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难忘桃花溪

    经过三个星期的海上航行，张光斗一行抵达香港。实际上，当时国内的时局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要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谈何容易！

    回国后，张光斗既放弃了到云南大学任教的机会，也婉拒了江西省公路养路总队长的职务，一心只想投身工程建设，为抗战出力。几经周折，他找到了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钱昌照先生。钱先生与他是同乡近邻，得知张光斗学成归国，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像张光斗这样在美国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又在垦务局实习过的水利人才非常稀少。于是，张光斗很快就被派遣到四川省长寿县龙溪河水利发电工程处工作。

    没想到，从南京出发赴四川工作，张光斗费尽周折——

    1937年的南京，日本侵略军已经逼得很近了。战前的恐怖与肃杀让这座古都被阴霾笼罩，到处是行色匆匆的市民。有权有势的都已举家内迁，无权无势的也在想尽办法逃亡，汽车票、轮船票一票难求。张光斗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自然买不到票。

    于是，他只好暂时住在金陵大学教务长、他的加州大学同学倪清源家里。金陵大学要内迁，有轮船去内地，但船票也有限，倪清源无法带张光斗一同前往。张光斗非常理解倪的难处。当时，好友宋家治也在南京，他正要随机关车队去内地，无法带张光斗同行。看到张光斗连一件行李都没有，宋家治就把自己的皮箱和铺盖留给了他。

    水利泰斗张光斗传第四章抗战岁月张光斗走投无路，只好去找当时尚未离开南京的汪胡桢先生。看到张光斗匆匆回国，汪先生很不理解。汪老一直很看好这个聪明勤奋的学生，一直与他保持紧密的联系，给予他帮助，希望他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将来为国家作大贡献。而张光斗提前回国，在胡先生看来等于半途而废，怎不叫他失望？爱之心切，他狠狠责备张光斗不该放弃在哈佛大学继续求学的机会。不过，他仍然对张光斗伸出了援助之手，让他去找须恺总工程师帮忙买票。

    须恺早年就读于加州大学，算来也是张光斗的老学长。他对于张光斗爱国心切，弃学参战的举动表示理解，让张光斗随他一同内迁——万幸！否则，等待张光斗就是那场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于是，张光斗上了须恺工程师乘坐的导淮委员会的小轮船，离开南京去内地。不料，导淮委的人对他颇有意见，因为他不是本单位职工，却占了他们一个位置。船到九江，张光斗独自离船上岸，决定另外想办法去四川。幸运的是，在九江他买到了去汉口的轮船票，很快就到了湖北的汉口城。不过，去四川就没那么顺利了。一天清晨，有位票贩走过来问他是否需要去重庆的票？张光斗立即向他订了一张票价30元的船票。有了票，张光斗就放心地到汉口城里游览一番，不想居然巧遇交大校友李清华夫妇——他们到汉口已一月有余，未能买到去重庆的船票，只好准备乘火车去香港。张光斗告诉他们，自己刚到汉口就买到了船票，夫妇俩简直不敢相信，说他运气真好。三人稍作游览，便回到上船的地方。可是，张光斗上船后却被票贩带到了菜仓里，张光斗理直气壮地和票贩评起理来。狡猾的票贩蛮不讲理，张光斗只好上楼去找船长理论。看着西装革履的张光斗，票贩怕惹麻烦，最终给了他一张三等船舱的卧铺票。

