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45—551页。

    [2]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56—561页。

    [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11—212页。

    [4]章太炎：《孙仲容书》；《制言》第30期影印该函（未标页码），标明为“瑞安孙氏玉海楼藏”。转引自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5]参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0页。

    [6]章太炎：《菿汉微言》，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734—736页。

    [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13—714页。

    [8]章太炎：《说新文化与旧文化》，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17—618页。

    [9]参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10]章太炎：《说新文化与旧文化》，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17—618页。

    [11]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22—323页。

    [12]参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13]参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14]章炳麟：《章炳麟论学手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15]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8—69页。

    [16]参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67—168页。

    [17]朱天文：《花忆前身》，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40—41页。

    [18][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张海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19]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1页。

    [2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88—189页。

    [21]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25页。

    [2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65页。

    [23]傅杰编：《自述与印象——章太炎》，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页。

    [24]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311页。

    [25]章炳麟：《章炳麟论学手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46页。

    [26]章太炎：《国家论》，《民报》第17号。

    [27][日]近藤邦康：《从一个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第172页。

    [28]章太炎：《国家论》，《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

    [29][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530页。

    [30]参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6—117页。

    [31]章太炎：《五无论》，《民报》第16号。

    [32][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三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26—627页。

    [33]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34]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45—551页。

    [35]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36]周作人：《谢本师》，《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

    [37][美]傅乐诗（Charlotte Furth）：《独行孤见的哲人——章炳麟的内在世界》，载傅乐诗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第149页。

    [38]参见[日]河田悌一《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39]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

    [40]周作人：《谢本师》，《语丝》1926年8月，第94期。

    [4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1页。

    [42]章太炎：《再与人论国学书》，《国粹学报》1907年第12号。

    [4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1页。

    [44]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苏报》，1903年7月6日。

    [45]参见[日]小野川秀美《章炳麟的排满思想》，李永炽译，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213—216页。

    [46]陈志让在分析1915年的洪宪帝制时，对于君主立宪制有独特的界定，他把当时世界上的君主制分为三种，第一，英国和北欧的君是康有为等所谓的虚君。虚君之下必须有民选的国会和对国会负责的内阁。这是麦迪逊所说的，不但能管理一切受管理的人和制度的政府，也能“管理自己的政府”。（S.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New Haven，1968，pp.7-8.）虚君制一定是民主的。但当日中国的政论家不把虚君和民主连在一起，反而把虚君与共和连在一起。在他们的心目中君主和民主是相对的、矛盾的、不能混在一起的。第二，当时很少人把日本明治时期的君主制看成寡头专政的君主制，对长州、萨摩少数大臣专政不甚注意。提倡帝制的人认为中国可以仿行那种君主制，但忽略了中国是一个没有封建传统的国家，没有由封建而演变出来的寡头政治。第三，中国自有中国自己的君主传统，与英国、日本迥然不同。中国的帝制是君主——官吏联合统治的帝制。1915年想恢复帝制的人很自然地回想到中国的传统。参见陈志让《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载《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编。

    [47]康有为：《请定立宪法开国会折》。

    [48]参见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49]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300—302页。

    [50]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第41—42页。

    [51]参见精卫（汪兆铭）《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

    [52]饮冰（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四号。

    [53]参见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四号。

    [54]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四号。

    [55]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一号。

    [56]思黄：《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一号。

    [57]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第43页。

    [58]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7页。

    [59]蔡东藩：《清史演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60]魏沂：《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61]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1901年6月21日。

    [6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9页。

    [6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4]［美］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2页。

    [65]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edited by Rebecca E.Karl&Peter Zarrow，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47.

    [66]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60页。

    [67]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56—57页。

    [68]据学者统计，在清末创办的法政杂志共有20余种：《译书汇编》（《法政学报》，1900年）、《法政杂志》（日本东京法政杂志社，张一鹏，1906年）、《预备立宪官话报》（上海预备立宪社，1906年）、《宪政杂志》（上海宪政研究会，1906年）、《北洋法政学报》（由《学报》和张一鹏《法政杂志》合刊而成，1906年）、《北洋学报》（天津，北洋官报总局，1906年）、《地方白话报》（保定，王法勤，1906年）、《新译界》（日本东京，范熙壬，1906年）、《中国新报》（日本东京，杨度，1907年）、《法政学交通社杂志》（孟森、孟昭常、杨荫杭、秦瑞玠等，1907年）、《法政学报》（日本东京法政学报社，沈其昌等，1907年）、《牖报》（李庆芳，1907年）、《大同报》（恒钧，1907年）、《预备立宪会公报》（上海预备立宪会，孟昭常等，1908年）、《学海（甲编）》（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1908年）、《法政介闻》（柏林，留德法政学生马德润、周泽春，1908年）、《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卢乃潼等，1908年）、《福建法政杂志》（福建法政学堂，1908年）、《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日本东京，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1908年）、《宪政新志》（吴冠英，1909年）、《北洋政学旬刊》（由《北洋法政学报》改成，吴兴让等主编，1910年）、《法政杂志》（上海法政杂志社，陶保霖，1911年）、《法学会杂志》（北京法学会编辑部，1911年）、《北京法政学杂志》（北京潮州会馆，1911年）、《法政浅说报》（北京，1911年）。参见程燎原《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一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1—30页。

