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孙无忌）：

    朕今悉以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新唐书·长孙无忌传》

    （对褚遂良）：

    我有天下，无忌力也。尔辅政，勿令谗毁者害之。——《旧唐书·褚遂良传》

    （对李治）：

    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新唐书·长孙无忌传》

    可以说，李世民的政治遗嘱以《帝范》为主干，以两辅臣为枝叶，以李治为水份，最终，成长为一棵欣欣向荣的大树。大概，最让他惋惜的就是，这棵树最终落入他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棵树并没有倒下。所以，李世民政治遗嘱的失误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

    1、唐太宗之死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李世民最得意的重臣高士廉病死。李世民伤心欲死，要以千金之躯到高家吊丧。正当要起程时，房玄龄赶来竭力劝阻，李世民坚决不听。刚出了皇宫不远，大臣长孙无忌气喘吁吁地跑来，拽住李世民的马缰绳，苦劝道：“陛下刚吃完丹药，怎么可以见风，坚决不能去。”

    李世民仍旧不听，要长孙无忌走他自己的路去。长孙无忌见没有办法，就撒娇起来，他躺在路上，哭着不让李世民去。李世民见一代名臣的样子实在太狼狈了，才闷闷不乐地丢转马头回宫。

    而这件事告诉我们，当时，李世民服食丹药已经多年，并且身体已十分虚弱。这一年离他去世还有两年。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借吐蕃兵击败了中天竺，活捉了一万多人，被解到长安。当李世民在献俘大会上知道其中有个叫那罗迩婆娑的方士时，他的命就再也不能长久了。

    这位叫那罗迩婆娑的方士在中天竺时就很有名气，中天竺的上流人士都以认为他为荣，以吃了他一颗丹当作炫耀的资本。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对长生不老或者没有太大的信赖，但对服食丹药可延年益寿却深信不疑。凑巧的是，这个方士只善于炼制延年益寿的丹药。

    李世民吃了那罗迩婆娑的丹药后，不但未见康复，反而使病情大大加剧。丹药原本就属热，正常人吃完都会满身燥热，流汗不止，更何况是已是病入膏肓的李世民呢。

    贞观二十三年三月，李世民艰难地拖着病体至显道门外，大赦天下。这个时候的长安城，一片萧疏，春天还没有来，李世民在乍暖还寒的天气下只说了几句话，就疲惫地回到了宫中。从此，他再也没有上朝理政。随即，便委托太子李治听政。他，永远地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大唐帝国的最前沿。

    该年四月，李世民在众人劝说下搬到了翠微宫。这个时候，许多人，包括太子李治还抱着李世民可以复原的希望。只有李世民的身体一再提醒他自己，日子不多了。

    他在这段修养，或者说是等死的日子里，竭力思索还有什么遗忘或是忽略的事没有。他最担心的就是李治，这个年轻皇帝太仁弱了。他几次叫来长孙无忌，带着一百分忧虑地对他说：“太子仁孝，你是最清楚的，一定要好生辅导他啊。”

    这年五月，也就是李世民去世的前十天，他又做了一件让人惊讶万分的事。他把李治叫到身边，亲授秘计，然后又一纸诏令把最有才能的大臣李世绩贬到了叠州。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是他使用权术的一次高明的表演，也是最后一次。

    三天后，大臣李靖去世。李世民已经无力悲伤，从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到贞观二十三年五月的两年多时间内，贞观重臣高士廉、马周、房玄龄等人相继去世。贞观时代的名臣至此已所剩无己。贞观时代结束了，随着这些大臣的死和李世民的大限之临。

    八天后，李世民支持不住了。他只叫了李治、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三人在身边，写下遗诏，当面嘱托两人辅佐李治，定要尽心尽力。

    他对褚遂良说，我有天下，全是长孙无忌的功劳。所以，你的责任就是要保证不要让小人离间了长孙无忌和太子李治的关系。

    最后他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又让李治读了一遍写在勤政殿上的格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当李治读完最后一句时，李世民闭上眼，大唐的第一个盛世就此结束，一代最伟大的帝王从此消逝，年仅52岁。

