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高更（1848-1903）Paul Gauguin法国

    《手捧果盘的少女》有一种文学的、色彩的和原始的情调，而其本质则是孤独、忧郁和哀伤。

    ——《生命的热情何在》

    当塞尚过着勤奋创作的隐居生活时，一个不知疲倦的异常高傲的绅士，为逃避文明世界的侵扰，正在寻求原始人的生活而浪迹天涯。这位奇怪的、与众不同的绅士，便是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保罗·高更。

    高更与凡·高、塞尚被称为西方现代美术三杰，他的创作受印象派启发，又最终背叛了印象派。高更对于现代艺术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对于绘画本质的信念，他把绘画的本质看成是某种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当成记忆中经验的一种“综合”，而不是印象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直接的知觉经验中的东西。他不断地运用绘画和音乐的类似性，把色彩的和谐、色彩和线条当成抽象表现的形式，摆脱了明暗对比法、立体法等约束，将色彩平涂在画布上。比起大多数同辈艺术家来，他的探索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东方、古典前以及原始艺术的影响。在他身上，可以发现现代原始主义的根源，向往获得一种表达方式，以抛弃西方传统的习惯势力，回到史前人类和野人的真理中去，从而达到真理。高更的作品，是西方艺术史上耀眼的一页，给现代美术尤其是野兽派的产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高更的一生，永远徘徊在逃避与追求之间。他逃避现代文明的窒息，追求自然与人性的完美结合，替文明本身找到了避难所。他的画作充满了音乐般动人的节奏感和优雅的装饰意味。他不受任何外力的阻挠，哪怕是病魔缠身、饥寒交迫，也不能阻止他对美的追求和渴望。他似乎总是向往远方，留恋那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这种感情，最终在他的一种救世的信念中具体化了。

    高更杰出的作品，大多是在塔希提岛上完成的。这个法属小岛上的原始风光以及肤色黝黑的毛利族土著，给了高更最强烈也最深刻的心灵刺激。岛上湖泊鲜艳夺目，树木郁郁葱葱，上岛初期，高更就被岛上那些尚处于原始状态的赤身裸体的土著女子迷住了。他喜欢这种粗野健康之美，以她们为对象画了许多素描和油画，作品用线条和强烈的色块组成，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装饰效果。

    南纬17度，金色的阳光跳舞的地方，在那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那个叫塔希提的岛屿上，高更找到了他永恒的追求，而那个岛屿也像热情地拍打着它的海浪，成就了他艺术的辉煌。

    概括客观、色彩夸张、强调主观、视觉变调，是高更综合主义特征。具体地讲，是用平涂的色面、强烈的轮廓线以及主观化的色彩来表现经过概括和简化了的形；不论是形或色彩都服从于一定的秩序，服从于某种几何形的图案；其绘画有很强的音乐性、节奏性和装饰性。我们已经知道，高更曾以原始土著人为题材，和以往欧洲绘画的题材有相当的不同。他独特于欧洲绘画史上的作画方法得益于日本浮世绘的启迪。日本浮世绘是一种多板套色的版画，分数十版，印在有点类似中国宣纸的日本纸上；这种版画没有显著的阴影，而以明快的色面来表现立体。同时，这些色面并不重叠，没有“混色”的情形，自然色彩鲜明。所用的是植物性颜料，发色优雅，而注重平面性。

    《手捧果盘的少女》就是这样一幅美感荡漾的佳作，这幅描写热带岛屿“塔希提”的充满宁静、祥和气氛的画作是现代艺术史上的象征派之父高更的代表作之一。许多人认为它是高更对塔希提的憧憬：这是一个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有着许多亲切无邪的土著妇女的地方。这是一幅美丽动人的画面。女人光滑的肌肤与神采，充盈着古典雕塑的韵味。袒露的胸部与盛满水果的盘子似乎是性爱的象征。在从黄色到各种深浅不同的绿色的色彩结构中，现出两位妇女的轮廓，像浮雕一样出现在背景上。虽然是线造型，但人物头部和手臂却是以微妙的明暗变化来表现的。在这幅作品中，煞费苦心杜撰的神话已踪影全无，艺术家的造型结构理论，服从于表现主题的极端快乐，虽然色彩的和谐和从前的作品一样可爱，绘画的空间也和从前一样封闭而有限制，然而这个有立体感的人物浮雕般的投影，与古典浮雕的新古典神态，拉上了关系。

