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汉书·武帝本纪》
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汉武帝的确不是庸才；但从大汉帝国的立场来讲，他则是一个最合格的祸害。和秦始皇一样，他在晚年犯下了无数错误，包括诛了自己的三族。但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并将后事安排得恰倒好处。原因何在？一切都在于他和大汉帝国在生死关头时，他本人的正确抉择。
1、为什么会是霍光
后元元年（前88年）初，汉武帝让人画了一副画并赏赐给大臣霍光。当霍光打开那副画时，不甚明白。原来这是一副《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周公当初被先王认定为辅佐大臣，先王死后，周公就抱着周成王处理国事。这一行为被后世称赞不已，认为是辅臣与幼主合作的最佳事例。
这一年，离汉武帝死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霍光虽然不明白汉武帝的用意，但知道，里面绝对大有文章。这个谜终于在一年后揭开，当时，汉武帝病重，霍光哭泣着问：“如果您有什么不测，谁是新皇帝呢？”
汉武帝使尽浑身气力回道：“去年给你的画，你还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吗？立最小的弗陵为皇太子，你就当周公！”
这是一份沉重的让人无法呼吸的遗嘱，汉武帝风光一生，风流一生，可到了晚年，居然找不出一位可以做皇帝的儿子，却要玩存着很大风险的托孤把戏。
要知道，当时的霍光不过是个供职内廷的光禄大夫。而且，他没有寸土之功，才气术数又没有超绝之处。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托孤这样一个人呢？
霍光本是大将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的弟弟，这两位名将因在征讨匈奴的战争中立下汗马之功，而成为帝国的军事支柱，由此而成为汉武帝最宠信的两个人。霍光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在十余岁时就到宫中侍从汉武帝。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谨慎稳重，从不犯错。又加上脸面白净，眉目疏朗，更有一部好胡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正派、谨慎的君子。据说他为奉车都尉（管理御车）出入禁宫20余年，未尝有误，每次出入殿门，脚步都落在相同之处，许多人在旁偷看，发现每次竟然不差分毫。
如我们所知，这样的人实在做不出像样的事业来。但汉武帝对霍光却极为宠信，两人之间长期保持着超出一般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和深厚感情。
这大概就是汉武帝选择他为辅政大臣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这并不是主因。主要原因还得从汉武帝后期的人才群体谈起。
在汉武帝王统治的前期，汉帝国可谓人才济济。这主要是因为经过文景之治后，汉帝国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上的兴盛局面。这种兴盛局面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人，而这些人同时被求贤若渴的汉武帝发掘，从而形成了汉武帝前期名臣迭出的局面。这些臣子们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思想领域都为汉帝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从元封五年（前106年）大将卫青死掉后，汉武一朝就出现了“无人可用”的状况。这个时候的汉武帝正在专心地寻找不老药，他虽然对这种状况了解，但并没有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来。而随着征和二年“巫蛊之祸”的爆发，御史大夫暴胜之、司直田仁为首的一大批与卫太子关系密切的名臣名将被杀，在后来为卫太子平反的一系列事件中，那些跟随汉武帝并忠实于他的人接连受到打击。帝国因此居然出现了官位空缺的局面。
