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
1．先秦时期的体育
①远古体育的萌芽
远古时期，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大量的生产用具，如石球、石镞、网罟等。人们要充分利用这些生产工具，不断加强使用生产工具的能力，就必须锻炼本身的技能，如奔跑、跳跃、攀爬、投掷、射箭、游泳等。这些活动技能的内容和方式，就是早期体育活动产生的根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年人开始以游戏的形式传授儿童各种生产、生活方面的技能，如追逐、跳跃、投射、游水、角力等，这样，远古时代的体育活动萌芽便产生了。
原始社会后期，一些较为发达的部落中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舞蹈。人们为庆祝或祭神，以各种肢体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心情。《吕氏春秋·古乐》中曾记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青海大通县出土了一个新石器时期的陶盆，盆内壁画有3组舞人，他们手牵手，整齐划一地翩翩起舞。
这一时期，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甚至械斗。《世本》中记载：“蚩尤造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这些兵器就是后来武艺器械的雏形。《述异记》中记载：“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操干戈，用五兵练角抵，这都属于军事技术范畴，也可以说是早期军事体育的萌芽。
②夏、商、西周时期体育的发展
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并对这一时期的体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说的是夏启带领部下在大乐之野进行叫“九代”的武舞。商朝时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射、御两字。西周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武艺，对百姓习武也有明确要求，即“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夏、商、周三代还有专门的习武学校，分别叫“校”、“序”、“庠”。周代的学校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学内容，规定根据年龄不同而学习不同内容。商代和西周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和田猎等有联系，就是学校教育中的射、御、舞等也均有明显的体育特征。
③春秋战国时期的体育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出现带动了农业、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科学文化和体育的发展。这一时期，除军事训练和学校教育外，社会上开始流行各种具有养生和保健性质的游戏，并初具规模。这时期与军事技术相关的体育活动有拳斗、剑术、举鼎、赛马、钩强、射箭等。
举鼎是以举起重物来比赛力量大小的活动。鼎由金属铸造，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举鼎活动一般都是用中小型鼎。
钩强是当时配合水战的一种军事技能。《墨子·鲁问》中记载：“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逆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逆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后来我们的拔河运动就是由此发展演变而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健身活动丰富，蹴鞠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鞠”就是皮球，“以革为囊，实为毛发”。《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甚富而实，……斗鸡走狗云博蹴鞠者。”这记载了蹴鞠是当时齐国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疾病也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为求健身长寿的导引术。导引亦称行令。郭沫若曾将战国时期的石刻文《行令玉佩铭》诠释为：“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萌，天几春在上，地几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这段文字说的就是行令的要领和功能。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百家争鸣，很多思想家对体育也有一定的见解。如荀子就提出了“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备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的体育观，他破除了对“天命”的迷信，表明人们对体育的认识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秦汉三国时期的体育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焚书坑儒、销毁兵器等政策，极大地阻碍了体育的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体育全面复兴，导引、蹴鞠、投壶、百戏等民间游戏体育活动开始盛行不衰。而东汉时期的体育运动项目之多、难度之高，均超过了西汉时期。
①导引与五禽戏
秦汉时期，随着医学的进步，导引术在养生方面的应用也有了新的进展。在老子学派和方士中有不少人积极利用导引作养生的方法。如李少君、东方朔等人的“导气养性”；矫慎的“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方术列传》里说到的很多方士都是精于此道的养生家。
