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朴堂遗风

    与所有的传统家族一样，存朴堂李筱楼家也有自己的家传门风。

    按出家后的弘一法师的说法，存朴堂的主人李世珍生平精研王阳明之学，旁及禅宗，颇具功力。

    李世珍晚年沉浸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世界里呢？

    先说阳明之学。王阳明是明朝著名理学家，是宋明理学历史上继张载、朱熹之后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理学在宋、明以来的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理学家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本和宇宙的总规律，在宋朝大儒朱熹那儿，理是客观的、外在的，需要人们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的手段去认识，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而在王阳明这里，理则是主观的、内在的，他的学说以“心”为本体，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声称人人心中都有理，世人皆圣人。要使自己的行为与理相一致，就要通过自我修养来发现我们本来就有的天赋道德，闭目自省的功夫是少不了的。王阳明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

    内圣和外王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立的两种趋向，前者强调的是自我修身和完善道德，后者则主张建立事功，平治天下。宋明理学走的是内圣路线，士人不讲事功不利于社会，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却造就了无数注重气节的仁人志士，这种强调自我修养工夫的理论，颇得后世士大夫的倾心。

    作为明清时期的官方学术，理学是士人修学的主要内容。同治年间，大学士倭仁等在北京以理学相倡导，天津紧邻京师，学风一向受北京的影响，理学也因此流行于天津的士大夫圈子。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天津进士沈兆沄，在同治年间致仕回乡后主持当地的辅仁书院，专守程朱之学，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也必循礼法而行，即使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场，也整冠兀坐，一丝不苟。与李世珍一起主持备济社的严克宽，也奉理学为修身规范，“坐不倚，寝不尸，虽盛暑不露亵服”，严修曾记称，其父每日晨起，要朗诵儒经或理学书两小时，“声彻庭外”。严修提到他父亲四十岁后的讲学友人中，就有李世珍。

    再说禅宗。禅宗本来是唐朝中期以后在士人中很流行的一个佛教宗派，主张以禅定来修行，也就是摒弃一切杂念，安静沉思。禅宗本来有南、北两宗，后来南宗占有了压倒性优势。南宗禅讲顿悟，以为人心本来就是六根清净，佛性自在，修行之人，不必坐禅，也不必苦行，无须念佛念经，只需顿悟就可以成佛。与王阳明的心学一样，禅宗也强调内在自省，两者的致思路线极为接近。

    由此看来，李世珍虽然身为富商，却极注重内在修行，身处尘世，不避人间烟火，精神却在另一个世界遨游。不过，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之间的度，使自己不至于趋向于一个极端，进士第里财源滚滚，存朴堂上荣华一时，便是李世珍深谙处世之道的证明。

    李世珍对阳明之学和禅学的爱好，体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有一套理想式的修身之道，他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

    事能知足心常惬；

    人到无求品自高。

    多年以后，弘一法师为弟子刘质平写下这副遗联，注曰：“公邃于性理之学，身体力行，是联句其遗作也。”

    李世珍去世后，李叔同在兄长和母亲的督导下接受了早期的修身教育。据说兄长对李叔同的督教非常严格，不得稍越礼貌。弘一晚年，在厦门南普陀寺的一次讲演中，曾回忆起存朴堂前受教的情景：

    我记得从前小孩子的时候，我父亲请人写了一副大对联，是清朝刘文定公的句子，高高地挂在大厅的抱柱上，上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我的哥哥时常教我念这句子，我念熟了，以后凡是临到穿衣或是饮食的当儿，我都十分注意，就是一粒米饭，也不敢随意糟掉；而且我母亲也常常教我，身上穿的衣服，当时时小心，不可损坏或污染。这因为母亲和哥哥怕我不爱惜衣食，损失福报，以致短命而死，所以常常这样叮嘱着。

    诸位可晓得，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世了！七岁我练习写字，拿整张的纸瞎写，一点不知爱惜，我母亲看到，就正颜厉色地说：孩子！你要知道呀！你父亲在世时，莫说这样大的整张的纸不肯糟蹋，就连寸把长的纸条，也不肯随便丢掉哩！母亲这话，也是惜福的意思啊！（《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弘一法师还回忆过，小时候吃饭时，桌子还没有摆正不能吃，母亲会用孔子所说的“席不正不食”来教导他，等桌子放端正以后，才许可他吃饭。

    日常生活规范的教育，很容易上升到对人格修养的追求。李叔同在8岁时，从乳母习诵《名贤集》，对“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这样的句子颇能体会其义，他念过《格言联璧》之类的书，15岁时已能吟出“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句子。

    但这还不意味着他真正继承了父亲的精神遗产。直到李叔同在杭州任教以后，存朴堂主人李筱楼的内省功夫才在他身上浮现出来，并延续了李叔同的后半生。

    李叔同出家后几次提到，三十岁是自己生活发生变化的开始。在一次讲演中，他说：“余于三十岁时，即觉知自己恶习惯太重，颇思尽力对治。”1915年他在给弟子刘质平的信中，劝刘多读古人修养格言，如《论语》之类，“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一直到晚年，他还觉得读《曾文正公（曾国藩）嘉言钞》，“当获无穷之利益。”

    李叔同对修身的追求，体现在他对修身格言的兴趣上。弘一法师的佛门弟子、曾在杭州随侍的宽愿这样说：

    师父有时住到城里银铜巷13号虎跑寺下院，我也随去。在下院，师父照样每天教我写字学文化，教我念经做功课，而且很耐心，丝毫不放松，哪怕我写错一撇一捺，都要认真给予指正。他还常常教育我应该怎样处世接物认真做人。记得他曾教我写过很多格言：如“放宽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立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贪利者害己，纵欲者戕生”；“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处减三分让人嗜”；“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人好刚我以柔胜之，人用术我以诚感之”等等。师父反复讲解每一条格言的意义，给我的启迪很大，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曹云鹏：《弘一法师出家前后轶事》）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对这一类的修身格言始终兴味盎然，他依照《格言联璧》的形式，收集并手书有《格言别录》，从明朝人薛文清（暄）的《读书录》和清朝人梁瀛侯的《日省录》中，摘编了《佩玉编》，从佛经和前代大师禅语中选录出《晚晴集》，将明朝律宗蕅益大师的警训编成《寒笳集》，这几种著述的题材都是格言性质，前两种则是对世俗人等的劝善良言和省身教导，后两种是前代佛家对禅机的体悟。《格言别录》还分成学问类、存养类、持躬类、处世类、接物类等各门，不妨抄录几段一读：

    宜静默。宜从容。宜谨严。宜俭约。

    谦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世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恬淡是养心第一法。

    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

    聪明睿知，守之以愚。道德隆重，守之以谦。

    富贵，怨之府也。才能，身之灾也。声名，谤之媒也。欢乐，悲之渐也。

    人生最不幸处，是偶一失言而祸不及；偶一失谋而事幸成；偶一恣行而获小利；后乃视为故常，而恬不为意。则莫大之患，由此生矣。

    学一分退让，讨一分便宜。增一分享用，减一分福泽。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祸。

    物，忌全胜。事，忌全美。人，忌全盛。

    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平生无一事可瞒人，此是大快。

    处难处之事愈宜宽。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至急之事愈宜缓。

    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

    步步占先者，必有人以挤之。事事争胜者，必有人以挫之。

    精明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人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

    莫妒他长，妒长，则己终是短。莫护己短，护短，则己终不长。

    从内容上来说，此类劝世良言无非是要人们从善如流，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道德立身处世，大致可以归于儒家中的道德戒条的范畴，属于《论语》所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等等一类，指导人们在现实人生中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完善道德，以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来参透人世真谛。弘一的修身意念既来自于个人对于人生的感受，也未尝不可看作是对家族遗风的重现。他在世俗中不能完成个人的“悟道”，只能到宗教的世界来践履自己的精神诺言，这就是他对于人生的态度。

    观照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一生，这些警世格言正代表了他人格修养的境界。对于自己一生的修养功夫，出家后的弘一在厦门讲演过《改过实验谈》，总结了自己五十年来修省改过的经验。他先说了改过的次第，即一学──多读佛书儒书，了解善恶之别和改过之法；二省──一言一行，时常省察，每日录写，改其恶者；三改──改过为光明磊落之事。

