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克飞

    晚清的知识分子，除出仕为官外，投身洋务、担任买办，或专注技术，从事铁路、电报等新行业，都是流行出路。此外，报人也是一个后起的职业，办报者或针砭时弊，或记录世情，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苏报》案中的章太炎与邹容，后者则更为持久中肯，契合报业本质，如堪称近代中国史头号资料库的《申报》。

    不过，作为一代精英的留美幼童，曾为报人者却不多，这显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幼童们初回国时，报业尚不发达，仅租界内有些许施展空间，而当清末报业日渐发达时，幼童们又多已功成名就，官场中的大多位高权重，技术领域则有詹天佑这样的翘楚人物，即使籍籍无名者，四五十岁的年纪也使得他们很难从事这一工作。

    目前可查的曾从事报业的留美幼童仅有三名，分别为唐国安、丁崇吉和曾笃恭。

    作为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曾任上海《南方报》编辑，1905年，他与颜惠庆合作开辟该报英文版，面向读者群是旅居上海的外国人。后来，他赴京任职外务部，进入官场，便结束了自己的报人生涯。

    丁崇吉的经历与唐国安类似，报人经历只是人生过渡，他的“人生主旋律”是任职海关，曾出任海关副税务司，改变了海关高级官员多为洋人充任的局面。

    至于曾笃恭，报人经历比前二者都长。他也曾入官场，却没做过清廷的官，而是任职于民国政府。这也是当年留美幼童中颇罕见的，他那些曾经为官的同学们，多半横跨晚清和民国，两朝为官，少数则像梁诚那般，清亡后便退出官场，曾笃恭却刚好相反。

    视野改变命运

    在四批留美幼童中，广东籍占了一半多，其他也多来自东部沿海地区，比如宁波籍幼童便为数不少，其中1873年6月出洋的第二批幼童中有四人，分别为丁崇吉、陈乾生、王凤喈和王良登，1875年10月出洋的第四批幼童中则有沈德耀和沈德辉兄弟二人。

    那时的江浙地区，虽不似广东那般开放，但也因航运和上海开埠的缘故，远较内陆地区开放。

    因为身在侨乡，对华侨史一向感兴趣，如今又“盯上”留学史的缘故，我翻查、阅读了大量有关华人出洋的资料，并顺带着读了不少其他学科的相关书籍，比如涉及中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近代中国建筑史。读得越多，便越发感受到视野是何等重要。

    即使同为一贫如洗的出身，有些人一辈子无法走出大山，有些人则从小就见到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并心生憧憬。早年漂洋过海的粤籍华工，就是“敢为天下先”的最佳例证，而南粤地区至今仍随处可见的华侨大屋，中西合璧的风格也是其文化交融的见证。

    视野往往可以改变命运，甚至改变时代。比如容闳与他的同学黄宽、黄胜，尽管均出身贫困，却在澳门的教会学校里接受了先进文化，并敢于出国留学。也恰恰是容闳，主导了幼童留美，而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又有100多对父母敢于签下生死各安天命的协议，将孩子送往大洋彼岸那一切未知的国度，尤其是以出洋和买办闻名于世的珠海唐家，更是无比积极。也正是留美幼童中的唐家子弟唐国安、唐绍仪和他们的留美同学梁诚、梁敦彦及欧阳庚等人，一起努力，促成了庚款留美，缔造了一代影响中国百年的精英。

    薪火相传的背后，是这一代代人的开放视野。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是否沐浴过海洋文明，仍可极大程度上左右人的视野。

    出生于1860年的丁崇吉，其实家境极为贫苦，若在内陆地区，最大的可能便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在他的家乡浙江定海，则多了一条可影响一生的路。

    丁崇吉六岁那年，母亲去世，兄弟姐妹九人全靠父亲丁长绶做豆腐维持生计。排行第六的他从小就常年以稀饭和盐巴果腹，甚至因为床铺不够，睡在做豆腐用的大缸缸盖上。但即使如此，丁家仍重教育，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丁崇吉就于九岁那年进了私塾。他的两个哥哥成年后都随着叔父赴上海从事外贸生意（丁家后来亦因此而发迹，逐步成为定海第一大户人家，后文详述），也使得丁家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江浙家庭一样，视野逐渐变得开阔。于是，在容闳招收留美幼童时，丁长绶便决定送丁崇吉出洋。据说，除了老六丁崇吉之外，丁长绶还打算将老七也送出去，但老七不愿去，方才作罢。

    赴美后的丁崇吉，先在麻省某高级中学读书，后考入哈佛大学。在哈佛，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宁波丁”，据载，哈佛现在仍保存着他的入学卡。但一年后，留美幼童们被强行召回，丁崇吉也未能毕业。可这段经历，已足够改变其一生。

    “益仙”之名用一生

    丁崇吉字“益仙”，也称“艗仙”，这个字是留美前所取。

    据《留美幼童》一书记载，当时清廷认为幼童出洋，事关天朝脸面，所以不仅人人须背景清白，姓名也要有书香门第的气息才行。所以，不少出身贫苦的孩子还在临行前被改名或加字。