开始，汉武帝想从朝廷重臣中寻找托孤之人。但是，到了武帝后元年初，九卿中只有三卿的职位上有人。三公之一的丞相田千秋并无真才实学，他能坐到丞相这个位置，全是因为汉武帝想要转变政策导向而首肯了他对戾太子平凡的建议。另外一个很有潜力成为御史大夫的商丘成，汉武帝居然一点没有喜欢他的心。至于桑弘羊，本是汉武帝时期不可多得的经济人才，但无论从哪一角度来讲，他都不能成为辅臣。也就是说，在汉武帝后期，朝廷中已没有汉武帝所认定的辅臣了。而霍光，虽然官级低，并没有真才实干，脑袋又不聪明。由于他很老实，又由于朝堂上的确再也选不出第二个辅臣，更由于第一个原因，所以，霍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主宰汉朝近半个世纪的关键人物。
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怀疑，能让大汉帝国让周边国家闻风丧胆，能让他主宰的大汉帝国被后人记了两千多年，汉武帝仅仅靠这两个理由就能认定霍光是最佳辅臣吗？
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2、真正的原因
元封年初（公元前110年）左右，匈奴已被赶到兔子不拉屎的荒芜之地，当时的征讨匈奴大将霍去病又死了，太子刘据所依仗的卫氏集团在渐渐地衰落。汉武帝察觉到了卫子夫母子的惊恐与不安，他找到了当时还健在的卫氏集团的支柱大将军卫青，跟他聊天。
“因为国家刚刚建立六七十年时间，一切都没有定型。加上四面外族侵略不已，朕不得不改变先祖的无为而治政策。如果不出动军队平定四夷的话，大汉朝就不能得到安宁。为了这些原因，所以不得不使天下人受劳受苦。”汉武帝慢慢地说。
卫青听后，点头道：“这个我很理解，陛下四面兴师，开拓疆域，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臣民有所劳苦，那也是义不容辞的事。”
汉武帝立即点到了正题：“假定后世都像朕这样去做，那必定要走上秦王朝亡国的老路上去。太子刘据稳重安详，必定能够使天下太平，所以不让朕担虑。如果要找一个守成的人主，在我的儿子里，似乎没有谁能比太子刘据更合适的了！我听说太子和皇后他们母子心情不安，认为朕不再宠爱他们了，其实哪有这回事？请将朕的意思晓谕皇后和太子。”
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汉武帝又安抚人心的手段，关键的一点是：晚年的汉武帝已经从秦朝灭亡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像他自己这样的领导方式是不适合将来的汉帝国的。
也就是说，他想把自己刚硬的执政方式转变成柔弱的执政方式，而太子刘据的性格正符合这一点。他希望继任者是一个“守文之君”。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赵王彭祖死掉，汉武帝王本想立彭祖的儿子刘绰为赵王，但有人跟他说，此人虽然能力不小，可欲望很大。汉武帝一下就想到了自己，便给出了不能立此人为王的理由：多欲，不宜君国子民。最后，他选择了“无咎无誉”的武始侯昌为赵王。
那么，我们从上就能看得出来，霍光为什么会被任命为第一辅臣了。如果说，霍光“仁恕温谨”、“敦重好静”的性格不为汉武帝所喜的话，那么，其中所包含的执政宽缓、平和、稳健、谨慎的政治倾向，却是汉武帝所中意的。
在霍光方面，他之所以能养成这种性格，似乎是刻意的。他追随汉武帝多年，亲眼目睹了汉武帝事业由盛而衰的全部过程。因此，他对汉帝国的社会局势的复杂与严峻形势的了解要比别人深刻的多。由于是汉武帝的近臣，他对武帝晚年思想、感情变化的脉络观察的一清二楚。正是这样的优势，他明白汉武帝需要什么样的人，而这个人需要有什么样的执政风格。而汉武帝自然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汉武帝选择了他作为第一辅臣是顺理成章的事。霍光执政后，开始宽容执政，大大缓解了汉武帝统治后期政治严苛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的措施，逐渐恢复了汉朝的社会经济。
这一“休养生息”方略的实施，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休养生息”的政策成为继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和宣帝两代的既定方针。这一方针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和人民渴望安定休息的需求，其结果造成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兴旺发达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然而，霍光此人的品行的确不敢恭维，在为自己的打算上，他极尽所能。甚至有些人认为他有挟持小皇帝以达自己目的的心思，无论怎样，汉朝再度复兴，霍光功不可没。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武帝选择幼小的刘弗陵为接班人，即使对霍光百般信任，终不能使他对刘氏家族的以外的人彻底放心。幸好，有当初高祖皇帝的白马之盟在，刘氏以外的人对这一盟誓的“天下共击之”还是抱着三分尊敬，七分畏惧的。