    接下来，他总结了自己十条经验，分别是：虚心、慎独、宽厚、吃亏、寡言、不说人过、不文己过、不覆己过、闻谤不辩、不嗔。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律己很严，但不责他人。觉星在《我所知道的弘一律师》一文中回忆说：“他老人家化人的态度，是很巧妙的。在闽南讲律的时候，有的人犯了规矩或不对的地方，他老人家均默默无语，等过了一二天后，他就从谈话中自责己之无能，不能以身作则，又会教示人家，所以人家犯了规矩，还是自己不好之过失，才会发生的现象。这样一说，使犯了规矩的人，自己生惭愧心，自动地到他老人家处求忏悔了。这是他律己不律人的态度”。弘一法师一生多次谈过修养的问题。这里举的是1937年在青岛讲律时，有关“律己”和“息谤”的两段话：

    记得我年小时住在天津，整天在指东画西净说人家不对。那时我还有位老表哥，一天他用手指指我说：“你先说说你自个。”这是句北方土话，意思就是“律己”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真使我万分感激。大概喜欢“律人”的，总看着人家不对，看不见自己不对。北方还有句土话是：“老鸦飞到猪身上，只看见人家黑，不见自己黑，其实他俩是一样黑。”

    弘一又讲到息谤，他说：

    何以息谤？曰“无辩。”人要遭了谤，千万不要“辩”，因为你越辩，谤反弄得越深。譬如一张白纸，忽然误染了一滴墨水，这时你不要再动他了，他不会再向四周溅污，假使你立时想要他干净，一个劲地去揩拭，那么结果这墨水会一定展拓面积，接连沾汙一大片的。（火头僧：《弘一律师在湛山》）

    这种人格修养体现在李叔同的一生。在杭州任教时，夏丏尊称他是有“后光”的老师，主要就是指他的人格修养对学生有很强的感召力。出家以后，僧界也好，俗界也好，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集中在他的人格上。对于大师人格的形成，曾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吴梦非谓：

    弘一法师的人生观，并不消极……可是他天性高超，以为世间底一切，总不可强求，所以抱定宗旨：对己，持着“孤芳自赏”的观念；对他，持着“与人无事”的态度。唯其有孤芳自赏、与人无事的性情，才完成为弘一法师至高的人格。（《弘一法师和浙江的艺术教育》）

    弘一法师的人格形象里，多少有一些存朴堂主人李世珍的影子。

    盐商李世珍除了内省修养之外，还热衷于禅悦之风，这使桐达李家形成了亲佛敬佛的特殊氛围。

    在旧时代，大户人家信佛念佛是常有的事。一般民众对佛的理解是，念经信佛，积德行善，就能最终得到幸福和美满；信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来世修成正果，迁化成佛，而在于当世乃至子孙后代的富贵功名、世寿长久。简单地说，拜佛是为了向神邀功，以得到现世或来世的报偿。李叔同早年玩过民间流传的功过格，这种游戏式的功过格实际上是一种劝善的工具，它把日常行为分成恶行和善行，分别写进功格或过格，将自己每日的行为与之相对照，把应得的分数记入栏内，以此来引导自己规范行为。这类游戏对任何人来讲都很寻常，不过在桐达李家，亲佛的氛围要更浓厚一些。老盐商对禅学的热衷，固然是为了自身的道德进修，但同样也使自家大院带上了香火缥缈、梵音缭绕的佛教气息。

    在李世珍的妻妾中，受冷落的郭氏常年靠诵经念佛打发时日。她住的外间屋子，就是李家的佛堂，每天晨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念佛。当孙辈们患了消化不良闹肚子疼时，她一边口诵大五雷咒和小五雷咒，一边为孩子按摩。

    关于早年李叔同与佛结缘，有种说法是李筱楼病故后，“有王孝廉者，曾到普陀山出家，返津后居无量庵。叔同大侄媳早寡，从王学《大悲咒》《往生咒》等，常旁听，亦能背诵。”这里所说的大侄媳就是李文葆之妻，在丈夫早逝后，她靠念经来打发岁月是可能的，但如李家后人所言，不能理解这位大侄媳一人在家信佛随僧众学诵经，因为这在当时礼教统治下的大家庭里，是解释不通的。女眷有女眷的规矩，在盐商的大院里，未必有太多的自由，女眷随和尚学习诵经的事，即使在李世珍的身后，恐怕也没有多大的可能性。

    李世珍去世时的情景，胡宅梵记曰：

    公年至七十二，因患痢疾，自知不起，将临终前痢忽愈。乃嘱人延请高僧，于卧室朗诵《金刚经》，静聆其音，而不许一人入内，以扰其心。

    李世珍去世时，毫无痛苦，安详如入禅定。灵柩藏家凡七日，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诵经不绝。据说这种场面给幼年的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目睹了父亲停柩发丧和僧人诵礼的过程，非但不惊慌，反而把每个关节的具体情景都记在心里，甚至在多年以后还经常仿效当时的情景，和侄儿李圣章等玩和尚念经的游戏。这被看作是李叔同早年即有亲佛倾向的证据。弘一法师后来也说过，他从五岁起，就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到出家人到家里念经拜忏，后来也学了放焰口。早年亲佛是否是李叔同后来出家的机缘，姑且不论，但桐达李家香火缭绕的气氛无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李世珍有这样一副遗联：

    今日方知心是佛；

    前身安见我非僧。

    这句话后来应验在李叔同身上。

    世家子弟

    胡宅梵对李叔同一生的认识是：“综观大师之生平，十龄全学圣贤；十二岁至二十，颇类放荡不羁之狂士；二十至三十，力学风流儒雅之文人；三十以后，始渐复其初性焉。”

    李叔同后来的南下和出家，拉开了与家族在生活上的距离，但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方式，却是以盐商家庭为背景的。在他的早年生活中，同样沾染着浓厚的世家子弟习尚。

    天津盐商以富有而闻名，同样也以豪华奢侈的生活而闻名。他们的豪宅有的达到数百间房屋，气派宏大，宽敞结实，甚至外墙都经过精雕细琢。一座座相连的院落，回环往复，室内摆设的讲究，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聚族而居的大家庭里，有成群的仆人和使女，甚至雇佣专人伺候花草鱼虫之类的宠物。他们热衷于炫耀阔气，婚丧嫁娶场面的盛大，往往很长时间还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习惯了奢华生活的盐商子弟把时间消磨在戏园、澡堂和各种娱乐场所，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津门杂记》有诗曰：

    河东几甲号盐坨，堆积官盐近更多。

    赢得纲商佳弟子，花天月地会消磨。

    盐商子弟的消磨方式，又掺合了一些文人的习性。

    在旧时代，文士最受社会推崇，而商人则为一般人所鄙视。一文不名的读书人为钱所困，谓之高洁。而对于商人，尤其是盐商来说，借用前些年暴发户一句自嘲的话，是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一般靠经商致富之人，都希望与文士攀上关系，在文人圈子混上一席之地，舞文弄墨，诗酒唱和一番，借以遮掩身为苟利之徒的羞耻感，弄上一个清高的好名声。

    另一方面，从明朝后期以来，社会商业日见发达，商人的经济地位也引起大众羡慕，与他们富足优游的生活相比，一直以气节相标榜的文人们也感到一丝气短，读惯了“子曰”的士大夫开始意识到治生也就是谋生的重要性。文人不再清高，反而乐意充当富商的食客，寄人门下，或教育商人子弟，或为主人出谋划策，享受商人提供的优裕生活，倒也优哉游哉。如此一来，各有目的的文人和商人就走到了一起。

    天津的盐商历来有攀附文士的传统，酒足饭饱之余，学一点文人的清雅，不光在于表明自己绝非只是利禄之徒，而且也能起到在社会上开拓更大回旋空间的作用。事实上，盐商有着比其他商人更强烈的攀附文人的意愿，因为他们要与官府打交道，与产地和引岸官员迎来送往，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依照常理判断，那些出身士人阶层的官员们，对依靠政府特权而显贵的暴发户不会没有嫌弃心理，盐商的自尊心在这种往来中无疑会不断遭到打击。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利益，他们必须与文士阶层拉上关系，效仿文人风雅就成为盐商的必修课了。