    船从汉口沿着长江向西行驶，不久便到了三峡。

    时逢战乱，满目疮痍，但三峡的奇特地貌、旖旎风光和雄奇气势还是深深地打动了羁旅辗转中的张光斗。只见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树木葱茏，猿声阵阵，野趣横生。有山皆翠，有峰皆奇，有泉皆飞，云雾缭绕，河险滩绝，群鸟翻飞，是一条美妙动人的自然山水画廊。三峡美丽奇特的风光，令他豪情万丈，不禁想起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兴建三峡工程的宏愿，想到眼前日寇侵华的紧张时局，梦与痛一起涌上了心头三峡地区有系统记载水位的历史开始于1877年，当年，英国人凭借《烟台条约》中允许在宜昌开埠的规定，设立了宜昌海关，并在海关前的江边设立水尺，每日记载一次水位。不过，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三峡水文的范围十分狭窄，地域上局限于宜昌市，内容也只有水位、雨量等。三峡水利最初引人注目，是出于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第二计划》中写下的“改良此上游河段，当以水闸蓄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的词句，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开发三峡水利的最初设想。孙中山虽然一生没有到过三峡，但作为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设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韦行：《我所了解的民国时期的三次三峡梦》，引自长江水利网，2006814。），暗暗下决心要好好干，为国效力——他此行就是要去四川龙溪河为抗战兵工厂开发水电资源，为中国建造一批自主设计、施工的水电站。

    船到重庆后，张光斗费了好多功夫才找到龙溪河工程处。龙溪工程位于偏远的农村，主要是为兵工厂服务的。在工程所在地袁家祠堂，张光斗受到了工程主任黄育贤的热烈欢迎。

    此时正是1937年11月，距张光斗离开美国已有四个月。从大洋彼岸风光无限的哈佛校园到行色匆忙的香港，又从硝烟弥漫的南京到危机四伏的西南后方，张光斗一路走来既忐忑又艰辛。

    说到这个龙溪河工程的梯级开发，实际包括了狮子滩、上清渊硐、回龙寨和下清渊硐四座水电站。当时的龙头工程就是设计狮子滩水电站。张光斗和同事张昌龄都是副工程师，担负水电站的主要设计任务。张昌龄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获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比张光斗早一年回国。他俩在美国就有交往，还同在垦务局实习过。负责具体设计工作的大都是清华和交大毕业的青年才俊，比如胡世乐、蔡镇宇、朱宝复、李津身、华钟文等。虽然办公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只要一想起这项工程是支援抗战的，努力工作就是为抗战作贡献，这帮年轻人就有使不完的力气。经过努力，仅半年时间他们就完成了设计任务，在当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因经费紧缺，决定精简机构。国防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资委会因财力关系，不同意修建40000千瓦的狮子滩水电站，而改修1500千瓦的桃花溪水电站。于是，从这年开始，张光斗负责桃花溪水电站的设计工作。

    时值抗战初期，国家经济基本瘫痪，修建水电站的物资奇缺。买不到现成的高压输水管，张光斗就亲自跑到重庆找工厂找人制造铸铁管；国内买不到大功率的水轮发动机，他就想办法从英国进口。

    1939年，桃花溪水电站建成发电。不料，立即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工程事故——高压水管破裂，水流直泄而下冲毁了厂房。作为他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工程出现这样的事故，向来办事严谨的张光斗无法原谅自己，并引发了他长达一生的自责和反思。

    事故发生后，张光斗认真调查事故的原因。经检查，他发现山坡上存在一个砂岩与页岩的垂直接缝，而施工工程师把接缝的部位画错了，向坡内移动了近10米。张光斗在设计高压铁管与隧洞钢筋混凝土衬砌接头时，把接头放在两种岩石的垂直接缝之间，而实际上那却在接缝之外，以致衬砌漏水，水压给接缝造成很大的压力，最终导致外部砂岩体被推开，钢筋混凝土破裂，漏水顺山而下冲毁厂房的严重后果。幸好及时关闭了进口闸门，才未造成更重大的损失。

    面对事故，张光斗认真吸取教训，并作了深刻的检讨，铭记两条：一是必须注意设计方案不会对山坡内造成很大的承压水；二是设计者必须到现场了解地形地质资料。特别是“到现场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一原则，他一直坚持到晚年。他始终认为，水利工程师对国家和人民负有重大的责任，即使是工程细节上1%的缺陷，就可能带来100%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导致的结果就是巨大的灾难。

