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中的袁世凯

    “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八月），武昌一声枪响，清廷急遣旗人荫昌率北洋军赴鄂弹压。不料荫昌虽曾留洋德国学习军事，号令却无法行于军中。清廷遂重新起用北洋军的老主人、原奉朝旨“开缺回籍养疴”，此时正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作渔翁状的袁世凯。

    袁之东山再起，虽然呼声甚高，但过去对他早有疑虑的一些满洲贵族也施加了阻力。柄清政多年的老恭王之嫡孙、小恭王溥伟就曾前往醇王府，当着摄政王载沣的面，对清廷起用袁世凯督师的决策进行了质疑。据溥伟日记，面对他的质疑，载沣回答说：“袁四（袁世凯排行第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溥伟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司马懿）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载沣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据此可知，袁世凯之得再起，固然主要缘于其累积的声望和客观情势使然，但也与他多年来在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等一班亲贵身上所下的功夫不无关系。当年袁世凯悉心笼络，现在他们自然要投桃报李，鼎力推荐其出山了。

    袁世凯的判断：“南方军事，尚易结束”

    民军于武汉发乱，适授袁世凯再起之契机，但在袁世凯眼里，实际并未把民军的威胁当回事。

    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系袁系干将，其弟子所撰《三水梁燕孙（梁士诒）年谱》记：“及袁起用，使人密告先生曰：‘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

    “南方军事，尚易结束”，这就是袁世凯对战事的一个基本判断。而战事之发展，不幸恰如其言。

    1911年10月28日（辛亥年九月初七日），黄兴抵达武昌，随后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11月1日，汉口被清军攻陷。11月16日，民军反攻汉口，仅两日即宣告失利，不得不退守汉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记民军败退之状曰：“我军即时慌乱，纷纷后退。黄总司令命令停止，皆不听命，一时极为紊乱。满军乘机前进，向我军追击。于是我各部队因以瓦解，势如山崩。……黄总司令垂头丧气，几不欲生。田桐等在旁劝解，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另行整顿，再图恢复可也。”11月21日，清军猛攻汉阳，至26日，黄兴等再弃汉阳而退保武昌。《武昌革命真史》记载：“黄总司令又传命令不准后退，并将后退者斩二十余人，犹不能止。……黄兴又将不用命者斩数人。……午后六时，黄总司令即退回昭忠祠司令部，向大众哭曰：战事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已失，我亦无面目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云云。”

    此时武汉三镇，已去其二，回到武昌后的黄兴对战事极为悲观，在11月27日军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报告汉阳失利情况时，干脆主张放弃武昌，并称：“现在武昌均系战败部队，不宜再用，用则仍败。为今之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可也。”此议被孙武、张振武等湖北革命党人所阻，黄兴乃赴上海。

    清军既占汉阳，以双方之实力对比，设若再向武昌发起攻击，结果如何，连坐镇武昌的民军都督黎元洪也心知肚明。11月30日，因清军从汉阳炮击武昌，黎元洪极为惶恐，从左右计，拟迁都督府于武汉之东郊葛店，并将现银六十万两搬上军舰，准备万一不利，即走上海。武昌城内更是一日数惊，百姓纷纷逃避。

    清军方面，攻陷汉阳后欲再建奇功、不明袁世凯底牌的冯国璋于12月1日致电内阁，“现正布置渡江一战”，“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然而这个时候战事却意外地暂时停息了下来，原因何在？

    南方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原来在战事进行之时，对峙双方的交易就已经开始了。

    公开的接触，众所周知的首先是11月9日，袁世凯派幕僚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抵武昌，令其利用与黎元洪之旧谊，代为游说。其次是伍廷芳和唐绍仪分别以南北代表身份进行议和。而私底下的折冲为数尤多，如1911年11月下旬，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派同盟会员朱芾煌为代表赴武汉，欲与黄兴有所接洽，当时冯国璋不明真相，将朱擒拿，袁克定驰书营救，才得获免。同盟会大将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不中被囚，获释后因袁氏父子倾心结交，也曾代袁世凯说项，12月9日黄兴有一电致汪氏曰：“项城（袁世凯）雄才伟略，素负全国清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翻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12月20日，在南北官方代表举行首次议和会议后，又有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廖宇春衔北方之命，到上海秘密会见黄兴，双方协议了“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秘密条款五项。

