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
由于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反帝斗争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各界人民对工人阶级非常重视，"劳工神圣"成为了风行一时的口号。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和学生掀起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其中，上海、北京、唐山等地的纪念活动规模较大。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第一次隆重纪念五一劳动节。从4月10日开始，上海各工人团体就着手筹备纪念活动，并于五一节前夕，连续发表纪念宣言。这一行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严重注意。5月1日，军警森严，阻止纪念大会的召开。由于工人们的英勇斗争，虽经数次迁移场所，大会终于开成。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宣传了"劳工神圣"及今后工人应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的思想。<新青年》在五一节前一个月（7卷5号，4月1日出版），即发出《特别预告》，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当作我们’游惰神圣"的民族一声警钟！"《新青年》在5月1日出版的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上，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蔡元培、孙中山都为该号题了字，蔡元培的题字是"劳工神圣"，孙中山的题字是"天下为公"。除名人题字外，该刊还约了13位工人题字，其题字内容有"不劳动者之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先施公司大菜间王澄波）、"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怡和纱厂工人刘光典）、"人的生活与快乐惟劳动界合有之"（恒丰纱厂打包间工人李善让）、"促人类安全之幸福各食其力而已"（新怡和纱厂打包间工人严鉴堂）、"黜逐强权，劳动自治"（植树工人刘朗山）等。此外，该号还发表了各国的劳工运动情况的介绍及国内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初步结合。除《新青年》外，国内许多报刊，如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报》、《申报》等都报道了各地庆祝情况和发表纪念文章。《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重要刊物也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上海《新妇女》、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和有关工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在广泛宣传五一节的同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还走向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庆祝这一节日。五一节当天，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和工友一起，在二院大讲堂举行了纪念大会，李大钊和学生代表在会上讲话，何孟雄等8位同学还雇了两辆汽车，到处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邓中夏等几位同学，也在当天赶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对工人进行讲演，并散发《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号召工人，"自从今天起，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尼、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邓中夏还率领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春假举行了第一次"乡村讲演"：第一组以丰台为中心，到丰台、七里庄、大井村；第二组到长辛店和赵辛店；第三组到通州农村，短短几天，累计听众即达900多人。经过五一劳动节的纪念和宣传，扩大了工人运动的影响，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结合，当时的舆论界评论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的潮流滚滚而来，"劳工神圣"的声浪也就一天高似一天，到了1920年，北京人士虽然感想不尽相同，但几乎没有不晓得劳动节的。单看这一点，中国这一年的进步已不能算不快。
直皖战争
北洋军阀之间爆发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加紧培植自己的在华势力，日本积极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美国则扶持直系军阀冯国璋以及冯死后的曹锟和吴佩孚。这种情况在中国政局上的反映就是直皖矛盾的激化以至直皖战争的爆发。1918年9月，段祺瑞御用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大总统，冯国璋被逐出北京政府，北京中央权力为皖系所控制。1919年6月，段祺瑞的得力干将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不久又以西北筹边使督办外蒙善后事宜，使皖系势力伸人西北地区和外蒙。皖系势力的扩张和对北京政权的把持以及对直系势力的排斥，引起直系军阀的严重不满，也使奉系军阀受到威胁而深感不安。1919年秋，直系四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与奉系三督（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龙江都督孙烈臣）结成反皖七省联盟。在反皖活动中，直系吴佩孚充当为急先锋。此时吴正驻守湖南衡阳，处在与南方护法军政府对峙的前线。1918年8月，吴佩孚连续发出"罢战主和"通电，抗命段祺瑞皖系的"武力统一"。1919年10月，吴又与南方政府实力派签定互相援助的军事秘密协定。并于1920年初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撤防北归的要求。段祺瑞认为吴军北撤必将威胁北京政府，而南方政府部队又会乘吴撤防之际乘虚北上，因此决定采取措施阻止吴军北撤。1920年2月中旬，段祺瑞为部署阻吴北归的力量，逼迫国务院撤换与直系有关的赵倜的河南督军职务，改派其内亲吴光新继任，又派御用政客、安福系的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段此举不仅遭到吴佩孚的反对，也使赵倜恨恨不已，遂以"保境自存"为借口，对段采取行动，参加了反皖阵线，使七省联盟扩大为八省联盟。1920年4月9日，曹锟以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开八省联盟会议，策划对付皖系的武力行动。5月20日，吴佩孚从衡阳撤兵，5月底退至武汉，得鄂督王占元资助，继续北上，6月初行抵郑州。吴军北撤，南方军队随即北进，驱逐了统治湖南的皖系"骁将"张敬尧，占领湖南。此时，奉系部队也以北京防卫空虚，需要"拱卫京师"为借口，一部进入关内，配合直系倒皖。张作霖本人则以"第三者"身份，调停直、皖间的纠纷，但未获成效。双方冲突愈形激化。7月1日，曹锟、吴佩孚公开发布反皖通电。7月4日，在直、奉两系的压力下，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皖系军阀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司令等职，将边防军改归陆军部接收。面对这种局势，皖系也多方积极部署，指使安福系密谋破坏八省联盟，在召回徐树铮时将全部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集国务院成员和军政首脑特别联席会议，发布声讨曹锟、吴佩孚等人通电，呈请总统下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瑛等人官职，交段亲自拿办。对此，徐世昌表示为难，不敢下令。段祺瑞于是派兵围困总统府，胁迫徐世昌。7月9日，徐世昌被迫盖印发表惩办曹、吴的命令，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交陆军部依法惩办"；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同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名"定国军"，在京郊团河成立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军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军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7月10日，段祺瑞下总攻击令，战幕正式拉开。
为对付皖系的进攻，直系则组织"讨逆军"，设大本营于保定，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指挥西、中两路；东路由曹瑛、李景林为正副指挥。7月12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联名通电讨段，吴佩孚等通电宣布段祺瑞、徐树铮罪状。7月13日，张作霖发布派兵入关通电。同日，段祺瑞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檄文。直、皖两军于7月14日正式开战。
直皖战争的战区分为东西两路。西路在京汉沿线，是主力战场；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皖军在直隶涿州、固安、涑水摆开阵势，14日，以刘询第十五师为先锋。向驻高碑店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退出高碑店。同日，东路皖军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进攻，直军在铁路桥边架设大炮阻击，双方胜负未分。7月16日，由天津开来日本"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二英里以外。直军防线由此被打开一道缺口，皖军乘虚而人，直军放弃杨村，退守津郊北仓。7月17日，战局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在西路，吴佩孚率领从高碑店撤出的直军，向皖军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突击，皖军从高碑店败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前进。皖军刘询第十五师原为冯国璋的卫队，属直系旧部。冯死后该部归属段祺瑞管辖，现被迫与直军作战，且情况突变，故不战而退，大部投降，小部逃向北京。7月18日，皖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向直军投降。19日，曲密电段祺瑞请依法严惩徐树铮。曲同丰的投降倒戈，使皖军受到沉重打击，一溃而不可收拾。东路战场的皖军，因西路战败，又有奉军助直作战，也由胜转败。17日，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在廊坊得知西路皖军战败，丢掉战事，匆忙赶回北京。所部失却统帅，不战而降。至18日，直皖战争胜负已决，皖系失败，段祺瑞花费巨大代价编练的所谓"边防军"，仅四五天的功夫即全军覆没。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辞职。23日，直、奉军进入北京北苑、南苑。直皖战争至此结束。直皖战争双方投入兵力近10万人，主要是段祺瑞、徐树铮直接指挥的边防军和曹锟、吴佩孚指挥的直军，而其余各省两派军阀的部队则基本上未动，战争中被消灭的只是边防军，各省皖系军阀的地盘则鲜有变动。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权为直、奉两系主要是直系军阀所控制。
中苏建立外交关系谈判
中苏建立外交关系谈判开始于1920年中，最初是与远东共和国进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喘息机会，在列强的包围下，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苏俄政府奉行了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甚至不惜为此作出暂时的重大让步。苏俄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任务之一就是避免在远东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准备好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旦向俄国重要中心发起新的进攻时予以还击。这一政策的重点是抵制波兰军队的进攻，而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苏俄决定在远东地区成立一个"缓冲国"——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是在列宁亲自指导下，由原苏俄远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具体负责创建的。1920年3月28日，贝加尔湖沿岸居民制宪会议开幕，4月6日，克拉斯诺晓科夫为会议起草声明，宣告正式建立独立民主的"远东共和国"。该共和国包括阿穆尔省、滨海省、外贝加尔省、库页岛省、堪察加省和划归中东路的地带。1921年1月，远东共和国制宪会议举行选举，成立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远东共和国对华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其非苏维埃形式，建立和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同时，为尽快解决中苏之间的悬案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创造条件。根据这一政策，1920年5月30日，远东共和国外长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提议两国建立正式关系，并设立领事机构和举行官方代表会议。6月，优林使团来华。该使团的权限很广，不仅能就经济及外交关系等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而且有权签订条约，并被苏俄政府授予解决中东铁路等问题的权力。但北京政府担心与远东共和国接触会引起列强的不满，迟迟未准使团进京，直到8月26日，始准优林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名义经库伦抵达北京。
