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财富是什么呢？你的财富都包含了哪些东西？对于不同的人，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就能说出一大堆财富：电脑、汽车、冰箱、洗衣机、房子……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他有价值的东西他才认为这些是财富。同样的，在经济学中，财富就是指人们认为有价值的所有东西。
所谓价值，就是消费者或者拥有者眼中的价值。比如说佛陀一无所求，在一般人看来一文不值的“四大皆空”，却正是佛陀们想要的，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财富。
当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而持有不同的价值观的人，对财富的判定也是不同的。就像额外的水对一个浇地的农民来说是额外的财富，但是对一个遭受长江水灾的农民来说就不是财富，而对于非洲干旱地区的居民来说，那是比金子还要珍贵的财富。积雪两尺多深，对于一个滑雪胜地的老板来说是额外的财富，但是对一个道路清洁工来说大概只是一个会把腰累断的负担。
也正因为此，经济增长的标准并不在于生产更多的东西，而在于产生更多的财富。当然，物质的东西对财富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非财富或没有太大价值的物质，对财富的生产也很重要。如手风琴是用某些物质材料做成的，看似多余的雪也可以刺激造雪机生产。甚至像健康、爱和心灵的宁静这些“非物质”的东西也有某种具体的物质表现。
所以说，财富的增长和物质产品的体积、重量或数量增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必须抛弃“财富＝物质的东西”这一传统见解，否则它就会妨碍我们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专业化和交换等。
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财富，也许大家都曾想过，要是所有东西都是免费品就好了！那样就不存在“稀缺性”这个概念了。也就没有人愿意为得到某一样东西而付出代价，人们想要获得某种东西也就不需要权衡或选择了，我们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天堂就常常被描绘成这样。可是，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稀缺性。我们不可能随心所欲，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必须要做出选择。
当然，在经济学上，还存在一些所谓的“坏东西”（也就是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假如我们希望好东西多多益善，那么也许你已经猜到了，对于“坏东西”，我们希望越少越好。地震、泥石流、洪水、恐怖袭击、空难等等，这些都是坏东西。但你也不要忘记，经济学意义上的好东西和坏东西的概念都是我们主观认定的。例如，勃特克讨厌蓝草音乐，可是普雷契特科则很喜欢。当你不清楚保罗·海恩对这种音乐是爱憎分明还是持无所谓的态度时，对于蓝草音乐的评定就会有三种结果。
一个人认为是坏的东西，另一个人认为它是好东西，而对第三个人来说，它也可能无所谓好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概了解了什么是财富，那么我们该如何创造财富呢？在经济学中，创造财富的最好方法就是贸易。
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对贸易产生过怀疑，他认为，自愿的交换在很多情况下是等值交换。其实，这个观点更应该反过来说，自愿的交换从来就不是等值交换。假如是等价交换的话，交换对于交换者来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交换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事实上，交易双方通过合作，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获得了更大价值的机会。这种获益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在合理且自愿的交换当中，双方都有意通过放弃某种价值较小的东西来获取某种价值较大的东西。
假如小明用自己的足球向小强换取羽毛球拍，就表明小明认为羽毛球拍比足球价值大，而小强认为足球比羽毛球拍价值大。
我们观察到，人们为了得到他们认为价值更大的东西，往往都会以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交换条件，自愿换取另一种。在双方看来，交换都不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对价值的判定不一样；否则，他们就不会重新安排足球和羽毛球拍的产权。这正是贸易的生产性的根源。小明的财富比以前多了，小强也一样。这是交换的结果，交换是生产性的，因为双方的财富都增加了。
也许当我们讲到足球和羽毛球拍交换时，有些同学会说：“不对，财富并没有增加。小强和小明的感觉比原来好，他们可能更高兴，但仅此而已，他们交换并没有生产新的东西，还是一个足球和一个羽毛球拍，只是换了主人而已。”
没错，交换时不能产出新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说它具有生产性呢？
究竟什么是生产呢？提到生产，我们立刻会想到工厂、原材料和工人们。只有这些因素很好地组合，才能产出新东西。但这些仅仅是生产的技术性因素，我们只看到了“常规”，却忽略了另外一点，就是足球和羽毛球拍的制造商试图在技术上把这些材料重新配置，做成更有价值的组合。他们试图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制造出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经济因素，这也是厂商制造它们的根本原因。只要突破常规思维，这个概念就很容易明白了。
用足球换球拍没有制造出什么新东西，这并不需要另外的高难技术，但确实制造出了一种双方都认为更有价值的新模式，这就是他们开展贸易的原因。这种模式为双方带来了财富。我们不妨把交换看成是另一种生产方式，小明把足球作为“投入”，得到羽毛球拍作为“产出”；小强则把羽毛球拍作为“投入”，把足球作为“产出”，这样转化为生产模式，价值增加就显得很明显了。
每个人都用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换取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在经济学上，任何选择行动都伴随成本与收益。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获得一种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成本就是你舍弃自己原有的东西的价值。
为了强调，我们称之为机会成本。小明认为足球有价值，但他自愿用足球作为代价换取了他认为更有价值的羽毛球拍。小强认为羽毛球拍有价值，但他用球拍作为代价换取了他认为更有价值的足球。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收益大于成本，他们都获得了净收益，即财富增加。
假如小明在交易之后享有更多财富，看起来这额外的收益一定来自小强。但要知道，小强也享有更多的财富。这不可能是从小明那里拿走的。其实正好相反，自由贸易是一个机会，它能同时为交易双方创造更多的财富。
任何人在交换中合作，都能找到一个增加自己财富的方式。这一带有生产性交换过程的结果是双方的产出的价值都比投入的价值大。仅仅这些就可以使一项活动有生产性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是交换扩大了真正的财富，也是因为交换真正的财富才被生产了出来。