    李世民的早死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造反事件，他辛苦地培养李承乾，想不到培养出个革命精英来。这倒并不是重要的，最为重要的是，李氏很可能后继无人。这一事件对他的打击很重，无论是作为父亲还是作为皇帝，他的心里都不好过。第二个原因是他后来服食丹药的根源，二次征辽东时，在战场受了伤，回到长安后就疾病连连。连续感冒几个月，身体状况已经开始转坏。由于他的身体总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勤奋为政的他不想这样下去，就选择了丹药，希望长寿药能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境。第三个原因就是那位中天竺的方士，这个人大概不熟悉中原人对药物的摄取量，经常对李世民的丹药加大分量，最终加速了李世民的死亡。

    而他的早死和他的政治遗嘱却让大唐经历了所有朝代都没有经历过的厄运，李氏子孙也因为他的早死和他的政治遗嘱而被诛杀殆尽。

    2、《帝范》：皇帝教科书

    确切地说，李世民对接班人李治的培养已经完全符合权力交接前老领导对新领导的培养标准。首先，就是为太子培养一批忠实的老师兼信徒。他选用了一批元老重臣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辅佐”班子，太子太师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房玄龄，太子太保萧瑀，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李绩，太子宾客褚遂良等等。但是，即使这样，李世民还是不放心。——从这一点来讲，足以证明李治确非帝王之才。

    他亲自教诲李治，这种训导多半与为君之道有关，有时采取经义结合民间具体事例的方式，有时则抓住日常衣食住行等等生活琐事，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浸透着深刻的为君治国的哲理，其中自然也包含着李世民个人的政治经验和为君之道。

    就在临去世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648）春，他亲撰《帝范》一书赐给李治，无疑，他把这本书当作是皇帝的政治教科书，希望他认真研读，以为日后即位遵循，效法。书中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及《崇文》共12篇，这既是他一生统治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他留给储君李治的政治遗嘱。

    他特意在《帝范后序》中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同时告诫李治必须居安思危，小心谨慎，善始善终。这大概是他对自己晚年的反省与总结。有人说，李世民在贞观前期之所以会那么努力，完全是赎罪。此说倒有些道理，但如果不是他打着“仁政”的旗子，恐怕，赎罪无法办到。《帝范》一书说白了只有两个字：君道。就是为君之道，施以仁政。

    确实，《帝范》就是太宗统治生涯的全面总结，其涉及面之广，内容之详实，没有任何一个皇帝的着作可以比肩。李世民是个崇儒重道的皇帝，他虽然犯下了杀兄逼父的大罪，但在后来，他始终是高擎儒家的“仁政”理想，并把这种“仁政”理想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治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就了“贞观之治”，他自己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贤明君王之一。

    在贞观前期，李世民认真总结历代帝王的治败原因，大力推行轻摇薄赋，疏缓刑法的政策，在政治上知人善任，坚持法制，虚怀纳谏，以史为镜，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使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与进一步发展。历史上称贞观前期“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并非虚妄。

    但到了贞观后期，弊端就出现了。这当然还是李世民的“功劳”。贞观十三年(639)五月，着名的谏臣魏徵就跟他说，您现在“善始而不能克终者”已经有十多处了。并且将这十多处一一罗列出来：贪求珍宝，轻用人才，不愿纳谏，亲近小人，好尚奇异，疏远人才，沉溺田猎，待下严刻，荒怠政事，劳民伤财等。魏征向来是个小题大做的人，但无风不起浪。李世民在贞观后期的“缺点”的确与他前期有天壤之别。

    但毕竟，李世民是个英明的帝王，和汉武帝一样，他对于晚年自己的缺点与过失并不隐瞒，而是在给李治的遗嘱中作了无情的自我批评。并且告诉李治，千万不可学我。若学我，就要学我的优点，至于缺点万万不可学。

