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

    1868年，我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那时的社会状况非常恶劣。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南方的农村经济日趋萧条。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沉重地打击了乡村手工业。外国人控制的市场压低农产品价格，更加剧了身受贪婪的地主和清朝政府贪官污吏双重压迫的农民的负担。我的家庭就是这些不断陷入苦难深渊中的一个。我父亲死后，家境更加贫寒。

    10岁那年，我被送到一个木匠那去当学徒。我的师傅非常严厉，生活变成了一种痛苦。终于，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痛苦了。我听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中国人谈起那个国家，我就请求母亲替我借了一张下等客舱的船票，只身前往美国，想碰碰运气。

    在美国69年

    1880年我在旧金山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当时我14岁，从此开始了我在美国69年的生活。在这期间，美国人民坦率、勤奋以及注重实际的科学精神使我得以了解了他们，并爱上了他们。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我投身公共事业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博士作为我的法律顾问长达10年之久。那时他只是一名实习律师，后来他成为美国的总统。

    我在美国的早年生活很艰苦。最初，我在旧金山市中央大道上一家中国餐馆里当厨师，每天工作14小时。后来又当过“保姆”，替主人照料孩子，以后，我还当过海员、小商贩。1905年，我开始为在美国的中国团体组织服务，一直服务了44年。

    我是致公堂的主要组织者。致公堂是几个华侨组织的主体，目的是保护在南美和北美华人的合法权利以及改善他们的福利。我还是安良堂——致公堂的分支之一——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这个组织在美国东海岸许多大城市都设有办事处。生活在美国的大部分华人都属于这两个团体，并通过这两个团体支持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孙先生逝世后，由于国民党打着孙先生的旗号，隐藏起他们的真实面目，我们仍然对国民党抱有许多幻想。从1927年到1948年，我作为美籍华人组织的发育人一直与国民党政府保持接触。

    重返祖国

    每隔10年回一次中国，这已成为我的习惯。但每次去后，我都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美国。1911年，我第一次踏上回国旅程，我被我所见到的一切深深地震撼着。我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团结的中国，而是一个军阀混战、权力争夺的中国。土匪劫掠着我的故乡。官方明令“禁止”的赌场，事实上是警察在赌场门口守护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从美国组织了一大批资金运给由共产党领导的正在抵抗日本鬼子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2年夏天，我在重庆应周恩来的邀请出席了茶话会，他当时是重庆的共产党代表。他向我详细阐述了国民党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经过。在这次事变中，许多爱国人士被杀害。他还向我描述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怎样受着日本侵略军主力的进攻。他邀请我参观在延安的共产党指挥部。当时，我对此犹豫不决。通过那次会见，虽然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但是我仍然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持保留态度。

    蒋介石听说我与进步人士的接触后，亲自警告我要中断与他们的联系，并提出要我参加国民党，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在中央政府中给我一个职位，我拒绝了，我说我要回美国去。当我行前去告别离开他们的房间时，蒋和他的妻子继续阿谀奉承我并客套地送我到门口。然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来见我，提出由我组建一家代表他的利益，为海外华人服务的中国银行。对此，我无动于衷，因为我已经完全认清了他们企图借助于我实现他们的计划的真面目。

    我为什么支持共产主义者

    我的另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46年。当时我的身份是以致公堂为基础的一个美籍华人政治团体的主席，这样我的观点在战后的中国恢复建设时期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国民党政府看到我们不再赞同他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谎言，就拒绝承认我们这个团体。

    战后的中国正经受着通货膨胀、破产、饥荒的折磨，进口货物充斥市场。蒋介石装着与共产党和其他反对团体协商谈判，而实际上正依仗美国的援助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准备，反对人民的力量。我想袖手旁观，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初我力图把双方拉在一起，但不久就清楚地表明这是徒劳的。蒋介石决心把他的腐朽政权用武力强加于人民。拯救国家的唯一出路就是推翻蒋介石的政权。因此，我呼吁在美国的所有爱国人士支持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党联盟的各个民主团体，支持解放战争。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被选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同年9月，600名各个民主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在北平怀仁堂举行会议，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共同纲领。我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成员之一。

