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局中的收官者
创业，有时候是白手起家，有时候则在于对周围资源的整合。明太祖朱元璋的创业过程，就是成功地整合各种资源、壮大自己并消灭其他竞争者的过程。
一穷二白的创业史
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谁比朱元璋出身更加低微、身世更加凄惨的。
元朝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嘉山明祖陵县治明光镇北赵府村）一座破旧的二郎庙中。他的父母是佃农。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取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母、大哥、大哥的儿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
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日子实在没有办法过下去了，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二哥只好出外逃荒。朱元璋因为年纪小，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
因为寺中也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
朱元璋的悲苦经历在当时社会中有相当的典型性，元朝末年，政治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正所谓“官逼民反”，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纷纷拿起武器起来斗争，终于在1351年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大起义。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之所以称为红巾军，是因为起义者头裹红巾。当时红巾军主要有刘福通、芝麻李、徐寿辉等数支队伍，各自为战。
朱元璋不久就投身到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起义浪潮中。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朱元璋云游回到家乡，同乡汤和从濠州起义军中发来相邀信，朱元璋就投奔濠州红巾军郭子兴的队伍。
他胆大机敏，作战勇敢，在红巾军中很快就崭露头角，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不久，又成为郭子兴的亲信。郭子兴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使他在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从一名贫苦的放牛娃、游方和尚变成起义军的将领，这是朱元璋一生中第一次对资源的整合。当然，他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以及他与起义军统帅郭子兴的翁婿关系。
朱元璋很快就表现出与其他将领的不同之处。他的谋划能力十分强，他率领的军队不但战斗力强，而且纪律严明，抢劫妇女、钱财及烧毁民房者杀无赦。凭着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朱元璋以战功先任镇抚，后升总管之职，成为濠州红巾军中统兵一方的大将。
1355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领袖。朱元璋带领郭氏旧部，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加入了群雄争霸的战团。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听从谋士的意见，攻下南京（元代称集庆），作为稳固的根据地。他踌躇满志地对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当天，他就改集庆为应天府。
这时的朱元璋，局面小，兵力弱，四面受敌，形势不利。当时反元起义的整体形势也十分严峻。张士诚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发展势力；在以“布袋和尚”著称的彭莹玉战死后，徐寿辉、陈友谅先后控制了这支队伍；刘福通于前一年迎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立龙凤政权，尊韩林儿为小明王；方国珍割据温州、台州等处。元朝的势力仍然强大，在起义军的四周都布有重兵。
朱元璋此时进行了人生的第二次资源整合。他以南京为基地，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要做一统天下的英雄。目标确立之后，他就把当时存在的所有军事、政治力量当成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
从乱局中寻生机
如何在元朝未灭、群雄并起的时候保存实力、扩大战果？
这是与朱元璋同时代的人都必须考虑的问题，然而，他们的回答显然都没有朱元璋那样完美。朱元璋选择的办法，就是把他周围的资源整合起来，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友，都可以利用，换言之，一切与他并存的势力，都可以当做他的挡箭牌，也都可以当做他的桥头堡，只要有利于他壮大自己，他可以想尽办法。
他利用元朝军队主力和小明王作战的机会，向南面和东南的元军主力进攻，取得胜利。在他率军打下徽州时，采纳了老儒朱升的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命令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兵强粮足。于是朱元璋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丝绸的浙江一带，先后占领诸暨、处州。孤立的元军据点也陆续被消灭。
朱元璋的根据地稳固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图发展、扩大势力了。
当时，他的周围有韩林儿、陈友谅和张士诚政权，冷静分析时局后，他制定出积极的对策：先攻陈友谅，再灭张士诚。
陈友谅本来是个渔家子弟，身高体壮，练就一身好武艺，又略通文墨，曾在县衙做贴书。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投奔了徐寿辉后来取代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陈友谅自恃兵多将广，直扑南京而来。大敌当前，有人建议出降，有人提议奔踞钟山，朱元璋怒斥“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军心始安。同时，他派胡大海骚扰陈友谅的后方，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旧识的关系诈降，诱敌深入。陈友谅果然上当，中了朱元璋的埋伏，大败而归，朱元璋乘势夺得了江西的一些地方。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双方于鄱阳湖决战。战斗十分激烈，长达36天，陈友谅中流矢而亡。朱元璋虽然损失惨重，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百官司署，李善长、徐达为左右相国。