月30日，优林照会北京政府外长颜惠庆，提出远东共和国政府宣言，宣言主要包括五项内容：（1）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2）允设远东领事馆；（3）拒绝道胜银行对中东路的要求；（4）发展两国商务，订立商约；（5）恢复邦交，建立外交关系。同日，优林开始与北京政府外交部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举行首次非正式会谈。刘镜人提出商务谈判的四个前提条件：（1）在中国境内不作任何与中国社会不容的政治"鼓吹"；（2）赔偿俄国革命时给中国侨民造成的损失；（3）保护中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予以旅居经商自由；（4）查处并杜绝新疆、外贝加尔等地方对中国侨民的不该发生的事件。12月4日，优林以远东共和国政府名义接受了这四项条件。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黑龙江政府与远东政府开通边界章程》及《会订东赤两路开通车辆条件》，但对华侨赔偿一事仍悬而未决。1921年4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接待优林使团，外长颜惠庆直接与优林谈判，谈判的重点是商约草案、中东铁路及外蒙古三大问题。谈判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双方就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达成初步谅解。优林使团来华，基本上打通了中俄的边境往来，为中俄恢复外交关系及解决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打下了基础。
在与优林使团访华几乎同时，北京政府也向远东共和国派出了一个军事外交代表团。1920年6月，由督办边防事务处派谴陆军中将张斯唐为首的代表团赴远东共和国考察并俟机前往苏俄，进行非正式洽谈。6月下旬，张斯磨率代表团到达远东共和国首府上乌丁斯克，拜会了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谈。9月5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9月，10日，张斯磨照会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声明代表团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前来莫斯科进行谈判，并将随车带来的面粉送与莫斯科的儿童和赈济华侨。苏俄政府接待了代表团，为该团了解苏俄情况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并将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交代表团转交中国政府。11月2日，列宁接见张斯唐。11月3日，代表团抵彼得堡，逗留几日后回国。张斯磨使俄，是北京政府与苏俄非正式交往的一次尝试，有利于双方的进一步接触。
11月至1922年2月，帝国主义列强举行了以划分在远东势力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会议。为反对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作出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在这种背景下，苏俄决定派出以越飞为全权代表的新的驻华外交使团，到北京与吴佩孚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谋求合作。1922年8月12日，越飞使团抵达北京。他在同北京政府积极交涉的同时，又派使团顾问伊万诺夫及苏俄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霍多罗夫等多次到洛阳会见吴佩孚，以促进双方的关系。然而，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政策，使苏俄的联吴希望落空。越飞使团与北京政府的交涉遭到挫折，但与南方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却取得了迅速的发展。1923年1月。越飞以养病为名离开北京抵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秘密而频繁的接触。1月26日，双方发表《孙中山与越飞会谈纪要》，即历史上有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不久越飞奉召回国。苏俄派出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职业革命家鲍罗廷、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魏维经斯基来华，以实现苏联对华外交和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指导。1923年9月，加拉罕抵达北京。9月4日，加拉罕向报界发表苏联政府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对华政策的原则精神，指出，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同于沙皇政府，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完全尊重中国领土主权，放弃一切领土和其他要求。宣言声明前两者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苏联政府对华关系中的指导基础。但宣言同时声明"决不放弃在中国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利益不破坏中国人民的主权"。9月14日，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在会谈中，加拉罕根据苏联政府争取外交承认以打破国际孤立状态的原则精神，并鉴于越飞使团前的裴克斯使团对华交涉的教训，提出必须抓住主要问题，即首先解决恢复正式外交关系问题，而后再解决双方关系的悬案。王正廷则根据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越飞先前达成的谅解，即"中俄两国业已赞成将一切悬案均由会内讨论解决，无论如何，不得事先提出任何条件预行裁决"。因而建议"应先开始协商，后恢复邦交"，坚持以谈判重大悬案作为正式承认苏联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由于双方意见迥异而又各自坚持己见，第一次会谈未取得任何进展。10月13日，王正廷根据与顾维钧商定的意见，向加拉罕提出了解决双方悬案的13点草案，以作为恢复正式外交关系的基础。主要内容有：（1）中国与沙皇政府之间所订立的一切条约、公约、协议、议定书均无效作废。（2）苏维埃政府同意撤出现时驻外蒙古的所有军队，撤完时期不迟于本协议签订后6个月；中国将自主地派兵驻防蒙古。（3）苏维埃政府同意与外蒙之间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议无效作废。（4）双方互相保证在各自领土内不允许任何密谋反对对方政府的机关或组织存在或行动，保证不进行有害于对方公共秩序或有害于对方社会组织的宣传。（5）苏维埃政府同意将中东铁路连同其它所有附属财产一并完全归还中国。（6）苏维埃政府同意放弃前俄国政府在华租用或建立的租界、兵营、阅兵场，同意放弃治外法权，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赔偿。10月17日，加拉罕全部驳回上述13点草案，提出一个反建议，认为除了尽快缔结关于运行中东铁路的协议外，其余问题应在恢复外交关系后的适当时候商谈解决。双方的谈判陷于僵局。
2月以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更加有利于苏联对北京政府的交涉。2月2日，英国政府实际承认了苏联，随后，意大利、挪威等国也相继承认苏联。苏联政府逐步摆脱了外交上孤立的处境。而中国国内，直奉两系矛盾尖锐，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国内舆论要求与苏联尽快复交的呼声日高，在这种形势下，中苏之间的谈判重新恢复。但加拉罕声明，若不预先承认苏俄政府，苏联将不准其磋商它种问题。1924年2月15日，中国谈判代表王正廷提出与1923年10月13日提出的解决双方悬案的13点草案内容大致相同的《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13条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11款。3月1日，加拉罕则提出《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修正案15条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修正案11款。加拉罕的修正案基本同意王正廷的提案，但就如下几点作了修改变动：一是关于废止旧约、取消旧俄特权问题，认为应在将来会议中废止；--是关于外蒙苏军撤离问题，提出有条件撤兵；三是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提出不同意无偿归还，认为中东路的管理权在中国赎路之前由"中俄合办"，铁路局长应由苏联政府派员担任。3月13日。王正廷在未得到北京政府内阁同意的情况下，与加拉罕草签了上述两个草案。3月14日，王正廷与加拉罕草签的草案遭到北京政府内阁的否定并拒绝批准。对此，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提出在三天内等候中国政府的核准，"三日期限过后，我将不认为我受条约束缚"，并多次公开表示，若北京政府不肯承认苏联，他将赴南方同孙中山会晤。鉴于各方面的压力，北京政府决定改派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进行谈判。4月初，双方开始秘密接触。双方经过一系列磋商后，于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以及七件声明书、两件换文和一个议定书，中苏外交关系也由此正式建立。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共15条，对中国来说，其积极的方面主要有：（1）中苏两国政府同意，"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1919与1920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2）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1919年与1920年宣言，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缔约两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3）"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4）中苏两国声明，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5）苏联政府"允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权及特许‘，"允予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允予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协定的签订促进了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有不符合中国民族利益之处。首先是关于外蒙问题，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古尽数撤退。"这实际上是一种有条件的撤兵，而且协定没有关于苏蒙协约的条款，实际上是苏联仍保留相互承认，互派使领，甚至可以谈判边界的苏蒙条约。这就为后来苏联控制外蒙，促使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制造了方便条件。中苏协定后不足半月，就形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其次是中东铁路问题。协定中关于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规定，实际上是在1919年和1920年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精神原则上的倒退。中苏协定的不足之处还表现在，中国方面的多数合理要求以及苏方的承诺实际上仍然悬而未决，如废除中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苏联从外蒙撤军，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各项，仍须于协定规定的日后中苏会议上商讨解决。日后苏联方面根据形势的发展一再延宕中苏会议的召开。这样，苏联在协定中就中国主权利益等方面的承诺只能长期停留在纸上，从而成为苏联向中国人民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中苏协定签订后，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在孙中山和苏联、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代表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各地借着中苏协定签订之机，纷纷掀起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
北洋军阀掌握北京政权后，为了消灭异己，实现其"武力统一"南北的野心，不断派兵向湘、川、滇、黔及两广等地施压。段祺瑞接替袁世凯执掌北京政权后，继续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遭到各地大小军阀的反对。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北京政权为直、奉两系主要是直系军阀所控制，经过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更是独霸北京政权，直系首领吴佩孚借大胜之威，继续推行皖系时代的"武力统一"政策。1923年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了"武力统一"的主张，一面准备打到关外，对东北的张作霖作战，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粤军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指挥和策动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攻掠福建、广东、四川和湖南等地。
