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做了四年的遗民，却比做了一辈子遗民的人留给我们的东西要多得多。他的政绩乏善可陈，军事才能也平淡无奇，只是因为这四年的“善养浩然之气”而名垂青史，被我们永远地记住！这不能不说，在中国近千年的发展中，我们始终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蒙古人的大刀下，文天祥才有价值。但我们必须要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否则，历史上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动过的人就会慢慢淡化，甚至消亡。我们记得的应该是一种精神，学习那种浩然正气。做一条狗当然容易，但可能连你的对手都会瞧不起你，更何况是养着你的主人呢。当文天祥被押赴刑场前，忽必烈再次问他，愿不愿意做大元的官。文天祥闭上眼睛，深呼一口气，看向远方。上路了。他的精神必将被我们铭记在我们自己的路上，跟着文天祥永远在路上！

    在仕途上的无力可为

    多年以后，面对潮湿阴冷的狱壁，文天祥总会想起当年参加殿试的情形。

    那是宋理宗宝四年（1256年），文天祥高中状元，进而走进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大堂。在试卷上，文天祥运笔如飞，洋洋洒洒万言，提前交了考卷。

    他的题目叫《御试策》，以《周易》中“生生之道”为核心观念，集中阐述了“法天不息”的精神。或许，当时稍有民族斗志的人和他一样，都希望朝廷与皇帝可以略积极有为，消民怨，除国难，以天下百姓之幸福为目标。

    《御试策》在今天读来，仍旧给我们以震撼，倘若我们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还会痛哭。当时担任考官学者王应麟，将文天祥的这份考卷下评语为：“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

    理宗皇帝御览试卷，看到“天祥”的落款，脱口道：“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对其文章赞叹不已，亲擢为第一。

    “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他最终没有使大宋的天明朗，却成了中国亘万古而不灭的祥瑞。

    出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的文天祥少时便接受了中国最中规中矩的儒家教育，他的父亲是个饱学宿儒，南宋大儒江万里称他：“君方以书益多，见闻益高远，漫不作明日计。意度悠悠，任物赴成……竟于使人不能窥也。”

    文天祥的出生当然会在后人那里有着传说，据说，他父亲一日梦见一婴儿脚踩紫云飘飘然而过。所以，当第二天文天祥出生时，就给其取云孙，字从龙，成人后又字天祥、履善。

    父亲的影响力使得文天祥从小便嗜书如命，为了买到他想看的书，毫无吝啬金钱，在其家附近的富川河旁，他特意盖一竹楼作为藏书之所。后人在谈文天祥的读书生涯时，曾这样描写道：“夜呼近灯诵日课。诵竟，旁摘曲诘，使不早恬，以习于弗懈。小失睡，即示颜色。虽盛寒暑，不纵检束。”

    无疑，文天祥是中国人眼中的真正士大夫形象，虽然没有材料记载，他是否是个神童，可这并不影响他将来成为民族英雄。倘若不是神童，自然会有别人所不具备的抱负与雄心。那个时候，他大概只有十六、七的年纪，去庐陵学宫游览时，他看见学宫的祠堂内供奉着三位死后皆被朝廷谥为“忠”的乡贤：欧阳修、胡铨、杨邦，文天祥看着塑像，久久不离，最后，他激动万分地说道：“自己逝后也一定要进入其中！否则，就不是真男儿！”（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欧阳修，有宋一代文宗，长期担任政府要职，他高风亮节，刚介正直，故逝后谥“文忠”。胡铨，曾任枢密院编修，绍兴八年（1138年）上书请斩一味求和的秦桧、孙近、王伦，以示朝廷抗金决心。其书掷地有声，震惊全国，但胡铨却被秦桧之流削职押解出京，逝后谥“忠简”。杨邦，建炎三年（1129年）在战斗中被金人俘虏，金人许诺，若能降定官复原职，他以头触柱，鲜血迸流，高呼：“世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者？速杀我。”终被害，谥“忠襄”。

    这三人中，有两人成为悲剧主角，也许，只是在文天祥说出那句激动万分的话时，一切都已经注定，无法更改了。

    20岁左右，文天祥很轻松地在乡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被推荐到当时着名的吉州白鹭洲书院进修。同年，他参加省试，亦顺利通过，成了吉州的贡士。

    第二年，他见到这个王朝最有权威的理宗皇帝，在后来的“赐袍笏”仪式上，他因理宗皇帝亲擢为第一的身份出场。那是足够让君子激动的时刻，当文天祥走在众进士的最前面，他丰伟体貌，英俊面庞使得众人啧啧称赞。也许，他们认为南宋颓败之势很可能因为这么一道清新空气的注入，而焕然一新。