西汉时代还出现了以动物姿态命名的导引术。《淮南子·精神训》中曾记录了“熊经”、“鸟伸”、“凫浴”、“篪蠼”、“鸱视”、“虎顾”六个名目，被后人称为“六禽戏”。东汉末年，华陀在总结前人有关导引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编了一套“五禽戏”。可惜华陀编的“五禽戏”早已失传，今天的“五禽戏”为后人所编。
②百戏中的体育活动
百戏又叫“角抵戏”、“角抵奇戏”。其内容形式多样，如杂技魔术、歌舞杂奏、角力较武等。西汉中期之后，百戏十分盛行。百戏丰富的内容当中，有许多项目都属于体育活动，如绳技、爬竿、扛鼎、冲狭等，对身体素质要求相当高，还有如舞蹈中的七盘舞、折腰舞、巴渝舞等，是体操、武术与舞蹈的结合。角抵的形象在很多秦汉时期的文物上都能见到，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东汉晚期墓壁画上就有角抵形象，后来日本的相扑就和这种角抵十分相似。湖北江陵县凤凰山出土的木篦，其上部的弧形就绘有彩色的角抵漆画。
秦汉三国时期，除以上体育项目外，史料记载较多的还有手搏、剑术、射法、投壶、击鞠以及一些民间节日体育活动，如踏青、观灯舞龙、赛龙舟、登高等。
秦汉三国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各种体育活动在这一时期均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体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战乱频繁的时代，这时期的体育活动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因果报应”、“神不灭”等唯心主义宗教观念得到推崇，从根本上否定了体育强身健体的意义。
这一时期，导引被认为是“小术”，被广为传播的是服药静养，但还是有很多人非常重视导引之术。《养性延命录》一书的编著者陶弘景就曾明确提出用导引术医疗疾病的观点。他的《养性延命录》中还记载了“五禽戏”的练法：“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掷，却二掷；……坐伸脚，手挽足距各七；缩伸二臂各七也。”这是对华陀所编的“五禽戏”最早最详细的记载。
这一时期的舞蹈艺术倒是在各方面有较为广泛的发展，当时宫廷和豪门世族有专门的歌舞艺伎。
汉晋时期，舞蹈传到了北朝，西北少数民族的“龟兹乐”、“西凉乐”、“西戎伎”等乐舞也被带进了中原，促进了各民族间舞蹈的大交流。优美的舞蹈活动也出现在佛教艺术当中，如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反映了北魏京城洛阳景乐寺大斋时的舞蹈场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体育活动中，得到发展的还有杂技、相扑以及投壶等项目。从整体角度看，这一时期观赏性的活动已畸形发展，运动健身的项目明显衰退了。
4．隋唐五代时期的体育
隋唐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的时期，这大大地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体育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如武艺、球戏、角抵以及民间体育活动等在南北朝衰落的情况下得到复兴，且有明显的发展。
隋唐时期推行的府兵制和武则天设置的武进制，使武艺得到了普及和发展，而且武术运动正逐渐向健身和娱乐的方向发展。《新唐书·兵志》中记载，隋唐的府兵制规定，府兵“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攒手、步射”。而武则天“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由此可见武科考试要求之高。这期间，涌现出大批的武勇之士，如尉迟敬德，《资治通鉴·唐纪四》中记载他与李元吉比武：“齐王元吉以善马稍自负，闻敬德之能，请务去刃相与校胜负。元吉操稍跃马，志在刺之，敬德须臾三夺其稍。”这其中就有浓重的武术运动色彩。
南北朝时期衰落的击鞠、蹴鞠活动到了唐朝再度流行。《资治通鉴·唐纪十五》中就记载永徽三年，高宗李治登安福门楼，看宫外“有群胡击鞠”。中宗李显也喜爱击鞠，说明击鞠在当时宫廷、府第间蔚然成风。在唐代皇室墓葬壁画中就绘有击球图。女子击球活动也是在唐朝开始的。五代时，后蜀花蕊夫人《宫词》中就有“自教宫娥学打球，五鞍初跨柳腰系”的说法。
乐舞在隋唐时期也达到极盛，这时还有了专门的机构“太常寺”、“教坊”来管理其事。丰富多彩的舞蹈大致可分为健舞和软舞。大型舞蹈创作在宫廷里风行一时。唐太宗李世民曾令人编制《破阵乐》，据记载，共舞者达到128人，与《九功舞》、《上元舞》属于有名的三大舞。武则天时又创编了多达140人的《圣寿乐》，《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可以想见这是类似于现代团体操形式的组字舞。小型舞蹈也有软舞、健舞之分。这些舞蹈均在民间非常流行。
隋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各类体育活动不断创新，更加丰富多彩了。而这时期的最大特色就是女子体育活动的开展。除杂技、舞蹈等历代多为妇女参加的种类外，各种球戏、射箭等也开始有女性参与。另外，中国与外国的体育交流活动也比前代更加频繁和突出。
5．宋辽金元时期的体育
宋辽金元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推动了以健身、娱乐为主的体育活动的发展。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古代各种体育活动的规则和形式自宋朝起就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宋朝统治者出于军事考虑，将射术和武艺视为重中之重。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宋神宗亲自定下《元丰格法》作为考核士卒武艺的标准，对步射、马射、弩射要达到的标准有详细的规定。由于加强了弓弩技术的训练，武卒的能力比战国时期大大增强。
辽金元的统治者都一贯重视骑射，一到重要节日都要举行各种骑射活动。特别是元以骑射立国，以弓矢作为作战的主要武器，其骑技、射术是其他王朝比不了的。
宋朝时期的养生术在摆脱魏晋以来“长生不死”等迷信观念后，找到了切合实际的养生之道。宋代道士蒲处贯总结出一套包括四肢运动、头部运动和转体、弯腰的古代健身操。流传至今的著名的八段锦就是在宋代出现的。
蹴鞠到宋代得到宋徽宗的酷爱，他的两个宰相李邦彦和高俅都是蹴鞠高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就记录了当时的盛况：“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