    大概，“一个有大功的人必有大错”是一规律，或者说，是一定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都是这一定律的实践者。值得庆幸的是，有大过后，有的皇帝敢于承认错误，而有的则选择了一直错下去。

    李世民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太特殊，首先，他杀兄夺太子之位，逼父取皇帝位，落下了臭名，但励精图治，将大唐帝国推向了我们今天仍津津乐道的盛世颠峰，又在颠峰上自得意满，险些坠入深谷。总取笑秦始皇与汉武帝相信丹药，自己却以身试法，乐此不疲，最终还死在这上面。

    有人说，李世民的一生都是在危机中度过的，在秦王位时，他担心哥哥李建成成为皇帝后杀掉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在做皇帝的前期，很怕别人提到他对哥哥与父亲所做的一切，出于赎罪的心理，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大唐帝国。在当皇帝的后期，他又担心李治不能担当大业，而苦苦求索苦苦训导。

    他对李治未来的设计不仅仅是在铺路上，在铲路上，他也颇下苦功，因为他怕。

    3、铲路行动

    李世民虽然对李治进行了全面的太子教育，但由于李治忠厚温良的品质已形成，李治是否能承担严酷的政治斗争，是否能让跟随自己的大臣心甘情愿地辅助李治把贞观之治进行下去，这一切，使他对李氏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

    所以，李世民不得不尽己所能为太子李治尽可能扫平前进途中的主要障碍，而这些障碍主要有个方面：一是内部问题，一是外部安定。

    在外部安定上，李世民四面出击力图扫平威胁李氏政权的边疆隐患。跟少数民族打仗，向来是唐朝的拿手绝活。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下令出击焉耆，活捉了焉耆王骑支。同年，又把高丽纳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年，他就开始了行动，分陆海两路攻击高丽，李世民亲自到辽东前线督战。但高丽人的坚决死守让唐军每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后因久攻不下，温度又降，粮草供应困难，李世民只好下令退兵。贞观二十年，李世民又发兵和突厥兵分九路北征，获得了巨大胜利，铁勒诸部均表示永远服侍大唐。二十二年，李世民进行了第二次征讨高丽的战争，这是在东北；在西北，他攻击龟兹，龟兹臣服。在西南，巴蜀十三州精兵全被派出，击败了“松外诸蛮”，收降了七十余部。……

    他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对外战争立即立竿见影，贞观前期所创造的口粮全被用尽，大量的征兵和征收赋税与当初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大相违背，百姓不堪负重，引起了局部的骚动不安。但这应该在李世民预料之中，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自己的接班人扫清障碍。另外，他对自己近二十年的励精图治所奠定的厚重根基很了解，一旦接班人上台，立即“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不安的国势很快就会平复。毕竟，唐帝国有这个基础。

    而相比于外部安定这一障碍，内部问题可真就是李世民面临的大问题了。直接一点说，李世民所谓的内部问题就是担心李治接班后在驾御群臣。处理国政上力量不够，信心不足。

    就在立李治为太子不久，他就因担心李治性格仁弱而召见长孙无忌，叹息道：“你总劝我立他，如今立了，但恐怕不能守社稷，该如何是好啊！”

    尽管长孙无忌用各种各样的话让李世民相信李治必将是个优秀的统治者，但李世民始终放心不下，他最担心就是怕李治无法驾御这群追随自己多年的老臣。一个优秀的人领导的团队分子，必也是优秀的。李世民能创下千古之功业，和他身边的那群优秀臣子的辅助是分不开的。所以，他担心，这些臣子一旦遇到了一个并不如自己的领导，还肯不肯卖力，再退而求其次地说，他们还肯不肯服从。

    为此，他真是颇费脑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太子之位争夺后留下的隐患进行消除，稳定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的核心地位。因为长孙无忌是自己的大舅哥，他的老婆长孙皇后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况且，这个大舅哥曾强烈要求他立李治为太子，并且忠心可嘉。想要让日后的李治好过一点，就必须为他培养一批自己的势力，而长孙无忌就是这一势力的代表。那么，倒霉的就是另外一群人了。