    [69]参见张玉法主编《清末民初期刊汇编（4）宪政杂志》，台湾经世书局，1985年，第1—2页。

    [70]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71]参见［美］季家珍《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第一章与第三章。

    [72]《时敏报》，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转见《东方杂志》，第12期。

    [73]［日］末冈精一：《国宪泛论》，湖北周珍译述，载《新译界》第三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

    [74]参见《中国新报》第一号至第五号，1906—1907年。

    [75]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4—234页。

    [76]《时报》，1905年9月29日。

    [77]《时报》，1905年9月25日。

    [78]Norbert Meienberger，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1905-1908)：The Concept Sanction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Tz'u His(Bern：Peter Lang)，1980，pp.28-29.

    [79]Norbert Meienberger，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1905-1908)：The Concept Sanction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 (Bern：Peter Lang)，1980，pp.31-32.

    [80]《大清德宗实录》卷三五八，第4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二，第25—32页。转引自[美]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73页。

    [81]参见[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第三章，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2][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170—171页。

    [83]王人博：《宪法的中国性——“五四宪法”制定的背景》，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总第88期。

    [84]汤化龙：《议会论》，载《新译界》第七号，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

    [85]梁启超：《立宪法议》，载《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二册。

    [86]参见陈顾远《中华法系之回顾及其前瞻》，载范忠信等编校《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9页。

    [8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44页。

    [88]清政府对于编订宪法的态度是必须钦定，民间组织及个人即使有纂拟宪法之意，也只能是提出一些建议而已。不过当时的民间组织宪政实进会和宪友会在给清廷的宪法建议中表达了对制定一部“限权宪法”的期待，他们认为关于宪法制定之条件如下：一、帝位继承宜于宪法内规定纲要，不可过于简要。二、皇帝大权宜一一列举，不宜有概括之规定。三、政治条约应经议会承认后方有效力，此外，经济条约及一切国际合同一律宜经议会议决后方能缔结。四、命令范围以招待法律所委任者为准，紧急命令宜严定条件，独立命令不宜袭用。五、文武官制及各项官制宜作为法律，经议会议决。六、皇室经费之制度及增减，宜经议院议决。七、议会开会期间，每年至短，以六个月为度。八、每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议会之解散。九、政府以国务大臣为之，弼德院不在其内。十、大臣责任及身份宜详细规定，不可过于简略。十一、皇族不得为国务大臣及其他行政官。十二、日本宪法上非常财政处之规定施行前，年度预算之规定及既定岁出之规定等不宜袭用。十三、议会宜有修正宪法之提案权。十四、此外，宪法大纲所载，凡与上列各条不相冲突者，仍一体遵用。关于皇室大典之条件：（一）皇室大典宜与宪法同时交资政院决议；（二）皇族范围宜于皇帝大典内明定，除皇族外，所有满汉臣民权利义务一律平等，不得另设特别法律。参见《宪政实进会的文斌与宪友会的黄为基等人联名提出纂拟宪法的十四个条件》，资政院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20，案卷号2。

    [89]《设立考察政治馆酌各国政治纂订成书呈进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3页。

    [9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6页。

    [9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92]参见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5页。汪荣宝对立宪制度的认识颇能代表当时立宪士人思想的主流。在《新尔雅》一书中，汪荣宝以《释政》和《释法》两文阐释了其政治法律观，内容占全书的五分之一。《释政》篇中，他认为：“有人民、有土地而立于世界者，谓之国；设制度以治其人民土地者，谓之政。政之大纲三：一曰国家，二曰政体，三曰机关，如政府议会、元首、臣民、司法、立法、行政之类是也。”之后三篇分别是《释国家》、《释政体》和《释机关》。对于政体汪荣宝是这样解释的：“凡国家必有统治之机关，其机关之组织及举行，谓之政体”，“政体有二，一曰专制政体，二曰立宪政体。一人握主权于上万，几独断者，谓之专制政体；立宪法、议会以组织国家统治之机关，使人民协赞参与者，是之谓立宪政体”。在《释机关》篇中，汪荣宝阐释了政府、议会的性质和地位，并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之权谓之三权。三权各自独立，不相牵制者谓之三权并立”。在《释法》篇中，他认为法是“规定国家生存必要之条件，以国家之强力而履行者”。对宪法的解释则是：“立万世不易之宪典，以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巩固固有权限之政体者，谓之宪法。”