面对把持北京政府大权的军阀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和各派军阀互相对峙、频繁争斗的情况，一些地方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便以"自治"相标榜，提出并推行了一种"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主张和政策。其中，湖南省是"省自治"口号的首倡者。该省自1917年以来在南北军阀混战中受祸最烈，尤其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更给湖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当直皖战争迫切，吴佩孚手1920年5月20日率兵北撤，湖南人民群起驱张，湖南军阀谭延闽、赵恒惕便乘机控制了湖南。他们利用各阶层人民要求退出南北战争，排除战争纷扰，实现"湘事湘人自决"的愿望。首先挂起了"自治"的招牌。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通电全国，谓"民国之实际，纯在民治之实行。民治之实行，尤在各省人民组织政府"。他"欲为桑梓久安之谋，爱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并表示要"顺应民情"，实行民治，"采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谭的通电成为各省自治运动的发端。在京、津的湘绅熊希龄、范源廉等立即复电响应，并请梁启超代拟《湖南省自治法》及<自治法大纲说明书》等，寄给谭，以备采择。9月中旬，谭延闽邀集在省官绅召开自治会议，提出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派10人起草湖南自治法。9月下旬，谭延闽决定由省议会先拟定"宪法会议组织法"，再根据这个"组织法"召集制宪会议。然而，湖南一些进步人士和激进青年对谭的做法不满，认为省议会长期未曾改选，不能代表民意，主张由直接的普遍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来制定湖南宪法，反对议会包办制宪。10月10日，长沙各界万余人冒雨举行市民自治运动游行大会。要求政府立即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实现真正的自治。谭延闽一面对此假意应付，一面又以"以应急需"为借口，急图"制宪"。正在此时，湖南军阀内部发生内讧，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11月23日取代谭延闽，担任湘军总司令并代理湖南督军职务。赵恒惕独掌湘省军政大权后，为捞取政治资本，继续推行"自治"和"制宪"活动。11月25日，省议会选举林支宇为临时省长，正式宣告"自治"。12月25日，赵恒惕又发表了"联省自治"的通电，称"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临时省长，赶制省自治法。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省发展之可能；苟省相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并派人到四川等地联络，以期相互呼应，推进"联省自治"。同时，由赵恒惕一手包办，延请省内外知名学者，起草"省宪草案"，于1921年4月21日公布。"省宪草案"经过所谓"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后于1922年1月1日公布，称之为"湖南省宪法"。
湖南军阀首倡的"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主张和政策，一时风靡各地，波及全国，先后得到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西、奉天等14省军阀的响应。四川军阀刘湘于1921年2月21日率先发表通电，宣布四川"自治"。7月，湖北发生兵变，一部分在湘鄂军乘机驱逐鄂督王占元，赵恒惕以"援助鄂省自治"为名，遂与四川刘湘联合，组织援鄂军攻人湖北，并相约攻鄂胜利后，在长沙组湘鄂川三省联省政府。8月11日，赵恒惕又通电各省，主张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草定各省省宪，然后采取联邦制制定国宪。后因吴佩孚乘王占元兵败之机进入湖北，迫使湘川罢兵休战，三省联省政府计划落空。西南其他几省，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此时也都高唱"自治"，以图割据自保。贵州军阀卢焘于4月7日通电响应"联省自治"，组织"省宪会议"，表示与湖南一致行动；广东的陈炯明秘密与赵恒惕勾结，抬出"联省自治"招牌，阴谋取代孙中山，独霸广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败退关外，于1922年5月11日宣布"自治"，并通过奉、吉、黑三省省议会及商教农工联合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假"自治"之名，维持统治，伺机再起。浙江的卢永祥因属皖系残余，直皖战争后，皖系势力日渐势微，须时时提防直系的侵吞，因此"联省自治"正可解其困厄，遂积极响应，于1921年6月4日发表通电，主张自行制宪，并迅速组成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于9月9日公布省宪，名日《九九宪法》。但卢制定宪法只是虚样文章，制宪是虚，自保是实。因此翌年便又以《九九宪法》未经全民投票复决为名，议决再由省民自行提出宪法草案，《九九宪法》作为草案之一，由审查委员会审查。1922年11月4日至1923年1月26日，卢永祥在杭州召开审查会，将一万多种宪法草案归类划为三种，以红、黄、白三色识别，名为"三色宪法草案"，并预定于1923年8月1日交由公民投票采决其中一种，但该草案最终并未能采决实行。而处于湖南赵恒惕、广东陈炯明和浙江卢永祥三方威胁之下的江西军阀陈光远，虽属直系，但独处华中，唯恐邻省以"联省自治"之名派兵入境，直系主力又远在北方，救援不及，故权以响应"联省自治"以作缓冲，以保实力和地盘，因此也发出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授意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但陈的举动仅是权宜之计而已，当吴佩孚率兵入鄂挫败湘川援鄂军之后，身为直系的陈光远当即就摘下了"自治"的招牌，加入"武力统一"的行列。
在各省军阀大肆鼓噪"联省自治"的喧嚣声中，许多地方团体也相继发出了要求"自治"的通电，并成立了"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同志会"、"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组织。在这些通电和组织中，有的是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主要求，有的则是一些官绅、政客和军阀走卒借"自治"之名为军阀摇旗呐喊。闹腾了两三年的"联省自治运动"，虽然规模很大，呼声很高，但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内容，更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它只是地方军阀面对大军阀的侵吞威胁，为了割据一方，以图自保而打出的一个旗号，同时，也是地方军阀在民主政治深入人心的形势下，为缓和人民反军阀争民主的斗争，维持封建统治所玩弄的一种政治手段。"联省自治运动"到1922年底、1923年初就归于沉寂了。
陶然亭"改造联合"会议
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探索改造中国道路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8月16日在陶然亭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天津的觉悟社首先发起的。觉悟社在总结了一年多来青年学生和全国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后，提出：唯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进一步创造新的联合。周恩来在会上还提出，当时的团体虽多，但形形色色，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使之趋于一致，才能团结起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等11位社员来到北京，找到李大钊商谈，计划和北京的一些社团，共同举行一次座谈会。李大钊非常赞助这个计划，并开了一个可以参加座谈会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等。8月16日上午9时，座谈会在陶然亭举行。除觉悟社的11人外，北京方面有20多人参加。觉悟社的刘清扬主持会议，邓文淑（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活动的经过，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把觉悟社在天津年会上议论的几点关于"改造联合"的意义作了说明。接着，各团体相继发言。最后，由李大钊发表了总结性意见。李大钊在发言中，除对觉悟社发起这次座谈会表示感谢外，强调指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因为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智，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基于上述精神，座谈会决定由各团体推代表三人，于18日下午假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召开筹备会，筹商办法。筹备会按计划召开，议决名称为"改造联合"，并推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拟出草案，然后由各团体讨论通过。
自此次筹备会后，又开过多次会议，有的是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举行，有的则是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是李大钊等3人；觉悟社的代表，是在京的会员轮流出席。经过几次会议反复酝酿讨论，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其中，《改造联合宣言》指出了各团体改造联合的原因和宗旨，强调："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互爱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我们为渴望以上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个地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会议在《改造联合约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联合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约章规定了必须进行的工作。包括"宣传事业之联络、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和妇女独立之促进"等几项内容。《宣言》和《约章》经各团体代表会议通过后，觉悟社留京的社员即和其他团体一起，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等各种运动。由陶然亭会议所发起的"改造联合"，不仅要求组织起来，而且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这反映了五四运动发展到1920年夏季，已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即从各地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和先进团体，已经有了迅速组织起来的迫切要求。而且，"到民间去"口号的提出，对于克服青年知识分子本身的一些弱点，促成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在当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因此，在1920年，特别是1920年下半年，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了到民间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实际运动的热潮，以探索解救中国的道路，而且，这种调查和探索不仅包括国内方面，更包括国际方面，一个赴欧勤工俭学、赴俄寻求真理的出国留学潮由此掀起。
赴俄留学运动
开始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赴俄国留学寻求救国之方的运动。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世界，广纳博采世界各国文化思潮，出国留学寻求振国之方成为一时之潮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赴俄留学，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成为众多进步青年的向往。但由于俄国当时国内政局不稳，许多人只得转赴法国等国勤工俭学。这一状况到1919年底发生重大变化。俄境内白匪军高尔察克部被红军彻底击溃，协约国不得不通过了解除对苏俄的封锁和将军队撤出两伯利亚的决议。俄苏维埃政府为避免和日本作战，决定在远东成立一个"缓冲性"的共和国。1920年3月28日，贝加尔湖沿岸居民制宪会议开幕。4月6日，它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布成立独立、民主的远东共和国。不久，在赤塔成立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苏俄形势的好转，特别是远东形势的好转，使中俄交通得到改善，为中国大批先进青年的留俄准备了条件。而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又使中国人民认识了苏俄与列强截然不同的对华态度。苏维埃政府在宣言中声明，俄国人民极愿帮助中国人民，愿与中国订立平等的新约，取消帝俄时代的一切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并望中国人民立即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宣言》指出，"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成为自由的人民，以免陷人协约国在凡尔赛所准备好的那种要使中国成为朝鲜第二或印度第二的厄运，那么他们就应当了解，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就是俄国工人、农民和红军"。苏维埃政府的这一宣言虽然遭到帝国主义者的阻挠，但终于在1920年3月问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各大报纸都登载了这一宣言的全文，全国31个社会团体都纷纷发出诚恳感谢的复文，并致电北京政府，’速依民意和苏维埃政府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力又从西方的法国逐步转移到东方的俄国，产生了直接到俄国去的愿望。