    1949年10月1日，海外华人盼望已久的夙愿实现了，我们独立团结的祖国宣告成立了。当我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看着一望无际欢乐的人流通过下面的巨大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毛主席在那次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感动。

    从那以后，我在政府工作之余，参观了许多大城市，包括上海、天津、广州和南京。在土地改革时期，我还去了我的家乡开平。

    参观广州

    1950年2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由津浦铁路线从北京去广州。沿途最使我感动的场面是，工人们为了早日修复被国民党空袭时毁坏的淮河大桥，不分昼夜地在寒冷的野外苦干的情景。6月，我由中断了10年之久刚刚恢复运行的京汉铁路线回到北方，这条干线上的长达3公里的黄河大桥也已经修复。

    说到桥，我又联想起珠江大桥。它是所有广州人心目中的一颗珍珠。不幸的是它也被国民党破坏了。香港的英国工程师们估计修复它需要两年的时间和大量资金，但是我们的工人阶级以极大的工作热忱同时利用苏联专家们提供的援助，只用了不足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程，修复费用只有英国工程师们估计的1/4。

    广州是一座大城市，但解放前，那里的公园寥寥无几，1953年，我第二次到广州时，参观了越秀山，过去那里是座小山，现在修成了一座美丽的公园，当中有一个可容纳5万多人的大型体育馆和一个国内最大的游泳池。看到这一切，我感到特别高兴。

    我的家乡

    回到故乡我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虽然我已离开家乡72年，但乡亲们仍把我看作他们当中的一员，向我详细地讲述他们过去受的苦难和今天发生的巨大变化。79岁的鲁妈向我讲述她家中发生的变化时，眼中透出喜悦的神采。解放前，她家里10口人只剩下3口，其余的人由于地主的剥削压榨和饥饿先后死去。那时，鲁妈和她守寡的儿媳以及一个孙女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泥窝棚里；3个人同盖一床破烂的棉被睡觉，就是这床破棉被还是鲁妈50多年前作为陪嫁带过来的。今天她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瓦房，还有了足够的粮食衣物。“以前，人们从未见过鲁妈的笑脸，现在再看看她吧。”当鲁妈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村里人这样议论着她。

    土改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在开平组织起来了。耕作方法在改变，农业生产不断提高。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前，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听天由命，但现在在灾害面前，人们通过彼此的帮助和掌握新技术，就能战胜灾害。担任了村干部的农村妇女李凤告诉我，村里已安装了30多台浇灌设备，为近2500公顷的土地浇水，这样就可以增加70万升的稻米产量。李凤所表现出来的才干以及她谈话中的自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解放前，没有人会重视这些有能力的含羞恭顺的垂首女子。

    清晨，我看见村民们在我住房的门前修整河堤；屋后，新安装的水闸正保护着200公顷稻田，起着防旱排涝的作用。

    在台山县

    我还参观了近邻的台山县。这里有许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亲属。在这儿，一些老朋友非常自豪地向我保证，所谓“三毒”——土匪、赌博、鸦片，现在已完全销声匿迹了。他们邀请我参观新建的满坡头水利发电厂，这个厂利用瀑布发电供给整个地区的家庭和工业用电。台山县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大雨发大水，小雨发小水”，这些现象现在再也看不到了。河水被新建的大坝控制住，田地得到良好的灌溉。我视察了洪城、黑潭和塔城大坝，仅后两个浇灌项目就可增加360万升稻谷的产量。

    明年我将满87岁。在我漫长的一生经历中，我看到了许多变化，但是没有一个能与我可爱的祖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相比。工农业生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我们的国防力量更加强大。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能够进入通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年头。

    解放前很多年，我一直为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痛心疾首。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的生活已经开始，这也是为什么我并没有真正感到老的原因，我的心是年轻的。我很高兴我还能最后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和自由，贡献我微薄的力量。

    （原稿为英文，载于1954年第3期《中国建设》，何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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