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建筑

    文庙

    春秋时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综合鲁、周、宋、杞等国的思想、文献，整理出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提出了以礼治国的观点，并把礼治思想进一步制度化和仪式化，创始了儒家学派。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基石。为了利用儒家的礼制思想禁锢人民，巩固封建统治，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皇帝都将孔子奉为圣人，十分尊崇。

    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78），鲁哀公就把他生前在故乡山东曲阜的住处立为庙，“岁时奉祀”，那时仅有“庙屋三间”。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第一次用祭天的盛大仪式来祭祀孔子。随着对孔子的不断加封，曲阜孔庙的规模也越来越宏大。从东汉到清代，先后经过15次大修，其间中小规模的修葺更是不可胜数，到今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群，其规模形制甚至可以与皇家宫殿相比，是坛庙类建筑中一个很特殊的实例。

    曲阜的孔庙与孔府、孔林，统称“三孔”。孔府是孔子世袭“衍圣公”的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是明、清帝王宫室之外中国现存最大的府第。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

    今日孔庙的规模最终成形于清雍正年间。整个孔庙总平面狭长，南北约长600米，东西宽仅140余米。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方向为轴，分左、中、右三路，有殿、堂、坛、阁400多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

    山东曲阜孔庙全景孔庙的前三进为引导部分，在入口前有表示孔子人格高尚和学问渊博的“万仞宫墙”照壁、金声玉振石坊及石桥，然后是棂星门、圣时门、弘道门，这三道门划分出大小不同的院落，在总长近300米的空间中遍植松柏，浓荫蔽日，形成庄严肃穆的前奏。过大中门、同文门，便是高高的奎文阁，也就是孔庙的藏书楼。

    奎文阁后排列着金代至清代建造的13座御碑亭，然后就是大成门，暗示孔子的学说是“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大成门内的广场中间有一座方形重檐十字脊的亭子，周围环植杏树，称为杏坛，此处原为孔子故居讲堂旧址。《庄子·渔父》中说：“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这里最能代表孔子授学课徒的诗书氛围。

    杏坛之后就是孔庙的主要建筑——大成殿、寝殿和圣迹殿。大成殿原名文宣王殿，坐落在两层汉白玉台基上，面阔九间，重檐歇山顶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正面一列十根石柱雕有透空盘龙。殿内悬挂有清代数位皇帝亲自拜诣孔庙时手书的匾额。殿前有宽阔的月台，为行释奠礼时奉祀官员、奉祀生、乐舞者等的站立之处，举行大典时月台和庭院内能容纳千余人。孔庙行释奠礼时所使用的乐舞为八佾（即舞者8列每列8人，共64人），属帝王规制。

    大成殿后的寝殿供奉着孔子神位；最后为圣迹殿，殿内陈列着描述孔子一生事迹的120幅圣迹图石刻画。大成殿东西两侧还有金丝堂、启圣殿、诗礼堂、崇圣祠、家庙等建筑。

    除曲阜孔庙外，唐初设立文庙之制，全国各地也开始广建文庙。随着儒学的主导地位愈显突出，为弘扬孔子兴学的功绩，除京师立文庙以外，各省、府、县级设立府学县学，在习文的学宫之外也须建立文庙，作为向孔子行礼习仪的场所，因而孔庙同时也是官学和教化礼仪的中心。京师孔庙即太学（国家培育儒生的最高学府），创造性地设圆形辟雍（也叫明堂，是古代中国皇帝讲学的场所），象征教化圆满无缺；地方孔庙前则只设半圆形水池，名泮池，象征它们只是辟雍的一半。

    地方上的文庙都是以曲阜孔庙为典范建造，大部分是左庙右学的布局，曲阜孔庙的若干形制如“万仞宫墙”照壁、棂星门、“金声玉振”牌坊、大成殿以及舞乐使用的月台等都被继承了下来，只是尺度有所不同，或带有某些地方特色。如云南建水文庙巨大的泮池和雕饰丰富的隔扇门最具特色；苏州文庙中有许多著名的碑刻；四川资中文庙以其精美的透雕大照壁闻名；而天津由于府县两级文庙均设于此，形成了两庙并列的布局，是文庙建筑中的特例。

    经历代对孔子的神化，尊孔活动不断升级，各地文庙成为当地的重要建筑，学宫反而成为它们的附属建筑。山东曲阜孔庙与各地的文庙一起构成了全国性的孔庙系统，甚至随着儒学的传播影响到了周边国家，如日本包括东京在内的许多城市也建有孔庙。

    书院建筑

    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中叶，是在官学系统之外，在传统私学的基础上，由社会集资创建的一种教育体制。它拥有自己的讲学、藏书、供祀制度，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而佛、道两种宗教传播较广，影响较深，也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利用，因此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传统文化特色。在儒、释、道三者既斗争又融合的过程中，大约在北宋（960—1127），为了与兴盛的佛教道教相抗衡，儒家吸取了佛教禅宗的精神来充实儒学的哲学理论，产生了新儒学——理学，并形成了儒家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辩、切磋、交流。书院适应了这一形势的需要，成为理学的诞生摇篮和发展基地。南宋的“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的主持人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分别代表了湖湘学、闽学、婺学、象山学等理学学派。