    [93]汪孝熙等：《哀启》（汪荣宝），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

    [94]陆宗舆：《五十自述记》，北京文楷斋，192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

    [95]汪荣宝：《玄思堂诗集》，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60页。

    [96]觉民：《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载《东方杂志》，1905年第12期。

    [97]参见舜修《论立宪当有预备》，载《东方杂志》，1906年第3期。

    [98]参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77页。

    [9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91页。

    [100]杨度著，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1页。

    [101]杨度著，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1页。

    [102]参见刘伟《清末立宪派的“国民立宪”论》，载《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

    [103]Norbert Meienberger，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1905-1908)；The Concept Sanction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Bern：Peter Lang)，1980.p42.

    [104]参见［美］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50页。

    [10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

    [10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299—300页。

    [107]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9年，第305—306页。

    [108][加]陈志让：《现代中国寻求政治模式的历史背景》，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总论》（第一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273—310页。

    [10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50页。

    [11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页。

    [11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51页。

    [11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73页。

    [113]参见[加]陈志让《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载《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编，第16页。

    [114]参见[加]陈志让《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载《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编，第16页。

    [115][日]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99页。

    [116]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第18—19页。

    [117]恨海（田桐）：《满政府之立宪问题》，《复报》第1期，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546页。

    [118]“国家无论共和，无论非共和，要必不可无威信，无法律无论治平之世，或非治平之世，其不可无威信无法律者亦同。”黄远生：《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7页。

    [119]梁启超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中集中表达了对一部完善的宪法的渴求：“以吾平昔之所信，总以为国体与政体绝不相蒙。而政象之能否止于至善，其枢机则恒在政体而不在国体。无论在何种国体之下，皆可以从事于政体之选择。国体为简单的具象，政体则为复杂的抽象。故国体只有两极端，凡国必丽于其一（指共和或君主——作者注），政体则参伍错综，千差万别；各国虽相效，而终不能相从同也；而形式标毫厘之异，即精神生千里之殊。善谋国者，外揆时势，内审国情，而求建设一与己国现时最适之政体，所谓不朽之盛业，于是乎在矣。若此者，筦其枢，植其基，其惟宪法乎！”参见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94页。

    [120]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

    [121]文中称：“夫所谓政体者何也？政体云者，盖别乎国体而言。所谓国体者，指国家统治之权，或在君主之手，或在人民之手。统治权在君主之手者，谓之君主国体，统治权在人民之手者，谓之民主国体。而所谓政体者，不过立宪与专制之分耳。国体根于历史以为断，不因政体之变革而相妨。政体视乎时势以转移，非如国体之固定而难改。……此皆我国为君主国体之明证也。国体既为君主，则无论其政体为专制，为立宪，而大权在上，皆无旁落之忧。盖国体者，根于历史而固定者也。政体者，随乎时势而流动者也。世或以政体之变更，而忧国体之摇撼，一是视立宪为君权下移之渐，疑国会为民权上逼之阶，犹豫狐疑，色同谈虎，此皆大误者也。”参见达寿《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25—42页。

    [122][加]陈志让：《现代中国寻求政治模式的历史背景》，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总论》（第一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273—310页。

    [123]参见［美］孔飞力《封建、郡县、自治、立宪——晚清学者对中国政体的理解与倡议》，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辑。

    [124]参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香港中华书局，1963年，第58页。

    [125]参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香港中华书局，1963年，第58页。早在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就曾提出过地方分治和地方官“由众公决”的主张，他赞许柳宗元的封建论，引述顾炎武的“复古乡亭之职”说，认为“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天子不能独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独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独治一郡，任之县令；县令不能独治一县，任之令以下各官”，主张县令以下由“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此外，满五千家设一巡检，以诸生、幕职荐举者为之，裨使“真能亲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维，远近相联，无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责实之功；有事而行团练，更得偕作同仇之力”。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复乡职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10页。

    [126]《东方杂志》，第二期第二卷，1906年1月19日。

    [127]参见［美］孔飞力《封建、郡县、自治、立宪——晚清学者对中国政体的理解与倡议》，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辑。

