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到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始创于1897年，前身为南洋公学外院，是中国人自己兴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学校因材施教，注重品行培养，英才辈出，桃李满天下。它造就了一大批近代中国史上的杰出人物，例如，近代中国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第一人沈心工，杰出的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出版家邹韬奋，杰出的军事家蔡锷，著名教育家赵宪初和著名翻译家傅雷，等等。

    1924年秋，张光斗开始在交大附小上学了。12岁的他，第一次出远门读书，与他同去的是一位到上海做教师的女同乡。没有亲人，没有同伴，他背负着家族的希望踏上了去上海的道路。

    与大都会里的孩子比起来，初来乍到的张光斗穿着土气，也不会说上海话，难免遭人取笑，但想到家里送他来念书颇为不易，便释然了。当时，交大附小有举行童子军训练的惯例，学校规定大家必须穿一样的制服和皮鞋——原来，昂贵的学费里包括了制服费。生平第一次穿上油光发亮的小皮鞋，张光斗得意了好一阵子。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张光斗的，他遇上的大部分同学正如童子军的口号那般“勇敢、诚实、友爱”，张光斗与他们相处甚欢，其中顾德欢、费骅、张华增等成了他的至交。

    关于这段学习生活，张光斗晚年回忆道：“少年时代的教育对培养人的素质，是十分重要的。”——当年的交大附小不但校规严明，课业内容充实，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且还特别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水利泰斗张光斗传第二章选择水利学校有明确的校规，学生必须按时起床、做早操、上课、上晚自习、就寝，平时不得随便进出校门，身边也不得带钱，如果带来就得由学监代为保管。有一次，张光斗不小心带了一个铜板到学校，就只好将它交给学监沈同一先生，而沈老师也果真认真地收下了。

    “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面临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上海的一些新式学校开始运用西方教育理念和传统教育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仅在教学理念上中西合璧，教学内容也杂糅古今中外，科目繁多，包括中文、数学、英文，还有历史、地理、体育，等等，使学生学贯东西，终身受益，毕业后无论出国深造还是投入社会工作都具备良好的基础。当时的新式学校明显沿袭着中西教育各自的特点，中文教的是文言文，学生须背书和写作文；数学则主要是学算术和代数等；英语教学主要教授语法和课文，并且几乎每堂课都要进行拼写和听写练习，还要朗读课文。张光斗的强项是数学，他喜欢解难题，也很善于解题。他最怕的就是写文章和上体育课——因为不善运动，所以他不喜欢体育。但交大附小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升级，于是他只好拼命努力，最后勉强过关；因为觉得自己思路不够宽，所以张光斗也怕写作文。

    1926年夏，张光斗完成了附小三年的高小学业。因为学校正好改为了初级中学，他就继续在本校上学——说是初中，实际的学习内容却是老高中一年级的课程。次年7月，他在交大附属初中毕业。当时，恰又逢附中改为三年制的预科班，于是他便直接升入预科班了。

    张光斗在上海读书可谓顺风顺水，可是大哥张光自陪他投考去了一趟上海后便染上了嫖赌的恶习，家里的经济状况再度陷入困顿。张光斗向来是全家最大的希望，家里不忍心让他辍学，只得勉强继续供应他学杂费。

    不必说，张光斗一直非常用功。预科班开设的课程包括数理化，还有中文、英语等，其中，数学和物理是他的兴趣所在。预科班采用的教材是全英文的，教师用英文授课，作业需用英文完成，让学生们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他们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窗。

    尽管交大的学习生活充实而愉快，但时逢乱世，大学校园也难以真正平静。师生们提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热情在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胸膛奔涌，振兴民族振兴国家成了受压迫人们共同的宏愿。1925年发生了五卅惨案，交大附中学生陈虞钦在英租界被杀害，全校师生义愤填膺，连日到南京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同年冬，苏浙战争爆发，张光斗和几位同学恰好留在了枪林弹雨的上海，想到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百姓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便忧愤不已，生死无惧。直到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对时局才有了新的期盼。交大的同学们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北伐的消息，每当取得一次胜利，他们就把一枚小红旗插到地图上那个打了胜仗的城市上，大家欢欣鼓舞，期盼国民革命军早日来到上海。

