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杭州是个繁华胜地，是个官僚地主、阔人买办寻欢作乐的地方。一个穷文人要想吃故乡鱼，也不容易。郁先生凭着他的文坛地位和名气，在杭州当然受到一些官僚和遗老遗少以及无聊文人的欢迎，生活颇不“寂寞”。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勤于写作。今天我们读到《迟桂花》以及大量的游记，都是那个时期写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游记之美，可以直追魏晋南北朝。他继承了郦道元、吴均、陶宏景以至明代张岱、徐霞客诸人的优良传统。今天我还没有读过像郁先生写的那样层次分明，脉络清楚，笔致流丽，潇然可诵的游记。他虽然这样勤奋写作，还是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就到我念书的一所大学教书了。
那是1934年的秋天，我因某种原因从北平南归上海、转至杭州念书了。我一边埋头浙江省图书馆，一边还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秋天开学了，郁先生来校授课。他只担任文艺批评一课。我和别的爱好文艺青年一样便去听他的课。未去之前，我想郁先生一定是一位满头长发、风流潇洒、放荡不羁的颓废文人，还可能是喝得醉醺醺的，趑趑趄趄地走上讲台上的醉汉。谁知我所想的完全错了。郁先生却是一位跟布店店员一样朴素平实：平头、驼背、青衫、布鞋。这模样儿与显示在作品中的形象相差太远了。老实说，当时我很失望。我想，一个大作家应该是不平凡的，与一般人总该有差别。可不是吗？王尔德、波特莱尔的外表和服装就与凡人不同。然而，他却那么平凡。说话缓慢，声音低哑，还赶不上布店店员讲话那么响亮流利。这足见我那时多么幼稚，不知道作家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也是和普通群众一样，头上不会长角的。后来我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里见到鲁迅先生，他也很平凡，活象北平小胡同里挑剃头担的老头儿，我才知道大作家就跟老百姓一样呢！然而郁先生那副清秀的带着书卷气的面庞和一双机灵明亮的眼睛却使人喜欢。我又想，这大约是作家与布店店员又有所差异的吧。
郁先生除擅长写小说、散文外，又通晓日、英、德、法4种语言，这是从他所写的作品里早就知道了的。这回站在讲台上，我看他手里拿一本黑色硬皮面的活页笔记本，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各种文字写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他把这些东西抄在黑板上，便开讲了。边讲边解释，他讲的多是19世纪西欧文艺思潮和文艺批评。什么莱辛、伏尔泰、狄德罗、泰纳、勃兰兑斯。这在当时就惊动了不少学生，因为郁先生是国文系请来的，而当时的国文系，如钟泰、夏承焘、余绍宋等先生讲的全是中国古文学乃至经学、训诂学。而郁先生却讲西欧文学，这使我们听腻了《文心雕龙》、《文赋》的人尤其感到新鲜。后来英语系同学闻讯也赶来旁听了。大家听了大开眼界。郁先生是博学多才，那时不过30多岁，他不仅对西欧文学那么熟悉，而且对我国古代文学也很熟悉。有时他也打通来讲，如讲弥尔顿的诗歌就联系到陶潜的《闲情赋》。这大约就是今天人们爱谈的什么比较文学吧。但那时没有这词儿。值得一提的是，郁先生会做一手好旧诗，可是在讲台上从不谈自己的旧诗，从不卖弄自己的才学。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下：不少同志都以为郁先生是整天沉湎于醇酒妇人的堕落文人，是一个风流才子。这大抵由于读了他的作品所构成的一种形象，这形象使我们以及众多读者上了大当。试问一个人如果整天忙于喝酒玩女人，哪有那么多功夫来写文章？郁先生还没有活到50岁，却给我们留下厚厚14卷全集，足见郁先生是多么刻苦用功，勤于写作的学人兼作家。即如他退居杭州时写的关于东梓关、翁家山的优美散文，我就知道他不仅跑遍这些地方，而且阅读了有关府志、县志以及前人的作品。杭州、桐庐、富春江一带的山水早已被吴均以来的文人写尽写绝了，然而郁先生却独辟蹊径，写出一种新颖风格的散文来。当然郁先生先后写的作品多少也反映了作者一定时期的思想感情和历史风貌。正如郭沫若同志在《论郁达夫》中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土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怒了。”郁先生的影响确实很大的。这里使我想起1930年秋天，在沙滩的北大红楼门口的教务处布告栏上贴了一张布告，大意是说本学期邀请郁达夫先生来校授课，希望听课的同志来登记云云。布告张贴出去后，要求听课的学生蜂拥而至，甚至外校的学生也来要求旁听。由此足见郁先生的影响之大了，可惜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北来，使许多青年同学大失所望。
