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弥补了雕印的不足，在印刷史和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与此同时，辽金夏时期书业也明显受到中原地区雕版、装帧及插图等方面的影响。元代也在中原制书技术的基础上，在印书品种、活字应用及套印装帧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五代时期的刻书与插图
五代即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印刷事业比唐代大有发展，印刷地区更加广泛，印刷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伴随着刻书业的发展，书籍插图技术也逐步走向成熟。
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扩大，体现在刻书地点的增多。当时以开封、成都、杭州、金陵、敦煌、福州最为有名。
开封为五代梁、晋、汉、周四个时期都城，都城内设有国子监，有名的《五代监本九经》即完成于此。
932年，唐代后期宰相冯道首先倡导刻印儒家经典。据说他看到当时吴、蜀一带刻印的书籍，虽然种类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及佛经等，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上书皇帝，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五代监本九经》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后，冯道让当时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的博士儒徒，依照当时最好的官方范本《唐石经》的经文，取六朝以来通行的经注本之注，合编成经、注兼有的经本，再经过六七个以上专家学者的仔细阅读精校，然后请书法高手用端正的楷体写出，再组织工匠雕刻印刷。
这样，从932年至953年，历经22年时间，《五代监本九经》全部完工。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是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始。
在《五代监本九经》刻成后两年，即955年，儒学大师田敏又奉命刻印了关于解释经书音义的书《经典释文》。
唐代晚期的这次刻印的《五代监本九经》，因为是国子监印本，后世称为《五代监本九经》，从此，版本学上出现了“监本”这个名词。
《五代监本九经》的问世，使古代经书有了统一的标准本，在当时还允许公开出卖，使《五代监本九经》流布甚广，因而对于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自此以后，刻书不再是民间书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为历代朝廷的出版事业，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朝廷对印刷业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书也多了起来。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
蜀国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书业的先进地区，此时更为兴盛。因为这里从唐代末期到宋代初期，7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因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们对书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加上又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又有根底，这就为该地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后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书籍的先驱。他命人刻印了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还有白居易编的类书《白氏六帖》。
毋昭裔还自己出钱兴办学校，刻印《五代监本九经》，镌刻《后蜀石经》，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导下，后蜀文风由此蔚兴。毋昭裔对蜀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确实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书籍，已遍销海内了。正因为如此，宋太祖灭后蜀时，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发还给毋家。他的子孙继续从事刻书事业，成为成都世代相继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术的优点，也在909年至913年，自己出钱，在成都雇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学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真经广圣义》30卷，五年间雕成460多块版，并印刷出来使其广泛流传。
在成都刻印的还有蜀国和尚昙域。他收集了他的师父禅月大师贯休的诗作1000首，在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都反映了五代时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从而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打下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的京城杭州，印刷业也相当发达。单是国王钱弘俶与和尚延寿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印数可考的就达68万多卷，印数之大是空前的。
吴越国的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还有2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国最早的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术水平之高。
后来，吴越王王妃黄氏所建的西湖雷峰塔倒塌，考古工作者发现塔砖之内藏有《宝箧印陀罗尼经》，为吴越国所刻印卷首有较简略的扉画。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塔砖内另藏有木刻雕版画，刻有人物故事，较《宝箧印陀罗尼经》卷扉画还要精细。
五代时期，著名词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爱好学习，才思敏捷，长于短歌艳曲，尤重声誉，为此他在自己的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给友人，其作品流传到开封、洛阳一带。
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从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风气盛行起来。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经》，就是和凝为该书写了序文，并冠于卷首，使其颁行天下。