    温柔妩媚的塔希提女子是他创作的灵感，他将塔希提视为生命中最后的净土。

    塔希提——高更不解的情缘

    塔希提——这一方尘世间的乐土，造就了塔希提人能歌善舞的性情；幻化了塔希提女性婀娜多姿、纯真善良、温柔多情的秉性。也是这种清新的自然，诱惑了著名的画坛印象派之父保罗·高更在这里用毕生的信念追逐艺术的原始和本能。他的作品以纯粹原始艺术为主，浪漫而充满梦幻般的色彩和独树一帜的画风，备受世人的瞩目。塔希提是他的灵魂故乡，他为之牵绊的生命的根！要忘记高更是很难的，就像不可能忘记蓝天翠峦碧水和阳光一样。

    塔希提岛，那儿有着高远的苍穹，灿烂的太阳，那儿丝毫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人迹罕至，然而却可以享受到城市里难得的孤独；那儿的姑娘是天真纯朴的，她们一点也没有沾染上都市人们的虚伪与做作，在她们身上，流动着健康的、粗野的美，她们的精神是纯真无邪的，她们的身体是朴实厚重的，炙热的阳光让她们金黄的皮肤与绿树、蓝天相映成趣，在城市里已成绝响的痴憨的笑容、悠闲的步伐可以让远离文明的他找到灵感的火花。高更挥舞着画笔，就像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挥舞着他的大棒，用色彩与线条惨淡经营着别具一格的城堡。只有高更，他义无反顾地远离了世俗的牵累，在世人惊诧的眼中，迈出了那一步。在塔希提，高更创作了《手捧果盘的少女》这幅杰出的作品，以至于今天当我们日益远离那样的格局时，面对那份粗犷和生命的放歌，仍不由得产生强烈的震撼。

    《手捧果盘的少女》所描绘的是加勒比海的安提瓜群岛的妇女劳动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两个青年女子半裸着身子，站在一片蓊郁的树阴下，一个手端着盛满果子的盘子，一个少女手捧鲜花，显然在对她的同伴私语着。两个裸着身体的少女形象端庄，表情认真，似乎都沉浸在朴素的爱情心绪之中。画面都采取大面积的平涂色块，在强烈阳光下晒成棕赭肤色的土著人民，与鲜红的果物，深黑与苹果绿色的腰裙构成鲜明的对比色。他们正站在一片暗绿色的树阴底下，背景是充满阳光的橙色天空，这是一幅热带原始园林的环境。显然，画家不想如实地表现这些景物与颜色，经过他自己的感受，高更把这一切稚拙化了。没有透视，更没有色彩的层次，所有这些异国情调都是带有原始味道的，他以装饰性手法展现出这片景物。画里，塔希提的女人，是精灵。无声地在倾诉有这样一个美丽世界的存在。高更的画，使人时时感觉到一种纠缠——文明与原始的纠缠，束缚与野性的纠缠。在绚烂的颜色背后似乎总有着阴翳在流动。这种纠缠使高更灿烂和痛苦，却不言放弃，最终也沉淀了我们的记忆。虽然心里总是有苦痛和忧郁浇注，但欣喜与欢愉也实在犹如泉涌，剪不断，理还乱。高更终是有了塔希提相伴，他的源泉，他的爱情，他的天堂。

    斯人已去。塔希提女人们如花的笑靥和始终如一的真，为你祭奠。

    （佚名）

    我是双重存在的：我是野蛮人，也是小孩。野蛮人比文明人更优秀。我的画虽然不蓄意使人震惊、让人张皇失措，但是人人看了之后，都为之震惊、为之张皇失措。这都是我的血液里的野蛮人性格所造成的。

    ——高更

    读过英国小说家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的人，都会记得书中那位放弃优裕生活而献身绘画的主人公，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法国画家保罗·高更。

    1848年，高更出生于巴黎一个共和派记者的家庭，他的母亲是秘鲁人。在高更3岁的时候，父亲为了逃避上台执政的拿破仑三世的迫害，不得不逃往秘鲁。不幸的是，父亲在中途就病故了。高更随母亲在秘鲁度过了4年后，7岁才回到法国。南美的热带风光以及当地原始纯朴粗犷的民风民俗，在高更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埋下了种子，这使他永远无法摆脱那浓浓的原始情结。

    高更性格中的不安分因素，在他17岁的时候第一次显现出来。在中学毕业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他的家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他要当一名水手，这是在当时高更眼里最富冒险色彩的职业。当高更在大海上漂泊了6年之后回到法国时，他蓦然发现，故国已经面目全非了：母亲已经去世，故宅也已在普法战争中化为灰烬，而他自己则成了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被监护人，并娶了一位富有的丹麦少女为妻。