    明代书院的发展十分曲折。到王（王阳明）学、湛（湛若水）学兴起，他们大力发展书院，书院建筑有了短暂的繁荣。与此同时，又有泰山、东林等学派力纠王学的偏颇之处，尤其是东林学派，他们议论时政，参与政治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书院几经起落，至清末，最终被近代官办学堂取代，成为以后学校的基础，书院制度正式结束。

    书院向来都是文人聚居讲学之地，多由名士主持建设，因此书院建筑更多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生活情趣和审美观点。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也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书院的建设重视环境的选择，倡导结合自然条件因地制宜，或突出沿纵轴线的空间变化，或多轴并列横向拓展，建筑布局也更为灵活自由。同时，理学家多受佛道影响，讲究心性修养、超然物外，追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境界，常常把书院建在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

    书院建筑反映出“礼乐相成”的思想，它们受到传统礼制思想的约束，大多中轴线对称、布局规整；同时运用庭院尺寸、园林空间、走廊敞厅等疏密有致的变化，建筑随地形高低错落，反映出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之间“乐”的和谐。讲学的讲堂是中轴线上的主要场所，一般三至五间，布置在书院的中心。堂前有宽敞的庭院，一方面突出其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可扩大空间。藏书楼是书院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二至三层的楼阁，处于书院后部或另成院落，环境幽静。祭祀用的殿堂或祠堂供奉的多为学派宗师、著名山长（院长），也有地方先贤，少数书院还另设孔庙与书院并列。主要建筑之外，还有山长居住的小院，以及学生住宿的斋舍，另外还多辟有山池园林；后期受官学影响，有的书院加设监院、讲武堂、射圃、考棚等。

    中国古代文人通常反对土木之奢，提倡简朴之风。书院建筑吸取各地民间建筑的特点和做法，追求朴实自然之美，尺度符合人们生活的需求，且不施雕琢，色彩淡雅，自然含蓄，与官式建筑（如宫殿）的雄伟壮丽截然相反。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它们独有的艺术特点，刻碑立石、书写匾额等方式更彰显了书院建筑典雅的意境。至今，中国还存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五峰书院、东林书院等数十座书院建筑群。

    佛教建筑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公元前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这条贯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丝路传入中国，受到广大百姓的信奉，并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扶持。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佛教的传播达到高峰，当时的梁武帝（502—549年在位）把佛教作为国教，大兴寺庙，唐代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段史实的写照。唐朝是佛教发展的另一个盛期，不仅中国佛教自身得到发展，而且还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元代统治者提倡喇嘛教，因此又出现了许多喇嘛教寺院。

    今天，人们把流行于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佛教称为汉传佛教。由印度与尼泊尔直接传入西藏的密宗佛教被称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分布在西藏、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一带，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在云南西双版纳等地还有少量的南传小乘佛教，建筑形式与汉族地区的传统佛寺大相径庭。

    万佛顶云海俗谚说“天下名山僧占多”，那是由于佛教的诵经修行需要远离尘嚣，打坐静思，幽静的山林正是理想环境，所以大多数佛教寺院都处于山岳丛林之中。这些寺庙或择址于山脚，或镶嵌在山腰，或雄踞于山顶，或依山而造，或跨水而建，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同时憎人们还创造出“佛光”、“听法石”等富有宗教意义的景点。山因佛寺而扬名，寺因居山而兴盛。山西五台山、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和安徽九华山，声誉日隆，成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

    在古代中国，君权向来高于神权，随着佛教的盛行和佛寺的不断增多，僧尼特权的扩大，危及到了朝廷的利益，在北魏太武帝（423—452年在位）、北周武帝（560—578年在位）和唐武宗（841—846年在位）时期曾先后发生过“灭佛”事件。不过这种较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在历史上只占很短时间，过后佛教仍然得到发展。佛教建筑在中国延续了将近2000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建筑类型之一，其中最常见的有佛寺、塔幢和石窟。

    佛寺

    佛寺是中国宗教建筑的主要类型，是供奉佛像、举行佛教礼仪、居住僧侣的地方。

    相传在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大臣傅毅说：“西方有神，名日佛。”于是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等人前往西方天竺（即印度）求法，他们邀请到了两位高僧伽叶摩腾和竺法兰，并带着佛经、佛像回到洛阳。开始让两位高僧住在专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里，第二年为他们修建了住所，仍称“寺”，由于驮经来中国的是白马，因而取名为“白马寺”。从此，原本为中国古代官署之名的“寺”逐渐成为佛教建筑的专称。白马寺开中国佛教寺庙之先河，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

    当时佛教迅速传播而缺少专门的佛寺，许多官吏、富商将自己的住宅奉献出来作寺院，称为“舍宅为寺”，通常“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由于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轻物质重精神，所谓“四大皆空”，因此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形式很快就和佛教寺院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佛寺的基本形式。

    佛寺最初仍按照印度的式样，以佛塔为中心，或采取“前塔后殿”的布置方式。随着佛寺的中国化建设，佛塔逐渐退居后面或一侧，殿堂成为全寺的中心。现存中国最早的两座木构建筑都是佛殿，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它们斗拱硕大，出檐深远，屋面平缓，装饰简洁，是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