很遗憾，郁先生只讲授一个学期便应中国旅行社和浙江铁路局之邀，去游名山大川写游记去了。从浙江、安徽一直至福建，后来干脆就留在福建做官了。我还记得郁先生在大礼堂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宗教与文艺》。因为这所大学是教会办的，所以他谈宗教与文艺的关系，材料也是从西欧来的。他准备得很充分，讲的十分透彻。从宗教与音乐、绘画、雕刻一直谈到文学；他对《圣经》的文学价值评价很高。有的同学可能是听不懂或是不感兴趣，中途退出，大多数同学一直听他讲完。这份讲稿，一直未见他发表过，想后来杭州沦陷日军手中，此稿随着他在“风雨茅庐”寓所的全部藏书付之一炬了。
提到郁先生的寓所，它是坐落在杭州城里靠大学路的官场弄里。我只去过一次，印象已模糊。因为房屋与杭州一般市民所居没多大差别。我至今记得的只是挂在客堂上郁先生自书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一副对联。先生藏书很多，多种文字的外国书外，他还搜集明清两代诗文集且特别多。他曾对我讲过，他打算写历史小说．并说明末清初就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值得写。我想他是有所为而作的。他还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可惜后来时局一变，弄得家破人亡。这任务没有完成，应该说是我国文坛的大损失。
郁先生大约是1936年初到福建。雪峰同志在回忆郁先生的文章里说他去当省政府参议，他还不知道郁先生还担任了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前者是虚衔，后者却是实职，天天到省政府去办公。那年夏天我去福州有事找过郁先生。他一个人住在南台闽江畔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记得下午6时许他从城里办公下班回来，我们在他住的房门口的楼梯上碰见了，他对我的来访十分惊讶：“啊！你怎么来了？”边问边走到门口，开了门让我进去。我朝四下一望，这是一间窄小的卧室：一单床、两椅、一桌。桌上堆满了宣纸和笔砚，看来求他写字的人不少。这时的郁达夫身上打扮与杭州迥然不同。他头戴白帆布做的硬壳圆顶的“巴拿马”帽，也就是当时在华侨中极为流行的一种帽子。身穿藕色湖绸长衫，手提黑皮包。他进了屋子取下帽子，脱下长衫往床上一坐，叫我坐在对面的一把椅子上。福州的夏天特别炎热，这小屋子因为有两扇窗子，凉风习习，颇觉凉快。我从东窗望出去，窗下舳泸相连，桅墙如林；远处则群峰无语立斜阳，闽江静静地从窗下流过，经鼓山脚而出海，白帆点点在天际。这画面实在很美。这大约是郁先生喜欢住在这里的缘故吧。我匆匆欣赏一下，就攀谈起来。这回谈话的内容很丰富。今天能够记得起来的，一是郁先生极为关心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我知道的便告诉他，不知道的则交白卷。他还关心北新书局的营业，他出书的版税问题，我当时只认识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人，对北新书局一无所知，因而也说不上来。我们是师生关系，关于郁先生为什么把家眷放在杭州，只身入闽，我是不好问的。后来的话题转到读书上来了。他知道我懂英文，他首先劝我再学德文，他的理由是：德文语法严密，逻辑性强，用语准确。他说，世界上不少名着以译成德文的最扎实，最能保持原作者的风格和特点；日文不必去学，世界上译得最糟的是日文本。他举《浮士德》为例，国内从事翻译文学名着者，他十分推崇鲁迅，理由也是鲁迅懂德文。然后谈到能读原文不至上当，如西欧许多诗歌写得很美，各有韵味，各有风格，一经翻译为中文，完全变了样儿，显示不出各家的特点，并且说诗歌不能翻译。郁先生还说，他就不翻译诗歌。
