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举措——稳固内部营垒
从客观上来讲，如果抛开“家天下”的眼光来看，除了国号从周变成宋，皇帝从姓柴变成姓赵以外，赵匡胤确实是柴荣未竟理想与事业的最好继承人。他与小小年纪、不谙世事的周恭帝比起来，能力出众又手握军政大权，确实更适合掌管天下、把握政局，也只有他能够尽快结束战乱的局面，使中原重归一统，重现汉唐盛世。而他夺位除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之外，也确实符合了历史与时局的要求，是“天命所归”的结果。
赵匡胤很珍惜轻松到手的江山，他不打算让“天命所归”的好戏再度上演。如何不使北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解决“君枝臣干”，重新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摆在赵匡胤面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赵匡胤因“兵变”而登基，因此他十分害怕手下将士发动兵变而使自己丧权。
但是，在兵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必须要巩固成果。因此，赵匡胤开始加封有拥戴之功的将领。石守信任归德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被任命为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任镇安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为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这些人都是未来解职的对象，加封是为稳定军心，并借助他们平定异己势力，这就是兵法所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
同时，赵匡胤还极力拉拢领兵巡边的高级将领韩令坤、慕容延钊。加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韩令坤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二司的最高统帅。这一手相当厉害，两人若接受命令，名誉上高了一些，但二司实权已全被赵匡胤亲信所掌握，若不接受命令，势孤力单，易招杀身之祸。考虑再三，他们终于选择了“听命”的道路。
此时，赵匡胤的加封是有分寸的。一方面，对可能威胁王权的人，即使关系好，也不给实权，最典型的是原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正月的加封没有他的份，直到八月才给他下了一道命令，由忠武节度使改任武胜节度使，把他从离东京很近的许州迁到较为偏远的邓州（今河南邓县），只是赏给他二十万钱，作为当年张永德送赵匡胤彩礼的回报。按说张永德是提拔、重用赵匡胤的恩人，从道义上说似应重用，但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赵匡胤的将领都是张永德的下属，一旦有所动作，就会危及赵的皇位，出于政治的需要，赵匡胤就毫不犹豫地让他坐冷板凳，直到张永德去世，这种状况没有任何变化。《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说“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张永德若是地下有知，恐怕也会苦笑的。另一方面，贬斥侵害文臣的武将。赵匡胤亲信将领王彦升刺杀韩通有功，升为铁骑左厢都指挥使，但一天晚上，他突然闯进宰相王溥家里勒索钱财，王溥告发此事，赵匡胤立即将这位功臣贬为唐州团练使。
（二）异己的铲除与削兵权的谋划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较好地控制了政局，但在登基的第一年内还是发生了两次兵变：第一次是四月十四日，在潞州已镇守八年的后周开国功臣李筠起兵，首先反宋，攻占泽州，“居天下之肩脊，当河朔之咽喉”，又与北汉通好。赵匡胤亲征，六月十三日，攻克泽州。李筠投火而死。六月十九日，李筠之子李守节在潞州城向宋太祖投降。前后不过六十多天便把乱事平定。第二次是在九月二十六日，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李重进于扬州起兵。这一次其实是被逼反的。赵匡胤与李重进是宿敌，代周后便剥夺了他侍卫亲军司的元帅职位，又不准他入京朝勤，最后下令他移镇，要连根拔起。这一次也是用了六十多天，赵匡胤便亲手平定了乱事，李重进举家自焚，所谓党羽数百人和在解州的弟弟全家都被诛杀。
为了镇压这两次兵变，宋太祖在战争后期都御驾亲临战场，体现了新皇帝对这两次兵变的重视。这两个敌人不算强大，在两个月左右便被平定了。但是，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之后，他并没有安枕而卧，而为解决兵权隐患忧心忡忡，由此也进一步触动了他对削夺武将兵权的思考。
有一次，赵匡胤这样问赵普：“自唐朝末年以来数十年，皇帝总共变易了八个姓氏，战争不息，生民涂炭，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要使天下的争斗停止，为国家作一个长久的打算，这该如何去做呢？”赵普回答说：“陛下能说这样的话，是万民的福分啊。这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只是方镇太强大，皇上的实力弱而臣子的力量强大罢了。现在想要治理这种情况，只要削夺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就安定了。”赵普用意显然在于中央应从“权”“钱”“兵”三个方面入手，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夺回来，换言之，用“夺”“制”“收”的办法使方镇与人权、财权、精兵三者分离，核心措施在于剥夺方镇赖以为祸的经济基础，不过当时最重要的也是燃眉之急的是要解决兵权问题。可以看到，君臣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下一步就是实施了。
（三）长治久安目标下的“释兵权”
兵权问题就是针对统帅禁军的将领和地方节度使手中拥有的兵权。
第一，大幅度调整禁军的领导人员。
由于赵匡胤自己就是靠手握禁军大权而终成大事，其重要性已经显而易见。如果能把禁军的统帅权收在自己的手中，将是再保险不过。尤其是曾参与陈桥兵变的石守信、王审琦等已“各典禁卫”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不能不使赵匡胤为之担心。为此，宋太祖从自身经验出发，认识到有威望的禁军统帅容易成为政变的领袖，于是开始从整顿禁军统帅问题着手，限制和削夺武将的权力。
禁军的殿前司原来共有四帅，赵匡胤原来的职位由副帅慕容延钊接替，但他一直让这位拜把兄弟领兵在外，后借故自己曾任殿前都点检而罢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副帅则由曾为韩通副手的侍卫司大将高怀德升补，实际上是把他调离侍卫司。但赵匡胤还不放心，又把寡妹嫁给他。同时，皇弟赵匡义也挤上了殿前司的第四把交椅。这样，殿前司的最高统帅空缺，副帅是新上任的妹夫，四帅是弟弟，剩下的三帅刚从四帅升上来，自然还没有实力做天子。
侍卫马步军司共五帅，最高统帅李重进起兵失败后由韩令坤接替。跟慕容延钊一样，韩令坤一直带兵在外，最后也一起罢免外放。石守信在“陈桥兵变”时留守开封，功劳极大，后来又补上韩令坤的元帅遗缺，大抵最难令赵匡胤安心。但石守信升元帅后，被任命为节度使，其军职虽暂予保留，但事实上并不掌侍卫司的兵权。结果，禁军原来的人事和人脉已被赵匡胤大幅调整。
第二，为彻底消除军人的威胁，实施“杯酒释兵权”。