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就提议，"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响应，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还接见长沙《大公报》记者，发表评论，认为赴俄勤工俭学比赴法尤为容易：俄国地寒，足以锻炼身体；俄人深沉的文学及平等思想的哲学为欧洲各国所不及；赴法行程要40天，赴俄只要半个月，旅途难易，完全概见。为筹备留俄事宜，1920年8月22日，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成立，发起人之一何叔衡在会上宣读简章，指出该会会务有三：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长沙《大公报》曾连续发表专文对研究会进行介绍。研究会甫一成立，就派出了第一批留俄学生。这批学生中有任弼时、肖劲光等6人。他们通过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由长沙坐船去上海，先在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湖南青年刘少奇和任弼时、肖劲光等立即加入，并于1921年夏天赴俄。这一期同时赴俄的还有罗亦农、胡士廉、廖化平、卜士奇、任岳、任作民、彭述之、谢文锦、汪寿华、华林等。他们去俄国的行程是一次危险的旅程，冒着饿饥、疾病、被捕的危险，乘海轮前往，先到海参崴，再由赤塔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研究会举办留俄勤工俭学的同时，瞿秋白也于1920年秋前往莫斯科。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通讯员的名义赴俄的。其目的是"担一分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他是乘着俄国革命后第一次中俄通车列车前往的，并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欢迎。瞿秋白在俄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写了许多通讯，把苏维埃国家的真实情况报道给中国人民。他以亲身经历写下了颇有时代特色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通讯集和许多篇专题报道，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客观地介绍了苏维埃俄罗斯各方面的情况。瞿秋白的报道文字在中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许多青年开始倾向苏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派赴青年留俄更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等12人前往莫斯科；同年11月，刘伯坚、尹宽前往；1924年9、10月间去莫斯科的有聂荣臻、蔡畅、穆青、付烈、饶来杰、陈家珍、彭树敏等20多人，同年底又有李富春等人前往。1926年1月7日，动身赴俄的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20人。他们大多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旅欧中共党、团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赴俄留学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了苏俄革命的状况，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粤桂战争
8月发生在粤系和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中，南方滇、黔、桂、粤、湘、川6省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病死后，广东督军陆荣廷抗拒北京政府命令，自湘回师广东，不久又任两广巡阅使，发展而成桂系军阀。1917年7月张勋率辫子军赴京，复辟失败后，重掌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由上海到达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掀起护法运动。桂系军阀为巩固自身地盘计，防止北洋势力侵入两广，便试图利用孙中山的影响和护法海军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壮大声势，因此采取了对护法军政府既不公开表示反对，但也不予支持的态度。此时，孙中山所依靠的部队，是海军和驻粤滇军的一部分。孙中山欲达到北上护法初衷，就必须建立一支真正可资依恃的军队，因此打算在海军和驻粤滇军之外，着手建立起一支真正属于军政府的护法部队。这时，广东省省长和督军之间正起纷争。广东省长朱庆澜原有警卫军40营，督军陈炳煜借口军权统一，要求接收这批部队，朱被迫交出20营，仍留20营编为省长亲军，以陈炯明为司令。陈炳焜坚持全部接收，双方争执不断。孙中山到达广州后，朱庆澜倾向孙中山的主张，桂系军阀视朱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在桂系军阀的排斥下，朱庆澜于1917年8月被迫辞去省长职务，出走香港。省长亲军为陈炳煜接收。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桂系军阀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扩张，也以"护法"的名义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除自己出兵湖南外，还要求国民党出兵福建以牵制北洋兵力，在此情况下就不得不向国民党作出让步，于同年11月将陈炳煜调走，以莫荣新继任粤督，并将省长亲军20营交出由陈炯明指挥。这样，孙中山才算有了一支由军政府指挥的部队。但这支部队在桂系的监视和掣肘之下发展艰难，1918年1月，陈炯明以粤军总司令的名义将部队拉到汕头，准备开往福建。1918年5月，西南军阀唆使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无法实现，遂辞去大元帅职务，在与陈炯明会面后随即转往上海。同年9月，陈炯明以援闽粤军总司令的名义率20营兵力进占闽南的漳州、南靖、长泰、云霄、同安等地。福建省督军、皖系军阀李厚基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桂系，允许陈炯明在闽南立足，并给以军饷和武器援助。而此时的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决定首先打倒桂系军阀，夺取广东，作为进行民主斗争的根据地。孙中山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希望寄托在了他所培育起来的陈炯明的粤军身上。此时，粤军在陈炯明的经营下，已由最初的20营发展到108营。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6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决定兵分三路回粤，发起粤桂战争。
8月16日，粤桂战争正式展开。粤军士气旺盛，桂军望风而逃，16、17两日。粤军连下蕉岭、大埔、饶平等地。进而攻占潮安，20日占领澄海、汕头。莫荣新调集兵力赶赴东江阻击粤军，双方在揭阳、陆丰、海丰、紫金、兴宁一带展开拉锯战，至9月上旬，桂军不支，粤军占领河源、陆丰、海丰，一直推进到惠州城下。桂军在集中主力阻挡粤军进攻的同时，为防止广东地方派军人乘机起变，又调集部队加强对广州的防守。但是。在粤军的大举进攻与广东人民痛恨桂军搜刮、各县军民纷纷揭竿而起的情况下，桂军统治下的广州也接连发生异动。9月17日，虎门要塞司令宣布独立，广九铁路也被民军拆毁不能通车。粤籍将领、广州警察厅厅长魏邦平，福军司令李福林等也秘密将所部调到广州对岸的地区。9月27日，魏、李等人联合致函莫荣新，要求他解除兵权，将粤省治权还给粤人，率师回桂。莫荣新在内外交困之中表示同意撤军，但在桂军军饷和开拔费问题上，同广东省议会、各团体及地方派军人反复讨价还价，迟迟不肯撤军，以待前线战事的变化。然而，前线战局越来越对桂军不利。10月21日，粤军攻占惠州。随即粤中要地全被粤军占领。南方军政府总裁岑春煊见大势已去，于10月22日宣言引退。24日，岑与陆荣廷、林葆怿等联合宣言解散军政府。26日，莫荣新率残部逃出广州。11月中旬，粤军占领肇庆、廉州。11月下旬，桂军全部退出广东，战争遂告终止。桂军被逐回广西后，广东军民欢迎孙中山回粤主持大政。孙中山遂于11月下旬由上海回到广州，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全党统一组织的酝酿和准备阶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2月，李大钊伴送陈独秀离京赴天津以避军警的逮捕，途中两人详细讨论了关于建党的意见。陈独秀迁居上海后，陈、李双方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着手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同月，邓中夏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决定扩大活动范围，除城市讲演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厂讲演。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和工人建立联系。在经过艰苦的磨合过程后，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取得工人的信任，与工人群众结合了起来，从而为开辟长辛店这个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打下了基础。4月2日；陈独秀等人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作了《劳动者底觉悟》的讲演，指出劳动运动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在华中，武汉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先后发表《汉口劳力状况》、《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与此同时，《新青年》与《星期评论》《很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报刊还专门出版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专号，详细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并且呼吁工人团结起来争取劳动权利。北京大学还举行了有学生、工人500多人参加的五一纪念会，分头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工人宣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专赴长辛店向工人宣讲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此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践。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和准备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由列宁发起建立的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列宁为共产国际起草的一系列文件、报告，为各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指导原则。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出由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到达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他们了解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后，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首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成立，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赵世炎、周佛海、沈雁冰、李季、陈公培、施存统等人，陈独秀被推为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通讯处于法租界大自鸣钟《新青年》发行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很快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帮助下，俞秀松、张太雷等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以输送青年出国学习，培养干部。9月，上海小组把《新青年》作为它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起草了一篇《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主义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该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1920年10月，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张国焘、邓中夏、张申府、高尚德、缪伯英、罗章龙等。北京小组建立后，于1920年11月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出版了工人通俗读物《劳动者》周刊，注意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同年冬，北京小组又派邓中夏、张太雷等去长辛店筹建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元旦正式开学。之后，又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同时还派人去郑州、天津、唐山、济南等地，指导工人运动，帮助建立革命组织。