    1926年初，张光斗与顾保仁、顾德欢、刘永懋等人参加了同班同学闵启伟发起的读书组织，讨论国家政事，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三民主义》。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北伐宣告失败，割据混战，民不聊生的状态依旧没有改变。有志之士报国无门，中国百姓的好日子不知何时才能到来？

    2 投身水利

    19世纪末，盛宣怀先生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在上海创办了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交通大学，建校伊始便将“求实学，务实业”作为办校宗旨，以培养“一等人才”为目标，精勤进取，笃行不倦，迅速成长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被誉为“东方的MIT（麻省理工学院）”。

    黎照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是黎照寰先生。黎照寰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理学士、纽约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硕士等四个学位，学贯东西，文理兼通。任职期间，黎照寰坚持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原则，制定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在他的倡导下，学校重视数理化及工科基础课程，强调实践环节，对学生管理严厉。他的不少治校理念在当时颇为先进，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教学特色由此定型。这一阶段的交大无论在院系规模、设备条件，还是在师资力量、教学水平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一所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大学，被称为建国前交大的“黄金时期”。交大当年的毕业生大都成为社会翘楚，引领各界风骚，其中著名的有“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首届国家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数学家吴文俊，“中国航测之父”王之卓，“中国通信界元勋”张煦，中国造船工业的奠基人辛一心，中国第一代著名飞机设计师黄志千，原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董寅初，语言学家许国璋，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美国“华人电脑帝王”王安，国际航运巨子沈家桢，等等。总之，“黄金时期”的老交大，人才辈出，声誉远播。

    张光斗恰好赶上了这“黄金时期”，他也用毕生的努力书写了交大人的荣耀。从交大附小到念完大学，整整十年，张光斗说自己几乎住遍了交大每幢宿舍楼。交大历任校长凌鸿熏、孙科、黎照寰等的演讲他都听过。直到晚年，他还饮水思源，念念不忘母校对他的栽培教育。

    1930年，张光斗迎来了人生的新转折。预科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升入大学，还获得了奖学金。儿时的梦想，家族的荣耀，全家人多年的坚忍付出，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回报。而他更希望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贫苦人家都能够富强起来，更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国人的支撑。

    大学头两年的功课照样繁重，老师要求严格。交大闻名遐迩的严厉风格，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念交大如果一二年级通过，就可算大学毕业了。”比如，教物理的裘维裕、教化学的徐名材与教数学的胡敦复三位教授，是有名的“三大关”，他们均用英语授课，讲课认真，内容丰富，课业非常繁重。物理教授裘维裕先生讲课速度快，课外作业多，不仅必须按时上交，而且每周还要小考一次。做实验更是马虎不得，数据错了得重做，报告写得不整齐也得重写。徐名材教授在认真严格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培养了学生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数学课的课业相当繁重，习题很多，但老师的要求相对宽松，让钟爱数学的张光斗来学起来相对轻松一点。张光斗的考试成绩虽然一直名列前茅，但他总觉得自己读书有点死记硬背，知识面窄。几十年后，身为清华教授的张光斗在研究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时，还感慨自己学生时代读书不够广泛，人文艺术方面涉猎太少。他还说论读书，其楷模非他的交大同学钱学森莫属。

    钱学森与张光斗在交大是同一个年级的同学。1934年，他们又同一批考取清华留美生，同怀“为水深火热的祖国做点事”的心愿，于次年赴美求学。

    钱学森关于学习方法，张光斗极为推崇钱学森——钱学森从小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读。他的秘书涂元季曾说：“钱学森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从来没有满足过，因此他不断学习，什么书都看。他看书之多，我跟他当了几十年的秘书，大概可以说一句不夸张的话，这是新华书店卖书的人告诉我的，说全国没有谁比他买书多，书店专门给他留一个格子，有什么新书给他留着，什么书都看，买很多很多，最尖端的科学、外文的东西他都读，新华书店的人都问他一个人读得了这么多？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在加塞？我说他买的那些书我们看不懂，所以钱老不是一个收藏家，他不是收藏书，他是看。”

