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屏传-苦涩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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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农历3月25日清晨,在江西鄱阳县一个偏僻的小村——高石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

    旧中国农民的苦难,从来就是与天灾人祸紧紧相连。婴儿就出生在这样的农民家庭。

    高石村虽说位于鄱阳湖畔,实际上却处在一个港汊的丘陵地区,没有渔业,全靠耕田种地维持生计。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地肥水美,哺育了千百万百姓。但旧中国政府官员腐败,没有人兴修水利,有几处圩堤也年久失修,每当洪水泛滥时,鄱阳湖水汹涌,毫无阻挡地冲击着两岸的庄稼,致使粮食颗粒无收,房屋倒塌,百姓没有归宿,造成巨大灾难。

    那时候的高石村,道路不通,贫穷落后,生病了靠求神拜佛,一年到头难得温饱,能够“糠菜半年粮”的算是较好的人家,更穷的就可想而知,老百姓的想法就是靠天吃饭。农村把生儿育女看成是命中注定的,认为多儿多女有福气,当然这种思想的背景仍然是人多劳力多,人多不受欺负!儿子多更好,养儿防老呀!但现实生活里,子女多了,耕地没有多,吃饭的多了,粮食没有多。所以多子女是亦喜亦忧,对于当家的人,往往因此而苦恼。此时,婴儿的父亲正是处在这种苦恼之中。

    在农村,妇女生孩子那是很平常的事情。第二天,婴儿的母亲就照常喂鸡、煮饭、洗衣,家里男人照常下地,孩子照常玩耍。

    孩子总得有个名字,婴儿的母亲向丈夫提出来:“伢儿,得叫个什么?”不知是没想,还是没想好,婴儿的父亲只“嗯”了一下。“发、发”婴儿的爷爷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在咱石姓里,他是‘宠’字辈,叫宠发,对,就叫宠发。”似乎对这个名字挺满意,他连着叫了两声。“发、发”这是农村遍地都用的字眼,很俗,但“发”又是穷怕了的长辈们对后生最大、最迫切,又最实际的梦想啊!

    婴儿的父母何尝不想儿子如此呢,因此都同意了。依照农村的习惯,在家里都得有个小名。婴儿的父亲随口说:“叫四,四嘞吧。”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啊!原来婴儿虽然在家里排行第八,可在男丁里头是排行第四。封建的农村社会里,是从来不把女儿当做家里人的,所以在父亲的脑子里婴儿是老四,本欲叫老四的,但一想人刚出生,怎么就会老呢?于是把“老”字去掉,剩下个“四”字,又不好叫,就顺口将本土方言里一个习惯性的语气助词“嘞”凑上去,成了四嘞。

    从此四嘞就在家里叫开了,也在这个偏僻的小村里叫开了,而石宠发这个名字,因为有些拗口,字也难认,逐渐被家里和村里人淡忘了,甚至再也没有人叫过(后来,考初中时,四嘞将名字改为石屏)。

    那时候,高石村是个只有4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以高姓为主,石姓只有少数几户。离鄱阳县城有30余里[1]路,那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除了人力独轮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村里人到城里办事,只能靠腿走肩扛,大部分人一年都难得进城一两次。

    高石村其实也很美丽、宁静,村前虽然只是鄱阳湖的一个港汊,但湖面的宽广仍足以令人心旷神怡。湖光潋滟中,不时有候鸟飞舞。村后,背倚浸润着鄱阳湖水气的小山,苍松翠柏、绿草如茵。黑顶黄墙的房屋,错落在半坡上,被垂柳掩映,尽管简陋却别有一番乡土韵味。还有一棵百年大香樟,粗壮的枝,茂密的叶,似一把巨大的绿伞矗立在村子后面,将大片的阴凉撒给嬉玩的孩童和聊天闲谈的老人。村子的四周是一块块高低参差、平滑如镜的水田,不时显映着耕牛和村民辛勤劳作的身影。特别是村口荷塘里,荷花,鲜艳而又娇美,荷叶,硕大而又碧翠,它们簇拥在一起,连成一片,散发出阵阵清香,呈现着一种悦目的光彩。整个村子似一幅漂亮的水墨画,婉约而又清新。