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张士诚控制着南达绍兴、北抵徐州、西距濠州、颍州等地，这也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只是他庸碌无为，没有更大的野心。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激战鄱阳湖，张士诚竟然无动于衷，坐视朱元璋不断壮大，可见朱元璋当年以陈友谅为劲敌而后攻张士诚的决策是正确的。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和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两次派徐达进攻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六月，张士诚被擒，后于南京自缢身亡。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部将朱亮祖攻取台州、温州。十一月，部将汤和下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中，不久为廖永忠所败。方国珍走投无路之际投降。次年正月，汤和与廖永忠擒获陈友定，平定福建。同年，廖永忠、朱亮祖、杨璟等人攻取广东、广西。在平定东南之时，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命将北征蒙古，山东、河南随即而下，冯胜也攻克了潼关。
事态的发展就如同朱元璋最初制订的计划一样，而且他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稳健，逐渐消灭了周围的割据势力。如果说元朝末年的局势是一盘棋局的话，朱元璋就是这盘棋中当之无愧的大国手。
在轰轰烈烈的北伐中，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连年的战乱，终于在此刻尘埃落定，历史的聚光灯，照在了朱元璋这个贫苦的放牛娃身上。
用国号博取同情分
为什么朱元璋建立的王朝要叫“明”？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名字？最深入人心的说法是，朱元璋出身明教，因而会如此为国家命名。那么，他为什么非要用明教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国家命名呢？
当然不是为了纪念。实际上，这正是朱元璋的高明之处。他用“明”这个国号，赚取了很多的同情分，安抚和争取了明教中人。
明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延载元年（694年）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明暗两种力量，为明暗二宗，明是光明，代表善和理；暗是黑暗，代表恶和欲。明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为三际。在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明暗相互对立；中际阶段，暗占据优势地位，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将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各归本位。
明教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明教主张迎接明王出世，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困农民间进行传教，准备武装起义。当时彭莹玉在淮西传教，宣扬明王就要降世，要信徒做好准备。在至元四年（1338年），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县）率众五千余人起事，虽遭镇压失败，但此后各地起义不断，而彭莹玉也在坚持斗争。
河北韩山童也是重要的秘密宗教领袖，广招信徒，酝酿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韩山童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石人挖出后，人心不稳。韩山童认为时机成熟，联系刘福通等人准备起事，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事情泄露，韩山童被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脱。刘福通力战突围，后攻取颍州等地。各地闻风而动，接连起义，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
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所在的郭子兴部，在郭子兴死后其子郭天叙受刘福通节制，所以朱元璋其实是小明王的部将。后来朱元璋势力强大，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途中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据说这是刘基（刘伯温）的主意。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另外，明字代表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吉祥的词汇，代表了明朝的神圣。
果然，朱元璋确立“明”这个国号，没有引起明教教徒们的反对，这就让他节省了很多应付内乱的时间和精力。随后，朱元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洪武元年五月，他视察开封，部署北伐的进一步军事行动。
这一次，他采取了“先取山东，次河南、河北，扼守潼关，直取大都”的稳妥策略，派徐达、常遇春出征。徐达势如破竹，八月占领元朝国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遁，元朝的统治结束，历史进入了朱元璋的大明时代。随即徐达平定山西，次年收复陕西。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南北夹击四川的夏政权明玉珍，于七月平定四川。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征云南，云南平定后，朱元璋留沐英世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洪武二十年（1387年），他派傅友德、蓝玉击败纳哈出，逐步统一了东北。至此，朱元璋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成败背后的思考
从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到他在南京称帝，用了17年的时间。在当时所处的年代，群雄竞起，逐鹿中原，先后出现了天完、龙凤、大周、大汉、夏、吴等诸多政权，然而却是后起的朱元璋完成了一统帝业。是什么因素让朱元璋笑到了最后，实现了巨大飞跃？
首先，这要归功于朱元璋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坚毅果决的性格魅力。幼年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坚强刚毅的性格，云游僧的经历开拓了他的眼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他投奔郭子兴没有多久，因为英勇机敏，被郭子兴赏识，由此在义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当彭大、赵君用失利逃到濠州，郭子兴被赵君用囚禁时，郭子兴的部将、甚至儿子都躲匿起来，没有人敢去营救。正是朱元璋从前线赶回，利用彭大和赵君用之间的矛盾，夜访彭大，陈说利害，劝说彭大出兵，才将郭子兴解救出来。当时，他参军刚刚六个月。
这种临危不乱、果敢机智的素质，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也是他终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后来，朱元璋势力的不断壮大引起了郭子兴的猜忌，逐渐被排挤，有时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他在忍耐中等待机会。不久，在外敌的压迫下，郭子兴不得不请朱元璋帮助他谋划统筹。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掌握了这支队伍。短短三年间，朱元璋就从普通一兵摇身一变成为拥兵10万的大元帅。