从宋辽金元这一时期的体育史实我们可以看出，除了骑射、养生术、球戏外，还流行相扑、长跑、水上活动、投壶等体育活动。特别是民间弓箭社、齐云社、相扑社的出现，标志着城市民间体育进入了有组织的阶段。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比前代更为丰富的，就是很多体育著作得以流传后世。
6．明清时期的体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速发展并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从明初到清中期，体育活动如武术、摔跤、冰嬉、导引等空前活跃。但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日益衰败，传统的体育活动也慢慢衰落。
明朝，随着民间武艺的广泛开展，其健身、娱乐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分化出一个专门的运动形式——武术。明清武术高度发展的典型代表就是嵩山少林寺的武术。明正德年间，少林寺就已“以搏名天下”。少林寺至今还遗存有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立的一座“少林观武”碑，碑上刻有“暂息招提试武僧，金戈铁棒技层层”的诗句，说的就是该寺以武术表演见长。由于少林武术影响较大，最后逐渐形成著名的“少林派”。
武术发展到明代，建立了有特定内容的武术系统。这些复杂的拳械之术又统称为十八般武艺，此时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武术理论。
摔跤和冰嬉在清朝被列为军事训练项目，并设立相应的机构和管理人员，使这两项传统体育项目得到飞速的发展。
导引传至明清，又有了创新和发展。有关导引的著作很多，而且大多还形象地绘图说明，以利于传播。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易筋经》出现了，它将导引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易筋经》中提出“内壮神勇”和“外壮神勇”之说，在以前主要练“内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外功”。原来多为文人修炼的导引后来也被武术家们开始研习了，并且还出现了用气功为人治病的情况。
在清代，因为满族习俗善骑射、溜冰、摔跤，所以各种球戏被逐渐取代，除拍球、踢石球等还在民间流行外，一些大型球戏逐渐衰落了。
博弈
1．围棋
围棋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传说它起源于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中国。
①围棋的规格与规则
围棋在古时称为弈，由棋盘和棋子组成围棋的棋盘在古时称为“局”，是由纵横各19条直线交叉构成的一幅坐标图。19条直线交叉共有361个点，其中有9个带有明显黑点的交叉点叫作“星”。中心的一个星叫“天元”，它的上下左右和四个角各有一“星”。围棋盘面这些坐标与中国古代易学中的洛书非常相似，它的361个交叉点、8个方位星、四边72个交叉点与古代天文地理中的360天、八卦、72候相对应，说明棋盘还蕴含着古代天文地理观念。围棋的棋子有黑白之分，象征着阴阳，其中黑子181个，白子180个，共361个。
围棋棋盘在古代时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三国时期魏国邯郸淳的《艺经》中曾记载：“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南北朝时期北周甄鸾的《孙子算经》上记录：“今有棋局方一十九道。”1954年河北望都汉墓出土了一个东汉时期的石棋盘，棋局为17道。1971年湖南湘阴唐墓出土的棋盘为15道。由此可知汉代之前15、17、19道棋盘是并存的。
围棋的基本规则为执黑子者先行，在交叉点上落子，落子后不得移动，随后白方落子，双方交互轮流下子，一步棋只能下一子，“禁着点”不能下子。终局时以黑白方占据盘上交叉点的多少决定胜负，黑胜要占184个交叉点以上，白胜需占178个交叉点以上。弈棋过程可分为布局、中盘和官子三个阶段。
②围棋的发展史
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围棋的文字记录资料是战国时期的《世本》，上面提到：“尧造围棋，丹朱善之。”随后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也有记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文子用下围棋比喻立君，说明了围棋在当时已是人们很熟悉的东西了。《世本》中说到的“尧造围棋”只是一个传说，围棋不应该是由一个人造出来的，它应该是借助很多人的智慧，在经过了漫长时期的积累而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关围棋的历史记载渐渐多了，很多有关围棋的历史文物不断被发现，向我们展现了围棋在那一时期的发展过程。
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棋手是战国时期孟子提到过的弈秋。据《西京杂记》中记载，汉高祖刘邦和他夫人也非常喜欢围棋。书中还记载了一名汉代围棋高手杜夫子：“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或讥其费目。夫子日：‘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夫子对围棋的独到见解可说是对围棋功能最早的论述了。
到东汉时期，有关围棋的理论著作开始出现了如桓谭的《新论》和班固的《弈旨》。《新论》中有“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的说法。桓谭把围棋技法与兵法作对比，还把下棋者在棋理上的高低分成上者、中者、下者三等。东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家马融（公元76～166年）作了一本《围棋赋》，书中总结了“先据四道兮，保角依傍，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等一些围棋技法。桓帝时极负盛名的黄宪，在其书《机论》中评论：“弈之机，虚实而已。”还有东汉时成书的《尹文子》中就具体地谈到了围棋的战略战术，书上说的“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却收放，在我者也”，就明确地提出了争取“先手”主动权的问题。班固所著《弈旨》表述了当时的围棋观，是论弈的权威性著作，被弈棋者当作经典。
