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们少数民族为什么爱自己的故乡？
我觉得这是个无礼且无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故乡呢？这是我的回答，虽然用反问句回答别人的提问不够礼貌。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故乡呢？这不是本分吗？而且故乡可爱。后来我想这句话，感到它是一个可以成立的问题。我看过，真有人不喜欢自己的故乡，我也不喜欢一些地方，这是一个问题。
不清楚别人喜欢自己故乡的理由，我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少数民族的民歌都在歌颂自己的故乡。民歌是宝石，不欺人也不自欺。内蒙古能够搜集到的民歌有四五千首，其中一多半的内容在夸赞故乡有多么好。这些歌夸山峰、河流和草地像夸一个人的衣服、帽子一样，就是好。从民歌观察，故乡是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住也住不够的天堂，其它民族包括汉族也有这样的民歌。这时我们注意到，爱故乡是爱丰厚饱满的大自然，包括清澈的河水、植被良好的山川和土地。于是，我回答那位朋友提问的第一个回答是：热爱故乡首先是热爱和谐生长的大自然，而不仅仅是热爱自己的出生地。要不然，为什么不热爱自己出生的产房或产床呢？
一个人降生到世上，从大的方面说，他要接受两方面的东西：一是前面说的大自然，可见可闻可跑可爬，神奇阔大；二是文化，是他不得不接受的仪式、解释、命名、标准和表达方式，包括喜悦、悲伤、愤怒的样式和理由。细一点说，还有音乐的旋律性、服装样式，这一大堆东西构成人的核心价值观。我从小到大没听说过蒙古人有不赡养自己老人的人，这只是文化所形成的价值观的一部分。文化在干什么？不仅构造价值观，文化还跟着这个人走。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文化上叠加、融合其它的文化，然而摆脱不掉原初的文化，他们热爱故乡实为热爱自己的文化。蒙古民歌、马头琴、马身上的汗味、牛粪味、婚礼赞颂词、民间故事都会激活蒙古人对故乡的情感。我回答那位朋友提问的第二个回答是：热爱故乡是热爱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
爱故乡的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祖先出生、恋爱、劳动和死去埋葬的土地叫故乡。我们怀念自己的祖先，只须爱这片土地就够了，地下有没有矿藏和天然气都没关系，没有比有还好，免受劫掠。不爱祖先或者记不住祖先的人自然不爱故乡。
专家们还能提出热爱故乡的第四、第五条理由，我能说的只有这么三条。但这三条能够解释许多人疑惑的一件事：他们的故乡那么落后、那么贫困、那么不现代化，有什么可爱的呢？祖先、大自然和文化永远居于电器包括高速铁路之上，也居于财富之上。事实上，有人把文化看得比楼房更尊贵。不管你能不能理解，事实如此。
然而——下面这个假设但愿没有——故乡的大自然被破坏，河水断流、草原沙化，热爱故乡的人还去爱啥呢？同样的道理，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全球化的、传媒化的、同质化的流行文化所淹没，爱故乡的人只剩下两手空空。
沙日拉咩绕，我的马
我父亲那顺德力格尔第一次来到沈阳是在1948年11月2日。他们从塔湾进入，这里是沈阳的西北角。地上铺一尺多厚的雪，马奋力抬蹄，再踏进去，跑不起来。国军的黑飞机从树梢那么低掠过，倾洒机枪子弹，像泼水似的。马跑不动，骑兵们活下来全靠运气。我爸现在说国民党的黑飞机，还咬着牙不松开。“它们横着飞，斜着飞，人和马都害怕。机枪子弹沿一趟线突突下来，地全开花了。人马中弹，血化开炕席那么大一片雪，地上出来一个血窟窿。马的血比人多。”
马累出汗，脖子上的毛聚成小绺，骑兵们冻得打哆嗦。11月份，他们穿单衣单裤，这是黄炸药染的土布军装，但炸药不抗冷。他们进城没遇到抵抗的国军。十几里外的城中心传来密密麻麻的枪声。我爸所属四野骑兵二师十三团，他们刚刚从长春赶过来，和四野主力一起解放沈阳。
我爸骑一匹白马，蒙古语叫“沙日拉咩绕”（略带杂毛白色的马。蒙古语中，沙日拉指略带杂毛白色的；咩绕指马），他的马像一个细心的战士，和他一起走过战火。黑飞机过来扫射，战马要有足够的意志力隐忍不动。马如果毛了，疯一样窜出去，就成了敌机第二轮扫射的目标。这些，战马都懂。马在战场见过无数死人，见过人趴在死人身上痛哭，见过人拖着五六米的青色肠子在地上爬。从长春开始，骑兵二师和四野一个朝鲜人的步兵师穿插行军。骑兵目标大，夜里行军。朝鲜步兵师白天走。那时候，八路军（四野官兵习惯自称八路军）占领了东北的土地，但天空还属于国军，天天狂轰滥炸，到夜里才歇着。进城是在早晨5点钟，连长罗保传令：“整理军容风纪，显示八路军的威风。”骑兵们夜里行军身裹日本人的军毯和土匪的羊皮袄，接到命令，他们全都挺起胸脯，显露四野的胸章。“要不然，”罗保说，“老百姓以为咱们是土匪呢。”城里是一片荒凉的平房，无人瞻视他们挺胸的丰姿，老百姓都跑光了。
骑兵二师全由蒙古人组成，每连一百个战士、一百匹马、一百杆三八大盖（苏军收缴日军装备，转配四野）、一百把哈尔滨产马刀。我爸说哈尔滨的马刀照日本军刀差远了。好马刀不是好菜刀，它的刃有五分钱硬币那么厚，刃不能开。好刀接连马的冲力与骑兵臂力，一刀下去可削掉半边人身，它哪是刀？是一下砍断五、六根骨头的薄钢板。刀下去砍不到人，骑兵会一头栽到地下，这是多大的力量。我爸他们挺着脸脯走在街上，路边立着电线杆子，这是大城市的标志。塔湾之无垢舍利塔立在前方几十米，雪落在一层层的飞檐上像撑着白伞。“咣——，咣——，”一阵爆炸响起，声音静下来。他们接着往前走，电线和树上挂着人和马的碎肉，炸药染的军服碎片。
“尖兵班全没了，十二个人，他们全骑着白马。”我爸说，“不知道是什么炸了，炮弹，也可能地雷。”
战争的仇恨是一点点积累的。我爸所在的十三团一连官兵是乡亲，有亲戚关系。我爸的战友中有他的叔叔、伯伯和舅舅。一起出来当兵却不能一起回家，让活人悲伤。战马是骑兵从自己家里带出来的坐骑。我爸的“沙日拉咩绕”是我爷爷彭申苏瓦参加内蒙古自治军的马。我爷爷在飞驰的马上用步枪左右开弓打碎东西两侧二百米外的四块青砖。他的枪技离不开马的配合，马跑得稳，枪打得才准。我爷爷回家养伤，我爸骑这匹马入伍，编入骑兵二师。那年我爸18岁，马6岁。
马跑到最快，四个蹄子像攒在一块儿，又撒开，像一块风里的云彩。天下没有战虎战狼战猪，却有战马。马把自己的命搭在人的命里，他们是死党。骑兵们进了沈阳，一厢待命。步兵在每一条街上打巷战，“噼哩啪啦，噼哩啪啦。”我爸说，“步兵跟他们干，我们等着。”在攻城的战斗里，骑兵像老鹰一样待在城市外围，阻击敌方援兵或从步兵防线逃出的溃敌。马要有马棚，我爸他们团进驻铁西一家面粉厂。他们找来找去，发现面粉厂有大棚，里边垛一袋袋白面。“马住棚里，我们吃烙饼。白面还是白面，没油烙出来也好吃。”他们卷着饼往嘴里塞，手里抓另一张。枪声停了，零星的枪声也没了，他们举着烙饼欢呼胜利。骑兵们爬上房顶，看见缴械的国军排长队走过来，被解放军战士押解，蜿蜒十几里。国军的军装有两种，一种土豹子样，比八路军好不到哪去；另一种美式哔叽夹克。“漂亮，”我爸说，“被我们的人押着，全套美式装备。”
骑兵的烙饼只吃了一天，沈阳解放了，他们领命追击另一股土匪，匪首叫胡图林嘎。土匪边逃边散，追到开鲁之后，土匪没了。国军和土匪都怕四野骑兵，但骑兵怕老百姓。四野军纪严明，老百姓一告状，违犯纪律的人就要倒楣，最轻也挨连长一顿拳脚伺候。土匪进村，上门抢粮食草料，八路军哪敢抢？抢老百姓，会被军法官枪毙。骑兵们不会说汉语，兜里没有钱。他们向老百姓作揖陪笑脸，像要饭一样为马讨要谷草。八路军有一奇技——写借条，写上借谷草多少斤，粮食多少斤，全国解放之日偿还。我爸读过私塾，通蒙古文满文日文。他写了无数借条，一挥而就。汉族老百姓不懂蒙古文满文日文，连汉文也不认识，笑笑，把粮食草料送给骑兵。马有吃的就好了。马爱吃铡的细碎的谷草秸杆。“刷刷刷，像吃水果一样。”我爸替马说，“这是冬天，到夏天更好，有青草了。”
夏天，若无战事，骑兵们把鞍子、笼头从战马身上卸下来，领马到草甸子上玩。我爸上河边给白马洗澡，用刷子刷马。马舒服，用鼻子蹭人胳膊。我爸在草甸子跑，白马后面追。人躺在草地上，马低头闻他的头发。“可好啦，马呀！”我爸说，“像小猫小狗一样，它知道这是玩呢。”他骑在马上最爱唱一首歌，这个歌从成吉思汗时代传下来——“蒙古人战胜多少苦痛，完成的大基业，蒙古骏马立下了大功。像蒙古人有天那么高的志气，蒙古马的力气啊真是无穷。”蒙古有许多赞美马的歌曲。《巴音杭盖》唱道：“可汗的行宫边上，带嚼子的骏马神气地披着黑缎子。云彩似的马啊，追赶前边的云彩……用黑豆喂的滚瓜溜圆，用绿豆喂的滚瓜溜圆，我的花白头发的爸爸留给我最好的马……最有名的北京城啊，城里吉祥还繁荣，手捧一堆现大洋，也买不来一匹大走马。最有名的南京城啊，城里文明还繁荣，从怀里掏出来85两银子，也买不到一匹好走马。我的马呀，人人都喜欢，它的额上有一块月牙斑。”