    这群人就是普通地主出身的朝廷重臣。此时，魏征已死，由他推荐的侯君集、杜正伦被李世民拿下，并且推倒了魏征墓碑。对曾劝立魏王李泰的岑文本等人进行彻底打压。随着他的把事做绝，一批曾经在太子之争中站错了队伍的大臣纷纷落马，出身普通地主家庭的大臣在朝廷中所剩无几。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临死前，将朝廷重臣李世绩贬为叠州都督，李治提出反对意见时，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李世绩才智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情，他日你成为皇帝，怎么可能服他？我现在把他贬到外地，等你上台后再把他召朝廷，但不可一步到位，慢慢升牵。如果他稍有怨言，或是对你不恭，你要立即将其诛杀，绝不可留。”

    许多人读到此处，都认为李世民毒如蛇蝎，但他的初衷却是为了子孙计啊。

    表面来看，李世民为李治开出了一条坦途。但李治并没有走远，事实是，贞观之治不但创造了一个盛世大唐，还制造出了无数能臣名相。李世民即使再恶毒，也不可能将朝中旧臣赶尽杀绝。况且，他当时认为的内部危机只是太子之争留下的隐患而已。

    所以，当李治一登基后，马上陷入了一个十分窘迫的境地。李世民无处不在的余威在许多大臣身上得到体现，这些人在这个年轻皇帝面前，往往以长辈自居，侃侃论奏，李治稍有错处，他们就开始教育上了。特别是长孙无忌，担任宰相一职三十年，朝中大臣都畏惧他十分。而他更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对李治进行“教育”，年轻的皇帝李治无论如何都不能跳出这个父亲不经意设置的“群臣旋涡”。

    他最终选择了武则天当皇后，与此大有关系。

    4、意料之外的失败

    李世民的遗嘱解决是白忙活，全是因为我们后来得知的武则天。

    武氏应该是李世民的小妾，在李世民身边当了12年才人。后来，朝中谣传有武氏该当天下，李世民又不忍心杀她，就把她赶到了感业寺出家。据说，李治第一次见到武氏时就心有所动。但并非是武氏的青春美貌吸引的他，而是她的成熟、丰盈和稳健，这种样子象极了李治八岁时就死掉的母亲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是个好母亲，许多史书上都说，“贞观之治”有她的一半功劳。但生的儿子都不怎么样，长子李承乾，想要革自己老子的命，次子李泰也和他哥哥一个德行，三子李治却不想动刀动枪，但好像是物极必反，他居然文弱的过了头。大概也正是李治这样的性格，才让长孙皇后对他过度喜欢，从而造成了懦弱性格的李治的恋母情结。这种情结更是随着长孙皇后的死而根深蒂固。失去母亲后的李治痛不欲生，若不是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的时常开导，他恐怕早就变成抑郁症患者了。

    而当了皇帝的李治再次遇到武氏时，武氏的成熟和李治心里所渴望的“母亲情人”更加接近了。唐帝国的命运由此而发生了改变。她被李治毫无悬念地接进了宫，生子、封宫、晋后。李治对她真是一见钟情，并专宠终身，直到死都没有改变。

    当武氏给自己改名为则天后，并将李氏江山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时候，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是她？即使她有超绝的智慧，在男权社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唐代是中央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成熟期，李治作为一国之君，性格虽欠缺果敢刚强，但决非昏庸无能之辈，在武则天一步一步走到帝国舞台前面来的路上，都是他一手扶持的。也就是说，李治是心甘情愿让武则天干预朝政的。那么，李治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呢。

    首先，武则天的母性让李治把武则天带到了自己身边；其次，他给了武则天太多的机会，最主要的一个机会就是由于自己的身体不适而让她干涉政治。但是，身体不适，完全可以把一些朝政事宜交给辅臣来处理，可李治为什么要选择武则天而不是长孙无忌呢？