    对于高更来说，除了家庭的冷漠，更不可忍受的是职业角色与艺术兴趣的严重背离：证券经纪人的刻板工作每天都在泯灭着自己心头的艺术火花，他感到一走进证券交易所的大厅，他的艺术灵感就被窒息了。他向往山野、向往田园、向往大海、向往蓝天，他向往心中的伊甸园向往美丽的雅典娜……他在心里时常呼喊着：“我要做一个职业画家，以全副身心去拥抱艺术之神。”为了实现心中的这一宏愿，高更在1883年1月做出了一个令其家人大吃一惊的抉择：他要辞去收入丰厚的证券经纪人的工作，向着一个新的漂泊不定的海洋，开始新的人生远航。这一抉择意味着，高更失去了稳定的收入也因而失去了往日温馨和睦的家庭，他变成了一个不得不依赖卖画为生的流浪画家——在那个年代，画家几乎是可以和乞丐画上等号的行当。

    但在如此窘迫的境遇下，高更的创作激情却空前高涨，他对印象派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尝试，画出了一批极具印象派神采的作品。1886年在第8届，也就是最后一届印象派画展上，高更推出了19幅新作，成为实至名归的印象派主力画家。然而，他的悲哀在于当他隆重出场之时，却正是印象派的“谢幕典礼”。他非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却把自己捆绑在一个即将消散的画派身上。随着印象派画家群体在此次画展之后的风流云散，高更也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他艰难地筹措到一笔钱，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然后凄然地离开了巴黎，只身前往布列塔尼附近一个名叫彭塔温的小渔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画家。

    高更的艺术风格是在流浪中形成的。1888年2月，高更来到布列塔尼，这个十分荒凉的小地方在高更的眼里却是一片尚未受到都市文明污染的净土。他在这里感受到了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息，对以前所迷恋的印象派单纯以大自然光影为表现主体的观念和方法，产生了最初的怀疑。后又结识了年轻的画家贝尔纳，从此他们成为艺术上的知己。在探索新的艺术语言方面，高更从贝尔纳身上汲取了新鲜的观念和方法。高更又前往法国南部的小城阿尔，这是在艺术史上一次很有名的艺术之旅。他受凡·高的邀请，前往凡·高所营造的“未来画室”担任“首任室长”，由此不难看出他在凡·高心目中的地位。高更与凡·高，这对艺术史上耀眼的双子星座，在阿尔的简陋画室中聚合、摩擦、碰撞以至分离，给百年艺坛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凡·高1890年自杀身亡的消息，使高更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终于下定决心远离法国，前往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继续他的自我放逐和流浪。

    1891年4月，高更孤身一人乘船来到太平洋上的小岛——塔希提，迎来了他事业的高峰。在这人迹罕至的岛上，他却感到了孤独的幸福。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一股稳定祥和的力量已逐渐侵入我的身体，欧洲的紧张生活早已远去，明天、后天乃至未来的永永远远，这儿都会永恒不变地存在吧！”高更迷恋岛上的原始女性，他喜爱她们那种健康的、粗野的美。他悉心描绘那犹如大地般的朴实、金黄。高更本来就是一个多产画家，在塔希提岛上，他的灵感更是如泉喷涌，在第一次上岛的两年时间里，他画了60多幅作品。

    1893年8月，高更回到法国。当这个被南太平洋的海风吹得面孔黝黑的45岁的汉子，身穿塔希提岛上普通人的服装，出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时，他简直被人们当成了怪物。然而，高更的塔希提主题画展失败了，他为配合画展而绞尽脑汁写作的随笔集也没有引起文学艺术界的重视。高更的这次“回归文明”，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象征：他醒悟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这个城市和这种文明了，这里不再需要他，1895年夏天他重新回到了塔希提岛。

    1897年1月，高更最钟爱的长女因肺炎去世，高更3个多月后才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此后，他与妻子长达20年的通信联系彻底中断。高更在极度悲哀和绝望中，花费1个多月的时间，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幅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是高更对人生哲学的一次最深刻的思考，也是其艺术风格的一次最完美的展示，正是这幅巨作，一举奠定了高更在现代西方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幅画完成后，高更在女儿去世1周年的那个月吞砒霜自杀。幸好，他被人及时发现而获救。这使高更的生命又延长了5年，也使这个世界又多得到数十幅艺术遗产。

    1903年5月8日，高更死于心脏麻痹。临终前，他带着强烈的自信说：“我想为后人争取一种敢作敢为的权利……我对社会毫无贡献，不过我的绘画作品使我聊可自慰，而且举凡今天从这种自由中获得了好处的画家们，应该对我有所感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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