唱到这儿，我爸每每发表不同意见。骑兵认为带月牙斑的马不吉利，没人骑这样的马上战场，心里硌忌。我爸说他的沙日拉咩绕是最好的马，因为它是白马。成吉思汗的坐骑就是白马。大汗养了70匹骒马，产马奶供他饮食。我爸说他的白马睫毛也是白的，像翅膀一样乎搭乎搭眨麻。这匹马静立如雕塑，脸上血管隆起，它的蹄子像四块大玉石，眼睛比黑水晶还要黑。白马救过我爸的命。1947年5月，骑兵行军到开鲁县保合屯一带山坡下暂休。不到10分钟，哨兵跑过来，说山后抄来5000多国军（不一定有这么多，哨兵吓坏了）。休息的骑兵，人不离枪，马不离鞍，他们上马就跑。国军见蒙古八路逃遁，放枪射击。马爬山动作大，我爸摔了下来，腿摔伤站不起来。白马围着他打转，密集的子弹打过来，石头冒火星。马恨不能扶他起来，可惜没长手。我爸拽着马蹬爬上了马，追上部队。晚上宿营，我爸摸白马的前额——马喜欢人摸它的前额。“马啊，你救了我的命。”马低下头，闻他的胳膊，“可惜它不会说话，但能听懂我说话。”
打四平，骑兵驻扎离城八里外的村子。国军黑夜白天轰炸，八里之外仍觉地面震动。四平攻下来，骑兵进城。他们看到国军钢骨水泥的碉堡连成一片，“碉堡前是什么？”我爸伸出手，却在抖，“八路军的尸体垛成垛啦，一丈多高。”骑兵从近百米长，比人还高的死人垛前走过去，我爸察觉白马浑身都在抖。血水流在壕沟里，上面落一层尘土。马闻到八路军战士血的味，不敢往前走了。骑兵下马，摘下帽子，沮丧地走过去，马垂着头。牺牲者一人压着另一个人，摞着，血穿过尸体流进壕沟。我爸不敢看血流，但还是偷眼看。血从人垛滴答下来，汇成细小的河流。
“最难受的不是这个，”我爸说，最难受是看马寻找牺牲的主人。1948年8月，他们在开鲁县好宝营子遭遇60多个土匪。骑兵叮咣一顿袭击，消灭了大半土匪。匪首带几个人钻进了苇塘里。芦苇宽广好几亩，我明匪暗，八路军进去一个被打死一个。巴图、却吉、杜楞扎那、东山，一共四个人被土匪打死，都是我爸的长辈。后来，三班长青龙不知采取什么办法爬进苇塘里面，用手榴弹炸死了土匪。他们用刺刀在山坡阳面挖一个大坑，铺上柳条，掩埋战友。遗体洒上一层柳树叶，盖土，用马踩过去。这时候，巴图叔叔的白马、却吉大爷的枣红马、杜楞扎那舅舅的白马，东山叔叔的黄马像疯了一样找它们的主人。这些马在队伍里钻来钻去，见到人就闻他的腿，闻他胳膊。骑兵们哭了，我爸手扶鞍子放声大哭。马还在找，慌慌张张地钻来钻去，鬃毛如乱发洒在脖子上。
骑兵们骑着战马踏遍东北的冰天雪地，看过漫山遍野的山杏的白花，长在石头里的杜鹃的粉红花。他们唱着成吉思汗时代的战歌前进，脖子上挂着在庙里请的护身符。子弹不长眼睛，上战场谁不怕死？有了佛爷的护身符，心里踏实点。我爸头一回参加战斗，枪一响，白马的身体一阵阵激灵，他身体跟着激灵。“枪声大了就好了，”他说，“谁也不害怕了。”他原来有他奶奶努恩吉雅给的观音菩萨护身符，后来部队不让战士戴佛像，说革命军人不兴这个。我爸不敢扔菩萨像，又没地方放，急得团团转。一次，他在老乡家后院发现一处石片砌的墙，就把护身符塞进墙里，看四外没人，跪地祈祷：“菩萨呀，不是我不戴你，是指导员不让戴。要惩罚就惩罚指导员吧，菩萨保佑我和白马别让子弹打死。”这一番祈祷的效用深远，我爸于枪林弹雨里无恙，文革被吊打15天15夜没死。这20年中，他主编出版从古至今蒙古族文学汉译作品典籍12卷，为蒙古文化史上第一人。菩萨一直在保佑他。
我从小对“骑兵”这个词敏感。上小学时，军分区在体育场举办阅兵式，骑兵骑马走过主席台前，马刀竖在肩膀前闪闪发光。那时候，大喇叭放一首铜管吹奏的《骑兵进行曲》——咪多来咪咪，咪多来咪咪，嗦嗦多来咪——忒雄壮。在乐曲里，你看战马高昂着头，鬃发一抖一抖，蹄子灵巧地翻盏，那真叫威武雄壮。
赤峰体育场的主席台很小，司令脸上有麻子。我爸的白马比赤峰骑兵老十四团那些马厉害，它参加过开国大典。当然是我爸带它参加的。他骑着白马和战友一起接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检阅。1949年，骑兵二师划归内蒙古军区，组成一个白马团，一个黑马团出席天安门广场阅兵式，我爸在白马团。8月，他们进驻清华大学边上一个叫清河的村庄。那时候，北京到处流布国民党的谣言。村里风传：共产党的鞑子兵茹毛饮血，割人耳朵。骑兵们受到歧视却不知缘由。我爸说，村里人供刺猬为神灵。刺猬满地爬行，若被马踩死，老百姓很不高兴。但战马偶而会踩到刺猬老爷，民运干事点头哈腰跟村民道歉。团长下令，全心全意爱护刺猬，谁踩刺猬，谁受处分。我爸差一点受处分，但不是因为刺猬。1948年5月，他们和国民党正规军在突泉县对阵，消灭国军一个连。我爸心眼多，他留在连队后面，看连队走远了，偷回战场拣洋捞儿。他拣到六尺白布，一条雪茄烟，然后追队伍。连长罗保发现此事，非常生气，说：“你个免崽子，我要处分你。”我爸把雪茄烟双手举过头（按辈份，罗保是他远房爷爷，原为日本骑兵军官）。我爸7岁已开始吸烟，不得已才把这么好的烟交出去。罗保吸雪茄烟，很入迷。我爸问：“罗保爷爷，我的处分……”罗保说：“我再吸一根。”他又吸了一根烟，说：“下回处分你，这回算了。”
“怎么处分？”我问。
“禁闭3天，或7天、15天不等，再严重送军法处。”
八月份，清河村外的草甸子正开黄花、红花、白花，战马把花朵全踩灭了。骑兵每天训练战马横竖成排，类似现今马的盛装舞步，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上级要求骑兵团走过天安门时，战马横竖成排。骑兵要把提振缰绳和双腿夹马的功夫掌握纯熟，控制行进速度。天天练，他们练了两个月，人与马达成难以言传的默契。白马在草甸子一排排走过去，迈着小碎步，非常整齐。
1949年10月1日，内蒙古军区骑兵二师白马团和黑马团凌晨5时从清河村出发，7时到达北京东单。骑兵们头一天发了棉布新军装，马在水泡子里洗了澡。每人领到半块肥皂，给马洗澡。马洗完澡，晚上用缰绳吊起来，不让它躺着睡觉脏皮毛。夜里，骑兵们领到铁盒的金鸡牌鞋油，马靴擦的油光锃亮。到了东单，团长下令给马蹄子刷上黑鞋油，白马挺神气。检阅开始，骑兵走到天安门城楼前，我爸心里默念“白马你千万别走错，好好走”。他的汗把军装湿透了。大喇叭传出总参谋长命令：“向右——看！”右侧是城楼。我爸把脸偏向右面，但眼睛斜回来盯马头。他的战友也都向右转脸，眼盯马。谢天谢地，马走得很整齐，没出错。但骑兵们遗憾，没看清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的面庞。
1950年9月，骑兵二师赴通辽集结，准备赴朝参战。等了几天，中央军委说入朝作战，预计伤亡很大，少数民族部队不入朝。内蒙古军区司令乌兰夫要求部队把战马捐献给志愿军。
捐出去战马，骑兵很痛苦。9月10日，我爸和另外六名战士牵着全连100多匹马来到通辽火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是战马。我爸抱着白马的脖子，摸马的额头。马闻他胳膊。军需官下令：“一连战马上车！”几块木板搭在黑铁皮车厢上，他们把战马一匹匹牵上火车。我爸让白马呆在边上，最后牵它上火车。白马上了车，回头看他。我爸心都快要碎了，咬着嘴唇才没哭出声来。回到连队，我爸走进了空荡荡的马厩，不禁痛哭。他病了，在炕上躺了两天，脑子里全是白马的模样。一合眼睛，就见白马走过来，闻他的腿。科尔沁有一首情歌《乌尤黛》，说一个男人想念女人乌尤黛。连里有人唱这个歌，让我爸更痛苦。歌里唱“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乌尤黛啊嗬。半夜起来把白马刷了一遍。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乌尤黛啊嗬。半夜起来把青马刷了一遍。我要是蝴蝶呀，落在你的领子上，天天把你瞧。可惜我不是蝴蝶呀，眼巴巴看你转身离去……”我爸“呜呜”地哭起来，觉得他比这个男人惨——半夜起来，白马却没了。那几天，骑兵们的袖子上沾满了眼泪，想念战马。
1954年，我爸的思马病再度复发。他不断写文章，写对马的思念，心情好了一些。他写一首诗，题目叫《银色的白马》，写“沙日拉咩绕”——他的战马。此诗发表在蒙古文学期刊《花的原野》上面，得了奖，奖品是一枝铱金尖英雄牌自来水笔。
昨晚，我爸我妈并排坐沙发上看电视，电视播报普京当选俄联邦总统，他在群众集会上面现泪痕。我爸以手按眼窝，我妈说“普京当总统，你哭啥？”我爸站起来，摇摇头，左手拎下坠的紫红毛裤，说“我想起了我的马”。1950—2012，62年。我爸今年83岁，他在想念他的马。他说：“闻呀，闻呀，可能一个人有一个味吧？马用鼻子闻你……”他的声音走样了，拿手绢擦鹰勾鼻子上的眼泪，说“沙日拉咩绕，我的马……”
听到了血流的声音
我堂兄朝克巴特尔生长在牧区，我四五岁的时候去过他家——哲里木盟胡四台村，这也是我父亲的故乡。之后十年，朝克巴特尔像学者回访那样到我家赤峰市参观学习。我爸交给我一项任务，领他上街。
我领他走进一座楼房，入电梯。电梯门从两面合上，吓他一跳。我伸出三个指头，然后按“3”，“3”红了，梯微颤，门开，我带他出去。我说这是三楼，朝克不信，他刚还在楼下仰视巍峨的楼顶。我领他从步行梯下到一楼，说明我们刚才坐电梯的经历，他还不信。我再次拉他进电梯，到三楼并从窗口往下看，马路上的人渺小地行走，朝克大惊失色。于是对电梯极为崇拜，认为这个狭窄的金属房子是神的房子，说什么也不敢坐它下楼。我对他进行启蒙：电梯即电房子，把人垂直拉到各楼，由电控制。朝克生气地反驳我：电在电灯里面，不可能控制一个房子。