    [128]如孙中山在1905年的演说中表示出对所谓“优等人格”的信念：“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参见[美]普莱斯《革命与宪法：宋教仁政治策略的发展》，载《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1年。

    [129]梁启超：《论自治》，载《饮冰室合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50—55页。

    [130]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194—208页。

    [131]蒋维乔：《章太炎先生轶事》，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02页。

    [132]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194—208页。

    [133][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9—10页。

    [134]章太炎：《致谭献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第14—15页。

    [13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8—336页。

    [136]梁启超描述旧金山华人时称：“更观其选举，益有令人失惊者。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己。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2—435页。

    [13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2—436页。

    [138]《新中国未来记》中黄毅伯与李去病的辩论，或许可以看作梁启超游移心态的自我表达：“讲道实行，自然是有许多方法曲折，至于预备功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容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10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39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39]早在1899年4—10月，梁就在《清议报》第11、15—19、23、25、31册上专辟“政治学谭”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此后又有5篇文章提到伯伦知理其人其说：《瓜分危言》（载《清议报》第23册），1899年8月；《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载《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清议报》第94—95册），1901年10月；《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新民丛报》第1册），1902年2月；《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32册，此文署名“力人”，有疑非梁所作），1903年5月。

    [140]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38号、39号。

    [141]梁启超以“有机体”说明组成整体的各成员、要素之于整体的重要性：“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也。”“国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38号、39号。

    [142]参见[日]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7页。

    [143]《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38号、39号。

    [144]《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38号、39号。伯伦知理（/梁启超）批评卢梭没有意识到“国民”与“部民”，也即国家与社会的区别。伯伦知理是通过“民族”（Nation）与“国民”（Volk）的区分而提出“国民”这一概念的。巴斯蒂在概括伯伦知理的思想时指出：伯氏“企图分清什么是作为分享共同文化遗产的群体——‘Nation’（民族）观念，什么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团体——‘Volk’（国民）观念，以及两者之间同社会概念的关系。国家可以定义为某一特定国土内国民个性有组织的表现，也可以定义为某种崇高观念，因为这种未来的崇高观念是人类服务于国家关系的同时，对自己所作的保证。伯伦知理不赞成契约论，他指出，国家起源于原始部落为了生存对聚集的强烈需要，起源于对国家（Staatstrieb）自然本能的需要，起源于最初是部落首领、英雄和杰出王公，然后是贵族阶层，最后是国民之间对国家意识的觉醒。他强调人类的两重性：人有一种个体精神，自我感觉特殊，要求国家给他自由。与此同时，又受本种族集体精神的支配。因此，人既有个性的一面，又有群体的一面。因此，按照伯伦知理的说法，国家意识就其性质而言，只有一个，而不是个人意志的总和，不过，另一方面，人类历史是由冲突、斗争和进步构成的。至于国家的目的，他认为首先是从各方面发展国民生活，实现国民的完善，其次才是造福于社会。”也就是说，民族或族民仅构成社会，只是一种散漫的组织，必须由此更进一步，根据自觉，组成一个严格的政治共同体，人人均参与其中，如此方能成为“国民”。[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228页。

    [145]梁启超：《论国家思想》（1902年3月），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页。

    [146]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38—39页。

    [147]参见[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丁晓强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148][日]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149][加]陈志让：《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载《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编，第17页。

    [150][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1页。

    [151][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152][日]近藤邦康：《从一个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

    [153][日]河田悌一：《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154][日]岛田虔次：《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9页。

    [155][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丁晓强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2页。

    [156][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丁晓强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9页。

    [157][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丁晓强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2—243页。

    [158][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丁晓强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6页。

    [159]章太炎：《商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68—71页。

    [160][日]近藤邦康：《从一个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

    [161][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丁晓强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9页。

    [16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21页。

    [16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9—280页。

    [164]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第269—270页。

    [165]章太炎：《原道》，载《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166]参见[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5—226页。

    [16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70页。

    [168]章太炎：《与邓实书》，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170页。

    [169]参见[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

    [170]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载《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9月。

    [171][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

    [172]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3—254页。

    [173]参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0—111页。

    [174]章太炎：《齐物论释》，载《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175]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176][美]傅乐诗：《独行孤见的哲人——章炳麟的内在世界》，载傅乐诗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第129—137页。

    [17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91页。

    [178]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6—387页。

    [17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43页。

    [18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页。

    [181]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206—207页。

    [182]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207—210页。

    [183]王人博：《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1期。

    [184]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载《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185]参见王攸欣《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论要》，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4期。

    [186]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载姜玢编《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408—409页。