    在这种模仿中，盐商们与文人建立了一代一代延续的关系，并造就了天津独特的盐商文化。长芦盐商富甲一方，他们可以用大把的金钱来举办文人的宴会雅集，购买昂贵的书画作品，甚至可以为一些未发迹的文士提供长期生活保障，不少名士因此而成为盐商的座上常客，盐商的庄园别墅成为文人荟萃之所，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查天行和查为仁父子建立的水西庄。这座庄园位于天津城西三里处的运河南岸，庄内绿树成荫，各种建筑掩映其间，奇石假山，歌台舞榭，充满了诗情画意，园内收藏了大量的书籍、绘画、古玩，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酬唱流连，被看成乾隆初期天津的文化中心。盐商查为仁在这里不仅结交了大批的文士，他本人也成为一个颇有名声的诗人和学者。乾隆皇帝曾经几次幸临水西庄，更使它名噪一时。

    商人与文人的频繁交接，造就了近代天津社会文化的繁盛。盐商的金钱支持，成为清代天津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19世纪的水西庄已经不再有往日的荣光，当年的繁盛已化作荒烟蔓草，碧水东流，夕阳无语，满目凄凉。有诗为证：

    曾是当年诗酒地，行人犹说水西庄。

    诗客酒豪落零尽，渡头杨柳尚依依。

    查家的水西庄虽然已经远逝，但仍不失为天津盐商文化的一个代表，也堪称天津文化的一个历史坐标。

    作为进士出身的盐商，李世珍有商人的一面，也有儒士的一面。盐商子弟李叔同没有继承父业做商人，他继承的是家族的书卷传统，父亲的另一半，天生是一个文人。文人气质与商人的家庭背景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商人与文人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李叔同文人式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

    桐达李家与当地文人圈子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已经难以弄清了，不过，李叔同从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衣食无忧的翩翩公子、风流潇洒的英俊儿郎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早年的李叔同据称注重衣着，尤其注意颜色的调和，如穿月色长袍，则配以紫色章绒的琵琶襟坎肩，冬令外出乘暖轿，轿围子用灰鼠皮制成，也颇为讲究；待人接物上则旷达倜傥，不拘小节，这正是一个初涉人世的少年文人形象。

    世家子弟出身的李叔同，在砥砺旧学的同时，深得文人三昧。李叔同喜好金石书画诗词，交游广泛。鼓楼东姚家是李家的世交，又有姻亲关系，姚家当时聘宿儒赵元礼设馆教导子弟，李叔同常来向赵师学习作赋、填词。赵元礼生于1868年，字幼梅，长李叔同12岁。因多次应试举人未中，赵元礼20岁起以教读为生，博学多才，为一时名士，尤其擅长书法，与华世奎、严范孙、孟广慧并称为近代天津四大书家。李叔同早年的诗词功底，颇得自赵元礼的指点。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记称，李叔同是1896年开始从赵幼梅学词，1898年即奉母南迁。如此算来，时间并不算长。但此后李叔同始终与赵元礼保持着联系。在杭州出家时，曾写小联寄赵元礼，款题为“幼梅旧师”。1937年，李叔同在厦门还以佛偈书联寄赠赵元礼，偈语曰：“悉灭众生烦恼，恒涂净戒真实香”，上款题“旧师幼梅居士供奉”，可见二人的师生之谊。

    此外，姚家兄弟彤章（品侯）、彤诰（召臣）及李廷玉、朱易谙等人，还有不时来津的李鸿藻之子李煜瀛（石曾），都是李叔同的近亲挚友，时有高谈阔论、切磋唱和之举。姚彤章比李叔同年长6岁，监生出身，诗文、书法都有所长，与李叔同颇为投契，后来两人的友谊也长期保持。1932年，弘一法师曾写信托其俗侄李麟玺将一部《梵网经》转赠姚彤章。1941年，姚彤章寄弘一法师祝寿诗云：“仙李盘根岁月真，千秋事业有传薪。残山剩水须珍贵，稽首慈云向永春。”对弘一法师颇为推许。李廷玉也是当时天津的少年才俊，秀才出身，后弃文从武，民国时期曾担任江西省长，20世纪30年代退居天津后，创办国学社，担任社长。这些世家子弟之间的交往和切磋，是李叔同早年交游的开端。

    李叔同早年在天津交往的人士，还有孟广慧（定生）、王襄（纶阁）、华世奎（弼臣），马家桐（景含）、徐士珍（宝如），王新铭（吟笙），王钊（雪民）等。孟广慧为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年长李叔同13岁，生于1867年，且精于诗画。李叔同在天津与他有不少交往。据金梅考证，李叔同南下上海后，双方仍有来往。1901年春，李叔同北上省亲时，两人曾盘桓多日。1912年前后孟广慧游历浙江，其时李叔同在杭州任教，两人也曾相见。丙子年（1936）端阳节，孟拜观李早年印拓，赋诗曰：“江南话别酒家春，开卷无言忆故人；记得心心相印处，雪泥鸿爪认前因。”诗中提到的“故人”就是李叔同。王襄生于1876年，年长李叔同4岁，与李叔同属于同一时代。王襄青年时好金石之学，在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领域中多有贡献。华世奎为1863年生人，出身于天津大盐商家庭，为著名书法家。马家桐生于1861年，为名画家，尤其擅长花鸟，在诗书、篆刻等方面也颇有心得。徐士珍则是民国时期天津画坛的著名人物。王钊比李叔同小3岁，擅长篆刻，后被誉为“津门三印人”之一。与当地文人的交往，为李叔同博雅的旧学知识打下了基础。

    李叔同与诸人终年盘桓，不耻下问，在这样的熏陶下，他的诗、词、书、画、印刻都无一不精，对金石、文玩、碑帖、字画的真赝，也有相当的鉴别能力。家居得暇，或挥毫作书，或奏刀篆刻。旧文人的嗜好，几乎都在李叔同身上体现了出来。

    长芦盐商热衷于戏曲，在他们的带动下，昆曲和京戏都先后流行于天津，在天津文化里留下很深的痕迹。天津盐商肯花大价钱从北京请戏班演出，有的盐商家里甚至有私人戏班和乐队。喜好戏曲的盐商们还组织了自己的票房。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李叔同很早就对戏曲有特别的嗜好，歌台舞榭，时见足迹。

    据说，李叔同早年在天津曾经结识不少名角，如孙菊仙（艺名“老乡亲”）、杨小楼（小杨猴）、刘永奎等。孙菊仙是与谭鑫培、汪桂芬齐名的京剧第二代演员，生于天津，死于天津，天津观众称为“老乡亲”。当地后来有民谣称：“天津卫，三宗宝：范公、幼梅、孙菊老”，其中范公为著名教育家严范孙，幼梅即前述之书法家赵元礼，孙菊老即孙菊仙。杨小楼为杨月楼之子，比李叔同年长两岁，16岁出班后长期在京、津演出。刘永奎也是天津著名的京剧演员。不过，也有研究者通过考察这几位名角在天津舞台的活动时间，指出李叔同在1898年南下上海之前，孙菊仙主要是在北京活动，李叔同与他结识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而杨小楼的出名，则是李叔同南迁后的事情。最有可能结识的是刘永奎，但刘永奎工花脸，对李叔同演艺上的影响未必太大。

    虽然李叔同早年与戏剧界人士的交往还存有疑问，但天津的戏曲文化氛围，还是熏陶了他的戏曲修养。关于李叔同早年对戏曲的喜好，还有一种说法，称李叔同在天津时对梆子坤伶杨翠喜十分欣赏，三五日必去捧场。李叔同喜欢杨翠喜的表演似乎不假。1905年，李叔同曾经在一首词作中写道：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月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晓风无力垂杨柳，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念，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菩萨蛮·忆杨翠喜二首》）

    这首词与出入声情场中一般文人惯常的手法并无二致，虽然文人在这类场所的用情未必可以当真，但从中可见李叔同对杨翠喜曾经有过的一份迷恋。

    道光年间，河北梆子已经形成独立的剧种，在天津很有影响。清代原本禁止女性登台表演，但后来逐渐废弛，大约从光绪初年开始，女艺人登上河北梆子的舞台，并逐渐走红，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位。如此说来，痴爱戏曲的李叔同钟情于杨翠喜的技艺并不意外。但这里还有一点疑问。按一般的介绍，杨翠喜生于1889年，12岁迁往天津，后学习戏曲。14岁登台后崭露头角，在天津各戏园演出花旦戏。这样算来，杨翠喜到天津学戏之年，李叔同早已迁居上海。据目前所知，李叔同留学日本之前，曾经两次回到天津。一次是1901年春北上省兄，一次是1905年母亲归葬天津之时。李叔同迷上杨翠喜的演出，似乎只有这两个时间段。如果说杨翠喜14岁始登台演出，按时间推算，应该是1902年之后的事情。1901年李叔同在天津恐怕没有机会看到她的表演。即便当时杨翠喜已开始卖唱生涯，但天津正值变乱之余，李叔同在津时间也不长，从他描述这次北上情形的《辛丑北征泪墨》看，其时他的心绪似乎不佳，是否有兴致隔三岔五听戏，值得怀疑。至于1905年，李叔同有丧事在身，偶尔一观或有可能，三五日必去捧场于情于理似乎说不通。如此说来，李叔同对杨翠喜的印象或者只是得于偶然。至于一些小说家演绎出的二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恐怕更难以找到真凭实据。也正是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李叔同上面那首词作中的杨翠喜，或许另有其人。