    而民军对袁世凯公开喊话则在12月3日，当时独立各省之代表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会，筹备成立临时政府，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经过双方多次试探、摸底，各自诉求已昭然若揭。革命党一方既以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为终极目标，袁世凯乐得左右逢源。《辛亥革命史料》中载有袁之心腹赵秉钧对人说的一段话：“项城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打着这种算盘的袁世凯，攻下汉阳是为了给南方一点颜色，而漠视冯国璋等军人的立功渴望，置近在眼前的武昌于不顾，天天向清廷叫嚷“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自然亦在情理之中了。否则真的攻陷武昌，戏还怎么往下唱呢？

    孙中山：“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1911年12月29日（辛亥年十一月初十日），经十七省代表在沪选举，回国不久的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北双方尚在交易之际，南方冒出一个总统，颇出袁世凯之意料，他在给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电文中质问：“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民党一方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孙中山一当选即给袁世凯发了一电：“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既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电文前半系向袁解释成立临时政府之用意，希望求得袁的谅解，后半则是剖白个人于总统大位绝无恋栈之心。随后其任职誓词又重申此意曰：“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几天后的1912年1月4日（辛亥年十一月十六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倘由君之力，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这已经是再三再四的承诺了。

    孙中山如此委曲求全，显然事出有因。首先，临时政府财政严重困难，起初传说孙中山归国携有兵舰和巨款，事后才知不过带回一腔“革命精神”；其次，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但无论通过照会还是其他形式向各国呼吁承认，均未蒙深知中国谁最有力量的列强理会；最后，论军事实力，北方远胜南方。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向外务大臣报告：“时局之解决，除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外，别无他策。即使纯革命党人如黄兴一派表示反对，但北军之强盛向为彼等所熟知，且军队又均惟袁世凯之命是听，以南方之软弱兵力实无法与北军为敌；纵由黄兴或孙逸仙出任总统，各国政府能否承认，亦属疑问。”日本人对临时政府的后两个弱点已洞若观火。

    职是之故，南方在紧锣密鼓筹建临时政府之时，不少人内心颇为忐忑。曾经以北方代表唐绍仪随员身份参加南北议和，其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在日记中记载，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拟去南京就职前，外间盛传北方将派大兵渡江，某夜，汪精卫等仓皇来言：“中山先生拟日内去南京就职，北方果用武力，倘有危险，如何下台？”张言：“外间传中山有若干兵有若干饷。”汪言：“纯是空气，但带有革命精神耳。”张言：“北方有多年根据，项城又老于兵事，即使有兵有饷，此时亦不足与抗。须知项城以北方兵力威胁南方，又以南方民气恫吓北庭，如大兵渡江以后，便无文章可做。中山去宁决无危险，但出项城意外，其心中不痛快耳。”

    张国淦对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局势和袁世凯心理的判断真可谓丝丝入扣。袁世凯并不缺乏对南方动武的实力，而一旦荡平，则其唯两条路可走：要么死心塌地做大清国的忠臣，要么逼迫清帝让位给他。如果此两者均非袁世凯所愿，当然只有放弃武力，而且奇妙的是，尽管临时政府和临时大总统让袁世凯不痛快，却大有借力打力之价值，其中奥秘和当初攻陷汉阳留下武昌简直如出一辙。所以，孙中山大可安稳赴南京上任，袁世凯需要的只是一颗定心丸。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的几次承诺已经算是给了袁世凯一颗定心丸，惟嫌浓度不够，1月14日，议和代表伍廷芳给孙中山来电，“顷接唐绍仪君来言，……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示云云。廷即告以孙君肯让，决不食言，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之正式公文。至此后两方政府如何合并，可由两方协商决定。”“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言外犹有不放心之意，孙中山立即复电：“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袁世凯吃了南方的一颗定心丸，也知道其因实力受限不致反复，遂转而积极、公开地对清廷施加压力。

    清廷本已不堪袁世凯之威逼，而革命党刺杀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代表良弼的激烈行动又帮了他的大忙。良弼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他被炸死，亲贵皆胆落，纷纷离京走天津、青岛、大连等处，避居于租界，无人再敢反对议和。