在上海、北京两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推动和直接指导下，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在其他几个受五四运动影响较大，工人比较集中，同时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城市——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也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上海小组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曾先后委托李汉俊和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在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活动下，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在武昌董必武寓所召开会议，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推选包惠僧为书记，张国恩负责管理财务。以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作为党的机关。武汉小组的成员主要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不久退出）、郑凯卿、赵子健、赵子俊、黄负生等。长沙的建党工作，是在1920年下半年，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心，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中开展起来的。1920年夏，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明确提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复信完全同意蔡和森的意见，并且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毛泽东还同李大钊、陈独秀取得联系，秘密地进行建党准备。1920年冬，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长沙建立。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北京、上海两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20年夏，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励新学会。在此期间，王尽美还去北京向李大钊等请教在山东开展革命运动和建立党组织等问题。1920年底，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在济南成立。与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同时，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到广东就任教育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陈到广东后，组建了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该小组成立后，先后创办有《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并先后组建了理发工会、土木建筑工会等30多个工人组织。1921年春，在国内已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张申府、赵世炎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刘清扬、周恩来等，负责人为张申府，曾出版机关刊物《少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周佛海、施存统去日本后，组织建立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建立的这些共产主义组织在当时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历史上被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其立场已经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尽管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刚建立时成员中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者占多数。这一基本情况决定了组织的性质和工作方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先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工作，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为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准备了思想和组织条件。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
下半年至1921年中国政治思想界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展开的一场论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20世纪初年传人中国。中国正式宣扬和拥护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刊物是在1907年出现的。在这一年中，李石曾、吴稚晖在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报，刘师培在日本创办《天义报》，并和张继一起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他们通过这些刊物和一系列活动，鼓吹无政府主义，宣扬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鼓吹暗杀手段。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开始在国内传播开来，其代表人物为刘师复。刘为广东人，留学日本时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在广州进行反清暗杀活动时被清政府监禁。1912年在广州组织"心社"和"晦呜学会"。其中"心社"成员有12条戒约，即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什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晦鸣学社"主要是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社团。在刘师复的宣传影响下，南京、北平、山西等地陆续组成了许多新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黄凌霜、区声白、华林、李震瀛等人成为其核心人物。他们要求绝对自由，不受任何党纲的约束，主张温和革命、工团主义和联合主义。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流传较广，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和书刊也不断涌现。据统计，当时专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就达70多种，而且，在"五四"后出现的数百种刊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程度不同地介绍和宣传过无政府主义。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进化论"，不仅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即使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人甚至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是互助论的胜利。此后，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于是便向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1919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的攻击，文章根据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国家"是人类互相"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据，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要求废止一切国家，废止一切权威，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行"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此同时，一批无政府主义刊物如《奋斗》、《北大》、《学生周刊》、《社会运动》、《自由》、《革命》、《民风》、《革命潮》等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出版，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也增多起来。1920年2月，易家钺、朱谦之等人在《奋斗》刊物上，公开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为题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者发起挑战。
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回击无政府主义的信号。随后，同年11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即把批判无政府主义放在了显著位置。该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的《短言》中，都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还发表了一批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论文。如李达的《社会主义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施存统的《我们要怎样干革命？》等。另外，李大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的《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国外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辩驳中，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一，不可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因为强权之所以恶，在于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正义与弱者。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反对强权，但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应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而是要拿着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而要把有产阶级势力推翻铲除，就须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上不可。"在此时期内若有入主张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杀害劳动阶级，若是劳动阶级肯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劳动阶级自杀。"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倡导的绝对自由是行不通的，所谓绝对自由决不是科学的，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第三，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原则。无政府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反对有计划的生产，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托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他们攻击苏维埃政权的土地、工厂国有化政策；在分配上，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立即实行按需分配，认为如果没有做到按需分配，这种革命就是不彻底、不平等。针对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的最大缺点，"是不能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并指出，只有"社会的生产力达到无限制的程度，"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才是可行的。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论战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在一些社团、学校，以及国外留学生中，都有所反映。这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间规模最大的一场论战，是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次深入讨论。通过论战，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强调了革命团体的组织纪律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五国银行团
新四国银行团是1920年10月由美、英、法、日四国财团组成的一个共同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为区别于1910年5月由美、英、德、法四国财团组成的四国银行团，故名。