    杨翠喜的出名，是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1906年，清政府实施官制改革，拟在东三省设督抚，当年10月，派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和徐世昌先行考察。北洋大臣袁世凯欲将势力扩展到东北，于二人过津时招待殷勤，由以候补道身份负责巡警事务的段芝贵负责。其间，载振对段请来助兴的杨翠喜大为倾倒，段乃投其所好，花巨金为杨赎身，令其伺候载振，并俟载振返回后献上。后东三省人事安排完全按袁世凯、奕劻的私意而行，段芝贵运动到黑龙江巡抚一缺，引起舆论大哗。名御史赵启霖随即参劾，揭出此事，由此引发了朝廷内部的一场政治风潮。杨翠喜案沸扬一时，载振无奈将杨翠喜送回，由天津方面妥善安排，最后以查无实据了结。杨翠喜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在舞台上。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海上文人

    戊戌变法前后，上海文人社会空前活跃，各种文社接踵成立。五光十色的上海，吸引了江南文人汇聚在这里，形成了20世纪初年独领风骚的海上文人社群。

    1898年李叔同到上海之后，很快成为其中一位活跃分子。在天津就已颇有文名的他，在上海迅速为当地的文人社会所接纳，并在其中崭露头角。雅集唱和、以文会友是文人习惯的交往方式，上海文人也不例外。1897年，上海的一些青年文人袁希濂、许幻园等借许氏城南草堂组织了一个“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课卷由张蒲友孝廉评阅，定其等第。许幻园生于1878年，松江人，擅长诗文，性喜新学，厌八股，家室富有，为人慷慨，常出面举办征文活动，为上海新学界才子之一。袁希濂为宝山人，大约是1874年生人，此前刚从上海龙门书院肄业，也是当地的青年才俊，其家族在宝山颇有名望：兄袁希涛曾任广方言馆教习，清末热心兴学，民国年间曾任教育部次长等职；弟希洛也是留日出身，民国时期从政；三兄弟被称为“宝山三袁”。城南文社为了邀集同道，还悬赏征文。李叔同几次应征，均得好评，许幻园爱其才华，便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特辟一室，亲题“李庐”二字。

    很快，李叔同在上海就小有名气。当时上海出版的几种消闲报纸，如《春江花月报》《消闲报》《笑林报》上，都曾发表过他的作品，署名多为“惜霜”“当湖惜霜”“惜霜仙史”等。陈无我在《话旧》一文中提到，光绪戊戌己亥间，也就是1898、1899年间，上海洋场文士组织了不少小报，如《游戏报》《采风报》《消闲报》等等，虽多为游戏文字和妓院消息，但“主持笔政者于旧文学都有相当根柢，所以，就文艺言，却有一看的价值”，他本人订阅收藏此类小报，很喜欢读署名“李惜霜”的诗词作品，后来了解到李惜霜就是李叔同。马叙伦后来回忆，他当时在上海与一位塾师冯先生相识，冯氏喜欢谈论柳巷花街故事，“语及天津李叔同豪华俊昳，不可一世”。冯先生曾指着当时上海最风行的《中外日报》的报额说，“此即叔同所书也”，后来又送给他小册子，上面都是临摹的周秦两汉金石文字，也是李叔同的手笔。马叙伦由此而知李叔同其人。

    看过他在上海时期照片的丰子恺，这样描绘青年李叔同的形象：丝绒碗帽，正中坠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除许幻园、袁希濂之外，在城南文社与李叔同过从甚密的还有蔡小香、张小楼等人。蔡小香为江湾人，名锺骏，1862年生，出身于医学世家，光绪甲申（1884年）科诸生，后以医为业，专精女科。1904年，蔡小香发起成立上海最早的医学团体医务总会，并从事兴学活动，为清末上海医学界著名人士。张小楼为江阴人，名张柟，字小楼，1876年生，1903年奉派赴日考察教育，后毕业于日本法学科，回国后一度从政，晚年息影上海，卖书画为生。与李叔同一样，他对书法绘画都有相当的造诣。

    上述五人，除蔡小香年龄稍长，其余四人相差不远，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五人志趣相合，诗文唱和之中，成了莫逆之交，拜为金兰之好，这就是“天涯五友”。在现今可见的一张五人合影中，年龄最小的李叔同与许幻园居左右两边，紧挨着两人的分别是张小楼和袁希濂，年龄最长的蔡小香居中。照片上方是李叔同题写的“天涯五友图”。许幻园夫人宋梦仙在五人合影上为各人分别题诗一首，描写五人不同的性格。其中题给李叔同的称：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城南草堂时期，李叔同文情勃发。在这里，他与友人“捉膝论文，迄无虚夕”，留下了《李庐印谱》《李庐诗钟》《二十自述诗》等作品。这些早年的著作已经失传，现在能见到的只是几篇序文。

    以诗文自娱的文人往往会流露出对闲适生活的一份自得，李叔同对这一段时光的印象，在所填《清平乐·赠许幻园》中可见一斑：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在《和宋贞题城南草堂原韵》中，李叔同再次表达了这种文人的情调：

    门外风华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

    而今得识烟霞侣，休管人生幻与真。

    少年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无忧的情趣，相互的戏谑和玩笑在文人之间也是少不了的，不过，文人们总是能够把这种情趣用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身为医家的蔡小香自然免不了诊视女病人，借题发挥的李叔同在《戏赠蔡小香四绝》作这样一番描写：

    眉间愁语烛边情，素手掺掺一握盈。

    艳福者般真羡煞，佳人个个唤先生。

    云鬓蓬松粉薄施，看来西子捧心时。

    自从一病恹恹后，瘦了春山几道眉。

    轻减腰围比柳姿，刘桢平视故迟迟。

    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

    愿将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

    自是中郎精妙术，大名传遍沪江涯。

    调笑是文人式的，连惆怅也是文人式的。李叔同作于这一时期的《老少年曲》写道：

    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疎林梢。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在李叔同青年时代的生活中，城南文社为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26年，丰子恺曾经陪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再次拜访城南草堂。法师一一指示大家，那里是滨，那里是桥、树，那里是他当时进出惯走的路，那里是公共客堂，他当年的书房和私人的会客室，以及他母亲在楼上的住室。当年情景，宛如历历在目，可见城南草堂生活给他的印象。即使在天涯五友星散之后，李叔同与袁希濂、许幻园等也一直保持联系，两人也分别到访过天津的桐达李家。不过，当年意气相投的天涯五友，人生并不同步。年龄最长的蔡小香于1912年去世。袁希濂后来在上海成为律师，一度从政，晚年皈依佛教密宗，卒年不详。许幻园与晚年信佛的张小楼则同在1952年去世。

    从一些资料看，李叔同在这一时期还参与组织了春江花月社。1901年11月22日出版的《春江花月报》，登载有春江花月社第一期诗钟题目。文中称：“春江花月社第一期，为当湖惜霜仙史值课。”所谓当湖惜霜就是李叔同。这是春江花月社面向社会征求诗钟的活动，从第一期就由李叔同主持的情形看，他应该是社中的中坚。

    所谓诗钟，是一种七言诗联，在一副对仗严整的联句中，分别将两个无关的字词嵌入指定的位置，或者分咏两件不相干的事物，以进行文字对偶的训练。在清代，诗钟既是文字训练的一种方式，也是文人显耀才能的一种游戏。当时的李叔同对此十分热衷。

    1900年春天，李叔同参与组织了上海书画公会，和他一起的有黄宗仰、高邕之、朱梦庐、任伯年等，每星期出版书画报一纸，随《中外日报》发行。在这份同人报纸上，李叔同以李漱筒的名字刊登过鬻书和篆刻润例。卖书写字是文人常见的谋生手段，不过李叔同根本不必为衣食劳心，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只是想尝试一下文人这种惯常的生活。当年5月底，上海《苏报》刊登署名为李漱筒的鬻书和篆刻润例：