今年春节，朝克巴特尔扛一只冻得梆梆硬的羊来到我们家。他头发全白了，对我说：他已经领悟到电或电池让人在收音机里唱歌、在电视机里跳舞，但不足以让房子腾升，那是另外的神秘力量。电，不过是冒火星的、小巧的、在胶皮线里乱窜的小玩意儿。
我和朝克巴特尔均为独生子。许多年前，当大伯告诉朝克我是他弟弟时，他在我身上也发现一些乐趣。
那年，即我四五岁到胡四台，被一只羊羔吓哭了，以为是狗。朝克和堂姐们哈哈大笑，讲解羊和狗的区别。我不信，以为他们骗我。见过狗，我以为是狼，越发大哭。朝克越发大笑，用脚踢“狼”。
在胡四台村，朝克巴特尔飞身跃上无鞍烈马，奔驰至远，让我视为天人。朝克一家和当时的全国农民一样穷，他的衬衫下摆和袖子都褴褛掉了，仅遮肩背。这件衣裳在我看来很神奇，在马背上飞扬如帜。他穿这件衣服在苇草里发现野鸭蛋，找到酸甜可口的蓝莓。朝克和我走在沙丘下面，他停下倾听，快跑几步，用手接住一只从上面滚下来的刺猬。在茫茫的沙漠上，朝克聪明健壮。他看我的笑容半是嘲笑半是爱。一个城里人在乡下的土地上不怎么会走路，不怎么会吃饭喝水，给他们带来欢乐。就像朝克在城里给我们带来欢乐——他用颤抖的手慢慢摸电梯门，“嗖”地缩回来。
我第一次到胡四台，在堂兄家吃到野鸡肉——肉丝雪白。我一人吃掉两块胸脯，余下的肉被我姐塔娜吃光。朝克和众多的堂姐站着看，面带笑容。大伯招待我们的佳肴还有一小碟葡萄干儿，一小碟红糖。许多年后才知，野鸡和那么少的葡萄干儿、红糖是他们从供销社赊来的——秋天用五十公斤玉米偿还。事实上，大伯两年之后才还上这笔债务，因为当年的玉米扣除口粮后不足五十公斤。平日，他们果腹之物是轧半碎、炒过的玉米。如果玉米碾成面，就不够吃了。他们从未吃过野鸡肉和葡萄干，连玉米面都未曾饱餐。在山上捉到或挖到的山禽与草药，送到供销社抵债，偿还赊欠的红茶、盐和煤油。因此，回想当年他们那么沉静地观看我吃野鸡肉仍带有笑容，实在让人感叹。
那个年代，他们家没钱。他们有幸一睹钞票是每月乡邮员驰马而至，喊大伯名字并将其右手食指按向鲜红印泥再拔出来按在一张纸上，而后交给他们15元钱。这是我爸从1950年挣工资以来每月寄来的钱。这些钱隆重地积攒着，后来流入医院收款处。伴随穷人一生之物，除去饥饿，另一样就是疾病。
血缘是这样一种东西，超越城乡差距和所谓知识，在独有的河流里交汇，彼此听得见血流的声音。大伯去世后，我爸悲痛不已，痛哭、独语，几个月缓不过来，我们并不劝他安静。劝人节哀实为文化的虚伪中最虚伪的一种。人生连一场痛哭都不曾享用，灵魂何以自如呼吸？我爸经历过战争，在文革中被打为重残。自我曾祖母去世后，他从没流过泪。他七十多岁了，从自己房间踉跄而出，看着我们，说：“你大爷死了。”尔后泪水蒙住他的眼睛，像胶在结膜上哆嗦，化为眼泪大滴落下。他本来想说许多话，但说出这一句就说不下去了，喉颈吞咽。因说不出话而全身颤抖，只站着，盯着我们，样子很吓人。我们报以沉默。少顷，他失望地走了，回自己房间。过一会儿，我爸还会走出来，告诉我们：“你大爷死了……”充沛的泪水滚滚而下。
父亲的正直，我早有感受，而他在失兄之痛中的纯真情感让我惊讶。那几个月，他回忆了大伯的一生，并用泪水送走这些回忆。
朝克巴特尔今年和我见面，我用笨拙的蒙古语和他对话并给他买一些东西，我爸很欣慰。在他的房间里，我爸拿出去年在现代文学馆开会的照片，拿出记有他事迹的内蒙古骑兵典藏纪念册，还有登他传略的《蒙古人物志》向朝克巴特尔述说。我堂兄听得很吃力，我爸讲得很从容。我感觉，我爸其实是说给一个老牧民——即大伯听……
阳光碎片
胡四台的白天和夜晚像两个地方。这么说，早晨、中午、下午都不一样。8月的太阳像卸车一样把热量倾泻在科尔沁沙地，周遭白花花的，人被晒得睁不开眼睛。最热的时候，空气里如有声音“嗡——”，这是阳光照在沙漠上的音波，传自太阳。在白天，胡四台的房子和沙漠颜色相似，燥白，树和庄稼发灰。一切静悄悄的。到了傍晚，村庄开始一点点蠕动。我是说，炊烟和小孩游动时，狗和毛驴在动，房子也走动起来，像从冰块里活过来的鱼。玉米恢复黑肥之绿，饮马的石槽淡青。我哥朝克的房上有瓦，明黄色。鸭子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竟有一群，蛋囊岌岌乎坠地。人们出现在家门口，全有笑容，世俗生活又回来了。
这是说傍晚。而早晨，胡四台又如另一个地方。空气的潮湿，可称为晶莹。沙漠金黄，我哥的屋瓦润红，这是雇拖拉机从甘旗卡买来的。马向我们致眨眼礼，睫毛俊美。杨树的树干白里透青，挺拔如俊男，真是“宫娥不识中书令，借问谁家美少年”。屋脚丛草沾露，朱雀、绣眼、冠纹柳莺，还有山鹛在羊圈横木和马棚顶上俯仰乱唱。保刚开始洗头。
吾侄保刚对我放在窗台上的一瓶洗发水发生兴趣。在我沐头之前，他不知这个鲜艳的塑料罐里装着什么东西。我倾之浴发，泡沫如棉花，屡搓屡出。保刚赞叹：“这才是最好的东西。”然后，开始仿试，用洋井的凉水一日洗10遍。作为叔叔，我赞许贤侄清洁，但受不了他的歌声。保刚洗头必唱歌，唱歌必唱流行调“明明白白我的心”。吾我尔汝，情倾爱哀，一派洋泾浜汉语。
在胡四台，草木山川甚或人的相貌都为蒙古民歌而设，苍凉恒远，像天空飘来的绸子。保刚这个小兔崽子用轻薄歌辱杀了风景。有一天，保刚丢了5元钱，遭嫂子叱骂。我于心中发言：骂得好！骂得好啊！并用指骨叩桌，使吾嫂的詈骂加入板眼。
进夜，我住的东屋成为议事堂。我与朝克坐炕之两厢，中置饭桌杯盏，地上站立女人和孩子。朝克谈经济，如玉米之销售收入；谈教育与文学，如酒后教他孙子吟诵格萨尔王诗篇；谈未来，即保刚的婚事。谈完，“滋儿——”（酒过唇），问：“难道你不说一些什么吗？难道沈阳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女人和孩子都用表情拥护朝克的提议。
沈阳每天都在发生非常多的事情，但我说不清楚。沈阳制造的歼8—2飞机难道不是事情吗？春天广场时装秀，大街上有17000辆出租车飞快行驶，跟他说不清楚。我说：沈阳——蒙古语称之为“穆格顿”——有700多万人口，我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事情。
“穆格顿有700多万人口？”他们吸气，向上翻眼，嘴里“丝丝”地惊叹。借此，我吃点菜并喝酒。
“那么，”阿拉它姐姐吃惊地望着我，“你早上一开门，就见到好多人站着？”
好多人站着？那成专家门诊了。我告诉姐姐，在沈阳，出门见到许多人，无论早上、中午或夜间。
丝儿——他们吸气。
“没问他们在干什么？”朝克问。
“不能问。”
“为什么？”
我回答：“修自行车的就在修自行车，不用问。”
“在马路上走的人呢？”
我说：“也不能问。问‘你到哪里去？’那不行。工作，人们在工作。”
朝克小声对他老婆说：“他把走路叫工作。”
我嫂子更小声说：“喝醉了。”
我假装醉了，眯着眼睛，省得回答这些难题。我所喜欢的，是这么多张面孔和我血缘相通，一同沉浸在奶茶的气味和蒙古语的言说中。
有一天，朝克告诉我，“明天有人来看你，巴丹吉林村的满达老人，套车来。”
“是咱们亲戚？”
“没亲戚。他说想看一看沈阳人。”
我闻此言，何止意外。我不是经典的沈阳人，本生边地，侥机遇之幸于其间谋食，怎么宜人套车观瞻？
满达老人一早就到了。他的毛驴车上铺着红花绿叶图案的棉被，还有旧军用水壶。进屋上炕，敬茶，朝克卷烟双手递给老人。老汉喝一口茶，烟雾从鼻孔漾出，海狮胡子花白。
“沈阳的庄稼怎么样啊？”老汉开口问。
“沈阳郊县的庄稼很好。”
“唔。”老汉喝茶，问：“沈阳的天气怎样啊？”
“越来越热了。”
“可以种西瓜。”他说。过一会儿，又问“沈阳还有卖丝线的吗？”
半天，我想起马秋芬写的《老沈阳》提到中街吉顺丝房的事，说“已经不卖了。”
老汉拉过我的手，捏了捏，放下，说：“沈阳有很多蒙古人吗？”
“有7万人。”我回答，“大学里也有蒙古孩子，聚会的时候唱蒙古歌。”
“是吗？”老汉似乎感动了。
“是的。”
老汉看我，仿佛从我的面孔中看到遥远的沈阳，而后微笑着扳腿下地，划拉鞋，说：“我走了，到那什罕村的孙女家。”
上驴车时他转回身说：“沈阳好啊！我18岁去过，过去70年了。沈阳多好。”白嘴的毛驴，耳朵立而又平，像告别。
我目送老汉的驴车远去。他的言说像诗，像讲给自己听的话，很柔软，让人生出一种难过。谁能知道，科尔沁沙漠深处，有一位88岁的蒙古老汉心里在想沈阳。多年前，有他少年履迹或许还有爱情的沈阳。像英国古谣《苏格兰的蓝铃花》唱的：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火车
阿拉木斯是我二堂姐阿拉它的孙子，今年五六岁，颧骨上有个半圆的牙印，狗咬的。阿拉木斯爱笑，一笑，狗印跟着圆。他每天都梳着整齐的分头来我们这儿，水淋淋的，我堂姐给梳的。他前额有一绺毛不服梳，弯弯地探下来，使这个沙漠深处的小男人有了些时髦的意思。
我们去探望大伯，住在堂兄朝克巴特尔家。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亲戚们陆陆续续来到这里说话。朝克巴特尔家里像过去的生产队部一样热闹，旱烟味，狗和小孩在大人腿间钻出钻入。窗外木桩上拴着马，以尾扫虻。再远处是银镜一般的湖泊。
