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学识及教育方面的成就

    在学识教育上，李鸿章有自己的深切感触。早年，他曾经在曾国藩幕府受到曾国藩的严格训练，这对他的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学习教育以及用人上，他坚持持之以恒的态度，认为坚持到底就能成功。并且，他还提倡，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把小孩子作为留学生送到国外留学……

    持之以恒的回报

    选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好比取得了一半的成功。另一半的成功，就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很多人都是由于经受不住考验，才半途而废的。曾国藩的成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他勤奋与执著。李鸿章本性疏懒，如果不是在曾国藩幕府中的磨炼，想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李鸿章投入到曾国藩的幕府以后，曾国藩就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教导和锤炼。在日常生活上，逼迫他起早吃早饭，对人讲究诚信。在严厉的督责下，李鸿章的懒病终于治好了。在军事上，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在安徽团练的时候败多胜少，主要是能浪战而不耐战，不善防守，所以就特地传授他深沟高垒的“站墙子”之术，以及保饷道粮道自立不败的坚守之法。并且，曾国藩还先后让李鸿章办马队，练淮扬水师，给他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李鸿章曾说：“我以为湘军有异术，今天晓得，不是别的。只不过听到长毛来站在墙子前罢了。”正是这种防守战术，使当年淮军在关键的虹桥之战、北新泾之战中没有被太平军击败，反而反败为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曾国藩任命李鸿章编练淮军，救援上海，这时他年仅40岁。李鸿章刚出山就肩负重任，到上海后，更是面临着严峻局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淮军刚到上海的时候，衣衫褴褛，像是一群叫花子进城，无论是当地的官绅，还是外国人，无不耻笑。这种情况只能用“苦”字来形容。

    李鸿章知道，自己的成败荣辱在此关头，只有保住上海进而夺取苏、常，才是转危为安的关键，也是他成就功名的唯一机会。要达到这一点，只有按照老师的传授来做。曾国藩出山，标榜“不要钱，不怕死”，李鸿章则接过了这六个字，“刻刻自讼”，卧薪尝胆，不苟慕荣利，冲破艰难险阻，闯出一个新局面。他“日处营中，自朝至夜，手不停披，口不息办，心不辍息”。他几乎无暇与四方友朋交游和书信来往，但是却始终同曾国藩保持联系。对于大小事务，他几乎都要向老师请教，而曾国藩也是有问必答，悉心指导。二人在短短两三年中，就留下了数百封信。教导加上实践，李鸿章的能力突飞猛进，自己也踏上了仕途的直通车。一年以后，淮军迅速壮大，人数激增到5万余人，顶住了李秀成的多次大规模进攻，掌握了有利的形势，最终收复了江苏大部分地方。

    后来李鸿章镇压捻军，遇到过更加危险的局面。由于屡次失败，损失惨重，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指责。这个时候，他进行战略大调整，提出了“倒守运河”的方案，守住运河西岸，不让捻军回师。曾国藩虽然远在后方，也来信告诫李鸿章：除了倒守运河，别无良策，应及早定计。

    经过一番苦战，李鸿章终于把东捻军镇压了下去，完成了老师没有完成的使命。

    打造属于自己的生力军

    在封建社会，几乎每个做官的都有自己的幕府，也就是今天的智囊团。幕府成员们为他们的主子出谋划策，谋取利益。幕府也为他们提供出人头地的机会，李鸿章便是在曾国藩的幕府中真正成长起来的。他充分地认识到了幕府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奉曾国藩之命出幕独当一面的时候，就开始组建自己的幕府——也就是自己的人才库。他的幕僚中，有很多是曾国藩的“遗产”，也就是曾国藩借给他或者是推荐给他的。由于有了曾国藩的成功经验，李鸿章在这方面胆量更大，步子也更快。

    1861年底，李鸿章受命招募淮军，就开始筹建幕府，到他去世，他的幕府前后延续了整整40年，一直长盛不衰。据欧阳跃峰《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一书研究，李鸿章的幕府至少有五百六十多人，无论是存在时间的长短，入幕人员的众寡，设置机构的多少，承担事务的繁简，李鸿章幕府都远远超过了曾国藩幕府，而堪称晚清第一幕府。

    李鸿章幕府人才济济，其中既有官宦子弟，如潘曾玮之父潘世恩官至内阁大学士，是李鸿章的座师。也有不少人出身平民，如周馥“世业农商，无显宦”，吴汝纶幼年因家贫以鸡蛋换松脂照明。此外，还有学徒商人等，如朱其昂、朱其韶兄弟，祖上累世经营沙船业，严信厚早年在宁波恒兴小钱肆做学徒，李金镛年轻时即以经商致富，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吴懋鼎等则担任过洋行买办。在近代颇有影响的伍廷芳，出生于新加坡，是华侨，也被李鸿章收罗进来。

    曾国藩去世以后，他的集团也产生了分裂，其中主要的势力是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曾纪泽，刘长佑、刘坤一，而势力最大的则是李鸿章的淮系。

    淮军将领中，张树声曾由江苏、贵州两省巡抚升任两广总督，一度署理直隶总督。刘秉璋由江西、浙江两省巡抚升任四川总督。潘鼎新历任云南、湖南、广西三省巡抚。刘铭传先授福建巡抚旋改台湾巡抚。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历任湖南巡抚、浙江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历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贵州巡抚、云贵总督。

    除了武将刘铭传等纷纷登上高位外，李鸿章的幕僚也先后出任高级官员，形成了可以左右政局的庞大势力。

    李鸿章的幕僚中，薛允升是近代著名的法学家，他曾两次担任刑部尚书，主持晚清的法制改革。此外，官至封疆大吏的还有许多人：

    郭嵩焘曾经担任广东巡抚；刘郇膏以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郭柏荫先后任署理江苏巡抚和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丁日昌先后任江苏、福建巡抚，后来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王凯泰担任过福建巡抚；钱鼎铭官至河南巡抚；涂宗瀛担任了广西、河南、湖南三省巡抚，后升任湖广总督；倪文蔚历任广西、广东、河南巡抚；沈秉成先后任广西、安徽巡抚；李秉衡先后担任署理广西巡抚，安徽、山东巡抚；邵友濂历任湖南、台湾巡抚；刘瑞芬官至广东巡抚。