    书例，篆隶行楷同例。

    堂幅，八尺，四元。六尺，三元。四尺，二元。

    横幅，楹帖同堂幅例。屏条照减半。

    名剌，半元。纨折扇，半元。双行小楷、写金女扇加倍。

    以上点品，均照加倍。

    篆刻例，石章每字四角半，余另议。

    件交四马路大新街口书画公会报馆。

    该润格也在书画公会报刊登过。1901年秋，李叔同入南洋公学。因为学业繁忙，为了减少求字之扰，在当年11月上海《春江花月报》又刊登重订书例如左：

    鄙人自入南洋公学以来，事务冗忙，日鲜暇晷，索件者有应接不暇之势。兹特重订润例，并一切限制如左：

    折扇名片，每件一元。

    楹联，均三元，大小同例。

    屏幅四尺以内，每条一元。

    凡寿屏、碑志诸大件均鲜暇不应。

    取件以七日为限。立索加润不应。

    索书之件并润资均托春江花月报馆代收。润不先付，概不加墨。

    从以上两则书例看，其时李叔同写字卖书在上海已经颇有名气，以至于“索件者有应接不暇之势”。从常理推测，这对来到上海时间并不长的李叔同而言并不容易，除了说明李叔同的书法造诣外，也表明他已经完全融入了上海的文人社会。

    李叔同早年文人生活的另一个印记，是他在声色场中的流连。

    传统文人的生活是离不了声色二字的，文人多看重至情至性的名头，即便失态也毫无遮掩之心，又借着几枝秃笔渲染，便为后人留下了喋喋谈资。在文人世界久受熏陶的李叔同同样如此，应酬唱和之余，免不了秦楼楚馆的消遣，风尘场中的兴致。走马章台，厮磨金粉，是李叔同在上海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一种说法是，青年李叔同之所以寄情声色，是因为痛感国事日非，满腔忧愤无处发泄而借以自我麻醉。其实大可不必作此遮掩之词，实际上，出家后的弘一并没有讳言这段历史。李叔同家资富厚，看惯了盐商的骄奢荒淫的生活，加以博学多识，有才子名士之风，沾染上一般文人习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话说回来，其实世间又有几人能够逃脱“声色”二字的纠缠呢？

    李叔同在上海生活期间，与沪上名妓李苹香、朱慧百、谢秋云、语心楼主人，以及老妓高翠娥等辈多有交往酬唱。在这几位歌妓中，关于李苹香有一点可见的资料，其他人都付之阙如，李叔同留下的，只是有限的几首唱和之作。

    李苹香原名黄碧漪，天资聪颖，性情温和，又写得一手好诗词，是上海有名的诗妓，有才女之称，为当时一般风流文人逐捧的对象。李叔同大概是在1901年结识了这位才女。这年秋天，李苹香曾经有诗赠李叔同。当时还有一位铄镂十一郎作《李苹香》一书，关于这位铄镂十一郎，金梅著《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已基本确定为章士钊。章在书中写了李苹香流落风尘的前后经过，索序于李叔同，李叔同虽然尚未读过此书，还是写了一篇序言，可见他对这位风尘女子的推重。

    与谢秋云的交往中，李叔同有赠诗云：

    冰蚕丝尽身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

    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鼙。

    李叔同还填过一首[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云：

    江南秋老矣，忒匆匆，春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前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慢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

    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气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这两首词颇有感时愤慨之情，似乎可以用来解释李叔同沉溺于风花雪月的缘由。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文人场中的厮混，李叔同未必会有如此的雅兴。

    另一首《高阳台·忆金娃娃》写道：

    十日沉愁，一声杜宇，相思啼上花梢。春隔天涯，剧怜别梦迢遥。前溪方草经年绿，只风情，辜负良宵。最难抛，月上歌帘，声咽秦箫。

    而今未改双眉妩，只江南春老，红了樱桃。忒煞迷离，匆匆已过花朝。游丝苦挽行人驻，奈东风冷到溪桥。镇无聊，记取离愁，吹彻琼箫。

    《赠语心楼主人》则是这样写的：

    天末斜阳淡不红，虾蟆陵下几秋风？

    将军已死园园老，都在书生倦眼中。

    道左朱门谁痛哭，庭前枯木已成围。

    只今憔悴江南日，不似当年金缕衣。

    走马章台，是李叔同早年文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但并非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文人墨客尽可以借此编出一段段才子佳人式的故事，但从这些诗词里实在读不出更细致的情节，对他的这一段生活，也就没有办法作出更多的评价。读者诸君自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去认识。

    蔡元培是他的老师

    李叔同成长的年代，正是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形成强烈冲击的时代。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西学东渐随之渐兴。天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1870年之后，又成为李鸿章洋务事业的中心。李鸿章除了扩充天津机器局外，还开办了大沽船坞、开平煤矿等一批洋务厂矿和铁路、电报等新事业，设立了水雷、电报、水师学堂、医学馆、武备学堂等洋务教育机构。洋务运动改变了天津城市文化氛围，为西学在天津的流行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李叔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早年沉溺于金石书画，流连于文人社会，有很好的旧学造诣；与此同时，他也交往过一些新学之士，如后来创办南开学校的严范孙（修）等，与新学有过一定的接触。桐达李家宅院里的洋书房，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清末西学在天津社会渗透的一个象征。

    李叔同到上海后，与西学的接触机会更多。上海是晚清西学的传播中心，领国内风气之先，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经济、时务之学迅速兴起，各类西学书籍已有广泛流行之势。戊戌变法期间，科举改试策论，更促使士子读书风气的转变。虽然不知道李叔同在此期间读过那些西学书籍，但他出家后有一次住在丰子恺家里时，曾经很有兴致地谈到过广学会，由来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是19世纪最大的西书编译出版机构之一，想来李叔同也读过不少它的出版物。

    不过，李叔同对新学有系统的探究，还应该从他在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算起。

    甲午战争以前，国内的新式教育仅限于清政府举办的部分洋务学堂和来华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堂。19世纪末年的维新运动中，维新派曾强烈抨击旧教育的危害，并创办了像湖南时务学堂这样一些新式教育机构，部分官绅或进行书院改造，或举办新学，使新式教育渐成气候——南洋公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庚子之后，清政府举办新政，兴学成为重要内容，进步人士奔走呼吁，各类各级学堂纷纷出现，成为20世纪初年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革内容之一。新式学堂取代了旧书院私塾的地位，所学内容一般既有中学，也有西学，经史之外，加以外文、世界史地及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课程。与西学的接触，使学生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堂学生以其激进的变革倾向，成为中国社会叱咤风云的角色，构成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主体。

    南洋公学成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当时的招商局、电报局督办盛宣怀设立于上海徐家汇，该校经费都是两局绅商所捐，故名为南洋公学。学校分设师范院、外院（附属小学）、中院（中学）、上院（大学），学生多习工艺、机器、矿冶、商务、铁路、船政等科目，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西学教育机构之一。

    1901年，清政府在经过八国联军入侵的耻辱后，宣布推行新政。新政的一条内容，就是举办经济特科，选拔通晓时务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洋公学由代理公学总理的张元济提议，增设特班。特班的目的，就是培养通晓时务的人才，以备参加清政府经济特科之选。

    李叔同在这一年年初，曾经返回天津。有研究者认为，李叔同在天津期间有机会与严修见面，可能从严修那里得到特班招生的消息，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当时上海的《申报》也曾连续登载特班招生告示，了解此类信息并不难。特班招生在4月份进行，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宣怀斋，要求是“学识淹通，年力健强”。李叔同通过笔试和口试，以总分75分，位居第12位被录取，于这年秋天进入特班学习。

    主持南洋公学特班教育的是近代知识界、教育界的风云人物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间进士。甲午战争后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倡办教育，愤于清政府的腐败，渐有反清之志。在当时的上海学界，他以爱国主义相号召，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1901年9月，南洋公学特班开学，蔡元培为总教习。

