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谣言下的出兵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农历的新年使得后周宫廷中处处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小皇帝和大臣们准备迎接这一个传统佳节的到来。然而，正当人们沉浸在欢庆祥和的佳节气氛中时，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两州的边关来报，上写：“辽师南下，与北汉合兵，进攻周境，形势十分紧急，若不马上增兵，辽兵必将长驱直下，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这只是赵匡胤制造出来的假消息，他率军出发的目标不在北方而在皇城。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赵匡胤的计划悄悄泄露了出去，京城里人心惶惶，许多人已经在收拾东西，打算逃离即将到来的政权交替。但后周皇室还被蒙在鼓里，也有一些大臣对赵匡胤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打算在临行前把他除掉，但终因当权者们的麻痹大意而未能施行。当时主政的符太后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向宰相范质求救。而后周的两位宰相范质和王溥闻听后慌了手脚，两人并未核查消息是否属实，便急令当时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大军北上御敌。但是，赵匡胤此时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无奈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在获得可以调动全国兵马的大权之后，显德七年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从京城开封出发，带着军队过了黄河。这时的北周君臣才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慢慢地恢复了先前的平静。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比契丹和北汉联合入侵更加可怕的阴谋这时正在步步得以实现。

    当时，大军刚离开不久，东京城内就起了一阵谣言，说赵匡胤将做天子。因为人们都依然记得，十年前河北边境入报，契丹犯边，当时身为后汉枢密使的郭威奉命率大军北征。当军队抵达澶州（河南濮阳）时，郭威忽然发动兵变，自立为帝，建立了后周政权。再加上此前早就流传“点检做天子”之说，人们只觉得眼前之事宛如当年的翻版。因此，当位高权重的赵匡胤奉命北上时，京城中流言四起，到处都流传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谣言传遍汴京城的大街小巷，一时满城风雨，民众乱作一团，民心浮动惊恐。短短几十年间，皇帝们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老百姓们早看腻了。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那点残破不堪的可怜家当和手中屈指可数的几枚铜钱的去向。“自唐末五代，每至传禅，部下分扰剽劫，莫能禁止，谓之靖市，虽王公不免剧劫。”每一次兵变成功后都将京城翻转过来彻底洗劫一遍，被洗劫得多了，老百姓们也就自然而然生出条件反射，变成了惊弓之鸟，没有心思再去详察流言的真假，一有风吹草动卷起包袱撒腿就跑。

    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二，负责京师防务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并未将这一异常情况向后周的中央核心领导层报告，所以“惟内庭晏然不知”。以致到最后，蒙在鼓里的只有当时后周的上层统治者。

    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东京城内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也是他的杰作。周世宗在位时，他正是用此计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赵匡胤知道皇帝的心理，就怕自己的江山被人夺走，所以他们的疑心很重。这次故技重施，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并使他的军队除了绝对听命于他外别无他路。而当大军刚出城门时，有个号称通晓天文的军校苗训指着天上说，他看到了两个太阳在相互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说这是天命所归。这类说法无非是改朝换代之际惯用的伎俩而已。

    事实上，赵匡胤当晚抵达距都城汴京只有四十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就驻军不前，兵变计划就在此开始付诸实践了。