    在事故排查后，桃花溪工程正式投入了运营，其发电量可供给26个兵工厂等国防工业单位，为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桃花溪水电站是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施工的10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它的落成翻开了我国自行建设水电站的历史新篇章。当然，它也是张光斗水利事业上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张光斗还负责下清渊硐水电站的大坝和引水道的设计工作。清渊硐水电站大坝高3米，引水渠道长3公里，功率达3000千瓦，在当时也算比较大的水利工程。在工作中，他逐渐成熟起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国人常常喜欢把成家和立业相提并论，认为人生大事莫过于此。随着桃花溪水电站等一批我国自主设计的工程投产，张光斗在国内水利界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同时，他与在加拿大通过书信往来认识的上海姑娘钱玫荫小姐飞鸿传情，感情升温，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在工程处营造课长裘燮钧的劝说下，1938年年底，张光斗请假回上海和钱玫荫商量婚事。他先乘飞机到香港拿回一些寄存于朋友处的东西，然后乘船到达上海。在上海的日子里，热恋中的二人不是看电影游公园，就是逛商店下饭馆，情意绵绵，难舍难分。张光斗还拜见了钱母，认识了钱家姐妹，大家一见如故，相处甚欢。钱小姐的父亲钱振亚先生曾任沪江大学教授，他故去后几个子女由母亲抚养成人。钱家子女众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钱玫荫是家中的长女，毕业后在沪江大学附中当教师，帮母亲照顾几个弟妹。张光斗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家庭身世和从小的求学经历向钱母及家人介绍了一番。半月后，张光斗向钱玫荫求婚，钱小姐表示考虑考虑再说。这下可把张光斗急坏了——一方面他急于回四川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太明了玫荫心意如何。情急之下，他找到玫荫的好友张心漪小姐，请她帮忙。不久，钱小姐终于答应了婚事，他俩在上海举行了订婚仪式。

    张光斗自从12岁到上海读书就很少回家，与家里的联系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这次订婚是大事，他就特意写信告知父母，接到信后父母和兄弟都赶来上海与他团聚。这是张光斗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家人，久别重逢的喜悦也难以抵挡现实生活的困苦。张光斗从父兄的话里得知日寇铁蹄之下的农村生活异常艰难，他二哥为了躲避战乱，只好暂时租房住在上海。父亲年迈，又患了眼疾，几次治疗的效果都不太好。面对此情此景，张光斗内疚而无奈，为自己无法留在二老身边尽孝心而深深自责。他挽留父母在上海暂渡难关，但二老考虑到费用问题，执意仍回老家。

    送别父母，张光斗颠簸辗转，花了一个多月回到工程处，继续为抗战效力。6月，未婚妻钱玫荫携弟钱新亚一起来到四川工程处。10月25日，张光斗和钱玫荫在袁家坪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张光斗感概千里姻缘一线牵——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一个上海大都市的姑娘冒着危险赶到四川乡下工地，真是难能可贵，让他感动。

    不久，张光斗的父亲去世了。或许是怕耽误他的婚事，家里人整整推迟了几个月才来信告之。得此噩耗，他悲痛万分！错过与父亲见最后一面，张光斗痛悔不已，悲哭不止。家信中还说张光斗的三哥和侄子曾被绑架，赎出后三哥精神失常，自杀身亡。张光斗伤心欲绝，痛定思痛，更加坚定了抗战的意志。

    1940年，张光斗开始负责设计修建四川万县的仙女硐水电站。工作和生活条件依旧十分艰苦，办公在农户的厢房，住就在厢房的阁楼上，门口就是晒牛粪的，臭气难闻。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夫人钱玫荫怀孕了。1941年，张夫人在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分娩，由于助产师缺乏经验，致使女婴出生后便夭折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兵荒马乱下出生，又因恶劣简陋的医疗条件而夭折，成为夫妻俩心头永远的痛。