南唐的京城金陵即今南京，也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还刻印了南朝陈徐陵编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
敦煌地处偏僻的河西地区，当时驻守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1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请刻工雕印了单张的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
其中，制作于947年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中心突出，刻画的线条，刚劲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朴而不庸俗，充分表现出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水平。在该像的题记中，刻有愿文：
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
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同时制作的另一幅木刻雕版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除了画面质朴简洁、刻线流畅外，其最大的特点，此画标明“匠人雷延美”所刻。“雷延美”之名，当是古代版画插图史上刻上刻工名的第一人。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和《金刚经》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还印有当时刻工雷延美的名字，这是古代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这几种佛像和佛经是迄今传世的写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时期的珍贵印刷品。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当时的闽国国王王审知很重视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写的《人生几何赋》，曾被书商刻版印卖，因此他写了“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可见当时的福州已出现了以刻卖书籍为营生的书坊了。
随着刻书业的发展，收藏图书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国家的藏书也多了起来。据记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3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并建有藏书楼。荆南国的学者孙光宪，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的3位国君李昪、李璟、李煜都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国君钱镠的儿孙都崇信儒学，好藏图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所以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
这个时期有成千上万卷的藏书出现，在干戈扰攘时期十分难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刻书业的发达。五代十国时期的木刻插图也是一大特色。
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实际上也是木刻版画艺术的初创期，当时木刻主要服务于宗教的宣传，宗教的大发展使印刷业得以兴盛。至于文学书籍及民间用书中的木刻插图，直至稍后的五代时期才逐步受到应有的重视。
木刻版画原本属于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但在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下，木刻版画作品被印刷在书籍之中，从而扩展了书的内容和形式，成为我国古籍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五代时期，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它对于古代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也恰恰反映在书籍木刻插图艺术之中。
事实上，木刻佛画是五代时期图书方面的重要作品。通过图书中的佛画，将佛教的轮回因果的思想加以形象化表达，并把佛和菩萨的形象与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化，达到普及民众的目的。
五代时期的图书插图从图式来看，大致上可归纳为两种：一是经卷扉画；二是经典插图。
经卷扉画，即是在经卷之首页，刻印一幅有关佛经的绘画。当时经卷的形式，不外乎卷子本或折子本，这两种本子，几乎都刊有既精致又富有装饰意味的扉画，如西湖雷峰塔《宝箧印陀罗尼经》扉画等。这种刊有扉画的经卷形式，就成为以后通行的形式。
经典插图是为了更形象地表明佛经故事中的重要场面，表达出经卷的主题意旨，因而在雕刻经卷时，就有重点地描绘出与经卷中有关的佛或菩萨及其弟子们的形象活动。
图书的插图会给人带来更直观的感受，也便于理解书的文字内容。在当时，一般宗教信徒，即所谓“信女”、“善男”，他们之中不识字的就很多，虽然口里念着“经”或“忏”，但是都看不懂经书中写的是什么意义。但是，有了插图，至少可以使一般信徒能了解经卷中的大概意思，所以当插图本的经书一出现时，它那崭新的面貌立刻受到了广大信徒们的欢迎。
五代时期图书插图的形式有四种：一是在一页之中，上图下文；二是在一页之中，左图右文；三是图在书页之中，有圆式或方式，四周则刊印文字；四是不规则的插入。其中一页之中的“上图下文”形式最受民间欢迎。
“上图下文”形式的版式结构，表现为图像与文字分别刊刻在同一页面的上下不同位置，显示出图像与对应文字之间具有密切关联。这种“图文同步”的形态，后来成了刊刻图文的主流，并且成为了图书配图时普遍遵循的一般性原则。
五代时期的书籍木刻插图，奠定了古代书籍木刻插图的基础，对以后的书籍木刻插图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印刷面向文学艺术以及民间日用书籍的出版时，这就给插图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直至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木刻插图的大发展，也还是沿用了很多五代时期的木刻插图刊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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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昭裔是后蜀时一位有识略的谋臣，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刻书家，酷好古文，精于经术，极嗜图籍，致力于藏书。毋昭裔自幼家贫，在艰难的条件下求学苦读，深有所感，立志将来要发展教育事业。
据史书记载，毋昭裔年少时，向别人借阅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的抄本，人家不肯借给他，他十分气愤地发誓说：“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果然得志，做到了宰相。于是，他组织刻书，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