    晚年，钱学森曾与温家宝总理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认为要注重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培养。钱学森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艺术、音乐、书法、国画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是一个跨界奇才。他曾说自己如果不当科学家，就最想做画家。正是由于涉猎广泛、跨界思维，使得钱学森无论在科学界还是在艺术界都游刃有余。在交大，钱学森是机械系拔尖的学生，到美国麻省理工转而研究航空、数学，照样极有造诣。38岁时，钱学森就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开拓人之一，还被公认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以及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和创始人。

    张光斗在他的自传中说，同级钱学森同学，功课分数没有我高，但他读过许多参考书和学报，知识面宽，创新能力强，他的学习方法是正确的，所以后来他的成就大张光斗：《我的人生之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31年，张光斗到杭州实习测量。为期三周的实习生活成为他青年时代最愉快的时光。一帮交大青年才俊在安静优美的山区进行测量——与其说是测量，不如说是一次青春的旅行。他们饱览西湖胜景，参观钱江大桥，晚上则住在名胜之地灵隐。

    在杭州，张光斗目睹了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这座大桥的设计者茅以升正是他的杰出校友——交通大学成立时分设在上海、北京、唐山三地，茅以升就读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今为西南交通大学，算来与张光斗同出一门。张光斗不但对这位江苏同乡的爱国情怀十分敬仰，而且非常佩服他在桥梁建筑方面的才华。

    关于茅以升和桥，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据说，茅以升十岁那年的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而他因为肚子疼没有去。结果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了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少年茅以升的心头，从此他下定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上学读书后，茅以升只要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他立志投身桥梁事业，后又负笈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和卡利基理工学院专攻桥梁专业并获博士学位。

    茅以升设计的钱江大桥看着钱塘江上这座修建中的巍巍大桥，张光斗的心里无比温暖！茅以升临危受命，迎难而上，以及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的精神令他敬佩不已，也让张光斗心潮澎湃，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盘算着自己将来也要做个像茅以升一样能够造桥造房子的建筑工程师。

    大二时，分专业和学院，一直很关心张光斗的裘维裕教授建议他进理学院或者机电学院，但张光斗一心想读土木工程学院的建筑学，因为建筑工程师是广大人民需要的人才。裘教授得知张光斗想学建筑，就建议他学习结构工程。张光斗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因为他觉得搞水利建设也是很有用的，一样可以救国救民，解决实际困难。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水利建设。因为人类文明的繁衍总是和河流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黄河、长江灌溉哺育了中华民族一样，哪里有河流哪里就有人类的足迹。考察人类发展史，无论是白色的欧罗巴人种、黑色的阿非利加人种，还是黄色的蒙古人种，都是逐水而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村落，发展城市，创造文明，繁衍后代。世界五大文明的发祥地都与水有关：尼罗河定期泛滥，给古埃及人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当时的人们对这条伟大的河流顶礼膜拜，为了祈求河神的保佑，每当泛滥季节来临，他们要选一位漂亮的姑娘做新娘献给河神，连法老们的颂歌里都是对尼罗河的赞美，帝王们把尼罗河譬喻为从天堂流到人间的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冲积出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才有了苏美尔人无与伦比的“巴比伦”宫殿，以此世代保护他们的田园；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恒河、印度河给古老的印度文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黄河、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孕育出灿烂的华夏文明。

    与此同时，人类长期以来也在经受着洪涝灾害的威胁。据有文字可查的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的水灾达1092次，平均两年一次。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水涝洪灾作斗争的抗争史。史前传说中就有共工治水，“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出现了原始的堤防工程；在尧舜时代，大禹在黄河流域通过疏导的方式治理洪水，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早已成了中华民族坚毅品质的写照。周代，出现了见诸文字记载的黄河的第一次大改造；在秦昭王时期，蜀守李冰修建都江堰等工程，是古代水利发展的重要的里程碑。到了战国时代，秦、赵、魏等国则纷纷开始修筑黄河两岸的堤防工程……