    定型后的中国佛寺继承了中国原有的建筑形式，采用对称式布局，沿中轴线布置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两边布置供香客、僧人居住的生活用房。以保存至今较为完整的一组宋代佛寺建筑群——河北正定隆兴寺为例。它的山门对面有照壁，门前有石桥及牌坊，进门左右原为对称的钟鼓楼，正面的大觉六师殿仅留遗址。再往后是东西配殿和摩尼殿，殿后有戒坛，戒坛后两边相对而立的是慈氏阁和转轮藏殿。在东西碑亭之后就是高大的佛香阁（又称大悲阁），内有高24米的千手千眼铜观音。最后是弥陀殿，方丈及僧舍都在佛香阁东面。由于建筑体量大小、形态，以及院落空间都富于变化，轴线虽长却丝毫不觉呆板。

    始建于北魏后期的山西浑源“悬空寺”是一座非常特别的佛寺，它是一组由多座悬挂在北岳恒山陡峭岩壁上的殿堂所组成的寺庙建筑群。这些殿堂的重量完全靠在石崖上凿出石洞，然后插入木柱来吏撑，殿堂之间再以栈道相连接，宛如一座“空中楼阁”，蔚为壮观。悬空寺中供奉以佛教为主，兼有儒、道，是中国古代三教相互影响、交融，尤其是宋代“孔、老、释迦皆至圣”的“三教合流”思想的具体表现。

    佛寺内建筑的名称往往来自供奉的主神及主要用途：供奉天王的天王殿，供奉佛与菩萨的大雄宝殿；诵经修行的法堂和经楼；安置舍利或法宝的舍利殿、转轮藏殿；日常生活和接待来客时使用的斋堂、寝堂、客堂等。

    藏传佛教（喇嘛教）实行政教合一，特别讲求宗教礼仪，各种佛节几乎是西藏全民的盛大节日，因而大都规模浩大。藏传佛教结合西藏高原上多山的地理条件，多依山而建，与山岭融为一体；建筑上结合中原的木结构和当地的碉楼城堡，又吸收了尼泊尔寺庙的装饰特点，创造出富有藏地风貌的坚固雄伟、色彩鲜明浓烈的建筑风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唐朝文成公主进藏与松赞干布成婚，松赞干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经历年扩建，几乎占满全山，楼形即山势。全宫分为白宫、红宫、山下的“雪”和龙王潭四部分。白宫是达赖的宫殿，以及喇嘛诵经殿和僧官学校；红宫是历代达赖的灵塔殿和各类佛堂；“雪”部分是政府机构、作坊、马厩等；龙王潭为后花园。

    在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外围现存八座喇嘛庙，人称“外八庙”。它们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特别是信奉喇嘛教的藏、蒙地区上层首领而建的，其中普陀宗乘之庙就是仿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仿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寺则直接受到缅甸、泰国佛寺的影响，同时又结合了当地建筑的轻透灵巧的特点。建筑群布局灵活；屋顶不仅分层而且分段，充分突出中央部分；屋脊上还布满了各种装饰。

    塔幢

    塔是一种古老的佛教建筑物。古印度的塔最早是供养释迦牟尼“舍利”（佛身焚化后形成的颗粒）的“窣堵坡”（梵文stupa），作为佛的象征供信徒们膜拜。

    塔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后，印度的“窣堵坡”很快就与中国的楼阁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楼阁式佛塔：楼阁在下，代表佛的“窣堵坡”高高在上，被供奉在塔的顶部，称作“塔刹”；而舍利及后来的佛经、佛像等宝物被珍而重之地收藏在塔下的地宫中。在楼阁式塔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密檐式塔、花塔、过街塔、塔门等形式。即便是直接来源于印度，受汉族楼阁影响较少的喇嘛塔、金刚宝座塔，以及云南傣族地区的缅式塔，其造型和细部装饰上也加上了不少中国式样。

    最早的塔以木结构为主，由于木结构不易长久保存，到南北朝时期发展出砖石塔，唐宋以后又有了铜铁塔，宋代以后更出现了琉璃塔，还有瓷器做的塔等。中国现存的数以千计的古塔，大都是砖石塔。现在留存下来最古的木塔是山西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近千年来经过多次地震仍屹立不倒。

    佛塔由独立孤塔逐渐发展出双塔对峙、三塔鼎立，还有五塔、八塔，甚至上百座塔的塔群。如河南开封少林寺的塔林，有唐朝至清朝千余年间的砖石墓塔220多座，形式多样，雕刻丰富，是研究古代砖石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库。

    佛塔在中国不再单纯作为佛的象征，而逐渐具有了其它用途，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内涵。首先，中国古代的高层楼阁本来就有登楼眺览的用途，与塔结合之后，这一作用延续了下来。唐宋以后，登塔游览更为盛行。如西安的大雁塔（慈恩寺塔），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登塔赋诗，凡进士及第的人也要到大雁塔上去游赏、题诗，一时形成风气。