他喜欢德国的斯托姆、英国的道生，他只译他们的小说。他还谈到自己的创作，他低头吸了几口烟后说：“我写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的恐怕只有《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二、三篇。”我说：“《沉沦》的影响可大，那是向黑暗的封建大院子投进了一颗炸弹，它是一篇好作品。”他摇摇头说：“那是在日本当学生时写的，比较幼稚。”郁先生就是这么谦虚。那时他说在研究闽中音韵，如中原四声在闽中以阴平、阳平来划分，可以有八、九个音韵。于是他又谈到中国旧诗。我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评论中国白话诗，大约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不随便发表意见。
这里要插进一句：《郁达夫诗词抄》中收所谓《毁家诗记》第一首就是那年春天写的。他把这首绝句写了一个条幅送给我。
从《诗词抄》中看到的诗是这样：“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渐暮，杜鹃声里过花朝。”据编者说：原第三句和第四句为：“转眼榕城春渐老，子规声里又花朝。”但我记得当时写给我的原句却是：“离家三日已元宵，灯火楼台夜寂寥。过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是花朝。”28个字中有4个字与《诗词抄》本不同。可能是郁先生后来修改的。很可惜，这一条幅在抗战烽火中连同藏书一起丢失。
这次谈话特别多，他拼命吸烟，一支接一支，我们在小屋中坐到天黑，我才告辞了。过了六、七天我要回上海转去杭州，行色匆匆，来不及再去看郁先生，就搭上轮船走了。
过了一年，我又到福州，同样是夏天。我到福建省政府去见郁先生。那是一所好几进的破旧大衙门。门禁森严，我填写了会客单后被领到一间大而无当的所谓会客室。室中放置一条长桌，几张破椅子，连茶水也不备。坐等了一会儿，郁先生从后一进大屋走进会客室。这回见面显得拘束，这大抵是衙门气氛不同，我们都正襟危坐。郁先生最关心的还是北新书局的版税不能按时给他有意见。次则谈了抗日战争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工作的情况，那时上海“八·一三”战争还未爆发，我约略谈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天热，我赶忙把他要的谢翱的《唏发集》4卷给他。这是我家藏叶氏刻本。他在闽中喜爱买旧书，凡是诗文集无不收购。闽中在宋以来是中国三大印书中心之一，但刻板不讲究，纸张也差。所谓建阳麻纱版，错字也多。而且因地湿，书易发霉。然而郁先生不重视版本，凡是有用的他都收购。我在会客室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那年，即1937年冬天。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去武汉的长江水路被切断。有人入武汉多从上海赴香港转入内地，我则迂道福州转江西入武汉。我路过福州时便去看郁先生。记得那是阴雨绵绵的傍晚，我撑一把油雨伞到他住的光禄坊寓所。这座房子是清朝大官的官邸，木构建设，极其宏美，一说是刘家旧宅，一说是黄辛田十砚斋旧址。郁先生住的只不过那所大宅邸东边一栋五开间花厅。我进门向左手拐了几个弯儿到了花厅。一脚跨进门槛，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正中朝门一间竟设了一座灵堂：白布幔，白布幢，桌上设个灵位。一对锡制烛台上插一对白蜡烛，烛光荧荧。当中一个宣德炉插了几炷香，香烟袅袅而上。我怕走错了门，正在迟疑之际，郁先生从东边卧室走出来，领我到西边一间会客兼吃饭用的小室，坐下之后，他大约看到我神色不定，便开口说：“我母亲在富阳老家给日军杀害了……”我那时年轻不懂事，没想到该在灵堂前鞠个躬。这是礼节，然而我不懂。到掌灯时分，他知道我已吃过晚饭，便叫我坐在饭桌边。阿姨端上饭菜，一壶酒，他一边喝酒一边跟我谈话。福州的冬天不冷，但阴雨天气，加上屋子阴暗，灵堂烛光熠熠，给人阴森可怕的感觉。郁先生有点牢骚，对文学界某些人有不满之辞。我未敢置一辞。我朝四下一看，怎么没见到郁夫人及孩子呢？当时又不敢问，后来才知道王映霞来闽住了一段时间又回浙江与某官僚同居去了。然而当时我已察觉到郁先生的孤独和悲哀。眉宇之间浮现着一股怨气，精神上的负荷很重，他喝的正是伤人的闷酒啊！