朱元璋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虚心好学，喜欢结纳儒士。他先后网罗了冯胜、陶安、刘基、朱升等一大批儒雅之士，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通过与儒士的交往讨论，朱元璋的个人素质得到了提升，眼界更加开阔，对他最终夺得江山有很大的帮助。
朱元璋勤奋好学，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记读书。这个习惯在立国后也没有改变。他在奉天门建文渊阁，收藏经史子集，设置若干名大学士，自己经常抽空去那里读书，甚至忘记了疲惫。
他特别喜欢读史书，尤其留意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常引以为戒。经过多年的自学，朱元璋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其次，朱元璋善于网罗人才，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为他夺得江山立下赫赫功勋。李善长、徐达、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等都是他的同乡，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
朱元璋注重“文武相资”，认为开创帝业好似构筑大厦，武臣似“斧斤”，剪伐砍削；文臣如“黝垩”，藻绘粉饰，二者偏废则难以有成。因此，他很重视招揽儒士，听取他们的建议。正是在陶安、冯胜的建议下，朱元璋攻取南京，东征西讨，成就帝王之业。攻取徽州后，他亲自拜访朱升，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坚决加以执行，因此能够韬光养晦，保全实力，逐步发展壮大。
还有，朱元璋的夫人马氏，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脚马皇后，是他完成帝业的坚强后盾和贤内助。马皇后是郭子兴的义女，郭子兴将她许配给了朱元璋。后来郭子兴听信谗言，猜忌朱元璋，将他关押起来。朱元璋时常挨饿，马氏曾偷偷将滚热的烧饼藏在衣服内给他送去，结果烫伤了皮肉，可谓是患难夫妻见真情。
连年激战之时，马氏带领将士的妻子制军鞋战袍，鼓舞士气。当陈友谅率军猛扑而来时，她又将后宫的财物捐献出来，奖赏前方将士。朱元璋后来杀戮渐重，无人敢劝，马皇后时而劝谏，因此很多人得以保全。
独裁者的苦衷
朱元璋是一个独裁者，而且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这一点是世人所公认的。他为何一再采取残暴的、过火的甚至是灭绝人性的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图？
独裁者也有苦衷，虽然这并不能成为他们滥杀和独断的理由。
为治国而残暴
从一个社会最低层的放牛娃、僧人，经过十六年的征战拼杀，一举迈上了皇帝的宝座，其间的跨度之大可想而知。但纵观其一生，早年在乡村的那段经历带给他难以磨灭的印记，即使贵为天子也不失农民本色。
休养生息是一个受到重创的国家必须经历的，朱元璋作为一个贫民出身的帝王，这方面的体会更深一层。针对元末大乱之后大片土地荒芜的现状，他承认战乱期间开垦的无主土地由耕者所有。新开垦的土地，有些地方可以免除赋税三年。
他还实行迁移人口的措施，将人口密集地区的无地贫民迁移到有大量抛荒无主土地的地方，后来还将东南富户迁移到南京和临濠，既充实了首都，便于控制，又拔除了他们在原来地方剥削劳动者的基础。同时将在战争中沦为奴婢者释放为自由民，将各级官员拥有的奴婢数缩减到很小的数目，使元朝以来盛行的储奴制度大为衰落，又增加了社会小生产者的数目。
如果说，农民皇帝朱元璋对社会底层的农民还有些许温情的话，那么对于士绅和官吏两个阶层来说，只剩下敌视和严酷了。这种农民起义军的一贯作风，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也没有大的改变，似乎对那些豪门富户、贪官污吏有着天生的反感和无情，只一句话：“拉出去砍了！”在朱元璋当政期间，先后六次进行大清洗，约有10万至15万名官吏与富户被屠杀。
朱元璋确实殚精竭虑，衣食起居也十分节俭，可崛起的新官僚巧取豪夺、恃权自专，严重伤害了农民利益。朱元璋为此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说改革官制、建都察院、实行特务统治、加强舆论控制，等等。但这些措施的火候不好掌握，很有可能误伤了好人。
朱元璋为了治国，为了保护农民而进行的残暴统治，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空印案”和“郭桓案”。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偶然发现地方官普遍在使用空印文书，认为一定有舞弊，大发雷霆，引发了空印案。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不能有一丝一厘的差异，而且，这项统计要层层上报，在户部审核通过才算完事。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加盖原衙门官印后，方为合法。
当时，各布政使司距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古代交通不便，一来一往，为了盖个府印，就要花上一年半载了。所以为了避免麻烦，上京的专员都带着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一但被户部驳回，就可重新填写。这些空印文书，都是骑缝印（即只有半边印），不能做别的用途。全国各机关都明白这个道理，户部也默认了，对此从不干预，习以为常。
洪武八年（1375年），朝廷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以为其中有诈，认定系地方官吏借此舞弊贪污，下令严办，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
当时，朝廷上竟无一人敢说明真相，只有一位士人叫郑士利的上疏直言，力辩其诬。他说：“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言。”朱元璋读了大怒，把郑士利抓来追查幕后黑手。这位士人笑着说：“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于是，他也成为朱元璋怀疑的对象，被处死了。
为什么朱元璋对官场上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此震怒？因为他亲身经历过元末那个时代，当时吏治相当腐败，很多不良的习气也带到了明初。朱元璋有感于此，打算彻底整顿官员的作风。他觉得，如果放任这种官员不遵守规章制度而讨巧的事情，那以后会出现更多更大的问题，因而对这个案子格外重视，处理方法也相当残酷。
如果说空印案对官僚系统是一个震动的话，那么九年后的郭桓案，可以说则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大震撼。
郭桓是当时的户部侍郎，朱元璋怀疑他与北平二司的官吏们互相勾结舞弊，便进行审问，最后把郭桓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所有官吏一律处死，并且还追赃700万，追到各省的官吏，又杀了数万人。
郭桓到底犯了什么大罪，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呢？在朱元璋的《大诰》中，总结出了郭桓的几大罪状：
第一项，朱元璋曾下令：太平、镇江、广德有几个府减免官田钱粮一半，但是这些地方没有一粒米收到国库里，都被郭桓私分了。
第二项，郭桓收了浙西的秋粮，应该是450万担。实际上只交上去60万担，还交了一些钞，两者相加才合粮食200多万担，其他的200多万担又被郭桓私分了。