    一切都那么完美，文天祥在谢恩诗中对理宗皇帝与他所领导的朝廷大加赞美：“于皇天子自乘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常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惟有厉清忠。”

    而理宗皇帝的《赐状元文天祥已下诗》中更是把已经逝去大半的希望寄托在了文天祥身上：“道久于心化未成，乐闻尔士对延英。诚惟不息斯文着，治岂多端在力行。华国以文由造理，事君务实勿沽名。得贤功用真无敌，能为皇家立太平。”

    理宗皇帝虽然是汉人王朝中最有权威的人，但他绝不是文天祥的保护神。文天祥的官场之路还很长，更很艰难。要把这段路走完，非有异于常人的意志与智慧不可。

    文天祥有意志，但他没有与人打交道，尤其是与小人打交道的智慧。这种智慧并非是天生的，却可以从后天的锻炼中得来。可文天祥所受到的教育严重地将这种智慧掐死了。

    当他正欲决心一展身手时，他的父亲死掉了。这件事发生在他中状元的第四天，按礼制，他需要扶柩返乡，守丧三年。

    三年后，文天祥服父孝期满，按道理，应到朝廷做官了。想要拿到官，需通过宰相。当时宰相叫丁大全，倘若对这个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略有所知，任何人都会毫无犹豫地将其定义为小人。文天祥不想求他，他希望通过正常渠道可以入朝，但是，与狗打交道，倘若不带骨头，终会被咬。丁宰相没有理会他。文天祥一身傲骨，当然也不会去理他。并且声称自己决不愿钻营官场（仕如是其汲汲耶！）

    就这样，他等于又守孝了一年。开庆元年（1259年），朝廷想到了这位当年的状元，补授其为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这一年对于南宋而言，实在是凶年。蒙古军队在这一年兵分三路，直指川、湘、鄂，南宋朝廷惊恐不安，一个着名的非人类——被理宗皇帝宠幸的宦官董宋臣——极力主张皇帝应该去四明（今宁波）赏月。

    倘若逃跑能解决事情，那还要京城做什么，制造一架房车，全国各地跑就是了。皇帝离开京师，可不仅仅是一个皇帝的出走，等于是皇帝暂时放弃了天下。

    所有人都认为不可，可没有人敢当年面让那个非人类取消计划。这个时候，站出来的必然是文天祥。此时，他的委任状还没有到。他就敢向非人类挑战，在其给皇帝的《己未上皇帝书》中，他慷慨陈词，认为大敌当前，皇帝不能跑，不但不能跑，还应该在四个方面痛下决心：“一曰简文法以立事”；“二曰仿方镇以建守”；“三曰就团结以抽兵”；“四曰破格以用人”。

    当年别他称赞的理宗皇帝，一转眼成为了小丑。文天祥在上书中刻薄地说理宗皇帝是个贪图享乐，纵容奸佞，很可能酿成社稷生死存亡之祸的人。

    不得而知，理宗皇帝是否看到了这篇文章，倘若他看到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下面这段话，不知做何感想：“臣愚以为今日之事急矣，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灵，以解中外怨，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异议，何从而消？敌人之心胆，何从而破？将士忠义之气，何自激昂？军民感泣之泪，何自奋发？”

    不过，这一切只不过是给我们今天的人们带来一丝缅怀的豪迈，在当时，这封上书等于透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回音。第二年，他被改派去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对官职有所了解的文天祥很是愤怒，因为他知道自己被贬了。愤然之下，他向朝廷请任闲散祠禄官。朝廷的准令还没有下，文天祥便打道回老家文山读书去了。

    他的读书生活恐怕过得也并不如意，一个人心中有事，总静不下心来。即使静下来，恐怕也不是沉静，而是死寂。

    让他略感欣慰的是，在一干朝臣的影响下，理宗皇帝将那个非人类贬出京城。这或许是那段岁月唯一可以让文天祥心情略好的一件事。

    景定三年（1262年），文天祥通过朝臣的举荐，被召回为秘书省正字，后到太子宫中任教师，升为着作佐郎。

    倘若注定你命犯疯狗，你想躲都躲避不了。就在文天祥的仕途看似平坦时，那位非人类也被召回。而且，还成为文天祥的直属上司。

    文天祥是真的看不上这个董宋臣，倘若以今人的观点，文天祥这个“君子”是绝不可能与董宋臣那个“小人”有所融合的。在给皇帝写了坚决要求让董宋臣滚蛋的《癸亥上皇帝书》后，文天祥不安地等待着结果。结果和上次一样，毫无消息。可不久后，就有了消息，董宋臣连连升级，文天祥只好再度辞官退归田园，后来，又是朝臣的努力，才任命他到瑞州做官。