    2 考察美国垦务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更加密切。1942年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准备从本部和所属企业中选派一些人员到美国工矿企业考察、实习，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战后国家的重建培养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

    资源委员会对选派人员的资格有严格的要求，宣布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

    一、 大学工业科系或相关科系毕业。

    二、 中、英文程度均佳。

    三、 工作经验至少在五年以上。

    1941年9月，资源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要求尽快推荐优秀人才，同时在本单位为每名出国人员配备两名导师，连同实习计划一并递交资源委员会审核。接到通知后，各单位都十分踊跃。在推荐的84人中，经过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和副主任钱昌照的严格审查，共有31人获准入围，张光斗名列其中，电力组的其他成员还有谢佩和、施洪熙、王平洋、孙运璇和蒋贵元等，都是当时在水利水电方面才华过人的青年工程师。比如，谢佩和（1906—1996），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是重庆资源委员会的工程师兼厂长。施洪熙，著名电力专家，192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曾任镇江大照电气公司技术员、主任技术员兼公务处处长，云南昆湖电厂总工程师。王平洋也是电力专家，1931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工程系。蒋贵元，水利专家，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系。

    在他们之中，孙运璇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25年，从小一直想当文学家的孙运璇接受了父亲孙蓉昌“中国需要工程与俄文人才”的意见，与父亲一起离开家乡蓬莱前往哈尔滨，进入专门为俄侨子弟举办的俄侨实业中学学习俄文。1934年，他从当年俄国人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江苏省连云港电厂的建设。1936年，他因发表了论文《配电网新算法》而受到赏识，加入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湘潭湘江电厂的筹备与建设。1937年，孙运璇开始从事战时临时电厂的装配工作，后又接受指示，在没有中央政府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就地组织一个骡队，历时三月徒步越过秦岭与大巴山，将湘江电厂锅炉从陕西迁移到重庆大后方。后来，他又奉调至青海，主持修建了当地的第一座电厂，并担任厂长。由于在迁厂与建厂方面的卓著表现，他被中央确定为公派赴美进修人员。1945年回国后，他一直在台湾任职，逐渐由电力技术官员而升至高位，政绩斐然。

    因为孙运璇学的是俄语，不懂英语，故资源委员会安排张光斗和他一起走，可以在语言上给孙运璇一些帮助。

    能够再次赴美深造，张光斗异常激动，但想到要离开妻子，他又有些不舍。张夫人深明大义，非常支持丈夫的事业，也理解他为人民造福的志愿，宁愿忍受离别的苦楚。在张光斗出国前，资委会安排她到材料处当科员。

    1943年，张光斗和孙运璇从重庆乘飞机到昆明，再到印度加尔各答，经卡拉奇、巴士拉、开罗、苏丹，最后抵达美国迈阿密城。然后，他们乘火车到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所在的纽约城拜见陈良辅先生，并接受了前往坦河流域实习的任务。

    坦河流域计划是罗斯福新政的产物，其目的是发展工农业，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坦河流域开发包括全流域综合利用开发计划，分为一系列的多目标工程，具体包括防洪、发电、航运、灌溉、供水等，工程浩大，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张光斗被分配到土木工程设计部当实习工程师。设计部的工程师们对他非常友好，特别是亨内先生教了他许多有关水工的设计理论、方法、规范等；主任工程师台维斯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工程技术问题，对他的帮助也很大。张光斗每次遇到疑难困惑，就总向这些外国同行们请教。他白天做设计，晚上攻读技术文件，实践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为了便于出国人员互相交流学习，赴美考察的工程师们特意成立了“三一”学社。关于这名称还有个来历：资委会派遣人员的出国时间是民国31年，人数又恰好是31人，而学社的成立日期则定在5月31日，于是取名“三一”学社。学社每月集会，交流经验，互相勉励，互通有无，并每月向资源委员会递交报告。