阿拉木斯随我二堂姐而来，同来的还有他的妹妹海棠花。海棠花胖而安静，她始终坐在二堂姐膝上，似乎连眼都不眨。她唯一的动作是趁人不注意时，用小胖手把丝袜从大腿娴熟地卷到脚踝。见有人观察，又悄悄卷回原处。这里方圆百里也没有穿丝袜的，她是唯一的淑女。阿拉木斯则不同，指天划地，大气磅礴。倘若哪个房间传来碟子、碗的破碎声以及人们吃惊的尖叫声，必与阿拉木斯有关。他高声申辩，并准备夺路而逃。不一会儿，阿拉木斯又笑吟吟地回到人们中间，带着脸上的狗牙印和那绺不肯后梳的颤颤的额发。
有天傍晚，大伙儿多吃了几杯酒，在东山墙的荫凉处歇息，看几十里外的天空打闪。近处，一队骆驼沿沙丘的峰缘走下来。这时，头顶出现一架双翅小飞机，防雹或做什么事情。大伙很激动，在偏远的牧区，能看见飞机被认为是幸运的事情。
朝克巴特尔说：“阿拉木斯，好好念书吧，长大开飞机去。”
大伙啧啧，表示这种选择太正确了。
想不到，阿拉木斯竟沉下脸，坚定地说：“不！”
朝克巴特尔问为什么，阿拉木斯不回答，低头大步在沙地上走，无论谁问都一律摇头。
阿拉木斯何以如此轻蔑飞机呢？后来，我父亲问，他才说要开火车。
阿拉木斯说，“火车大！”他呼地伸开双臂，并左右看自己双臂够不够大。“火车，这院子也装不下。还有，火车声音大，呜——”阿拉木斯的脸已涨红。他被火车的体积和震耳欲聋的声音所折服。这就是力量的象征。
显然，他认为天上的飞机太小了。二堂姐说飞机倘若落在这院子里，也很大。阿拉木斯不信，说“依嘻！”这在蒙古语里是表示鄙夷的感叹词。依嘻。
朝克巴特尔很不满了，说“火车，甘旗卡就有；飞机，通辽才有。”
通辽是一个市，甘旗卡是县城。“依嘻！”阿拉木斯摇摇头。所谓大丈夫威武不能屈。
“飞机上随便喝汽水，”朝克巴特尔又说，“火车上喝米汤。”
“依嘻！”阿拉木斯连头都不屑摇了。
这是出现飞机那天傍晚的事，我们对阿拉木斯的火车情结很钦佩。他对飞机的偏见也令人发笑。
我们走的时候，家族的人雇了一辆中型吉普送我们到甘旗卡，阿拉木斯也去了。在月台上，大伙等火车到来。我买了一些香瓜、杏和汽水，招待亲属。唯有阿拉木斯不吃，他焦急地向远方了望，或大步踱行。
车来了，我们忙于道别，搬东西。坐上位子之后，看到阿拉木斯远远地站着，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像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表情出神，那绺头发无规则地在风中飘动。
我心里一酸，想带他走，坐一坐火车，但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开车的时候，我看见阿拉木斯的泪水在顺脸颊流淌，那必是为火车而流。火车已开出很远，我感到阿拉木斯还在向这边看，二堂姐用手拽也拽不动，脚下像有了钉子；而海棠花正悄悄地用手卷丝袜。
继母
到胡四台的第四天，我爸说：“得看看你奶奶，咋也得去。”
他的口气虽然像商量，但很坚决。
塔娜因为感冒，头朝里躺在炕上，拿着一瓶风油精，听了这话，仿佛要笑出来。
她要笑的理由我了解。我奶奶是我爸的继母。曾祖母住在赤峰的时候，多次讲述一个故事，大意是：这位继母过门之后，把鸦片拌入黄油红糖的秫米粥里，以飨我爸。那时他三岁，最喜美味。就在这节骨眼上，曾祖母看出事情蹊跷，夺过碗，叱令我父亲的继母吃下去。我的曾祖母能在风平浪静中发现饭里有事，只是她一生所历奇迹中的一种。在我儿时，听曾祖母用蒙古语讲过全套的《瓦岗寨》和《三国演义》。曾祖母不识字，她年轻时听汉人说书，只一遍就能把几百万字的故事记下来，且转译蒙古语。书中人物相貌秉性、兵器屋舍乃至草木虫鱼，无不栩栩如生。当她平端尺多长的烟锅向前一戳，烟雾从唇齿浮漾之际，吐露故事可谓天花乱坠，而曾祖母则庄严如故，无论厮杀场面怎样血肉横飞，仍临危不乱，表示贵族身份的圆发髻高高挽在头顶所谓“百会”之处。面对这碗秫米粥，我爸的继母没敢接，“扑通”跪下了，我爷爷也跟着跪下了。曾祖母把这碗粥顺窗户泼向当院，一条狗欢快飞舔，仆地，替我爸死去。
我妈常在不同的情境下引用这个故事，使其产生奇妙的寓意。譬如我爸翻译书稿挣了钱的时候，酒醉以及拍案把筷子震挺高的时候，也包括他在小园里种了许多向日葵，窗前蜜蜂飞舞的时候。我感到我爸一次又一次从他继母的毒害中逃逸，他对我妈提起此事并无快意，倒不是怕死，仿佛别有感触。
我爸三岁已成阔人，以眼睛特大、偷瓜、飞掠马背和擅骂人驰名于朝鲁吐一带。他常站在墙头上滔滔不绝地，用无法称之为文雅的骂人话把富人小姐弄得不敢出屋，出屋亦心跳耳热。乡亲们知道，当我爸爸的大眼睛乌溜溜转起来后，就有人（包括庙里的喇嘛）和瓜要倒霉了，与我大伯的温良恰成对照。曾祖母将我爸昨日之种种称为聪明，并让大伯放羊，我爸念书。
他们跪了一宿，第二天被撵走。我爷爷彭热苏瓦早先是个当兵的，曾祖母独身抚养小哥俩。后来我爸也投军，远飙天涯，与其继母基本没有来往。而此时我爸这样说的时候，于我是意味着到供销社买礼品，于堂兄朝克巴特尔是套马车。
路上，朝克巴特尔翻来覆去地说自己种的玉米长势好，甚至停下马车指点。在南沙梁子下面，朝克巴特尔的玉米地高出别人一头，黑绿叶子肥大，像欧洲球员与亚洲同行站在一起那样。马车轱辘在沙窝里磨蹭着，不时把大胆探头的浅粉色的牵牛花轧过去。在车厢的花棉被上，陈虹和鲍尔金娜挺身坐着，腰身随车韵律一致地扭动，以手遮阳，像给玉米仪仗队敬礼。我外甥阿斯汗惊讶地盯着辕马的臀部，后者高傲掀尾，粪蛋滚滚而下。在我小时候，曾用包点心的红纸包一提溜马粪，放在辽河工程局墙外的大道上，等贪财的人来捡。等有人发现，见左右无人，弯腰捡那纸包时，我们从墙后探身爆笑，羞得那人疾走。
我奶奶住在依咪姑姑的东屋，破旧而凉爽，窗台玻璃爬满豆角的桃形的叶子。她躺在炕上睡觉，实际说不上睡，而是一个老人临终前的静寐，像在归途上等车。我们到来，依咪姑姑叫醒了她。她转过头，眼神是陌生的，宛如刚从另一个世界而来。即使对烟酒礼品也无眷恋之意。她身体非常柔软，九十多岁，已经坐不起来了。看得出，她年轻时姿色不同一般，即使现在，目光仍锐利，皮肤白而细。炕梢放一叠新衣服，内衣和外衣。显见是奶奶一俟咽气，就随时穿的。
“介……”（蒙古语，是，是的）。依咪姑姑的额头掐两行暗紫的血印，如扑克牌的方块，她笑着抚摸母亲的头发，意谓就是这样。
我爸大睁眼睛看老太太，半晌没说话。
依咪姑姑大声喊：“那顺德力格尔！那顺德力格尔依日介！契尼乎必希！”
“那顺德力格尔”是家父的名字。依咪姑姑的反复喊声，企图唤起我奶奶对那个大眼睛男孩儿的回忆。后面的话是，他来了，他不是你的儿子吗？
“什么？什么？”老人目光茫然，徒劳地寻找什么。她什么也认不出来了。
“嫫嫫！”我爸低声叫，音有些抖，“嫫嫫……”
在蒙古语中，“嫫嫫”即妈妈，作为动词，又指吃奶的动作。这是非常亲的，连着血肉的词。
“嫫嫫”，我爸的口气越发轻了，像微风吹过花朵。他仿佛回到了童年，至少那种语调如此。
没有办法了。我爸把钱放在她枕下，老太太接着静寐。临走时，他用可怜的目光看炕上这个身材已经很短小的老妇人，说：“‘文革’的时候，她替你爷爷挨了好多的打，铁丝都勒进肉里了。”
原来，在我爸心里，继母经受的痛苦原本是应该由我爷爷经受的，虽然我爷爷已于光复之年就死去了。她的苦楚，不止勇敢，而且是奉献了。
“……胳膊被拧断了，把烧红的炉盖儿放在她头上。”我爸缓缓介绍他故乡的造反分子折磨他继母的情况。
我们低头在架上的丝瓜间穿行，一行新栽的小葱透出像马兰那种银灰色的深绿。
朝克巴特尔拿鞭子站在车旁，他用一种特殊的笑容看着我爸，就像早上塔娜发笑一样。
夏季的峥嵘云阵里，余晖放射而出。我爸由于刺眼而皱着眉，向马车走去。阿斯汗在他身后问：“姥爷，你妈不认识你了。要是亲妈，她就认出来了。对不对，姥爷？”
阿斯汗边跑边追问着，我爸在朝克巴特尔的搀扶下费劲地爬上马车。我没看到他的表情。
满特嘎
满特嘎是我堂姐阿拉它的丈夫，第一次来赤峰是接阿拉它和儿子双山。我大伯的女儿们，在孩子生到了我妈感到气愤的程度时，就被招到赤峰做绝育手术并调养一个阶段。
阿拉它那次不知什么缘故没有做手术，于是愉快地在这里度假，她尽一切能力把我们家的东西擦的擦，洗的洗，总之，一切都是亮堂堂的。
我爸常夸阿拉它漂亮，“这孩子就是当电影演员都行”。并把他从军时内蒙军区歌舞团的女演员挨个跟阿拉它比——珊丹、杨吉德玛、莲花、贵丽斯花……结论是，她们都不行。阿拉它每次听到这里，都要“扑哧”笑出来，意谓叔叔的想法太离奇了。一个乡下人，怎么会比演员漂亮呢？况且是内蒙军区的演员。
阿拉它的长相的确很好看。一笑，便有喜气洋洋的样子，演员也不一定如此。只有从心底笑，才好看，像花朵在早晨遇到阳光时一样。
阿拉它在我家头几天还很快乐，到处笑。后来渐渐沉默，她抱着双山倚在门框小声唱歌。那些歌在我听来一律是忧伤的。她一边唱，一边用手轻轻拍着双山的背。双山才几个月，脑袋大到仿佛脖子都禁不住，晃着。而我父母下班之后，阿拉它麻溜儿干活，不唱了，也不怎么笑。
我妈说：“给满特嘎写信了，接你。”
阿拉它脸“忽”地红了，抱儿子转过身。
那时我虽然还小，但能从阿拉它的眼睛里看出她在思念另一个人。一个女人，如果目光变得遥远，并常常失神，大约就是这样罢。
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浓重的膻味熏醒，睁眼看到一个陌生的人，他就是满特嘎。这个人的脸像树皮一样粗糙，颜色深红，眼睛细长，前额的抬头纹仿佛是被沉重之物压出来的。这张脸和阿拉它白净的、如满月般的笑脸并列在一起，实在太有趣了。按城里人的眼光看，也不般配。