商品的价格高低由谁决定当经济行为已经变成是一种全民行为的时候，人们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商家的商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降价。那么，这里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疑问：商品的价格究竟是靠什么决定的？是由谁决定的？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成本决定的。但是伴随着成本的不断透明化，人们逐渐意识到商品的价格还受到别的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讲商品定价的依据通常是市场条件和企业目标，此外，消费者的心理也是必须参考的条件。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写到，王子总被“生存还是死亡”这一问题困惑着。其实，类似的问题也经常困扰着很多企业。定价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定高价还是定低价？到底定多少才合适？这让企业往往感到困惑。
同种物品向不同消费者收取同样的价格，这种定价方式属于单一定价。也就是说，只要是同一种物品，无论卖给谁都是一种价格。在有些市场，如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掌握着定价权，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价。对企业来说，确定产品的价位十分重要。很多企业为了增加产品的销量，往往采取降低价位的办法。比如进货是0.8美元的东西，仅卖1美元的商家很显然比卖1.2美元的商家的销量要大。
因此，定低价或者降价成为企业竞争中常用的一个手段。不过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并不是任何时候降低价钱就一定有好处，有时候反而不如抬高定价。到底什么情况下定高价，什么情况下定低价，这需要根据企业的目标客户和竞争环境等因素来决定。
一般来讲，如果企业的目标客户是高收入者，并且市场需求也不大，那么采用定高价的策略来实现目标销售是容易成功的。
名牌产品一般采用的都是这种定价方式，比如某名牌皮带的定价是每条2000元，市场销售依旧很好。因为这是炫耀性的商品，购买它的人主要靠品牌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价格低了反倒没法炫耀自己了，高收入者一般也就不会去买。
高定价的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价格缺乏弹性，供给相对有限。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还拿名牌皮带来说，其对象就是极少数的高收入者，他们都希望用这种皮带来显示自己的身份，需求强度较高，并且类似的替代品很少。特别是有的人对这种品牌具有一种特殊的偏好，他们宁愿多花钱也要买这种皮带，而不愿意花低价去买别的款式，虽然别的皮带也是名牌。对于这些高收入者来说，一条皮带2000元在他们的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小。因此，高收入者对这个品牌的皮带就很缺乏弹性。而这种皮带做工精细，供给很难增加，不必靠降价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这种名牌皮带都是靠品牌而非低价来占领市场的。一种缺乏弹性的产品，当降价时总收益会减少，当提价时总收益反而会增加。
由此看来，高定价还是低定价，首先要由市场条件来决定：产品是缺乏弹性还是富有弹性？目标客户是哪一个收入阶层？其次由企业目标来决定：企业追求在利润率的最大化和利润量的最大化之间是如何选择的？一般的规律是这样的，产品缺乏弹性，目标客户人数少，却是收入高者，企业目标是利润率，就实行高定价；反之，产品富有弹性，目标客户人数多，企业目标是利润量，则实行低定价。因为高价必然和少销有关，低价才能够多销。所以在确定价格目标以后，企业就要根据这个来决定产品的产量。因此企业在对某个产品定高价时要限量生产，在低定价时要增加产量。
另外，在定价时还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心理。国外大部分都用零数定价而非整数定价，例如有些产品定价为4.99元而不是5元。这正是利用了消费者的心理。还有一点要注意，很多人认为便宜没好货，有的产品一味降低价格，反而会失去消费者。例如，汽车价格过低，让人怀疑它的质量也下降了，即使很便宜，也没有人会去买这种既不安全又经常出毛病的车。
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定价也不能墨守成规。所以，到底是高价好还是低价好，还需要看同类产品或者相近替代品的定价，在市场竞争中这点十分关键。
定价高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却不能像哈姆雷特对于“生存还是死亡”那样去冥思苦想，而需要在实践中累积经验。
收入差距为什么不容忽视
贫富差距扩大虽然对社会的稳定有所影响，但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不合法。
有些人的高收入与腐败行为、官商勾结有关，还有一些靠出身决定工作分配，而有的人的个人收入水平由组织安排决定，地产商靠土地管理的漏洞纷纷成为巨富，国有企业高层薪金总额完全由自己确定，垄断行业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取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会破坏社会稳定。
此外，“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原因。在全社会追求经济利益的大环境下，资本供应者一直处于强势或受尊重的地位，而广大蓝领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劳力，也不得不屈居于弱势地位。初次分配最重要的一环中，劳动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没有较强大的工会、工人缺乏集体议价能力、企业缺乏正常的调薪机制，资本家剥削工人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从以下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199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而今已滑落至40%。相比较而言，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却从1997年的12%攀升至23%，而家庭储蓄一直在20%左右。
社会财富再分配同样也存在拉大贫富差距的现象。不太合理的上市机制以及上市前原国有股权的贱卖，导致企业股东或提前“潜伏”的投资者收益巨大，疯狂上涨的房价让有多套房产的富人财产暴涨，社会慈善组织的匮乏使穷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普通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开支猛增等等。