    如果遇上风调雨顺的年份,村民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男人们将收获的芝麻大豆拿去榨油,女人们用摘来的棉花纺纱,织成粗实厚重的土布并染成一律的靛蓝色,给大人小孩儿做新衣。年轻小伙儿则在农闲时去熬制硝盐,供村里人食用。逢年过节摇着拨浪鼓的货郎,敲着小锣卖糖块的小贩,也时不时来到村里,吸引着村里的大人小孩儿。这里不用钱币,人们都是各自从家里拿些大米、芝麻、黄豆之类的农作物,去换些小孩们爱吃的糖和女人们用的针头线脑儿等。遇上丰收年,多在春节后,村里还会请来戏班子,搭个台子唱几天戏,这是全村人最高兴的时候,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台上唱,台下应,很是热闹。这样的日子,虽然浸透着艰辛与苦涩,可村民们总算觅到了些生活的乐趣。高石村,这时又像一张朴实的民俗图,欢快而又温馨。

    但这样的光景并不多,鄱阳湖浇灌着万顷良田,又是渔民的生存空间,但长江水倒灌的时候,它凶猛的波涛顷刻间会将整个村子和田地变成一片蛮荒之地,将一张漂亮的水墨画泡得模糊一片,把一张朴实的民俗图浸得色彩全无。颗粒无收的村民们,又陷入饥饿与悲苦之中。特别是经过盛夏酷暑,传染病流行,缺医少药的村民只能死拖硬扛。因此,每到秋风萧瑟之际,不知从哪栋屋院里就会传出一阵撕心的哭声,人们知道,村里又有什么人离开人世了。

    1937年立秋不久,石屏父亲的肺病已经拖了两年(旧社会叫痨病),再也扛不下去了,在秋风凄雨声中他撒手离开了人世。不久,爷爷也忍受不了心中的痛楚,在疾病的折磨下告别了家人。这双重的打击对石屏一家,特别是对母亲和大哥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犹如在已经受伤的心口撒了一把盐,在苦茶般的日子中加一把黄连。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石屏的二哥、三哥过继给了人家,大姐、二姐早早嫁了出去,三姐送人当了童养媳,最小的四姐也被姑姑的婆婆看着可怜带去收养。在破旧的院子里,这个六口之家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和精神上的苦闷。而作为长子,大哥承担着家庭重担。在这种环境下,大哥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无端地打骂自己的女儿,甚至老婆。母亲经常在父亲的灵位前哭泣,边哭边诉说,这在石屏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对母亲的同情。每当这个时候,石屏会乖乖地站在母亲身边,拉着母亲的衣袖。这些是石屏长大后,母亲告诉他的。母亲说:“你小时候很乖,你总担心我会哭,所以出去玩的时候会对我说‘妈妈,你不要哭了’!”

    1940年,抗日战争进行到了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个时候,石屏已经开始放牛了,大部分时间和其他的孩子玩,而且很顽皮。

    一天,三姐的公公何先生在路上遇到石屏的母亲,他说:“你伢子这么大,不能耍皮了,要去读点书。”这位先生是因逃避日寇的轰炸,从县城逃到高石村来的,在这里创办私塾。母亲长叹了口气说:“哪有这个闲钱啊!”说完眼泪不禁出来了,母亲心里何尝不愿意送石屏读书呢?“远近咱还在亲戚路上,我看这伢子蛮伶俐的,叫他到我那里去读书,我不收学钱。”何先生说。母亲一听满心欢喜,千恩万谢。第二天,母亲就带着石屏来到何先生的私塾,恭恭敬敬地在孔老夫子圣像前跪拜、叩头,又给何先生行了大礼,算是正式启蒙上学了。