郁先生使我一直怀念的还有他的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我们是师生关系，但他向来不见外，从不以老师自居。常常把我当做朋友一般看待，家庭纠纷不谈外，什么都谈。这回在饭桌上谈的多。他有一肚皮怨气，对时局十分悲观，对人也多取怀疑态度。声音依然那么低哑而平和。饭后纸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停了一停，问我：“你怎么办？到哪儿去？”我说：“去武汉后再说。”郁先生想了想，说道“福建这地方不好呆。杨骚搞了一辈子文学，写了一辈子诗，到处找饭吃都找不到。现在我介绍他当报纸副刊编辑，每月只40多块钱。你去武汉，我给你写个字给老郭。”他说时巴嗒一下眼睛，望我一眼，笑了一笑说：“你在北平念书，怎么跑到杭州来，是搞学生运动吧？”他很聪明，他带着充分信任的神情说着，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来。在名片背后给郭沫若同志写了几十个字，写完交给我。这时有两位客人进来了。一位是名教育家姜琦，是郁先生在东京帝大同学，满口浙江话；另一位就是诗人杨骚。这人长个大脑袋，宽阔前额，瘦长而清秀的脸儿，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说一口闽南腔的普通话。我过去在鲁迅先生编的《奔流》杂志上读过他的诗。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一半，算是前辈。经郁先生介绍握握手。我看坐下去不大方便，自己又急于准备行装去武汉，便起身告辞了。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笔：郁先生东边卧室的陈设是我向来不曾见过的。从东墙墙根起，郁先生用“白锡包”空烟罐头四五百个如叠积木一般从地下一直码到天花板。看来十分别致，实则也是一种苦闷的象征啊！
我是1938年初到达武汉，借住海燕出版社。曾渡江到武昌昙华林去见郭沫若同志。他一看是郁达夫先生介绍的，便通过一位全副戎装，身上斜背红绸值日带的军官把我领进一间小楼的小客厅里，郭沫若同志已站在那里等我了。他耳聋，那时没助听器，彼此坐得很近才能谈话，谈话的内容与本文无关，这里就从略了。大约过了一个月，二、三月间郁先生携眷从福州来武汉，经郭沫若同志推荐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我去武昌看他。他的住处好像租用一富有人家厢房和正厅。正厅的摆设很讲究，多是红木家具。在哪一条街已忘记。总之，这回见面，郁先生情绪很好，他说很忙，马上又要到前方劳军云云。又问我的情况，我说搞抗日救亡工作，他沉默不语，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岗位是地下党领导的，领导我工作的是当时公开的共产党人。这是郁先生沉默不语的原因。他叫儿子郁飞上街买纸烟招待我，那时我还没学会抽烟。于是他改了主意给我泡了一盅茶。王映霞那时正在后边厨房忙着，我来见过。我坐一会儿便回汉口。没有多久，在武汉报纸的广告栏上见到郁先生寻找王映霞的启事。启事的内容大意是说他夫人王映霞卷走衣服细软潜逃，希望她早日回家云云，这事在当时文艺界如从上海移家一样又成了一条重要新闻。据在第三厅郭厅长身边工作的同志后来告诉我，郭厅长用日语责备郁先生不该这样做，然而广告已登出，自然引起人们的非议。后来经过别人的努力，王映霞回家了。不久武汉告急，人们纷纷逃难。郁先生并未随着第三厅人员撤至长沙、桂林，而是携眷到湖南汉寿易君左那里，呆一个时期后又转经福建，以后消息中断。只听说郁先生又是只身下南洋去了。1941年皖南事变后，曾与胡愈之、王任叔在新加坡工作的陈楚云同志写信并汇来路费要我去新加坡，并说郁先生也希望我去工作，说那里人手不够。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去南洋，从重庆动身经贵州到达桂林。先去见邵荃麟同志，他那时与葛琴住在桂林东郊丽君路。他们夫妇很热情，帮助安排从广州湾出口，路线都已定好。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我去新加坡也走不成了。信息自然也中断了。郁先生在南洋的思想、生活，我就不知道了。