    [187]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35年12月。

    [188]参见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189]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民报》第24号。

    [190]章太炎：《说新文化与旧文化》，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18页。

    [191][美]慕维仁：《章太炎对“公理”的批判及其“齐物”哲学》，马栋予、张春田译，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22页。

    [192]章太炎：《齐物论释》，载《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193]王仲荦：《齐物论释、定本校点后记》，《章太炎文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3页。

    [194]章太炎：《菿汉微言》，载《章氏丛书》（下册），世界书局，1982年，第949页。

    [195]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2—113页。

    [19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55—356页。

    [197]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词》，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537页。

    [198]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199]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台湾新地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200]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台湾新地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201]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台湾新地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202][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蓝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203]“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命题由李鸿章提出，早在1865年，李鸿章就曾致函朱久香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1872年和1874年，李鸿章又两次上奏朝廷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个为人熟知的表述不仅仅源于中国惨败于英国以致门户洞开的惊叹，更重要的是向国人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应对“自帝国之世界进入列国之世界”的新局面。参见李鸿章《复朱九香学使》《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筹议海防折》，载《李文忠公全书》，以及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2—3页。

    [204][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蓝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205][日]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黄福庆、林明德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1页。

    [206]据考证，近现代流行的“议会”概念的词源来自法语parler，意为“说话”。古法语中的Parlement已经见之于1100年，英国亦在十三世纪就有Parliament概念。英法以外的西方国家在接受“议会”概念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或基本“借用”英法概念，如德语中的Parlament。中国人在接受“议会”概念的初期，一直存在着如何译Parliament的问题，1830年代至1890年，Parliament还没有基本统一的译法。“各取所好”的译名竟然有33种之多：公会、国家公会、国公会、国会、国政公会、办国政会、巴厘满衙门、巴厘满、会议、公会所、总会、议事厅、公议厅、议会、议政院、集议院、议士会、民委员会、国大公会、议院、会堂、开会堂、议事院、议堂、巴力门会、巴力门、拍拉蛮、聚谋国事之大会、议事亭、公议院、民选议院、全国民会。后来，议院、议会、国会等概念逐渐成为较通用的词。参见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52页。“议院”一词由于戊戌变法运动而成为流行的话语，本文以“议院”话语为题正是为了适应清末“兴民权、设议院”的君主立宪口号和当时的语境。

    [207]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208][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李恭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31页。

    [209]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7—38页。

    [210]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0页。

    [211]E·Baker，Reflections on Govern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pp.67-62.转引自[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212][英]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第一篇、第六篇，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13]孙会文：《晚清前期变法论者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态度和“君主立宪”主张的形成》，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二编《戊戌变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4]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7—18页。

    [215][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4—125页。对这一问题意识，王人博教授也有独特的解读：洋务运动中形成的开明知识群体对西方文化是隔膜的，对西学的议会知识也是粗浅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文化便成了他们观察、体认西方宪政制度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他们确乎是戴着中国文化的古老眼镜去看待西方宪政文化的。这就为中国宪政文化的生成、发展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为中国移进西方宪政文化从“文化”意义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为之找到了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契合点；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误读”了西方宪政，因而也为中国近代宪政文化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似乎西方的宪政就是西方富强的本源。参见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38—40页。

    [216][日]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余项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217]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30页。

    [218]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页。

    [219]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页。

    [220]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2—33页。

    [221]这里借用的是邓尔麟先生在《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一书结尾处的点睛之笔：“如果要把这些真理运用到风云多变的今天，我们就首先要找到一种适合它们的新语言，然后写出如何运用这些真理的历史。如同七房桥的历史一样，这部历史会表明：在古老的中国，社会状况的确变化了，新兴利益的确涌现了，同时领导方式和道德眼光也随之演变了。只有当这部历史被阐明之后，逝去人物的激情和尊严才能激励现在而不是否认现在。”参见[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蓝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222]19世纪中叶以后，士人对于国情的忧虑多集中于太平军和“洋人之势”，梁启超认为：“‘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般坚炮利’。”关于湘军“萧何”胡林翼的一则传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楚军围安庆，胡文忠亲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难平也。’既复弛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飙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太平必灭，文忠业已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而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得矣。阎敬铭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页；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2—173页。

    [223]洋务原称夷务，因为中国人认为西洋是属于夷狄之故，它是甲午战争之前所通用的名词，其意大约指关于洋人的事务而言，如制枪炮、设船厂、遣留学、立学校等，而这些无一不是为办海防而设，这就是曾国藩所谓的以“夷器制夷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所谓洋务论则是指承认西洋武力的优越性，并计划输入与此有关的机器及技术而言。参见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日]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林明德、黄福庆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1页。