    事实上，李世民早就料到李治成为接班人后的日子不好过，这也就是我们上面谈到过的，李治在朝堂之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比他的父亲要差出很多，正如一个机动车驾驶员不能驾驶飞机一样，李治没有能力驾御父亲的旧臣。

    他必须要寻找一个心理上的靠山，而武则天跳了出来。在李治眼中，武则天是妻子，又是母亲，是红颜，又是同道。有了她，他就可以在群臣面前满怀信心地挺起腰杆；有了她，父亲和母亲开创的“贞观之治”就可以重现。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治竟然不顾天子之尊，亲自到舅舅长孙无忌那里行贿，希望在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的问题上得到舅舅的支持，可长孙无忌打死也不合作。

    他当然不会合作，因为这俨然违反了太宗皇帝的嘱托。况且，废后之事是朝廷大事，怎么能随便就废呢？

    李治召开会议，坚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褚遂良先跳了出来，拿出太宗皇帝的遗嘱，并且把帽子摘了，像无赖一样用脑袋去碰地，流了满地的血。李治虽然气得死去活来，但又碍于他是托孤大臣，不得发作。

    这个时候，李世绩站了出来，他做了最缺德的一件事。他对李治说：“这本来就是您的家事，关别人屁事！”

    就这一句话，让李治有了心理凭借，他顶住了各种压力立了武则天为后。长孙无忌的辅臣之名就在这个时候被李治判了死刑，李世民的政治遗嘱也化为泡影。

    也许，这一切都是大唐的劫数。当初，李世民是何等的英明，识尽天下英雄，将天下豪杰尽赚彀红，却偏偏对身边这个相随十数年的“真凤天后”视而不见。李治却与父亲恰好相反，他慧眼识珠，对武氏一见钟情，并确信她能帮助自己。想不到却把自己的家族送进了油锅。这一切真可谓是鬼使神差，即使是李世民也难以预料。他虽然预料到了李治的性格懦弱，但绝对预料不到，李唐天下会因为儿子而半路夭折。

    事实上，到了贞观后期，李世民无论对接班人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安排，都不能达成所愿。他不可能对朝堂之上的情况没有了解，虽然找了两个辅臣，但任何人都知道，关键还在于接班人本人，是否是那块材料。李治显然不是那块能保住李唐天下的材料。

    可为什么还要选李治作为接班人呢？

    5、无可奈何选李治

    李治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却成为唐太宗的接班人，按照封建皇位传递方式，如果不是他前面的八个哥哥纷纷落马，李治恐怕抽签都抽不到自己。有一种假设是：如果不是李治成为太宗皇帝的接班人，唐朝历史不会有武则天这个人。这种假设完全成立，因为太宗的儿子们没有一个会像李治那样喜欢上武则天。

    那么，唐太宗为什么会选择李治作为接班人？从历史来看，他不是因为什么选择了李治，而是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李治。

    李世民精力充沛，一生共生了14个儿子。按照封建“家天下”惯例，立太子以长，其他都封为王。但是，这种惯例在唐朝首先就被李世民打破了，他就不是长子。正是这个原因，所以他的所有儿子总是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认为长子一定就是皇帝，非长子一定就不是皇帝。

    李世民的儿子们下场都很可悲：3个被杀，3个自杀，3个早夭。1个被“幽闭”，两个被废为“庶人”。《旧唐书》在《太宗诸子》后感叹道：“子弟作藩，盘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我们知道，皇帝不可能把皇位传给外姓人，所以，宽容一点来讲，李世民也只有这14个“候选人”。而第二、第十一、第十二子又“早夭”，所以只剩下了11个“候选人”。而这11个中有10个却陆续出局。