    在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李兴锐历任江西巡抚、广东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女婿聂缉规（下木）先后任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巡抚；周馥历任山东巡抚、署理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杨士骧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吴廷斌以山东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袁大化以河南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后来实授新疆巡抚；孙宝琦升任山东巡抚。

    李鸿章的幕僚中，还有十几位担任过晚清的驻外使节，控制了外交领域。而司、道、府、州、县等各级地方行政官员，出身李鸿章幕府的更加不胜降。由此形成的强大政治势力，不但延伸到全国大部分省区，而且在很多方面影响晚清政局长达数十年之久。所以，他的幕府堪称中国当时最大的近代人才库。

    要用就用信得过的人

    我们经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不相信他，那还用他干吗？所以，用人的首要条件是信任他。1861年，曾国藩及其弟曾国荃率军围安庆，由于安庆城防守严密，一时难以攻下。曾国荃打听到守将之一程学启曾是清军降将，有争取过来的可能，于是他秘密与程取得联系。

    经劝说，程同意作为内应，约期献城投降，但是不慎走漏了消息，程学启只得连夜率亲兵千人投奔湘军。

    曾国藩是不喜欢投降将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认为投降没有气节，不符合他的理学道德标准；二是他认为既然这次他投降你，说不定下次他又会投降他人，所以不能重用。正因如此，他不愿意收留程学启在自己帐前，而将他派到曾国荃手下效力。

    而这时的李鸿章正因为准备开赴江苏太平军战场而四处招募淮军。因为程学启是安徽人，而且勇猛善战，李鸿章一贯的用人原则是一要对自己忠诚，二要善于打仗，所以他很想把此人挖过来。他向老师提要求，曾国藩自然乐意程学启离开湘军编入淮军，但是此事还得曾国荃同意。

    于是李鸿章特向曾国荃解释：“老师命我招募淮军，但我部除张遇春一营是熟手外，其余都是刚招来的新兵，我这次要劳师远征，恐怕没有几个老将帮带着是不行的。贵部程学启所率两营，英勇善战，纪律严明，而且多是安徽人，不如先借给我淮军。我这也是征得了老师同意的，所以程学启离开您那里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思。希望您能玉成此事，好让我在江苏也建一些功业吧。”曾国荃虽然心里有些舍不得，但既然人家开口了，也就不好回绝了。

    李鸿章得到程学启，简直就是如虎添翼。经过很快的集训，一支崭新的队伍——淮军正式成立了，即刻开赴上海，投入苏南战场。淮军到了上海之后，李鸿章先是设法站稳脚跟，并不急于上阵作战。淮军在上海学习洋务，购买新式武器，程学启也积极参与学习研究。由于程学启所部是李鸿章最看好的精锐之一，所以配备的基本都是新式枪械大炮，称得上是重装师。

    不久，机会来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部攻占杭州后，直接进逼上海，英法军队及知府李庆深主动出兵，结果被李秀成痛击，法军提督卜罗德被击毙，李庆深部全军覆没。李秀成率军直逼上海的青浦、松江、虹桥一带，形势十分危急。

    李鸿章派程学启、韩正国等部进驻虹桥，与小股太平军遭遇，首战告捷，双方在虹桥形成对峙局面。李鸿章亲自率军，坐镇指挥淮军几度击败太平军，李秀成部下大将郜永宽负伤败退。

    虹桥一战，淮军取得了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胜仗，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战略局势，更使得淮军的声誉得到了提高。程学启也因功升任副将，赐号勃勇巴图鲁。随后，程学启又与太平军猛将慕王谭绍光打了几次恶仗，太平军伤亡惨重，淮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程学启又从副将升任总兵，加提督衔，这可是从一品官衔了。

    1863年夏，淮军发起对苏州太平军老巢的总攻，兵分三路，程学启率淮军主力与戈登的常胜军从中路直取苏州。到了冬天，苏州城破，程学启率部入城，谭绍光死，李秀成弃城逃走。攻占苏州是一次决定性胜利，程学启因统率有功，获赏正一品封典，赏穿黄马褂。据说洪秀全得知苏州战事后，悲愤地写下批语：“毁我天朝基业者，必程方忠也……叛逆不除，天朝难固。”

    1864年春，淮军兵分两路，一路向西进攻常州、一路南下浙江与左宗棠夹击浙西太平军。入浙淮军又分两路，程学启率部进攻嘉兴。进攻嘉兴一战打得十分辛苦，淮军遭遇太平军的顽强抵抗持续了一个月后，嘉兴才被攻下，守将刘得功被打死，荣王廖发受被擒杀。不过不幸的是，这次战役中，程学启太阳穴被子弹打中后经医治无效，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骁勇猛将就此陨逝。李鸿章得知程学启的死讯，顿时感到无异于失去一只膀臂，十分悲痛。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他还不忘程学启：“要是程方忠还在的话，我还会怕什么小日本呢？”常胜军戈登平时也最佩服程学启的勇猛，对于程的死，他更是感到惋惜，后来他从李鸿章那里求得了当时程学启部的两面大旗带回了英国作为永久纪念。

    曾国藩当初把程学启借给李鸿章带走，后来得知程在战场上作战十分勇猛，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对李鸿章忠贞不贰，才感到吃了亏。于是他向李鸿章索要程学启，但李拖延不还。曾国藩致信程学启，程也答应等平了江苏的太平军就重新回到湘军。没想到没等战局结束，他就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了。

    求贤若渴

    李鸿章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幕府招揽人才，他到了上海之后，就开始为淮军幕府网罗更多人才。在安庆的时候，他就听说了冯桂芬在上海，因为那封乞师信就是冯写的。他与冯桂芬早在十几年前就相识了，冯桂芬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榜眼，先前曾入江苏任巡抚林则徐幕府，后在翰林院与姚莹等人研究经世之学。李鸿章考中进士之后也进入翰林院，那时他就对冯桂芬的学识非常佩服。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这一天，李鸿章亲自来到冯桂芬的家。冯桂芬一看李来了，赶紧抓住他的手：“哎呀，李大人军务繁忙，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个闲人家里来了？”