三国时期，魏国曹操就经常下棋，而且水平非常高。他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也都是围棋爱好者。据《抱朴子》和《吴录》中记载，吴国的严子卿、马绥明号称“棋圣”，严子卿的围棋当时号称吴中“八绝”之一。
两晋是围棋兴盛的时代，也是围棋史上第一个发展高潮。西晋司马炎是有名的围棋爱好者，据说司马炎就是在棋盘前下达了伐吴的命令。《晋书—贾充传》中记载惠帝皇后的外侄韩谧常出入内府，与太子弈棋。皇帝、太子、亲王、外戚等都喜欢下围棋，足可说明围棋在西晋初年宫廷内外盛行的情景。东晋时期，豪门贵族以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推动了围棋在当时的发展。当时著名的豪族王安和他的一家人都爱好围棋。《晋书·王导传》中就曾记载王导常与儿子王悦“弈棋争道”；王导的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弈，为中兴第一”。当时除了王导外还有如王坦之、支道林、袁羌、卢循等痴迷围棋。
据记载，袁羌在建康（今南京）与人对弈时，有人要他解释《易经》，袁羌是“应答如流，围棋不辍”。卢循“善草隶弈棋之艺”，曾任广州刺史之职，带动了广东一带的围棋发展。
围棋在南北朝时期被人们当作格调高雅的“雅戏”。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就酷爱围棋，他不仅在宫内下棋，还派高手出去对局，然后制成棋谱后回来研究。梁简文帝萧纲著有《棋品》五卷，并确立了“品棋”制度，这也是围棋史上的第一次。所谓“品棋”就是评定棋艺水平的高低。南朝曾搞了一次“品棋”，将棋艺由高到低分为九品。《棋经十三篇》中说到：“九品之外，不可胜计，未能入格，今不复云。”这充分反映了南朝围棋风行的盛况。这一时期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围棋机构，南朝宋明帝设立的“围棋州邑”就是专门管理围棋活动的机构，这也是中国设立最早的围棋机构。
隋唐时期，围棋传人日本、朝鲜等地，推动了围棋在世界的发展。初唐时期的著名文学家王勃十分喜爱下棋，据说他可以每下4子便成诗一首。唐代制定了棋待诏制度，由官府设置专业棋手，这使围棋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新唐书·百官制》中曾记载，唐朝宫廷“万林内教坊”设有博士18人，其中经学5人，史子集缀文3人，楷书2人，庄老、太乙、篆书、律令、吟咏、飞自、书算、棋各1人，其任务是“掌教宫人”。书中还记载“翰林院”设有待诏，供皇上召用，其中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棋博士”和“棋待诏”都为专业棋手。王积薪就是唐玄宗时期最有名的棋待诏。他不但棋艺高，而且还著有《棋诀》3卷、《金谷园九局图》1卷、《凤池图》1卷。唐代著名的棋待诏除了王积薪外，还有中晚唐时期的王叔文、顾师言等人。
北宋和南宋时期，棋待诏制度继续实行。北宋棋待诏实行“荐补”和“补试”的选拔方法。当时最著名的棋待诏是刘仲甫和李逸民。南宋高宗至孝宗（公元1127～1189年）时，著名的棋待诏有赵鄂等人。
在元朝蒙古族的统治下，围棋的地位急转而下，流传到了社会下层，这一时期的围棋发展停滞不前。
到明朝，围棋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及宰相刘伯温、杨一清、李东阳等都是围棋爱好者。今南京莫愁公园内的“胜棋楼”据说就是朱元璋下棋输给徐达的。明代刻本《居家必备》中还选印了《棋经十三篇》，说明当时围棋已作为常识而普及于世了。
清朝是围棋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从明末到清康熙初年的50多年中，棋坛高手辈出，如盛大有、汪汉年、周东侯、何暗公等。一时间群雄争霸，各显其能，直至黄龙士异军突起，征服群雄，独霸棋坛。当时的著名学者阎若璩把一些社会名望高、学问造诣深、受世人敬重的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合称为“十四圣人”，黄龙士也被尊为其中之一，足以看出他本人和围棋受推崇的程度。清朝继黄龙士、徐星友之后又出现了两位棋圣：范西屏、施襄夏，两人同为浙江海宁人，一共称雄棋坛40多年。他们编著的《桃花泉棋谱》和《弈理指归》对后世影响深远。
围棋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其意义已不仅仅是棋艺游戏的范围，它实际已成为集中体现人们的思维方式、人际关系、社会文化氛围的一种智能活动，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围棋是中国古代阴阳学哲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黑白子在棋局上变化万端，演绎出种种玄机，其棋理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表现。
围棋还具有特殊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它强调人生、棋理与自然的结合，讲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能使人充分领悟到宇宙、人生的奥妙。围棋如同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样，真谛在于关切宇宙、自然和人类生命的和谐。
2．象棋
象棋也是中国传统的棋弈游戏形式。中国象棋的历史非常悠久，在群众中普及非常广泛。
①象棋的规格与规则
象棋是由棋盘和棋子组成的。象棋棋盘为长方形，由9道直线和10道横线交叉组成棋盘，共有90个交叉点。棋盘中间没有划通直线的地方叫做“河界”，棋盘上下两端的中间以斜交叉线构成“米”字形方格的部分，称为“九宫”。对弈双方以河界为界各占一半，各有棋子16枚，分别为将、帅各一，士（仕）、象（相）、马、车、炮各二，卒（兵）各五。为了方便记录，棋盘的上下两边端分别从右自左以一、二、三……九和1、2、3……9来注明棋子的位置；每个棋子前进叫上，后退叫下，横走叫平。中国象棋中还有一首《七子歌诀》，把各棋子的特点和行动规则说得非常清楚：“将军不出九宫内，士只相随不出宫；象飞四角管四方，马行一步一尖冲；炮须隔子打一子，车行直路任西东；惟卒只能行一步，过河横进退无踪”。双方对局时，由红棋先走，双方轮流各走一着，叫作一个回合。谁能在开局、中局、残局阶段中任一阶段把对方的将（帅）逼得无路可走，就算取胜。如果双方都不能逼死对方，则为和棋。
②象棋的发展史
关于中国象棋源头的说法很多，至今也没有定论。有的说象棋起源于神农氏时代，有的说起源于黄帝时代，也有的说起源于战国时期。其实，象棋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变化完善的过程，是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的结果。