    丁崇吉的“艗仙”，拆开便是“益舟山人”，也许是取“一个对舟山有益的人”之意。据丁崇吉后人回忆，丁崇吉等留美幼童远渡重洋、在西海岸登陆后，在横跨美国的途中遇上了著名的劫车大盗杰西？詹姆斯，虽有惊无险，却让他们记忆犹新。后来，丁崇吉曾带儿子去看一部以杰西？詹姆斯的故事为背景的美国电影，还告诉儿子就是此人劫了他所乘坐的火车。

    据载，在留学期间，丁崇吉曾经爱上一位名叫Sussie的美国姑娘，他晚年时非常喜欢自己的小孙女丁秀瑞，就为之取了英文名Sussie，而“秀瑞”这个中文名亦是Sussie的音译，又取容貌秀丽、品行高洁之意，没有跟随同辈的“珠”字排行。

    回国后的丁崇吉，最先被分配至天津大沽炮台鱼雷队，专门研究鱼雷操作。当时，鱼雷的操作可算是洋人的不传之秘，所以清廷专门延揽一群年轻人研究学习。李鸿章曾上奏朝廷，表示“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该学生等现有派充营哨各官及管驾、教习、官医各项差使者，亟应量其才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为此酌拟奖叙，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念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业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值此风气初开，确有成效，准予照拟破格从优给奖，以昭激劝，可为培养人才渐收实用之一助……”

    在这份奏折后面，他还附录了一份申请破格提拔的人才表，其中写道：“谨将拟保美国回华及天津招募学习水师、鱼雷、水雷、电报、医学各学生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丁崇吉……等三十四名，均拟请以把总尽先拔补……以上各生，现在兵船、鱼雷、水雷等营充当管带、帮带及蚊船、练船、兵轮、雷艇各项差使。”

    把总为基层军官，又称“百总”，意为统管百人。丁崇吉晚年也曾对后人述说这段经历，说自己做过百人官。不过，他次年（1885年）就离开了军方，前往上海，为上海各家英文报纸进行采访工作。据说，当时记者还是个新鲜职业，国人多对此不了解，采访屡吃闭门羹，可丁崇吉却乐在其中。

    放弃军方的铁饭碗，离开体制内，跑去当一个当时并不受待见的小报人，这种选择在当时而言颇为奇怪。有人认为，此前发生的中法战争，尤其是马尾海战一役，可能是丁崇吉离开体制的重要因素。当时丁崇吉并未上战场，但也曾经待命，经此战役后难免对清廷失望，何况，在美国的民主共和氛围下浸淫多年的留美幼童，本来就多半对清廷颇为淡漠。另外，丁家此时在上海已拥有了家族生意，想必也是丁崇吉离开体制“下海”的原因。

    也是在1885年，他得到哈佛校友德鲁的推荐，在担任记者的同时又供职于上海海关，任办事员。

    摸爬滚打23年后，1908年初，丁崇吉被任命为海关统计科代理副文案，并兼任海关代理副税务司，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出任海关副税务司的华人。

    自从国门被强行打开后，中国海关一直为如赫德之类的外国人掌握，高级官员更是清一色洋人。1906年，清政府任命另一位留美幼童唐绍仪担任会办税务大臣，唐绍仪以魄力著称，且极强调中国的自主权，在权益之争上向来寸步不让。赫德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唐绍仪上任后，立刻要求各税务司“嗣后如遇用人之际，再不可多用洋员，漫无限制。其洋员向来职掌，须陆续多派华员中之通英文者充当”，还任命张福廷为偏远的亚东关署理税务司，任用华人帮办10人，试图以此赢得唐绍仪的信任。

    丁崇吉能够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也是因为唐绍仪的“威力”。据载，丁崇吉所担任职位的确切表述应该是“Acting Deputy Commissioner”，即“代理副税务司”，有些史料称“海关监督”，其实有误。“海关监督”是另一个职位，为清政府任命，有职无权，纯属挂名。

    丁崇吉在海关声望极高，这与其为人有关。作为华人，他长期为华人同事争取权益，频频上书总税务司。比如他曾写过一封信给赫德的继任者安格联，为华人同事争取升迁和加薪等权益，“今为最后而最要者，为等级之分别问题。此项问题，职屡次呈请，但未蒙嘉纳。如王锦屏，服务海关42年，始获得超等正前班同文供事之职位，有《职员录》可凭。然此项职位，他人尚未必可以达到，因有多人以年高之故，迫而告退，遂致《职员录》中，高级者尚多空白也。近年来洋内班中等级，业已重行分别，而于华人供事人等，则未之闻也。支给薪俸之标准，为前总税务司于1908年所订，今于供事中，仍然适用；不知现在生活，除受战事影响之外，已去昔时远甚！抑有更进者，海关升递之举，较之邮政、盐务等方面，最为迟缓。故职员等呈请供事中等级之分别，亟须研究，而升迁之举，须如此办法，以每两年升一级；供事中之等级，亟应缩小，而有功于职务，特别保荐者，更须正当奖励之亟也。”

    在这封信里，他还详细列举了海关华人职员与洋职员在房租津贴、医药设备、病假、长假和差旅费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以说明华人职员与洋职员待遇之悬殊。

    据载，他退休后，同事送他一只银盾，上面刻满了赠送者之名，他十分珍爱，放在家中最显眼之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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