    李鸿章哈哈一笑：“景亭兄难道不欢迎吗？不是你出的主意把我从安庆诳到上海来的吗？今天我来看看十几年未见的老兄台，难道不行吗？”

    冯桂芬被他说得很尴尬，赶忙说道：“岂敢岂敢，李抚军百忙中来到寒舍，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李鸿章转入正题：“开玩笑了兄台，今天我是特意来拜望你的。要不是你那封写给曾帅的《公启曾协樱》，我哪能到上海来见世面呢？那封信我是拜读过多遍的啊，洋洋洒洒数千言，曾帅看了也为之动容啊。尤其是听说你还策划了哭请的法子，派钱鼎铭、华翼纶到安庆那里一番哭诉，要不曾帅怎么能这么快派我出兵上海呢？还是你高啊。”

    冯桂芬被李鸿章这么一忽悠，心里确实有些飘飘然了。自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就奉旨回乡办团练，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冯桂芬举家逃往上海，处境一直很沮丧，虽然胸中有无数经世致用的报国愿望，但一直苦于无处施展。时常感到自己已经年过半百了，还一无所成，心中颇不是滋味。

    李鸿章看到冯桂芬有些动容，加紧了攻势：“兄台应该长我14岁吧，小弟我不才刚从曾帅幕府出师，在上海是初来乍到，一切还得仰仗兄台指点迷津啊。我知道冯兄一生醉心经世致用之学，兄弟我也是好学之人，还望兄台今后能不吝赐教。”

    虽然李鸿章比自己年龄小，资历浅，但毕竟此时他是领导，却能如此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冯桂芬心里确实有些感动，不过他对李鸿章还不是很了解，所以答道：“抚军大人过誉了，我冯某一介老朽，岂敢承受大人的厚爱，我虽有一些浅见，但恐怕也不一定合阁下的心意啊。”

    李鸿章一看冯桂芬还有些迟疑，忙抛出定心丸：“兄台过虑了，难道还真的要我三顾茅庐不成？我李某人是不讲俗套的，在我淮军幕府里面，既有文人雅士，也有先前为鸡鸣狗盗之辈，只要有真才实学，我都待若上宾。冯兄如不嫌弃，不妨先屈就几日，看看我说的可是事实。”

    这时与李鸿章同去的程学启趁势说话了：“李大人所说乃发自真心，如我程某人本为一介草莽，蒙李大人不弃，才随军来到上海效力。冯大人乃经世高才，何不趁此乱世一展身手呢，还请三思啊。”

    冯桂芬一看他们说得真切，也就不好再推辞了：“既然李大人如此厚爱，那我冯某就却之不恭了，今后要是有用得着的地方，抚军大人尽管吩咐就是。”

    冯桂芬出生于江苏吴县的名门望族，年轻时得到林则徐的赏识，他比李鸿章大14岁，而且是一位名播四方、孤傲清高、才华横溢之人，却甘愿进入他的幕府，这不能不说与李鸿章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人才战略有关。

    冯桂芬博学多才，除精通经史掌故之外，还对天文、地理、算学、水利、农田以及河漕、军事、盐铁等问题都颇有研究。而且早年就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理念的影响，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传统学问为根本，外国富强之术为辅助。

    1863年，李鸿章接受冯桂芬的建议，在上海筹建“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奏折由冯桂芬草拟，很快得到了批准，这就是后来的同文学馆、广方言馆，是一所近代新式学堂。冯桂芬著有《校邠庐抗议》一书，其政治观点及洋务主张尽在其中，这些主张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后又被改良派奉为先导。

    李鸿章后来的许多政治、洋务、外交思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冯桂芬的影响，比如他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里的名言：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正是《校邠庐抗议》里面的观点。

    自从李鸿章北上镇压捻军之后，冯桂芬因年老多病，就没有继续帮助他了。后来有人保荐他再次出山，朝廷就此咨询李鸿章，李鸿章据实上奏，对冯桂芬大加褒扬，虽然冯桂芬始终以年老多病为由不肯赴京出仕，但是朝廷最后还是给他赏加了四品卿衔。

    1870年，李鸿章在湖广总督任上又给朝廷上奏折，说冯桂芬在家讲学著书，对东南诸省影响很大，希望朝廷再赏他三品卿衔，不过被吏部驳回。这一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成为首屈一指的总督，他再次奏请嘉赏冯桂芬，这次终于获得了批准。

    隐退后的冯桂芬在上海全心主持纂修《苏州府志》，但与李鸿章的联系不断，李鸿章为治理河道之事伤透了脑筋，冯桂芬再次为他出谋划策，指陈利弊，对治河之事帮助很大。

    1874年，冯桂芬去世，李鸿章深感痛惜，为此他专门上疏，请求在江苏吴县老家为冯桂芬建立专祠纪念，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后生们的手里

    随着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举办，李鸿章认识到要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的阶段，就必须培养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但原有的科举制度已经适应不了这种需要，因而李鸿章认为必须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要么在国内设立洋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传授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要么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在奏折中说：“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俾助。”

    这一思想得到清政府赞许，于是李鸿章挑选上海近郡14岁以下儿童，聘西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1869年，该馆移入江南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至光绪初年，广方言馆除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外，还在中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学者的合作下，翻译了西文书籍近百种，其中自然科学占47种，工艺军事类占45种，还有许多著作，如《实用化学入门》、《运规约指》等等。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于1864年即建议改革考试制度，提出了“专设一科取士”的思想。

    李鸿章开始积极倡导改革科举制度，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列举小楷试帖的弊端，大胆提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建议。除了传统的教育之外，李鸿章还提出要使用精通其他学科的人才，例如测算、火炮、兵法、化学、电器等等实用学科。还提出，在海防省份，要设立洋学局。但是，李鸿章的这些言论仍然遭到反对。