事实上，汉武帝对霍光的百般信任也是万不得已。个中因由还是要从晚年的汉武帝说起。
3、晚年的汉武帝
谁都不能否认，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个积极有为皇帝之一。自他上台之日起，就一直不停地在给大汉帝国动手术：任用酷吏、实施“推恩法”、行封禅典礼以强化君主专制；重农抑商、算缗告缗、盐铁官营以控制经济命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学校以统一人们思想；当然，他平生做的最大一桩事业，是连续39年从事反击匈奴的战争，杀得“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其间又平东瓯、南越，“通西南夷”，成就一番赫赫功业。
但是，这些手术却具备了足以致帝国于死命的后遗症，他“多欲”有为的政治风格，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棘手难题纷至沓来，积重难返，“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盗贼滋起”，使整个社会面临动荡甚至崩溃的深重危机。
汉武帝一生最大的污点大概就是迷恋于得道求仙，这并不能怪他，秦汉是阴阳五行之学和芳术仙道盛行的时代，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弥漫一时。就像现在的我们对外星人充满了极大兴趣一样，也许再过一千年，我们会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惭愧，但现在，我们对这样的事情好奇，并且坚信它们的存在。
汉武帝晚年，道士吃香，骗子当然也吃香。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着名的骗子李少君，此人做的最幽默的一件事就是把一张丝绸写上了字塞进了牛肚子里，然后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对汉武帝说：“这头牛长相怪异，肚子里肯定有奇物。”
汉武帝马上就叫人剖开牛肚皮，果然发现了那块写满字的丝绸。但他同时发现，“天书”上的字正是李少君的笔迹，盛怒之下，汉武帝将这位道士诛杀。虽然，这件事给汉武帝的打击很大，但正如一个恋爱中的人被爱情蒙蔽双眼一样，他仍然对神仙之术迷恋万分。
汉武帝曾对一个道士说，“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和皇帝一样飞升成仙，就是不带妻子儿女又有什么呢？这对我来说不过像是丢了一只破鞋一样。”
——这话真让神仙热血沸腾，如果世界上有神仙。
回想几百年前，同样一位创造了盖世武功的秦始皇也说了意思相同的话：如果我能和皇帝一样飞升成仙，丢掉丢掉妻女就像丢掉鞋子一样。可以想见，汉武帝对长生不老药的热情要远比秦始皇高涨得多。
当然，这种爱好神仙并不能直接造成严重的后果，给汉武帝造成大影响的是由于爱好神仙而不得所形成的变态心理。这种心理直接导致了汉武帝后期的一系列恶果。
我们知道，汉武帝虽然创造了赫赫的文治武功，但这是以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为代价的。为了反击匈奴，整个汉帝国的所有机器都一起发动，浩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当时社会和人民求死不能。另外，求仙也不是免费的，为了求仙，汉武帝不惜成本，花掉了数不清的钱财。给鬼建仙山，给道士散大量钱财。为了寻找一种可以骑它上天的天马，他出兵不远万里去攻打远在中亚的大宛，结果是，不但劳民伤财，还损兵折将。大宛国若知道汉皇帝只是寻一匹马上天，肯定会主动送来。
由于钱财的大量消耗，税收增加，社会经济危机爆发，同时计划了各种社会矛盾，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矛盾严重地冲击着汉帝国的根基，而阶级矛盾的激化又加剧了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使权力斗争的温度升到极限。
汉武帝同时也为此矛盾增砖加瓦，由于年老多病，所以常在当时着名的澡堂子——甘泉宫——里休养，可这并不能使他的精神得以解脱，由于总不出门与人交流，又不接见大臣，生活的孤独和宫廷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使他变得暴躁不安和猜忌多疑，究其原因，他对神仙的渴望和永无所得是导致这种心理的主要因素。这种心理的变态和现实的困扰合成一力，撞击出了汉朝历史上着名的“巫蛊之祸”。
