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端木赐香

    不知是世人的偏爱，还是历史的无情，总之，相对于秋瑾（1875—1907）的伟大光正形象，秋瑾的那个小丈夫，王家三小（一说四小）王子芳，却可怜巴巴地蹲在历史的角落里，头上布满灰尘，脚下一地泥泞。偶有提及，也是白眼相向，掷一句“典型的没落阶级的纨袴子弟”而已。

    王子芳果真如此不堪么？

    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人。其父王黻臣与曾国藩乃拐了几个弯儿的表亲关系，原先卖豆腐，得益于曾国藩的改革开放政策，卖着卖着就先富了起来，举家迁居湘潭。到了湘潭后开始经营当铺与钱庄，所居宅院占地几十亩，房屋数百间，乃当地著名的豪绅大户。子芳乃王家最小的儿子，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

    子芳长得很漂亮，据秋瑾那位庶出的弟弟秋宗章所言，自己这位姐夫“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而姐姐秋瑾却“伉爽若须眉，瑟琴异趣，伉俪不甚相得”。

    据秋瑾女儿王灿芝（后改名秋灿芝）所言，自己的父亲王子芳“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最得父母的欢心”。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对秋瑾丈夫的第一印象，则是“白脸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第二印象还是那样：“一见面还是那么腼腼腆腆的，有话想讲，又吞吞吐吐地讲不出来。”透过这些片言只语，我们可以估计，这小子不是小虎队乖乖虎那样的，就是贾宝玉水做的那样的。总之，一个女性化的帅哥，遭遇了一位男性化的英雌。下面我们看看繁子对秋瑾家庭的回忆。

    繁子说：“秋瑾兴致勃勃地给我谈起她的家庭。原来，她丈夫也是个南方富户，比秋瑾小两岁。他们有两个孩子都才四五岁。小丈夫温文善良，对秋瑾的意志和行动一点也不加约束，秋瑾自由得很。”

    繁子来自男尊女卑的日本，她拉着秋瑾的手说：“在你家里你是男的，你丈夫是女的，你是你们家庭中的女王，不，是女神。中国有句话叫‘怕老婆’，说的就是在家里有威严的女神。你便是女神的典范，你丈夫是女神的崇拜者。”

    繁子说，“秋瑾圆圆的眼睛骨溜溜一转”，说：“夫人，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甚至有厌倦的情绪。我希望我丈夫强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不不，这并不是为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人屈服。夫人，我要做出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繁子伤感地望着秋瑾，说：“秋瑾，你沉溺于空想，而理想太少，所谓希望丈夫强暴一点就好了之类的话，不过是嘲笑这家的媳妇。男人强是男人的本性，但有时也软弱；女子弱是女子的本性，但有时也坚强。女子毕竟是女子，你硬要战胜男子，反而表现出你软弱的本性。”

    秋瑾略改口气说：“不过，夫人，我不甘心无所事事地活着，我一定要胜过男人。”

    看明白了吧，这就是王子芳的悲剧所在。

    有人说，秋瑾是包办婚姻。但对王子芳来讲，也是包办婚姻。两家子也算是门当户对。1895年，秋父秋寿南调任湖南湘乡厘金局总办。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创始于1853年，本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权宜之计，结果却成了全国通行的正式税种。

    厘金局在国内的水陆要道设立关卡，给过往商人征收一定数值的过路费。当然，坐地商也包括在内。行商叫行厘，坐商叫坐厘。用道上的话来讲，此关是我设，此地是我管，哪个在发财，请交厘金来。

    所以清末官场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的谚语。秋父的厘金局总办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这意味着秋家官风钱风都不弱。也正是因为不弱，才摊上了当地富商大贾王家的亲事。

    1896年，王子芳与秋瑾结婚了。这一年，秋瑾虚岁22，而她丈夫虚岁才18。关于秋瑾的出生，还有1876年说、1877年说、1878年说和1879年说。我这里只取1875年说，因为持这一说的，不但有秋瑾的同父异母弟秋宗章，还有秋瑾的女儿王灿芝。