    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弱，袁世凯的逼宫则步步为营。在邮务大臣梁士诒的奔走策划下，先是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紧接着又有所谓前敌四十二将领的联名请退位的电报。在这封以北洋大将段祺瑞为首而签发的电报中，武人们赤裸裸地威胁：“虽祺瑞等公忠自励，誓死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族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等来了清帝的退位诏书，时在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书中关系袁世凯者则曰：“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状元公、实业家张謇所拟的这份诏书，原稿中无“全权”字样，系袁世凯左右所增。袁系人马真是心细如发。

    参议院：“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

    清帝退位诏书一下，袁世凯即将诏书全文电达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及临时政府各部总长及参议院，又特别宣布政见，表示赞成共和，略云：“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清帝下达退位诏书之次日，即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书，推荐袁世凯继任，其中说道：“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宣布政见，赞同共和，本总统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且袁君富于政治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献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

    1912年2月15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十七省，共计十七票，袁世凯满票当选。参议院致北京电文曰：“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

    拿华盛顿来比袁世凯一度是民初的滥调，但见于明文者，这大概是第一次。

    无法动摇的伟人：史料里的孙中山

    孙中山，一代伟人。

    这个定义成形久矣，无法动摇，也没必要去动摇。

    但历史上的伟人素有两类，一类活在教义中，一类活在史料中。后者生动鲜活得多，也更能让庸夫俗子产生亲近之感。

    随手翻书，发现关于中山先生一点有趣的史料，拉杂成文，以为后世欲知伟人者一助。

    “先行者”，何处先行？

    “先行者”，这是中山先生独享的标签。较之同时代人，孙中山先行的一步究竟在哪里？

    孙中山既是革命家，也是思想家，但若要论到先人一步，则似乎只宜落定到理论建树上，毕竟他并不是近代史上誓欲推翻清廷的第一人，而即使是论列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行动，在孙中山之前，也有一个杨衢云的存在。

    作为思想家的孙中山，其最大贡献，当然还是标举“三民”和“五权”。时人于此论曰：孙中山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探索、总结和创立了以“三民主义”为主干的完整的民主革命思想体系。“三民主义”框架下的“五权分立”的治国体制，更是孙中山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独创。孙中山自己也颇为“五权”设计而自矜，屡屡在演讲和文章中说，西方所说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划分尚不够细密，中华民国宪法要创造一种新主义，在三权之外加上监察和考试二权，叫作“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所没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一旦完成五权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便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

    然而哪怕是英雄圣贤，终究还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之建立，也肯定无法凭空而生，其“平均地权”的口号，渊源于传统的“抑兼并”和大同思想，即如“三民主义”，孙中山自己也坦陈，和美国总统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相通的。

    孙中山思想体系的一个主要特色在这里已呼之欲出，即“中西杂糅”，换个说法，或曰“融贯中西”。

    认定孙中山的思想系中西杂糅而成并非他人的臆断。孙中山在早期的一份自传中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即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1923年，在《中国之革命》一文中，孙中山又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所创获者。”

    “中西杂糅”也并不是贬词。承袭乃至消化前人之说，熔铸为自家面目，原系理论建构之常轨。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毋宁是，在借鉴昔贤理论乃至吸收和改造的过程中，弃此而取彼的选择反映了主体什么样的旨趣？而改造的效用、结果距主体之初衷又相去几何？

    从“三权”到“五权”，看上去完美的设计

    在孙中山的时代，为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中西各种理论如万泉奔涌，孙中山杂糅中西，熔铸成从此打上孙氏标记的“三民”和“五权”理论，反映出孙中山理论建构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即追求完美和至善。

    一方面，孙中山从中西两个传统中吸取营养，高悬了一个鹄的“复三代（即中国的夏商周）之规”“步泰西之法”；另一方面，他对两个传统又深致不满。孙中山批评中国数千年没有落实过民权，指出中国人只有家庭和宗族观念而欠缺国家和民族思想，类似论述人们知之甚悉，兹不具引。而对于西方近代以来法律制度的演进，孙中山也抱有相当疑虑。