    以当年的情形而论，南洋公学特班的课程内容，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新知识体系。特班的功课以西学为主，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后期为高级，三年毕业。初级读英文、算学、格致、化学，高级除格致、化学原理外，还要读地志、史学、政治、理财学、名学等，另外还引入了体操等课程。在教学上，蔡元培采用由学生作札记、教师批阅的方式，月终有命题考试。特班规定学生应博览中西政事之书，蔡元培为学生开列了应读之书，包括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哲学、科学、文学等诸多门类，由学生自认一门或两门。在李叔同所选择的科目中，有一门应该是外交或法律。现在能看到李叔同所作《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一文，正是1901年12月10日蔡元培给特班学生外交门的课题。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特班的同学，年龄大约在20至30岁左右，多为一时青年才俊。在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后，特班同学大都参加了1902年秋天的庚子、辛丑并科乡试。按照当年考中举人的黄炎培的说法，特班学生共有十二人得中，黄氏分析其中的原因说，当时科举改试策论，特班同学经过了一年半的训练，所以应对起来没有什么困难。黄炎培自己在江南应试，题目中有一道“如何收回治外法权”，这是蔡元培在特班所强调研究的内容，所以他在这上面得了便宜。

    特班同学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社会知名人士，如王世澂两年后得中癸卯科（1903）进士，以进士馆学员身份留学英国，在伦敦林肯法律专门学校学习4年，毕业后任职于驻英使馆、学部，民国元年一度任北京大学法政科学长，后来还担任过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胡仁源第二年得中壬寅科（1902）举人，又先后到日本、英国留学，民国年间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总长等职。邵力子也在1903年中举人，后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民国时期办学办报，又为党政要人，曾出任国民政府委员、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等等。

    关于李叔同在南洋公学给同学们的印象，黄炎培在1957年有一段文字说：

    我和叔同是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上海南洋公学──后来被先后改名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特班同学。叔同名广平，原籍浙江平湖，出生于天津盐商的富有家庭。同学时他刚二十一、二岁。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公学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

    从黄炎培的描述中，可以感觉到当时南洋公学特班气氛是非常活跃而有乐趣的，这些生活在一起的年轻人思想上也有着相似的躁动。黄炎培说：

    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决定了某一时代人们的意识，特别是敏感而猛进的青年。必须认识：庸懦贪污的清朝统治着的中国到了19世纪末期，在帝国主义包围侵略下，简直是支撑不住了。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与日本讲和。一八九七年德占胶州湾，一八九八年英占威海卫，清廷发生戊戌政变。一八九九年法占广州湾，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占北京，一九〇一年订约赔款讲和，中国还成了个国家么！那时候青年们的内心只有一股爱国狂热，南洋公学就在一九〇二年冬天因反对学校当局无理由地一批又一批开除学生而全体自动散学。（《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

    黄炎培所说的南洋公学自动散学，就是1902年震惊东南的南洋公学学生集体退学事件。这次学潮的发生，是20世纪初年中国学生运动最初的一个高潮。南洋公学是一所民主思想不断膨胀的学堂，《国民报》《译书汇编》《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在学生中竞相传阅，时政是校园里的热门话题。1902年8月，在蔡元培的引导下，学校还成立了一个演说会，以爱国主义相激励，成为学生的向导和前旌。新思想在南洋公学的激荡，引起了专制主义的压迫。南洋公学第五班教习郭镇瀛思想一贯顽固，这年11月5日，郭上课时发现有学生在他的座位上放了一只墨水瓶，大为恼怒，借机要求校方开除学生。该班学生表示反对，但校方不为所动，全班乃于14日集体退学，得到其他班级响应。11月16日，全体学生三呼“祖国万岁”，在操场整队离校。这次学潮发生后，东南进步舆论大力支持欢呼，声势之大，震动国内学界。

    这次事件后，李叔同在一段时间里还在南洋公学。因为1903年他参加顺天乡试时，南洋公学还为他出具了证明文件。尽管没有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期间生活的更多记载，但刚20岁出头的李叔同在这样的氛围中必然要受到情绪上的感染。特班存在时间不长，但却为李叔同系统探究西学提供了一个机会。特班有的课程要用英文讲授，李叔同后来英文能力不错，应该与特班的训练分不开。当时特班学生能够读英文书的不多，为了学习西学，蔡元培引导学生学日语，翻译日文书，李叔同的成绩就是翻译了日人玉川次致的《法学门径书》和太田政弘、加藤正雄、石井谨吾三人的《国际私法》。

    在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推动下，法律、政治成为20世纪初年的社会热门话题。时尚所趋，法政成为青年士子推崇的科目，吸引李叔同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关于《国际私法》的翻译，作者目的是为了给国人灌输“国际思想”，以改变“外人之跋扈飞扬”，“苟国人读此书而恍然于国际之原则，得回补救于万一，且进而求政治之发达，则中国前途之幸也。”该书分绪论、本论两部分，绪论三章，本论七章，对国际私法进行了较为完整和明晰的论述。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李叔同翻译的这两本书，虽然是较早介绍西方法学与国际私法的著作，但并非如部分李叔同传记所称为最早的著述。一则早在19世纪60年代，已有国际法学著作输入国内；二则清末十数年间，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翻译的法学著作为数甚多，仅国际法方面就有数十种，有一些书的出版先于李叔同的译著。“天涯五友”之一的袁希濂后来也翻译过此类书。

    李叔同所译《国际私法》的日文原稿是日本法学教师的授课笔记，应该是从留日学生手中得到。这本书虽然在上海翻译，但印刷出版却在日本的东京，由留日学生译书团体──译书汇编社作为该社《法政丛书》的第六编出版。这些情况说明李叔同当时与留日学界已经发生了联系，他后来赴日留学也是早有前因的。

    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有关国际法的论文中，李叔同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

    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例相背戾。

    从旧式文人到新知识分子的转变，是20世纪初年普遍的现象。李叔同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式的教育，少年时代交往主要是在传统文人的圈子里，对于文章、书法、篆刻等文人技能的博求，使他具备了扎实的旧学根底。而在南洋公学特班，他对西学有了较深的了解和认识，如同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必然也给他思想上带来一些变化。在此后的几年间，尽管他并未太多地涉足现实政治生活，但基本的精神趋向是与时代合拍的，一直到留学时期，都可以把李叔同看作新知识群体的成员。

    在另一方面，深厚的旧学积淀和多愁善感的性格，妨碍李叔同有更激进的表现。在南洋公学学潮发生前，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这一团体的宗旨是改良教育，建立恢复国权的基础。从南洋公学退学的青年学生，部分进入中国教育会创办的爱国学社，并从此与20世纪初年的革命运动结下不解之缘，李叔同不在其中。

    在上海的几年间，李叔同多次参加了格致书院的考课征答活动。成立于1875年的上海格致书院，由洋务学者徐寿及长期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的英国人傅兰雅倡建，是晚清上海最重要的西学传播机构之一。格致书院聘请中西学者讲授格致之学，培养新学人才。1885年后，著名学者王韬担任书院山长，每年四季分别请地方大吏以格致题课士各一次。面向社会征集答卷，分别评定等级，予以奖劝。1889年起，春秋两季课题分别由南、北洋通商大臣拟定，是为特课。课题征答是格致书院推动西学传播的一个特别举措，具体方式后来虽然有所变化，但作为一个传统，这一活动在20世纪初年仍然得到了延续。

    格致书院的课题以西学、时务为主。己亥年（1899）夏季课题为：

    三十年来，吾华人崇尚各种西艺，近今更甚于前。有先学习其语言文字以为阶梯者，有专赖译成华文之书籍，以资考索者。或谓日本仿效西法，已尽得其奥窍，如先学日文，以为学西艺者先路之导，则不啻事半功倍也。其说然否？试比较其迅速、利弊、得失之所在而详告之。

    李叔同参加了这次征答活动。这次评课的结果，选出了超等16名，特等20名，一等28名，李叔同位列一等第22名。

    此后，李叔同在壬寅年（1902）十月的策论征答中获第7名，当年十二月的策论征答中获第2名。癸卯年（1903）是李叔同获奖次数最多的一年，四月的策论课题他获第19名，五月获第3名。闰五月的宁绍台道官课，也就是本年的夏季课题征答中，李叔同获一等第42名。紧接着，在当年南洋大臣特课题中，李叔同位列超等第2名，九月课题获超等第1名，十月策论题获第3名，十一月策论题获第3名。到甲辰年（1904），他在九月策论课题征答中获第5名，十月策论题获第18名。

    在李叔同获奖的这些课题中，中学与西学的内容大致各占一半。从时间上看，他密集获得名次的1903年，恰是他在南洋公学特班学习之后。显然，上海新学氛围的长期熏陶，尤其是在南洋公学的学习经历，使李叔同对西学和中学有了更深入的探究，其知识与观念更新的程度以及所达到的水准，在上海青年文人中已属难得。

