颂贼”等事,遭到曾国藩、李鸿章弹劾,翁同书受到发配充军的处罚。翁同龢后来得知那道奏折正是李鸿章执笔,由此终身与李鸿章为仇,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变科举、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诸事,无不遭到主持户部的翁同龢掣肘。光绪十七年(1891),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主张北洋海军停购船械两年,除了财政有困难外,与李鸿章的嫌隙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翁同龢此次提出撤掉丁汝昌提督职务,着眼点是削弱乃至夺走李鸿章的海军指挥权。

    来自“帝党”的抨击一天天多起来。

    光绪帝爱妃珍妃的师傅文廷式上疏弹劾李鸿章衰病昏庸,请求派别人到天津誓师。

    满洲镶红旗人、礼部侍郎志锐指责李鸿章专等外国调停、不认真备战,同时斥责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没扼守仁川,将险要之地拱手让给了外人,首鼠两端,意存观望,要求予以重惩。

    光绪帝本来已经对主和派心存不满,志锐是瑾妃、珍妃的堂兄,与光绪帝关系亲密,他的意见是很容易被光绪帝接受的。光绪帝当即降旨追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谕令李鸿章对丁汝昌随时留心察看。

    丰岛海战爆发后一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委托丁提督管理,这位军官与其说是位水兵,不如说是一名陆军。未受过任何海军技术训练,他的习性和能力,远不足担任一名总指挥。”

    丰岛海战后几天,阴差阳错,李鸿章也对丁汝昌产生了误会进而表示不满。丰岛海战当天,丁汝昌没有到达现场,根据方伯谦对战绩的汇报,他向李鸿章发出了“济远”击沉“吉野”、击毙日本舰队司令的请赏电。方伯谦汇报时不准舰上人员说出实情,虚报了战况,当时蒙在鼓里的丁汝昌只能据此上报。后来李鸿章从驻日公使馆的来电中证实并无此事,就对丁汝昌有了看法,在复电中严厉地责备了他。

    丰岛海战后,丁汝昌积极率舰游巡,没能遇到敌舰,回到威海布置防务。“帝党”又攻击丁汝昌护航不得力、有意躲避战争,要求交刑部治罪。光绪帝批阅奏章时深感愤怒,甚至摔碎了茶碗,说:“丁汝昌不能作战,往他那里费那么多饷银有何用?”

    中日宣战后,丁汝昌连续多日率北洋舰队出海寻找日舰,为找不到日舰而叹息。主战派又一次责怪他怯懦不前,说他总是以刘公岛为藏身之所,应该受到弹劾。8月3日,光绪帝根据这些指责言论质问李鸿章:“以前说过,丁汝昌寻找倭船不遇,折回威海卫布置防务。可是,威海卫所处的位置并非敌锋所指,在这里有什么可布置的?莫非以此处为藏身之所?”光绪帝重申察看丁汝昌一事,已经有了免除丁汝昌职务之意。李鸿章一面解释说北洋海军没有侦察快船,力量薄弱不能冒险出战,一面电示丁汝昌“参折甚多,谕旨极严”,让他“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做出成绩以堵众口。

    时隔两天,光绪帝仍未接到丁汝昌巡击敌舰的报告,非常着急。而关于丁汝昌怯懦规避、偷生纵敌的流言却不停地传到他的耳朵里。8月5日光绪帝沉不住气了,又电谕李鸿章,疑心丁汝昌没有用心游巡,且一次次以没遇见敌舰为由推卸责任,“照这样下去,以后丁汝昌也会以没遇到日舰为借口!”言辞严厉,在流言蜚语的影响下已经对丁汝昌极不信任,并且再次申明更换将领的主张。

    8月6日,李鸿章复电总理衙门,反对更换北洋海军提督。李鸿章说:“局外人的种种责备,恐怕是因为不了解局内人的良苦用心。海军事务效仿西法,事理精奥,绝不是没学过的人所能胜任的。而且临敌更换将领自古以来就是大忌。此时更应该随时告诫、勉励,责令丁汝昌振作精神,竭尽全力御敌。”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军机处决定对更换北洋海军提督一事暂缓决议。

    从建设海军之日起,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就是近海作战,扼守海口,确保渤海门口的稳固和安全。中日之间的战争爆发后,拱卫京师成为李鸿章的第一使命,只要把京师保护好,他就没有失职。光绪帝的催战,却是希望北洋海军力挫敌锋,用一次海上大战灭一灭日本的嚣张气焰。顶头上司李鸿章时时提醒“初战宜甚”,光绪皇帝则力主“力挫敌锋”,丁汝昌真不知如何是好,最要命的是日舰在海上一直没有踪影,他终日为巡航疲于奔命,而言官的参奏谴责有增无减。

    有的官员甚至建议让丁汝昌来京觐见,借机诱捕。

    军机处讨论处分丁汝昌一事,争论十分激烈。翁同龢等人要求朝廷将丁汝昌革职,令其戴罪自效。也有些大臣认为此事不宜过于峻急,应先让李鸿章保举接替丁汝昌的人选,然后再降旨革职。翁同龢则不同意。

    最后,翁同龢的意见占了上风。光绪帝于8月26日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着即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以赎前愆。倘再不知奋勉,定当按律严惩,决不宽贷。”

    对于丁汝昌遭到的不公正谴责和处置,许多人都有意见。美籍海员、“镇远”舰帮带马吉芬在《鸭绿江外的海战》中鸣不平:“某某报纸还攻击丁提督怯懦,未能及时搜索敌人,迅速交战。请让我暂且交代一下事实。8月10日威海卫被袭击之后,北京总理衙门给提督送来一份严令说,无论发生何等情况,都不许越出自成山角灯塔到鸭绿江口一线。忠勇的老提督对此深为愤慨,麾下一部分将校也鸣不平,然而提督毕竟不能违背命令。”

    慈禧对处置丁汝昌一事也不同意,但谕旨已发,难以收回。她于8月27日另寄给李鸿章一道电旨,让李鸿章速选能够接替丁汝昌的人奏报。说是“速选”,实则选人必定需要时间,这等于让李鸿章在选人时间上尽量拖延,给其以回旋余地。李鸿章会意后上奏: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叠著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借以增加阅历;创办海军,特蒙简授提督”,对海军“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中尚无出其右者”。慈禧太后根据李鸿章的奏报,表示不同意革丁汝昌之职。面对京城的舆论威势和光绪帝震怒,李鸿章又择机剖白。

    光绪帝只得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著李鸿章严切戒饬。”因此,这位苦心孤诣、尽心竭力的海军提督得以免遭革职的厄运。

    满腔热血、立志报国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误解、诽谤、流言蜚语中有口难辩、忧愤难平。这位爱国将领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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