    以我看来，君子之所以瞧不上小人，有一部分原因是个人价值观的不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君子往往在手段上斗不过小人。他们背负着太多的道德包袱，深怕一阴手会引来别人的抨击。小人的心理素质非常好，他们为了目的，会不择手段。

    据此看来，真君子并非是做大事和真想做大事的人，如果真有做大事的冲动，为什么不向上攀登。既然你的目的是纯正的，手段卑劣一点又有什么关系。中国的这种所谓君子，其实一直千方百计的证明自己的手段是光明的，至于目的，他们没有考虑那么多。

    中国帝制社会，朝廷之上多小人，恐怕“小人”这个称呼需要纠正。许多士大夫斗不过人家，就骂人家是小人。有本事你去做这个小人，可你又放不下扣得满脑袋都是的道德。

    历史上着名的所谓君子对老百姓到底有多大贡献，还真是一个谜。

    文天祥不是不善于手段，和许多君子一样，他不想用被君子唾弃的手段引来名声上的攻击。其实，想要扳倒非人类董宋臣这个人的确有难度，倘若文天祥真的用不光彩的手段来搞他，也未必成功。董宋臣是理宗皇帝不可缺少的一个人，他不但能为理宗皇帝敛财，而且能起楼台亭阁，进“倡优傀儡，以奉帝为游燕”。

    但我们看文天祥的攻击手法，实是先把自己立于君子之地，然后一股脑地攻击董宋臣是小人。洋洋洒洒一大篇，切中不了董宋臣虽然对皇帝有功但反过来却是百姓有害这一实质。其铮铮铁骨自然令人赞叹，但根本就没有起到多大效用。他后来在给友人书中自明其志：“某不量其愚，辄上书论其事，区区以为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于今日之难。其得祸与否，不计也。”

    在家乡的生活，作为南宋文人，当然会有诗篇留下，“日日骑马来山中，归时明月长在地。但愿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余番醉。”“一笠一蓑三钓矶，归来不费买山赀。洞天福地深数里，石壁湍流清四时。樵牧旧蹊今可马，鬼神天巧不容诗。”等诗篇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文天祥，恬静安然，与世无争。与后来那位铮铮铁汉居然有天壤之别。

    但这并不是真实的文天祥，因为他还没有走尽仕途那条该死的路。

    咸淳四年（1268年），文天祥再度被起用，任学士院权直，又兼国史院检讨官。不过，不久就被免职。咸淳六年（1270年），又一个非人类贾似道以退为进，玩弄辞官致仕的把戏。那时，文天祥认为这位是一个不可小看的能臣，就起草挽留贾似道。按惯例，诏书草成应先呈稿于宰相，而文天祥独不遵循，贾似道极为不满，指使其他的官员另作诏书，当时的皇帝度宗也采用了改作之辞，于是，文天祥只得第四次辞官退职。贾似道不等其退，就指使台臣张志立奏免其职。

    十年的宦海沉浮，几度罢官黜职，文天祥的心理承受能力到底还有多大，我不得知。他在给友人太傅朱埴的信中，很悲伤地谈道：“仆十年受用顺境过当，天道反覆，咻者旁午。七八月以来，此血肉躯，如立于砧几之上，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仆何所得罪于人？乃知刚介正洁，固取危之道；而仆不能变者，天也。”

    不退缩，自然是正道，相信天倒不如相信自己。是自己放不下脸来融进那个浑浊圈，十年的官场险恶居然改变不了文天祥的人生观，中国传统教育倘若运用得当，在教育人方面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而这种教育带给文天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恐怕是人人可以想见的。如果不是后来蒙古人入侵，朝廷用人，文天祥一生的建树实在不值得一提。

    他告诉自己：“碌碌不如人，独有愚憨，不能改其素。”

    你是否想过，你来这个人间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保持着“不改其素”吗？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非是智者，有时候，往往是愚夫。

    文天祥真的有机会力挽朝政，在他成为太子老师时，倘若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并将姿态放下，未来的储君成为皇帝后，他的身价自然倍增。唐朝的王叔文就是用这种方式一跃而成为中唐改革者的。

    但文天祥没有把握这个机会，他一直在坚持着“不改其素”。

    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覆亡

    早在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南宋的壁垒襄阳就被元军攻破，元军顺江东下时，南宋政府已经鸡飞狗跳。可看着这混乱状态的主掌朝政的贾似道依然在沉浸在西湖美景中，贾似道并非是白痴，我一直疑心他想学东晋那个踩到狗屎运的宰相谢安。不过，大元帝国不是前秦，南宋士大夫们也没有东晋士大夫的那份沉静。