香港的基尼系数虽然也高达0.45，但他们37%的家庭可以得到政府的房屋补贴，社会上又有许多资金实力很雄厚的慈善组织和宗教机构一直在从事人文关怀工作，加上政府比较廉洁、机会比较均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这也是香港社会一直比较稳定，各种恶性的群体性事件相对较少的原因。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很有道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不仅要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更应当清除两极分化背后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因素，因为贫富分化差距的危害非常之大，它直接可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首先，高房价和医疗教育开支给底层民众带来的低收入、高负担变得日益沉重，在这样困难的生活环境和这么低下的社会地位下，广大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体制的认同感会一点点减退。
其次，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和腐败现象将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削弱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整体社会的稳定性明显转差。
再次，在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各个获利阶层，那些有影响力的腐败者，包括腐败分子、与房地产商勾结而一直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利得者、与股市暴富相关的企业及公职人员、国有垄断企业高薪阶层和有机会转至国企的政府对口部门官员等，都会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竭力阻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及国有垄断企业改革等重大政策的真正贯彻实施，从而成为各种深层次改革有形或无形的阻力。
最后，贫富分化现象加剧了底层民众生活困难，不利于刺激内部消费，对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也十分不利，甚至还不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在未来10到20年，我国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全面改革，以求建立一个更廉洁、更有效率的政府和更公平、更富裕、更和谐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事实上也并不是那样。假如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成立。比如：邓玉娇抗暴、杨佳杀警案、唐福珍自焚案等，很少是由贫富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而激发出的变故。杨佳并不是因为穷才去杀人的，唐福珍更是一位颇有资产的企业家，他们实行暴力的根源，只是因为都咽不下一口气。
假如政府愿意和百姓对话，认真接纳上访，大家放弃武力，充分交流，这些事件大部分都能避免。为了社会平稳，到底是应该抓收入差距，还是应该抓政府讲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起治安问题，特别是贫困者衣食无着，就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
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虽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但却因为社会治安不好，官民冲突就存在很大的隐患，这也是使政府感到紧张的因素之一，而且随着这类事件的增多，性质越来越严重，它们很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致使社会动乱。
为了深入了解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定收入差距的指标是货币指标，也就是拿钱的多少做对比。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称为效用。用享受衡定和用钱衡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存在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
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远远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的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也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来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是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约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块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反过来了，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却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
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低收入时，一两块钱的不同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不同。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不同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不同。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相反，钱少的时候反而能买到的享受很多。在钱多的时候拿钱买享受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些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不同可能反而比改革前小了。改革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仅仅在于是吃鱼翅还是吃肉菜或吃蔬菜。拿通讯来讲，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的家里才可以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
拿穿戴来讲，改革前淮河以北的贫困者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就会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不同了，鞋子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双鞋，每个人都能买起。富人钱多，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其额外的享受也不比穷人多多少。