    1943年秋，为了学习施工技术，张光斗主动要求去方坦那工地实习。方坦那工程是坦河流域最大的工程，其主体工程是修建100余米高的混凝土重力坝，有溢洪坝和泄洪坝，水电站装机30万千瓦，混凝土月浇筑量20多万立方米。为了了解第一手的施工技术，张光斗和技工们同吃同住，学习机械操作和施工工艺。他走遍各个工种的工地，观看各式工程结构，向有经验的技师们讨教。有位热心的灌溉工程师不但把他的著作借给张光斗看，而且还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灌溉。白天，他下工地勤勤恳恳地学习，晚上回到宿舍就啃技术文件，遭到了一些来工地参观的官员和专家的不解和嘲笑。有人甚至认为他堂堂一个工程处主任怎么跑到这里来当工人了，这不是有损国格么？！但张光斗一直觉得做设计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做工程也必须与工人紧密结合，因此他我行我素，并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这期间，张光斗远在中国的夫人钱玫荫顺利分娩，产下一子。他虽然万分高兴，却无法照料妻儿，只好写信慰问，并寄了鱼肝油作为妻子产后的滋补品。

    此次赴美学习，张光斗又遇见了老朋友萨凡奇先生。萨凡奇是方坦那工地的顾问，来此考察时恰好遇上了张光斗。远隔重洋的两个工程师，暌违六年再度相逢，真是格外的高兴。

    1944年萨凡奇考察三峡他们促膝长谈，聊起了自张光斗1937年回国后的诸多事情。当萨凡奇告诉张光斗他第二年将到印度做巴黑拉大坝的顾问时，张光斗立即建议他趁机就近到中国走一走，为一些中型水电站做些顾问工作。对中国和中国人向来友好的萨凡奇欣然应允。于是，张光斗写信给时任资委会副主任委员的钱昌照，建议资委会转请政府出面邀请萨凡奇先生来华做顾问。不久，中国外交部正式致函美国国务院，邀请国际大坝和水电权威萨凡奇来华做顾问。张光斗为促成了此事而兴奋不已。而实际上，萨凡奇访华的影响还远远超过了张光斗当初的预想。

    1944年秋，萨凡奇写信告诉张光斗他已从中国回到美国。这次中国之旅，他的最大发现就是三峡。他说，虽然因日寇侵占，在宜昌的行程略微受阻，但毕竟亲眼看到了三峡山高谷窄，水流湍急，是异常优良的水利位置。经美国驻华大使馆和资委会商定，美国垦务局将帮助设计三峡工程，美国政府也将给予贷款并帮助修建三峡工程。收到此信，张光斗非常震惊！一是中国战乱，三峡工程短时间内无法实施，二是为什么要由美国人来设计修建三峡工程呢？张光斗虽然为促成萨凡奇的中国之行而高兴，可他对由美国人来设计修建三峡工程之事却并不认同，也很怀疑美国政府出资的真正居心。

    这次在美国，张光斗自然没有忘记给哈佛大学的恩师韦斯脱伽特先生写信，深情讲述自己公派来美实习等事宜。韦斯脱伽特仍希望张光斗早日重返哈佛，完成博士学业。张光斗读罢老教授的信感动至极，但由于身负资委会的任务，只能辜负先生的期望。

    在美期间，张光斗还不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大胆揭露日寇在华的暴行，还专门写文章向有关报社投稿，大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壮举，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1944年，结束了坦河流域局实习工作的张光斗转到丹佛城垦务局继续实习，跟随萨凡奇学习关键技术。恰在此时，中国水利委员会派团赴美考察水利建设，张光斗随团行动，参观了诸多的工程，包括大汤普森引水工程、大古力工程、庞纳维尔工程、罗斯拱坝和水电站、夏斯塔工程、圣滑金河谷灌溉工程、洛杉矶城防洪工程、科罗拉多水道、胡佛大坝工程，等等。当时已经有一定工程经验的张光斗每到一处往往都能抓住重点，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