有关象棋的文字记载，战国时期《楚辞·招魂》中提到“蓖蔽象棋，有六簿些”的说法，可见当时象棋已开始在贵族中流行。当时象棋的“形”、“制”刚刚产生，由棋、箸、局组成，箸是骰子，局就是方形棋盘，对局双方各6个棋子，一黑一白，棋子是用象牙或骨雕刻成的。对弈开始，用掷箸的方法来移动棋子，决定胜负。春秋战国时期的象棋成了模仿战斗的一种游戏。
秦汉时期，象棋的棋戏形式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有六博、弹棋和博棋等。其中以博棋最受欢迎。班固的《弈旨》中就有记载：“孔子称有博弈。今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还有“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虽有雌雄，不足为凭”。这使人们又不断地改进，于是一种叫“塞”的棋战出现了。这是古代象棋的一大革新，很快便在民间普及开来。西汉时期，宫廷还专设了棋待诏的专职，吾丘寿王就是“以善格王，召待诏”。在西汉的古墓中还出土了塞战的龙、虎两种形制的棋子，向我们展现了古代象棋的具体形态。
象战这种新的棋弈形式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因为比博塞更有趣且不费太多时间而受到人们的喜欢。北周武帝宇文邕就曾写成《象经》来总结这种棋戏形式。
隋唐时期，唐太宗就是象棋的爱好者，他还专门研究过北周武帝著的《象经》，在他的带动下，象棋在统治阶层又开始风行起来。唐朝宰相牛僧儒所作的《玄怪录》中有两篇专门叙述象战的故事，其中一文《岑顺》讲到“宝应象棋”，说当时象棋棋子的名称有“上将”、“辎车”、“天马”、“卒”等。出土的北宋古锦上的“四大艺术图案”中的棋盘图案也说明当时唐代的象棋棋制与现代的国际象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棋盘横竖都是8个格。
宋朝是象棋形制变化最大的时期，它最终形成了中国象棋今天的基本形制。北宋宰相司马光创造了“七国象棋”，将棋盘扩大为纵横各19条线，可以7人对局。开封曾出土了一批铜质象棋，棋盘为纵十路，横九路，有九宫、河界，棋子有将、士、相、车、马、炮、卒，棋子已是平面象形棋子，不再是立体的象形棋子，这与现代象棋已完全相同了。
由于象棋在民间的广泛普及，象棋棋谱及一些理论书籍纷纷出现，洪迈的《棋经论》、叶茂卿的《象棋神机集》等，都详细地总结了战术技巧和作战经验。当时流传最广的是《象棋十诀》和《象棋诗》。《象棋诗》中提到“得子得先名得子，得子失先却是输，车前马后须相应，炮进应须要补车”这样非常实用的战术歌诀。
元明时期，象棋在全国发展。虽然明初时期一度曾受明太祖朱元璋扼制，但到明成祖时，又很快在宫廷和民间流传开来。明朝涌现出来一大批象棋好手，如李开先、陈珍、吴桔隐、宋晋祯等，其中，宋晋祯曾称霸棋坛30年未逢敌手。他著的棋谱《棋中秘》总结了几百年来象棋博弈的经验，在中国象棋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清代是中国古代象棋的鼎盛时期，曾有乾隆皇帝诏五大臣“殿试棋艺”的传说。当时民间象棋流派分成了九大派，分别是毗陵派、阳湖派、吴中派、洪都派、江夏派、彝陵派、顺天派、大同派、中州派，可见当时的棋坛是人才济济，盛况空前。这时期涌现出大量的象棋棋谱，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王再越编写的《梅花谱》。这是一部在象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局棋谱，总结了很多的战术理论，把中国象棋的技战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清朝末年，随着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国力日益衰败，象棋也由兴盛逐渐开始衰落，只是在民间还有不少象棋高手涌现。
中国象棋以其博大精深的涵蕴得到了我国广大群众的喜爱，而且还先后流传到了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广泛流传。
附录二服饰
先秦服饰
1．原始时代的服饰
①兽皮与贝壳——从蒙昧到开化
原始社会初期，中国先民在深山丛林中穴居。由于脱离了动物界，体毛逐渐弱化，人类为了防御寒冷，遮阻风雨、日照，蔽挡虫兽袭击，开始用树皮、丛生的草葛、猎获的兽皮等遮裹身躯。这种用自然物质遮裹身躯的形式，成为服装的雏形。
原始装饰是随着劳动实践的扩大、人类审美意识的萌生而出现的。当时的装饰品主要取材于砾石、兽骨、海蚶等物，经研磨、钻孔，有些还用矿物粉染饰，然后穿接制成。先民通过在身体上佩戴和悬挂这些饰品，实现对美感的要求。另外，原始图腾崇拜的绘身、纹面和梳整发式，也是当时重要的装饰形式。
②丝绸的出现——服饰的新时代
原始社会后期，中国先民逐步从狩猎进入渔猎、畜牧和农业阶段。他们在长期利用野生植物纤维和兽毛编结织物的基础上，发明了纺织的原始工具——陶和石制纺轮，并利用麻葛及畜毛纤维织布，取植物颜料染色，制作简单的服装。原始纺织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先民的衣着状况，为服装形式逐渐完善奠定了基础。
养蚕、缫丝、织绸，是中国先民对服装发展做出的世界性贡献。中国先民利用蚕丝纺织衣料，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养蚕取丝的历史则更早。丝织服装柔软轻盈，富有光泽，它的出现改善了服装的使用性能。
③上衣下裳——中国服装形制之始
中国古代何时出现具有基本形制的服装，目前尚无实物可考，但从古代文献及出土的陶器人形图样推断，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是服装形制的发端。随着服装形制的初具，其质料也逐渐完成了以纺织品代替兽皮的过渡。当时的服装，由上下分式的衣和裳组成，初步形制为：上身着缝制袖筒、前开式的衣装，下体围遮障、防护性器官的裙裳。上衣下裳形制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服装款式。
原始社会里，中国先民对玄秘的自然无法解释，出现了自然崇拜。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当时的服饰色彩及纹饰多取向自然。衣用玄色，裳用黄色，并施以取向自然界日月山川及鸟兽虫草之纹的服饰，在当时已经流行。
2．三代礼服
①夏商衣饰
