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1900年的江南免于战火？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标志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而促进此事者，却是一群注重实业的官商和士商……

    在近代史上，有一段十分奇异的往事。在战火眼看着要在江南燃起的时候，几个商人的斡旋，竟让局势得以缓解。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数万由贫困农民、小贩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突然发动对在华洋人的袭击。他们捣毁教堂，冲击租界，杀死中外教徒，数十年的深重屈辱转化成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6月初，他们捣毁了长辛店铁路和丰台铁路，攻击正在保定修铁路的外国工程师，向北京、天津进发，攻打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

    6月10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双方在廊坊附近发生激战。义和团的拳民充满了神怪气质，他们宣称穿上一件画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种“神水”后就可以刀枪不入。老糊涂的慈禧信以为真，于是下决心与诸国开战。一个误判的细节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8月14日，八国联军2万人攻陷北京，慈禧化妆成东北老太太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后世将这一段很哀伤的历史称为“庚子国变”。

    北京惨遭洗劫的同时，各国军舰也气势汹汹地游弋在上海港、广州港及长江沿岸，商业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难逃一劫。这时候，官商盛宣怀和士商张謇联手出演了一出很精彩的“互保大戏”。

    5月间，义和团闹事北京的时候，盛宣怀就觉得大事不妙。他借口到上海“考察货物时价”悄悄南下，一边打理实务，一边密切关注时局。对义和团运动，他力主镇压，认为“拳会蔓延，非速加惩创，断难解散”。他的观点得到洋务派大佬们的认可。当时，李鸿章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江浙，袁世凯在山东，也就是说最清醒的官员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来。当老太太悍然向八国宣战的时候，四大总督都知道大祸将至，张之洞在圣旨下达同日，电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李鸿章更绝，他径直对辖内官员说，北京的电报发错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但是，大家对如何解决危机仍束手无策。

    这时候，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这时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出面劝说，张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由此可见，刘坤一听了张謇的话，决定提着脑袋搞互保。

    此后，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之中。盛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全中国最有信用的人之一。况且，他们也不希望江南战乱，损害已有的商业投资。互保动议竟然得到了实施。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满天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清史稿》记录此事，认定“宣怀倡互保议”。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殒落，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了。让人意外的是，促进此事者，却是一群注重实业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怀在当时的官阶只是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员”，而张謇更不过是一个已经下海经商的状元。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这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铁路是怎么断送了清王朝的？

    盛宣怀在铁路事宜上，除了国有理念与民间有重大分歧之外，还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缺乏与民营资本的坦诚沟通。二是在股权回收上，明显欺凌民股……

    清朝是怎么灭亡的？教科书上说是武昌的辛亥起义。那么，武昌的起义又是缘起何事？答案是：铁路。

    晚清，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它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

    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商阶层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他的逻辑是，铁路既然是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事业，且有如此丰厚的利益，自然应该由国家来垄断经营。在投资理念上，他认为如果国家有钱，就坚决国营投入，如果没有钱，就引进外来资金，但宁可借款而不出让股份，如果借款，宁借外债，不信内资。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倡议不借外债、靠民间资本建造川汉铁路，一时应者如云。11月，朝廷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1905年7月，张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以675万美元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赎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此后，全国掀起了铁路商营的热潮，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先后成立18家铁路公司。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能源产业（煤铁矿及后来的电力、石油）和资源性产业（铁路、银行以及后来的航空、电讯业）一直是利益最集中的领域，对其的争夺及利益配置构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所有标志。这一特征在晚清已经呈现得十分清晰。自洋务运动以后，国际公司最早投入到这些领域，国营资本紧随其后，民间资本则因散弱且政策不明而作为颇小。直到1904年后，《公司律》等法令颁布，民间资本才开始大胆进入能源和资源性产业。据《湘路新志》记载，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均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一时大绅富商咸以倡办本省铁路为唯一大事，如风起潮涌，蔓延全国……农夫、焦煤夫、泥木匠作，亦莫不争先入股以为荣。”

    1909年，张之洞修筑湖广铁路，在盛宣怀的游说下，他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磅。当即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英名一世的张之洞竟在此次风潮中“心焦难堪，呕血而死”。正是在铁路国营化上的矛盾，导致了民间的企业家集团与朝廷的彻底决裂。