    [224]洋务论的目的在于承认夷之长处并师夷学，借充实军备以图谋自强，所以洋务论也称为自强论。变法论也称为自强论，但是与洋务论不同的地方是前者较重视内政，认为最根本的先决问题在于政治的革新。所以变法论者一再强调西洋的富强，有比军备更为重要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就是西政。自甲午战争（1894—1895年）以后，变法论者对于西政更加关切，更由于他们从经书中探索改革原理使之与西政发生关系的倾向，清末的变法论亦因而成立。经书与西政是支撑变法论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参见[日]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林明德、黄福庆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2页。

    [2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226]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4页。

    [227]段光清：《境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4年，第7—8页。

    [228]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37—440页。

    [229]据学者考证，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于181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地理便童传略》，可能是中国读者最早得悉的西方议会的介绍性著作。在书中，麦都思提及英国和美国的议会，对于英国的上院下院，他是这样描述的：“国内有两大会，一是世代公侯之会，一是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者之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更希望直观地从地理方位上去介绍和辨认西洋文明，《地理便童传略》的书名就是例证，而用公侯、百姓、乡绅等中国式名称来形容英国上下院不仅仅反映了议院初来中国时的平淡无奇，更是突显了中国的主体性。传教士借用表示中国权威和传统的话语创造出了一个富有新意义却暧昧含糊的议院概念，这个议院概念丝毫不能体现西洋政治的特色和高人一等，在中国读者的眼中，它绝不是那个后来成为挽救中国病象的神奇药石。参见张朋园《议会思想之进入中国》，载郑大华、邹小站主编《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6页。

    [230]林则徐编译：《四洲志》，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卷12，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20—30页。

    [231][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蓝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232]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88页。

    [233]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6页。

    [234]据考证，魏源、梁廷枏、徐继畬等都读过《东西洋考》，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魏源编定《海国图志》时引述《东西洋考》的文字达二十八处，其主要“参考文献”的地位可想而知。梁廷枏撰写《海国四说》时曾引述《东西洋考》的《列国地方总论》和《金银论》共八百余字，并且对这些内容进行了评述。徐继畬所撰《瀛寰志略》至少有两处引述了《东西洋考》的大段文字，分别出自该刊所载《欧罗巴列国版图》和《英吉利国政公会》二文。此外，《东西洋考》还首次用中文向国人介绍了蒸汽机，首次用中文刊载拿破仑和华盛顿的传记言行，对一些西洋新概念，如公班衙（公司）、批判士（陪审员）等的命名实践和介绍都堪称经典。参见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第3—49页。

    [235]这份缘起的英文原文刊载在Chinese Repository，August，1838，p.186，转引自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第12页。

    [236]Alexander Michie，Missionaries in China，London，Edward Stanford，1891，p.13。转引自[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8页。

    [237]参见景善《景善日记》，载《清代野史》第一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197页。

    [238]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四），转引自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48页。

    [239]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第3页。

    [24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41]当年五月所刊之《英吉利国政公会》开篇曰：“管子曰：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又曰：凡人君者欲众之亲上乡意也。欲其从事之胜任也。而众者，不爱则不亲，则不明，不教顺，则不乡意。是故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乡意，从事胜任矣。故曰：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当年六月所刊之《英吉利国政公会》开篇曰：“管子曰：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当年七月所刊之《北亚默利加办国政之会》开篇也是先引述管子语录：“管子曰：一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理，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爱汉者”开篇即能切中中国民本思想的要害，着实令人称奇，难怪他们宣称：“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忽远人之文矣”，我们不妨作如下的推断：透过爱汉者所引述的民本话语，“善读者”能够依稀辨认出西洋新概念将要停靠的码头和接受者，而要真正成为一个“善读者”，就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西洋新概念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之间的关系，并找出二者之间“不可简约之差别”。参见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第353、365、377、389页。

    [242]此外，在引文中，“国政公会”简称“国会”，这极有可能就是“国会”一词的最初汉译。参见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第20页。

    [243]该篇也是首先引管子之语录，然后叙说北亚默利加国不立国王而遴选统领、副统领的选举制，并介绍该国：“四万人中自择一位，代办地方之事，赴京议拟，此缙绅诸位会为办国政务。”“代办国政之位必对民述政，而不可瞒也。倘民有紧要之事进呈，详细述其原由，或祈伸冤，或求立新法，以推民之福矣。列位遂斟酌查究辩论，其大众允，遂准行，不然，推辞矣。”参见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第389页。