5、6月间，美、英、德、法成立四国银行团，由四国共同对粤汉、川汉两路进行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英、法受到很大削弱，原有的银行团实际上已趋于解体，美国这时一方面为了重新涉足中国财政，另一方面要遏制日本对中国的急剧扩张，乃积极发起由美、日、英、法组织新的国际银行团。1918年6月，美国国务卿蓝辛在征得威尔逊总统的同意后，召集与中国事务有关的美国各银行家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英、法、日三国政府提出共同组织向中国提供借款的新银行团的建议。在这些银行家7月8日写给蓝辛的信件中，同意美国银行家与日、英、法三国的银行家联合起来，以使对中国的借款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同时表示，加人美国财团的各银行可以把它们在中国享有的利益合并到这个国际联合组织之内。7月29日，美国国务院对参加银行团的美国银行的原则和任务作出规定，要求美国银行的活动，特别是在执行金融政策和向中国提供借款的条件上须取得国务院的同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以它曾于美国银行家讨论过的问题与英、法、日三国政府进行协商。10月8日，美国向三国政府送达了一份关于组织新银行团计划的正式声明，其基本内容为：（1）三国各自在国内组织包罗更广的财团，由一切希望借款给中国的银行组成；（2）每国财团的成员都将其目前或将来对华借款中所享有的优先权和取舍权让于该国财团，而这些国家的财团又与国际银行团共享这些优先权和取舍权；（3）新的国际银行团的业务范围应尽量广泛，不但包括行政性质的借款，也应包括实业借款和铁路借款；（4）借款条件不应损害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或削弱中国的主权。（5）各国财团应得到各该国政府的支援和独享的支持。英、法两国同意使本国的对华金融活动与美国保持协调的立场，表示接受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议和条件；日本此时虽不愿让他国过多地插手中国事务，妨碍其对中国的扩张，但感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三国同盟，如果拒绝参加新的银行团，则无异于在涉及对华投资问题时将自己置之事外，于是也决定接受美国的建议。
5月11日和12日，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团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美国方面的建议。会议起草了一项协定草案，并得到四国的一致赞同。但是，三国政府对美国的计划也表示了一定的争论和异议，直到1920年10月15日四国签署最后协议时，才由各方均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达成了妥协。这些争论，是围绕着各国政府对各该国银行团的支持程度和日本对满蒙的保留权利两个问题进行的。美国于1918年10月发表的新银行团计划中曾建议，参加国际新银行团的各国财团应获得本国政府独享的支持。对于美国政府的这次提议，英国政府最初是赞成的，但因无法与汇丰银行协调一致，因此对政府独享支持一条持保留意见。法国得知英国对美国计划的保留，也提出了对"独享支持"条款的反对意见，并提出了对该项条文进行修改的具体建议。美国政府根据法国的建议，将原计划中有关"独享支持"的条文修改为"完全的支持"。修正案最后为各国所接受，并被写入了会议的最后协定。
关于日本对满蒙的保留权问题，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代表于1919年6月18日致美国摩根公司代表的信中提出来的。日方代表小田切在致拉蒙特的信中提出：他接到国内训令，将下列保留权利通知美国财团，即日本在中国满蒙地区（日本在该地区拥有特殊权益）享有的一切权利与取舍权不受讨论中的协定关于合并权利和取舍权的规定的约束。日本代表的这一声明充分暴露了其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领土野心，同时也是对其他列强的一种排斥。对此，拉蒙特答复说。将满蒙（中国）排除在银行团活动范围之外的任何企图对于英、美、法三国财团而言都是难于承认的。随后英、法两国政府也就此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经过近8个月的讨价还价，美、英、法三国向日本担保在满蒙地区一定尊重日本的"切身"利益，在此条件下，双方于1920年5月11日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南满铁路及其现有支线以及该路的附属矿山，不属于银行团的共同活动范围以内；吉林——会宁、郑家屯——洮南、开原——呼伦——吉林、吉林——长春、新民——奉天、四平街——郑家屯等铁路，也不属于银行团的联合活动范围以内；但计划中的洮南——热河铁路及连接该路的某一地点与海港的铁路须包括于银行团协定的有效范围。
9月28日，英、美、法、日四国在事前完全没有征求中国任何意见的情况下，向中国政府发出联合照会，声明他们所成立的新的国际银行团的任务，强调"四参与国的每一政府对于根据银行家在巴黎签订的国际银行团问的协定而进行业务的本国银行团——国际银行团成员，均保证充分予以支持"。照会要求中国政府确定所需财政"帮助"的数额。中国政府对此未做任何答复。1920年10月15日，美、英、法、日四国代表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签署新四国银行团最后协定的会议。会议既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出席，也没有征求中国代表的意见。在会议通过的新银行团协定中，明确规定了其活动范围，提出凡是以公募方式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各省、对中国政府或各省政权所辖或所监督之公司和团体的借款，以及由中国政府或各省政权所担保的对任何个人借款，其现有契约或将来的契约，皆以本协定有关。协定同时载明各国财团将共同担负由于银行团范围以内的业务而业已交付的任何初步垫款。协定还重申各国政府将给予各该国银行团以定令的支持，万一在为获得任何特殊借款合同而发生竞争时，各国政府将给予各国财团以集体支持，以便获得合同。协定最后规定了有效期限为五年。新四国银行团的这个协定，其业务活动范围之广已远远超出一般实业和铁路借款的范围，而其借款条件之苛，亦是前所罕见，其目的亦十分明白，就是由四国通过银行团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新四国银行团计划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对。1920年11月26日，中国财政总长周自齐致函给各国财团，告知，中国为了建设需要对外借款，但如果中国政府为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借用外款，也不能认为会与任何银行或财团签订包含打算建立一种金融垄断条件的任何合同。周自齐认为，新四国银行团是由几乎所有对中国有兴趣的外国金融商号组成，并取得了四国政府的支持，这样一个垄断组织将使中国不可能在谈判中取得最有利的借款条件，而且，中国方面也反对银行团计划中含有政治含义，因为银行团可能借助于特殊的借款合同加强对中国内政的控制，利用借款担保操纵中国的税收或支持中国的一个政治派系去反对另一个派系。由于中国政府的反对和银行团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中国国内政局的动荡和由于经济衰退造成的国际信用低落，银行团自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也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形式的借款，它虽在1924年7月还通过了一项议事录，但因活动没有起色而逐渐自灭了。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
11月至1922年初，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亦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
这一争论源自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来华。1920年9月，罗素应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中国公学四个单位组成的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罗素来华后，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演讲，各大报刊如《时事新报》、《民国日报》、《馄报》、《东方杂志》等报刊登载了他的讲演和文章，主要有《物之分析》、《心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向自由之路》等，同时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到自由之路》等也被译成中文发表。罗素来华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认为应从平民教育人手，待人民知识增高以后再采用社会主义，并提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实业未发达的国家。罗素所宣讲的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使中国的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大为振奋，不遗余力地大加鼓吹，并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名，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由此，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就以"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为题，展开了思想论战。其中后者主要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五四运动后，张东荪和梁启超在研究系创办的《解放与改造》（后更名《改造》）杂志上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的条件下，按照中世纪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建立"产业自治"。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观点和罗素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相互一致的。1920年10月，罗素到湖南讲演，张东荪和吴稚辉、杨端六、李石曾等陪同前往。张东荪回到上海后，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竭力附和和宣扬罗素的主张。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他们与我们》等文。12月15日，又发表长文《现在与将来》，从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张东荪认为，在中国目前并不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也没有阶级意识的产生，因而也就不会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和产生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强调在中国的现状中资本主义将会得到某种发展，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增加财富、消除贫困落后和内乱、兵匪，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必然的不可越过的阶段，如果强行越过这个历史阶段而实行社会主义，是太过越阶了。在张东荪的文章发表不久，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第3卷第6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对张的观点予以积极的支持、发挥和补充，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形态和具体主张。梁启超认为，中国实业发展而又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好的办法，只有发展生产事业，舍此别无他途。同时，梁启超还强调，在中国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劳动阶级，因为劳动阶级专指在新型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中国目前在企业组织中工作的多为农民、散工及无业游民等，他们不属于劳动阶级，且人数尚少，未能成为阶级，而农民、散工与无业游民不属于劳动阶级，故中国无劳动阶级。在梁启超看来，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也不应该让工人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他政治运动。他们认为，在当时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张东荪、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相继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为了展开对张东荪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讨论和批判，陈独秀还把双方已发表的代表性言论编辑在一起，题名《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上刊出。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进行比较系统的批驳。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他们首先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等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指出，社会主义决不是他们所说的所谓"均产"和"专在于争分配"，而是"根本改造经济组织，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提出中国和欧美虽有产业发达先后时间的不同，和发展程度的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不会有什么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了张、梁借口中国经济落后和缺少劳动阶级，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认为，中国新式生产机关少，需要开发生产事业，但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势必如欧美那样招来经济恐慌、人民失业，采用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则不会出现这种危险，因此在今日中国而言开发实业，最好的办法是采用社会主义。