    1911年5月，盛宣怀上奏要求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朝廷准奏。

    后世视之，盛宣怀在铁路事宜上，除了国有理念与民间有重大分歧之外，还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缺乏与民营资本的坦诚沟通。他以多年的政商经验认为，在朝廷的威权之下，民间资本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二是在股权回收上，明显欺凌民股。根据他的方案，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此方案受到好友、当过粤汉铁路董事的郑观应坚决反对，他分别给端方和盛宣怀发去急信，认为“如政府收归国有，自应本利给还，不能亏本。若不恤人言，挟雷霆万钧之势力，以实行此政策，恐人心解体”。盛宣怀置若罔闻。

    《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群起反抗。1911年5月14日，长沙万人群众集会，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上街示威。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罗纶等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清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

    “意外”酿祸后，朝廷革去盛宣怀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他惶惶然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误国首恶”四个字道出了历史的无奈与残酷。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途径，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例外。后世人读史至此，当惕然自醒。

    激进的经济改革为什么没能挽救清帝国？

    经济变革上大刀阔斧，政治变革上却迟疑摇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

    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清廷快速推出各项变革，涉及政治、社会、财经等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超出百日维新。一个留给后世的悬念是，为什么变法力度如此之大，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覆灭是变革导致的结果，还是变革失败的结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经济变革与政治改革的权重分别有多大？

    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几乎是“从善如流”。早在1903年7月，朝廷专门设立商部，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张謇等商业名流被延聘为商部顾问官。第二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1906年颁布《破产律》和《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1906年，朝廷进一步将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同时设立学部。商部还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商会模式，倡导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更有趣的是，为了表达重视商业的决心，朝廷费足了脑筋，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写着，“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000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000万元以上封男爵。

    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民国学者杨杏佛曾感叹：“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这种用行政等级“吸引”和“奖励”企业家的行为，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1905年前后数年，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断定，1905年，中国现代工业发展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国人兴业时代”。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政治变革上则迟疑摇摆。当时最重要的变革呼声是君主立宪。洋务派和维新派已达成高度共识。6年前被追杀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成主流。1905年6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上奏要求立宪，当时全国八大总督中有五人明确主张立宪，朝廷在7月发布圣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但是其后的推进却非常艰难。1907年秋，民间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中央政府无动于衷。1908年8月，政闻社因“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查禁。同时，朝廷颁布《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立宪派很是不满，觉得预备期太长。最大的变数出现在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1天后，慈禧太后去世。3岁的溥仪被抱上皇座，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国号宣统。慈禧的去世让帝国失去了铁腕统治者，载沣等人为了维持满人统治，通过种种手法剥夺了汉人总督的权力，还逼当时声望最高、继李鸿章之后最有权势的袁世凯交出大权。自此，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开始对政权产生严重异心。

    在野的立宪派的绝望则是因多次请愿运动的失败而酿成的。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等16省咨议局代表委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为由拒绝请求。第二年6月，请愿团再次北上，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政府恼羞成怒，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强行镇压。朝野从此破局。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犹豫摇摆，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人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革命炮声中的企业家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南通的“状元企业家”张謇由上海坐汽轮去重庆考察新建的棉纺厂，途经武昌一带的长江水面。在轮船的甲板上，他看到武昌城内火光冲天，隐约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嘱咐水手加速离去。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在帝国灭亡的过程中，垄断的官僚资本集团的反动性主要体现在其利益与广大民间资本集团的冲突。因此，执政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如果在这时又发生其他的社会或政治事故，那么，就非常容易爆发革命。

    在10月起义期间，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恐慌。《纽约时报》是第一个报道辛亥革命、并在标题中大胆预言“满清统治恐将结束”的国际媒体，它在10月14日的报道中记录道：“革命军无法有效地维持秩序，汉口、汉阳以及武昌的贸易已经完全陷入停顿。劳工阶层失去生计，并且正试图抢劫。城内50多万人逃往乡下。所有监狱的大门都被打开了，囚犯在这座城市里到处游荡。”便是在这样的乱景中，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被推选为军政府督军的是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他跟武汉当地的商贾和外国人有很良好的互动，还能说英语。在黎元洪组建的新政权中，武汉商会会长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商会承诺借款20万两白银给起义者。