雕版印制书籍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如果印刷新文，就必须再雕一套版。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
北宋庆历年间，平民毕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毕昇从10岁就开始在杭州一家书坊当学徒，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成为一名具有娴熟雕版印刷技术的印刷工人。雕版费时费工，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怎样克服雕版印刷的弊端，是当时人们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毕昇整天苦苦琢磨的事情。
有一天，毕昇在书坊里工作了整整一天，眼看一整块书版就要刻成了，可一不留心，刻坏了一个字。他叹了一口气：“今天一天的功夫算是白费了。”可是他实在舍不得扔掉这块书版再重新刻。他坐在书版面前考虑补救的方法。
毕昇先将刻坏的字用刀削去，在这块地方挖一个小方孔，再做成一与小方孔大小吻合的小木片，用胶粘在小方孔里，在上面刻好需要的字。由于他技术好，补得天衣无缝。这件事对毕昇启发很大，由此他联想到那一个个活动的印章，再看看面前的雕版。
毕昇想，如果把书版上那些不能活动的字分割开来，让它们变成一个个可以活动的单个的字，就像一个个的小印章一样，每个小印章上刻一个字，印一本书，需要用什么字，就选什么字。印刷书籍时，再把这些单个字排成像雕版印刷的书版一样的一整块版。一本书印完后，活动的单个字可以抓下来，印下一本书时还能再用。这样一来，岂不是既节省了材料，减少了刻字工匠们的劳动，又缩短了印书时间吗？
想到这里，毕昇心中豁然开朗，他开始着手制造单个的字。他实验了好几种材料，都不理想。后来，他受到烧制陶瓷的启发，选定了一种黏性很大、非常细软的胶泥，并用这种胶泥做成了一些泥活字。
经过八九年的不懈努力，毕昇终于在1041年至1048年间，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技术。试验结果表明，印刷效率大大提高。
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时期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中有翔实的记载。按照沈括所记，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技术，可分为以下3个主要步骤：
首先是制活字。用一种质地细腻的黏土即胶泥制成活字，一个个像铜钱那样薄的小泥块，像刻图章一样在每一块上刻一个字，放在火上烧过，就成了坚硬的活字。
每字都刻好几个，对于“之”、“乎”、“者”、“也”这些常用字，每字刻20多个，以备排版时一字重复出现时使用。这些活字是活字印刷的基本工具。
其次是排版。先预备一块铁板，上面铺上一层松脂、蜡和纸灰一类的东西，再用铁做一个书版大小的铁范即铁框。印书时，先把铁范放在铁板上，依照书稿把所需要的活字排在范内，排满版后，就把铁板放在火上烘一下，使松脂和蜡稍一熔化，再用平板按压一下，使字面平整。等到松脂和蜡凝固了，这活字就牢固地胶着在版上，排版的手续就完成了。
最后一步，就是在版上施墨印刷。如果要加快印刷，可以用两块铁板替换，一版印刷，一版排字，前一版印刷完毕，后一版就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提高印刷效率。
印刷完了，再把铁板放在火上烘一下等松脂和蜡熔化，就可以把活字取下来，以备下次使用。
在这一过程中，印刷的3个主要步骤制活字、排版、印刷，已经完全具备了。因此，毕昇的这一发明，虽然还很原始简单，但它的基本原理与现在通行的铅活字排印方法完全相同，对后来书籍的印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活字制版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而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一来，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毕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昇没有采用。但后代的铜活字、铅活字均由毕昇的泥活字发展而来。
毕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两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本，工作效率就极其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要优越得多。
毕昇发明的这种活字印刷技术，不仅促进了古代图书事业的繁荣，而且从13世纪至19世纪传遍全世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全世界人民称毕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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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昇的胶泥活字印刷技术先进自发明以后，在世界上广泛传播。首先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后来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15世纪，活字板传到欧洲。1456年，德国的戈登堡用活字印《戈登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我国的活字印刷史晚400年。
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声速传到其他的10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16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俄国的莫斯科，19世纪传入澳洲。
宋代书装与辽金夏书业
宋代印刷技术的空前发展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反过来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引起书籍装帧形式的相应变化。
在当时，对印好的书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装帧形式？是将它们首尾相接地粘连起来，而后仍然采取卷轴装式？还是采取其他什么方式？这是装订工人必须认真考虑和要解决的问题。
假如继续采用已有的卷轴装式、经折装式、旋风装式，不但浪费粘连、折叠的手续，也无法适应发展了的社会文化的需求。于是，始于五代时期的蝴蝶装由于其自身优点而被广泛应用。
蝴蝶装也简称为“蝶装”，又称“粘页”。这种装帧的具体办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页，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对折。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书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糨糊逐叶彼此粘连。
再预备一张与书页一般大小的硬厚一些的整纸，从中间对折出与书册的厚度相同的折痕，粘在抹好糨糊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最后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成了。