满特嘎向我笑一下，仿佛很吃力，旋即闭上了嘴。我为阿拉它感到惋惜，并对她的神色飞扬有些不满。
膻味是满特嘎扛来的羊肉带来的，还有炒米、奶酪。在那个年代，这相当于一家人过春节所享用的美味。
满特嘎来了之后，阿拉它一往情深地望着他笑，如果撕一角报纸放到满特嘎脸上，会立刻被阿拉它的目光所点燃。隔一会儿，她就把双山递到他怀里，然后看他俯视儿子的样子再笑。而满特嘎是腼腆的，被阿拉它注视久了，就用手摸摸自己的脸，顺势连胡子带嘴捋一把。他看儿子的表情是怜悯的，看我父母的目光非常恭顺，而看阿拉它时，在细长眼睛的深处，跳荡着男人的柔情。无疑，阿拉它了解并幸福地享用着这种眼神。
父母让我带满特嘎上街转转。走到当院，他用手指轻轻捏一下我们的沙果树，说“唔”。这树无疑太细了，但满特嘎的意思仿佛原谅了它的纤弱。在大街上，满特嘎背着手，目光投向远方。蒙古人上街爱背着手，这并非摆架子，而如表达自己的谦恭与微不足道。而眼神——他们由于在草原上生活久了——总是投向很远的地方，看马群以及云彩。
到了百货公司，满特嘎见什么东西总要摸摸它的质地，用手指捻一捻。布匹、碗、大粒的青盐，除了那些隔着柜台摸不到的东西，摸完仍背着手。出来时，他买了一瓶白酒，把余下的钱用双手捻成一个卷儿，像炮仗一样，塞进内衣兜里。
晚饭前，满特嘎轻巧地咬下酒瓶的铁盖，像咬一块胶皮。斟上酒，双膝跪地，站起再躬身，把酒举过头顶，献给我爸。我爸接过酒一饮而尽的时候，满特嘎出神注视，仿佛很感动，嘴唇动了动，但没说出来。事实上，满特嘎几乎不言语，话都挤在脸上，在粗糙的眉眼间似更生动。
我现在算起来，满特嘎和阿拉它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吧。我今年去看他们的时候，堂姐老了，满特嘎还是那个样子，但头发已经雪白。他头发卷曲，像戴一顶羊羔皮的帽子一样，五分硬币似的小卷儿闪闪泛着银光，使绛紫的脸膛笼罩安祥之气。阿拉它说，大儿子结婚了，意谓他们已经为之盖房娶亲了，只剩下双山。双山已经高中毕业，文静地听我们谈话。
在科尔沁草原上，积十几年劳动所得，才勉强为一个儿子完婚，而另一个儿子的婚事就意味着阿拉它和满特嘎必须要努力到生命的临点。而他们把此事视为一种光荣的职责。由于自己年轻时曾经快乐过，虽然短暂，就应该让孩子们快乐，即使劳役多多。而孩子们对此也是平静的。眼下，满特嘎为村里人放一百多只羊。因为草场不好，每天赶羊往返百里，这样，羊才能肥。他天没亮就揣着干粮去放羊，天黑之后返回。眼下，他在灯下静静地听阿拉它对双山婚事的规划，全身一动不动，像一棵树，眼睛偶尔一眨，流露出慈爱的目光。我感到，在满特嘎心里，一切思想都没有了，不妨作一棵树。他的思想都被我堂姐移植走了，他们的思想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活着，并且让孩子们更好地活着。
阿拉它在述说的时候，不时看满特嘎一眼，目光里仍有少女般的情意。她一定感到，她嫁给这棵树，是十分幸福的。而原来挤在满特嘎脸上的话语也消失了，他享受着没有思想的快乐，像一只老牛，卧在晚风的草地上，望着远处的牛群一动不动。
小羊羔
在伊胡塔草原那边，今年也发了水。水退了，仍在地面盈留寸余。远望过去，草原如藏着一千面小镜子，躲躲闪闪地发亮，绿草尖就从镜子里伸出头来。马呢，三两成群地散布其间。马真是艺术家，白马、红马或铁青马仿佛知道自己的颜色，穿插组合；又通点缀的道理，衬着绿草蓝天，构图饱满而和谐。
这里也有湖泊，即“淖尔”。黑天鹅曲颈而游，突然加速，伸长脖子起飞，翅膀“扑拉、扑拉”，很费力，水迹涟涟的脚蹼将离湖面。我想，飞啥？这么麻烦，慢慢游不是挺好吗？
湖里鱼多，牧民的孩子挽着裤脚，用破筐头一捞就上来几条。他们没有网和鱼竿。我姐笑话他们，说这方法多笨。我暗喜，感谢老天爷仍然让蒙古人这么笨，用筐和脸盆捞鱼。我非鱼，亦知鱼之乐。
这些是我女儿鲍尔金娜从老家回来告诉我的。
在我大伯家，有一只刚出生七天的小羊羔。它走路尚不利索，偏喜欢跳高。走着走着，“崩”地来个空中动作，前腿跪着，歪头，然后摔倒了。小羊羔身上洁白干净，嘴巴粉红，眼神天真温驯。有趣的事在于，它每天追随鲍尔金娜身后。她坐在矮墙上，它则站在旁边；她往远处看，它也往远处看。鲍尔金娜珍怜它，又觉得它很可笑。
小羊羔每天下午四点钟停止玩耍，站在矮墙上“咩咩”地叫。它的母亲随羊群从很远的草地上就要牧归了。天越晚，小羊羔叫得越急切。
这时，火烧云在西天逶迤奔走，草地上的镜子金光陆离。地平线终于出现白茫茫的蠕动的羊群，它们一只挨一只低着头努力往家里走。那个高高的骑在马上的剪影，是吾堂兄朝格巴特尔。
羊群快到家的时候，母羊从九十九只羊的群中窜出，小羊羔几乎同时向母羊跑去。
我女儿孤独地站在当院，观看母亲和小羊羔拼命往一起跑的情景。
母子见面的情景，那种高兴的样子，使人感动。可惜它们不会拥抱，不然会紧紧抱在一起。拥抱真是天赋人权。紧紧抱在一起，是结为一体的渴望。动物中，猩猩勉强会一点拥抱术，但那种虚假，实在不堪。
小羊羔长出像葡萄似的两只小角。那天，它在组合柜的落地镜里看到自己，以为敌人，后退几步，冲上去抵镜子。大镜子“哗啦”碎了，小羊羔吓得没影儿了。这组合柜是吾侄保命（保命乃人名——作者注）为秋天结婚准备的。保命对此似不经意，他家很穷，拼命劳作仅糊口而已。但镜子乃小羊羔无知抵碎的，他们都不言语。
我嫂子灯笼（灯笼也是人名，朝格巴特尔的老婆）对小羊羔和鲍尔金娜的默契，夸张其事地表示惊讶。在牧区，这种惊讶往往暗含着某种佛教的因缘的揣度。譬如说，小羊羔和鲍尔金娜前生曾是姐妹或战友。
鲍尔金娜每天傍晚都观察母羊和小羊羔奔走相见的场面。这无疑是一课，用禅宗的话说是“一悟”。子思母或母思子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这道理在身外的异类中演示，特别是在苍茫的草地上演示，则是一种令人心痛的美，用女诗人李琦的话说，是“一种很深的难过”。
对人来说，往往不知别人怎么疼自己，虽然港台电视剧天天在宣扬这种恩怨故事，人们还是不懂。
小羊羔和它的母亲，以这么本色的演技（实际未演）和这么简单的情节（无情节）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我的梦想包括在生活中看到这样的情景，虽然这并不容易。
斯琴的狗和格日勒的狗打架
在我大伯的孩子里面，格日勒并不是最穷的。她已经盖了房子，而且有房顶（吾侄保明的屋顶则不全，让暴雨浇塌半边后，一直没修复）。格日勒的家里，除了几床被子和地上的黄狗带点鲜艳的色彩外，其余一律是土色，墙、炕和窗台。
我爸环视一周，说：“挺好，年轻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下回带点蒙文报给你们糊墙。”
格日勒脸色红扑扑的，张着大嘴傻笑，同时用右手使劲扭着左手的指头，仿佛那指头犯了什么错误。她根本不在乎糊不糊墙，只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格日勒的财富都在外面，即房前屋后的已长出几片叶子的黄豆。她在北山后还有几亩玉米。
“哎哟，格日勒还能种黄豆呢？”我姐塔娜惊讶地看着这些豆苗。格日勒住在塔娜家里的时候，是最懒不过的。
格日勒笑着，扭手。她是我大伯最小的女儿，在赤峰住过几年。她个高，身架像外国模特一样，长的也像，大嘴尤似索菲亚·罗兰。无论你怎么说她，格日勒都不改笑，皮实。但说大劲儿了，她鼻尖也浮一层细密的汗珠，不断擦去不断浮出。对格日勒的各种毛病，我爸一般抢过话头先说几句，他的意思是不想让别人再说她。
“种树。”我媳妇说，“格日勒你种树，种树最好了。”别人家的院套大多有树，气脉旺盛的样子。格日勒的房子像古堡一样孤零零的，被几寸高的小黄豆苗簇拥着。
格日勒笑着听。她心里一定说，我也不是傻子，种树干啥？种树当年也收不上什么。
我们这次到胡四台，带来一些旧衣服，分的时候如我妈所说“平均一下，免得他们闹意见”。“他们”是我的堂姐妹们。但我媳妇还是上街选了一些新衣裙，送给格日勒，还悄悄告诉她：“你别一下子穿出来”。
要是“一下子穿出来”，我堂嫂灯笼就会生气，我们住在她家。这几天，灯笼已讲了格日勒不过日子的种种缺失。她不懂，感情是在人的优缺点之外的一种顽固的东西。就在我们刚下车的时候，那个傻傻地站在门口的格日勒，飞也似地跑过来，搂住我媳妇，脸埋在她肩上哭出声来。虽然她并不知道陈虹偏心眼给她多带了东西。
我们来到之后，西屋就像公社一样热闹。兄弟姐妹们带着孩子和狗川流不息，甚至连大堂姐斯琴的猪也姗姗而来，但被灯笼撵跑了。我们的确也没给猪准备什么礼物，譬如项链或口香糖。孩子们身体黝黑，肚皮紧绷绷的，似乎准备随时飞奔。他们在静默中接着我媳妇一一送出的包裹，里面是旧衣服、鞋或其它，回家。不一会儿，他们穿上这些衣服出现在西屋，这实在有趣。譬如格日勒的丈夫、眼窝深陷的宝莲穿着我跑步时的一件T恤，他身旁的哈萨的丈夫、笑容可掬的乌力吉穿着我的另一件T恤，他们并肩而立。那些孩子们穿着我女儿鲍尔金娜各时期的衣服，表情各异。鲍尔金娜惊呆地闭上了眼睛。
而最为光彩照人的是格日勒，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十分惹眼，可惜她没生在巴黎。效果在于，不一会儿她又换了另一身衣服出现在人们面前，洁白的牙齿粒粒可数。