郁先生，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擅长写小说、散文之外，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外交人才，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会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就我所知，他与人往来办事，很少与人争吵，他总是不忙不慌，慢慢地说。这是郭沫若同志说过的，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点儿也不假。据后来从南洋回来的王任叔、陈楚云同志说，郁先生工作很有成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胡愈之同志等写过回忆文章，我就不说了。
本来我是不想写这一类文章的，我认为一个人活着，只浸沉在回忆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我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一连读了几篇回忆郁达夫先生的文章，我觉得都写得很好。令人遗憾的就是从1934至1938这4年郁先生的思想和工作却没有人来写。我等了整整3年还是没有人写。后来我只看到香港曹聚仁写过郁先生到徐州台儿庄劳军一节，而且语焉不详。所以我想，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同时郁先生生前友好如汪金丁同志一再怂恿我动笔来写，于是我趁着住在医院治病的机会断断续续写完这篇文章。我写这篇文章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意思是：郁先生由于自己在创作里喜欢用第一人称，又常用艺术夸张的描写手法，这给许多读者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把郁先生看做一个整天喝酒、玩女人、逛窑子的洋场才子，这是很冤枉的。上边提过，郁先生一生是非常刻苦、努力写作，而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是一位可敬的、和善的、渊博的学者。这里还得补充一下：郁先生还是一位出色的文体家。他的文学造诣极深、根底厚实，又善于吸收中外各名家之长，从而构成自己的独特文风。他的文笔之流丽灵秀正如富春江的山水一样，在五四以来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是别人模仿不来的。过去周作人说郁先生的文风有点像日本的永井荷风，这是贬低郁先生的成就，是不恰切的。
郁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远离祖国，到南洋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写了大量的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因此，于1945年9月12日被日军宪兵秘密杀害于Paidkamluh。到今天已38年。我作为他的学生，可能对他的弱点原谅多些。然而，我始终认为郁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遭遇最为悲惨的一位作家。最近有一位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工作的人住在医院里。他告诉我说，仅在新加坡一地专门研究郁达夫及其作品的队伍就多至五六十人，评传也出了好几种。日本、美国也有不少人在研究郁达夫及其作品。我在东京出版的一种叫做《海》的杂志上读到《郁达夫评传》连载文章。那么回头看看我们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人则寥寥无几。特别是关于郁先生童年．少年时代的调查研究工作，应该说都要超过外国人才好。
我始终怀着虔诚的心情来怀念这位敢于插入人类灵魂深处，敢于干预社会生活的优秀的作家、学者和战士。郁先生被害已38年，我至今还没有看到纪念文章，我的心像铅块一样沉下去，沉下去。
1982年12月12日于西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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