这此“巫蛊之祸”让汉武帝成为中国帝王里唯一的一位“抄自己三族”的人。我们前面讲过，汉代是个迷信的朝代，迷信的突然必能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种子来。历史上的“巫蛊”是指的一种诅咒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用桐水制成偶人，埋在地下。女巫这样解释：利用这种偶人对谁进行诅咒，谁就会死于非命。具有神秘主义思想的汉武帝对此当然是深信不疑的，但作为皇帝，他不可能去诅咒鄙人，可他相信别人一定用这种方法来诅咒自己。就在“巫蛊”案发生前，陈皇后、丞相公孙贺父子和他的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都因为有对汉武帝进行“巫蛊”的嫌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为了对付“巫蛊”的威胁，汉武帝专门任命了一位亲信，负责伺察“巫蛊”活动，这个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狗娘养的江充。据说此人是一个对“搬弄是非”熟练至极的人。开始，汉武帝任用他为直指绣衣使者，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公安局局长，后来又把“监察朝廷百官和贵戚们的不法行为”的监督权给了他，这无疑是给了流氓一本武林秘籍，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有一次，他随汉武帝到甘泉宫去，遇到了皇太子刘据的家人在驰道行车，在等级森严的汉代社会，驰道是皇帝行走的专用道路，连皇太子也不得涉足，太子家人在上面行车是违法的，所以江充扣留了太子家的马车。皇太子刘据得知此事后，亲自到他家里去求情，请江充宽恕此事，不要让他父亲知道。但江充“秉公执法”，一口回绝了刘据，最后还是把这件事报告了汉武帝。
汉武帝嘉奖了江充，对他更加信任了，可从这以后，江充和皇太子刘据却结下了怨仇。随着汉武帝年老多病，江充作为一个合格的小人，日益不安起来，他害怕有朝一日汉武帝死了，太子刘据当上皇帝，会对他不利，于是，他想方设法，借汉武帝独居甘泉宫，和太子感情日益疏远的机会，利用汉武帝特别忌讳“巫蛊”的心理，挑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关系，以达到搞掉刘据的目的。
后来，汉武帝做了一个梦，江充趁势把太子牵扯进来，他的理由是，这个梦很可能是因为太子在东宫玩“巫蛊”，老天看不过去，而给皇上的警示。
汉武帝立即命令他搜查东宫，同时又搜太子亲娘皇后卫子夫的宫殿。江充带领人马冲进两处，声称要理“蛊”。结果，由于有所准备，他果然就在太子和皇后的宫中搜查到了许多木偶，并说这是太子和皇后从事“巫蛊”的证据。从事“巫蛊”在当时是一种弥天大罪，皇太子刘据深知父亲的多疑和暴戾，怕到时候讲不清楚，枉担了弑君的罪名，所以一怒之下杀死了江充，又在别人的劝说下，索性矫诏发兵，发动政变，夺取鸟皇位。
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大怒不已，命令丞相率领军队诛杀亲儿子刘据，双方在长安城中发生了流血冲突，大战了五天五夜，刘据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后来逃亡到外地，不久，就和两个儿子同时遇害。皇后卫子夫一见太子兵败，也自杀身亡。
这事件发生在征和二年（前91年）。这是西汉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也是汉武帝家庭中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汉武帝在这场悲剧中落得家破人亡，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虽然，在后来，他反省自己，并为太子平反。但是，准皇帝已经没有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没有储君的道路，对于晚年的他来讲，这简直比匈奴卷土重来还要严重。
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改错过程，这一年，离他死还有四年。
一个人在年轻时代做出丰功伟绩并不难，难的是在晚年不犯错，在晚年犯错也并不希奇，可贵的是能改正。而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一个难能可贵的人。