    总之，女性化的小丈夫，娶了男性化的大姑娘。常言说，女大三，抱金砖；那女大四的王子芳能抱住什么呢？

    按秋瑾的诉说，王家刻薄小气。在她的自传性弹词《精卫石》中，她给公公苟百万起名“苟无义”，给丈夫起名“苟才”，说什么“有个财主苟百万，家中新发广金银。公子今年十六岁，闻言像貌尚堪憎”；“其父名叫苟巫义，为人刻薄广金银”；“一毛不拔真鄙吝，苟才更是不成人，从小就嫖赌为事书懒读，终朝捧屁有淫朋。刻待亲族如其父母样，只除是嫖赌便不惜金银。为人无信更无义，满口雌黄乱更改。虽只年华十六岁，嫖游赌博不成形。妄自尊大欺贫弱，自恃豪华不理人，亲族视同婢仆等，一言不合便生嗔。要人人趋奉便欢喜，眼内何曾有长亲？如斯行动岂佳物，纵有金银保不成。相女配夫从古说，如何却将才女配庸人？”“深嗟彩凤配凡禽”云云。

    问题是，刚结婚时，婆家是很大气的，把湘潭城内一家钱庄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儿媳。至于她所咒骂的公公苟无义（王黻臣），在她女儿王灿芝笔下，则是“容貌修伟，器宇轩昂”，“生性慷慨，乐善好施”，赈灾济贫，惊动了清中央的，而且自己的外祖秋寿南正是相中了王黻臣的“纯良方正”才跟对方结的亲家。

    还有就是，结婚时王子芳虚岁十八，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一个普通的富二代要怎样才不是“庸人”“凡禽”呢？或者说，对于王子芳这样的人来讲，人家要的就是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如果知道你是一个潜伏的革命党（秋案发生后，街坊邻居把秋瑾称作“女匪”，都不让孩子跟他们家孩子玩了），打死人家也不会娶你了。

    我一直认为，婚姻是一种契约，里面是有些默认前提的。比如说，不管男方女方，结婚不想要孩子，必须婚前向对方声明，不能结了婚，才说我坚决不要孩子，否则涉嫌欺诈性交易嘛；再比如，秋瑾结婚后要做革命党，也是对家庭的背叛，对丈夫和子女的背叛。想做职业革命家可以，但不要连累自己的妻夫儿女。话又说回来，你也完全可以不结婚不生子女嘛。一句话，不管做啥，除了职业精神，还得有负责精神。

    秋瑾赴日时，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3岁！秋瑾牺牲时，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6岁。事实上王灿芝的书里，对母亲是有责备的，说母亲赴日时抛下了自己，寄养给一个谢家干妈，那干妈并不负责，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害得自己小命儿差一点就丢了。

    由于谢家不缺孩子，并不稀罕她，养了几年怕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交代不过去，就还给了王家。王家接过这满头虱子面黄肌肉的孩子后，整整半年才让孩子恢复过来。但是宠这孩子的，仅仅是她的爷爷，爷父相继去世后，奶奶开始可着劲儿地虐待这孩子，因为她一看到这孙女，就想起了给全家带来不幸的儿媳秋瑾。所以整天骂孙女为杀头鬼！这孙女稍大后以求学的名义出走了这个家庭。

    至于秋瑾的儿子，虽然甚受王家宠爱，但是长大成人后，比母亲咒骂的父亲还不堪，那是真正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妻妾成群、沉迷鸦片。秋瑾若泉下有知，不知又会如何咒骂这样的儿子。

    结婚头几年，秋瑾还算恪守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1897年，生子元德；1901年，生女灿芝。但是好景不长，1901年的冬天，秋父死了，家里唯一的摇钱树与靠山没了。估计是为了接济亲家，王家与秋家合资办了个“和济钱庄”。

    秋瑾与世人都喜欢骂王子芳“纨袴”，但我觉得更纨袴的应该是秋家兄妹两个。这钱庄，1902年初开办，到年末就赔得精光精光了。

    按秋瑾弟弟秋宗章的解释：第一，钱庄经理陈玉萱看着老实，实则刁狡？？——明摆着是秋家兄妹不会用人嘛；第二，大哥秋誉章不懂商业利弊，姐姐秋瑾日处深闺，为旧礼教所束缚，不能亲往查核，且胸无城府，陈某遂上下其手，任意侵吞——不懂商业开吗钱庄呢？至于秋瑾，搞革命不计男女之嫌，开个钱庄倒足不出户贞女烈妇了？第三，年末钱庄倒闭，持票者纷纷前来挤兑，秋家为了信誉，秋誉章破产以偿，秋瑾典钗卖珥。饶是如此，秋誉章还是没有发现经理的问题，经理把已经兑换的票从后门带出，然后派遣其爪牙打扮成贩夫走卒的样子从前门进，重新兑银，秋誉章“据案持筹核算，不暇旁骛，末烛其奸”。更严重的是，钱庄伙计都不跟主家一气，对于重来兑现的，“立于付款，不稍留难。辗转弊混，又损资巨万”。