    1905年，李叔同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一次征文。这次征文的题目是：“我国各地交通不便，语言因以参差，今汽车汽船既未遍通，有何良策能使语言齐一欤？”他的征文后来刊登在1905年5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四期附录中。在这篇文字中，李叔同表示：“语言歧异，为国之羞”，“既靡合群之力，无复爱国之想，澌灭之原，实基于此”。世界交通日盛，语言终有“大同”之一日。文中提出，为了中国语言“齐一”，应从蒙学开始设立官话学科，培养官话师资，编写官话教科书，勤加练习。在文章末尾，李叔同写道：

    乌呼，英墟印度，俄吞波兰，佥以灭绝国语为首务。然则国语顾不重哉，民族之进步系于是，国家之安危亦系于是，改良齐一，未可缓也。我国数稔以还，负床之孙，乳臭未脱，辄能牙牙学西语，趋承波族，伺其颦笑，极奴颜婢膝之丑态。及闻本国语言，反多瞠目不解者。沈沈支那，哀哀同胞，其将蹈印度之覆辙邪，抑将步波兰之后尘耶？乌呼，吾国民其何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语言文字是知识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一话题的出现，与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初步兴起直接相关。文字改良、语言统一之类的主张，目的在于通过语言文字的“齐一”，促进中国人的“合群”意识，建立民族认同和爱国精神。前述黄炎培回忆南洋公学时李叔同的文字中，提到大家成立小组请李叔同教普通话，不知是否就反映出这一思想背景？无论如何，李叔同参加这次征文活动，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表明他在观念上与其时新知识界是合拍的。

    旧路已走不通

    尽管气质和情感上与家族并没有太大的牵连，并且有在南洋公学接受过蔡元培教育的经历，但一直到母亲去世之前，李叔同的人生路线仍然受着家族背景的制约。

    李世珍是进士出身，李文熙得过秀才，像当时一般的盐商一样，桐达李家的声望既系于自身的财富，也系于家族成员的功名身份。

    盐商虽然属于传统社会末期最富有的人群，但金钱并不能换来名望。商人在社会上为人看不起，这一点他们也是清楚的。为了家族的名誉，他们往往会凭借丰厚的资产，全力培养子弟，邀取功名，以博得世人的尊重。

    捐纳之门的打开，也为盐商提供了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士大夫出身的机会。买得功名，光耀门庭，是盐商的普遍风气。有道是：

    半世经商财发身，食鲜衣美住所新。

    称心惟有功名缺，先买文生后举人。

    桐达李家也不例外。李世珍当然知道功名的重要性，要想使自己的家族长盛不衰，仅有财富是不够的。“进士第”的匾额不只是一块象征性的招牌，而是桐达李家实实在在的荣耀。要永久地维护李家的地位，他的子弟必须有功名身份。

    李叔同从小开始接受的启蒙教育不是账房先生的那一套，而是名诗格言《三字经》《百家姓》《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连璧》《玉历钞传》《文选》等等。这样一些儿童的启蒙读本，据说李叔同能够学习得很快，一遍过去，就能琅琅成诵。1888年，李叔同9岁这一年，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读《四书集注》《孝经》《诗经》《唐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12岁以后，李叔同开始学习训诂《尔雅》，喜读《说文解字》，并临摹篆帖；15岁读《史记》《汉书》《左传》等。

    如果上述记述大致准确的话，李叔同早年读书与当时一般的士子似乎有所区别，特别是训诂和史著，并非应试者的必读内容。事实上，在李叔同的少年时代，天津士子的知识兴趣已在逐渐转移。在通经致用的原则下，士人对经义史论更为重视，而不仅仅着眼于四书五经。生于1874年、与李叔同为同一时代且为世交的陈宝泉曾称：他在二十五岁前，为时势所囿，不得不习时文以及八股文，但并不喜欢；十四岁时，其父购买了《史记》《左传》《康熙字典》等书，陈有空即翻阅，“虽不尽识，觉胜于时文远甚”；此后，陈宝泉就经常购买史著等书。当然，李叔同从小接受的教育，目的仍然在于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渐渐长大的李叔同在书法篆刻上用了很大的心力，但那些还只是世家子弟的个人喜好而已，总体上并未偏离博取功名的目标。

    一般的说法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叔同考入天津辅仁书院。这所书院创办于道光年间，是天津规模最大的一家书院。每年年初，书院要进行甄别考试，被录取后才能参加书院课试。按照当年天津报纸的消息，这一年辅仁书院的甄别考试中，文童共有四百多名参加，被录取的包括“上取十五名，中取十五名，次取三十名，备取四十名”，总共一百人。李叔同应该属于正取生，亦即在前60名之内。不过，1898年天津报纸上有关当地另一所书院——三取书院的一则报道称，该院阴历五月斋课取前五名文童，其中第四名为李文涛，六月斋课中，第二名为李文涛。这是李叔同早年的名字，但不知是否即李叔同本人？

    清朝科举制度沿袭明代，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谓之制艺，也就是八股文，这是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也是读书人的必修课。李叔同在书院就是接受这样一种训练。书院每月考课两次，一为官课，一为师课，课卷评定等级，发给奖赏银，督促学业。李叔同的文章和书法都很出色，在这期间，他读到了山西浑源县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的一份《临别赠言》：

    读书之士，立品为先。养品之法，惟终身手不释卷。……诵读诗书，论世尚友，是士人绝大要着。持躬涉世，必于古人中择其性质相近者师事一人，瓣香奉之，以为终身言行之准。……古文则须于唐宋八大家中师事一家，而辅之以历代作者；时文则须于国初诸老中师事一家，辅之以名选名稿。小楷则须于唐贤中师事一家，而纵横于晋隋之间。……天分绝伦者无书不读，过目不忘。此材诚旷代难逢。至于中人之资，总不能博览兼收，而四部之中，亦有万不可不讲者。……制艺之道，方望溪以“清真雅正”为主，此说诚不可易。自来主司取士，无人不执中异不中同之说，习举业者，不可不知。……应试之文，必有二三石破天惊处，以醒阅者之目，又须无懈可击，以免主司之吹求。……小楷是读书人末技，然世之有识者，往往因人之书法卜其终身。其秀挺者，必为英发之才。其腴润者，必为富厚之器。至于干枯潦草，必终老无成。大福泽既不可期，小成就亦终无望。况善书之士，大之可以掇词科，小之可以夺优拔，要皆士进之阶。有志者诚不可以忽也。

    细细读来，这位教谕的赠言无非是一篇科举考试的应试纲领和学习要点，类似于今日中学课堂老师的教诲。李叔同对这篇文字十分珍视，亲手抄写，反复研读，可见此时李叔同的心思所在。

    李叔同走科举之途，未必是认定了学而优则仕，要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19世纪末年的社会已经不同以往，功名之途大开，名器泛滥至极，过去只能通过严格考试得到的功名，如今已沦为人人可望的晋身之阶，科甲之外的保举、捐纳成为立致显荣的捷径。朝为负贩，夕列缙绅，膨胀的官僚后备队伍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即使连捷科考，也未必有官可做。从另一方面来说，李叔同也不是为五斗米折腰之人，何况丰厚的家产足以令他一生无须为衣食操心。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名分”，用功名来增加家族的荣耀，免得他人讥笑李筱楼的进士第里后继无人。同时，在文人的圈子里，功名也是一块贴金的招牌。功名虽滥，倒也不是人人视为敝履。

    李叔同早年在天津书院应课的情形，目前所知不多。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叔同以童生身份参加了天津县学考试，学名李文涛。这一年初试的考题有“致知在格物论”“非静无以成学论”。李叔同在第一篇的答卷中写道：“世之欲致其知者，往往轻视夫格物之理，抑何谬也。……所以泰山之高，非一石所能积。琅玡之东，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钟。格物之理，微奥纷繁，非片端之能尽。此则人之欲致夫知者所不可不辩也。”第二篇答卷的大意则是：“从来主静之学，大人以之治躬，学者以之成学，要惟恃此心而已。……盖静者安也。如莫不静、好静言思之类。是静如水止，而停畜弥深，静如玉之藏，而温润自敛。……盖以气躁则学不精，气浮则学不利……能静则学可成矣。不然游移而不真见，泛骛而多弛思，则虽朝诵读而夕讴吟，主宰必不克一也，又安望其成哉？”