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页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所以称为“蝴蝶装”。
蝴蝶装适应了印制书籍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好修理。同时没有穿线针眼和纸捻订孔，重装时也不至于损坏。
另外，蝴蝶装的封面，多用厚硬的纸，也有裱背上绫锦的。陈列时，往往书背向上，书口朝下，依次排列，因书口处易被磨损，所以版面周边空间往往设计得特别宽大。
蝴蝶装从开本的选用、版心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正因为它有这些优点，所以这种装帧形式在宋元两代流行了300多年。
《明史·艺文志序》中说，明代秘阁所藏的书籍都是宋元两代的遗籍，无不精美。它们“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里所谓的“装用倒折，四周外向”，指的就是蝴蝶装。而且是“宋元所遗”，可见宋元时期，蝴蝶装确曾是盛行一时的书籍装帧形式。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
中原地区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图书装帧形式，也影响到了与两宋时期基本同时期的辽、金时期和西夏时期的书籍出版业，而卷轴装、蝴蝶装和经折装在辽金时期的图书中也都出现了。
据考古发现，在宋代出版印刷业逐渐普及的同时，辽代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比如辽代著名僧人行均于997年编的《龙龛手镜》，辽天祚帝时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的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辽天祚帝时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代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990年至1121年之间。
在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有一批辽代燕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辽代最早刻印的书为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971年至983年。而燕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时期晚18年，由此可见辽代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染潢就是将纸放入黄柏汁中浸染。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印刷品，其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的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人们对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唐代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原彩色印刷技术的成就。
事实上，宋代的彩色印刷技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水平，于1160年由南宋朝廷官办、户部发行的货币会子，就采用了“单版复色印刷法”。单版复色印刷法是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
这一方法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由于当时的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期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
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版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版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这一技术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在明代又获得较大的发展。
1127年，金灭辽，定燕京为金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时的1153年，金代朝廷设立了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和印刷。
金军占领宋都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燕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燕京，使燕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代朝廷的重视，燕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金代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西夏时期朝廷也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和印刷方面的事业。西夏政权建立者李元昊通晓汉语，喜欢汉文书籍，他建立学校，创制西夏文字，命人翻译《孝经》和解释词义的词典《尔雅》，供给学校作为课本。由于教育的发展，西夏时期印刷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西夏朝廷在都城兴庆，即今宁夏银川设有官营纸工院和刻印司，专门造纸和刻印书籍。
西夏时期刻汉文本很少，刻印最多的是西夏时期文著作和汉文典籍的西夏时期文译本，共约30多种，其中不少刻本还流传至今。西夏时期文本中有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格言集《圣立义海》、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和《西夏诗集》以及佛教劝善的诗文等。
汉籍西夏文译本有《贞观政要》的节译本，有包括《列子》、《左传》、《孔子家语》在内的《汉文典籍择译》，有史书《十二国》和兵书《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军事著作。体现了中原儒家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反映出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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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宋代版式主要包括下面几部分：边框、中缝、行线、注释及版心的大小。
边框有粗单边，细单边、四周文武边、两侧文武边等几种形式。中缝即一版中心的行格，在古代人的文章中多称为“版心”。宋代凡册页装订的书版，都刻有行线，经折装或其他装订方法的书，则无行线。宋版书注释多为双行小字刻版，开创了古代书籍中注释的排列方法，这种形式一直沿用到现代。
元代书装形式与插图