4、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汉武帝的改错过程应该从征和四年（前89年），也就是太子被杀的第三年。在这一年春天，汉武帝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第一，他到了当时汉帝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山东。在山东，他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亲自下地去耕田。这很显然是一场做秀，但皇帝不会无缘无故的做秀，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诉百姓，自己当年对农业的不重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要重视农业了。第二件事就是，他对随行的大臣们讲了一番话。他说，朕继位以来就没有做过让百姓享福的事，百姓们摊上了我这样一个皇帝真是倒霉，不过，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曾经做过的对百姓不利的事从今后一件也不会做。
略有头脑的大臣就能看出来，皇帝要改变执行大半辈子的既定国策了。这个事情出现以后，等于说是汉武帝发出了一个信号，要改变执行几十年的既定国策了。许多大臣知道这个信号后，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位丞相田千秋有了动作。
他给汉武帝上疏，大意是说，皇帝既然想要抛弃掉从前的一切，那最先应该抛弃的就是神仙之说。如今，京城里还聚集了许多方士，您也是被他们几次三番骗过的人，如今，想要大家都相信您的决心，就必须把这些人做个了结。
汉武帝立即采纳，把方士全部遣散。并且做了一次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很不好，总被方士欺骗，却还总信任他们。结果他们骗了人民的血汗钱，而与我与百姓什么好处都没有。这是征和四年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情就是轮台罪己诏。提到轮台罪己诏，就必须要提到桑弘羊。桑弘羊出身商人之家，少年时就很善于心算，十三岁那年进宫担任汉武帝的侍从。汉武帝即位之后，一方面改革制度，强化中央集权，一放方面连续对匈奴、越、西南夷发动战争，国力消耗很大，加之政府安置流民及武帝的浪费，致使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时积累的国力大衰，财政危机严重。桑弘羊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不但是当时政策的决策者，还是具体负责实施的大臣。在汉武帝统治前期，他很受武帝信任，为增加国家收入尽心尽力。在桑弘羊的领导之下，西汉政府将盐、铁、酒全部实行官营，同时，均输令、平准令，以及算缗和告缗令，统一铸币等政策也逐步实施。
但是，就在征和四年，他以为自己为汉武帝敛财的手法还很时兴，就给汉武帝上了奏章，要求在新疆的轮台就是今天新疆的轮台县，驻守军队、屯垦。也就是一面驻兵，一面来守卫边疆。汉武帝看到这个以后首先就否决了屯垦的上疏，这也就是桑弘羊为什么不能成为第一辅臣的最重要原因。因为此时，汉武帝已经准备改弦更张，而桑弘羊的思想还停留在武帝前期的阶段之上，未通时局之变，不和时宜之论，显然不能被汉武帝认可。
在这一点上，汉武帝无疑是高明的。因为就在他死后，桑弘羊仍然认为汉武帝的一切所为都是正确的，尽善尽美的。凡是汉武帝定下的规矩一概不能变，凡是汉武帝施行的方针统统要照旧，所以，匈奴要继续打，盐铁官营要继续搞，严刑峻法要继续用，而汉武帝的贡献则要无保留地歌颂。至于社会上出几个盗贼，读书人有几分牢骚，全然属于作奸犯科，必须严厉镇压，以儆效尤。切忌姑息之政，无需仁义德化，只要手中有枪杆子，看谁敢站出来捣乱！
不过，他给汉武帝王所上的奏章倒是提醒了汉武帝，这位帝王对以前的所为下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叫罪己诏。因为这是为轮台垦疏来写的，所以历史就称它为轮台罪己诏。在这封诏书里，汉武帝主要谈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否定了桑弘羊在轮台驻兵的提议。第二，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检讨，决定要对百姓温柔。最后一点，要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生产。