我爸叹一口气，说：“格日勒没心。”灯笼开始在窗下骂狗，声音冷冷地。我的另一些姐妹仿佛想用目光敲折格日勒的腿，省得她一趟一趟回家换衣服。她们从鼻孔里出气，鄙夷老格——这是塔娜的叫法——的浅薄。老格家离灯笼家不远，家里门窗洞开着，她、宝莲和六岁的女儿萨如拉以及名叫巴达荣贵的黄狗，在深绿的草地上不时朝这边走来。宝莲是个孤儿，带灰色的黄眼珠极为深湛。他常常是惊慌失措的，正如他的黄头发东倒西歪一样。他仿佛自知配不上格日勒，在家族聚会时谦卑地站在后面。但这并不妨碍常常被我堂兄朝克巴特尔揪出来数落一通。在牧区，一个成年男人如果没畜群和自己的房子，似乎对任何人都要带着歉意。格日勒和宝莲的房子去年才落成，是我堂兄无偿为他们建造的。
在格日勒穿着城里的衣裙飘然而至遭遇各式目光时，她大姐斯琴的笑容是始终不变的。斯琴50多岁了，当了奶奶。我父亲在内蒙军区的时候，接她赴呼和浩特读到高中。每天早饭前，她盘着光洁的头发，领着所有的孙男弟女，蹒跚着从她家房后的墙豁儿迈过，朝灯笼家走来。我每天都去公社买一些果蔬，分给孩子们。当斯琴的六七个孩子领到自己的一份时，她就满意地笑了。过去，她总是隔一会儿就把烟袋锅点燃，双手捧献给炕头的我爸。如今我爸戒烟了，她只好自己吸，也减少了场面上的隆重。我们无论说什么，斯琴都用“哦——”来应答，这是用吸气来完成的表示谦卑的语气，如满州人的“嗻——”有时，我们说的话跟她不搭界，斯琴也“哦——”着，笑容是不变的，眼睛在看里外屋各家的孩子的项链和手镯——这是我媳妇在小商品市场买的小工艺品——谁的更值钱。对格日勒的大红大紫，斯琴就这么笑着，宽厚而大度。
有一天，我们吃完晚饭在窗下纳凉，格日勒的女儿萨如拉用裙子的一角遮住脸，唱了一首《云良》，声可裂帛，缭绕入云。墙边的木桌上，一头开膛的肥猪仰面卧着，这是吾侄保刚订婚用的。宝莲单腿跪在猪旁，用碗岔子刮它身上的毛。猪身白得耀眼。这时格日勒把萨如拉的塑料项链给其狗巴达荣贵戴上了。巴达荣贵黄毛高脚，轻佻而胆怯，也有格日勒式的天真，一看即知涉世不深。它有些怕斯琴家的狗，又跃跃欲试。斯琴家的狗是稳重的，不屑巴达荣贵的高脚。就在后者进退飘忽时，斯琴的狗一口咬住巴达荣贵的红项链，然后向一边拖。巴达荣贵立刻麻爪，张着嘴却叫不出来，几乎要被勒死。格日勒跑过去，对准斯琴的狗扇了一记耳光。
“咄！”斯琴大吼，我看到她一脸怒容。只有骂牲畜才用“咄！”她显然对格日勒打她的狗不满意了。见我们在看她，斯琴脸上已堆满了笑容，恭顺地垂下头，“哦！”
格日勒从小就没妈。我爸曾经说：“等你大伯死了，更没人拿格日勒当玩意儿了。”大伯今年春天已与家人永诀。他们来信说，朝克巴特尔与斯琴两家互殴，住院并报官了。我媳妇给格日勒的华丽衣裙怕已被胡四台毒辣的日头和绊脚的荆棘晒褪色并撕为条缕了。不知她今年种黄豆了没有？宝莲畏缩着，萨如拉在一边洗小手绢一边尖声歌唱。大伯死了，格日勒站在孤零零的泥屋前面，扭着手指，她那天真的笑容该向谁展露呢？
照相
我大伯布和德力格瘫痪于科尔沁草原的沙漠深处，村名胡四台。他匍伏着种点菜和玉米，也能喂喂猪。
我爸率领一帮子孙后代去看望大伯，临分手时要照相。让他和我爸并排坐好，他总坐不好。一听说照相，他竟然连“坐”这么简单的事也不会了。
按快门时，他大骇举臂，几乎后仰落地。闪光灯的一道白光把吾大伯吓着了。他生气了，质问：“什么？这是什么？”
答曰：“这就是光。屋子暗，照相得有光。”
他还是很生气，说：“我知道这是照相。照片呢？把照片给我。”
我爸说，你大伯没照过相，吓这样。
后来我想，不对，他照过相，五十年代，他去呼和浩特治肺结核，跟我爸有过合影。在照相馆画有北海白塔的虚假背景前，他们哥俩儿似笑非笑地照了一张相。
不过，那时候的照相机是个大盒子，师傅把脑袋塞进红面黑衬的布袋里鼓捣，然后伸出一根手指：“看这儿，头再歪点儿，别动。”攥指捏咕一个橡皮玩意，就照了，没闪光灯。
我知道大伯害怕闪光灯。
我爸走时，大伯全家三十多口人往村口送。大伯扶着窗框，流着泪喊：“明年你们来啊！我数着手指头等你们。”
明年再去，大伯就不惧于闪光灯了。
我梦想给所有没照过相的人照一张相，尽管他们会被闪光灯吓一跳。
土墙
朝克巴特尔家的窗前有一片菜园。对“园”这个词来说，他们的菜太少。园里不规则地种着胡萝卜、葱和辣椒。西红柿不红，并且不生长，直到秋天都像玉石球。菜园有一尺半高的土墙，挡猪。最有噱头的，这是一道没门的墙。人入菜园采用跨越式，朝克巴特尔一步跨过去，格日勒拎着裙子过墙，小孩子用肚皮蹭过土墙。墙变矮了，顶上光滑。
我问朝克巴特尔，咋不安个门？
他挠挠头皮，说忘了。
我说，现在刨开，安一个门。
他回答，那就把墙破坏了。
在城里人看来，这是懒惰，因而可笑的生活态度，离雅致很远。对朝克巴特尔来说，特别是他喝了半斤白酒，坐在台阶上，青筋暴露的大手放在膝盖上的时候，值得探究的是远方。天空翻滚着海带色的浓云，雨腥的空气飘过来。朝克巴特尔考虑庄稼、马和羊群在雨后的情形，而不是菜园土墙及其门的问题。他甚至蔑视菜园与墙。
在草原骑马飞驰，大地像飞箭一样向后闪过，道路在马的双耳之间延伸。从山上眺望村庄，一座座屋舍孤孤零零。换句话，人的居所在草原上像缩着肩膀的孩子。对牧人来说，所谓房子只是过夜的居所，它不是财产。财产是牛羊和马群，还有天空大地。土墙是什么？什么都不是。虽然如此，蒙古人珍惜亲手培育的产品。朝克巴特尔看到小小的豆角长出来后，指着它笑了，像说“多可笑呀”。就像人们笑蹒跚学步的孩子和毛绒绒的鸡雏。朝克揪一把小白菜往屋里走，反复观看手里的菜，眼里却是看草的表情，有点惊异。当然，小白菜卷曲的叶子比草好看多了。
菜园的土墙底下，斜着长出闲草。猪用墙蹭痒，花猫由于捕捉路过的蝴蝶，从墙上掉了下来。
伊胡塔的候车室
科尔沁夏季的太阳照在没有边际的沙漠上的时候，那种刺眼的金黄让人不大敢四处张望。金黄的视野内有一间车站，日式拱脊建筑，顶上涂黄粉，屋檐的木板刷绿漆。当火车从远方呼啸而来时，它像穿节日服装的男孩子一样，捧着鲜花迎接，鲜花是月台上的两株丁香树，暗散使人头脑迟钝的浓香。
车站有两间房。候车室，另一间应该是站长室，但窗台挡蚊的纱布里探出一只狗的脑袋，如雕像似的一动不动，等着风来吹发亮的黑鼻子头。
候车室的两张长椅，对着放，挨得很近，身后是墙壁。我坐下以后，面对的是一位老人。两个陌生人，就这么鼻尖对着鼻尖坐着，没办法。
老汉两撇灰胡子向上翘起，能看出他常常用手捻，有尖。是一种晚年的游戏。老汉眼睛望着屋顶，目光迟滞，隔一会儿，飞瞥我一眼，接着连眨几下。显然他不习惯我像傻子一样盯他胡子看，距离太近。
这种式样的胡子，即使到了戴高乐时代也落伍了，如今在一个乡村的蒙古老汉的唇边出现。我不小心笑了出来。这使老汉猝不及防，也笑了，眼光灵活而明亮。他仿佛早就想笑，没敢。他是一个谦恭的乡下人，牙齿没几颗了，一笑，他的嘴像藏在柴草里的缺碴的旧碗，而红软的舌头蠕动在牙洞间。
交谈。老汉是图力古尔人，去甘旗卡的外甥家做客，膝上的布袋里装一些杏，还有一包红茶和茶缸子。他说第一次去甘旗卡。甘旗卡是一个镇。他用粗黑裂口的指头，轻轻捻着浅粉色的车票。
话语结束，候车室又静下来，老汉向门外望闪闪发亮的铁轨。他用力抬眉毛，扛起前额一堆皱纹，这位老人与科尔沁草原的其他人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心智单纯。假如你一笑，他会立刻报之一笑，胡子尖升达颧骨。他们的笑容，一生浮在脸上，没间断过。像孩子一样，他们笑起来很容易，绷着脸却困难。这样的脸如果不笑，看上去反而不得劲，仿佛带着忧愁。
诺日根玛
诺日根玛坐在斜躺的水泥电线杆上。新挖的土坑里，一只橙色的甲虫往上爬。不远处，还有一根水泥杆，方形，上端有孔。这儿要拉电了。
从镇里到伊胡塔的手扶拖拉机两小时一趟，一张票五元钱，带行李加五角，狗二角，一只鸡一角钱。
车没来。几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抢说事情，她们系一样的三角形头巾，葱绿色，脸蛋子像从头巾里往外挣放的花。一个老汉筐里的鸭子伸脖子呷他裤子上的一片菜叶。
云彩散了，阳光毫不迟疑地射在草地上，紫瓣带黄蕊的小花朵摇晃着。云在天上分成两半，像棉花一样越来越薄，后来没了。
诺日根玛背对等车的人，低头，两只手掐草叶。她头戴蓝解放帽，辫子盘里边。
“诺日根玛！”一个女人跑过来，她后背用化肥袋子兜一个孩子，“你交树苗钱了吗？”
“交了。”诺日根玛抬起头，她眼角挂着泪，手掌一抹，颧骨皮肤新鲜。
“优惠一半呢。”
“是。”诺日根玛说，“杨树苗不好，根儿破皮了，怕不活。”
她们说树苗的事。那女人好像没看到诺日根玛流泪，说话的时候看肩后的孩子。
“你家交70元吗？”
“65元。”诺日根玛回答。
不知哪会儿，背孩子的女人走了，诺日根玛低头掐草叶。她的手像树根一样破旧，连带着土坯、猪食、牛粪这些词，用它擦眼泪仿佛不对劲，仿佛用靴子擦镜子上的尘土。过一会儿，一滴泪落在手背上，分散在皱纹的沟壑里。
她怎么了？家人病了？或者马病了？谁也不知道一个牧区的女人为什么流泪。诺日根玛家住村西头，窗前的豆角旁边种一畦江西腊花，黄狗立正坐着，白爪子像戴了套袖。
手扶拖拉机开过来，司机是阿穆尔古楞的二儿子，留黄胡子。几十年来，他是东村唯一用机动车把牧民运进城里的人。
诺日根玛把鼻涕抹在胶鞋底上，换上进城的表情，好像没哭过，往车边走。
阿斯汗的蓝胡子