    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关于五权宪法的演讲中说：“兄弟亦尝研究美国宪法。而在美国的人民自从宪法颁行之后，几众口一词，说美国宪法是世界最好的宪法。即英国政治家，也说自有世界以来，只有美国的三权宪法是一种好宪法。兄弟曾将美国宪法仔细研究，又从宪法史及政治各方面比较观察，美国的三权宪法到底如何呢？研究的结果，觉得他那不完备的地方很多，而且流弊亦不少……”

    认为西方的三权宪法不够周密，遂有五权宪法的设计；同样，产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飞跃发展让人叹羡，但市场之手难抑贫富不均，又有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的酝酿；因为西方的现代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颇多掣肘而难免影响效率，遂有将政权、治权分割而分别赋予民众和政府的架构，如是种种，就其初衷而言，都是因为看到了中西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弊端，力图吸收二者的优长而又规避二者之失，从而融合中西乃至超越中西，蹚出一条唯我独善的新路。

    人类总是在不断试错中进步，所以创获一种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还不会滋生任何流弊的学说几无可能，即使是在当年，也有人困惑五权之于三权是否近于叠床架屋，担忧把政权和治权分割或有民权虚悬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思想家为救国、救世的热忱所鼓荡，其追求完美和至善的努力永远值得尊敬。

    尽管引来各种争议，但孙中山信念之坚世所罕见。以土地问题为例，由于相关问题在中国绵延已数千年，牵涉极为深广，任何解决方案均不免“按下葫芦浮起瓢”，故从同盟会到后来的国民党，对孙中山的土地政策持疑议者均不乏人。如胡汉民当初入同盟会，因为认定“平均地权”口号不合时宜而犹豫不决，孙与胡反复争辩到深夜三时，最终说服胡汉民入会。于右任也回忆称：“总理提示同盟会会纲，余独于平均地权一项，意谓非当务之急，因以所疑请质，总理则云：子未深究社会问题，故有此惑，斯时第须听受我语，以后从事研究，即可知我置重此点之故，或子等以为不急者，将来中华民国建立后，即成为最急之事。”

    从胡汉民和于右任的故事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执着的思想家，这份执着自然缘于其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就此而言，孙中山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不过看到孙中山的理想主义，也不能忽视其在现实政治运作中的实用主义。纵观孙中山的一生，成为其合作者的名单可以从洪门、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一直拉到日本和苏俄，其中缘由，固如宋庆龄所言，“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实则也是传统哲学“经”与“权”二字的结合。

    《民权初步》的著作权及其他

    古人素有“道统”与“政统”之分，虽然握有孟子所谓“三宝”，即土地、人民、政事，这个“政统”显然在统治者手中，但“道统”古人却一直认为专属于孔子等昔圣昔贤。既有光芒万丈之圣贤经义在，所以古代的皇帝也就断了做理论家的念想，罕有著书立说者也。

    近代以降则大不同，除了那些割据一方以做富家翁为满足者，其他大人物一般均有著述。但随之而来，其著作权就往往成为聚讼纷纭的问题。如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事后人们才知道幕后其实都有捉刀者。

    孙中山主张“知难行易”，强调思想的力量，当然更要有著述了。比蒋介石高明的是，孙中山著书立说有着通盘的考虑，如《三民主义》《实业计划》等，已经形成体系，而与这种理论著作相比，其中有一本稍显特别，即专门讲述如何开会的《民权初步》，当年就有舆论讥为“不切近事”“烦琐哲学”。

    但越到后来，这本《民权初步》越为后人所看重。唐德刚称赞孙中山“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主要论据就是从《民权初步》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远非他人所能企及”，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表决，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

    唐德刚之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稍知著书甘苦的肯定能够明白，一般理论著作，只要不追求体大思精，不妨天马行空，而分析如何开会最为合理最有效率，则非有切身体会不可，其载笔之难应该还在理论著作之上。但困惑也跟着来了，孙中山不过于青年时代在香港西医书院受了一点初步的西学教育，后来奔走于日本与西方，则以革命为职业。如此背景，何能著《民权初步》？

    近读老同盟会员邓家彦《口述自传》（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困惑迎刃而解。邓氏自述：“民国六年，总理所著《会议通则》（后改《民权初步》），乃依Robert（今译为罗伯特）著作，编译而成者。总理嘱余校对，并持书稿与上海各书局交涉刊印。且嘱余不必说明为翻译作品。”