第三项，郭桓等在征收赋税时，一石粮折钞两贯，但两贯钱以外，又跟老百姓要了水脚钱100文，是用船运输的费用；车脚钱300文，是用车运输的费用；口食钱100文，是人马所要吃的粮食的钱；库子钱100文，是给掌管仓库的人的钱；蒲篓钱100文，是粮食打包需要的钱；竹篓钱100文，是用来装粮食的筐的钱；还要交沿江的神佛钱100文，是拜佛保佑运输粮食的船平安抵达所需要的钱。这些巧立名目的费用，全部进入郭桓等人的腰包。
第四项，当时官府养马，草料要从民间征收，谁给郭桓贿赂了，草就可以免征，他把这些负担分摊到其他没有给他贿赂的地区。还有在粮食里掺水以增加重量，最后造成仓库的粮食大批腐烂。
这起案子引发了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运动，牵连甚广，“天下中产以上人家破产大半”。
朱元璋想要用恐怖的手段，达到清明的吏治。他的做法，虽然震慑了官场，但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就是让他的继承者东施效颦，用同样残酷的手法虐待官员，让政坛充满恐怖气氛。
荒唐的独裁治国术
如果说整顿吏治、打击贪污还算是朱元璋为了治国而进行的努力，那么，他推行的一些为了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的手段，则不免显得草率，甚至荒唐了。
他在《大诰》中说：“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
这番言论，明显违反了《大明会典》第一一三条的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这里所谓的“引”，乃是指地方官府发给的路引，也就是通行证。朱元璋曾规定，地方军民无路引不得出境百里之外，而他的《大诰》，等于在国法上开了个口子。
他觉得光靠自己、靠政府监察系统，还抓不完、杀不光贪官污吏，就要求老百姓帮他扭送京师。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对自己的官僚机器如此不满意，必欲杀灭而后快，朱元璋大概是千古第一人。
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者四万人，后两案合计被诛杀七八万人。所杀者从开国元勋到一般行政官吏，包括普通富户或者读书人，几乎摧毁了明朝赖以运行的整个官僚系统。他在位时期，人们都十分害怕做官。
郭桓案后，被迫从国子监生中破格提拔千人之多，因为那场大案牵连的人员太多，造成很多国家机构空置，没有合适的人来填补空白。官僚体系如此，民间亦如此。朱元璋当政30多年，几乎把浙江的故家世族扫荡殆尽，其他地方大略相类。
中国古代皇权和相权的斗争，到朱元璋一朝画上句号。随着胡惟庸“谋逆”被诛、牵连数万众，太祖顺理成章地废除中书省，宰相的名号就此断绝，而皇帝直辖六部。
他本能地仇恨任何官吏，官越大恨越大。明朝初期的宰相，李善长、汪广洋、杨宪、胡惟庸，每一个都不得善终。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第一，不论何时何地，他总要抱着一种二元的眼光去看问题。在他的眼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替己方把一切敌人都消灭光。第二，你不消灭别人，别人就要来消灭你，因此就是生命不息杀戮不止。
如果把这种心理带入现实政治当中，特别是带入政治生活的最高层，那就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了。
高层政治家，特别是专制时代的皇帝，如果出身太低，恐怕不是国民的福分。这样的人，固然能使大多数平民感到亲近，但自己本身的心理阴暗面太多，特别是早年的种种人生经验，可能造成执政上的偏执，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灾祸。
从“空印案”的处理上，就能看出朱元璋的草率和简单化思路。他以为从“空印”的事情上发现了全国性的舞弊，于是一路追查下去，全国的地方计吏都几乎杀光，杀得整个行政系统几乎崩溃，只好提拔国子监的学生充数，官僚体系因此更加效率低下。
草根的出身，使得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产生较大误解。他认识不到知识分子是自己统治的同盟军，应该给予礼遇和尊崇，反倒相当程度上把“士”跟“吏”混为一谈，动辄打屁股或者当廷“掼死”。
廷杖固然不是朱元璋的发明，但他却把这种刑罚发挥到极点，以至于后来士大夫人格扭曲到以遭受廷杖为荣——这意味着你具有了挨打的资格。知识分子被抽掉了精神的脊梁骨，整个社会进一步“扁平化”，一盘散沙；政府如聚沙造塔，随时都会崩溃。这个教训，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和吸取。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或者突发灾难的时候，弱点就会完全显露出来。
从冤狱到屠杀
针对可能威胁其皇位的开国功臣们，从“胡惟庸奸党案”到“蓝玉奸党案”，政治谋杀持续十多年，被卷进杀死的各色官吏约5万人。到朱元璋死时，所封的9个公爵、54个侯爵除了没威胁的两三个，全部消灭了。
据说，大屠杀的目的是确保后世子孙能坐稳江山。但是，朱元璋为什么要采取冤狱和屠杀的方式来巩固统治，而不是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和平过渡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考虑到朱元璋个人经历中的两种思维：
第一，在元末大乱时期，他备尝世态炎凉，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一起打天下的兄弟难道就不会起来造反吗？
第二，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涯，让他形成了惯性思维，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
而且，朱元璋也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杀人。他曾经就赵匡胤的政治策略进行过深刻反思。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每一个案件，都是他深思熟虑出来的结果。
在对待功臣方面，朱元璋握紧一个“严”字。建国初期，朱元璋主要是惩戒部分不法功臣，以此形成威慑作用，但到了他执政后期，特别是1390年之后，“惩戒”便变成畜意的杀戮。在两大谋反案件（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中，被牵连而死的人都数以万计，加上其他的诛杀，开国功臣中能够全身而退的只剩下个别的。
甩掉丞相搞独裁
丞相作为帝王之辅佐，由来久远，基本上可以说，中国自有帝王始，就有辅佐朝政，处理实际事务，掌握次高权力的丞相这一可称“天下第二人”的职务。到了明初，宰相制最终终结于朱元璋。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是在他建国为帝后，为了巩固帝权，经过多年的思虑和谋划才决定的。
最初，他对设立宰相辅佐国政的制度，也是一如前代，并无疑虑。早在他还是称为吴国的时候，便已经设立了丞相的职位。从吴至明，丞相共有左、右二员。那时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长，位居右丞相的是徐达，丞相任所称中书省。
明朝出任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时间只有十三年。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因“胡党案”撤销中书省，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以后，权力由六部分摊，军队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一切权力由皇帝直接掌握。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
首先要说的应是李善长。在朱元璋为郭子兴的部将时便与朱在军中共事，那时朱元璋才27岁，而李善长则已41岁，但他们相交极厚，彼此非常相得。