    学堂第一年是从人、口、手开始认字和描红。第二年要读书了,何先生是位老学究,只会教国文。学堂没有课本,大部分人没有钱,买不起书,都是各自从家里找到什么书就教什么,大人都不会去管。石屏从三祖父的旧房子里找到一套《四书》,请先生教。所谓教,就是把书上的字教你认识,然后就自己去背诵,从不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石屏上课就是背这些绕口而又全然不懂什么意思的句子,感到十分的单调。可老先生十分严厉,好玩的石屏挨过不少“板子”。先生总是对他说:“读书就是要吃苦,不苦怎能通今古。”但是石屏这时并不懂,觉得读书十分辛苦,每天都盼着早点下课,好回家做完事去玩。此时石屏的“玩性”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看到大人下象棋,他就会用硬壳纸剪成一个个小圆片,在上面写着车、马、炮等,再画上楚河汉界,与人家学起下棋来。看到别的小孩用纸扎梭镖玩,他就找来些毛竹片,削成像模像样的梭镖。竹制的梭镖射得又快又远,引得其他小孩子都向他讨要,这当然也十分危险,后来被大人们全部缴了械。这恐怕是他第一次制作“飞行器”了。

    石屏在何先生那里领到的“赏”字最多,这是先生奖励学生的一种方法。对每次课文背得又快又好的学生,他就会用朱笔在一张小纸上写个“赏”字,在课堂上发给学生,得奖是石屏最开心、最自豪的时候。因为得了“赏”字,回家就可以吃一个荷包蛋。两年下来,石屏在何先生门下已经读了《四书》中的许多文章。

    可就在这相对平静的日子里,厄运又一次向石屏和他的家人袭来。

    这是一个夏末初秋之时,八岁的石屏与侄儿突然拉起了肚子,患上了严重的痢疾,连续几天都坐在马桶上,几乎下不来,吃什么就拉什么。一阵阵的疼痛令他全身痉挛,浑身发软疲乏地靠坐在墙壁边,原来红润的嘴唇已经发白,憔悴的脸上毫无血色,连眼睛也苍白得没有了光泽。孱弱而又嘶哑的哭声,像根巨针刺扎着母亲的心。一个儿子,一个孙子,都是心上的肉啊!母亲发了疯似的在村子里一家一户敲门求问草药方子,弄到了就赶快做给他们吃,可都不太见效。到城里去看医生,一是没钱,二是路远根本没法去。大哥大嫂也是长吁短叹,恨老天对他们太不公。急得六神无主的母亲,天天在菩萨和石屏父亲及爷爷的灵位前烧香磕头,额头上青一块、紫一块,全家人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与无奈之中。20多天后,不幸终于发生了,石屏的侄儿经受不住这残酷的折磨,停止了呼吸……

    从大哥大嫂、侄女和母亲凄厉的哭声中,石屏知道侄儿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石屏奇迹般地挺过来了。

    1943年3月,在江西的日军为了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发动了新一轮的春季攻势,开始对南昌及周边地区进行又一次大扫荡。听到咚咚咚的声音,大人们说这是鬼子的小汽艇到了双港。听到嗡嗡嗡的声音,大人们说这是鬼子的飞机来了,赶紧躲到床底下去,说床上有棉被可以挡子弹。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的可笑,但在当时,对飞机,人们只有这种想象的应对方法。

    5月的一天,天空昏暗,几架涂着太阳旗的飞机几乎是贴着院子里的树梢飞过,有的人甚至看到了飞行员狰狞的面孔。这时候,石屏对着大人们喊:“我们的兵为什么不打他们?”

    不久,就听到县城方向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又不知有多少人丢掉了性命,多少房屋被毁。这是石屏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敌人的飞机,看到敌机的猖狂与罪恶,也对飞机有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日军的轰炸,迫使城里的老百姓纷纷跑到乡下去避难,当时习惯叫“逃难”。其中也有人逃到了偏僻的高石村,一向冷清的村落顿时喧闹了许多。这些人一落稳脚跟,就联系附近几个村的乡绅,张罗着要办学校,解决小孩子读书的问题。当地有位叫蒋章耀的先生,是师范毕业生,不仅会教国文,还会教算术、自然等课。于是,大家请他做老师。很快学校就建起来了,教室用的是石屏四祖父的房子,就在石屏家隔壁。石屏那个时候已经9岁了,近水楼台,他到这个学校上课了。