    办新式教育都阻力重重，派学生出洋的困难更不难想象，所以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一些重要奏折、函件，均由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联名，足见其对此事的重视，亦可见此事的阻力之大，非曾、李联名而难成。

    曾、李或许早就有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念头，但将此事提上议程、付诸实施，则是接受了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译员容闳的建议。容闳是广东人，早年受美国传教士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对外国的深入了解，使他认为中国要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派学生出洋留学。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就不断为此努力，但四处碰壁，均以失败告终。但他对此并不灰心，一直全力奋斗。1868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派遣留学生的条陈，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奉命前去处理，容闳担任他的译员。容闳充分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参与办案的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人出洋留学的具体计划，并表示自己愿意带队前往。他的建议切实可行，终获曾国藩同意，即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恩准。1870年冬，朝廷正式恩准曾、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建议。

    同时，他们将具体制定的12条章程作为附件送上，征求意见。除经费问题外，这12条的主要内容大都是关于留学生的选派、管理和使用。规定每年选派30名十二三岁的幼童赴美，分4年共派120名；学生所学专业要由清政府决定，留学期限为15年，毕业后要回国听候政府派用，不得在外入籍他国，不得在外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规定在外留学仍要学习中国儒学传统经典，并定期由正、副监督传集学童宣讲《圣谕广训》等，若发现有品行不端或身体不适者将随时送回国内。

    而后曾、李又几次上奏，再三强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并提出具体措施。

    在人们想方设法出国留学或让子女出国留学的今天，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派遣留学生之困难，所遇阻力之大。那时在国内上“洋务学堂”都被视为有辱祖宗门楣之事，要到“番邦”去拜“洋鬼子”为师，更是被认为“背宗叛祖”，所以愿意、敢于出国留学的人很少。

    当时的人多以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为正途，对于到外洋学些洋学问则嗤之以鼻。免费学习15年，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再说，谁也舍不得把自己的骨肉置于“虎狼”之地。这样一份留学计划，应该说考虑得较为完备，可是在19世纪70年代，它的实行仍然受到各种阻力。来自朝中顽固派的阻力自不待言，老百姓也多持怀疑态度。

    为了完成留学任务，只得在穷人一向有出洋传统的东南沿海地方作为任务“摊派”。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地方官甚至挨家串户做劝说工作。本来“官派”就是出国所有费用全由政府负担，但愿意去者仍然不多，地方官不得不再许给这些穷苦人家更多好处。有些贫苦人家原本出于生计已经报名同意，但又听说西方的野蛮人会把他们儿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于是立即反悔，取消报名。

    结果，只有30个名额的首批留学任务竟然没有完成。首倡留学并且具体负责此事的容闳焦虑不已，只得回到老家广东香山县说服动员，同时又在香港的新式学堂招收学生留学。首批留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有家人、亲戚出洋闯荡的经历。后来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其父也是非常勉强地送他出国的。詹家虽不富裕，但非赤贫，所以詹天佑之父詹兴洪自然也要他走科举功名的“正途”，根本没想要他留学。詹家有位谭姓邻居长期在香港做事，对西方情况有所了解，他非常喜欢年幼聪颖的詹天佑，便力劝詹家送詹天佑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在谭的反复劝说下，并且谭还同意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詹兴洪才勉强同意詹天佑出国留学。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李鸿章首创留学事业的艰难。

    1872年2月，曾、李奏准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经过容闳的精心安排，第一批留学幼童起初大都被安排在新英格兰的一些家庭中，让他们与美国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同时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孩子毕竟是孩子，第一批留学幼童脑子里的中外区别没有那么深，他们说英语、吃西餐，很快融入了美国家庭之中。但寄居不是长久之计，1874年，李鸿章授权容闳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柯林斯街兴建一座房屋，作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驻美总部。房子很快修起来，而且条件不错，学习、休息、洗澡的地方一应俱全，幼童们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生们陆续从中学毕业，他们大多按照李鸿章的要求，选择了各类工科专业学习。而多年的国外生活使他们转变了许多，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斗争也在他们身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实际上，留学生这些变化和爱国并不矛盾，他们只不过是想改变一些中国文化中陈腐的、压抑的东西，想多见一点世面，多接受一些其他种类的知识和文化，这些都是极正常、无可厚非的。

    李鸿章根据洋务事业的需要，积极主张和大力赞助中国留学事业，说明他与顽固守旧论者不同，能够因时而变，敢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不像顽固守旧论者那样迂陋拘虚，冥顽愚昧，说出“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那样荒唐可笑的话，做出见洋人“掩面以避之”那样供西方人茶余饭后引以为笑的事来。这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吸收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复杂多变这个基本特征，在李鸿章等有识之士身上的反映。

    第八、为人处世方面的智慧

    作为一个在清朝政府服务了40年的汉人，他被誉为政坛的“常青树”、“不倒翁”，能够长久地屹立于政坛而不倒，必然有他独到的处世艺术与为官之道……

    想成功，交际能力必须强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能够有人指引他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很大的进步，更容易迅速地成长。在李鸿章的成长过程中，曾国藩便起到了指引的作用。李鸿章到了京城，在曾国藩的指引下，逐渐打开了交际的视野，结交了不少有志之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国藩原来的朋友班底和不断扩大的曾门弟子。李鸿章为人洒脱，比老师更善于交际。曾国藩担心他择交不严，不断加以诱导。曾门弟子和同年进士是李鸿章最重要的人际资源。

    在这些人中，李鸿章与沈葆桢同门同房，交情最为融洽。沈葆桢生于道光元年（1820年），比李鸿章大三岁，但进士及第的名次却排在李鸿章之后。沈葆桢考中进士后，和李鸿章一同被点为翰林，当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当了三年翰林院编修。1853年，李鸿章回乡办团练，沈葆桢在第二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两年后，沈葆桢被任命为九江知府，但当时九江不被清政府控制，已被太平军占领，他不能赴任，便被曾国藩留在湘军大营帮助照料营务，成为曾国藩的幕宾。