    随着登塔远眺的发展，塔也被用于军事和航行。比如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座古塔——高84米的河北定县料敌塔，就是宋王朝为了防御北方的辽国，以供奉舍利为名建造的，而实际上是观察敌情的瞭望塔；杭州的六和塔原本是为了“镇潮”（钱塘江的大潮）而建，它位于钱塘江入海的江岸转折处，也就担负起了灯塔的重任，“海船航夜泊者，以灯塔为指南”。

    此外，还有很多塔成为了风景名胜的一部分。北京北海琼华岛上的喇嘛塔“白塔”，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成为整个北海的风景构图中心；云南大理崇圣寺有三座塔，主塔叫千寻塔，两座副塔是南塔和北塔，合称“崇圣寺三塔”，又叫“大理三塔”，这三座塔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风光明媚，是大理古城的标志；杭州西湖边南屏山顶的雷峰塔则是以《白蛇传》的神话故事为背景，传说中善良的白蛇娘娘就曾被镇压在这座塔下。明嘉靖年间，倭寇侵入杭州，雷峰塔被纵火烧毁，只剩下残破的砖塔心，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形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

    公元7世纪后半叶，佛教建筑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经幢。经幢是在八角形石柱上刻经文（陀罗尼经），用以弘扬佛法的纪念性建筑物。奉弥勒佛为主的佛殿前仅建一个，而奉阿弥陀或药师的则以两个或四个经幢立于殿前。它始见于唐代，经五代到北宋发展到最高峰，现存的经幢中以河北赵县的北宋经幢最具代表性。

    赵县经幢分为三段。基座为一层约六米见方的扁平须弥座加上两层八角形的须弥座，周围雕刻了火焰门、佛像、伎乐、莲瓣、经变故事等；幢身包括宝山、仰莲、刻经文的八角形幢柱和有缨络垂帐的宝盖等；宝顶则有佛龛、蟠龙雕、仰莲、覆钵和宝珠。这个经幢比例匀称、雕刻华丽，是极为罕见的石刻精品。

    石窟

    中国的石窟源自印度的石窟寺，约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沿路留下了大量的石窟文化遗产，到魏晋至唐这一阶段进入鼎盛时期。早期的石窟大体上是沿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路线分布的，这也是汉代通西域的路线，由西向东进入河西走廊，再流传到中原及南方地区，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走向非常类似。

    这些石窟不仅记录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石窟中的大量壁画和彩塑还反映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变化。中国最著名的“三大石窟”有：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四川大足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等，其中以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也最完好。

    甘肃敦煌地处丝路南北两路的汇合点，当年曾是一座繁华的都会，贸易兴盛，寺院遍布。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相传前秦建元二年（366）僧人乐樽见到这里的山上金光闪闪似有千佛，于是就在山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龛。从十六国（304—439）到元朝，莫高窟的开凿一直沿续了十个朝代，到今天崖面几乎布满石窟，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

    莫高窟是建于唐宋时期的窟檐建筑，这些窟檐都模仿中国木结构建筑形式，刻出柱、枋、斗拱、檐口、瓦垅、屋脊和鸱尾，反映了中国石窟民族化的过程。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作战以及音乐舞蹈等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场景。壁画中各类人物形象，保留了大量的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服饰资料。早期佛像仍可看出西域艺术的影响，人物的长相及服饰都带有印度、波斯风格；到北魏后，人像体形有了明显变化，服装也更加中式；唐代是发展的高潮，这时期的佛像变得丰满而生动，装饰纹样也同样有明显的变化，早期外来的火焰纹、卷草纹，逐渐与中国传统装饰中如行云流水般飘逸的云气纹和水纹、富丽堂皇的植物花卉图案结合起来，创造出了特有的华丽的卷草纹样。壁画中所绘大量的城池、宫殿、亭台、楼阁、寺塔、桥梁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五台山的唐代佛光寺大殿就是梁思成夫妇根据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而发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飞天，是佛教中称为“香音之神”的能奏乐、善飞舞、满身异香的美丽菩萨。她既不像希腊神话中带有翅膀的天使，也不像古代印度传说里腾云驾雾的天女，中国古代艺术家用纤长的飘带使她们优美轻盈的身体漫天飞舞、气韵生动。提起敦煌，人们就会想到神奇的飞天。

    石窟造像越来越大，逐渐从窟内发展到了窟外，到唐朝出现了中国最大的石佛像——四川乐山大佛。大佛以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的天然岩石雕成，又名凌云大佛，为弥勒坐像，从唐开元初年（713）开凿，历时90年始告完成。佛像高71米，肩宽24米，耳长7米，耳内可并立二人，脚背宽8．5米，可站立百余人，素有“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之称，目前是世界最高的大佛。道教建筑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起源于民间巫教和神仙方术。从殷商时期的敬天法祖，战国时期的方士丹药，秦汉时期“老庄”（老子和庄子）思想与巫术等结合起来形成的所谓“黄老”学说，到东汉张道陵（即张天师）创立“五斗米道”，道教才最终形成。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借用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

    上海城隍庙由于道教发源于民间，最早的活动场所主要在山区，因此那时的道教建筑只有洞、石室、静室、大堂、山居、草堂、义舍等民居房屋，对修炼和居住环境的要求也相对简单，只是尽量希望“远离尘境，栖寓缥缈”而已。