    当时,学校里只有十几个学生,年龄差别很大,有二十几岁的,有十几岁的,甚至还有结了婚的。他们有些人读过初中,也有些人读过几年私塾。那时能读得起书的人,大都家里殷实。9岁的石屏算学校里年龄最小、家里最穷的一个,但石屏已经在何先生那里读了几年书,有一定基础。能在蒋章耀先生门下读书,是石屏童年时期的一种幸运。蒋先生教课与何先生大不相同,尽管学生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但他因人施教。教国文课时他会先解释文章内容,再要求背诵,并挑出些重要的句子反复讲解。特别是算术课,在何先生那里石屏没有接触过,这让他感到几分新奇。一串串阿拉伯数字,让石屏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

    石屏的记忆力特别出众,别的同学背书是每次只背一小段,他却是每次背一篇或两页文章,这样强的记忆能力连先生也为之高兴。由于营养跟不上,石屏体质比较差,晚读的时候经常会打瞌睡。有时候先生会让他罚站,他甚至站着都会睡着。因为这个,石屏经常会挨打。有时候蒋先生会罚他背文章,他一紧张,瞌睡也吓跑了,站起来便朗朗地背了出来,而且经常背很多内容。对于石屏打瞌睡的毛病,蒋先生也无可奈何。

    在蒋先生那里,古文是主要课目,石屏学习了《左传》《唐诗》《史记精华录》《古文观止》等。石屏的算术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蒋老师的授课和鼓励,培养了石屏的学习兴趣,激发了他的求知渴望。

    1945年,全国人民迎来了一件高兴的事: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8月的天空,碧净如洗,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升腾着一阵阵热浪,但人们被胜利鼓舞起来的热情比这热浪更加炽烈,人人奔走相告,雀跃欢呼,全国各地民众都自发结队,通宵达旦地进行游街庆祝,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胜利的喜讯也很快传到了高石村,在村中大樟树的浓荫底下,蒋先生高兴地给大家念着报纸,村里人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开来,有的说小日本走了日子会好过些,有的说鬼子丢下那么多东西国民党去接收,派去的接收大员有的发财了,来逃难的城里人更是高兴地盘算着怎样回家……喜欢热闹的石屏,这些天一直围着大人转,虽然还不完全明白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看到大人们兴高采烈,想到日本飞机再也不会耀武扬威,心里头也很高兴,对打败敌人、国家胜利有了一个深刻的体验。

    年岁大一些的同学经常会在一起谈学习,谈今后的打算,有的说将来要做教师,有的说要做医生,有的说要继承父业。这些人家里都比较有钱,谈起来信心十足。石屏非常羡慕他们,想到自己家里穷,体质又差,怎么走得出去?有时候,他会有点失落。但少年石屏更多的是对未来充满信心。有一次,听同学谈论去县城考初中的事,石屏上了心。他想,“他们能考,我为什么不能考?我并不比他们差!”这个时候的石屏,完全忽视了读私塾的学生到县城考初中需要到县里请老师补习,除了补习算术,还要补习包括地理、历史、时事等知识在内的“常识课”,比如要背中国有多少省份,简称是什么,省会在什么地方等。还要买辅导资料,这些都需要钱!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吸引着石屏,他只有一个念头,去考初中。这是石屏长这么大第一次自己做出重大决定。

    石屏12岁那年,他便准备考初中了。他向同学们打听去县城的时间、补习的地方。石屏把心事告诉了母亲,表示过几天要到县城二哥那里去,母亲听了只是叹了一口气。当时,二哥为了方便看病,在县城租了间房子。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以后,还有一件事让石屏放不下心。从小到大,家人、老师和同学都叫他四嘞,没有正式叫过他的名字,他也不喜欢“石宠发”这个名,而且笔画太多、太麻烦。报考时该写个什么名字呢?这时,一个名字闪现在他头脑中,他不假思索地填上了“石屏”两个字。早些时候石屏看见先生桌上有一本厚厚的《辞海》,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趁先生出去的时候,他匆忙翻开《辞海》,找到石字条目顺着看下去,当看到“石屏”两个字时,他念了两声,觉得既响亮又好写,于是暗暗记在了心里,决心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石屏”。多年后,他才明白,原来《辞海》里介绍的“石屏”,是指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小县城名。今天,当我们在互联网搜索“石屏”两个字时,有两种解释,一是介绍云南省石屏县,二是介绍中国工程院院士,K-8、教8飞机的总设计师石屏等内容。