    “且嘱余不必说明为翻译作品”，这有实物为证，自此书刊行至今，署名一项要么是“孙文著”，要么是“孙中山著”。

    弄清了此书的著作权，我又不能不对唐德刚的论断有一点疑虑。孙中山对“民权”究竟有着怎样的理解，其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是否真的“远非他人所能企及”，一本编译而成的《民权初步》似乎还无法提供强大的证明力。

    不妨再看孙中山对“民权”的最后表述。那是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通过的宣言中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显然，由于“民国”的概念空泛，所谓“反对民国之人”，其实际操作必然指向“反对国民党政权之人”。这样一个人群，宣言已经宣布其不配享有公民权利。众所周知，这一点在国民党政权那里，远不是说说而已，它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堪称深远。

    中山陵不仅仅是宏伟和庄严

    去过几次南京，最近一次才去看了一眼中山陵。

    作为被誉为“中华民国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的陵墓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虽然我早知道建筑足够宏伟，环境足够清幽，气氛足够庄严，但真正身临其境，还是吃了一惊。中山陵前邻平川后依青山，整个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建筑群从选材到设计到做工，几乎每个细节都臻于完美。如此胜地，而能成为一个人的栖息之地，夫复何求？

    叹赏之余，我也有一点疑虑，建这样一个中山陵是否出自中山先生之本意？所谓“陵”者，汉武帝有茂陵，唐太宗有昭陵，明太祖有孝陵，其意义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中山先生创建的是共和国，他是经选举产生的临时大总统，其伟大远非汉武帝、明太祖等人可以比拟，似乎应该有所不同。

    带着疑虑，回家翻书。先翻的《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邵氏是国民党元老，与孙中山关系特殊，1924年曾经担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并随孙北上会见段祺瑞，孙中山病逝前后，其均在左右陪侍，是孙中山签署遗嘱的证明人之一。这样一个人物，其日记之价值和可信度自不待言。

    1925年3月12日，邵元冲亲眼目睹了孙中山“形状大变”“呼吸渐停”至“孙夫人以手敷垂其眼帘”的过程。当天日记记道：“以公遗命，将来遗体欲葬于南京之紫金山，并命保存遗体仿列宁之式。此事决由孔庸之（即孔祥熙）与协和医院商办。至公之欲安葬于南京之紫金山者，盖以此为第一次革命首都之地，且欲激励后死者以完成辛亥革命之工作也。”

    我的猜测看来没有根据，中山先生不但要求安息于紫金山，而且遗命自己遗体永远保存以供后人瞻仰。为什么后一条要求没能实现？此中也有故事。苏联既有保存遗体的经验，又是孙中山联合的对象，于孙中山逝后遂主动赠送水晶棺一副，但运到后经协和医院专家检测，此棺长途运输后已不能真空无菌保存遗体。国民党人遂又向美国订购特制铜棺。邵元冲1925年9月28日日记记下了他参观铜棺的情形，“闻此为东方第一次制造者，需价一万五千两，重一千五百余磅云”。

    中山陵自1926年1月动工，至1929年主体建成，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的中山灵柩终于可以迁葬南京了。国民政府谓之“奉安大典”。灵柩从北到南长途跋涉殊为艰难，当时的《时报》记者金雄白前往采访，几十年后著回忆录犹印象深刻：“灵柩是由北平挑选了专业的六十四名扛夫抬着的，扛夫们穿了一色的素服，动定进退，都以击柝为号。”其盛大场面又见于5月28日的邵氏日记，“灵梓抵站后，即恭扶下兵舰渡江登岸。本日共分八列，凡党军政各职员及民众团体等均列队前道，余及各中委等则在第七列执绋伴灵车行。以途中队伍拥挤，故自江边至中央党部，不过九里许，而至下午三时顷始到。沿途民众皆列队敬礼，又各机关及各省政府之建牌楼者亦无数。……”

    当了一回文抄公，抄了这些第一手史料，也许能说的话只有一句，世之有中山陵，真是太不容易了。自然为了表达后人对一代伟人的敬意，这点人力物力财力也实在算不了什么。美中不足的是，事实证明当年“奉安大典”中毕恭毕敬的党国要人，其中颇多中山先生精神的叛徒。尤其不能淡忘者，这一场热闹过后两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的灾难愈发深重矣。