再拿彩电来看，过去很少人家有彩电，2008年调查显示，农村每百户的彩电数为99.2台，可说家家户户都有彩电，在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是不是差别比过去小了。现在的富人喜欢买名牌商品来显示自己，一只表就要几万几十万，一只手袋也要几千上万；贫困者也能买几十块钱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比较相差无几。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与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前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却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多了。
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距，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距。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距，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
最隐蔽的税收——通货膨胀税
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被各种税收充斥，个人所得税、购物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等，不过这些税种相对于一种税来讲都是看得见的税，而普遍被人们忽视的还有一种税，那就是通货膨胀税。
所谓通货膨胀税就是指：政府因向银行透支、增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降低人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的一种经济调节手段。
一般来讲，通货膨胀税能使一部分名义上高收入者的收入以更大比重税收的形式转移到政府中。可以说通货膨胀税是市场经济中政府执行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还有经济学者认为，通货膨胀税指的是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的一种隐蔽性的税收。
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人们的货币收入在名义上增加，导致纳税人应纳税收入自动地划入较高的收入级距，形成档次爬升，从而按较高适用税率纳税的人增多，因此国民手中所持有的货币也通过这种方式开始大量流入政府手中。
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经济已无法“自行调节”，从而要求国家承担起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责任。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各项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长。但由于财政收入不能相应增长，国家预算便经常发生赤字，甚至接连好几年发生巨额赤字。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除了增加税收和借债之外，还有就是通过向银行透支而增发纸币。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国家增发纸币虽然可以取得一部分财政收入，但势必造成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等情况，从而使得人民同额的货币收入相比之下购买力下降。
其实，说白了这是政府以通货膨胀方式向人民征收的一种隐蔽性税收。从通货膨胀税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通货膨胀税会扰乱正常的货币流通速度，让货币持有者受到损失。
所以，在通货膨胀的经济条件下，我们避免货币贬值、减少被征收税款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使通货膨胀的货币早些脱手，换回所需物品。
也因此在通货膨胀最严重时期，社会上很有可能会出现盲目抢购的现象，而这种行为的结果只会让货币流通速度更加迅速，加剧通货膨胀状况，同时也妨碍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在通货膨胀的情绪下，很多政府都会主动地出台一些政策以防止盲目抢购现象的发生，同时利用金融制度加以限制。
为此很多人就想到了去国外购买一些相对低价的物品加以存储，事实上这种做法也是不明智的，这倒不是因为人民币不是硬通货，不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去购物。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商品本身就很有国际竞争力。问题是，无数出口企业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挣来的硬通货，却结汇给了商业银行。
总之，不是中国人不能把人民币换成外汇去购买五花八门的海外商品，而是在现实的人民币汇率面前，与其持有外汇购海外之物，不如把外汇换成人民币消费更上算！
所以说，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用手中的货币大肆购买国内、国外的商品都不是能够轻易行得通的办法。想要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轻松转移因通货膨胀给自己的财产造成的贬值和减少政府对个人的通货膨胀税的收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前作出明智的长线投资，只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有恃无恐。
“偷税”为何也可以不违法经常有人因为偷税漏税而被法律追究，而这里却说“偷税”可以不违法，这指的是真的偷税吗？大家心里都明白，其实并不是。它是指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合法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纳税人减少缴纳税款的经济行为。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这是前提也是关键。纳税人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不违法的手段对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进行巧妙的处理，尽可能地满足税法条文所规定的条件，从而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当然，避税也不排除利用税法上不太明确的地方来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以减少自己所承担的纳税数额。
虽然避税行为可能被大家看成是不道德的，但避税所使用的方式是合法的，且不具有欺诈性质。避税是对已有税法不完善及其特有缺陷所作的显示说明，它的存在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行的税法有不健全的地方。税务当局往往要根据避税情况所显示出来的税法缺陷而对税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和纠正。所以，通过对避税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国家税收制度，有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企业合理避税的前提条件是合法，即依法纳税、依法尽其义务，按时足额交纳税款。只有这样的避税才是合理避税，才能受到法律和社会的认可和保护。
在财会税务实践过程中，针对税法中“非违法”内容，纳税人是可以合理运用的，这从税法建设本身来看，是有利于推进税制改革的。