    （二）兵变——黄袍加身

    尽管是谣言，但在京城中流传的传言却迅速在军中传开，军中将士议论纷纷：“现在的皇帝年龄太小，不懂朝政，我们即使舍生忘死地杀敌，也没人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先立赵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到北方抵御敌人。”军营管理官都押衙李处耘，把这件事情告诉赵匡胤的弟弟皇宫内殿侍从总管（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赵匡义及归德军区（河南省商丘县）节度掌书记赵普（被后世称赞为“半部论语治天下”），话还没有说完，将领们就带着兵器吼叫说：“军队已经决定，准备推举太尉（指赵匡胤，但是他此时还只是摄理太尉，这里应该是略称）做皇帝！”赵普的回答是：“太尉是非常忠于国家的，他绝对不会原谅你们的言行。”赵普的这个回答很难说是规劝还是撺掇，但不管意图如何，将领们听了之后心里都很纳闷，有些人就慢慢散去了。没过多久，众将领又回来了，而且手里还拿着刀剑，冲着赵普大声嚷嚷：“按军规，在军队中聚谋的要被灭族。现在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如果太尉不同意，难道我们就甘心被灭族吗？”面对这一提议，赵普对着激动的将领们大声呵斥：“册立天子是件大事，咱们应该认认真真地做个计划，你们怎么能这么放肆呢？”众将领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安静了下来。赵普又说：“现在敌兵压境，你们谁有对付的办法？不如咱们先把敌人打跑了，回来之后再商量这件事。”众将领听了赵普的建议，当时就一口拒绝了：“现在政出多门，等打退了敌人回来的时候，谁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呢？现在咱们必须马上回京城，拥立太尉当皇上，然后再出兵北征，击退进犯的敌人一点也不难。”众将领还表示：“如果太尉不同意的话，那我们也不走了。”这时赵普转变了口气，对众将领说：“覆灭一个王朝，新生一个王朝，虽然说是上天的意思，但是实际上还是取决于人心向背。前军昨日已经渡过黄河（赵匡胤率军出征时慕容延钊一支），各节度使驻兵四方，如果京城发生了动乱，那么外寇（指契丹军队）势必趁火打劫，坐镇四方的节度使们也一定不会闲着。全国必会发生变乱。如果你们能够严格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让他们烧杀掳掠，首都汴京（河南省开封市）的市民自然人心安定，京城的人心不乱的话，那么，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心自然也会安定，不会发生变乱。这样，你们各位日后的荣华富贵自然就不用忧虑了。”赵普所谓使诸将“长保富贵”的政策，自然取得了将领们的支持，于是大家立刻遵守诺言，分别部署军队。

    赵匡胤早已知道军中将士们议论之事，他暗中部署，派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与心腹将领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约为内应，一旦大军返京，便由他们打开城门。同时，在大军到达陈桥驿这个地方的当晚，赵匡胤以酒肉犒劳军将，自己佯装酒醉早早睡下，他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以及几个心腹则按照预先的部署，进行着紧张的兵变准备。到了清晨时分，一夜未眠的将士们握刀持剑，早已环立帐前，呼声四起。有些将士全副披挂，准备径直入帐。守在帐外的赵匡义和赵普见状，连忙进帐唤醒赵匡胤，拥他出帐。帐外将士一见赵匡胤出来，便齐声高喊道：“我们现在没有了可以效忠的主人，愿意推戴太尉您作为我们的天子。”

    赵匡胤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旁边的人马上将一件只有皇帝才能穿的黄袍披在了他的身上，然后下面的人纷纷拜倒，山呼万岁，扶他上马往南方走。赵匡胤拉住马头作出吃惊又迫于无奈的样子说：“你们贪图富贵，强立我为天子，我心存感谢，但是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们如果能服从我的命令，我就当这个天子，否则就请诸位另请高明。”将领们马上下马齐声高呼：“我们定服从命令。”赵匡胤见目的已达到就不再客气，当即约法三章：“少帝及太后，我曾北面称臣，文武百官都同我并肩共事，对他们，你们不能随意侵犯凌辱，近代帝王起兵初入京师时都纵兵大肆抢掠，今天你们不得再这样劫掠都城民众，掠夺府库财物，服从命令的将得到重赏，不服从命令的将杀无赦。”大家异口同声地响应：“不敢违命。”于是赵匡胤立即整饬军队，率兵变的队伍回师首都汴京，果真秋毫不犯。

    （三）新王朝的建立

    在正月初四这一天，赵匡胤率军到达开封，早已等候的石守信和王审琦打开城门迎接。正在早朝的后周大臣们得知兵变消息，个个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宰相范质等人这时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后悔不该仓促出兵。范质握着王溥的双手说：“没有加以考虑，匆忙之间派遣赵匡胤出征，导致赵匡胤造反，这都是我们的失误！”直握得王溥双手几乎出血。王溥因为事发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惊惶地从皇宫飞骑奔出，打算集结部队，但还没有召集到军队，在回家的路上被赵匡胤的部将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见到，王驱马追赶到韩通家中，杀死韩通和他的妻子儿女。韩通和赵匡胤一起管理皇家禁卫军，而遇到事情多半由韩通做主。韩通性格刚强，却没有心机，所以很多时候说话都会得罪人。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韩瞪眼”。韩通儿子韩微对赵匡胤的阴谋有所察觉，曾经向其父献计，要趁其入府辞行的机会，乘机将他杀掉，以免后患无穷。但韩通没有听从，最终使自己身死人手。