元代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代朝廷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朝廷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3种，印量达300多万册。
由于朝廷提倡京城元大都，即北京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首都元大都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最初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朝廷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楷书，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在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了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元代包背装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色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页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页正折，使版心所在的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页左右两边的余幅，由于是正折书页，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
折好的数十书页，依顺序排好，而后以朝左的折边为准戳齐，压稳。然后在右边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再裁齐右边余幅边沿，再用一整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脊的厚度，双痕对折做成封皮，用糨糊粘于书脊，把书背全部包裹起来。剪齐天头地脚及封皮左边。一册包背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了。这种装帧由于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
包背装在翻阅时，看到的都是有字的一面，可以连续不断地读下去，增强了阅读的功能性。
为防止书背胶粘不牢固，采用了纸捻装订技术，即以长条的韧纸捻成纸捻，在书背近脊处打孔。以捻穿订，这样就省却了逐页粘胶的麻烦。最后，以一整张纸绕书背粘住，作为书籍的封面和封底。
元大都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藿香、白面、硬柴、木炭。
焦庆安的配方中，包括了黏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大约出现在南宋时期，盛行于元代，直至清代末期，也流行了几百年。包背装解决了蝴蝶装开卷就是无字反面及装订不牢的弊病。但因这种装帧仍是以纸捻装订，包裹书背，因此也还只是便于收藏，经不起反复翻阅。若是经常翻阅，仍然很容易散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装订办法又慢慢出现在明清时期并逐渐盛行起来，那就是线装。
元代的书籍插图也是十分精美的。元代的绘画很发达，突出的是文人画，而插图版画，则在宋金时期的基础上也了一定的发展。
元代的南方刻书业当以浙江的杭州和福建的建宁为发达，当时如《文献考通》，宋、辽、金时期三部史书，西夏文的《大藏经》等，都在杭州刻印。这时期还出现了朱墨套印的雕版图书。
元代的经书、子书如《周礼》、《札记》、《乐书》、《论语》、《孝经》、《荀子》、《道德经》、《南华经》等，或以宋代版重印，或重行刊印，在当时相当可观。有一本《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为上图下文式插图本。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有的刊本已流传日本。其结尾题有“时至大改元梦春既望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崖北庭成斋自叙”，这题记非常重要。一是说明该书刊于至大元年，即1308年；二是说明刻书主人为维吾尔族人贯云石；三是说明该书刊于湖广的永州。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18章15页，插图也是15幅，内容全部讲解行孝之事，说庶民百姓要有孝德，天子要行孝治。绘工精致，线条却有拙味，图意与文相合，虽然是元刻但绘的全是汉人服饰。
《事林广记》刊于1340年，共10集，陈元靓撰，为福建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原题《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事林广记》内容丰富，其中有《耕获图》，写农夫耕种，妇女携孩子送茶水。又如《武艺图》绘卖艺者的精彩表演。还有一幅《双陆图》，画两个官人正举双陆之戏，旁有侍者两人，画中堂后有一黑犬翘尾出来，增添了画面活跃的气氛。
元代英宗年间刊印建安虞氏“全相平话五种”。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讲史道古的话本。这五种平话是：《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和《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刻工可知的有吴俊甫、黄叔安等。
这套平话上图下文，一面之中，文近三分之二，图占三分之一稍多，图中有小标题，图中人物多注出名字。这是一种大众化的普及本，我国后来的“小人书”即有源于此种方式者。
这套平话，由于插图多，可谓是一种插图集，5种平话计228幅图，绘的场面较大，能突出主要人物。情节概括，清清楚楚，而且偏重于“说明性”。
如《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赤壁之战”，这幅插图，对页展示，做横条幅，分三段。前段是孔明借东风，手持宝剑。为了说明风至，不仅人物衣带飘举，两棵大树，树叶都“呼呼”向西；中间一段黄盖带兵在船上进行火攻，风大，火势猛，吹向西边；最后一段是画曹操，因为不堪被火所烧，狼狈逃窜。三段三个主要人物，如孔明、黄盖、曹操都一一注出，令人一目了然。
又如《乐毅图齐七国春秋》，绘孙子说乐毅，画中两人正在对话，二且表情也是一目了然。这样的图式，与文字统一、相配、整齐、明了，这些特点，正给后来的版画插图以很大的影响。有人称之为“我国古本讲史小说的鼻祖”。
元代佛教依然兴盛。当时是儒释道三教并存，而且还信奉基督教。这一时期所刻的杭州雕版《普宁藏》，还有《河西字大藏》和《梁皇宝忏》等都相当工整，而1340年所刻的无闻和尚的《金刚经注》，居然有了朱墨的套印。它们无论从雕版印刷技术还是从插图绘制的要求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拓展阅读
小人书又称“连环画”、“连环图画”、“连环图”、“小书”等。广义的小人书可以拓展到卷轴、壁画，以及建筑中的木雕和砖刻等。小人书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这一形式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通俗读物。
我国的小人书可以追溯至汉代的画像石，北魏时期的敦煌壁画等。至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连环画的形式由画像石、壁画向写本、图书转移。有插图的书本大量出现，插图的内容生动地表现了书本的精彩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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