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公元前16世纪，夏代被商代所取代，奴隶制社会进一步发展，夏商时期，中国古代服饰在原始社会基础上有了初步发展。当时的农业生产因金属工具的应用而更加兴盛，同时，畜牧业、手工业及染织业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在甲骨文中，已出现有“桑”、“丝”、“蚕”、“帛”、“衣”、“裘”、“巾”等文字，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表面上带有丝绸残迹，而且除平纹外，还有菱形纹、方格纹及暗花回纹，这表明商朝已经掌握了提花斜纹织制的纺织技术。在出土的石玉雕制成的人形实物中，可以看到具体的形象，其装束为：头戴巾帽，上穿交领右衽衣，下着裳，腰围带，下系铧。这一人形雕像，服装轮廓清晰，为了解商代服饰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并和有关文献记载相印证。
商代的衣形，主要由衣领、衣衽、衣袖、衣带组成。奴隶主贵族穿着的上衣、领袖、下裙等部位，均施以镶边工艺，以获得增固及美观的效果。交领右衽是中国最早的上衣领式，其形制为两衽交掩于前胸，前衽向右斜垂于袖下。右衽形式经历代传袭，成为汉民族衣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商代衣袖多为窄袖制，而衣袖的出现，说明服装形制摆脱了原始的围裹状，开始适应生活。依体定形原则在商代已经确立。下裳是中国古代遮蔽下体的最早服装形式。“裳”也可写作“常”，“常”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下帬也”，“帬”为裙的古体字，裳、裙相同。围系于身体下部的原始裙装，发展到黄帝时代，演变为下裳，至周代趋于完备。
首饰作为服装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服装形式的具备，在原始首饰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这一时期，主要首饰种类有发饰、颈饰、耳饰、手饰等。殷商妇好墓出土的499件骨笄和28件玉笄展示了当时主要发饰笄的精美。笄为针状，初为束发固髻之用，以后发展为实用与装饰兼得而以装饰为主，秦汉后称为簪，两股分叉状的称为钗。颈饰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具审美意义。耳饰又称瑱、珥珰、耳环等，《古今事物考》曰：“珥，女子耳珠也，自妲己始之，以效岛夷之饰。”是说商王纣的宠妃妲己仿效边域少数民族开始戴珥。耳饰分穿耳饰和不穿耳饰两种，质料从石发展到玉、金等。手饰分为戴于手指的指环（也称戒指、代指、驱环等）和戴于手腕的镯钏（即手镯、腕环等）。
②周代的服饰制度
由西周至汉代，是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定型阶段。周代的社会经济在殷商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作为生活物质生产领域的纺织业中，育蚕、纺绩、练漂、染色以及服装制作等分工愈加繁细，并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由于纺织技术的提高，服装材料除麻葛织物及罗、帛、纱、绫、绢、绮、纨等丝织物外，又出现了锦这一品种。锦字从“金”部，与帛组合，可知其制技繁难，其价如金。
周代分封制的建立，使阶级间的差别极为明显。周代为了维护其统治，除沿袭商代宗法思想外，还利用宗法关系以及等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严格的礼仪制度。服饰作为标识等级、服务于礼仪规范的外在形式，也有系统、严谨的制度，当时上至天子、卿士，下至庶民百姓，服饰各有等别，不得僭越。周代的这一别尊卑、昭等级的服饰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被视为服制之源，效仿传承。
据《周礼》等书记载，周代帝王后妃及百官在吉、凶、军、宾、嘉等五大礼仪中，根据不同身份等级，衣冠有别、各有其制，并设有“司服”官，专门掌管其服制的实施。冕服源于夏商，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等在祭祀、登基、朝贺等重大礼仪场合穿着的礼服。其在周代形成定制，成为周代服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冕冠是各种礼仪中所戴的最为显贵的礼冠。玄衣纁是冕服的主体服装，为上衣下裳形制。玄衣即为黑色的上衣，纁为绛色的围裳，并采用十二章纹作为图案，装饰于衣裳之上，所饰纹样还有绘衣、绣裳之别。十二章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每一章纹图像皆有特定的含义，象征帝王贵族的操行品德及威仪。周代对王后、贵妇也设礼仪服制，如定棒衣、揄狄、阙翟、鞠衣、展衣、褖衣六种衣式为王后礼服，亦称王后六服。六服中惟褖衣为王后专用，另外五服为其他贵族妇女所用，在礼仪场合按等级穿用。
周代除冕服外，另有弁服、裘、袍、深衣等衣制。弁服为古代次于冕服的一种服饰。裘为一种寒衣，以白色狐裘为贵，天子才能穿。袍为长衣式服装，上下连体，无衣、裳之别，袍设夹里，内絮丝绵。因当时丝绵有限，除天子百官外，庶民则只絮粗麻等物。袍初为内衣，战国时期开始作为外服穿用，汉代以后逐渐普及。深衣形制早于袍，是中国古代继上衣下裳之后出现的又一服装类型，其特点为上衣下裳缝合连属，通体一式。深衣与上衣下裳并称为中国古代两大服装形制，对后世的服装影响很大。以后出现的袍服、长衫、禅衣等通体服装，均沿于深衣形制。
周代除礼仪场合足下着舄外，便居时则穿着屦。屦也为先秦鞋的通称，汉代则通称履。屦一般用麻葛材料制作，单底以适宜便居穿用。战国时期，西北游牧民族的靴渐渐传入中原。靴为皮制，多为高筒，适宜骑乘。冠帽发式作为服饰整体的一部分，至周代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同时也具有了礼俗色彩。这一时期，上层男子20岁成年，需进行加冠之礼，谓之“冠礼”。女子插笄不但用于束发固髻，也作为成年、婚否的标识。按定制，女子许嫁者15岁举行笄礼，以插笄区分女性身份。
③赵武灵王施行服装改制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异时期，各诸侯国出现了服制有别、异彩纷呈的局面。战国时期战争频繁，西北胡人部落南下侵扰，使赵国国君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毅然施行服式改革，即废宽博衣式，改穿紧身窄袖短衣及长裤革靴的胡装，赵国的服装改制，对于固疆域、强军旅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胡装也第一次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地区。
秦汉六朝服饰
1．秦汉服饰仪制