    1945年春，张光斗接到要他回国参加三峡工程的命令。正如萨凡奇所说的，中美两国政府决议联合修建三峡工程，并由美国垦务局负责设计。张光斗的任务就是陪同美国工程师柯登进行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柯登是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太平洋地区的主任工程师，是萨凡奇先生向资委会推荐的人选。张光斗接到这个任务后，立即向资委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建议不要搞三峡工程，理由有四点：

    首先，三峡工程庞大，战乱之中难以完成；

    其次，美国政府的贷款难以满足全部所需；

    再次，即使三峡工程建成了，所生产的电能也无法充分利用，因为我国没有财力来建设需要这些电能的工农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三峡工程地处中国内陆的重要位置，由美国人设计掌管三峡工程势必有损我国主权。

    张光斗三次写信恳切地陈述己见，但是都没有被采纳。钱昌照早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他很理解张光斗，但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不能违抗。于是，1945年5月，张光斗遵命回国。他与柯登在纽约会合，一起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3 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

    在回国途中，张光斗喜获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大好消息。

    回国后，张光斗在重庆与妻儿团圆，其乐融融。儿子元正已满周岁，第一次看到父亲，被陌生的父亲吓得哇哇大哭。

    不久，张光斗和柯登去资委会报到，开始投入三峡工程的工作。当时，成立了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和三峡工程委员会两个组织，以决定工作计划和有关单位的分工，张光斗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兼设计组主任工程师。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工程师，他充分认识到当时要建成三峡水利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当前迫切需要而且也有可能实现的是修建一些中型水利站。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于是这也成了总处的工作方向。不久，张光斗就着手上清硐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

    1945年冬，萨凡奇来到位于重庆长寿城的水电总处查看三峡坝址。经萨凡奇的推荐介绍，美国莫里森克努特孙公司承包了坝址的地质钻探工程。通过艰难的协商，最后达成协议，美国公司带来8台钻机和20位技术工人，而厂房等其他设备则由中方提供。

    1946年，水利发电总处迁到南京，工程人员全部搬迁到南京，柯登以及钱玫荫母子先乘坐民航飞机回南京，张光斗则等长寿工地收尾工作结束后再走。他先乘木船到宜昌，然后坐轮船去南京。经过三峡时，他再一次被三峡的水利条件深深吸引。他想，总有一天，中国人将建成三峡工程！经过宜昌，他还特地去看望了三峡勘测队。看到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他心里很难受。

    抵达南京后，张光斗夫妇携子回沪探亲。年近花甲的老岳母一见到他们便激动得老泪纵横。幸好，近来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大家都很开心，自然也非常喜欢小名小华华的元正。然后，他们乘轮船到了江苏鹿苑老家。母亲见到张光斗喜出望外，但想到上次分别之后家里的诸多变故，她又忍不住痛哭流涕。在父亲坟前，张光斗想起父亲对自己的宠爱和支持，忍不住大放悲声。母亲说自己年事已高，决定将家产分给他们兄弟。张光斗坚决不要任何东西，但母亲坚持要分一份给他，他再三推脱，最后只收下了一些纪念品。解放后，张光斗才从大嫂那里知道，当时母亲还是把给他的那份家产偷偷转到了他的户头上。父母的恩情比天大呀，叫他永世难忘！直到晚年，张光斗还在后悔自己从来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

    1946年5月，水电总处正式在南京三元巷开始办公。此时，美国莫里森克努特孙公司的钻机和设备已经运到宜昌，20位钻工也已到达南京。萨凡奇介绍来的垦务局地质师琼斯和其他工程人员陆续抵达南京。柯登总工程师领导规划组开始进行水能资源估算，他们先后考察了杭州钱塘江、台湾日月潭水电站、福建古田溪、广州翁江等地的工程情况，并进行技术指导。