他们强调，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为深重。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李达、陈独秀等还在文章中指出，温情政策、缓和矛盾的做法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能达到社会主义。他们在批判张、梁的改良主义的同时，明确表示中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用社会主义的分配方法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持续时间较长，发表的文章较多，双方一直辩驳到1922年夏始告一段落。这场论战是继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论战，是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多次论战，中国共产主义者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使五四运动初期由三部分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日渐分化。到1921年下半年之时，分化的态势已然凸显。而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在《新青年》编辑部和"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更表现得极其明显和具有代表性。《新青年》编辑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和指挥部。1919年夏秋之间开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次论战——主要是在《新青年》编辑部内部展开的。由于这场论战所涉及的内容直接关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向何处去的原则问题，因此也表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发生分化。尽管在这场论战中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并未卷入，包括这场论战的两个主要人物——李大钊和胡适在内，也仍然在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介绍新思潮、探索社会改造的大前提下，继续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形式，但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已日趋尖锐和表面化。
9月，《新青年》自八卷一号起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后，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量介绍俄国革命及建设的情况，这使北京方面的编辑部成员胡适等人即开始对刊物内容深为不满，并表示了冷淡，由此引发了一场围绕着《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大争论。11月16日，陈独秀致信胡适、高一涵，表示刊物以后将尽量趋重哲学和文学，以缓和矛盾。胡适在复信中提出解决刊物编辑方针分歧的两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搬到北京来"，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编辑部成员中更有因此而提出"暂时停办"的建议。11月23日。胡适又向编辑部成员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写信，继续解释他杂志迁移北京、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胡适的这封信发出后，在编辑部中引起强烈反应，编委会成员纷纷表示了各自的意见。陈独秀强烈不满胡适的主张，并为此发了脾气。鲁迅明确表示新青年应该谈政治，而不是纯以学术文艺为唯一内容。李大钊则表示如果能够保持新青年内部的团结和精神的团结，编辑部北移北京可以考虑。周作人和钱玄同则认为，新青年杂志作为一个同仁刊物，其编刊人员本是自由组合的，如果在内部主张"统一思想"，是同仁刊物的莫大耻辱，因此不能勉强调和统一，索性让它分裂成两个杂志为好。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复信胡适，明确拒绝将《新青年》移回北京。双方的争论和分歧更趋尖锐。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的《新青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同年9月暂时停刊，以后复刊，则是直接以中国共产党理论机关报的面目出现，成为一政党的喉舌。翌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另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努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年，胡适等人另行创办《努力》周报，宣传实用主义、"好人政府"等。这样，原来由三部分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正式宣告破裂。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举着各自的旗帜——《向导》和《努力》，公开对峙，分道扬镳。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则继续在文化领域内向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猛烈抨击，继续探索社会人生的新路。
《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只是一种信号，作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性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也开始由思想倾向的不同而产生了裂痕。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介绍新思潮、探索社会改造的大前提下结合起来的，针对各种极不相同的思想倾向，学会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但这并不能弥合内部的裂痕。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出现时，学会内部立即有所反映。当上海分会提出"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的建议，以及王光祈以"北京本会同人"的名义对该"建议极表同情"时，巴黎分会很快来函，表示异议。认为"有一定主义，研究学术方切实"。如果没有一定的主义，"本会将日人于消沉，日堕于空虚"。为此建议"协定一共同之主义"。这是学会内部关于学会宗旨的第一次交锋。由于学会内部思想不一，加之会员分散各地，联系较少，会员之间已开始呈现分化。1921年7月学会在南京召开会员大会时，各派会员在讨论确定主义和参加政治活动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会上，北京代表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一再提出必须"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并认为学会所采用的这种主义"不可不为社会主义"。反对者认为，如果学会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会引起因会员意见不同而致分裂，而且，学会在成立时并非是因相信共同的主义而结合，如果现在强令会员相信一共同的主义，必然会使学会成员意见不一而解散。左舜生甚至强调"学者即不谈主义"，明确表示反对"实行一种主义"。在参加政治活动问题上，邓中夏、黄日葵、恽代英等人认为应"为创造新政治而加入政界"，要求应容许会员参加政治活动，以求探寻切实改革政治和社会的办法。陈启天当即表示绝对反对加人旧政界，认为加旧入政界将会被同化而坏。一些会员则认为学会不是政治团体，也就不应以团体名义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对于"学会是否到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会员是否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表示怀疑。最后，为了缓和矛盾，避免分裂，恽代英在讨论确定主义的议题时，提出了"求个最小限度之一致"的建议。但他随即意识到这个希望是不现实的，因而主张"学会非破裂不可"。南京大会后，少年中国学会虽未立即分裂并继续维持到1925年，主要是由于会员之间的个人感情而致。但实际上，学会已名存实亡，会员也已各行其是，分道扬镰：李大钊、邓中夏等成了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曾琦、李璜等人，组成了反苏反共的国家主义派。其余的大部分成员，则在政治上逐渐消沉下来，单纯致力于教育、新闻、工程、农业和科学研究活动。
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后，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派"和"十月革命"型的社会主义，不仅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并且实际上独占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而赞成或者倾向改良主义思潮的人们中的大多数，则抱着可贵的爱国热情，以自己的专长，从事他们称之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卫生救国"等有益于祖国前途的事业，并对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运动，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他们自己大多也成为以后民主党派的积极筹建者。
湖南劳工会成立
湖南劳工会于1920年11月在长沙成立，发起组织者是黄爱、庞人铨。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生于1897年，1913年人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毕业后曾在工厂工作，对工人的痛苦了解颇多。1918年考人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先后担任过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天津学联执委，两次代表天津学联到北京请愿，同封建军阀政府作坚决斗争，为此两次被捕入狱。1920年，黄爱因参加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随后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庞人铨字受淳，湖南湘潭人，是黄爱的同学。1917年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后来在湘潭织布厂工作，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斗争。
直皖战争爆发后，北洋军暂时退出湖南，湖南的一些社会人士认为这是实行"湖南自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盘踞湖南的军阀赵恒惕乘机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宣布"湖南自治"，公布"省宪法草案"，借以巩固统治。但是，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的湖南，同以往的军阀统治并无区别，人民依旧赋税沉重，没有任何民主权利。这其中湖南工人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尤为严重。当时湖南较大的厂矿有安化锡矿、水口山铅锌矿、长沙第一纱厂等，产业工人（包括铁路工人在内）总计约有两三万人。工人们在军阀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下，每天劳动12小时，有的竟长达16小时，矿工每日的工资仅有铜钱27枚，纱厂工人最低工资只有20枚，工人生活困苦不堪。黄爱、庞人铨对工人的痛苦遭遇极为同情，认为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觉悟，是改善工人状况的唯一办法。为此，他们于1920年11月23日在长沙成立湖南劳工会，会所设于长沙肇嘉坪。湖南劳工会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和三大任务：（1）维护劳工的利益；（2）促成国家的统一；（3）维护民族的尊严。劳工会成立初期，会员多数是工业学校的学生，以后逐渐在长沙华实纱厂、光华电灯厂、造币厂、黑铅厂、兵工厂、泥木、缝纫、理发等业工人中发展会员。两年以后，劳工会发展到有基层工会20个，会员达7000多人。劳工会的领导机构，分为评议、交际、教育、出版等8部，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进行了改组，集中成立书记、宣传、组织3部，黄爱、庞人铨主抓教育和出版工作，并创办工人读书会和工人夜校，出版《劳动周刊》，借此联络工人，进行宣传教育。黄爱、庞人铨在组织劳工会初期，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纪律和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因此，劳工会成立初期主要是侧重于从事经济运动。