    秋家起初还想“背城借一，重振旗鼓”的，结果难以为继，关门了事。子芳摊上这么一个无能的大舅哥能帮衬得起吗？更帮衬不起的是老婆。亲友中有洞悉陈某之奸者，托秋誉章之名，把陈某告到了县衙，县衙把陈某拘押起来给秋家追钱。秋瑾可怜陈某，跟哥哥说：钱已经没了，再追人有啥用？宽大待人，放过他吧。于是就把陈某放过了——试问，秋家兄妹败自己的家也罢，王家能由着他们败吗？

    一者是父死，二者是帮衬不起的破产倒闭，秋家与王家的婚姻就有些门不当户不对了。

    按一般的说法，从此秋瑾在王家更是受到了冷遇。我觉得，所谓的冷遇也应该辩证地理解，至少不能受秋瑾一面之词的影响。因为秋瑾不是接受冷遇的人儿，王家也不会恁般势利。就说秋瑾东渡留学吧，一般的说法是丈夫阻拦不成，不予资助，导致秋瑾只得变卖自己的首饰（珠花珠帽还被丈夫窃取了）。

    事实上，秋瑾1903年随夫上京后，就跟丈夫闹分家了（公婆觉得他们上京生活需要花费，所以给他们一笔巨款），王子芳闹不过她，分给她一万余元，她则交给亲戚合伙做生意，结果跟前面所说开钱庄一样，等1904年想东渡日本时才发现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了。——我到很想知道秋家这亲戚是谁，怎么秋瑾跟谁合作，就让谁把钱全给弄走了，有猫腻不？总不会是秋瑾娘家人吧？除此之外，秋瑾还有私蓄。但是当她听说维新志士王照关在刑部大牢里，需要钱打点时，就把私蓄的一半拿了出来，托人送给了王照。

    总之，不是丈夫不给她钱，而是不但给她钱，还分了产，可惜被她眨眼工夫就玩完了。很快没有了钱继续和丈夫要，当然不好要了。无奈之下，只得变卖首饰。

    还有，按服部繁子的回忆，秋瑾本想去美国，后来改去日本，并希望繁子带她前往。繁子与丈夫都不同意，理由是秋瑾思想过激，对她说美国合适你，日本不合适你云云。但秋瑾的丈夫却为此找到繁子门前，为妻子求情，按繁子的说法，秋瑾丈夫“惶恐而又害羞”地请求说：“夫人，我妻子非常希望去日本，我阻止不了，如果夫人不答应带她去日本，她不知如何苦我呢，尽管她一去撇下两个幼儿，我还是请求你带她去吧。留学也好，观光也好，任她去吧。要是留学，在日本我还有三四个朋友，可以托他们照顾，不会给夫人添麻烦，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的。与其让她跟别人去，不如拜托给夫人更使我放心。我知道服部先生在日本是大学者，我感谢他帮助中国办新教育，我也钦佩夫人的仁慈，为中国的女子教育竭尽自己的力量。带她去吧！请夫人考虑。”

    繁子感叹说：“还真会说话哩。我若拒绝了他，他就会受到家庭女神的惩罚，那实在可怜。”于是繁子改口说：“我可以带秋瑾去，但要提一点要求。”秋瑾丈夫恭敬地说：“夫人对我有什么要求就说吧，我一定尽力去做。”繁子扑哧乐了：“不是对你有什么要求，是说秋瑾的思想太激进了，那是我们日本所不容的。如不改变她的思想，很遗憾，我是不能带她去的。”

    繁子的话说得非常坚定，王子芳说：“我明白了，她的思想我也不赞成。好吧，只要她在贵国，我就不让她有这种思想。”虽然繁子很怀疑秋瑾是否肯依从丈夫的话，但当秋瑾跟繁子表态，到日本自己憋着些不再激进后，繁子这才答应带她到日本。

    1904年王子芳带领一子一女送妻赴日，使得繁子第三次看到了秋瑾这个小丈夫：“丈夫面带哀伤，发辫在风中吹得零乱，看着更让人痛心。可他还像一般丈夫应做的那样，提醒秋瑾一路保重，到日本后来信。两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忍心离去的母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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