    一切准备就绪,12岁的石屏一个人踏上了去县城考中学的路,也迈出了他人生征途重要的一步。这一步显得有些幼稚和冲动,但又是那样充满勇气,充满新鲜活力。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步行,石屏到了二哥住处。二哥支持他报考初中,但却拿不出钱来帮助他。石屏找到已经在县城里补课的同学,请他们为石屏要求旁听。可老师说,旁听也要付钱。石屏自尊心受到伤害。为了和同学一起学习,石屏决定只到二哥家吃饭,和同学们住在一起。同学们是上午听课,下午复习,石屏根据补习同学的学习情况,见缝插针地借阅他们的复习材料及笔记本。同学们都很忙,石屏旁听他们背诵的内容,那些“常识”听几天也就记住了。盛夏的中午,非常炎热,石屏去二哥家吃饭要走很远的路,一路听着蝉声已经不再是他放牛时愉快的感觉,而是凄楚无助的声音。

    不久就开始报考了,那时考中学不像现在实行统一招考,而是由各个学校自设考场,自出试卷,自行录取。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也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这一年县里有3所中学招生,2所私立、1所省立。石屏在报名表上填上了新名字。正当他先后考完了两所私立中学,准备考省立鄱阳中学时,大哥突然来到县城,对石屏说:“考什么学校呀?!跟我回去割禾。”并蛮横地把他带回家去。大哥是反对他读中学的,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没有钱;二是大哥认为读书的人都没有好结果,读了书就会远走高飞,不会回老家了。这些宿命的思想都是大哥从旧地方戏曲中看来的,一直植根于他的脑海中。起初,让石屏读书只不过想让他认几个字,算几个数,根本就没想让他读中学。加上当时家里正在割禾,人手不够,所以一听说他考中学,就赶到县城来了。

    知道大哥要带自己回去,石屏死活不肯。大哥不由分说,拉起他就走,“长兄为父”,在一旁的二哥也不敢阻拦。就这样,石屏怀着对大哥的不满回到了村里。

    不久,同学捎来消息,两所中学都录取了石屏,这使他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他有能力考取初中,难过的是他不能去上学。那段时间,他谁也不理,一个人生闷气,以无声的行动向大哥抗议。在地里割禾、干农活时,甚至吃饭时,他都是满脸愁云,有时候怒形于色。后来,大哥告诉母亲说:“四很有主意,他说长大了要找我讲理。”

    心情不好的石屏经常做梦,半夜会呜呜哭起来,赌气的时候,还会摔东西。母亲看到石屏这样,十分心痛。她跟大哥商量说:“石屏想读中学都想疯了,明年就让他去吧!”大哥听后,只轻轻地叹了口气,算是默认了。

    村里开学时,石屏已经成了学长。同学们都听说他考取了中学,知道他很厉害。可是,少年石屏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个学校里,也不在村里。虽然没能读上初中,但他却看到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天地,也多了一份自信。

    冷静下来的石屏学会了思考,他知道,真正阻止他上中学的不是大哥,而是贫穷。面对残酷的家庭环境,石屏逐渐养成了一种倔强、自尊而敏感的性格,也促使他下定摆脱贫穷命运的决心。对他来说,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去,读书,而不是像大哥那样圈在三分地里。他决定,第二年再考。

    心里有了目标,做事就有了方向。有了前一次考试的经验,石屏显得更加沉稳。他从同学那里打听到,私立中学每学期的学费要一担[2]五斗②米(国民党时期,币值变数太大,所以学校收费是以市场米的价格来计算),而省立鄱阳中学只要5斗米。石屏知道,对于他这样的家庭,他只能选择考鄱阳中学。