    二试的题目是策问“论废八股兴学论”等。李叔同答曰：“窃思我中国以仁厚之朝，何竟若是委靡不振乎。而不知其故实由于时文取士一事……昔时八股之兴以其阐发圣贤之义理，可以使人共明孝悌之大原。至今时则以词藻为先，以声调为尚，于圣贤之义理毫无关系。胸无名理，出而治兵所以无一谋。是此革旧章，变新制，国家又乌能振乎？”

    李叔同再次入天津县学应试，课卷写时文两篇，一为《行己有耻使于四放不辱君命论》，一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前一篇讲外交使臣，后一篇谈资源开发。从当地报纸的报道中可知，这是当年亦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898年8月11日）天津府试天津县文童的正场题目。

    按照科举制度，科举考试的第一级是童生试，简称童试，亦叫小考、小试，应考者成为童生，也叫文童。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部分，院试录取者即为生员，也就是秀才。由此种情形看，李叔同应参加了当年的府试，但报纸上提到的天津县府试录取人员名单中，并没有李叔同。李叔同后来1902年、1903年参加乡试，是以监生资格应试。所谓监生，一般是指凭捐纳而得到的出身，没有入府州县学而欲应乡试者，须先行捐纳，得到监生资格。袁希濂在《余与大师之关系》一文中曾提到，1902年各省补行庚子恩科乡试，李叔同属于“纳监入场”。近来有研究者根据南洋公学的档案，找到了李叔同监生资格的来历，系光绪二十六年在湖北赈捐局案内报捐，即1900年捐纳所得。

    李叔同在前文中说，中国臣子不读一书，不知一物，“抱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是其在家时已忝然无耻也。即其仕也，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耄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一旦衔君命，游四方，只能贻强邻之讪笑。从对官僚腐败的谴责中，可见少年李叔同对时事的确有一定的见识。

    在后一篇文章中，李叔同讨论了如何改进中国矿产的问题，并觉得培养中国自己的“矿师”最为重要。在文章的结尾，李叔同写了这样一段话：

    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

    拿这段话与李叔同三十岁以后的生活态度对照，是相当一致的。不过，在当时李叔同的眼里，士的身份仍然是最重要的，士有为天下风俗表率的责任，士应该看重的是孝悌，文艺尚在其次，无异于说士人的道德修养要更重于艺术成就，李叔同最后由尘世而归于佛门，或者与此种追求有关。

    连续两年参加县学考试，说明他试图走上的是一条父亲曾经走过的道路。对于年近弱冠的李叔同来说，功名纵使不是一种诱惑，也是必备之物。尽管在这以后他南下上海，但并没有放弃登上仕途的努力，包括后来进入南洋公学特班，还是希望有机会获取科举功名。

    在1900年前后的这几年间，清政府的命运风雨飘摇，科举考试也不能正常进行。1900年初，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皇储）后，曾宣布于当年开恩科乡试，次年会试，但因为庚子乱作，未暇举行。1901年，清政府颁布新政诏书，废除八股，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三场试四书五经。1902年秋，各省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李叔同当时在南洋公学特班学习，以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前去应试，但未能如愿。

    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天，李叔同参加了一生最后一次科考，这一次，他是到河南省城开封参加异地举行的顺天乡试——庚子之后，作为对义和团的惩罚措施，京津直隶及山西等地，被禁止在五年内举办科举考试，1902、1903年的顺天乡试都借地河南开封。这次考试的结果，李叔同仍然名落孙山。

    在传统社会，读书人仕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极少有人能够少年得意，一帆风顺，大都要经多年磨难方能成正果，如李叔同这般接连遭受挫折的大有人在，这不过是在功名之途上跋涉的开始。然而，时代变化了，这个时代的士子们感受到的不只是劳其心、苦其志的压力，世道行情也正在逼迫着他们，压缩着他们的生存空间。

    李叔同应该知道，父兄曾经走过的路已经越来越窄了。在他为仕进而读书的这些年里，国家的局势变幻难测，政治气候起伏不定，先有甲午战争的惨败，接着是康梁变法的流产、庚子八国联军的入侵，一波一波的社会动荡直接牵涉到万千个人的命运。民族厄运的强烈刺激，使得在四书五经中孜孜苦求的士子大梦初醒，突然发现所谓代圣人立言已经毫无意义，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洋务不能不知，西学不能不明，圣贤八股与西洋技艺完全是两回事，在变化的时代，不识时务没有出路。

    李叔同在天津书院求学时，就已经对这种转变有所体验。1896年有消息称，天津各书院奖赏银将减去七成，归于洋务书院，这使李叔同发出了“文章虽好，亦不足以制胜也”的感慨。不过，他当时引用了小友朱莲溪仿写的《神童诗》表达了他的态度：“天子重红毛，洋文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糟。”

    这类旧士子的嘲讽之作虽然当不得真，但也可见社会上一般人对习事西洋艺学的态度。在社会变化的大潮面前，李叔同多少对传统还有着一丝眷恋。

    几经努力，李叔同还是没有赶上科举的末班车，父亲的时代已经逝去了，他不可能如父亲一样考到50多岁。在这几年间，科举制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奏请罢科举，清政府旋即下谕曰：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像其他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一样，李叔同的仕进希望被彻底断绝了。总之，旧路已走不通，对李叔同这一代士人来说，他们必须进行抉择。

    事实上，在1905年赴日留学前，李叔同虽然追求仕进，但他的人生道路已经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化。20世纪初年，是一个令人无法逃避的噩梦般的年代，国家遭受了外敌的践踏，山河凋敝，社会不宁，民瘼疾深。江河日下的清帝国风雨飘摇，昔日的歌舞繁华已成过眼烟云，这种沦落的情景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心头之痛，也牵动着李叔同的心绪。与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他痛感国脉不振，对百姓的无动于衷不无失落与惆怅。

    南洋公学学潮后的几年间，上海风潮迭起。1903年，拒俄运动波澜再起，紧接着是《苏报》案发生，学界情绪日盛一日。宣传革命思想的著作在青年学子手中流传，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秘密成立。1905年，上海又成为抵制美货运动的起源地和中心。这些事件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清政府的统治，风云变幻的时代正向青年人发出呼唤。

    李叔同在离开南洋公学后，据说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没有证据表明李叔同曾经卷入了这些活动，但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了解的是，在这期间，他曾经参加了沪学会的某些活动。

    沪学会是1904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一个知识界团体，宗旨是研究学术、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图谋学界之公益。沪学会成立过义务小学，招收贫寒子弟读书，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沪学会支持过美国教会学校清心书院学生的罢课行动，还召集各学堂代表举行学界大会，刊印宣传画和传单，表现非常活跃。在参与沪学会的活动中，李叔同撰写过《文野婚姻新戏册》，并系之以诗，这四首诗后来发表在留日学生创办的《醒狮》杂志上：

    床第之私健者耻，为气任侠有奇女。鼠子胆裂国魂号，断头台上血花紫。

    东邻有女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

    河南河北间桃李，点点落红已盈咫。自由花开八千秋，是真自由能不死。

    誓渡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

    从这几首诗中可以看出，李叔同的戏册是为宣扬婚姻自由而作。在20世纪初年的社会，婚姻自由是一个热门话题，呼唤人性解放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联系在一起，是当时知识界大力鼓吹的内容。将婚姻自由与“断头台”“自由”“血花”“国魂”之类的字眼放在一起，表明的正是李叔同这一时期对改造社会充满的激情，血脉贲张，激情澎湃，一扫旧文人的习气，呈现出慷慨少年的胸怀。

    在这几年的生活中，李叔同明显地与自己家族的命运做了告别。

    不过，李叔同还需要找到现实的出路。母亲去世，科举之路已经堵死，为自身的前途计，李叔同选择了留学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立志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对西方持以更开放的观念，与中国相比，学习西方的成效更为显著。及至甲午一战，中国一败涂地，于是引起国人思想上的震惊，以为日本之进步，可为中国模仿之对象，由此而有留日活动。

    到20世纪之初，留学日本为国内新青年广泛认同，络绎东渡者相望于道。滞留日本的留学生最多时或称有1万2千余人，或称为8千余人。此种情形的出现，一半是因科举制废除后，国内士子为寻求出路，不得不作这样的选择；一半则是当时有救亡心愿的爱国青年视留学为救国途径，想知道日本因何而强，照方抓药，以救治中国的弊病。

    李叔同留日的初衷，大概也不出此二端。

    1905年秋，李叔同在安葬母亲之后，东渡扶桑岛国。临行前，李叔同用一首[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凇坡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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