在兵变后初期，赵匡胤任命亲信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为节度使，但在同时，免去高、王、张的兼职，石的军职暂予保留，但事实上与当年的李重进一样，不掌侍卫司的兵权，第二年连名义上的军职也免了，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石守信等人是已经跟随赵匡胤征战沙场多年的大将，为了彻底消除危险，也为了以后不至看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发生，赵匡胤在详细思虑以后，决定和大将们摊牌，用和平的方式彻底解决此事。就这样，961年的一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下。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万状，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嘛！”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住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这样，在赵匡胤许下良田美宅、歌儿舞女、显赫富贵、子孙安乐、两无猜忌、其乐融融的诺言后，第二天上朝，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一班大将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地方上去做了有名无实的节度使。
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力的加强，而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叨叨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节度使逐渐成为无实权的官位。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
第三，对禁军的内部结构及驻防方式进行变更。
赵匡胤把禁军的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又称三司），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情则要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变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
综观中国历代帝王驾驭功臣的策略不外乎杀、养、用三种，或兼而有之。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是出于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但是，对功臣采取杀戮的策略，容易激化君臣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与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大肆屠杀功臣不同，赵匡胤采取了对功臣养而不用的策略。对功臣采取养起来的政策比较稳妥，有利于调节君臣关系，赵匡胤用和平的做法，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让所有的开国君主都头疼的军权分配问题，避免了以后出现臣下功高镇主、难于驾驭，以及疑忌杀戮、终成大祸、动摇国家根基的可能性。此外，赵匡胤能够采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不与曾经共患难的功臣们勾心斗角，本身也反映出了他的仁慈和宽厚，最终得到了历史的认可与称赞，被传为千古佳话。
（四）削弱地方权力与文官掌政
为巩固其中央政权的统治，赵匡胤在削弱武将权力同时，还开始削减地方长官的权力，并且重用文臣、重视文人。
首先，对于地方州郡一级长官的权力，宋太祖赵匡胤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同时，地方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都收归朝廷；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并且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而且，这些官员的任期都很短，一般是三年一换。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短暂，武力薄弱，就无法与朝廷对抗了，也就不会使“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
其次，赵匡胤对文官、言官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采取尊敬的态度，并且下令永远不杀士人、不杀言官。在立国之初，赵匡胤就在太庙庆殿的夹室内立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条誓约：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赵匡胤严正警告后世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即为不祥，必将遭受天谴。后来，当宋朝的新天子即位时，朝拜完太庙之后，必须跪着默诵誓词。按照规定，当时只能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着皇帝，其他人只能远远等候。因此，除了宋朝的历任皇帝，再没有人能够知道誓约的内容。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后，金国人为了搜罗战争赔款，将宋朝皇宫的宫门全部打开，人们这才看到了石碑的神秘容颜。据说这块石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作为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世世传承。
按照“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削弱地方驻军规模和驻军素质，抽调精锐部队保卫京师。京师驻军与地方驻军数量相当，使之内外相制约。宋太宗在一次谈话里说：“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北宋时期的禁军有一半是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的，其余的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以镇压起义。边境上只驻屯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的贵族势力采取被动的守势。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宋太祖赵匡胤消灭了手下武将在擅言废立、改朝换代方面的潜在力量，彻底清除了其他人黄袍加身的可能性，也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宋王朝没有变成第六个短命王朝。
但尽管如此，赵匡胤没有预料到这种统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宋朝是历史上外患最严重的王朝，长期与辽、西夏、金，还有后来的蒙古对峙。但宋朝没有北方的草原提供马匹的来源，没有北方地区强壮的士兵来源，更重要的是没有占据汉人王朝一贯赖以生存的边墙——长城。而在这种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虽然宋军有着先进的火器和出色的基层军官，但文官指挥能力的欠缺使得宋军的战斗力极为低下。同时，为制约地方的权力，增加诸多官吏，结果导致“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的书在谈到宋代时都冠以“柔弱”这样的字眼。最终，有宋一代，国家两次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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