李善长其人，史称“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从指挥作战和组织供应，他都兼管。建国之初，一切有关政治、经济等项的法规和制度，也都是由李参与制定，或者由其牵头的，所以被封为开国六国公之首。
然而，建国之后，朱李开始逐步相离了。当时中书省掌管全国军、政大权，对一切庶务都有专决的权力。李善长自作主张的行为并未有所收敛。而对皇帝朱元璋来说，这样的做法简直忍无可忍。他对李的不满，便是由此开始，只不过隐忍不发而已。
到洪武四年（1371年），机会恰好到来。李善长因患病在家，多日未能前往中书省治事，自觉心有未安，便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一则是略示未能任事心有末安；二则也是借此以为试，看看皇帝对他究竟如何看待，这是历代大臣所惯用的一招。
朱元璋得奏之后，并没有如他想的那样下旨慰留，而是顺其所谓，立即钦批准其致仕。当然，朱元璋心里还是有一些歉意的，所以对李善长的家人也特加恩礼，到洪武九年（1376年）更将自己幼女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的长子李棋为妻。
当时徐达北伐未归，中书省无人，朱元璋就提拔了追随他多年的旧人汪广洋。汪为人谨慎小心，廉明持重，与李的专断截然不同，可以令朱元璋放心。但汪却没有丞相之才，事事请示，又令他日渐失望。所以李善长将胡惟庸荐入了中书省，汪则依照酒例升为左丞相。
胡惟庸是淮西定远人，是朱元璋的故旧。他很早便以精明干练受知于李善长，曾多次受其推荐和提拔，后来更成了亲戚。胡惟庸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胡惟庸于洪武三年（1370年）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后在七年内连升三级，即中书左丞、右丞相、左丞相。到洪武十年（1377年），他已经变成了皇帝之下第一人，位极人臣了。胡得李的指点和旧部配合，使汪更加相形见绌，终被朱元璋贬到广东。
朱元璋对胡惟庸虽基本满意，但并不放心，始终暗地里察访着胡的言行。而胡在挤走汪之后，也不由得无所顾忌，趾高气扬起来了。当了左丞相的胡惟庸，不知自重，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这就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这并未瞒住朱元璋。于是洪武十年（1377年）又将汪广洋再次调回中书省，以钳制胡惟庸。不过这一招失败了，汪本庸才，重任后更是小心翼翼，不敢得罪胡惟庸，反使胡更加恣纵起来了。后来刘基（伯温）暴卒，出现了一些不利胡惟庸的说法，朱元璋本想借此利用汪广洋整倒胡惟庸，而汪却回护胡惟庸。朱元璋一怒之下将其再次贬谪，后余怒未息，又下诏遣专使赐死汪于途中。
处置了汪广洋，给胡惟庸的震动很大，他本就有很多隐瞒了朱元璋的独断行为，又有贪欲敛财的经济问题，所以也联络亲信，开始有所动作了。同时朱元璋已经怀疑他有异心，当有人上告胡的结党谋反之后，立即就予以审究。洪武十二年（1379年），即胡惟庸当上左丞相仅2年时，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发动了大清洗。
他借故逮捕了胡惟庸及一批官员，第二年朱元璋就处死了胡惟庸，连同被处死的还有一大批官员。
朱元璋把胡惟庸案当做一个捕人的巨网，并不收绳。在以后的10余年内，他随心所欲地陆续往里装人。他明知胡惟庸案根本构不成死罪，必须罗织更多的罪名把此案定成铁案，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可以做到心想事成，果然，又给胡惟庸添上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通虏的罪名，说他勾结明朝的死敌蒙古和日本，就是里通外国。
从大臣们揭发的材料看，胡惟庸的种种罪状，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胡惟庸案处置的当年，朱元璋借机裁撤了中书省，收回了丞相权。但是，胡惟庸案并没有完结。此案一直迁延了10余年。
这个案子一直牵连到告老还乡的第一任左丞相李善长。他被家中恶奴告发，说他和胡惟庸在一起谈话，只见胡惟庸说话，李善长点头。于是，被朱元璋赞为萧何的77岁的李善长被赐死。一族男女老少70余口，满门抄斩。胡惟庸案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算告一段落，10余年间共杀了大约3万多人。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立下遗嘱说：“朕罢公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就中国历史来说，胡惟庸是最后一个丞相。
明以来，君权越发增重，君主专政至此发展到了顶端。在明代十六帝中，正因为缺乏督促和助力，在朱元璋、朱棣父子以后的明代皇帝没有几个在国事上可以称许的，大多是碌碌无为之辈，或坐视国事日非而治理乏术，或醉心享乐而毫无居安思危意识，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于亡。这又是一心增重帝权，使其后人可以稳坐江山的朱元璋所始料不及的。
近乎儿戏的虐杀
在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开国皇帝像朱元璋这样以滥杀无辜而知名，而他的刀刃所对准的，往往是那些曾经为他奋勇杀敌、出谋划策的功臣。
朱元璋时代，有一位始终小心低调的丞相徐达。按野史说法，徐达亦非善终，乃是被朱元璋以一只蒸鹅赐死。根据这种说法，徐达原本生了病，背后发了一颗毒疮。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应该禁止吃能够促进毒疮继续发起来的食物，比如狗肉、海鲜、羊肉、鹅肉等。但是，偏偏朱元璋得到消息之后，就赐给徐达一只蒸鹅，意思很明显，这是要徐达的命。
徐达面对着皇帝赐给他的蒸鹅，据说是泪流满面。不过徐达深知朱元璋的脾气，如果他不吃这只鹅，恐怕他的全家老小都会成为朱元璋屠刀下的冤魂。
徐达最后是否吃了这只鹅，没有明确的记载，史书上只是说，当天晚上，徐达就去世了。他是用蒸鹅来结束自己的一生，还是采取其他的自裁方式，在朱元璋看来，已经不重要了。朱元璋所要的，就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功臣统统死掉，对他的子孙统治没有威胁。
朱元璋对待官员极其严酷，大臣上朝的时候惹他发了火，就在朝廷上被按在地上打板子，叫做“廷杖”，有的甚至当场就被打死。这种做法弄得大臣们各个提心吊胆，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地向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平安无事，回到家里，亲人就高高兴兴地庆幸他又活了一天。
大学士宋濂，是明朝开国初期跟刘基一起受朱元璋重用过的，后来，又当过太子的老师。宋濂为人谨慎小心，但是朱元璋对他也并不放心。有一次，宋濂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喝酒。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喝过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备了哪些菜。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你没欺骗我！”原来，那天宋濂家请客的时候，朱元璋已暗暗派人去监视了。
后来，朱元璋在朝廷上称赞宋濂说：“宋濂伺候我19年，从没说过一句谎言，也没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啊！”宋濂68岁那年告老回乡，朱元璋还送他一匹锦缎，说：“留着它，再过32年，做件百岁衣吧！”
胡惟庸案件发生后，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揭发是胡党，于是株连到宋濂。朱元璋派锦衣卫把宋濂从金华老家抓到京城，要把他处死。这件事让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劝朱元璋说：“老百姓家为孩子请个老师，尚且恭恭敬敬，好来好去，何况是皇帝家的老师呢。再说，宋先生一向住在乡下，他孙子的事他怎么会知道？”