①从今弃古。统一服制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在全国颁行“书同文，车同轨，兼收六国车旗服御”等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包括衣冠服制在内的各项统一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秦代的服饰制度，遵循从今弃古的原则，废除周代繁缛的冕服制度，仅保留在典仪上最轻的小祀礼服玄冕，作为礼仪之服。袍服至秦代已较为普及，秦代规定三品以上职官可穿深袍、深衣，庶民为白袍。对于其他服饰，秦代一般在沿用春秋战国某些形制的基础上，加以简化，力求实用。
②峨冠博带
汉代是中国古代传统服装的定型时期。西汉时期，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尊卑等级秩序，对一般官吏及商贾的冠戴及服装质料，朝廷均颁有明文律令，这成为颁行服禁的开端。东汉时期，礼仪服饰恢复了周代的冕服制度，并不断增加新内容。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服饰日趋完备，成为历代服饰发展的基础。汉代天子的袍服随五时行色，即春服青色，夏服朱色，季夏服黄色，秋服白色，冬服黑色。汉代仕宦的便居常服多为禅衣。禅衣与袍服形制类同，用单层布帛制作，汉代文人庶民也多穿用。汉代除深衣、袍、禅衣等上下连体的服装外，另有衫、襦两式短衣，男子穿着也较为普遍。
在中国古代，裤装的产生比衣裙晚，至商代末期才在一定范围内穿用。可知早期裤装为无裆的套裤形状。
秦汉时期男子的首服在前代的基础上变化较大。战国以前，男子大多只用帽冠罩戴于发髻之上，一作首服，二又约发。战国以后至秦汉时期，则开始用巾裹头。巾用一种方形的布帛裁制而成。
汉代的冠帽，作为区别尊卑等级的标识，形制在承袭周代古制、兼收战国式样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渐形成品式繁多、较为完备的冠戴制度。先秦时期的冠帽，主要从属于礼仪规范，而汉代的冠帽则更多地从属于尊卑有序的封建制度。
汉代的等级秩序，不仅体现在冠巾上，也体现在腰间系束的佩绶上。其绶带的颜色、织制方法等都因佩带人官阶、身份的不同而各异。
秦汉时期，深衣制的连体长裙已成为妇女的主要装束。由于上体襦衫短衣和下体长裙等衣式逐渐完善，中国古代女装中典型的裙衣配用形制，也基本确立。
汉代裙服，在古制下裳的基础上，已形成上窄下阔，下长曳地的基本定式，褶裥已被应用，纹饰也愈加丰富。下裳成为妇女不分贵贱皆可穿用的装束。
秦代以后，足装均称为履，式样品种日益增多，主要有出行时穿着的木履，用丝、帛、皮革、麻草制作的各式鞋履等。岐头履为汉代的足装，其形为鞋头上翘，也称翘头履。鞋头上翘为中国古代足履形状的重要特色，形式均为定俗。
挽髻为中国古代妇女主要的发式装饰形式。汉代妇女的发髻上，多插加各种首饰。步摇为贵族妇女发髻上的主要首饰。
③车旅戎装
甲胄是古代战争中用于防护身体的特殊服装。春秋战国至秦汉，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用于防护身首的甲胄也日臻完备，铁质的铠甲已广泛应用，穿缀成衣的鱼鳞状甲片更加细密，结构也更趋合理。在兵戎相见的战场上，身着铠甲，头戴兜鍪参战，既能有效地防护身体，又可壮其军威。
2．魏晋崇尚宽衣博带
魏晋至唐代是中国服饰发展的丰富阶段。
魏晋时期的服饰，由于受宗教观念、玄学思想、多民族文化交融三方面的冲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形制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变异出新的时代风貌。晋代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中有段生动的记述：“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
魏晋时期，凡帝后公卿百官朝祭等礼仪之服，一般均承袭秦汉遗制，但士大夫们的日常服装贝《有巨大变化，衣式宽博为其主要表现。当时上至王公名士，下及庶民百姓，均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服饰习尚。这一时期的宽褒衫衣，分单、夹两类，多为对襟衣式，且两襟连带，可束系于胸前。此外，长袍、襦裙及裤装，也为男子较为普遍的服饰。
魏晋男子的首服及足装，在承秦汉巾冠及鞋履形制的基础上，也有变化和发展。魏时创制的便帽，目的就是模仿古代皮弁之遗风。这一时期，木履已成为男女通用的足装。
魏晋妇女的服饰，仍以秦汉传统的襦、袄裙、深衣为一般常服，同时也受褒衣博带的影响，并效仿成俗。另一方面，晋代妇女服饰受北方民族装束的影响，部分衣式习尚窄袖、束腰、紧身，而裙装依然宽博，呈上俭下丰之势，这种风格的衣式至南北朝时更为盛行，成为一时特色。上层妇女的服饰多追求浮华靡丽之奢。受其时尚所染，妇女的发式也较汉代为多，其中灵蛇髻及高髻最具代表性。灵蛇髻的发式可随意变化，能衍出多种形状，具有玲珑、雅致的特色。
3．胡装与汉服并行
魏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中国广大地区战争频繁、南北分裂，由于中原大批汉民迁入南方地区，带入了先进的纺织等技术，促进了经济及服饰的发展，汉民族南北文化礼俗也逐渐统一。
在北朝，由于北方游牧及半游牧民族的入居中原，一方面，汉族服饰在文化交流中吸收胡装的很多形式，出现变异，同时胡装被全社会所接受，并大范围地普及；另一方面，汉族的服制礼仪亦被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所采用。这个时期，各民族服饰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末及魏晋时期，裤褶已传入中原地区，至南北朝时期得以广泛流行，成为当时最为普遍的服饰。裤褶实为一种上衣下裤的服装形式，质料有锦缎、绫罗、麻布、兽皮等，一般根据季节及穿着者的尊卑等级而有别。裤褶形制窄短，用于礼服则有悖于汉制礼仪。
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受汉族文化礼俗的影响，衣式冠履渐从汉制。北魏孝文帝实行文化改革，其中规定汉制冕服为礼仪之服，皇帝及群臣百官皆服汉制衣冠，并依尊卑等级而衣锦有别，同时颁令约禁胡装。这一时期的袍服与汉无异，袍色使用五色及红、紫、绿等，领裾、袖以杂色缘边，此衣式为隋唐时期品色服先制。
大唐风范——唐代服饰
1．唐代的服饰制度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百业旺达，纺织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隋朝历史短暂，服饰没有形成明显特色，但服制在考证古今衣冠及礼仪的基础上进行了统一颁定，使朝仪典庆服制有序。
唐代服饰制度在隋旧制的基础上重新颁行：皇帝及群臣百官所服衣制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皇帝的常服承隋制着赤黄色，黄色此时成为至尊色，为皇帝专用。一般以紫、绿、青等色别来分辨尊卑等级。