    1856年，沈葆桢改任广信知府，上任不久，就遇到太平军辅王杨辅清率领数万大军前来进攻。当时城中守军仅400人，顿时作鸟兽散。沈葆桢正在城外公干，有人劝他的夫人林普晴出城暂避，她坚决拒绝，并写下血书向邻县清军守将饶廷选求援。当沈葆桢从河口镇驰回时，城中四处起火，府衙内的照壁也被映得通红，林普晴仗剑立在外边，对丈夫说：“现在正是你报效朝廷、为国捐躯的时候，你如果死了，我也不苟活，这口井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后来幸亏饶廷选率领救兵来得及时，广信城才得以保住。

    这件事后，曾国藩对沈葆桢更是刮目相看，在1862年上奏力荐，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李鸿章和沈葆桢从同学、同事到同僚，往来非常频繁。李鸿章在1858年底投奔曾国藩时，特意绕道广信，与沈葆桢彻夜长谈。

    后来李鸿章和曾国藩闹矛盾，在湘军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葆桢的家乡福州当道台。沈葆桢得知后，立刻写信劝李鸿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国藩身边等待机会。

    不久，二人在曾国藩的秘荐下，几乎同时当上巡抚，李鸿章与沈葆桢分别担任江苏巡抚和江西巡抚。在以后的内政外交中，二人更是互相呼应，推动了晚清的近代化进程。

    沈葆桢在维持湘淮两系的关系，特别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的关系上，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李鸿章的密友当然不止沈葆桢一人，其他如郭嵩焘、陈鼎等，都对他的起家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可以说，他在京城这段短短的日子，在曾国藩的引导下，结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是他后来事业的人际基础。

    李鸿章加入曾国藩幕府，对曾国藩的交际之法有了更深刻的领会。曾国藩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10位名儒。但是这些人并不是纯粹的书呆子，而是胸怀天下的有志有学之士，是曾国藩的人才库。

    李鸿章独当一面后，完全仿照老师的办法，和所在地方的商绅打成一片，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同时也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在这方面，李鸿章受益颇深，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讲述曾国藩的教导之恩：“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除了军事政治方面外，人际关系的学问也是重要的一环。只凭单打独斗，做不成大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丰富自己的人际资源，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把它当做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办。

    能屈能伸的可贵品种

    古往今来，凡是能成大事的人，必然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真传。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李鸿章从老师那里得到了一部口传心法《挺经》，关于这部秘法，李鸿章是这样描述的：“老师传授给我的秘传心法，有《挺经》19条，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处世的宝诀。这部秘法开宗明义的第一条里面有这么个故事。

    从前有个老翁，一天请了贵客，要留客人在家吃午饭，一大早就吩咐儿子到市镇上买一些水果菜肴，但是快到中午了，儿子还没有回来。老翁急着要做饭待客，心里十分地着急，就跑到村口去看儿子回来没有。

    到了村口，老翁发现儿子就在前面不远，挑着菜担，在田埂上迎面与一个挑着担子的卖货郎相遇了，田埂很窄，只能容一个人挑担通过，但是他们俩彼此谁也不肯让，双方就在那里僵持了很久。

    老翁赶忙上前解围，对货郎客气地说道：“老哥，我家中有客人，急等着要这些东西做饭待客，您能不能先下到水田里让一步啊，等我儿子过来了，您老哥不是也就可以过去了吗？”不料那人却说：“你叫我下水，怎么不叫你儿子先下水呢？”老翁接着解释说：“我儿子身材矮小，如果下到水田里，恐怕担子两头的菜就浸着水了。您老哥身子高长，可以不至于沾水。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请您先让的。”那人又说：“你儿子那担子里，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菜蔬果品，就算浸湿了，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这担中都是京广来的贵重货物，万一被水泅了，就一文不值了。所以怎么能让我下水呢？”

    老翁一看不是办法，索性自己脱下鞋子，挽起裤脚，准备下到水田里面：“好好好，既然你们都不方便下水，还是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光人从我儿子旁边侧身过去吧，等你过去了，我再将担子奉还，怎么样？”那人见老翁都这样了，过意不去，就只好说：“既然老先生这么客气，我也不好意思争了，我下水田吧，让你儿子先过去。”当即下田避让。老翁就这样着意挺了一挺，一场僵持之争，就此消解了。

    《挺经》是曾国藩口传给李鸿章的衣钵秘法，可惜并无其他文字材料传世，今日看不到它的全貌了。不过李鸿章在今后的仕宦生涯中，一直将这部秘诀奉为至宝，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指南。

    1894年，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战争，腐朽的清王朝不堪一击，李鸿章筹建的北洋水师在这次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全国上下为之震动，这就是历史上的甲午战争。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清王朝不得不屈膝乞和。

    1895年，年已72岁高龄的李鸿章又一次被迫推上了历史舞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本求和。李鸿章再一次与老对手伊藤博文交锋，虽然他在谈判时百般维护中国主权，但弱国无外交，光绪帝求和心切，迫不及待地指示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对李鸿章的打击非常大，虽然条约的内容完全是日本强行提出，经光绪皇帝首肯的，但似乎历史的罪责全都落在了李鸿章身上，他成了全国上下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李鸿章成了腐败清王朝的替罪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被革除了，年迈体衰的李鸿章孤独地住在贤良寺，闭门反思，门可罗雀。

    半年之后，李鸿章终于又挺过了这一关，朝廷给了他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到俄罗斯谈判，并前往欧美考察学习。

    有位好老师是人生之幸事

    李鸿章到上海后，是承担“借师助剿”任务的主要官员。针对这个问题，曾国藩给他写了多封密信，用自强自立的思想对他加以指导。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三十日，他在书信中说：“洋人缠嬲（niǎo）颇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南，远而苏、常、金陵，皆他处也，皆腹地也。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颇近傲慢，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薛公各营挑两三千人随同夷兵操练、驻扎一说，亦断断不可。明知薛营为洋人所鄙弃，而以此愚弄之，可乎？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在信中，他明确地指出了和洋人相处的原则，那就是只能在上海会防，在其他地方，列强不得插手，以维护中国的主权。他告诫李鸿章，首先要做到自立，即使没有洋人，自己也完全能完成任务。但是在与其相处的过程中，却不能因为自立自强而显出傲慢的神色来，以免造成新的矛盾。