    魏晋时期，为了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道教借鉴儒家和佛教思想进行改革，逐步完善道教的教礼教义，提出了新的理论：道教徒应以忠孝仁义为本，炼丹服药，延年长生。从此，道教体现了历代帝王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的需求，得到统治者的欢迎，由原始的民间宗教向系统的官方道教发展。为了便于与皇权结合，道教建筑开始出现在平原和城市中，原本是宫廷建筑的“宫”和“观”也成为道教建筑的名称。

    唐朝奉老子李耳为先祖，封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俗称“太上老君”，成为与佛教的释迦牟尼同等地位的天神。宋朝更重道教，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时，各主要祠庙都是道观。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创全真教派，他的徒弟丘处机得成吉思汗（1162—1227）礼遇，道教建筑遍布全国，盛极一时。明清以后，道教才由盛转衰。

    两千年来的道教建筑，建于山上的占绝对多数。这点看起来与佛教建筑很相似，然而道教建筑产生这种取向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基础。

    首先，在道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基本思想的影响下，崇尚自然、顺应自然与回归自然成为道教在建筑上的必然追求，建筑要取山林野趣，结合山势，适应环境，同时选址上又要符合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规律，融于山水之间，这样才能达到技术、艺术与自然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进而获得长生。

    其次，道士的修行将“得道成仙”作为最终的目标，而这些山被人为赋予了“仙境”的内涵。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道教认为这些传说中神仙的住处除了在遥不可及的茫茫大海中、九天云霄外，就是人迹罕至的名山中的“洞天福地”了。“洞”即“通”，指可以通达上天；“福”指祥瑞，表示在该处修道可以得道成仙。于是道教将真实的地理位置与这些“洞天福地”相对应，界定了道教建筑的位置和环境。

    另外还有修练气功和带有神秘性的炼丹的需要，道家要求这类场所必须环境幽静、神秘，山林中正好符合这种要求。在道教观念中，炼丹是神圣的，丹房是不可侵犯的，这对宫观建筑的选址和平面布局也形成了很重要的影响。

    部分道教宫观地处山巅绝顶，取其高高在上，居高而近天之意，殿宇融于天际，有超尘脱俗之感，一派仙境气氛。也有大量的宫观选址于山麓、山坳的台地、坡地，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这是出于传统风水学说上的考虑，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对“气”进行疏导、汇聚和回收，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道教建筑一般都出现在名山圣地，如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山东崂山等。由于道教相信神仙喜欢居楼，可以靠近天宫，所以宫观中往往建造迎候仙人的“观”，即神居，是极高显的楼，成为其建筑特点之一。

    老子提倡物欲、贵俭，这种思想在山地宫观的建筑形制与选材上得以充分体现。虽然道教成为官方宗教之后，道士们居住的不再是真的石洞、草庐，而是形象生动、环境优美的殿宇府院，但建筑材料基本上都是当地出产，不铺张，不奢华，建筑也并不以官式建筑为独尊，也常采用纯朴的民居做法，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道教是一种多神教，以“太上为祖，释家为宗，夫子为科牌”，兼容并蓄，使得儒、释、道之圣共尊于道教建筑之中。由于道教各派所信仰的神仙过于纷繁复杂，为了便于道教的传播，道教效仿佛教的“三身”说，把各派的最高神糅合在一起组成“三清”。因此，所有道教建筑中三清殿的地位都最为重要，成为道观中的主殿。此外，道教还效法儒家的宗法等级制度，将其他神仙划定等级，分出尊卑，奉祀他们的建筑也随之有了等级之分，并影响到了道观的平面布局。

    奉祀道教尊神的宫观是典型的宫观建筑。道教真正供奉的是祖师，而祖师中地位最高的是老子，所以道教宫观中供奉祖师的三清殿是主殿、止殿，老子的神主位被供奉在正殿中央；除三清殿外，还多处设有祖师殿、老君殿（阁）专门奉祀老子。此外还有玉皇楼（殿）、圣母殿、斗姥殿、真武宫（奉玄武神）、三官殿（奉大官、地官、水官）等，他们都享有较高的等级，它们与三清殿往往都居于主轴线上。

    现存道教宫观大部分为明清时重建，早期遗物很少。原在山西永济县后迁至芮城的永乐宫始建于唐代，元中统三年（1262）重建，现存有中轴线上的山门、无极之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等主要建筑。永乐宫是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道教宫观，较完整地保留了元代建筑的风貌；晋城府城村玉皇庙，也尚存一部分宋元建筑，其中28尊塑像，造型生动，技法纯熟，是元代泥塑的精品；苏州城内玄妙观大殿，北宋创建，南宋淳熙六年（1179）重建，面阔9间，进深6间，重檐九脊顶，规模巨大，从中可见宋代道观的一般规模；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始建于唐代，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形成了9宫、9观、72岩庙、36庵堂的大型建筑群，建筑主体以宫观为核心，主要宫观建筑在山间盆地或台地上，自成体系，岩庙占峰踞险，在建筑艺术、建筑美学上达到了极为完美的境界，有着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和科技内涵，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川青城山宫观建筑群始于晋，盛于唐，现存11处道教宫观，自然、古老和悠久，具有中国道教文化风格和川西民俗特色，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明清遗留的道观较多，如北京白云观，江西贵溪县龙虎山正一观，陕西周至县楼台观，四川成都青羊宫等，都很著名。