    鄱阳中学,始建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际的光绪28年(公元1902年),是江西省6所老牌重点中学之一。初名为饶州府中学堂,后按省立中学排序,称为江西省立第五中学。学校师资雄厚,学风浓淳。“勤朴公勇”的校训,激励着莘莘学子,造就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那是鄱阳县和临近县青少年向往的学校,不过,不为人所知的是,石屏当时考这个学校不仅仅是为它的“名”,还因为它收的“米”相对较少。

    报考鄱阳中学的人特别多,学校录取率很低,是一所非常难考的学校。石屏更加勤奋了,在他即将离开私塾的日子里,他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他明白,这事只能靠自己。为了能够上学,他必须努力。

    第二年,少年石屏按照自己的计划参加了鄱阳中学的入学考试。这一年学校有500多人报考,只录取前50名。石屏以第32名的成绩被鄱阳中学录取,这对一个只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的农家孩子来说,实属不易。

    当石屏看到红榜上自己的名字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一股压抑已久的沉闷即刻释放出来,顿时,热泪涌出眼眶。这是幸福的眼泪,这是付出艰辛得到收获时的眼泪,也是无比自豪与骄傲的眼泪。

    回家的路上,石屏心情无比愉悦,他甚至感觉到树上的知了都在为他歌唱,天上的鸟也在为他欢笑,连平日坑坑洼洼的小路也平坦了许多,昔日漫长的路程也短了不少,一会儿就到了家。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大家都在为他高兴,也都在赞扬他,连蒋先生也表示祝贺。因为石屏是村里多年来唯一的一名中学生,争气的石屏让母亲充满风霜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骄傲的笑容。

    “路虽远,行必至,事虽难,做必成”,天不怕、地不怕、性格倔强的少年石屏践行了这条古训。在母亲、大姐、二哥、三哥的劝说下,大哥对这个为了读书近乎玩命的弟弟,也只好退了一步,勉强同意石屏去上学。

    开学前夕,为了筹到弟弟的学费及生活费,大哥把家里唯一一头准备养到过年卖的猪给卖了。母亲为他缝了件新衣,大姐给了他一双鞋子。石屏心里清楚,家里几乎是倾全力助他读书。背上简单的行李,石屏以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独自走上了去县城的路,也走上了一条艰难的求学之路。

    13岁的石屏,第一次离开家住进了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求知的热情、读书的欲望,使石屏忘记了这些,除了偶尔会想念母亲,他把精力全放在学习上。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初,高石村遇上了“春荒”,家里揭不开锅,哪里还有米交学费!大哥叫石屏不要读了,眼瞅家里的境况,母亲也不吭声了,这让石屏如五雷轰顶,他整整哭了一夜。看到石屏这个样子,母亲找三姐商量怎么解决石屏吃饭的问题,三姐让石屏到她家去吃饭。三姐家住在县城边,离学校有一段路,三姐夫是个小货郎,三姐则给码头工人洗衣服,家境也很艰难。二哥和三哥也想办法凑钱交学费,支持石屏继续上学。

    就这样,石屏熬过了一个学期。

    农村的“春荒”是经常会有的,走投无路的石屏急得在操场上转来转去。管体育用品的校工看到平日喜欢打篮球的石屏无精打采的样子,感到很奇怪,石屏愁容满面地把家里的情况说了,校工想了想,十分同情地说:“你先在我这里加双筷子,等秋收家里有了米再还给我。”石屏感激地点了点头。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势如破竹。5月,鄱阳县解放了,解放军的宣传队到了学校,动员学生参军南下。有一部分高中生报名了,石屏也去了报名现场,要报名。一名解放军不禁笑了起来,亲切地摸着石屏的头说:“你呀,最多15岁,和我弟弟差不多大,正是读书的时候。”虽然没能参军,但解放军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他们和蔼的态度却留在了石屏心中。没过多久,学校放假了,石屏也回家了。

    1949年夏天,由赣江、抚河、信江、修河和饶河五大河流组成的鄱阳湖水系普发洪水。100多千米 2的鄱阳湖茫茫一片,高石村也没能幸免,耕地、房屋都被水淹了。这场洪水对于石屏家,无疑是雪上加霜。