    [244]王人博教授曾以极为独特的中国方式来解读西洋的“民主”概念，并以一个绝佳的比喻来说明“民主”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他说：“就中西的复杂关系而言，与其说现代汉语的‘民主’概念是西方的‘Republic’‘Democracy’在中国‘旅行’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两者艳遇后的必然结局。‘艳遇’（A erotic adventure）一词是表达西方Democracy与中国‘民主’关系的最好喻说（Trope）：短暂相逢，匆匆道别。”在刘禾看来，“艳遇”是中国传统志怪小说“程序化”的故事线索：“主人公往往为一介聪慧书生，在云游四方或进京赶考的途中无意间邂逅一位绝色佳人。才子与佳人彼此顿生爱慕之情。于是，佳人遂邀书生彻夜畅谈诗书，同床共眠。最后，书生恋恋不舍地与佳人作别，继续踏上了旅程。然而故事的点题之笔往往姗姗来迟，书生终于发现与自己苟欢的原来竟是只狐狸精（或是一位死去多时的女人的鬼魂），而卧榻之所只是她在（墓地里）施展魔法变化出来的亭台屋宇。”王人博教授借“艳遇”一词要表达的是一个隐喻：“拂去西方Democracy的魔法以后，剩下的也许只是中国被表述的‘庶民的胜利’的民主。”参见王人博《庶民的胜利——中国民主话语考论》，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53页。

    [245]参见刘禾关于如何解读隐喻的论述，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76页。

    [246]唐德刚先生在注释中云：“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的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 Man；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亲自动手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而名之曰《民权初步》，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其实英语民族在搞政治上的优越性，就是他们会开会；认真开会，和实行开会所得出的决议案。其他任何民族开起会来都是半真半假。半真半假的会便不能搞‘分工合作’和‘配合工作’（teamwork）。”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62—82页。

    [247]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62—82页。

    [248]参见《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影印本，1921年7月7日条，转引自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24页。

    [249]严复：《原强》。

    [250]孟德斯鸠：《法意》十九卷二十六章按语，严复译。

    [251]参见顾敦鍒《中国议会史》，上海书店，1990年，第1—32页。在清末有很多人认为西洋的议会制度出自中国，如梁启超则在《古议院考》中称：《礼记》中讲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以及《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就是议院的制度雏形。梁启超：《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96页。

    [252]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第365页。

    [253]魏源：《增广海国图志》，台北珪庭出版社据光绪乙未年上海书局石印本影印，1978年，第3页。

    [254]《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孔颖达疏：“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

    [255]参见《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

    [256]。参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257]例如陈虬称：“愚以为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议院之设中土未闻，然其法则固中国法也。考之传记，黄帝有明堂之议，实即今议院之权舆。《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困。”王韬的学生许象枢称：“泰西之设议院，亦合众小私成一大公也。知一事也，而民欲之，必其利己者也。然一人欲之则为私，人人欲之则为公矣。一政也，而民恶之，必其害己者也。然一人恶之则为私，众人恶之即为公矣。即有时众议意见不合，各执一事，亦可互相辩驳，使曲不胜直，非不敌是，复可虑其有弊乎？中国诚能行之，将见君民联为一气，国家合为一体。古所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不难再见于今日。故蒙得见决之曰：有利无害。”参见陈虬《创设议院以通下情》，载郑振铎编《晚清文钞》，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312页；许象枢：《议院利害若何论》，载郑振铎编《晚清文钞》，第315页。

    [25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259]王韬之后以“君民共主”立论者，包括下列各家的著述：郑观应（参见《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钱德培（《欧游随笔》）；李圭（《西洋杂志》）；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陈炽（《议院》）；张荫桓（《三洲日记》）；宋育仁、郭嵩焘等（《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

    [260]孙会文：《晚清前期变法论者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态度和君主立宪主张的形成》，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二编戊戌变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9—166页。

    [261]（清）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262]参见（清）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263]同样的表述还见之于《叶吏部〈非《幼学通议》〉》《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等文。《叶吏部〈非《幼学通议》〉》云：“独不解美洲工党胡为挟制公司？英俄乱民胡为日日思逞？法之党会胡为不畏国宪而得自由？”；《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云：“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于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且不可行矣。”《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云：“议院设而废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清）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31、143、146页。

    [264]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

    [265]孙中山：《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

    [266]《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另外，第二章“人民”的第五条中，有国民“一律平等”，第六条中有：1.身体的自由；2.依法搜查；3.财产营业自由；4.言论集会结社自由；5.通信秘密自由；6.信教自由等有关“自由权”的规定；上述这些都表达了“主权在民的宗旨”。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泰东图书局，1914年，第84—85页。