一个这么大年纪的老头，而且还是一个帝国的首脑，居然向全天下百姓道歉，其勇气可嘉，其清醒的认识更让古代许多帝王不可企及。《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评论汉武帝下罪己诏时这样说道：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比并没有区别，汉武帝和秦始皇是一个样，都建立了大功勋，同时在后期也把帝国折腾得奄奄一息。但是汉武帝有亡秦之过，而没有亡秦之失。就是因为他虽然有秦始皇的过错，但是没有造成秦始皇亡国的结果。原因很简单：秦始皇至死都没有想到自己有过错，而汉武帝却在晚年知道悔改，一个平常人做到这点都不容易，更何况是主宰天下的君王呢！
虽然，这个时候，汉武帝的悬涯勒马已经晚了。但他只需要开这样一个好头就足够了，在他死后，汉朝天下之所以没有像秦帝国那样土崩瓦解，就是因为他晚年对重大政策的调整。在他还有两年的时间里，他结束了一切对外战争，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如果说，汉朝统治又延续许多年是昭宣二帝励精图治的话，那么，让这两位皇帝和两朝臣子同心协力创下“昭宣之治”的起始点就是汉武帝晚年的改弦易辙。
而让这起始点并没有停下的就是汉武帝所选的辅政大臣霍光。
前面我们谈到，霍光此人为人塌实，办事稳重。这样的人办事能力绝不会高超，但绝不会走歪路。事实也正是如此。
霍光辅政后，一方面，动用权力资源，对汉武帝的某些政策作必要的调整，如在对匈奴和战问题上，根据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实际后果，结合西汉王朝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在屯军戍边，对匈奴小规模人侵进行必要还击的同时，稳妥持重，不再主动出击；在经济政策方面，改革盐铁官营的某些弊端，废除酒榷，化解舒缓来自社会的怨懑和压力。另一方面，又保持清醒头脑，避免矫枉过正，旗帜鲜明地从总体上肯定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坚持贯彻盐铁官营等基本政策，做到“霸王道杂用之”，确保汉朝统治的国本不致于被动摇，从而在稳定有序的前提下，巧妙度过汉武帝身后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
大汉王朝的前途被汉武帝暂时赌对了，但是，按照帝国的制度，仅仅有辅臣是不够的。江山永远属于刘姓，这是刘邦规定的，更是帝国制度规定的。所以，要寻找一个自己的子孙，来作为皇帝。
5、接班人在哪里
重大国策的调整，并不能挽救汉帝国的延续问题，一个帝国的延续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帝王和一班臣子，即使前一个帝王无论在建设上有多么重大的成果，都是枉费心机。
如果不是发生“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必将是汉帝国的下一位皇帝。第一，汉武帝在渐渐地意识到像他那样东征西讨的帝王作风已经不适合帝国的前途，所以，汉武帝认定的接班人就应该是刘据这样的“仁恕温谨”之人。第二，刘据没有犯过原则性的大问题，在汉朝以嫡长子继统的建储制要求下，他不可能随便就把刘据拿下。第三，“巫惑之祸”发生时，汉武帝身体已每况俞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不可能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再大动手术。
但是，“巫蛊之祸”发生了，汉武帝不得不再重新寻找接班人。这个时候的汉武帝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护汉家统治的大局，着眼于现时政治需要，所以，他才希望后来者能反己所为，做一个安顿天下的“守成之主”。这种心态的转变，虽然不是痛定思痛，但绝对是汉帝国当时客观环境的要求，就像当初刘邦四处征伐而留下的烂摊子希望后继者能实现无为之道一样。
摆在他面前的人选有四个，都是他的亲儿子。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昌邑王（骨+傅去单人）、少子刘弗陵。
刘旦与刘胥的母亲是李姬，元狩六年（前119年），两人同时受封为王。李姬始终就没有受到过汉武帝的宠爱，在“子以母贵”的帝制时代，两人根本就不被汉武帝所重视。正是由于没有想要当皇帝的理想，所以两人在分封国时就骄纵不法，很不得人心。两人的性格象极了年轻时的汉武帝，在汉武帝心中，两人都不是“守成之主”。
刘据刚死，刘旦就上疏汉武帝，要求到他身边帮助他，以太子的身份入宫宿卫，汉武帝大为恼火，更对此人疏远不顾。至于刘胥，总喜欢在武力上下功夫，根本不具备汉武帝所要求的政治素质，所以，两人被汉武帝清除。