胡四台的野花不是很多，日晒和下雨的时候，野花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
昨天早上，和阿斯汗去公社的商店。在公路旁的风车下面，发现一小片野花，白百合、红百合与蓝色不知名的花，花瓣带弯钩。阿斯汗用唾沫把蓝花粘在上唇，像扑克牌“J”的样子。
今天我们又来到风车下面，花没了。“让保刚的毛驴吃了吧？”阿斯汗说。
我蹲下看，花连痕迹都没了。我们走错了地方吗？风车的轮子慢慢地转，有时倒转。风车的叶片杀死了小鸟。满特嘎的母亲红兰大娘见到风车就要啐唾沫。
走到朝克房后的湖边，看到有一滩花和风车下面的一模一样：白百合与红百合、阿斯汗的蓝胡子。不能说花把家搬到了这里，但像极了。有一次，我在河边看见一片百合，整整齐齐的白百合，没有其它花朵加入。后来再到那个地方，百合也蒸发了。我想，一定会在什么地方看到它们，还是那些百合，没有别的花朵加入。
在草原上，记忆花的位置、草地的位置不太容易，缺少参照物。也许大脑对广阔的空间不会记忆。譬如，天上这一块云彩是哪一块云？它左边和右边的云又是哪一块云？记不住。好记的东西是房子、风车、孤零零的树、公路和河流。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二姐夫满特嘎，他不以为然。
“咦，”他笑着摇头：“这个地方就在这里，那个地方就在那里，这是不会错的。”
他在说唯物论。其实我没否认这些地方的存在，说记忆。
“咦，”满特嘎又摇头：“这个（他伸出食指）和这个（中指）还有这两个（无名指和小指）你分不清吗？”
我进幼稚园得了，分不清“这个”和“这两个”。
“都是指头，”满特嘎说，“长的位置不一样。”
我只好说他说得很对。
阿斯汗的“J”胡子，引起二姐阿拉它的惊诧：“Youyimi？BieLue！”（蒙古语，什么呀？妖障）阿斯汗愈发得意，在各屋巡行，不时站到衣柜的镜子前，把蓝花瓣整理一下。塔娜说：“简直像个海盗。”
坐在阿拉它家的炕上喝茶，见窗台外探出一朵牵牛花，像小孩踮脚朝屋里看。紫兼有深蓝的牵牛花多干净，它的色彩与过渡，画是画不出来的。
狗的时间观念
常听到狗的故事。如某人远走某地，把狗送人寄养。过了不久——《史记》将此写为“居无何”或“居无几何”——狗在某个早晨出现在前主人面前，像一个周游世界的乞丐一样眼泪汪汪，如谓：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主人原以为吾犬不可见兮，见此，唯有痛哭。居无何，狗死掉了，累的。长时间的奔跑，不舍昼夜。没有教练，没有科学的运动量，没有营养师配餐。狗跑死了。闻此，吾每每太息：不能养狗。在品德上我们不及狗，养反生累。虽然里根尝言，若想在华盛顿找一个朋友，就只好养一只狗。华盛顿的政客、律师太多，何以解忧？狗。
狗的奇不只忠诚，还在听话。听话者，闻其言观其行，进入人类的话语系统。我对此理解尚浅，狗怎么会听懂人话呢？倘如此，说明它掌握相当大的单词量，粗通语法。歌星最爱说一句话：“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这话牵涉指代，“观众朋友”与“你们”是一回事，“们”乃复数，“好”与“吗”指出状态和疑问。狗众朋友们，你们懂吗？我的无数养狗的朋友以不容怀疑的事实举证——比这复杂的话狗也懂。
那么，这个事先放下，算懂。而在东村，吾堂兄朝克的狗懂的是蒙古语，更显好笑。狗懂汉语已经很难，怎么会懂蒙古语呢？对狗来说，蒙古语与汉语孰为难懂由专家研究，我说的是，当格日勒远逸之后，狗也离开了东村。
我在朝克家见过格日勒那只狗，名巴达荣贵。当朝克痛斥格日勒的丈夫不治生产时，与淮阴的漂丝妇女骂韩信口气差不多：“大丈夫不能自食。”狗在炕沿下面聆听摇尾，而后抬头看格日勒的丈夫宝莲。
格日勒家里最干净的东西是锅，不怎么做饭。我爸莅临格府，先掀锅盖，见而痛心，“看看！看看这锅！”格日勒、其夫其狗都低下了头。我爸接着找粮食。如果有粮食而锅太干净，证明其侄女懒。然而没找到粮食，吾父叹气，背手离去。巴达荣贵欢快地追随我爸，围前围后，极尽跳跃。它发现，在那些日子里，我爸到了哪里，哪里的锅就开始忙，香味绵延飘散。
过了不久，即居无几何，吾妹格日勒被牵涉到一桩愚蠢的讼事之中。他们借了别人2000元的高利贷，房子、马、几只羊和锅，特别是地，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反欠人家3000元钱。他们到苏木（镇）上请干部主持公道，说：我们借了这个人2000元钱，还不上，抵了财产，为什么反欠他3000元呢？干部把大茶缸子往玻璃砖的桌子上一墩，说：“懂不懂法？”
格日勒一怔，其夫躲到她身后，巴达荣贵“嗖”地跑了出去。
我听我妈介绍到此，不禁赞叹。只一句“懂不懂法？”就把什么房子地、谁欠谁钱都挡回去了，既不打，又不骂，还跟政策沾边儿，显示了语言的威力。愚夫愚妇怎么敢回复懂或不懂法？退一万步，姑且说“懂”，干部再问：“懂什么法？”还得败下阵来。谁能尽知世上都有什么法。在东村那个地方，司法助理、法庭庭长、派出所长都由一人担任，即墩茶缸子的干部。身兼数职是为着节省开支，减轻牧民负担。他还兼有其他官员的妹夫、外甥和舅爷这些社会职务。
巴达荣贵被“懂不懂法”吓跑了，宝莲在哆嗦。格日勒由于脑瓜不开窍，还嘴：“反正我不欠他3000元钱。”她意思是房子和地都没了，钱应该抹掉。
助理、庭长、所长又问：“懂不懂利息？”
格日勒败下阵来，她真不懂什么叫“利息”。朝克解释，钱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它要下崽，崽就是利息。格日勒认为朝克的解释很下流，无端地把钱与生殖联在一起。
她反问：“你们家的钱在箱子里下崽吗？胞衣埋在了房后吗？”
朝克称：“钱在自己家里下不了崽，借给了别人，一定会下崽。银行就是钱下崽的好地方。”
“BieLie！”格日勒说。这句话不好翻译，约有“妖障”的意思，骂人话。
在法和利息的威慑下，格日勒一家决定逃走。他们走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朝克知道格日勒要跑，但没问具体地点，当然也没有送行，免得自己喝醉之后说出去。
过了半年，消息隐约传过来，说格日勒在锡盟。
下面说狗，即巴达荣贵所为。格日勒走后，巴达荣贵一度在村里游逛，也去朝克、阿拉它（格的二姐）和利宝（阿的长子）家里串门。居无何，这狗没了。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巴达荣贵呢？
“吃肉了。”朝克认为这事太简单，有好事者将此丧家之犬宰了下酒，无它。一只无人庇佑之狗，又不治生产，问它做甚。
事实上，巴达荣贵奔赴锡林郭勒大草原，去找格日勒。但事情如此平凡，就不值得写下来。巴达荣贵到了锡盟之后，并没有去格日勒所在的东乌珠穆旗，而去了距东乌珠穆旗300里外的西乌珠穆旗的某人家里。有狗自远方来，这家人收之，和羊群同出同入。
隔了两年，即730个日夜之后，格日勒和宝莲离婚。这消息是听我妈说的，我问“后来呢？”
“后来，格日勒又找了一个人，建筑队的。”
“是蒙古人吗？”问。
“是。”我妈回答。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哎，可别说了。你猜猜，格日勒在新婆家见到谁了？”
“谁？”
“嗨嗨，可别说了。狗，东村的巴达荣贵，跑他们家去了。”
“格日勒的狗跑到后结婚那个男的家去了？”
“对！”我妈拍腿，“格日勒还没离婚呢，狗先上他们家了。”
“这么巧？”
“什么巧！”我妈说，“这个狗见过那个男的，格日勒早就跟他有来往。”
我不禁惘然，“狗早就知道格日勒会离婚？”
“谁知道？”我妈感叹，她对离婚的事历来感叹，“格日勒算乱套了”。
格日勒的生活，早就“乱套了”，经济、政治无不如此。然而其狗巴达荣贵仿佛已经预知这一切，暗中等待甚至及早介入。如果狗真的这么聪明的话，人更不敢养它们了。譬如一个沈阳人想上广州读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而狗早在南国的校门口蹲着，太那个了。再如，某官喜敛，后收监青海劳改，那么在青海的一个农场的田埂上，官的犬正向他张望，更那个了。
狗犹如此，人何以堪！
送行的队伍
今年仲夏，我父母领着我姐姐塔娜及其子阿如汗和阿斯汗、我女儿鲍尔金娜，探亲结束，离开了科尔沁左翼后旗朝鲁吐公社胡四台大队——这是我的家乡。
出门，我的堂姐堂兄以及姐夫嫂子和不计其数的孩子全都穿上新衣服，送行。愚昧的蒙古牧人和西方的绅士一样，穿最好的衣服为客人送行，决不敷衍。这里面暗含一种隐喻，如节日的隐喻。离开亲人原本就像节日一样值得隆重。
我两个堂姐把辫子梳得光溜溜的，结实地盘在头顶，戴在帽子里，这是结婚的蒙古女人的发式。她们身上的新衣服每粒扣子都系好，衣上挂着在箱子底叠压的折褶。我的侄子们相貌英武，鼻梁直挺，眼里含着宛如悲悯的神情。他们“呼呼拉拉”走在我父亲的身后。
我大伯是瘫子，手把着窗框流泪。
雨后的草地现出沉绿，仿佛压抑着某种忧伤。铅云从天边列起，深者如蓝，浅者似灰。漫布在草地上的几百个水泡子盈不过数米，闪着亮光。有孤独的马低头吃草，以尾悠闲地撵扫虻虫。
我大伯家门口的路上，就这样走过来一列送行的队伍。孩子们的衣服五颜六色，招人眼目。这的确如办一件盛事。