    中山陵引起的不仅仅是对宏伟和庄严的赞叹，也许还可以供人思考吧。

    “宁死不看中医”？

    民国政要王世杰的日记终于推出了两大册的整理排印本，诚为民国史领域中的大事。这自然缘于王世杰的身份和地位，其人原是一学者，所著《比较宪法》风行至今，而后来他在国民党政权内先后担任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等要职，其所留下日记的价值毋庸置疑。

    时下日记出版颇为热门，若问背后原因，有人曾戏谓曰：此乃八卦情结作祟也。此言虽属戏谑，也不乏道理。日记是“私”的记录，如果是名人，人们熟悉的通常只是其在公众场合下出现的形象，假若你要知道一个总是大义凛然的人物会不会有俗人的声色之好，一个素来不苟言笑者是否也会偶尔冒出一个顽皮的念头，当然最好是去发掘他的日记。

    读完《王世杰日记》，深觉其史料价值之大犹在我意料之外。但此处暂不考虑宏大叙事，趋步时风先找一点近似八卦的材料。

    1964年11月1日，因为本月是孙中山诞辰，媒体采访王世杰，请其介绍孙中山的优长之处，王世杰强调，中山先生最难为他人企及的优点就是“信仰坚定”。论据呢？王世杰日记记载：“可由彼于临终前在协和医院时，拒绝孙夫人及李石曾诸人推荐中医陆仲安为之治癌一事显示出来。”

    称赞孙中山先生信仰坚定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王世杰提供的“宁死不看中医”的论据却未必成立，因为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因肝癌而辞世，王世杰并非随侍人员，其论据只能得自传闻。幸好当年作为随侍人员的邵元冲也留下了一部日记，查阅《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孙中山由协和医院手术至逝世这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当时的著名中医陆仲安是个多次出现的名字，2月20日，“午前晤陆仲安等，知孙公疾无大变动”，23日，“十一时归，晤陆医生，询孙公之疾”，25日，“午前晤陆仲安医生，谓孙公疾殊属棘手，又谓旧历二十二日宜加注意，……闻之忧痛……”

    两相对照，事实真相一目了然。其实平素不相信中医的孙中山于病危之际没有拒绝陆仲安，完全是人之常情，丝毫无损其伟大，也不能得出与“信仰坚定”相反的论断。王世杰为什么偏要坚信一个传闻，并将其作为孙中山“信仰坚定”的证明？

    首先，不能忽视王世杰个人因素。王世杰原属中医药的坚决反对者，其掌教育部时在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对中医药采取全面排斥的态度，后来陈立夫接任一反前议还曾遭到他的严厉批评。王世杰自己对中医药恶感甚深，牢不可破，于是遂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了。

    其次，应该考虑时代背景。西风东渐，科学之风劲吹，民国名人与中医的纠缠可谓不一而足，最著名的如鲁迅，另外胡适抨击中医治病“没有科学根据”，傅斯年则为了通过“取缔中医”的提案，差点和反对者动武……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孙中山宁死不看中医”的传闻经过王世杰等人的传播成为佳话便可以理解了。

    不信中医的胡适曾请一位名中医治了一回病，结果言人人殊，他自己的说辞也前后不一，几乎成为一桩公案，弟子罗尔纲分析胡适心态时说，他认为中医不科学，而中医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此语殊堪玩味。

    辛亥元勋，孙中山何以独赏陈其美？

    辛亥百年，谈相关史事者渐夥。但有些看似细微实则具备洞穿历史幽微价值的问题却未引起足够重视。比如，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孙中山先后领导同盟会、创建中华革命党，追随者甚众。在这些追随者中，谁最为孙中山所欣赏？

    应该是民初荣任沪军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遣人刺杀于沪上的陈其美。这个答案或许出乎很多人意料，但却有孙中山本人的言辞为证。陈死后，孙许之为“吾党惟一柱石”，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在和唐绍仪联名发表要求给陈国葬的呼吁书中更说陈“勋烈媲于黄君（黄兴），而死义之烈过之”。这足以说明，陈其美是孙中山心目中最重要的党内干部。