    赵匡胤在将领们的簇拥之下登上明德门，他命令将士回到军营，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地点，脱下黄袍。没过多久，将领们挟持范质等到达，赵匡胤痛哭流涕地说：“我得到世宗皇帝（后周世宗柴荣）的厚恩，可是今天将士们强迫我做皇帝，到了现在，我感到愧对天地，我该怎么办呢？”范质等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有指挥官衔却没有实职（散指挥都虞候）的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罗彦瑰按住宝剑，声色俱厉地说：“我们现在没有君主，今天，必须推举出一个君主来！”范质等人听到这句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王溥“降阶先拜”，向赵匡胤叩拜表示臣服，范质看到这样的情况，深知已无回天之力，也随之叩拜赵匡胤，一齐跪拜在地，口呼“万岁”。临终顾命大臣就这样对向篡权者屈服了。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书。哪知，翰林学士陶穀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念给百官听，宣布周恭帝退位。皇宫事务总监（宣徽使）昝居润，引导赵匡胤到御前台阶的北面接受诏书，然后宰相扶着赵匡胤上崇元殿，戴上皇冠，穿上龙袍，正式宣布当上皇帝，官员们纷纷祝贺。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赵匡胤便是宋太祖。

    太祖即位后，改封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母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终生奉养，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据说这是赵匡胤亲自立下的规矩。赵匡胤对于王彦升没有经过命令而杀死韩通非常生气，但是鉴于王朝刚刚建立，为了安抚人心，因此没有发作。正月八日，追赠被杀死的后周王朝的韩通为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以隆重的葬礼安葬。同时，赦免天下有罪的人。对所有的军人，都根据级别进行赏赐，同时命令相关官员分别禀告天地、社稷。派遣太监乘坐政府专用马车把改朝换代的事情昭告天下。但是，对于那些还在割据的节度使，颁布的又是另外一道诏书。华山隐士陈抟骑驴出游，得知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

    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王朝，成了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通过陈桥兵变，赵匡胤最终实现了从流浪汉到皇帝的梦想。

    （四）兵变成功的背后

    在中国历史上，陈桥兵变是最为成功的政变，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没有发生残杀，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没有发生掠夺，没有惊扰京城的百姓，没有对前朝的小皇帝进行杀害，甚至于对后周皇室又加以特别的保护。可以说，赵匡胤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以一介武夫身份登上了皇帝宝座，最终位登九五跃居帝王之尊，建立赵宋王朝。在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开来，似乎是在证明他能够登上皇位是上天的安排。

    事实上，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赵匡胤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陈桥兵变，代周建宋，一方面是与其才能及政治谋略分不开的，但同时也与唐末五代时期的混乱政局以及当时社会的一些变化紧密相连，正是这种社会环境，为此次政变的发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唐末五代时期，汉魏以来影响中国百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彻底终结。正所谓“五代以还，不崇门阀”，“五季以来，取士不问门第，婚姻不问阀阅”，随之带来的是门阀政治的终结，世家大族世代垄断政权的局面完全改观，封建政权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以往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士庶天隔”的局面被打破了，一般的庶族阶层，甚至更为贫寒的社会底层成员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向上层社会流动。因此，唐宋之际出现的“乱世英雄”，再也不像汉魏之际和隋唐之际那样多为名门豪强，而是几乎全为贫寒、低微的社会底层成员。如五代名君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等，这一批新时代的帝王将相在其发迹之前，没有什么家世背景，甚或是出身于养猪的家庭或从小就是战争中的流浪儿，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不知道。他们所拥有的只是白手起家的坎坷经历，却创造出大大小小的奇迹。如后周郭威出身贫寒，他从普通士兵做起，十余年后竟成为后周的开国皇帝，与后来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相映照。“十国”的皇帝国主也大致是如此。至于将相大臣也几乎清一色地来自寒门贫贱之家。