朱元璋正在火头上，不肯饶恕宋濂。当天，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她呆呆地坐在桌边，不沾酒，也不吃菜。朱元璋感到奇怪，问她是不是身子不舒服。马皇后难过地说：“宋先生犯了死罪，我心里十分难受，在为宋先生祈福呢。”
马皇后是跟朱元璋年轻时候共患难过的夫妻，朱元璋平时对她比较尊重，听她这么一说，也有点儿感动，才下令赦免宋濂死罪，改罚充军茂州（今四川茂县）。70多岁的宋濂，禁不起这场惊吓，再加上路上劳累，没到茂州就死了。
太子朱标眼见父皇大杀功臣，心实不忍，曾几次进谏相阻，都被拒绝。朱元璋为了让儿子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便在一天带太子到朝外出游的路上，将一根尽是棘刺的木杖扔在路旁，转身对太子朱标道：“你把那根刺杖给我拿过来！”太子不知其意，上前一看，木杖上全是刺，不知从何拿起，面露难色。朱元璋见后，遂令随从上前把木杖上的刺全部去掉，使其变成一根很光滑的木杖，又令太子朱标去拿。这次，朱标上前很容易地拿了起来递给父皇。
朱元璋问太子道：“你知道现在这根木杖为什么好拿了吗？”太子道：“因为木杖上的刺都去掉了。”朱元璋听后，微微带笑又语重心长地对太子道：“木杖有刺，你不好去拿。今天的一些功臣，他们自恃有功，日益变得骄横，将来你同样不好控制他们；如今，我把他们一个个杀掉，就是为你刨去那些刺，使你将来稳操权杖。”
协同帝王出生入死，建立基业的那些有功之臣，无疑是开国之君的重要手杖。一旦江山已稳，天下太平，这些手杖变成了手杖上的刺了，很是扎手，所以除去这些刺，在君王看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左右权衡，最后选定了16岁的皇太孙朱允炆为接班人。朱元璋担心皇太孙势孤力单，便下定决心再进行一次大清洗。他要把功臣宿将收拾殆尽。
胡惟庸案朱元璋废丞相、废中书省，加强了君主集权。此后三年，锦衣卫又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深得朱元璋的宠爱，封为凉国公。但他居功自傲，骄横跋扈。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并仗势侵占民田。北征时，私占珍宝驼马无数。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官吏没有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的不满，朱元璋总想找个机会整治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行为毫不检点。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得意洋洋，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友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这番举动更是令朱元璋不快。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皇帝的车驾）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
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时常由着性子，管不住嘴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告发蓝玉谋反，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便不问青红皂白捉拿蓝玉亲自审问，再由刑部制造谋反卷宗，以假当真，全部杀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音信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谄、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批准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打稻谷，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到家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谁知立即被锦衣卫探知并告密，也难逃被杀的结局。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除花云等少数将领战死沙场，汤和主动交出兵权，请求归乡养老之外，其他都被毒，被杀而亡。
吴晗评他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这个评语，用在这位以恐怖统治而慑服群臣的明太祖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二次创业：不得不走的新路
明代建立的历史背景，是非常特殊的。一方面是改朝换代的军事斗争，另一方面是汉族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此外，还有从农民起义到群雄争霸的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太祖朱元璋是最后的胜利者，他推翻了元朝统治，消灭了其他的政治势力，建立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政权。
但是，这三重背景并没有随着明朝的建立而结束，而是在明初的很长时间内持续存在，成为明太祖的继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明太祖的孙子建文帝缺乏政治经验，身边的大臣也缺少核心将领，很难应对这些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权力欲与国家的危机感使朱棣铤而走险，夺取政权，成为后代毁誉参半的封建帝王。
异想天开的建文皇帝
朱元璋在诸位文臣武将支持下，于元末诸路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洪武三年（1370年），大功告成之际，朱元璋论功行赏，分封诸将谋臣。然而，不过二十年间，朱元璋屡行大狱，诛戮功臣，从前为他血战沙场的武臣谋士不仅自身难保，三宗九族也在阴险毒辣的朱元璋诏示下被杀个精光。这位开国皇帝不过是想让其子孙后代安稳坐江山，一世、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斩除任何威胁到朱家帝系的微小可能因素。
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广封朱氏宗室，还璋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当时，他有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在对各级官吏抠门紧缩要求“廉洁奉公”的同时，朱元璋对姓朱的皇族肆其所欲。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等应有尽有，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在群臣推拥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备位东宫。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老皇帝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的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入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叔，“以诸王皆尊属也”。