    武昌起义的炮火很快蔓延全国，在各中心城市的易帜革命中，企业家的身影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最大商业城市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革命党人陈其美组阁的军政府中，企业家的比例惊人地高，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了民政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是财政部长，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长。其中，最活跃的是宁波商人虞洽卿，在革命党人占领上海后，一直参与其事的虞洽卿自告奋勇前往苏州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程宣布起义，苏州和平光复。苏州在太平天国期间，数次爆发惨烈的攻伐激战，千年古城累毁战火，工商根基几乎动摇。此次幸赖虞氏斡旋，竟得保全。

    帝国覆灭，民国新生。目睹武昌炮火的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他以这个身份与孙中山对谈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他在当天日记中对孙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历史学者章开沅的解读是，“崖是边际的意思。这话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甚至在大军阀眼中，革命家也是一派“不知崖畔”的印象。这年8月，孙中山赴京与袁世凯谈判，两人面晤13次，所谈皆国家大事。袁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正相反，满头脑的爱国理想却“道不得行”，他认定当今中国第一要务是修铁路，他表示愿“专任修路之责”，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表面大表赞赏，转身却对幕僚说，孙文是个“孙大炮”。很快，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就这样，孙率领大批失业的国民党人到全国各地视察，他还拉上只会打仗的大将军黄兴当汉粤铁路督办。事后来看，铁路总公司花去官银110万两，却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历史学家唐德刚因此无奈地评论说，“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

    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一种力量只能为另外一种力量所推翻，而非被一种原则。”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其实都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所信奉的“原则”，譬如对独裁的反抗、对民主的向往以及对国家建设的承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一个幻觉。

    沉船救国

    中国企业家在家国存亡之际，以自己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种拯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至重庆。日本军舰若沿着长江水路快速西进，重庆也将危在旦夕。如何阻断长江已成当务之急。军队水面或沿线狙击几乎没有胜算，沉船断流成了唯一的选择。中国航运企业在这一时刻拯救了国家。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重要的轮船公司分别是国营的招商局和两家民营轮船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8月12日国民政府实施了“江阴沉船计划”，三家公司的24艘船只，计4.37万吨，被凿沉于江阴黄山下游的鹅鼻嘴。其中，招商局沉船7艘，计1.37万吨，三北和大达的沉船吨位分别为2万吨和1万吨。

    12月，日军攻克上海、南京后，政府在江西马当第二次组织沉船。1938年4月，沉船18艘，计2.5万吨，参与企业除了上述三家外，还有民营的大通、民生等公司。此后，在镇海口、龙潭口、宜昌等水面又相继实施多次沉船计划。这一惨烈的自毁行动，成功地阻止了日军沿长江快速西进的战略，西部的抗战大后方得以保全。

    在长江沿线，一艘艘装满乱石的铁船自凿沉沦，宛若一幕接一幕的葬礼。沉船是一个极富寓意性的事件，中国企业家在家国存亡之际，以自己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种拯救。

    除了沉船阻敌，航运公司还承担了运输西迁军队和物资的重任。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抓紧时间西迁企业，关乎国运商脉。各家航运企业原本为了生意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则抛弃前嫌，空前团结，在南京成立“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并沿上海至长沙一线设置分处，统筹安排，日夜抢运。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有3万吨轮船被政府无偿征用。上海沦陷前，有146家企业以及1.5万吨的设备，随同2500名工人，先转移至武汉，后来再入四川。

    1938年6月，武汉大会战发生。当时的武汉地区有中国最重要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和多家兵工厂，聚集在此准备西迁的企业256家，各种设备器材10.8万吨。航运公司冒着炮火和空袭日夜抢运，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绝大部分器材被转运没有落入敌手。

    武汉失守后，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这时候，宜昌随时可能被攻陷，招商局、三北等公司已经精疲力竭，更可怕的是，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1个月左右。最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个头瘦弱的四川企业家卢作孚迎来了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当时，民生公司按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10多万吨物资在1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那些日子里，卢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深夜他则亲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他鼓励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为报效国家，卢作孚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仅手榴弹每月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2/3的机器物资。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降到没法组织大规模运输时，沿岸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废铁。

    后来史家将卢作孚组织的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民国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评价：“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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