    随着社会底层成员在政治上的广泛崛起，促使五代时期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较为推崇白手起家，自我奋斗，较为看中个人的才干、功绩，而门第、血缘、家世观念则大为淡泊。五代十国时期的各国各朝的最高统治者在考虑皇位继承时，更多地着眼于接班人的功业、才干、经验和阅历，通常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家族、身世乃至血缘的局限。一般来说，皇帝的同辈兄弟在功业、才干、经验和阅历等综合指标方面要优于低一辈的皇子，同样，年长的皇庶子，尽管在血缘上不如年幼的皇嫡子正统，但在功业才干、经验、阅历上一般来说都会较胜一筹。如朱温有六位亲子在世，且大都成年，但他却始终坚持传位于最年长而有才干的养子朱有文。传位观念的上述种种变化，虽然不能对封建家天下构成绝对性的否定，但对五代十国时期的高层政治必然发生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周世宗去世后，其年幼的儿子柴宗训即位时，因为功业和威望都不具备，当时的人们才会纷纷说“天下无主”。这也充分反映出当时一种不重血缘身世，而重功业才干的判断标准，同时反映出了某种社会心态，而这对陈桥兵变的发生无疑会有较大的帮助。

    同时，随着五代十国时期门第、血缘观念的淡泊，也相应地冲淡了“龙生龙，凤生凤”、“真命天子”、“君权神授”之类的观念。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时曾经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五代军阀安重荣曾经有一句更为豪横跋扈的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这其实是从另一种角度表达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观念。在南汉皇帝刘岩看来，本无“真命天子”，皇帝纷纷然人人可做，他曾说：“中原纷纷，孰为天子。”既然如此，自己又有什么不可以做皇帝的呢？到了后晋、后汉之际，甚至是“不无人思为天子也”。同为乱世的汉魏之际，飞扬跋扈、兵众将广者也很多，但敢于贸然称帝者却为数不多，即使是像曹操这样的人，也把称帝看做是畏途。而在唐末五代时期则已不然，在“不无人思为天子也”的心态驱使下，兵变成为极为平常的事情。假如一个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拥有了一定的财富，控制了一些兵马，实力有所扩张和发展，就可以崛起，并面南称帝。因此，在五代十国时期，称王称帝者如雨后春笋一样，没有选择地随地而生。于是，在那兵变如麻的时代，“主少国疑”，兵变可能性很大。赵匡胤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使五代十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兵变取得了成功。

    一般以为，这不过是兵权与实力威慑的结果，事实上，兵权、实力等等这些绝对的优势，只能保证兵变的最终成功，至于以什么方式成功，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决策者的政治见识，能够将大事化于无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从这一意义上看，除了上述大背景外，赵匡胤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有助其兵变不经历大规模杀戮即可成功。

    从“黄袍加身”后赵匡胤所讲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他严令军士，不要偷盗抢劫，这样做的结果，既严肃了军纪，又利于赵匡胤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制止了暴掠群众财物的恶习，照顾到了百姓的利益，从而取得了百姓的好感。据记载，在赵匡胤领兵进入开封后，“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这与五代某些“纵兵大掠”的兵变相比，赵匡胤的“严敕军士”无疑表现出一种政治见识。事实上，严肃军纪，争取民心，这是一般的政治常识，五代时的其他兵变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其次，在禁止偷盗抢劫的同时，停止了残暴的大屠杀，要求对后周的太后及少帝，所有的文武官员，基本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即所谓“毋得辄加凌暴”。而五代的“兴王易姓”，改朝换代，都是伴随着一场大屠杀，除掉异已，把敌手的财产掠到自己手中。赵匡胤的这一政策改变，减少了北宋建立过程中的阻力，取得了社会上层集团的有力支持。

    最后，赵匡胤是亲自参加过拥立郭威兵变的人，深知拥立他的那些将兵是“自贪富贵”的。那么如何满足他们呢？他提出的办法是“厚赏”，即把国家府库中的财物分赐给这批拥立他的将兵。这样做基本上可以满足将兵们的要求，又可去掉他们中间不必要的摩擦与火拼，从而取得了拥立者们的许诺，使军队进城时“秋毫无犯”，只有韩通一家因反抗被杀，算是一个例外。此外，对于民间乘机抢劫者，进行坚决镇压，“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赏其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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