    此后的三个月内，他接连写了四五封信，教导李鸿章自强之道和与洋人相处之法。他在信中说：“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吾军足以自立，固可使远人龙言服……愿阁下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并遍嘱全军勇夫，切勿自夸兵精，不稀罕洋人帮助云云。吾辈心中有一分矜气，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嚣张，不可不察。”“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貊（mò）、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形迹总以疏淡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则彼必愈求亲昵。此一定之情态也。”

    由于曾国藩的反复告诫，朝廷也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于是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把借兵助剿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两处。

    李鸿章作为执行者，完全按照曾国藩的教导去做。洋人的力量不可不用，但是却尽量加以限制。由于他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成为太平军的真正对手，列强对他也不敢轻视。而李鸿章也得以利用洋兵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曲意笼络，俾为我用”，而不是为人所用。即使是华尔和戈登指挥的洋枪队，也在李鸿章的牢牢控制下。镇压太平军后，李鸿章果断地解散了洋枪队，把其中精锐纳入了淮军，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以自己为出发点，利用了洋人的力量，却避免了受制于人的结局，正是曾国藩自强思想指导的结果。

    与此同时，曾国藩认识到，真正实现自强，必须要学会洋人的长处，发展自我。于是他指导李鸿章，这也是李鸿章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有所作为的一个因素。

    以宽待人的处世之道

    慈禧为了维护自己独揽大权的地位，一度想学汉朝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密谋废除光绪帝；而光绪帝也想摆脱慈禧的控制，独立行使皇权，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于是各自拉拢一些亲王、朝臣及在野人士，暗地里较着劲。光绪年间，慈禧太后集团与光绪帝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举国上下为之震动，纷纷指责朝廷的腐败无能。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维新变法的主张，一时造成很大反响，史称“公车上书”。

    随后，康有为联络一批帝党官员，成立强学会，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杨锐、张权（张之洞之子）等人也在会籍，另有帝党高级官僚翁同箭、孙家算、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等政要纷纷出面赞助强学会。

    李鸿章一直是主张变法的，从洋务运动开始，他就亲身实践着变法活动，但是他原先的想法并没有康、梁这些人这么彻底，这么大胆。所以李鸿章很想结识这一批思想比较激进的人士，在强学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他托人去跟康有为说，愿意出三千两白银入会，但是由于这时李鸿章名声很臭，加之强学会是由帝党支持的，所以他的请求被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两年之后，山东发生曹州教案，德国乘机出兵侵占胶州湾，随之俄国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香港九龙新界。强盗一系列赤裸裸地入侵，无情地给清王朝上下再次敲响了警钟。一时间，包括维新派在内的举国上下各界人士纷纷要求清政府实行变法自强，慈禧太后只得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朝廷派李鸿章、荣禄、翁同箭等要员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之事。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光绪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百日维新开始。

    但是，维新派的最终目标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这实际上是要进行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次变法自然从一开始就会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是保守派的头目，而慈禧太后则是保守派的

    后台。

    光绪帝为了借助变法取得真正的皇权，便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袁世凯，随后又派谭嗣同密令他准备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哪知袁世凯却把这一密旨报告了荣禄，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随即下令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宣布重新“训政”，并搜捕维新党人。持续了103天的维新运动就这样夭折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

    虽然维新派瞧不起李鸿章，但是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大肆捕杀维新党人，打击帝党集团，李鸿章却对这些失败人士十分同情，并尽力庇护营救。

    光绪帝被囚禁之后，当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去求见李鸿章说：“中堂大人，您是国家的重臣，于今太后和皇上不和，您应该站出来调停才是啊。”李鸿章见这个年轻人说话很天真，就客气地回答道：“你这孩子哪知其中的险恶，还是早做打算去吧。”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戊戌变法时曾被光绪帝破格召见，所以有帝党嫌疑，政变后也遭到了革职。

    张元济被革职后，李鸿章就派助手于式枚前去安慰这个年轻人。于式枚找到张元济之后，就问道：“李中堂让我来问问你的情况，今后有什么打算？”张元济告诉他想去上海谋生。过了几天，于式枚又找到张元济说：“李中堂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去上海可以找盛宣怀，到了之后自然有人接待你。”

    张元济到了上海之后，果然得到了盛宣怀的尽力帮助，后来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中国出版大家。

    维新变法失败后，虽然康有为等人逃到日本，但慈禧太后仍千方百计要追杀维新党“余孽”。李鸿章多次在慈禧面前为康、梁辩护，他在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谈之后，更加感到康有为一批人所要实行的维新变法，正是自己想干而干不了的事情。

    到了广东之后，慈禧太后催促李鸿章设法刺杀康、梁，但李鸿章拖延不办，慈禧气急，要刨他们在广东的祖坟，李鸿章又竭力推托。对此，康有为、梁启超非常感激，他们还写信给李鸿章，称他是“维新之同志”。

    随大流的智慧

    不可否认，李鸿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才华横溢，见识高远。但聪明人未必就能把事办漂亮，因为聪明人爱自恃聪明而无视一切，为了折磨他，他刚投身到曾国藩幕府中时，曾国藩并没有立即应允，而是百般刁难。曾国藩曾对手下人说，这是要磨去其身上的书卷气，使他知道世事艰难，学会收敛。后来李鸿章留下充当幕僚，出了不少主意，许多奏稿也是他起草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华很赏识，但觉得他棱角太分明，聪明外露，应当改正。为了帮助李鸿章改掉，曾国藩一直将他留在身边，加以教导。直到他认为已经可以了，才派他出去练兵，独当一面。即使如此，他仍不时写信教导。