    首先出局的就是大儿子李承乾和第四子李泰。李承乾生于承乾殿，取名“承乾”，隐含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小时候的李承乾秉性聪明，8岁即封为皇太子。谁知长大后却喜好声色，漫游无度，而且特别善于伪装。在他老子面前，言必忠孝；退朝返宫，便与群小亵狎。这样的人注定要搞出事来，果然，他最终选择了革他老子的命。关于他造反的说法有两种：第一，此人腿脚不好，又加上父亲对四弟魏王李泰很看重，他很怕被废；第二，父亲当年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对他影响很大。但最终他没有成功，被废为庶人，徙往黔州，两年后死在那里。魏王李泰自然也不是好东西，他对大哥早有成见，并且私树党羽想要夺太子之位，李承乾被废，李世民想立他为太子，但他不满足，也想革命，结果被老子“幽闭”起来，35岁就死了。

    唐太宗痛心的要死，他后来的死也跟这件事有关。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报应一说，那这件事就该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了。为了不让悲剧再重演，他下了一道诏书：“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着为令。”

    太子是一国之本，唐太宗对此深为了解，他把目光投向了第三子吴王李恪，李恪是隋炀帝的女儿阴妃所生。此人文武兼备，和唐太宗很像。并且在大臣、百姓中的威望很高，唐太宗很想立他为太子，但大臣长孙无忌（文德皇后的哥哥）却强烈反对。因为他看到外甥承乾、李泰都出局了，就想把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推上来。唐太宗没有办法，只好不立。而李恪也没有因为未被立为太子幸免于难。后来，长孙无忌辅立李治，借口“谋反案”杀掉了李恪，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以绝众望”，从而稳定外甥李治的统治。

    最终，唐太宗无奈之下把目光投向了第五子李忻，但这个儿子也不是好人，为了让他成材，他把李忻身边的长史换掉，让敢于犯颜直谏的权万纪任长史。可就在贞观十七年，李忻派刺客杀了权万纪，发动叛乱，结果失败被杀。第六子李情是个享乐主义者，他所在的州县百姓恨不得杀了他，这样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江山交给他的。第八子越王李贞，听他讲话是个绝对的好人，但看其做事却是个绝对的小人。唐太宗最终还是把眼光投向了最后三个儿子：第十子纪王李慎，虽然聪明好学，可惜是个懦弱无能的胆小鬼；第十四子曹王李明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本事，而且在太宗晚年，与庶人串通谋反，被贬黔州。

    那么，剩下的也只有李治了。

    由上可知，唐太宗选择李治是无奈之举，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手中已经没有了候选人，其次就是朝廷重臣长孙无忌的影响力。

    中国有句俗语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可为什么唐太宗的儿子们却如此不争气呢？当初，唐太宗不是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他经常在宫中亲自盘马弯弓教育诸子，告诫他们不可忘了李氏家族的传统。他还亲自为太子择饱学如于志宁、孔颖达等人为师，但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这位英明盖世的皇帝肯定认识不到，导致他的儿子们一个个腐化堕落的灭亡之咎，全在“家天下”的宗法制度。

    尽管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宗法制度规定出了不可违犯的嫡长传世的办法，但它根本不可能保证皇位的和平过渡。换作是另一个朝代，这种和平过渡还有可能。但在唐朝，由于李世民开了个“非长子而得到皇位”的先河更让这一规定雪上加霜。

    原本，皇帝的儿子们觊觎皇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相互残杀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骄侈”二字，更是促使这些人堕落的重要原因。“家天下”制度本身就认定了这些“龙种”的特殊地位。李承乾8岁便被立为太子，成为东宫之主。东宫内，有文臣听他支配，有武士为其鹰犬，他曾对人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

    正是这无数的“优势”，让唐太宗的儿子们都不成器，也让他在选择接班人时不得不选择李治。也就是说，李世民不得不犯这个错，对于大唐帝国来讲，这也许就是个命数。

    6、遗嘱的玄机

    众所周知，但凡一个能创建丰功伟绩的人，必有过人之处。李世民能创造出贞观之治这样前无古人的建树，其智慧之高超，心思之缜密，恐怕天下无二。这当然有他的政治遗嘱为证，他临终前对那三个人说的话，都有深意，因为这些话，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并非是随便说出来的。