因为，税法中“允许”、“不允许”和“应该”、“不应该”的内容实际上使企业同时得到了“非不应该”、“非不允许”的内容。企业正是有效利用法律上的这些“非不应该”、“非不允许”内容达到避税目的的。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企业对税法中“非不允许”、“非不应该”的成功利用。对每一个想要通过合理避税来减轻企业负担的纳税人来说，深入理解、分析和研究合理避税并不断进行实践，不仅可以直接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和货币收入，还能使企业创造的商品价值和商业利润有更多的部分合法留给纳税人自己。除此之外，纳税人还能因此正确地树立法制观念和依法纳税意识，提高自身的素质。
合理避税和偷税、逃税还不是一回事，它不是对法律的违背和践踏，而是在尊重税法、遵守税法前提下，以对法律和税收的详尽理解、分析和研究为基础，对现行税法中不合理或者不完善的地方加以利用。
合理避税还可以帮助政府和执法部门及时发现税制及税法中所存在的问题，对制定更加健全的税收制度具有重大推动作用，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社会，有利于我国在世贸组织这个大家庭中和国际社会接轨，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避税概念在外延上还有宽、狭之别。国际上将不违背法律意图的避税称为可接受避税，反之，称为不可接受避税。可接受避税是指和法律意图相一致的避税，即大概念下的避税。
避税的种类按其特征和内容分为国内避税、国际避税和税负转移三种形式。国内的避税就是指企业通过各种方法、途径和手段避开国内纳税义务。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税收倾斜政策，所以内资企业向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等经营模式过渡，是一种很好的减税、免税或缓税办法。
正确合理地选择投资地点也可以达到有效避税的目的。在我国，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设立的生产、经营、服务型企业和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企业，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税收优惠。中小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在以上特定区域从事投资和生产经营，从而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
一般说来，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主要有自我积累、借贷（金融机构贷款或发行债券)、发行股票三个渠道。自我积累的奖金是企业税后分配的利润，而股票发行应该支付的股利也是作为税后利润分配的一种方式，二者都不能抵减当期应交纳的所得税，因而不能达到避税的目的。
除此之外，借贷的利息支出从税前利润中扣减，也可以通过冲减利润的方式达到最终避税的目的。
人口过多是优势，还是包袱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细想起来，难道所谓的第一人口大国的含义就是指中国的人口最多吗·这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关键是要看如何来界定。客观地说，中国有些省市的人口并不是很拥挤，甚至人口的密度还没有德国、法国、日本大。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本名叫《中国经济》的书，曾经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人口和耕地做过比较，最后比较的结果显示：中国大陆的人均土地面积是0.27亩，而台湾的人均土地仅为0.12亩。所以说，单独看起来，中国也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拥挤。
尽管如此，人口问题依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增速的同时，政府当然也希望人均所得增长更快，老百姓的收入因此能更多一些。例如，当1年的国民总所得增加9.5%，人口增加1.2%，即人均所得增加8.3%的时候，通过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或许能把人口增长率减低0.3%到0.5%，进而可以使人均经济增长率趁此提高0.3%到0.5%。其实真正算起来所差无几，只要中国的经济在整体上成长够快，人口增加是不会影响到人均所得的增长率的。反之，假如经济毛增长率只有3%，而人口增长率是1.2%，那么这样下来经济净增长率就只有1.8%。但是相对于现在中国9.5%的经济增长率，人口增加对人均所得影响也就没那么大了。
即使上述的理想状态不会发生，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也会降低。1965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3.8%，1971年和1975年分别降到了3.1%和2.3%。从这一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
人口出生率降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自愿的。参加工作的妇女的百分比增加，她们的收入等于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养孩子的成本越高，要生小孩的家庭就越少。这也就是人口增长率降低的原因。
同样的理由可以说明近年和将来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会再降低。因为城市人口增加，在城市工作的妇女的百分比也相对增加，而养孩子的成本，城市明显高于农村。在农村的小孩不但生活费用低，而且还能替家庭做些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孩子不仅仅是一个消费者，还是一个生产者。
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会自然地降低。现在中国城市年轻的夫妇，很大一部分不愿生小孩或者只生一个，这和其他发达国家越来越一致。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和法国，因为人口增长率较低或出现负增长，政府提倡和鼓励多生小孩。假如持现在中国人口太多观点的人，看到人口增长率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得会降低，国家也会更加富裕，那么他们也会相信人口多的问题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当然，假如人口的增长不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人口数量在一段时期内过低，这将会使以后一段时期里劳动力资源出现不足的局面，也有可能因此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从现在来看，增加人口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社会成本，但这也为未来储备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养孩子也可以算是一种投资了。例如盖一个房子，假如现在因为成本太高而放弃不盖，将来就没得住。人口同房子一样，都是一种资源。国家以后所需要的工程师、企业家、工人，都是由孩子长大而成的。没有下一代，人才到哪里去找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还是发展人才。