而在这之前，最有可能成为太子接班人的昌邑王刘（骨+傅去单人）也被清除出去。刘（骨+傅去单人）是本汉武帝晚年非常宠幸的李夫人的儿子。李夫人可是汉武帝的心肝宝贝，更是由于死得早，所以被汉武帝深深地记在心里。从历史上来看，李夫人这个人是最聪明的女人之一，当初，她得了很严重的病，马上要死掉时，汉武帝几次去看望她。可李夫人坚决不让汉武帝进来，汉武帝有几次坚决进来了，李夫人就用被子盖着脸不让汉武帝看她的脸。汉武帝非常遗憾，几次想看，李夫人不让他看。李夫人的侍从问他，为什么皇上来看你，你不让他看你的脸。这位聪明的夫人说，我现在正患病，脸色差得要死，如果皇上看到我这个脸，他对我的印象就全破坏了。但他如果不看到我的脸，那么，他就会永远记得我当年最美的样子，我的家族也会因为他的这点遗憾而足以得到好处。
这岂止是聪明，简直就是狡诈。
也正如她所预料到的那样，在她死后，由于非常怀念他，汉武帝对她的家族都很照顾，前97年，刘（骨+傅去单人）被封为昌邑王。刘（骨+傅去单人）的舅舅李广利被封为将军，其身份地位与当年的卫青、霍去病不相上下。而李广利又与当时的丞相，也就是率兵灭掉太子的刘屈髦结成了儿女亲家。
征和三年（前90年），匈奴进犯，汉武帝命令李广利率兵出征。李广利在出兵前找到了刘屈髦，两人谈了很久。大概谈话内容就是，李广利希望自己带兵出征的这段时间内，刘屈髦能想办法让让昌邑王继位做太子。因为昌邑王一继位做太子他就是未来皇上的舅舅。那么刘屈髦跟李广利是儿女亲家，也是个受益者。
可是，这两个人绝不就是做大事的人，两个人的谈话被人发现了，报告给汉武帝后，汉武帝险些提前驾崩。这倒不是因为昌邑王没有做太子的资格，而是在帝制时代，大臣们私下里议论立谁为君主可是谋逆之罪，要被诛三族的。另外，汉武帝此时的心情很复杂，太子刚死，他还不知该如何处理后事时，居然就有人为他打算上了。
所以，他立即把丞相刘屈髦扔进了监狱，抓了刘屈髦以后，经过严密审查，发现刘屈髦的妻子不是个东西，在她家里搜出了许多小木偶。“巫蛊”余波再次掀起，事情大了。
汉武帝一怒，丞相刘屈髦和他的妻子和她的全家人都被杀掉，同时，远在前线的李广利也被牵扯进来。结果李广利的妻子、孩子也全被杀。李广利在前线听自己的妻子、儿子被杀，大为慌张，他想急于立功来求得宠幸。可由于他的军事才能比不上他的急于立功之心高，又加上军队内部不合，在贸然进兵的情况下，李广利兵败，最后居然投降。
这件事情结束以后，昌邑王也不存在了，而汉武帝已经没有了任何选择，只能是最后一个儿子：少子刘弗陵。
6、精心的准备
就在汉武帝让人把一副《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画图送给霍光不久，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晚年最宠爱的钩弋夫人以总违背他的意思而打入冷宫。这个钩弋夫人无论是在正史还是在野史中，脑袋都是顶着“传奇”二字出现的。据说，她一生下来，手指就握成拳伸不开。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汉武帝到来，她的拳头马上伸展开了。汉武帝得到她后，宠爱的要死要活。后来，这位传奇人物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刘弗陵。在汉武帝赐霍光画图时，这个孩子还不到十岁。
聪明的人早已经看出汉武帝这样做的目的，汉制，“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权势极大。汉朝初年，吕后专权，把刘氏弄得灰头土脸，如果不是刘邦遗嘱的玄妙，恐怕刘氏天下早已改姓了。此时的汉武帝就快死了，他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如何抑制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能采取最狠毒的计策：杀掉未来的皇太后，让汉初时的吕后乱政不再重演。
紧接着，他又实施第二步，对分封王的镇抚。汉武帝时期，各个诸侯王虽然没有景帝时那么大的权力，但仍不可小觑。刘旦在太子被杀后给汉武帝写信，希望能进京为父亲分忧，汉武帝马上疑心顿起，把来送信的使者杀掉，又削其三县之地，以示惩戒，同时也对其他诸侯王发出警告。后元二年（前87年）初，汉武帝病得已经走不动路了，但仍然在甘泉宫朝见各个诸侯。虽然，这次朝会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也没有什么重要记录，但它绝对不会是一次普通的、礼仪性的活动，而是武帝为镇抚诸侯王、使之认可后来他要立的刘弗陵为皇帝的一次重要措施。要知道，在这一年之前，汉武帝已经连续九年不曾接受诸侯王的朝见了。
不久后，汉武帝觉得自己真的要去寻找仙人或是鬼了，就命侍臣起草诏书，立刘弗陵为太子，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第二天，下诏书命霍光为辅臣，同时命令金日碑、田千秋、桑弘羊和上官桀帮助霍光共同辅佐刘弗陵。
几个人奉诏入见汉武帝，他们到御榻前下拜，汉武帝已经神智不清了。他不能太多的说话，而且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一代英雄生前曾征服了万里江山，临死前，却只占了一张床的面积，一动不动，想来让人伤心难过。