    张光斗感慨百姓不仅生活在战乱动荡之中，还得饱受水灾之苦。江河不治，水利不兴，则无以安邦。如果自己能够学好工程技术，将来修建水利，定可变害为利，造福百姓。

    于是，张光斗近半个世纪的水利人生就此拉开了帷幕。

    3 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送了出去。热血沸腾的上海学生对国民政府丧权辱国的行为极为愤慨，掀起了救国运动的狂潮。交通大学当然也不例外，立即组成了救国委员会，众学生纷纷罢课参加爱国运动。那时，张光斗的好朋友顾德欢是交大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同窗好友顾德欢顾德欢，上海青浦人，又名张瑞昌。他与张光斗在交大附小就是同窗好友。张光斗刚进附小时曾受某些同学的欺负，但顾德欢等人却很愿意帮助他。大学时期，顾德欢负责交大救国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张光斗也当了委员，主要负责宣传壁报。那时，顾德欢已加入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他还把《资本论》等宣传革命的书报借给张光斗阅读。

    有一次，张光斗参加奔赴南京请愿的运动。请愿团到达南京站后就被军警团赶到了中央军校的大礼堂。蒋介石出来“训话”，最终还是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最后，请愿学生被押回了南京站，无功而返。

    同年，张光斗再次北上南京参加请愿活动。结果，反动军警大打出手，学生落荒而逃，受伤而返的也不在少数。除了和顾德欢一起前参加请愿活动，张光斗还多次听他宣讲革命道理。顾德欢动员张光斗早日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久，顾德欢被学校开除了，从此彻底投身革命。后来，顾德欢曾多次带领浙东人民发动游击战，成了杰出的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顾德欢曾任浙江省省委委员，中科院党组成员、顾问等职。这一对同窗挚友在实现济世救民的宏愿时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个立志革命救国，一个坚持工业救国，虽然此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但最终可谓殊途同归。

    1931年4月，中华民国政府铁道部决定修建陇海铁路。1932年暑假，张光斗和同学到山西潼关进行铁路定线测量实习。虽然潼关的经济并不发达，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造成当地山区百姓长期贫困，生活窘迫，不巧的是当时又爆发了霍乱，“全县城乡遍野死亡者不计其数。当时，棺板用尽，卷席埋葬者比比皆是。疫情威胁，路断人稀，父殡母葬，妻埋子故，哭声遍野，惨不忍睹。”据黄义杰《忆1932年潼关流行霍乱的概况》，http：//www.tongguantour.com，20081027。张光斗等亲眼目睹了社会底层百姓的悲惨命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实习中，张光斗发现虽然潼关虽地处黄河附近，但生活用水却极为匮乏，河水浑浊，含沙量大，连洗脸水都得请人下河挑。而且，因为地势的缘故，还很难挑选合理的线路建造水利工程。于是，他深感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不但需求迫切，而且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

    大三、大四时，学校安排他们学习大量的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课业繁重，有时非常辛苦，常常连假日也不能回去看看父母。值得强调的是，四年级时，学校特意请美国工程师来教授高等结构力学、桥梁设计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等课程，张光斗在课堂上接触到了一些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理念，提高了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而外教原汁原味的英语教学也提高了他的英语听说能力。

    1934年上半年是张光斗在交大求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临近毕业，不少富家子弟出入舞场赌馆大肆庆祝，而心事重重的张光斗则努力为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而做着准备工作。

    说起清华留美公费生，还有一番曲折的来历：1901年，清政府在抵抗八国联军侵略战争失败后，只好同意向十四国（包括后来参战的比利时、荷兰等六国）赔偿军费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史称“庚子赔款”。这一沉重的债务直到1942年才全部还清。1904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发现美国“浮报冒报”军费一倍多。于是，经过艰苦谈判，美国政府最终同意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并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清华大学在成立之初，就是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清华学校”。1928年，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于是，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如想公费留学美国，就要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当时通过这个渠道出国深造的学生，学成后大多是祖国的栋梁之才，在他们中间，有我们熟悉的胡适、竺可桢、茅以升、高士其、周培源、闻一多、李四光等等。