人口多在某些方面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通过人口扩大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社会也会因此有更大的市场和大的总需求，进而会帮助其经济进一步发展。强大的市场也会使投资者更乐意投资。外国投资者之所以愿意来中国投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便宜，但更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大，产品生产出来后很容易就能在中国卖出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人口多少才算是最理想的状态呢？这要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挂钩，只要是和社会生产力相匹配的人口出生率是最理想的，否则人口过多，社会压力过大，人口就会成为社会负担和包袱。
热钱流入给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热钱又称游资，也叫投机性短期资本，是为追求最高报酬以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
国际间的短期资金的投机性移动主要为了逃避政治风险，追求汇率变动、国际有价证券价格变动或重要商品价格变动的利益。热钱就是在汇率变动中获得利益的投机性行为。投机者预示到在某种通货的价格将下跌时，出售该通货的远期外汇，在将来期满之后，可以较低的即期外汇买进而赚取汇兑差价的利益。这和套汇不同，它纯属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在外汇市场上，由于此种投机性资金通常把有贬值倾向货币转换成有升值货币倾向的货币，就增加了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因此，只要预期的心理存在，唯有让升值的货币大幅波动或实行外汇管制，才能阻止这种投机性资金的流动。
热钱的定义虽然很容易讲清楚，但是如何甄别热钱以及确定热钱的数目大小，却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热钱具有不稳定性，它并非一成不变。有些长期资本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转化为短期资本，而短期资本可以转化为热钱。这里的决定因素就在于经济和金融环境，看它们是否会导致资金从投资走向投机，从投机走向逃离。而我国现行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和美元持续贬值的外部金融环境，就给投机者创造了投机套利的机会。
热钱具有高收益性、高风险性、高信息化、高敏感性、高流动性、短期性、投资的高虚拟性和投机性。热钱在全球金融市场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追求高收益。但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热钱赚取的是高风险利润，它们可能在此市场赚而在彼市场亏，或在此时赚钱而在彼时亏，这也使其具备承担高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而随着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热钱将会变得更加盛行，因为在信息化时代热钱对一国或世界经济金融现状和趋势，对各个金融市场汇差、利差和各种价格差，对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等高度敏感，比较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
此外，热钱还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它的运行流程也比较短。由于热钱对金融变化相当敏感，有钱可赚它们便迅速进入，一旦风险加大则瞬间逃离。有时能在一周甚至一天之内逃出。热钱是一种投资资金，它还具有高虚拟性和投机性。它们投资于全球的有价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无时无刻不在从证券和货币价格波动中取得利润，这种以钱生钱的模式，对金融市场有一定的润滑作用。
那么热钱的进入，有什么危害呢？
第一，热钱给经济造成虚假繁荣。在我国，热钱主要赌的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但与此同时，其他市场如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其他市场也不断出现热钱套利的情况。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房地产市场。最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全国房地产价格涨幅远远超过消费物价指数。尤其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一些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每年都在20%以上，甚至高达50%。为此，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但也没能抑制房价的急剧上涨。这当然不能排除一些套利资本进入了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不愿意降低楼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国际热钱心存幻想，而人民币大幅升值，正是吸引国际热钱进入中国楼市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第二，大量进入的热钱将加大外汇规模，影响货币政策正常操作，扰乱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如2004年我国全年基础货币投放达到6600多亿元人民币，假如按100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计算，那就是将近8000亿元人民币。这就迫使银行在公开市场大量运用银行票据进行强行冲销。仅2004年一年央行就发行了近1.5万亿元票据对冲，不仅使得央行的操作成本大大增加，同时也使得我国货币政策主动性下降，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三，热钱的流入，人为地加大了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压力。我国现行的汇率体系，以及美元持续贬值是吸引热钱进来的主要原因。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热钱流入的增多就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最后，热钱的流出，同样也会使经济产生剧烈波动。美联储7次升息，致使美元利率提高，美元吸引力增强，加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不确定性增加，很可能促使热钱大规模迅速流出。那样一来，一些投机气氛较大的市场价格会大幅波动，如出现房地产价格迅速回落、债券价格以及股票市场大幅震荡等。
一般来讲热钱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渠道达十余种之多，其中最主要渠道是以下几种：
货币流转和转换：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检查中发现，货币转换和跨地区操作的办法，可使得大量热钱“自由进出”。