    孙中山何以独赏陈其美？或因陈氏死难之惨的刺激，更重要更根本者，缘于陈氏在党内分歧中对孙的竭力拥戴。而“孙中山何以独赏陈其美”之所以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够借此考察现代中国畸形的“政党政治”。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政党政治”为什么在现代中国发生变异？国民党为什么长期不能转型为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从孙中山和陈其美的关系中，也可以思之过半。

    沪军都督之“政绩”：一笔糊涂账

    陈其美（1878—1916），浙江吴兴人（今湖州人）。字英士。在“辛亥元勋”中，陈其美算是大器晚成。1906年始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且初时并未受重视，同盟会成立后的初期军事活动中，其均未参与。查《孙中山年谱长编》，在那一时期也看不到这个精悍的湖州男子的身影，足以证明那时的陈其美还无法进入决意推翻清政府的同盟会的决策层。

    陈其美人生的转折在于同盟会革命策略的适时调整。由于孙中山力主在华南地区首先举事的计划屡遭挫折，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张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继续在边疆搞武装起义。在此之前于1908年受命自日本回国经营沪上的陈其美出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庶务。武昌首义，袁世凯的北洋劲旅兵临武汉三镇，陈其美等人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他联络光复会上海支部、商团、会党及部分防军，在上海树起独立大旗，并一举荣登沪军都督的宝座，成为民初政坛上雄踞一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沪军都督之位的争夺中，陈其美的一些做法颇让人诟病，后人记载于此虽多歧异，但大致是说对打下制造局并救了他本人的商团首领李平书和光复会领袖李燮和采用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今人对此也无须过于纠缠，因为这毕竟牵涉同盟会和其他各种团体、势力的利权之争，而一涉利权，许多记载和说辞便很难分别真伪了。相形之下，作为首任沪督的陈其美在任内究竟干了些什么，也许更值得关注。可惜目前关于陈其美的著述于此均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国民党方面一味歌颂的著作不论，大陆学者所著的《陈其美传》中说：“陈其美担任都督期间，同清廷封建统治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举其大端，除募捐筹集军饷、加强军队训练外，还采取了许多如告示剪辫、严禁鸦片、禁止赌博、禁用毒刑等一些“破除旧俗陋习的措施”，作者称赞这些都“有力地触动了封建专制秕政”。对一个不想把历史放进玻璃罩而是准备去触摸、感受的人来说，细节的缺失无法忍受，而且如果把陈其美和敌手抗争、发布新政文告等都算成了不得的事功，那么哪一位军政长官又没有类似成绩？

    要论“细节”，《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中收有当时人写给陈其美的一封信，说陈氏“中秋节以后，已连取小星（即小妾）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变成湖州同乡会也”。同书还载有几位辛亥老人的回忆，同时提到陈其美“好嫖”。不知何故，称赞陈都督政绩者对这些明显不利自己观点的说法大多不予理睬，是认为不值一辩，还是认为陈都督和所谓反动势力抗争的“大节”才更为重要？其实，对一个当年在陈都督治下的上海人来说，他们的“市长”和谁英勇抗争远非其关心的内容，然而如果这个“市长”好冶游、一意任用私人，那简直就等于天塌下来了。一位曾服务于中行的人回忆说：“沪军都督陈其美随向中行索取军费，宋经理以不合手续，予以拒绝。旋被车送都督拘扣。事闻于司法总长伍廷芳，认为都督府非法拘捕，违反民主国法治精神，提出抗议。伍致陈函，曾编入《民国经世文编》，传诵一时。”查《伍廷芳集》，他与此相关的致陈氏函还不止此一封，如《为妄事捕逮咨陈都督文》《与陈都督论清查与捕获之权限》《为妄事捕逮再致陈都督书》。另外一些当年的疑案，随着档案史料的更多披露也越来越清晰了，如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遭暗杀，斯事不了了之，而在晚近出版的《张元济年谱》中已经明确指出夏氏招祸“乃因先前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督陈英士驻兵闸北，陈嫉恨之，嗾使人暗杀”。后世闲坐书斋的史家可以心态从容地勾画陈都督的“大节”“主流”，然后轻描淡写地带一句“当然他也有其局限性也犯了一些错误”云云，可是事主们当年能否这般淡定呢？