针对劳工会成立初期的这种弱点，毛泽东于劳工会成立周年纪念时写了《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刊登在《劳工周刊》上，文章提出三点希望：（1）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胜利，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垒阶级的根本利益；（2）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的全权办事机构，如劳工会之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甚不妥当；（3）为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应该养活自己的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工人必须缴最低限度的会费。黄爱、庞人铨在同工人的接触之中，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于1921年下半年开始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倾向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黄爱、庞人铨的领导下，湖南劳工会在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组织工人先后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斗争。第一次是在1921年2月，发动第一纱厂收归公有运动。第一纱厂是1912年湖南官商合办企业，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一直未能开工，后来被皖系军阀张敬尧将股权承租给资本家新组织的华实公司。赵恒惕取得湖南政权后，继续承认华实公司的经营权。后来华实公司无力经营又转租与外省资本家，如此就排除了湖南人的股权。同时公司又多招收外省人来纱厂当技师和工人，由此引起湖南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劳工会也提出纱厂公有运动，并领导纱厂工人向华实公司作经济斗争。同年3月8日，黄爱、庞人铨等发表了"反对纱厂商办"的宣言，要求赵恒惕立即取消同华实公司的租约，否则纱厂工人全体罢工。这个宣言得到湖南各界的支持。3月20日，劳工会发动纱厂工人罢工。4月13日，劳工会又动员了2000多工人到第一纱厂示威，逼迫华实公司老板保证不再承租第一纱厂，否则"任凭工界打死无论"。赵恒惕出动军队镇压工人运动，强迫工人复工，并逮捕了黄爱等劳工会的领导人，致使这次纱厂公有运动失败。黄爱在狱中一个多月，还做了绝食斗争，后来在湖南各界舆论压力之下，赵恒惕被迫释放了黄爱等人。第二次是1921年12月25日的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华盛顿会议是英、美、法、意、荷、葡、比、日、中九国于1921年11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旨在解决英、美、日在华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会议结果，使中国由日本的独占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这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21年11月25日，黄爱、庞人铨以劳工会名义，在长沙召集各界群众一万多人，举行反对华盛顿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大会与全国各地的抗议运动相互呼应，在湖南省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三次是1922年1月12日领导工人要求增发工资的斗争。当时华实纱厂的工人受资本家和工头的双重剥削，工资低微，工人要求发给年终赏金和一个月双薪。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三四千人。厂方以"公司亏本不能发给赏金和双薪"，拒绝了工人的要求。省长赵恒惕派兵镇压罢工，开枪打死工人3名，打伤数十名。但劳工会领导工人继续坚持斗争，并提出立即发给工人双薪，军队一律从纱厂撤走，发给死难者丧葬费，给受伤工人医疗费等11项条件，如果不答应，决不上工。迫于工人罢工的压力，公司老板一面答应每人发给赏金两千文，工资从优发至一月底止，提前于1月6日放假，2月4日上工；一面以五万元巨款贿赂赵恒惕，阴谋杀害黄爱、庞人铨。
1月16日深夜，黄爱、庞人铨与华实公司代表在劳工会协商调停罢工问题，赵恒惕派军队逮捕了黄爱和庞人铨。未经审讯，即于1月17日清晨绑赴浏阳门外斩首。然后以省政府名义宣布黄、庞的所谓罪状，是"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湖南劳工会被武力解散，《劳动周刊》也被查封。黄、庞被害，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不平，许多工人停止了工作，到劳工会门前痛哭，工人们自发冲进内务厅、财政厅等省府机关，向赵恒惕政府表示抗议。蔡元培打电报给赵恒惕提出严重抗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工人们在船山学社召开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行纪念特刊。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规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日。在黄爱、庞人铨精神的鼓舞下和原湖南劳工会的组织基础上，湖南工运又迅速从低潮走向高潮。
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避居上海。此时，国际国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孙中山在新的社会形势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继续探寻着民主共和的出路。他重新检讨了"护法"口号，认识到"护法"不过是"维持现状"的法子，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根本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再来一次"重新革命"，以扫除陈腐的官僚系统。为此，他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又领导了组织改造工作，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废除了旧党章，制定了新规约，规定中国国民党的纲领为"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并把党从半秘密状态解脱出来，以便使它成为指导革命斗争的政党。1920年6月，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滇桂矛盾日益激化，西南各省内部战乱纷起，执政者更迭不断。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溃败；8月，南方爆发粤桂战争。11月，陈炯明率粤军驱逐桂系出广东。同月下旬，孙中山自沪回到广州，受到广东军民的热烈欢迎。随即，孙中山宣布重新组成军政府，继续执行护法职务；国会议员也相继返粤，准备重开国会非常会议。第二次护法运动由此展开。
为适应战时的集中领导和外交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表示推翻北洋政府的决心，孙中山建议国会在广州成立正式政府。孙中山的建议得到了国会议员们的赞同。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国会依据"大纲"有关条款，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原军政府即行撤销。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并在就职《宣言》中表示：中国必须在完成自治主义基础上实现统一。他支持省自治运动，制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但必须"各省分权于各县"，使民权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提出"发展实业，保护平民"，使平民免除"生计压迫之痛苦"。不久，孙中山又公开发表《劝徐世昌退位书》，揭露北方"国会"选出的总统徐世昌。只不过是袁世凯时代君主专制政体的走卒，警告徐世昌必须"即日引退，以谢国人"，表示了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决心和锐意北伐的战略。
为了北伐，孙中山非常注意刷新政治，巩固后方。广州政府对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广大人民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的斗争，给予大力支持。在政府内部，实行裁员减政。孙中山反复告诫革命党人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少做官，多做事；官吏应正直供职，不得受贿。在军事方面，桂系军阀的残余势力仍然盘踞广西，企图与北洋政府勾结，恢复在广东的统治。孙中山决定彻底消灭桂系，以靖后方。1921年夏秋之际，孙中山命令驻在广东的粤、赣、黔、滇各军，在李烈钧、陈炯明等率领下，攻入广西，桂系将领刘震寰表示支持广州政府，战场起义，使粤军直捣梧州。3月5日，广州政府军攻入南宁、龙州，13日再克桂林，散在其他地区的桂军逐渐被瓦解。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宣告下野，逃出广西，两广遂告统一。
当此之时，北方军阀直奉两派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双方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孙中山决定抓住时机，利用直奉矛盾，联奉反直。11月10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北伐案。12月初，孙中山亲抵广西桂林，组成大本营。大本营集中了拥护广州政府的各省护法军3万人，准备出广西全州，取道湖南挥师北上。孙中山委任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此外，尚有许崇智及李福林所部粤军。大本营指派廖仲恺筹划财务，邓铿负责警卫部队，以保证饷械粮秣供应及后方安全。1922年2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布出师令，开始北伐护法战争。北伐军前锋部队迅速推进至湖南境内。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虽表面上同意北伐，但内心却对北伐统一政策持反对态度，欲图联省自治，做"广东皇帝"，因此对孙中山的北伐军事部署敷衍塞责，甚至暗中进行破坏。他秘密与湖南军阀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以阻止和破坏北伐军进人湖南。他控制的广东政府，拒不接济北伐军粮饷器械，甚至指使人在广州火车站枪杀积极支持北伐的邓铿，以断孙中山的臂膀。面对陈炯明的阻挠和经济上的困难，孙中山遂决定改道北伐，准备以广东境内的韶关为大本营，经江西北伐。北伐军遂即从湖南撤军，秘密向广东转移。陈炯明得知北伐军回师广东的消息后乃致电孙中山以辞职相威胁。4月19日，孙下令准其辞去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省长职务，并撤销了粤军总司令部，将粤军直接置于大本营统辖之下，但仍保留了陈的陆军总长职务，任命陈的亲信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以表合作之诚意。陈炯明卸职后，即带部分亲兵退居惠州，开始加紧同北洋军阀的勾结活动。1922年5月6日，孙中山于韶关大本营誓师北伐。
此时，北方政局已发生变化，直奉战争中，奉系失败，兵败军粮城，使联奉倒直的北伐军处于不利地位。但孙中山北伐意志不为之动，仍令北伐军人赣作战。6月中旬，北伐军攻克赣州，并继续向江西首府南昌进发。北方直系军阀在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巩固了在北方的统治后，便向南方政府发起和平攻势。曹锟、吴佩孚打出了拥护"约法"和恢复旧国会的旗号。直系军阀还通电要求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以动摇南方政府的护法决心。6月1日，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宣言从即日起行使职权。6月2日，大总统徐世昌退位，黎元洪准备再次出山。曹、吴关于恢复法统的宣传，在广州也引起了共鸣。6月6日，孙中山发表通电，对北洋政府的阴谋予以揭穿。通电指出：数年来国内战争，乃护法与毁法的战争，绝非南北地域之争。北方武人如真正赞成"约法"，拥护国会，首先应惩办祸国渠魁，保障国会安全，进而裁减武力。通电提出将北洋兵力的一半，改为工农，做为停战的条件，其余一半，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依次改编。这个通电又称"兵工计划"宣言。孙中山最后表示，如上述条件不能实现，他将决心继续北伐，使护法运动贯彻到底。然而值此关键时刻，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在直系军阀和英帝国主义支持下，于6月16日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冒死冲出包围，在永丰舰上坚持战斗了近两个月后，离开永丰舰，经香港回到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开始了新的探索。1921年在中国现代史上常常是被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年头而加以对待，这在所有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与革命史教材中体现得极为明显，70年后在中国各地上映的影片《开天辟地》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所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等文件，正式确定了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的名称、政党纲领与组织程序，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从此，中国革命开始步人一个崭新的历史新阶段。
与中国共产党"一大"相伴而发生的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与生活的变动。这一年思想界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两大思潮的交锋，即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与以张东荪、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分子展开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这次大辩论廓清了在中国要不要革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要不要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等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迷雾，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工人运动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探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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