    德佑元年（1275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命伯颜担任最高统帅，率大军20万，水陆并进，打响了灭宋的最后一战。三年前被任命为江西提刑的文天祥在接到由谢太后下的《哀痛诏》及另一道命起兵勤王的圣旨后，泪流满面。

    他立即变卖家产，要知道，这位状元的家底颇丰，将家产变卖后所得钱财，居然招集了一万多人。他与这些人约定共赴国难。有人认为他这是送死，说：“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

    文天祥毅然答道：“我当然知道。但国家养育臣子们三百余年，一旦有事，召唤天下兵马，却无一人一骑入关，深恨于此。我虽然知道自己是不自量力，但我希望自己的行为能使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大概社稷可保。”

    他想得太多了，到了这个地步，恐怕连天神下凡都无法保得住南宋社稷。

    南宋朝廷得知他有一万兵马后，就派遣他守卫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宋朝政府仍旧亲自部署，但失策，又加上其他路的将军怯战，他虽然在常州给蒙古人制造了些小麻烦，可于事无补。

    最终，都城还是要紧的，他被招回临安。德祜二年（1276年）被任命为临安知府，次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南宋的那群受了儒家臣死社稷教育多年的官员纷纷逃遁，包括宰相陈宜中。朝廷没有了宰相，这可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被迫之下，有人提出让一直叫嚷着身死社稷的文天祥出任宰相。听政的谢太后也听过他勇敢非常，就让他出任右丞相。

    在黑云压城之际，文天祥并没有如其他人那样，拉着一张死脸。他给手下的几个幕僚说笑话，“如今可如何是好？”

    手下有人答道：“一团血。”

    文天祥道：“何意？”

    回答：“您先死，我们随后跟来。”

    文天祥微微笑道：“诸位可知有个叫刘玉川的人？”

    众人不知。

    “此人是一读书人，未中状元时与一妓女相好，妓女为了他，连生意都不做了。后来刘先生中了状元，看不起这个妓女，骗他说，状元不允许与妓女来往，国家规定。妓女不同意，刘先生拿出一瓶酒，放了毒药进去，说，我与你一同殉情。你先喝。妓女干脆地喝了，随即而死，刘先生却没有喝，高兴地去上任了。”

    众人听后，大笑。

    这些人在后来文天祥被俘后，七人跑了六个，其中一人没有跑，但文天祥嘱咐他回家乡告诉他的朋友们，此人半途就不知所踪了。

    在这种危难时刻，不知是后人的附会，还是文天祥对人性的深彻，不得而知。或许，也正是这些人的懦弱，更显衬出了文天祥的伟大。

    但伟大是后来的事，南宋朝廷开始时并不想成全他的伟大，一日升为丞相，还没有来得及做他想做的事，就被朝廷全体上下请求率领若干要员，到元军中和谈。

    文天祥不得不去，因为在这群人背后，是哭泣不停的谢太后。文天祥到元军中后，在嘴巴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辩，并且将一批降元的官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元朝的统帅伯颜很快发现，文天祥虽然是自己的敌人，但不失为有骨气的汉人，这样的人，让他回去等于是放虎归山，况且，文天祥的口才太好，惹得他几次不是很高兴。于是，文天祥被扣留了。

    在扣留期间，临安失陷，文天祥被元军押解过了大江，他历尽艰险，有许多次想要自杀殉国，但终究没有得逞。后来，终于在许多人的或明或暗的帮助下，成功逃脱，泛海南下温州。他后来自己总结那段岁月事说道：“厄运一百日，危机九十遭。孤踪落虎口，薄命付鸿毛”。

    临安的失守没有使文天祥丧失半点斗志，因为还有小皇帝在。当时，被张世杰等人拥立的宋端宗正在福州。文天祥跑到福州，继续担任宰相一职。他主张出兵温州，可当时的掌政者张世杰不这样想，许多年后，我们也判断不出，两人谁对谁错。两人都是传统意识中的君子，君子无所争，文天祥只好以都督的身份，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开设都督府，进驻汀州（今福建长汀），出兵江西。

    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到汀州不久，福州随即被元军攻下，小朝廷浮海南逃往广东。文天祥痛苦之后，于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移屯漳州，后又转入梅州（今广东梅县）。最后他经略江西，于同年五月进军江西赣州。这年的六月三日，宋军在雩都县大捷，一时声威颇盛。

    要知道，文天祥当时的处境是相当恶劣的，一无钱粮、二无支援，可他却能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不少州郡。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将元军主力吸引过来，那个着名的汉人，蒙古大将张弘范把兵锋转向他，在重兵的围剿下，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