    伊斯兰教建筑

    自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为满足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需要，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建造了许多伊斯兰教建筑。由于长期融入中国社会生活，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貌，与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建筑产生很大的区别，更多的是与中国地方、民族相结合的混合式样。

    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在阿拉伯语中称为“玛斯基德”，是朝向圣地麦加方向的礼拜场所，选址的自由度很大，不受城乡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伊斯兰教对洁净的要求非常严格，因此修建清真寺必须选择清洁干爽的地方。

    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布在全国内地各省区市的回族清真寺和教长墓，基本上是汉族建筑依伊斯兰教宗教活动需要改造而成；另一类是盛行于新疆地区带有浓郁维吾尔族风格的清真寺和陵墓（麻扎），这类伊斯兰教建筑接近中亚文化传统，建筑和装饰风格较为独特。

    内地回族清真寺

    伊斯兰教在唐贞观年间（627—649）传入中国，那时海上贸易空前发展，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驱，他们在沿海一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伊斯兰文化的痕迹，其中以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等最为著名。

    早期内地的回族清真寺直接采用或深受中亚建筑的影响，如福建泉州的圣友寺，用灰绿色砂石砌筑高大的穹窿顶尖拱门，礼拜殿横向布置，窗户无装饰，内部有尖拱型壁龛，用阿拉伯文的铭刻等，风格与中亚建筑相似。

    新疆和田大清真寺随着汉文化影响的融入，内地的回族清真寺开始利用汉式建筑的技术、材料、工匠和传统布局，按照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内容，创造中国的回族伊斯兰教建筑。浙江杭州的凤凰寺始建于宋元时期，后经多次重修，其礼拜殿内有三个半球形穹窿顶，入口大门用圆拱，两边有小尖塔，显然受到阿拉伯建筑的影响；但三个穹窿顶上面覆盖着传统的八角、六角攒尖瓦顶，说明它也已经逐步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至迟在明初，内地的伊斯兰教建筑从总体布局到单座建筑的形体、结构、用料，均已大量融进甚至完全接受当地的传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族的道观寺院等传统宗教建筑都是普通居住建筑的变种，延续着四合院式的布局。这类建筑的主要特征是中轴对称，布局规整，木结构、瓦屋顶、雕梁画栋，亦称宫殿式或庙宇式。后期的清真寺也是如此，在礼拜空间不足使用的时候，就沿中心轴线之后增加一进或多进。清真寺对信徒们来说只是做礼拜的场所，并不是供奉神的地方，因而它仍是世俗的，这可能是清真寺与佛寺道观最本质的区别。此外，由于礼拜的方向必须朝向麦加方向，在中国是西向，所以将汉族建筑的南北纵深旋转了一下，改为伊斯兰教要求的东西纵深。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就是采用多重院落最典型的实例。

    大殿是清真寺主体建筑，“礼拜”就是在这里进行，因此它体量最大，坐西朝东，置于寺内的重要位置。殿内西侧麦加天房所在方向以一堵横墙表示，称“基布拉”；基布拉与清真寺主轴相交处，也就是它的中央位置上凿出凹壁，标志麦加所在的方向和位置，此凹壁称为“米哈拉布”。礼拜墙和凹壁是最重要的地方，因此一般采用阿拉伯习惯使用的砖石结构、穹隆结构、拱券结构，使这部分成为窑殿。窑殿内还设有带十级踏步的台阶，象征着穆罕默德讲经说道的座席，教长演说的时候也最多只能登上第三级，阿拉伯语称“敏拜尔”，即宣讲台。礼拜墙、凹壁、宣讲台是礼拜殿中不可或缺的三要素，往往装饰华丽。

    窑殿前是主要的礼拜空间，礼拜空间前还有供礼拜者脱鞋靴的前廊。伊斯兰教不提倡偶像崇拜，礼拜时只要向西即可，因此平面形状极为自由，造型丰富。中国建筑受木构件尺寸影响，单座建筑的体量都不大，为了尽可能多地容纳信徒，大殿往往沿礼拜方向将几座建筑纵深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大空间，这样如果用一个大屋顶就会形成空间的浪费，于是中国穆斯林将一个大屋顶分成几个小屋顶，四面坡连成一体，侧面看正脊高低起伏，富有变化，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特有的“勾连搭”。

    邦克楼（塔），又叫光塔、唤醒楼或者宣礼楼，是登高呼唤教民做礼拜颂经的建筑。因为体形修长高耸、引人注目，也成了伊斯兰教特有的标志。广州怀圣寺的光塔式样独特，正圆形，不分节也不分层，上有平台，平台上再置小塔，除了小小的通气孔外完全封闭，与中原诸塔迥异，甚至在阿拉伯国家也很难找到相近的实例，只有公元848—852年建造的伊拉克萨马腊大清真寺的螺旋塔略为相似。因为这座特别的塔，怀圣寺又叫作光塔寺。