皇太子朱标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时，由于其本性仁厚，救回不少人命，当时还惹得刻薄寡恩的朱元璋很不高兴。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辅佐老皇帝处理朝务，也“复佐以宽大”。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皇帝位，是为建文帝，诏改第二年为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视其为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朝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就很忧虑。
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卿黄子澄：“我的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黄子澄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当时的皇太孙听。朱允炆听后心中暗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吾获是谋无忧矣”！
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南京建都，地距边塞六七千里远。故元的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捕杀吏民，抢夺财物，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明初皆以皇子坐镇。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精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威权。朱元璋为人做事雷厉风行，杀人从未手软。但对中国历史的流脉，他根本不如那些读过书的帝王们理解得深透，他更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亲儿子会带兵干掉亲孙子，直接威胁着他绞尽脑汁在众多人头堆上建立的大明朝。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唯护卫官军听王。”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
诸王见到旨意，十分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诸位“孝子”进京哭临。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又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有流言闻于朝”。
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召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黄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厉兵，很难一下子搞定，“宜先取周，剪去燕王手足，再图燕不迟”。建文帝年轻，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促间就议定大事。
建文帝即位当年七月，他下令曹国公李景隆调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干人等，俘送南京，下旨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十二月，建文帝又把代王徙至蜀地，把这位被人告发“贪虐残暴”罪名的王叔交予蜀王看管。由于事出突然，周王、代王措手不及，果真没费什么力气就被一窝端掉。但是，两个王爷的“罪状不明”，确实也令不少人心中疑惑。
当时各位朝臣附和新帝之意，纷纷上疏削藩，倒是一位退休的都督府断事高巍上疏劝谏，有理有节，他认为，应该“西北诸王子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分封于西北，小共地，大其城，以分其地。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
这一方法非常得当，把诸王的藩地交叉分封给已婚的王子们，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互相维护，互相监视，不仅推恩及广，又不会因强行削藩而伤感情，诸侯势弱，自然天子势强。“上嘉之，然不能用”。估计是当时齐泰、黄子澄正受宠任之际，建文帝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想一举削夺诸位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1399年）五月，岷王因“不法事”被废为庶人。不久，湘王朱柏因私印钞票、擅自杀人，受到朝廷“切责”。朝廷还派使臣至其封地，勒令其入京接受审查。湘王对左右说：“我听说前代大臣下狱前，多引决自杀。孤家是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于狱吏而求活呢！”他聚集诸子、嫔妃，紧闭宫门，阖宫自焚而死。
一不做，二不休。建文帝及朝臣又诏齐王朱赙进京，废为庶人，关进大狱。接着下诏把代王朱桂也在大同软禁，废为庶人。数月之间，针对诸藩王的大狱事件一起紧接一起，天下震动，恰恰也给了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以起兵口实。
夹缝中自保的燕王
“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开头不拿最强的燕王开刀，这才是建文帝及其诸臣最大的失策。
清初史家谷应泰对于建文削藩之事的看法是，明太祖在世时，就应该下令诸藩遣子入侍于京师，并在禁宫内院建“百孙院”，择以淳儒良师予以教化，既留了“人质”，又传习了藩臣之礼；同时，再派勇臣猛将镇守四方关键之地，坚壁高垒，严防诸藩异动。诸王子弟成年，马上下恩诏裂土分封，使各个小国林立，都没有能力萌发造反不臣之心。
实际上，以朱元璋的残暴，在他面前怎么会有人敢提出诸如建“百孙院”的建议呢？即使有人敢于上疏，他也定会追根溯源，追问臣下“所安何心”。
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薨，朱棣已动窥位之心。在诸王封国时，僧道衍（姚广孝）就去求见燕王朱棣，说“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白”加“王”上为“皇”，与其说这和尚有识皇之眼，不如说朱棣早有不臣之心。
建文帝即位，周王首先被逮，素来就心怀异图的朱棣抓紧时间招兵买马，挑选壮士为卫军，又四处召集异人术士。同年年底，建文君臣已知悉燕王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
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戍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派人随时题地观察这位王爷的动静。同时，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常常把从妹妹那里打听来的燕王信息密禀于建文帝，因而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一起统管军队，随时准备发动图燕之举。
建文元年（1399年）春天，燕王派长史葛诚入京奏事，其实也是到朝廷探听口风，打探虚实。建文帝以诚相待，向葛诚询问燕王的情况。葛长史老实人，又是皇帝垂问，便把燕藩平素的不轨之事一一禀报，建文帝既喜且忧，遣葛诚回北平，密使其为内应。
三月份，燕王依礼入觐新君，大庭广众之下，朱棣不仅老奸巨滑，还气势凌人。当时就有御史奏劾其“不敬”。四月，燕王朱棣归国。建文帝失去了处治他的最好机会，放虎归山，悔之无及。