    这年的十二月，张弘范让他的弟弟发动奇袭，文天祥在潮阳县五坡岭被活捉。在元兵到来之前，他想要吞药自尽，大概是量少，没有死掉。

    张弘范得到了南宋的这么一个宝，欣喜异常。

    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忆那段历史了。宋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进入临安城。此时，文天祥正在被元军扣留。南宋谢太后率百官向元军投降。但杨淑妃却带着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及部分大臣南下闽、粤继续抗战，最后在江门新会崖山建立行朝。后来由于形势所逼，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号端宗。

    1278年3月，文天祥被捕三个月后，端宗在湛江市硇州岛病逝。

    陆秀夫、张世杰又立赵昺为帝，以崖山为根据提。在张世杰的治理下，崖山官民将士多达20万人。

    蒙古人对这一“后起”之秀非常不满，命令张弘范将其剿灭。张弘范出兵崖山，同时还带着文天祥，这是发生在1279年的事。张弘范一直不杀文天祥并非是用他做什么筹码，而的确是因为文天祥的一股浩然之气让他佩服。

    不过，这位站在囚车里的人，不知道是否明白张弘范的心思。在崖山海战打响之前，张弘范希望他能写信给张世杰，让他投降。

    文天祥就朗诵了那首名扬千古的《过零丁洋》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的不劝降并没有拯救张世杰的水师遭受灭顶之灾，在经过一番空前的海战后，文天祥看着宋军数以千计的楼船化为乌有，尸浮海上十万余人，他简直比被人用针刺心脏还要疼痛：“楼船千艘天下角，两雄相遇争奋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鹤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这个时候，是公元1279年阴历二月才刚刚开始，宋室就真的亡了。

    当他看到海上的腥风血浪时，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却被人拦住。他几次想死，最终都没有死成，恐怕还是不到时候。

    那场海战，宋军遭受的灭顶之灾，在他几年后于狱中难以入眠时往往会想起。南宋的灭亡对大宋一片忠心的文天祥打击不可谓不大。正如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一样。文天祥的理想顷刻化为乌有，他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像他这样一个拥有着被人人称赞的节操的人，一旦理想破灭，生存的价值还有吗？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凯旋。同时将文天祥押送大都，由广东过梅岭至江西的南安军时，文天祥就决定绝食，希望在七八天后到庐陵故乡时能正好死去，此时，他在追求“尽节”的同时，还希望能得“善终”，归葬故土。在这期间，他写了诗就阐明了这种想法：“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

    但是，元军的路线让他绝望了。过梅关后，元军突然改由水路乘船。按文天祥自己的打算，六月二日是该到吉州的，可却提前一天到达，这样，他就对之前派人告诉那里的人在那个地方为其送行的计划破产了。

    他已经饿的头晕眼花，想死前见上朋友们一面都不可，遂悲愤中挥笔写道：“英雄扼腕怒须赤，贯日血忠死穷北。首阳风流落南国，正气未亡人未息。青原万丈光赫赫，大江东去日夜白。”

    六月四日，押送文天祥的元军到达丰城，已经八日没有吃东西的文天祥放弃了绝食，并写道：“余虽不食，未见其殆。众以饮食交相逼迫，予念既过乡洲，已失初望。委命荒滨，立节不白，且闻暂止金陵郡，出坎之会，或者有陨自天，未可知也，遂复饮食，勉徇众情。初，众议以予渐殆，欲行无礼，掩鼻以灌粥酪，至是遂止。乃知夷、齐之心事，由其独处荒山，故行其志耳。”

    文天祥终于还是明白了，自己即使要死，也应该有个符合自己身份的死，而不是在这荒野里被自己活活饿死。那简直太愚蠢了。

    于是，这位当年的状元，不久前的丞相远离江南故国，肚子很饱地来到了北方他国之地。等待他的有有条路，一条通往富贵荣华，另一条通往只需用死就能换来的流传千古的节气。

    与人斗，与天斗

    文天祥大都并不孤独，南宋一朝或是心甘情愿或是被逼迫而投降的士大夫多如牛毛。

    文天祥似乎预料到元人不会让自己消停，到了大都后，只是不闻不问，对任何事都闭眼对待。

    的确，如果元人想要杀他，他不会活到今天。元人就是想要征服他，哪怕是他的略略点一下头，答应做一个小官。

    皇帝忽必烈听说了文天祥的事情后，曾问汉臣：“南、北宰相孰贤？”大臣们异口同声道：“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忽必烈当即就下定决心，要让这个优秀的南人归顺自己。

    在他的安排下，元政府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当然，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写给文天祥的各种各样的信。