    伊斯兰教规定每年九月必须守斋（白天不进食）一个月，而斋月的开始和结束都由观察新月来决定，由此又诞生了在寺内高敞处建造的高耸楼阁建筑——望月楼。明朝中叶，陕西回族教育家胡登洲（1522—1597）朝觐麦加归来，在清真寺内讲授经卷，开始出现了讲经堂建筑，并由陕西传播到全国各地。

    伊斯兰教在中国曾译为清真教，就是因为它有严格的净身要求，具有清净、纯真的特征。穆斯林礼拜前必须按需要进行小净（清洗眼耳鼻舌手足等）或大净（全身沐浴），因此水池和水房等配套设施也必不可少。此外，清真寺中还有具中国特色的影壁、牌坊、碑亭、香炉等建筑小品。

    伊斯兰教建筑装饰大多以蓝绿白黑等冷色调为主，这是与阿拉伯世界所处的干热环境有关，同时也符合伊斯兰教清净纯一的教义。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受此影响，都采用青砖、灰瓦，即使在屋顶上采用了琉璃瓦也多是蓝绿色琉璃，只有在受到皇帝敕封时才使用黄琉璃，像山东临清清真寺虽然采用了黄琉璃瓦，但还是用了绿琉璃剪边，以冲淡过于炫耀的气氛。

    伊斯兰教建筑极重装饰。中国伊斯兰教的建筑装饰不像一般伊斯兰教建筑那样使用马赛克镶嵌或灰泥雕塑，而是在木结构、砖结构的基础上发挥彩绘和木雕、砖雕技法，许多著名清真寺都以精美的彩绘艺术见长。这些彩画的内容多是螺旋、菱花、牡丹、荷莲、石榴等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在伊斯兰教建筑中是限制使用或禁止使用的，后来受汉文化影响，在瓦饰上偶有出现。

    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建筑和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在装饰艺术上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运用书法文字所特有的装饰美为建筑艺术服务，这在其它建筑艺术体系中很难看到。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中除了汉、阿两种文字的装饰纹样，还出现了以汉、阿两种文字写就的联额匾对，而这本来可能是汉族文化中所特有的。

    清真寺大殿室内装饰重点突出，以米哈拉布为中心，或刻阿拉伯文的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或做成各种装饰纹样，以引人注目又不失尊贵、高雅大方为原则。举例而言，北京牛街礼拜寺的凹壁极为精致华丽，由于处在皇都、天子脚下，为了适应这种氛围，殿内全部采用朱红，尤以大殿内柱及柱间欢门，火焰拱券上刻经文贴金箔，纵横交错，层层叠叠，营造出无限丰富的感觉。因此，牛街清真寺不仅在历史上向来就是北方首寺，就宏丽的规制而言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伊斯兰建筑中的三层八卦墓庐，这是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陵墓建筑的一种创造。三层屋檐，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表现；八卦即八方，四面八方为天地之象征，在其内安置拱形坟体。由于只有正向辟门，给砖雕或泥塑留出了发挥的空间，这些砖雕泥塑题材丰富，形象生动，既有汉文化传统中颇具象征意味的梅兰竹菊、明月松风等意向，更有麦加天房、麦地那先知寺等建筑形象。

    新疆维吾尔族清真寺

    维吾尔族清真寺全部分布在新疆地区，从10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开始，就在旧有的新疆传统民居建筑基础上创立了与回族体系不同的一类伊斯兰教建筑体系。

    维吾尔族清真寺建筑布局虽为院落式，但总体无明确轴线，比较自由灵活。主体部分也是礼拜殿，有后殿（冬季用）和前廊（夏季用）之分，其中同样设有礼拜墙、凹壁和宣讲台，多采用木构多柱大厅式或土构穹隆结构式。坐落在喀什艾提尕尔广场上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是新疆规模最大、最宏伟、最壮观的清真寺，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的礼拜殿就是多柱大厅式，分内殿、外殿和侧廊三部分，殿内立有木柱140根。站在这个厅里，人们会不由得想起多柱大厅式的最高典范——西班牙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穹隆结构的大殿具有明确的中心性，呈集中式平面布局，莎车阿孜那清真寺大殿也是这种类型。

    大门楼是清真寺的进出口，也是重要标志，通过大门楼的设置可以看出维吾尔族清真寺的身份等级和地位。最常见的形式是两座高高的光塔夹着屏风墙，墙正面开内凹式尖拱券，设有庞大而坚固的门扇，高大突出，牢固壮观，形同伊朗盛行的屏风门式的门殿。在维吾尔族清真寺中，光塔常常只是作为一种标志和装饰，甚至不能攀登。

    装饰丰富是所有伊斯兰教建筑的特征，西班牙格拉那达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的优美华丽就令人叹为观止。而新疆维吾尔族清真寺内装饰纹样之丰富，也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建筑材料决定着装饰做法，木结构梁柱上施雕饰，密肋顶棚绘彩画；砖结构则以石膏雕花、拼砖、花砖、琉璃砖为主。

    由于礼拜殿内没有崇拜的偶像，因此天花板、梁柱、墙面上都写满了经文，经文间饰以各种几何纹样或者植物纹样，如各种藤蔓、花卉、枝叶、果子。有的是彩绘，有的是石膏雕刻，有的用马赛克镶嵌，还有的用琉璃砖贴面或琉璃砖块砌筑。色彩多用淡雅的宝蓝、粉绿、深绿、孔雀蓝、白、黑等，在点缀上用少量的金粉、银粉，愈显得高雅。这些装饰共同的特征是花纹细小、细腻，不强调立体感，而是铺陈成一个平面或曲面；其次是不留空白，凡视线所及之处全部铺满。