    1862年8月，李鸿章办理洋务，曾国藩对他说：和洋人打交道，“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当时敌强我弱，与洋人打交道，是件需要忍辱负重的差事。洋人言语有欺侮之处，若太在意，必将引起争执，结果可能更不利。曾国藩所说的“痴气”，即佯为糊涂之意，但并非真糊涂。“若知之”，则使洋人不要以为我傻，“若不知之”，示意不与之计较，让双方都有台阶下。李鸿章后来办外交，也多用此道。不过如果不分情况一味如此，也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曾国藩的精心调教下，李鸿章逐渐由棱角分明的书生变成官场老手，深谙“糊涂”之妙，其水平甚至已经超过曾国藩，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接曾国藩之任指挥镇压捻军。他打了几次大败仗，好几员猛将丧生，一时议论纷纷。后来他遵循老师所定的“河防大计”，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置之不理，最终将捻军镇压下去。曾国藩写信给他，极力称许，信中说：“自去秋以来，波澜叠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为可敬。从此益宏伟度，浑涵圭角，有忍有容，退藏于密。古人所称勋绩盖世而人不忌，庶近之矣。”

    后来许多人都说李鸿章为官圆滑，却不知他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

    关于人际交往的一套理念

    不该拿的钱说什么也不能拿。

    李鸿章刚到上海出任江苏巡抚的时候，巡抚是一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按照当时的官场规矩来说，地方士绅以及下级官吏都要前来拜贺的。当时李鸿章正是虚龄40岁，一些地方官绅纷纷到他的府上祝寿，简直是踏破了门槛。上海是富裕之地，带来的寿礼自然是相当可观的了。

    但是李鸿章到上海是想要干一番事业的，上海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首先要做到洁身自好，要是轻易就被拉下水，那将来还有什么作为？他还记得临行时老师曾国藩对他的吩咐：要小心从事。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写了两个通知，一张贴在衙门前面的照壁上，一张贴在淮军的大营辕门外面。通知上写道：“本抚台今年不做寿，不收礼，不请客，不摆酒，但欢迎本地士绅人才及外国朋友前来交流时务。”对于先前已经收到的贺礼，李鸿章派手下一一原封不动地退回原主。这样一来，送礼攀附的风气总算被刹住了。

    后来李鸿章被派往俄国签订密约，当时的欧洲人就谣传李鸿章收了俄国的贿赂，中国人里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但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回忆，俄国为了争取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曾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红利中划出300万卢布作为“李鸿章基金”，不过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郑重地声明：“李鸿章当时在彼得堡没有得到任何贿赂。”

    有一次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也问起了这件事情：“听说俄国为您设立了基金，现在我们急需用钱，为什么不把这钱取出来用用？”李鸿章回答说：“要是动用了这钱，那我不是真的成了汉奸了？”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梁士治曾经说起过这么一件事情：

    梁士治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来到北洋幕府的时候，每月由北洋编书局给一笔车马费，这笔钱是由淮军钱粮所送来的。他觉得很奇怪，淮军早已不存在了，怎么还有钱粮所的名目呢？后来兵部左侍郎李鸿章的老友王文韶把实情告诉了他：“甲午海战之后，李文忠公赴日本议和，北洋大臣一职由我接替，在交接时，确有淮军钱粮所存银800万两，这是文忠公带兵数十年由各项杂费中存下来的。如果我王某人带兵存这些钱，能不能交出，我还得考虑考虑，然而文忠公却淡然置之。后来这钱一直作为公款，我离任后交荣禄，荣禄又交袁世凯，经过庚子之乱，此款仍能保存。现在袁世凯小站练兵花的就是这个钱，这都是托李文忠公的福荫啊。”

    无毒不丈夫

    在做事手段上，李鸿章的毒辣程度比老师曾国藩更上一层楼。这也是曾国藩喜欢他的原因。

    李鸿章天生就有一股子刚狠劲儿，从他小时候的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来：

    李鸿章11岁的时候，家里养过一缸金鱼，活泼可爱，非常漂亮，一家人都很喜欢。有一天，父亲李文安和家人在闲谈中说，今年金鱼产仔多，孩子考取秀才的也会很多，一边扳着指头数说这个可以考取，那个也可以考取。谁料第二天，金鱼全部死光了。仔细询问，原来是李鸿章干的。李文安问他为什么害死金鱼，李鸿章仰着脑袋说：“这么多人都考取，为什么单单没有我，这鱼不可留。”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鸿章心气高，手段也够毒辣。在他后来的戎马生涯和官场仕途中，他从小养成的这种刚强狠绝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同治元年（1862年），李秀成会集10万太平军进攻上海，张遇春、刘玉林所部淮军大败，刘玉林阵亡。不久，李秀成派爱将谭绍光率三万太平军，与程学启、郭松林、周盛波、张树珊等部淮军激战。淮军将领韩正国受伤，其余淮军各部都遭受重创。随后在太仓、嘉定、青浦三次战役中，淮军接连大败。

    但当时的形势对太平军依然不利，因为长江上游据点相继丢失，天京也被湘军长期围困，在洪秀全的多次催逼下，这年10月，李秀成领兵回援南京。淮军趁太平军在江浙防务空虚之机，联合常胜军攻占嘉定，威胁昆山、太仓。留守苏杭的谭绍光、陈炳文等部太平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攻为守，分别从昆太和青浦出发，会攻嘉定、南翔，进围四江口。

    李鸿章利用湘军在西线牵制李秀成之机，双管齐下，在东线一面调兵遣将攻城夺地，一面招降纳叛。

    同治二年（1863年）6月，李鸿章统筹全局，决定以淮军分兵三路，向太平军经营多年的苏福省根据地进攻。

    11月下旬，淮军与常胜军在苏州娄门外发动猛烈进攻。包围了苏

    州城。

    李秀成为了能挽回败局，在淮军合围前夕，从天京前线赶回。但到达之后，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却发现郜永宽等怀有“他心”。他深知形势不妙，就与谭绍光恸哭而别，深夜离开苏州。

