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建

    “以造假进北大？以嫖娼出北大”，第一次被视为标题党，并赢取骂声一片。但文章还是要做的，现在我就继续领骂吧。记得跟帖《看历史》后，一网友又跟帖我“邵建先生所仰慕的胡适也嫖过吧”，我说：“可是我不会以胡适是非为是非呀”。不敢再做标题党，此篇即以此为题。

    陈独秀以嫖娼出北大，不妨分作两事，该不该做这件事和该不该出北大。前一件属于陈独秀的个人自由，他对自己的身体拥有充分的主权。我在这里连作道德评价的兴趣都没有；兴趣倒在于那篇相传为陈独秀的《乳房赋》是否为他所作。若是，那倒是长留天地间的文字（旁白：独秀啊独秀，多写写这类文字该多好。你看你那个《新青年》，误导了多少正派青年）。

    至于第二件，陈独秀该不该出北大，这话未必好直接回答。绕个弯子吧，假如此事做了，天不知地不知人不知，当然不需要出北大，除非自出。但，只要陈独秀做了又没能藏好，让舆论知道了，以他的身份，他就必须出北大。自由是有代价的，这是他为自己的行为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胡适当年不这样认为。1935年底和1936年初，他和推荐陈独秀进北大后又力主其出北大的汤尔和有过若干通书信，交锋的问题就是陈独秀是否该出北大。汤尔和表示：“弟以为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故陈独秀已经不适合留北大。但，胡适的看法却相反。

    在胡适看来：“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1919年3月26日夜，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汤尔和“力言其私德太坏”，但“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最后结果，还是汤尔和等人的意见占上风，蔡元培忍痛割爱。

    胡适有一点是对的，陈独秀出北大，风流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乃在其他。只是这个借口如果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实有其事，陈独秀也只得认栽。此事如果是常人所为，恐怕连看热闹的人都没有。但陈独秀身在北大，又是文科学长，同时兼领公共人物；即使在那时，社会对一般公众和公共人物，哪怕是私行为，也是奉持两种尺度的。这里并不存在胡适所谓的“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而是公共人物没有私行为，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没有隐私，除了你自己收藏好。

    在另一封信中，胡适其实也认可了这一点。他说：“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前面的内容无可非议，一个“但”书，却显露了胡适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胡适是如何裁定他人是在“攻击”陈独秀，这种指责性的语词似乎只能是诛心。既然是公人，事情也发生了，舆论也有了，北大哪怕为了面子，也得让陈走人。有人就此提出，理应视为正当，为什么偏偏只作攻击解呢（退步言，尽管是攻击，也是陈活该）。真不知胡适先生是奉持什么样的是非观，好像有问题的不是陈独秀，倒是那些主张陈出北大的人，因为他们在“攻击”。

    胡适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因此事让陈出北大。他前后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汤尔和。上面引语分别出自后两封，但第一封却更能见出胡适不愿让陈出北大的缘由：“……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风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因此，3月26日那个晚上，“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一夜决定一段历史，未免言过其实。这不重要，问题在于，即使历史事态完全如胡适所说，陈独秀就不该出北大了。我在前一篇文字中批评实用主义的是非观，这里依然适用。是非就是是非，其是其非，应以事情性质论，而不应以后来的历史结果论。后来的结果是非，盖因人而异。胡适以为罪，正如太多的人以为功。但，无论后来功与罪，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事情本身。陈独秀私德不检，是为非；因而他必须离开北大，乃为是。假如胡适先生以此为非，那么，非未必是在汤尔和，或许正在胡先生自己。

    依然以上篇文章的结尾做试验，假如今天北大有一位类似陈独秀身居要职的人物，做了和陈一样的事，不幸没收拾好，舆论满天飞。你说，北大是装作不知道，还是做当年类似的处理。

    千万别再跟我说，要历史地看问题（我上篇文章的众多跟帖就是这样教训我）。好像我们今天进步了，那时人们的道德有多差似的。告诉你，民初的道德状况要比我们今天的每况愈下不知好多少。

    注：以上所引胡适几处文字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1～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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