    1947年，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各大院校爆发了学生运动，热火朝天地掀起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及迫害的革命洪潮。而张光斗仍然奔走于全国，指导各地的水利建设。

    1947年底，柯登工程师的三年合同期满，即将回美国去。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地区，并大举向南挺进。国民政府摇摇欲坠，柯登觉得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将解放全中国，时局混乱，短期内没有机会搞水电建设，像张光斗这样的国民党政府人员还可能遭到惩罚。因此，他竭力建议张光斗先去美国工作几年，待国内稳定之后再回来也不迟。他先生多次劝说张光斗带全家同去美国，护照签证他都可以帮忙办理，旅费也可由他先垫付。他甚至为张光斗做好了去美国后的发展规划，比如他们合开顾问公司等等。

    张光斗感谢柯登的好意，但委婉地拒绝了他的好意。中国养育了他，他深知建设祖国报效人民的责任重大，无论战乱还是和平他都不会离开。况且共产党也需要建设人才，他一不是地主，二不是资本家，相信共产党会保护他的。在几次与共产党游击队的短暂接触中，他更坚定了这个信念。当时，柯登还找张夫人进行劝说，但亦未果。

    一次，柯登对工程处的潘仲渔说，张光斗这个人真的很奇怪，有这样好的机会都居然不肯去美国。潘先生笑而不答，他知道，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或许柯登是所无法理解的。

    1948年，时局更为混乱。10月，淮海战役打响了。南京的各级机关纷纷南迁至上海、广州、台湾等地。张光斗工作忙碌，考虑到安全因素，他先送妻儿到上海岳母家暂时安顿，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南京。那时，总处的黄育贤处长正设法去美国、香港，他多次劝说张光斗同去国外，还列举了很多留下来可能遇到的种种恐怖，但张光斗丝毫没有动摇。11月，资委会暂时转移到了上海，总处已经名存实亡，很少有人来办公，但张光斗依然坚持工作。

    这一时期，很多在台湾的同学诸如费骅、顾俭德、徐正方、宋家治、张仁涛等都很担心张光斗的处境，纷纷来电来信要他去台湾工作，有的甚至连房子和工作都给他安排好了，但张光斗一律婉言谢绝了。因为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不愿意去台湾。他要留待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为新中国建设更多的水利工程，为民造福。

    1948年秋天，水电总处接到资委会将迁往台湾的通知，要求他们将所有文件档案和资料图纸装箱送往资委会电业处，以便装运台湾。从接到文件通知的那一刻起，张光斗就陷入了为难之中。一方面，水电资料图纸是国家机密，价值连城，如送往台湾，则可能一点实际的用处都没有；另一方面，如果不上缴这些资料，他将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有一天，同事王宝基来找张光斗，问起是否有资委会要的水电资料图纸。原来，王宝基和共产党有接触，中共地下党消息灵通，知道了此事。王宝基看到张光斗陷于两难的境地，就建议他把真的资料图纸悄悄藏起来，而把假的送出去。张光斗觉得，这样做还是太冒失。王宝基又说，具体事情可由地下党组织来办理，张光斗只负责在清单上签字即可。考虑到这些资料的宝贵价值，张光斗冒着生命危险答应了。后来，地下党组织的年轻工程技术人员把假的资料装了20个大箱，经张光斗签字，送往资委会电业处。而真的图纸资料也装满了20个大箱子，张光斗也在上面签了字，偷偷转入地下藏了起来。一生正直的张光斗从不做偷瞒之事，此次行动完全是为了保存中国水利工程的珍贵资料，虽然内心不免有几分忐忑，但于国于民他都无愧于心。

    11月，资委会由南京迁至上海。为了防止这20个装有珍贵资料的箱子毁于战火，张光斗将它们悄悄地转移到上海办公大楼的仓库里。就这样，他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巧施“掉包计”，把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许多珍贵资料保存了下来。解放后，他把这些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资料全部上缴国家，成为国家“一五”期间水电建设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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