    第一次派出去的人叫留梦炎，当初临安被围时投降元朝的一名宰相。

    忽必烈以为两人都是状元，又都当过宰相，可能会有共同语言。

    但忽必烈错了，留梦炎这样的人在文天祥眼中不但不是同道中人，还一个让他非常恶心的人。

    留梦炎跟文天祥只是谈到状元，还没有到宰相的时候，文天祥就指着他的鼻子讽刺开了：“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忽必烈见同志关系不能让文天祥感动，那么，上级总可以让这个忠君分子回头了吧。他派出了已是废帝的宋恭帝。

    当时，文天祥一见到这位被废的皇帝，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聪明起来，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宋恭帝才九岁，他知道什么，看到文天祥老泪纵横，他也跟着哭起来。结果劝降行动成了感情宣泄大会。

    忽必烈想，既然同事与上级都拿不住文天祥，那就来点外行的。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宰相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

    最后一次，忽必烈想用亲情打动文天祥，他让人把文天祥已经是蒙古人奴隶的女儿柳娘、环娘带到文天祥跟前，“哀哭劝公叛”，文天祥没有犹豫彷徨。

    他也真是豁得出去，对后来同样劝他投降的老婆说：“汝非我妻也，果曰真我妻，宁肯叛我而从贼耶？”又对自己的女儿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

    最后出马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

    文壁与哥哥文天祥前后中进士，他中进士那年，还是哥哥陪他一起去考的。

    但他的仕途却一帆风顺，当初元军大举进攻时，他正知惠州，也曾积极备战。可是，他没有能力阻挡元军的进攻，只好投降。就在那个时候，忽必烈听说了他是文天祥的弟弟，大喜过望。任其为少中大夫，惠州路总管兼府尹。

    文壁这次来，是抱着必被哥哥羞辱到死的心来的。按照我们的观点，自己本是正直之士，可弟弟却是邪恶之徒，对我们的心理产生的重压要远远大于其他人。

    但是，这一次会面，兄弟两人居然平静地谈话。文壁没有太逼哥哥，文天祥也没有责备弟弟。文天祥得知了弟弟的来意后，就用了一首诗作为回答。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

    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希望弟弟可以把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文天祥本有两个亲生儿子，名道生、佛生，但一个死于战乱，一个早夭。女儿也被蒙古贵族占为奴隶，两个妹夫则以身殉国。天祥兵败被俘，早已下了必死的决心，但他心中还有两件事放不下：一是自己后继无人；二是老母在他转战广东时客死崖山，“权殡于河源县义合乡古氏之里”，无法运回故乡安葬。他希望弟弟帮自己完成这个心愿。在《哭母大祥》一诗中，他悲伤地说道：“……古来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泪滂沱。夫人开国分齐魏，生荣死哀送天地。悠悠国破与家亡，平生无憾惟此事。二郎已作门户谋，江南葬母麦满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

    紧接着，文天祥就写信给文壁的儿子，他的继子文升云：“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吾得汝为嗣，不为无后矣。”

    他告诉这个过继的儿子，你的生父虽然是背叛祖国，但你要知道，他并不是真正地想这么做。所以，我并不怪他。

    儒家的“孝道”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必须要“全身以全宗祀”才能称为孝。倘若当忠与孝对立时，他们只能选一样，文天祥自己选择了忠，他的弟弟选择了孝。

    这其实是他一直没有责怪弟弟的最根本原因。其实也是权宜之计。所谓权宜之计，其实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眉批。儒家所谓的“权宜”是孟子的阐释：平常时期一定要做到“男女授受不亲”，但是，若在“嫂溺”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援之以手”，这就是“权”。

    文壁的权宜之计是保存了文家宗室，这在别人看来是“大德”，已经是人人喊打的行为了，可在未尽孝道的文天祥看来，则是“小德”，而孝才是弟弟的“大德”。

    这样看来，文天祥是自私的，他让弟弟背负骂名来完成自己的名声。与情说不过去，但与理总能说得通。

    中华民族需要文壁这样“留得青山在”的人，更需要的则是文天祥这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真豪杰。

    但在危难之时，两种人其实都不好做。我想，文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要远比文天祥大。儒家培养了他那么多年，起码的价值观，他还是有的。这种心理折磨恐怕远远大于文天祥在囚牢里的煎熬。

    表面上看，忽必烈的劝降计划破产了。但是，这位天之骄子，拥有着比草原还宽广胸怀的人，对文天祥的执着之心永远不会熄灭。

    他有时候无法想象，文天祥在囚牢里是如何渡过每一个漫长的黑夜的。在文天祥的记载中，其所住的那间土牢环境相当的糟糕：“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