    [267]孙中山1916年7月15日在驻沪粤籍议员欢迎会上演讲《中华民国之意义》。

    [268]徐继畬：《北亚墨利加美利坚合众国》，《瀛寰志略》（卷九）。

    [269]徐继畬：《北亚墨利加美利坚合众国》，《瀛寰志略》（卷九）。

    [270][日]狭间直树：《对中国近代“民主”和“共和”观念的考察》，载《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年。

    [271]章太炎：《与马良书》，《民报》第19号。

    [27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71页。

    [27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767页。

    [274]参见[美]慕维仁《“不齐而齐”与国家：章太炎对晚清政治理论的批评》，马栋予、张春田译，《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5—30页。

    [275]李植：《余杭章先生事略》，载《制言半月刊》第25期。

    [27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60—361页。

    [27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61页。

    [278]鲁迅：《杂忆》，《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1页。

    [279]章太炎：《菿汉微言》，《章氏丛书》，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第50页。

    [280]章太炎：《邹容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6页。

    [28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5页。

    [282]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7页。

    [28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62—363页。

    [284]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64页。

    [28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49页。

    [28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24—425页。

    [287][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61页；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35页。

    [288]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71—372页。

    [289]但植之：《章太炎别传》，《制言半月刊》1936年9月第25期。

    [290]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5页。

    [291]［加］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集（军阀政治）》，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

    [292]李植：《余杭章先生事略》，载《制言半月刊》第25期。

    [293][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294]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7页。

    [295]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6—77页。

    [296][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03页。

    [297][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83页。

    [298]Stephen R.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p.215.

    [299][澳]冯兆基（Edmund S.K.Fung）：《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300]参见1925年4月8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载《鲁迅全集·两地书》，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40页。

    [301][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78—279页。

    [302]参见[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

    [303]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8页。

    [304]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3页；[澳]冯兆基（Edmund S.K.Fung）：《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

    [305]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2—283页。

    [306][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孙瑞芹、陈泽宪译，中华书局，1982年，第277页。

    [307][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1912—1920）》（下），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940页。

    [308][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孙瑞芹、陈泽宪译，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318页。

    [309][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13页。

    [310]Stephen R.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p.7.

    [311]Stephen R.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p.189.

    [312][加]陈志让：《乱世枭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6—90页。

    [313]Stephen R.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p.190.

    [314]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p.215-216，230.

    [315][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

    [316]参见[美]杨格（Ernest P.Young）《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林满红译，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集·民初政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71—192页。

    [317]陈茹玄：《中国宪法史》，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67—68页。

    [318]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p.215-216，230.

    [319]参见[加]陈志让《乱世枭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320]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110.

    [321]《北京日报》，1914年1月16日。

    [322]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505页。

    [323]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273页。

    [32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第46页。

    [325]《北京日报》，1916年3月14日。

    [326]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90—491页。

    [32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第39页。

    [328]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p.82-102.

    [329][加]陈志让：《乱世枭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0页。

    [330]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107.

    [331][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1912—1920）》（下），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525—526页。

    [332]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p.215-216.

    [333]《政府公报》，1914年12月30日。

    [33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第60—61页。

    [335]蕉鹿客：《十年前洪宪纪元之回想》，载《申报》1916年10月10日。

    [336]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200.

    [33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第54—55页。

    [338]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213.

    [339]Kit-siong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Chinese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n Berkeley，1971，pp.6，198-200.

    [340]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117.

    [341]参见[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342]章太炎：《章太炎宣言》，载《顺天时报》1913年5月29日。

    [343]章太炎著，汤国梨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20页。

    [344]章太炎著，汤国梨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10页。

    [345]章太炎：《菿汉微言》，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734—736页。

    [346][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347]参见傅乐诗（Charlotte Furth）《独行孤见的哲人——章炳麟的内在世界》，周婉窈译，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第120—121页。

    [348]参见[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

    [349]章太炎著，汤国梨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7—69页。

    [350]章太炎：《致袁世凯书》，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85—686页。

    [351]章太炎著，汤国梨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6—47页。

    [352]李植：《余杭章先生事略》，载《制言半月刊》第25期。

    [35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516—519页。

    [354]章太炎著，汤国梨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7—88页。

    [35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71—472页。

    [356][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35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532—533页。

    [358][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359][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538—539页。

    [360]但植之：《章太炎别传》，载《制言半月刊》1936年9月第25期。

    [361][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

    [362]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4页。

    [363]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884页。

    [364]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890—898页。

    [365]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9页。

    [366]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页。

    [36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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