虚假贸易：国内的企业和国外的投资者可联手通过虚高报价、预收货款、伪造供货合同等方式，把境外的资金引入。
增资扩股：既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原有注册资金基础上，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项目”等理由申请增资，资金进来后实则游走他处套利；在结汇套利以后要撤出时，只需另寻借口撤销原项目合同，这样热钱的进出都很容易。
地下钱庄：这是外资进出最为快捷的方式。通过地下钱庄把境外的钱直接转成人民币流入国内，根本不需要外币进来。
货柜车夹带现金：这种做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来料加工企业。企业以发员工工资等名义，通过货柜车夹带港币进出粤港两地。假如一个企业有十部八部货柜车的话，一部车跑一两趟很正常，每趟夹带50万港元，即便被海关查到也很好解释。
虽然热钱的流入对一个国家来讲具有很多不好的影响，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资金短缺，往往希望外汇流入，而惧怕外汇流出。
如泰国在1997年前奉行高利率政策，促使大量热钱涌入；然而泰铢贬值后，热钱迅速逃逸，泰国的经济大厦承受不了打击，迅速崩溃，进而引发了一场金融风暴。
由此看来，在现在我们人民币被迫升值，各地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热钱对我们经济的潜在影响不容小窥。
消费者与商家都能得到实惠——市场经济我们每天都在与市场打交道，正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组织起来。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组织，我们的生活才更加丰富多彩。经济学家曼昆经过研究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有效方法。
近几年来，随着科技发展，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种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几乎所有行业的所有产品都在降价。对消费者而言，降价无疑是好消息。因为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优质的商品。对生产者而言，降价对生产者改善管理、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企业竞争力也会因此增强。企业要想生存，必须对价格有很强的敏感度。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对于两者都有利。
从经济学角度讲，上述双赢的经济现象体现的正是“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一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此原理其实解释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中的重要性。市场经济与人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这一经济学原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市场经济充满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是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的组织形式。
那么，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方式是市场调节经济活动的主要方法，它可以指引个体决策者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从而实现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是一只调节经济的“无形的手”。另外，市场还可以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增加社会整体利益。而市场经济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和基础作用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这一重要概念甚至可以帮助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作出更利于自己也更利于社会的选择。
有一个平价眼镜超市的例子，可以很清晰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重要的经济概念。
曾经被媒体列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的眼镜行业，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其发展也面临着重重阻碍。为此，眼镜生产企业不得不改变传统的高价经营模式以吸引更多的顾客。他们开始想尽一切办法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超市销售的模式来拓宽销售渠道，同时更加注重眼镜的加工和服务质量。眼镜生产企业的这一策略使顾客得到了更多的实惠，也为自己创造了最大化的利益。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促进了平价眼镜超市通过低价经营来招揽顾客。
市场对经济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是因为市场的运行是以经济人理性原则为依据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者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自主选择生产和销售何种商品，而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自主选择购买何种商品。市场根据价格的变动，导致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生产者面临着优胜劣汰的残酷考验，从而实现引导资源向最具效率的方面配置。
透过市场经济原理看购物，其实物美价廉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作为消费者，人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片面地认为“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挑选出你认为最实惠的商品，这样才不会错过市场经济带给自己的好处，让自己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合情合理。作为生产者，在明白市场经济的原理之后，应该努力在降低生产成本上下工夫，提高产品质量，力求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最物美价廉的产品。只有不断让利于消费者，才能最终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的指导下，不管是消费者还是产品生产者，只要在利益上作出理性的考虑和选择，都会带来满意的市场结果，也就实现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国家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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