    在这些军将中，以纳王郜永宽、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为首的8员守将，已经心怀异志，只是慑于忠王的威势，不敢下手。只有谭绍光忠心耿耿，但他势力单薄，孤掌难鸣。由于郜永宽和已经当上淮军副将的郑国魁曾经拜过把子，所以程学启便授意郑国魁加紧策反。郑国魁原籍合肥，巢湖盐枭出身，因触犯族规杀死族长，流落到苏南，成为太湖抢船土匪武装的头目。他一度加入了太平军，这时又投靠了淮军。经过他的牵线搭桥，一天深夜，在苏州城东北的阳澄湖一只小船上，程学启在戈登的陪同下，秘密会见了郜永宽和汪安钧，程学启向他们提出以杀死谭绍光、献出城池为条件，可以封给他们二品武官。双方由戈登作证，折箭为盟。程学启还和郜永宽相互交换生辰帖子，八拜为交，结为兄弟，以表示诚意。

    几天以后，郜永宽等8人趁谭绍光召开军事会议之际，突然发难，刺杀了这位天国名将，打开城门将程学启的部队迎了进来。但是郜永宽等人对淮军也抱有戒心，当时城里太平军老弱精壮共有十多万人，他们让出城里的一半地方给淮军，而自己集中在另一半，并且要求所属的部队不能拆开，要成建制地整编进淮军，至少要编20营。

    程学启一看情况不妙，当晚就出城到李鸿章的大营密商，认为这8个降将靠不住，应该及早诛灭。李鸿章犹豫不决，说：“自古以来，杀降都是不祥之事，这样做，会使得常州、嘉兴的太平军拼命死守，我们再要往下打就困难多了。”

    程学启怒气冲冲地争辩说：“这些人都是从两广一带过来的积年悍贼，而且军队的数量比我们多几倍，虽然表面上投降，其实心里并不服气。如果我们不把他们的首恶分子杀掉，听任他们带着军队和我们同住一城，万一变生肘腋，后果不堪预料。到时候，脑袋丢了还不知为什么呢？”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急忙追出去，挽着他的手说：“方忠老弟，不要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么。”于是连夜布置城外淮军在四门外埋伏。

    第二天上午，李鸿章来到城里程学启的军营，传令召见八降王，并说要当场封赏他们为总兵、副将，八降王不知是计，兴高采烈地来到军营。李鸿章早已摆好酒席，还装模作样念了念封赏的名单，就请他们入席。酒宴刚开始，忽然有校弁送来紧急公文，李鸿章便趁势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正当八降王酒酣耳热之际，进来了8个武弃，每人手里拿着一套清军的顶戴官服，跪到酒席桌前说：请大人更衣换顶戴，8个人洋洋得意地站了起来，自己用手解开头上的黄包布，就在这一刹那间，8个清军武弁从冠服下拿出锋利的匕首，8颗血淋淋的人头，就落在了武弁的手中。

    程学启在诛杀了“八降王”以后，立即派兵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就杀害太平军三万人，用无数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吴门虽复，泼街难民，遍地骸骨，须一年后方有生发。”可是为了解决数倍于己的降敌，他在这件事上，用的是先斩后奏、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连有“曾剃头”称号的曾国藩也自叹不如。

    虽然杀降的建议不是李鸿章提出来的，但是他毕竟接受了程学启的提议，事后虽然觉得太不仁义，不过从大局着眼，他并不后悔。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坦诚地说：“男等自克昆山、太仓后，上海军又迭克吴江、江阴各县，并攻克沿太湖之各卡，遂合力进逼苏州。李秀成力谋解苏州之围，然吾军奋勇攻击，又夺得浒墅关。李贼知难以为力，遂入城与谭逆绍洗，坚守不出。吾军以炸炮轰城外石垒皆破，秀成魂丧，无复当初瓢悍之象。适以洪贼秀全，待援迫在眉睫，遂留绍洗驻城巡守，乘夜遁去。我军中程学启等，攻城昼夜不息。伪纳王部云官等，因副将郑国魁通款于学启，遂刺死绍洗，开齐门请降。男人城抚视。学启初与云官等约为兄弟，至是恐降众复叛，力请于男，尽杀云官等八伪王，及其党数百人。此事虽太不仁，然故关大局，不得不为。”

    而程学启则不然，因为他本身就是太平军的降将，却对同样是太平军降将的郜永宽等下如此黑手，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所以尽管他一再自我标榜：“杀降负盟，为国无私，此心可质鬼神。”但从来不许别人在他面前再提杀降的事。

    有一次，李鸿章酒后和他开玩笑，说：“你也是投降过来的人，怎么对你的同类这样残忍。”程学启勃然大怒，回到军营里召集了一帮亲兵，要找李鸿章拼命。李鸿章只好在其他淮军将领的护送下，亲自登门谢罪，才算平息了事态。

    不久，程学启在攻打嘉兴的战役中，被流弹射中脑部，重伤而死。有的笔记记载，他临死前，口中一直在喃喃自语，重复着李鸿章对他的责备。

    不过，李鸿章对程学启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他在给四弟李昭庆的信中说：“涤生夫子令怀宁人程学启，投兄处立功。所向克敌，奋勇先登，实国家难得之人才。”程学启死后，他上书朝廷，陈述程学启在两年之间，夺回江、浙名城十数座，其中攻克苏州是东南第一战功，请求给予优恤。朝廷批准，特诏赐恤，并称赞他智勇双全，赠太子太保衔，赐祭一坛，在安庆、苏州、嘉兴为他专门建立祠堂，赠谥“忠烈”，同时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袭职位，又加恩授予世袭三等轻车都尉，合并封为三等男爵。

    对此，曾国藩很满意，在给曾国荃的信里说：“余年来愧对老弟之事，唯拨去程学启一名将，有损于阿弟。然有损于家有益于国，弟不为过郁，兄亦不必过悔。顷见少荃为程学启请恤一疏，立言公允。”

    曾国藩也是杀降的专家，从太平军中投诚的将领，很多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在这个方面，李鸿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曾国藩对李鸿章干净利索地解决了8个降将，还收复了苏州城，非常高兴。他在给弟弟曾国演的信中说：“此间近事，唯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在同治二年（1863年）11月23日日记中也说：“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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