当然，建文帝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安插忠于自己的武将在燕王封国附近驻扎，还派人秘密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可是朱棣归国后，马上托疾不出。不久又称病危，以此迷惑朝廷。五月，太祖朱元璋小祥忌日，依照礼制诸侯王皆应亲临陵墓致祭。朱棣自称病笃，派其世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入京。
燕世子朱高炽等三兄弟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把三个人都一并软禁起来。又是黄子澄表示异议。魏国公徐辉祖入殿密奏，表示说：“我这三个外甥中，唯独朱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又会叛父，他日必为大患。”建文帝犹豫，又向徐辉祖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问计，这两人平时和燕王及其三子关系密切，自然都是说好话，建文帝“乃悉遣归国”。
二次创业：从叛乱到治国
建文帝放朱棣回北平，一错；又纵放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归国，使朱棣起兵更加了无顾忌，二错；特别是放走了强悍敢战的朱高煦，三错。日后，朱棣之兵锋最锐者，关键时刻加最后一把力者，就是这位朱高煦。
既然已放虎归山，建文君臣就应该观变待时，不要激起朱棣急反之心。可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建文帝又遣人逮捕燕王官校于谅、周铎至京杀头，并下诏谴责朱棣。为了争取时间，朱棣装疯，于北平市中狂呼乱走，整天假装不省人事。
张芮、谢贵入王府“探病”，盛夏暑天，看见朱棣披着大棉被在一个大火炉子前烤火，连连摇头大呼“冻死我了！”张、谢两人密奏，建文帝等人还真有些信以为真。幸亏燕王长史葛诚为内应，密报朱棣即将举兵。兵部尚书齐泰当机立断，马上发符遣使，命有司迅速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府邸内相关人等，并密令张芮、谢贵等人相机行事。同时，又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因其一直为燕王亲信，命他亲自逮捕朱棣。
张信策马至燕王府邸，对朱棣推心置腹地说明了情况，朱棣不敢再装，连忙从床上滚落向张信下拜，说：“您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随即，两人密语多时，又把和尚道衍召入一起计议起事。
与此同时，张芮、谢贵等人手执建文帝所下逮捕燕王府官以及削夺燕王爵号的诏书，率领北平七衙属吏及屯田军士把燕王府包围起来。有张信表示支持，朱棣稍微放心下来，他忙唤卫队长（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壮士八百人入衙府，以待急变。
张芮、谢贵等人率兵包围王府后，高声唤王府属官出门就逮，为了虚张声势，又不停往王府内射上几箭。由于燕王府内兵少，朱棣也很惊惧，问左右：“他们的兵士在外面满街都是，怎么办呢？”卫队长朱能出主意：“如果能先擒杀张芮、谢贵，别的兵士就容易对付。”朱棣沉吟半晌，想出一计：“既然诏令是逮捕我府内官属，可以诳骗张、谢二人入王府，告诉他们诏令中要逮捕的众人已经在押，需要他们两人进府验看。”
于是，朱棣大开王府大门，在东殿端坐，对外声称自己重疾得愈。事先，他在殿门及端礼门内埋伏壮士，约定以令行事。燕王派人召唤张芮、谢贵两人入王府。起先，两人怕中计，不来。为了诳骗两人，燕王又派人拿着写有诏逮官属的详细名单送给二人观看，表明是请两个军官入内查验“犯人”正身。张、谢两人思虑再三，加上建文帝诏令只说是逮捕燕王官属，和这位皇叔还没完全撕破脸，踌躇片刻，便按剑前行。
临入王府大门，张、谢两人身边的众卫士被门卫呵止。由于朱元璋时代皇族高于天的余威，王府确实不能随意进入，本着惯性思维，张、谢两人也没有坚持带护卫入府。进得东殿，朱棣忽然变脸，大骂道：“就是平常编户齐民老百姓，兄弟宗族尚能相保全。我身为天子亲属，朝夕忧恐自身性命。朝廷待我如此，天下又有何事不可为！”言毕，朱棣掷瓜于地，瞋目怒视张芮、谢贵。
燕王府内顿时伏兵大起，众卫士拥上前把张、谢两人绑缚起来，斩于王府堂前。
张芮、谢贵两人的卫士从属多人在王府门外等了许久，都认为两人和王爷饮宴，便失去了戒心。不久，听说张、谢两人被燕王杀掉，包围王府的明军群龙无首，当时溃散。只有北平都指挥彭二比较沉着，单人匹马于市中大呼“燕王造反”，集兵士千余人，猛攻端礼门。正指挥间，燕王手下两个健卒乘乱进前，把彭二砍落于马下，乱刀杀死，众兵溃散。
朱棣又急忙下令，命张玉等人率兵乘夜突击，攻夺北平九门。由于事起仓促，八个门楼被一举攻下，只有西直门兵士顽强，一直死守。燕王派指挥唐云单骑谕降：“你们别自找多事，朝廷现在已经答应燕王自治北方。现在投兵，一概不问，稍有延迟，定斩不饶！”守门官兵一时惶然，不知真假，一哄而散。仅仅两三日内，燕王朱棣已经完全控制整个北平城，朝廷派来的都指挥使余和马宣身边士兵寥寥无几，一个退守居庸关，一个逃往蓟州。明将宋忠率兵三万自开平奔至居庸关，深惧燕兵勇猛，退保怀来。
至此，燕王朱棣援引明太祖《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称其军为“靖难之师”，正式举兵反叛。
建文君臣闻变，下诏削夺燕王属籍，双方开战。朱棣起兵后，进军非常顺利。大军甫至通州，据守的明将房胜就举城降附。燕将张玉很快攻陷蓟州，杀明将马宣；又破遵化，下密云。不久，又攻陷居庸关，明守将余因援兵不至，弃城奔往在怀来扎营的宋忠。经过几年的苦战，朱棣终于攻陷了首都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有人说自杀了，有人说出逃了，总之，朱棣经过这一场内战，夺取了皇帝的宝座，成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
明成祖延续了明太祖的政策。首先，在中央设立了内阁。因为废除丞相和中书省之后，皇帝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一人难以应付。这样的环境下，就需要一个能够为皇帝提出具体处理意见的官员，但是又不能像以往的宰相一样把持朝政。所以，明成祖设立内阁，内阁成员称为殿阁大学士，他们品级不高，主要是皇帝私人的国事顾问，虽然可以在国家大事上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仍然牢牢抓在皇帝手中。
其次，进行高压统治。明成祖靠任用酷吏和宦官来推行高压统治。他任用的纪纲、陈瑛等人，监视臣下，稍有不平者即处以极刑。但是成祖的统治并不完全依靠酷吏，他只是用酷吏来加强对臣下的控制，而不是在整个国家推行酷吏政治。他任用宦官，并成立了东厂，作为监督大臣的特务工具，与锦衣卫相配合，在政治生活中织起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不允许一个大臣在他的权力之网中逃逸。
再次，进行削藩。建文帝在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不足的条件下进行削藩，最终导致了“靖难之役”的发生。而明成祖在称帝之后，因为自己以藩王夺权的经历，感觉到藩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于是决心削藩。他的削藩政策是缓进式的，在削藩之前，先对诸藩进行安抚与笼络，表面上对他们进行恩宠。但是一旦进行削藩，马上以强力推行，对比较强悍的藩王直接废为庶民。打击了藩王的实力之后，又规定镇守边塞的藩王要移居内地，并削减护卫军队；藩王的军事指挥权要转交给中央任命的武将；藩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就这样，明初一度成为政治中重要力量的藩王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明成祖的政治地位愈发稳固，明代的藩王再也没有发生过“靖难之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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