    可直到死，文天祥对人对天都没有屈服。忽必烈恐怕永远都不会明白支撑文天祥的那种力量到底是什么。

    他最终想看看这位铮铮铁汉到底是什么样的，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八，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文天祥。他希望文天祥可以当大元的官员，文天祥只是笑笑，淡定说道：“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第二天，文天祥从容走向刑场，慷慨就义。时间是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时年47岁。

    在那天晚上的牢房内，他写下了下面的话：“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只是几句话，一个儒家优秀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面容便永远地铭刻在历史上。

    从被其被元军俘获到死时的近四年时间，死神始终在文天祥身边徘徊。他曾在《指南录·后序》中记之甚详：“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粗略一算，文天祥曾三次“当死”不死，又继之以“自刭死”、“彷徨死”、“送死”、“落贼手死”、“迫死”、“陷死”、“无所逃死”、“捕系死”、“邂逅死”、“无辜死”……身临死境达18次之多，真是“痛何如哉”。

    在就义后的第二天，元朝廷允许他的老婆，已被掠为奴的欧阳氏收尸，这位英雄的妻子将文天祥的遗体葬在都城小南门外约5里的道旁。直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文天祥的遗骸才由张弘毅运回庐陵，安葬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文天祥墓地处。

    我们往往不忍回顾文天祥的一生，是因为他的一生磨难实在太多。从政一开始，他就陷入了与奸佞小人、权臣宦官的苦苦抗争中，十五年在南宋的文职生涯，先后遭罢官贬职居然达6次之多。后来率军奋起抗元，屡战屡败，只是在江西战场有所胜利，结局是被执，尤让人心痛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效忠的朝廷在崖山覆灭，但凡是一名忠臣义士，这种事情就等于是万箭穿其心。后来，又是求生不能，求死又不得。

    我们只能说，他的人生虽然坎坷艰难困顿凶险，但他却能在如此局促、短暂的人生中，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为支柱，昂扬向上，奋发直前，鞠躬尽瘁，直到死而后已。

    一位对南宋末期的历史与任务很有研究的明人罗洪先在感叹文天祥时，这样写道：“人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顾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难之。今罢而仕，仕而复罢，经历摧创，至于六七，志愈坚气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为之所者矣。”

    是什么，给了他这种力量？是什么，让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成为铮铮铁汉，并将中国最难能可贵的精神永远刻在后人的心上？

    是浩然之气

    文天祥并非是牢不可破。忽必烈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文天祥所以能走上必死这条路，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那些他的同僚。

    我们先来看《宋史》上的一段记载：（文天祥）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文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做道士），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真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后为乱，丞相可无忧者。……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

    这段记载让我们知道了很多信息。首先就是，文天祥曾经有过以道士的身份回乡的念头。但是，那个被他侮辱过的留梦炎与闽僧等一批龌龊的汉人将他这个念头打消了。我想，与其说文天祥是被忽必烈的刀杀掉的，倒不如说是被他的同胞用陷害死的。

    这是《宋史》上一段真实的记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死亡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件可怕的事。而如留梦言那样的小人随处可见，并不奇怪。

    留梦炎难道真的担心文天祥出去后会号召江南吗？

    不会，即使他们相信文天祥有这样的本事，更相信忽必烈能轻易将江南再次平定。有人说，他们可能担心文天祥一旦获释，会重召南宋遗将反元，不是将他们这些“保人”置于死地吗？所以，他们出于对自身安危的考虑，就不惜用谎言的方式来尽快把文天祥解决掉。

    先是编造“土星犯帝座”，又在京城中伪造“匿名书”，直言“丞相可无忧”，可以说真是用心险恶。

    那么，他们怕因为文天祥获罪的推论就能成立。因为如果真是那样，他们有能力使忽必烈不释放文天祥，却不必那么着急想把文天祥解决。

    唯一的答案就是，这些人很担心天长日久，文天祥被忽必烈说动而投降。在他们心中，文天祥的才能和受到忽必烈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他们，所以，他们想把这个才能高的人尽快除掉！

    这是宋人士大夫最惯用也最阴毒的方法。

    明人王世贞在《文天祥论》中就一语中的：“凡闽僧之告‘星变’，‘中山狂人’之欲‘起兵’与诏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备顾问’之言，毋亦馁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梦炎之不请释公，虽以害公，其为知公者矣。即：不杀公而公竟以黄冠终，不可也；即：公不以黄冠终而有所为，必败，败而死于盗贼之手，以歼其宗，而夷赵氏之裸将，亦未可也。”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文天祥想要做道士，除去他可能“有所为”的目的外，应该说还存在着外族入侵而自己民族亡国的情况下，本能地产生了对自己民族宗教——道教的倾向性。在前面我们说过，无道家，英雄无退处。有道家，落魄豪杰才有家。