邻居们站在门口，远远地望着。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做什么，谁来了以及谁走了。在《圣经》中常常出现“荣耀”这个词，在那里，“荣耀”是归于主的。在俗世中，被一大群穿新衣服的人簇拥送行，应该说是一种荣耀。
当然，官员们倘肯深入牧区腹地，送行的人也许更多，但谁肯为你穿新衣裳呢？所有的人怎么可能同时想一个问题——你明年会不会再来并为此悲伤呢？他们悲伤着，并压抑着悲伤。当我父亲的目光转向每个人的脸上时，每张脸都带着谦卑的笑意。
在送行的队伍中，不止有孩子，还有黄狗、小羊羔和永远垂着头的老马。它们也许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但不妨这么走着。
走啊走啊，他们走了两里多地，来到乘拖拉机去旗里的站点。拖拉机来了，我的四五十岁的已经有了孙子的堂姐们扑上去，紧紧搂着我父亲大放悲声。这一点，蒙古人与汉人的确不同。我的堂兄和侄子们远远僵立着，像木头一样，眼里含着泪水。他们拒绝哭出声来，不断擤着鼻涕，往裤子上蹭。
我父亲似乎觉得不应该流泪，他扬着脸，弹着眉毛，不断眨眼睛，让眼泪顺原路流回去。
拖拉机开了，也就告别了如此众多的送行的人、羊羔及狗。车开出很远，他们还在站着，仿佛等待什么人的指令。在雨后苍茫深绿的草原上，他们的穿戴鲜艳夺目。
自来水
堂兄朝克到我家来，对我的书房、音响和跑步机都没发表什么意见，微笑着。他眯起眼睛，对着音箱的网罩向里面看，什么也没看到。里面是纸盆和木头，他摇摇头。朝克对我家最为赞许，由此对我产生敬意的事物你猜是什么？我真舍不得说出来，是——自来水。
他在我家吃喝几天，突然问：你家的水从哪里弄到的？我说自来水。他疑惑，说井在哪儿？
我哈哈笑了，这是楼房，哪有井？领他到厨房，打开水龙头，哗——。朝克后退了一步，自语“跟公社的一样”。我说跟哪儿的都一样。他摇摇头，不，跟公社的一样。我说对，跟公社的一样。
没事时，朝克背手观赏水龙头，掏出手绢擦镀铬闪亮的水龙头，轻轻的、一点点拧开。水由细淌到奔放。朝克沾点水，用手指捻捻，放鼻下闻闻，伸舌头舔舔。朝克太崇拜这个水龙头了，低头从它的眼儿往里看。可惜龙头是个弯，使他看不到水的真相，更看不到自来水公司工作的情形。
朝克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真是有福气的人，有这个好东西——他指水龙头。你一打开就有水，对吧？我说对。朝克拍我肩头，你真是有福气的人。是的，有这种福气的人在沈阳还有七百多万人呢。但我没说，怕他不相信。朝克宁愿相信自来水是我写作有成绩，国家对我独有的赏赐。
那么——又过了几天，他问我——水是从哪儿来的呢？这问题过了好几天才问，太沉着了。我简单地说，水库、自来水公司、管网、加压站。他摇摇头，说，你这个水龙头接在墙上。他拍拍墙，墙里面有水吗？白说了。我说墙里边有一根铁管，一直接到北京，水是从北京颐和园流过来的。他脸上皱纹次第打开，笑了，说你说的是对的。
对比朝克，我真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整天想这个想那个，没想到家里有一个自来水，想要多少水就有多少水，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跟公社的一样。我应该再写一首诗贴在水龙头边上，向它致谢。
想来想去，“自来水”这个称谓起得好。自来水，多有诗意。除了天上降雨，水何尝自来？水，这么宝贵的东西，这么容易漏洒，捧都捧不起来的东西竟藏在我家貌不惊人的水龙头里，我也开始崇拜自己并向发明“自来水”这个词的那个人遥致敬意。这个名字比铁道部（应为铁路部）、火车（应为电车）、汽车（应为油车）的名字起得都要好，跟可口可乐的译名一样好。我把自来水翻译为蒙古语的“自己跑来的水”，朝克深为赞同。他家干旱，一般说，打十眼井也没一眼出水。出水的井打井费五千元，不出水的交两千元工钱。
甘珠
“绰洛特的地方，只出了一个县团级干部。”这是我父亲的独语，指自己，绰洛特是他的出生地。
“出了两个专家。”
“专家是谁？”我外甥阿斯汗问。
我父亲很高兴这样的提问。因为他频繁独语，我们早已掌握内容，从不问。但不问就像说相声没人捧哏一样，进行不下去。
“啊！”我父亲伸出手指点划，表示重要，“专家就是甘珠和温都苏。”
“您不是专家吗？”我女儿说。
“嗨！”我父亲不以为然，“我算什么专家？跟那帮土豹子比，有一点文化。跟专家比，差太远了。”
我母亲插话：“这么说还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我父亲流利地把自己的业绩说了一遍，最后质问：“这还不算专家吗？”
我母亲已进入厨房，这一通有理有据的独白，只让阿斯汗和鲍尔金娜开心。他们发现，奶奶的话像一根明快的导火索，每次都引发一串连环爆炸。
甘珠是我的哥哥，央视最早的记者。温都苏是一位草原专家，和我家也有亲戚。
央视当时的称呼叫北京电视台，节目好像并不播出，播出一般人也看不到。在60年代末，普通人家没电视机，收音机也不多。
甘珠奔赴祖国各地拍新闻。一次，他从延边回来路过我家，拿出两个苹果放在桌上——该苹果之硕红使我目瞪口呆。甘珠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苹果园所产的苹果，送给叔叔。我父母经过谦让推辞，收下了一个。另一个带回北京，给他的孩子。甘珠这次拍的新闻，必是苹果园的红硕景象。
一天晚上，甘珠来到我家，神色不安，慢声说：“叔叔，有一件事我要告诉您。”说着瞥我们一眼。我和姐姐已钻入被窝，正等着听新鲜事儿呢。后来，我姐真睡了，我只是偷偷闭上了眼睛。
他们把窗帘挂上，关紧门。
“叔叔，”甘珠的声音近乎耳语，当然是蒙古语，而我被这种气氛熏陶得心情激荡，太像电影了。“陈毅追悼会，我去拍的片子……”
“哦，哦。”我父母应和。
甘珠仍然慢慢地说“……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后到的，只穿着睡衣。”
甘珠见到了毛主席，太厉害了。
“主席没有理发，也没有刮胡须……”
毛主席有胡须？
“他哭了……”
毛主席哭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从来都是乐的。怨不得他们拉窗帘。
“哭得很伤心。”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小声抽泣。父亲很不满，他认为母亲根本不够级，说“你这干啥？”
甘珠接着说：“毛主席鞠了三个躬。”
后来，谁也没再说话。陈毅逝世，毛泽东为之大恸，使他们感到陌生而茫然。当时我父亲身上还有一堆“问题”没解决，不知道甘珠之所见，对他们这些微末的人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而甘珠说这些，在当时要冒杀头之罪。他还说毛主席哭得鼻涕那老长，这不是找挨枪毙吗？后来我睡了。再后来，我常想这件事，第一次把普通人的感情和领袖联系在一起。毛主席哭了，说明他也有悲伤。想到这个，我也不禁悲伤。
甘珠是一个孤儿。他血缘上的亲人只有一个姑姑，即我大娘。顺着这个线索，我父亲成了他的叔叔。那时他的工作十分辛苦，一个人背不动当时笨重的摄像设备，要用车拉。在许多地方，人们疑惑他的工作，问：你在拍电影吗？说不是。你在拍照片吗？也不是。既然不拍电影不拍照片，你还能拍什么呢？在60年代末，不大容易说清什么是“电视”，说这个像说假话一样。
在我印象中，甘珠年轻的时候相貌硬朗。他翻译过许多科学书籍。有一次，我到甘珠家里做客，他和妻子请假招待我，菜一道道地炒好端上桌。我不好意思，因为还是个小孩，面对这么多正规的炒菜，像是一个骗子。然而甘珠诚恳地——他永远是诚恳的——向我敬葡萄酒、说话，和我父亲请别的大人到家里吃饭一样。他有两个儿子，均顽皮，走到每个房间都伴有稀里哗啦的响声。那时是冬季，他大儿子为我表演往自己后脊梁的棉袄里塞三个雪球的游戏，令人惊讶。后来，我姐塔娜从北京回来，说甘珠的两个儿子都上班了，高大英俊，说北京话。说到这儿，塔娜大笑。为什么说北京话就可笑呢？因为这两个小鬼幼时只会说蒙古语，改北京话令人耳目一新。
甘珠老了之后，白发苍苍。我见过一张父亲和他与萧乾合影的照片。萧乾浑如弥勒佛，而他和我父亲都像从草原深处走出的牧人，甘珠的笑容诚恳安祥。我父亲在北京为翻译的事情奔走时，全由甘珠联络陪侍。听我父亲说，有一次，他走着发现甘珠不见了，回头看，甘珠蹲在地上，面色苍白。我父亲问怎么了，他回答心绞痛犯了，然后吃药。病症缓解后，他们继续赶路。到了晚上，我父亲问甘珠：你犯了病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甘珠说：怕你着急，我知道一会儿就能好。我父亲又问：要是真有危险呢？甘珠说：那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我听了这件事很意外，甘珠恭谨细心，没想到竟如此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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