几天后，汉武帝与世长辞，终年69岁。
托孤大臣虽然有五位，但真正的一把手却是霍光。在后来的日子里，五个人时常发生矛盾，最终引起燕王刘旦与上官桀、桑弘羊的叛乱。整个辅臣班底垮掉，还好，汉武帝的精明选择的第一辅臣是霍光，而不是其他几位。
后人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汉武帝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并且说，这一举措的正确性与长远性都被历史证明。这些人认为，汉武帝没有走上秦始皇的老路，全在此。
托孤之事，古已有之，但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没有发生过。这里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第一，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皇帝很少，还没有皇帝可以碰到托孤所具备的一些条件和背景；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托孤”只有在儒家“人性本善”的基础上才能做得，才可做得。汉朝在汉武帝前不过是秦朝的延续，儒家思想并不占主流。先期是发家，后来是道家。一直到了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后，汉朝才真正地有了儒家思想。第三，汉武帝是逼不得以。
但是，汉武帝的这种“死马当成活马医”确实成功了。这从后来的历史可以得到答案，另外，当时的汉朝也有了这样的氛围。托孤最为着名的大概就是西周初年的武王托孤于周公旦。儒家的经典对周公辅政之事深信不疑又津津乐道，西周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功于周公的辅政，周公因此而成为儒家最为敬服的古代圣人之一，成为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化身。
所以，汉武帝托孤霍光时，先是赐给他《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后来又在临终前明确嘱咐他“行周公之事”，可知此事既为现实所需要，又是援引古例。而这种情况若是发生在秦朝是绝对不可的，或者说，就是发生在刘邦时代也不可。可发生在以独尊儒术为基本国策的汉武帝的身上，应当说有其思想上的必然性。它除了说明汉武帝本人深受儒家文化教化以外，还反映出当时西汉朝廷的政治及其社会生活深受儒家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汉武帝不可能想到了这个托孤方式，即使他能提出，在他死后，当时的人们也不会认可这种方式。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论述一下中国自有皇帝以来的第一位皇帝和第八位皇帝的相通之处。第一位皇帝自然是秦始皇嬴政，而第八位就是汉武帝刘彻，同时，他也是西汉王朝的第六位皇帝。历史上经常把“秦皇汉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招神弄鬼，汉武帝也招神弄鬼；秦始皇想把匈奴灭绝，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也与匈奴势不两立，曾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使匈奴退却1000多公里；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动辄诛杀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
两个皇帝所面临的形势竟然也惊人的相似。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汉朝到了武帝晚期时，也是国库空虚，乱民四起。
但是，秦朝自秦始皇后二世而亡，汉朝自汉武帝后却又有中兴之气。关键就在于：秦始皇非但不懂得如何看清时事，更没有把遗嘱问题搞明白，汉武帝恰好相反。
汉武帝应该庆幸，多亏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刘邦从他那里汲取到经验教训，为汉朝的强盛做出了正确选择；汉武帝晚年虽然邯郸学步，但关键时刻，还是改弦更张，没有重复秦始皇的宿命。
大汉王朝继续前行，但经过汉武帝的折腾，离灭亡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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