    基督教建筑

    根据明代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景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可追溯到唐贞观九年（635）。当时唐太宗执行开放的文化政策，对各民族文化及海外文化兼收并蓄，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为基督教提供了传播的机遇。那时候的教堂采用中式传统建筑形式，按中国习俗称“寺”。

    唐末至北宋，景教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元代基督教较为兴盛，当时的基督教堂——十字寺采取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只是内部的宗教陈设不同。

    明清两代对基督教时弛时禁，在清嘉庆禁教之前仍略有进展。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3年来到广州，1596年就任耶稣会在华首任会长。继利玛窦之后，耶稣会传教士接踵来到中国。最初的教堂多沿用中国的民宅、寺庙，或者按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建造，稍加西洋装饰，简单的仅立十字架为象征。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自行设计，基督教堂作为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建筑类型在中国普遍出现。

    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从此，基督教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是以征服者的姿态随侵略者的炮舰进入中国，不再执行利玛窦时代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调适”的传教方针，而是直言要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反映在教堂建筑上，主要以模仿或照搬西方教堂建筑的样式为特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建筑历史上出现的“折衷主义”在中国的反映。天主教堂的面貌相对于西方来说变化不是太大，新教教堂和东正教教堂则变化较多。总的来说，中国的教堂建筑主要受以下几种形式影响。

    罗马风教堂。早期在中国出现的教堂多采用这种形制。1847—1853年建造的上海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为现存最早的一座西式教堂，以第一个来到远东，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而死于上川岛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的名字命名，这是一座罗马式与巴洛克式混合的教堂。1860—1861年在上海法租界四川南路建造的洋泾浜天主堂，原名圣·约瑟堂（St．Joseph’s Church），是较典型的法国罗马风教堂，侧墙上的彩色玻璃花窗尤其引人注目。

    哥特式教堂。这种式样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建筑中都很常见。1863—1888年建于广州的石室圣心教堂是中国近代最典型、施工建造最精细的法国哥特式天主教堂之一，尖塔高58．5米，居全国所有教堂之冠。最杰出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当推上海最大的教堂——徐家汇天主堂，其正门两侧有高耸的塔楼，内部为哥特式的骨架券结构，整座教堂体形高大，色彩和谐，给人以神圣、崇高的印象，被称为“中国教堂之巨擘”。上海现存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圣三一教堂，采用英国哥特教堂式样，局部受罗马风格建筑影响。

    仿自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式的教堂在中国也为数不少。青岛浙江路圣爱弥尔教堂就是在哥特式与罗马风混杂风格中掺进了文艺复兴建筑的设计手法，是典型的折衷主义建筑。它位于城市中心的制高点观海山西小岭上，双塔耸立，成为青岛城市空间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城市景观的焦点。

    哈尔滨是东正教堂建造最多的城市，受俄国教堂样式影响较深。俄罗斯建筑砖工精致，多采用清水砖墙，并用砖砌成各种花饰，这一特征在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得到充分体现。圣索菲亚教堂始建于1907年，拉丁十字形平面，主体部分为纵横相交的筒拱结构，中央穹顶下有四个大砖垛支撑外径十米的圆形鼓座，鼓座上是巨大的洋葱头式穹顶，正面八边形钟楼上为帐篷顶尖塔，尖塔上亦冠以洋葱头式穹顶，其它三面同样处理，只是高度低于正面，以突出主入口。

    传教士把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从北京、上海、天津等近代主要城市向中国广大内地散播开来，甚至在偏远的城镇、乡村，也常常可以看到矗立在众多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西式教堂。不过修筑在这些地方的教堂在建筑形式上更为灵活，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塔、屋顶、牌坊、垂花门等构成要素，与西方教堂建筑中的塔楼、穹顶、柱式、拱券、玫瑰窗、十字架等随意组合，形成各种生动活泼、充满趣味的建筑形式，构成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为了更多地在中国吸引信徒，传教士们陆续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广州等地兴办了一批文化事业（译书、办报、教会学校）和慈善事业（医院、慈幼、救济）作为传教辅助工具，前后存在近百年。其中学校、医院是规模较大的建筑类型，其建筑形式既有西洋古典主义、折衷主义、中西混合式样，也有“中国式”。

    最早中西合璧的校舍建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址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所在地）的怀施堂（1894）等一系列校舍，它的体量构成仍维持西方建筑式样，只是屋顶采用了中式的单檐歇山顶和重檐四角攒尖顶，塔楼屋顶还模仿江南传统建筑，四角高高翘起。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对教堂建筑的形制虽然影响不大，却引起了教会学校和医院建筑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了更多的中国式的教会大学及一些教会医院，如北京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这些校舍及医院充分体现了西方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以及用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处理过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构成要素（主要是屋顶）。虽然他们的尝试是建立在西方建筑形式构成观念的基础上，但他们对以后中国建筑师在这一领域的继续探索带来了不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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