2．以袍衫为主的唐代男装
唐代一般男子的服装以袍衫为主，其结构形式在秦汉和魏晋时期袍服的基础上，又掺揉了胡装风格，其款式特点为圆领、窄袖，领、袖、裾等部位不设缘边装饰，袍长至膝或及足，腰束革带。袍衫在唐代穿着普遍，帝王常服及百官品色服均为袍式。一般士庶亦可穿着，但服色受限，故多穿白色袍衫。
胡装在中原地区流行，自战国始至唐代达到极盛。盛行胡装的原因同唐代社会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关，从出土的唐代士俑、唐三彩及壁画中，到处可见身着胡服的人物形象。
唐代男子普遍穿着的服装除袍衫、胡装外，还有半臂。半臂是一种半袖上衣，原为隋内官服装，后四方效仿，唐时流行于民间。其形式为合领、对襟、半袖、衣长至膝，常春秋穿着。
唐代男子的首服，以幞头巾帽应用得最广泛，为这一时期典型首服。幞头是一种经过裁制的四脚巾帛，前两角缀两个大带，后两脚缀两个小带，戴时将前面两脚包过前额绕至脑后结系在大带下垂着，另外两角由后朝前，自下而上收系于脑顶发髻上。
3．追求奇丽的唐代女装
唐代疆固物丰，世风开放，妇女装束呈现出纷繁瑰柔和求奇追丽的风貌。这一时期的衣式以襦裙服为代表。袒襦衫初为宫女及宫廷歌舞伎穿着，后成为上层贵妇及仕女的时尚服饰。半臂及披帛也是襦裙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裙装以裙腰高束至胸部、裙长曳地为主要特征。妇女除以襦裙服为主要衣式外，还以石榴裙、胡服及男装为时尚。
保守谨严——宋元时期的服饰
1．等级化的宋代服饰
北宋时期，服饰由于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总体上趋于保守、谨严，服制经多次更修逐渐确定：皇帝冕服为冕冠前后十二旒、衣裳十二章纹饰、蔽膝、佩绶、大带等制齐备。公服中除幞头首服外，袍衫为主要衣式，袍长过膝，腰束革带。三品以上着紫色，五品以上着朱色，七品以上着绿色，九品以上着青色。革带为三品束玉带，四品以上束金带，其余官品按相应质料束用。
现代服装宋庶民服色以皂、白两色为主，文人雅士以深衣作为礼服，在冠礼、婚礼、祭祀、宴居时穿着。衫也是文人学士的常服，其中以襕衫、帽衫为典型。
宋代贵妃、贵族妇女礼服以祎衣、榆翟、鞠衣、朱衣、礼衣、大袖衣、长罗裙、褙子、霞帔为常服。褙子是宋代女装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宋代裙装受晚唐五代的影响，贵族妇女多穿罗裙、石榴裙，甚至穿用郁金香草染制的郁金裙。
宋代妇女的冠帽有花冠、高冠、团冠、珠冠、盖头等，冠上除装饰金银珠玉、鲜花或绢花外，还流行插梳。
2．辽、金、元的民族服饰
辽、金、元在不同时期建立了三个少数民族统治政权，在汉文化影响下，丝织物加金技术又有新的提高，织金锦缎用于服饰也较为流行。辽制胡装以长袍为主要衣式，男女上下同制。皇帝大祀时穿白绫袍，朝服着格缝红袍，常服着绿花窄袍。
金是继辽之后由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其传统服饰秋冬多用动物皮革缝制，春夏则用纻麻丝及白细布帛制成，质料贫富有别。
元代是以北方游牧的蒙古民族为主建立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服装具有简朴、实用的特色，除皇帝及百官穿着汉制的冕服、朝服、祭服外，其他则延用蒙古装束。另外，长袍也是有元代传统特色的服装。
正统与变异——明清服饰
1．明代恢复传统服制
明代的服装制度基本定形，朝臣百官的冠帽衣履也恢复了传统朝服、祭服、公服、常服之设。明服制中绣绘龙饰的袍服，沿承前制为帝王专用，一般男子的服装主要有罩甲、袍服等式。这一时期的袍服，为文人学士及庶民百姓的主要服装，服色因禁黄、紫而以青、黑色为主。贵族妇女的服饰，也沿承唐宋传统分为礼服及常服两类，大袖衫为帝王后妃的主要服装，凤冠是贵族妇女最为华贵、庄重的礼冠。
明代皇帝常服褙子、衫、袄、襦与掩足长裙配套穿着，仍为明代主要装束。明代妇女穿裤装已不多见，裙装以传统的多幅裁制、腰间的折褶装饰为主要形式，贵族妇女裙装的色彩绣纹丰富华贵，庶民妇女则以淡雅为尚。这一时期妇女的领襟等处已开始用扣系结，而扣饰的出现，摆脱了中国服饰用带束系的传统，应用于女装之中，更增添了女性端丽、纤巧的风韵。明末，民间曾有一种用不同颜色、不同形状布帛拼接缝制的外衣，看去似块块水田，故称为水田衣。因式样奇丽，一度成为年轻妇女的时尚之服。
明代妇女的梳妆，也有新的特色。年轻妇女中戴额帕非常盛行，贵妇则有貂、獭等皮毛裹饰。
2．满族服饰的宫廷化
清代是满族贵族建立的统治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初，满族统治者强令在全国范围内改冠易服，薙发垂辫，故汉族传统服饰受到相当冲击，并终被满族服饰所取代。因汉人的衣冠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为缓解矛盾，清政府宽允汉族妇女沿袭明代服饰。汉民族某些服饰礼俗、成式及标识纹样等，也渐被清代服制所采纳。故此，清代形成了以满族服饰为主体的衣制。清代的服装制度，在满族入关前的初制基础上，参考辽、金、元遗制，经多次更修而定，其服制对冠戴衣履的式样、颜色、纹饰及质料等都有详细规定。由于满族统治者把坚持本民族特色的服饰制度视为固国之本，所以清代数百年来始终以满族传统服饰为基本模式。
清朝服饰清代的服制包括衮服、朝服、龙服、补服、公服、蟒袍、常服袍、行袍行裳、端罩、行褂、马褂、常服褂、雨衣雨裳等。
衮服为皇帝在祭圆丘、祈谷、祈雨等隆重场合穿着的大礼服。龙袍为皇帝在一般庆典活动中穿着的礼服。清代服制中的衣式以袍服为主，有平常便居的常服袍以及出行骑乘的行袍等。褂服是清代服制中重要的衣式，皇帝、后妃、群臣百官皆作外服穿用。
清代服制中，对领围及领肩部位甚为重视，有披肩和领衣两种肩饰。清代皇帝、皇族及近臣显官的冬衣以裘毛制作的端罩为贵。服制中规定的冠饰有朝冠、吉服冠、行冠、常服冠等，朝珠的佩戴是清代服制的又一特色。清代一般男子的服饰有袍衫、马褂、马甲、裤装及各类便帽、鞋靴等。
满族妇女的典型服装为衣裳连属的旗人长袍，即旗袍。旗袍外习惯加罩坎肩，坎肩形式有对襟、大襟、一字襟、琵琶襟及斜直下襟等，坎肩的交襟处及边缘多镶绣宽阔繁褥的边饰。
清代汉族妇女装束沿袭明代，一般为上着袄、衫，下着长裙。
清末，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盛，西式服装开始进入中国，也使中国服饰发展进入了转折期。在新旧交替之际，中山装、学生装、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改良旗袍、军警服等被不同阶层的人广泛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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