    石屏回到家里一看,满眼荒凉,母亲一脸的憔悴,大哥沉默无语,往日平展的田地成了一堆堆黑黝黝的烂泥,枯黄的稻子似一团团乱草,狼藉一片。除了抢收了一点未成熟的豆子,稻子颗粒无收。在石屏的记忆里,因洪水浸了房子而几次搬家,有时候搬到后山的茅草屋里,两家共用,各占一半,用于堆放杂物。因为是夏天,没有房间,全家人睡在露天,下雨时挤在屋里,很热,蚊子多。人们对于洪水习以为常,只怨天公不作美。

    这一年的灾情很严重,真是颗粒无收,石屏一家又是住茅草屋。想到这次真的不能上学了,他特别伤感,无法忘怀,这是石屏第一次因为失望而痛苦。

    这时的石屏再也没有向母亲、大哥、三哥提起过读书的事,他知道,大家都在经受着苦难,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他不应该太自私,他应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于是,他每天跟着大哥一起平整田地,抢种些农作物。他压抑着对读书的渴望,压抑着对校园的思念,默默地干着农活。

    校工到家里来要米,石屏红着脸支支吾吾。校工看了看空空如也的米缸,再揭开灶上的锅盖,只见全是些半生不熟的毛豆,难过地摇了摇头,没有吭声。临走之前,他拍着石屏的肩头,叹息着说:“嗨,实在没有办法,穷人的孩子读书太难了。”这句饱含理解与无奈的话,让石屏有点伤感,他握着校工的手说:“我会记住你,等有米了,我会找你的。”

    尽管对读书没有什么期望,但忙完农活,百无聊赖的石屏按捺不住对学校的思念,加上想看看县城里解放后的情况,九月中旬的一天,他独自去了学校。石屏爬上围墙,看见操场上有的人在打篮球,有的人在跳绳,很是热闹。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一位熟悉的老师,老师看见石屏就问:“石屏,你怎么不来上课?”

    看到熟悉的老师,石屏小声地说:“老师,家里发大水,交不起学费,也没有米交食堂。”

    “石屏!现在解放了,国家会发助学金和困难补助,吃饭先不用交钱,学费以后再说,我带你去报到。”老师是个热心肠,他喜欢这个老实听话的学生。听老师说国家会发助学金,石屏心里非常高兴。此时的石屏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中华民族正跨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的命运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

    鄱阳县刚解放时,人民解放军立即进行剿匪,维护治安,稳定民心,还来不及管理学校,5月,学校就放假了,国民党任命的学校领导和外地的部分老师都回老家了。不久,县人民政府成立,在进行剿匪维护治安的同时,开始进行社会各方面的治理,首先治理教育部门,决定将两所私立中学合并到鄱阳中学,集中师资力量,调来了新校长,配齐了学校领导班子,学校很快就按时开学了。石屏来校时,学校已将他那个年级分成甲、乙两班,并已经上课了。由于各个学校学的课程不一样,入学时进行考试分班,乙班主要是原鄱阳中学的学生,甲班是合并来的学生和报到较晚的学生。石屏来晚了,老师只好将他安排到甲班。不久,学校便开始评定助学金。

    石屏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黝黑的脸上顿时放出了光彩。他高兴得像一只小鸟,一阵风似的回到家里,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和大哥。母亲高兴得落下了眼泪,她明白,儿子这段时间憋闷得很,一直担心他,这下她终于放心了,赶忙帮儿子收拾衣服。

    第二天,石屏重新踏上了去学校的路,这条路他走了几十次,可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轻松、畅快,这样充满希望。在认知上,这个乡里孩子还不完全理解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解放对全国老百姓有着什么重大意义,中国将会有什么根本性改变,但是他知道,他之所以能再上学,是因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因为解放军对他的关心。少年石屏单纯质朴的内心里已经将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放在心中最崇高的位置上。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石屏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迎来了他的新生。

    注 释

    [1].1里=0.5千米。

    [2].1担=50千克。②1斗=10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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