    中国的许多隐士，诸如伯夷、叔齐、范蠡、张良、陶渊明、陈抟、林和靖、王船山等人都有了退处，他们相信道家和以道家为根基的道教。事实上，儒家也有“穷则独善其身”的话。文天祥有这样的思想，一点都不奇怪。首先他自己已经对得起大宋，其次，元朝统治者对自己的重视，也是他提出这个条件的前提。

    当然，我不得不怀疑，文天祥这个“理想”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我就是宁可去当臭道士，也不做你元朝的官。

    可是，不论怎样，他的同仁对他的理想不但没有推波助澜，反而横加干涉，他最终没有实现这个理想。

    那么，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以殉国的名义自杀，许多人都采取了这个办法，简单并且有效；二是活下去，抗争到底。几乎没有人会走第二条路，因为这是一条极具挑战和风险的道路，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本人是无法预料到的。文天祥轻轻地选择了后者。

    他凭什么？！

    我们在把场景拉回到文天祥被押至大都时，当他在囚牢里这了几天后，就受到了所谓“水气、土气、日气、火气、人气、秽气”的侵扰，肉体上的折磨使他在生死边缘上挣扎，但他仍旧乐观地认为，自己有一种“正气”可以战胜这些恶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乱七，吾何患焉。”

    他是不是被这些恶气熏糊涂了？

    他的这一“气”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功效？他的《正气歌》给出了答案：“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原来，这是一股浩然之气。孟子岁善养的浩然正气。惟善养浩然正气者，才可称为大丈夫！

    但孟子并没有解释浩然之气到底是什么气，他自己也说，这个东西很抽象，“难言也”。他只是说，这种浩然之气“至大”、“塞于天地之间”；可以无坚不摧，所以，拥有浩然之气的人才能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中国的哲学家，都喜欢故弄玄虚，并且从来不解释事物的来龙去脉。只说这个东西如何如何厉害，你若问他，它凭什么这么厉害，运行机制是什么。他会跟你再重复一遍，这个东西非常厉害。

    孟子就是这个毛病，我疑心，真若把学问做到极限的人才能明白他的“浩然之气”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大概也是做学文的人的“浩然之气”，而不是孟子的。

    依我看来，文天祥的所谓浩然之气，无非是一种赌气。你不是不让我走，非要让我活着吗。那我就活给你看。人一旦赌气，要比信心和能力这些后天可以锻炼可得的素质强大的多。

    这大概就是浩然之气，在具备了这种浩然之气后，文天祥可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他始终坚持中国传统士人所颂扬的三不朽。这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

    这三不朽告诉我们：崇高的品德可以使人世世代代传颂，建功立业可以让民众长久地受益，精辟的言论具有永恒的价值，故而三者都能使人超越短暂的生理生命的局限，恒久地活在人世间。

    若是愚夫与小人，对这种论调是坚决不相信的。但是文天祥相信，并且，从他被俘后的行为来看，他始终在坚持让自己达到三不朽。

    仅从他的《过零丁洋》诗中就能看到他的奉行原则。

    他说，任何人都难逃一死，但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生前的努力奋斗而“留取丹心照汗青”由此而实现不朽。

    他的那封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也是他道德品质上的极至表现，这也可以通往“不朽”；他曾位极状元宰相，是为事功的不朽；而他的诗文皆佳，脍炙人口，读之让人感动，此为言论的“不朽”。

    由此可知，他正是以一腔热血实现了儒者“不朽”的理想，成为“三不朽”精神的代言人。

    后人在作《宋文丞相祠堂记》时更是概括了他的这三不朽：“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动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贯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万世之人心，位万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塞于天地之间。’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间者，能与斯乎？若宋丞相信国公是已。”

    可是，最后我们一定要知道，文天祥只是一个书生，即使他真有强兵在手，通过他那段时间与元朝军队的接触，我真的不敢相信，他能挽救南宋败局。

    他只做了四年的遗民，却比做了一辈子遗民的人留给我们的东西要多得多。他的政绩乏善可陈，军事才能也平淡无奇，只是因为这四年的“善养浩然之气”而名垂青史，被我们永远地记住！

    这不能不说，在中国近千年的发展中，我们始终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蒙古人的大刀下，文天祥才有价值。

    但我们必须要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否则，历史上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动过的人就会慢慢淡化，甚至消亡。我们记得的应该是一种精神，学习那种浩然正气。

    做一条狗当然容易，但可能连你的对手都会瞧不起你，更何况是养着你的主人呢。

    当文天祥被押赴刑场前，忽必烈再次问他，愿不愿意做大元的官。文天祥闭上眼睛，深呼一口气，看向远方。

    上路了。

    他的精神必将被我们铭记在我们自己的路上，跟着文天祥永远在路上！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