    民国23年，即1934年，清华留美公费生只招2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角逐这极有限的20个名额。对出身贫寒的张光斗来说，这是出国深造的唯一机会。

    当时，张光斗报考的是心仪已久的水利工程专业。为此，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张光斗留在上海备考。这期间，他得到了同学宋家治极大的帮助。

    1934年8月，张光斗与同学俞调梅一起，从上海乘坐火车前往当时的首都南京。此次“进京赶考”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夺得一年一度的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名额——虽然名为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但是考试却并不在清华大学进行，而是设在南京中央大学。

    南京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天只能用“热不可耐”来形容。天气炎热，蚊虫侵扰，加上饮食不当，张光斗到了南京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一考完，他就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返回上海，结果大病一场。

    由于考试结果一时难以知晓，身体康复后，张光斗打算在上海先找份工作干起来再说。他和宋家治一起去找工作，结果两人的运气不错，都被上海市工务局录用了。张光斗在五科，宋家治在四科，吃住都在市府机关内，在同事们的照应下，张光斗工作得很愉快，生活也很惬意。一天清晨，一位同事告诉他，报纸上登了他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的消息。一开始张光斗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生怕那是一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直到几天之后，通知书寄到了他的住所，他才真真切切地相信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自己。

    拿到上海工务局的薪水之后，张光斗最先想到的就是回家。当他亲手把人生第一笔工资交到母亲手上，全家人都很高兴。当然，家人也为他能去美国学习感到无比的荣耀和骄傲，连乡里乡亲都纷纷前来祝贺。

    据《国立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规程》和《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公费生录取后，于必要时须依照考试委员会之规定留国半年至一年，作研究调查或实习工作，以求获得充分准备，并明了国家之需要。其工作成绩，经指导员审查认可后资送出国。”照此规定，水利系的公费生需在当年10月始在国内各水利单位实习至次年7月出国前夕。因此，在去美国之前，张光斗还需在国内实习大半年。清华大学特意安排李仪祉、汪胡桢和高镜莹三位先生做张光斗的实习导师。他们三位都是国内最早研究现代水利工程的顶级专家，无不为上世纪初期的中国水利工程和水利教育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仪祉，陕西蒲城县人，著名水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也是近代治理黄河的先驱者。1930年，李仪祉设计了覆盖陕西境内泾、渭、洛、梅、黑、涝、沣、泔八大河流的“关中八惠”规划。1938年，他去世前已完成了一半河渠的修建，即泾、渭、洛、梅四大惠渠，为我国水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府——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其他多所院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水利建设人才。

    1935年初，张光斗到河南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实习时拜见李仪祉先生，李先生批评张光斗不该到处玩耍，应该去陕西洛惠渠工作——在张光斗的印象里，李仪祉先生的“严格”真是毫不含糊！当然，李老的批评有些委屈张光斗了，所谓的到处耍实际上是张光斗在走访各地工程。在洛惠渠工作的三个多月里，张光斗接触了工程施工的方方面面，进步迅速。

    汪胡桢汪胡桢，浙江嘉兴人，著名水利工程师，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习水利发电工程，是该领域最早出国学习的中国人。他不但在美国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回国前还做了环球旅行了解欧美的水道情况。

    当时，汪胡桢在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担任工程科科长，张光斗在那实习时借阅了很多灌溉工程设计书、南北大运河资料和全国水利建设方面的书籍。汪先生认为，张光斗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灌溉工程和大坝设计最好。

    高镜莹，天津人，早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水利技术的领导管理工作，对海河流域的治理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带张光斗参观水闸，并亲自指导张光斗设计闸坝。

    后来，张光斗还到淮河、钱塘江、海河等处学习参观，进一步了解中国水利的实际情况。

    出国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亲自接见了这批留美公费生，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多作贡献。就这样，带着家人的期许、学校的信任和救国的梦想，张光斗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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