    首先，他对长孙无忌说：朕今悉以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意思是说，既然你死皮赖脸地要我立李治为太子，我已经立了，并且现在他将要成为皇帝，你做出来的事，你就必须要承担责任。长孙无忌这个人参与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能当上皇帝，他功不可没。贞观时期，他作为朝廷重臣之一，为贞观之治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此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敢直言。确切地说，就是善于避嫌。一旦遇到大事，他肯定会先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李世民把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看重的是长孙无忌代表的关陇集团，而并非是长孙无忌本人。

    然后，他又对褚遂良说：我有天下，无忌力也。尔辅政，勿令谗毁者害之。意识是说，你当此辅臣，最主要的任务是不要让小人谗毁长孙无忌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其实，这话是说给长孙无忌和李治两个人听的。长孙无忌是外戚，外戚往往是干政的代名词，但李世民知道长孙无忌没有这个想法，可别人很可能有。同时，他也告诉李治：你舅舅是个忠诚之人，不会危害我李家天下，你放心用他。不可听外人的说法。

    褚遂良是个书法家，他能得到李世民的重用与此或多或少有点关系。此人也是帝国的忠诚之徒，在成为李世民亲自指定的参与政权裁决的最高决策人后，与长孙无忌悉心为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所以才出现了后来的永徽之治。但李世民选他为托孤大臣，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曾多次参与废立太子、决定王储之大事。最终，他所推荐的李治成为帝国的储君，李世民也想让他对以后的事情负责。

    最后，李世民对李治说，有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这话说得有点托大，或许，当时的他真的就以为有二位托孤大臣辅佐，李唐天下就可延续万年。事实也正如他所料的那样，当武则天要被李治立为皇后时，两人看出了武则天非池中之物，坚决反对。但无济于事，最终，两人都被武则天直接或间接害死。他们二人并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临终嘱托，长孙无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坚定立场的。

    李世民的遗嘱最终没有成功，主要原因就在李治，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他不死或者晚死几年，事情可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虽然许多该发生的事情都得发生，李治肯定是他的接班人，而李治对武则天的感情也一定会爆发，但是，如果李世民在的话，李唐天下就不会被武则天窃取。如果他在，李治还敢跟武则天接触？！

    总的来讲，从宗法制度的角度来讲，李世民的政治遗嘱是破产的。因为他并没有维持住李氏天下，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份遗嘱是成功的。因为李治的确是听从了他的教诲，并且延续了贞观之治。

    这可能就是泉下的李世民的一丝安慰吧。

    7、一丝安慰

    李治登基后，改“贞观”为“永徽”。同时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的辅佐之下，李治大有乃父之风，继续推行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和“贞观之治”所体现出来的“仁政”原则。

    在永徽初年，朝中大臣虽然从心底并不服年轻皇帝，但在帝国基础建设的恢复上，他们出奇的一致。因为这些臣子们的努力和李治的许可，永徽初年，唐帝国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再度繁荣。在经济基础稳固后，帝国又推行以诗赋取士的政策，扩大进士科的人选。在这一时期，帝国颁布的《唐律疏议》完善了贞观法制。李治在对西突厥判乱的平定问题上，始终坚持父亲的思想，坚决要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这一切足以说明李治在继承“贞观之治”已有成果的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成果。

    大唐帝国虽然没有从李世民的“兴风作浪”中彻底恢复过来，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还是在社会、法律及军事方面的成果，都比贞观后期有所拓展。后世史家称之为“永徽之治”倒不是虚夸。

    而李治在其统治的30余年里，始终以《帝范》为指导思想，即使是在武则天已成为帝国的实际领导者后，《帝范》里的思想仍旧在帝国政治经济上闪烁着光辉。我们知道，武则天在位时期，唐帝国并无衰落，只不过是改了个“大周”的别名而已。

    可以说，李世民的政治遗嘱以《帝范》为主干，以两辅臣为枝叶，以李治为水分，最终，成长为一棵欣欣向荣的大树。大概，最值得他可惜的就是，这棵树最终落入他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以进步的角度来看，这棵树并没有倒下。

    所以，李世民政治遗嘱的失误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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