    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上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即指使蒋介石暗杀当时出任浙江都督呼声最高的陶成章，此乃举世皆知的公案，不必细表。相对而言，在陶案之前，陈其美于都督府大堂之上枪杀曾参与南京光复之役的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的事件要动静小一点，其实两案相较，后者性质要严重得多。因为前者陈氏用暗杀，虽手段卑劣，还自知为人神共愤，所以既要安排小兄弟潜逃，同时还要装模作样地“严饬缉凶”，而后者则是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便公然了断了一个高级军官的性命。什么是“和尚打伞”，于兹概见矣。

    “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

    讨袁失败，孙中山进行了反省，他的答案是：“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并据此思想组建中华革命党，手订了入党之誓约。而就是这一誓约中关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入党人须于署名下盖指模以及按党员入党时间不同享有不同权利的规定引爆了不满，对立面是以黄兴、李烈钧为代表的老同志，认为“前者不够平等，后者亦近侮辱”。党内同志多方设法弥缝分歧未果，黄兴远避美国，而“中华革命党成立，开总理选举会时，到者仅得八省，这和同盟会成立时有17省人士参加相差甚远。可见当时中山先生服从个人的要求只有少数人士能够接受，曾任都督而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只胡汉民、陈其美两人”。

    在这场争论中，陈其美扮演的角色既重要又微妙。这种作用不仅在于他以入党的实际行动支持了孙中山，更因为在黄兴赴美后，他发出了《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信中提出了政党政治的一种“新理论”，而为孙中山所激赏。

    这封堪称近代史上重要文件的书信，对作为政党的国民党的影响尤其不能低估，因为我们在其后国民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都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影子。

    陈氏创造性地把一个政党划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先知先觉一贯正确的领袖，一个是包括黄兴和他自己在内的后知后觉的众多党徒。回顾同盟会组织以来的历史，陈其美总结说：“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这几乎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按领袖意见去做的，就一定成功，凡是未按领袖意见去做的，则必归失败，职是之故，党员对领袖绝对服从为“当然天职”。孙中山特把此信作为附录收入《建国方略》，可见陈氏主张和他自己的思想十分契合，他后来手订国民党党章不是也明确规定“总理有全权总揽本党一切事务”“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吗？

    “淮橘成枳”的现代中国“政党政治”

    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19世纪以来立宪政治的产物，谢彬1924年著《民国政党史》开篇就说：“政党之产生，一方固须人民具有政治常识，他方尤须政府能循法治轨道。政党借舆论为后盾，发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之本能，政府亦惟国利民福是求，不敢滥用权力，违反民意，始相制而终相成，而政党于焉兴起。”而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则给“政党”下了个定义：“政党者，即国民各以政见、主义相结合，求实现其一定政见或主义之团体也。”准此，说中国历史上被人以党冠名的清流党、东林党等等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其理自明。到了清末，清政府以立宪相号召，乃成为杨幼炯所称的“政党结胎时期”。但像这时的同盟会当然还只能算秘密会党，资政院内民选议员组织的宪友会要在政府的“关照”下活动，当然也不能算真正的政党了。

    那么民国肇建，以“共和”为体，政党政治是否形成了呢？

    进入民国后，同盟会一变而为国民党，再变而为中华革命党，最后以“中国国民党”而定型，但考察其活动的前后历史，可以说国民党始终是畸形的“政党政治”中的“畸形政党”，始终不脱秘密会党的阴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说到谢彬所揭示的政党产生的两个前提条件，除此之外，窃以为一个政党的组织者、领袖人物是否具备现代政党政治中的宪政民主意识也至关重要。同盟会诸雄起事之初从事的是掉脑袋的勾当，采取秘密会党的形式自无可非议，考察其是否具备宪政民主意识应该放在局势稳定的时候以及他们能够控制局势的地方。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临时政府究竟应建都于何处是双方一大角力点，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氏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吴玉章在其回忆中说：“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日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十四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后来临时政府以纠正过来的这个决议为名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赴北京敦请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世凯嗾使部下兵变，并利用列强使团施压，给人一副非袁不能稳定北方的印象，这个时候，南京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了一个新决议，即“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

    这就是民国“政党政治”的大的背景。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西方的“政党政治”到了现代中国，淮橘成枳，便可以理解了。而陈其美和孙中山之间不像现代政党中党员和领袖的关系，又何足深怪？

    陈其美的影响不仅在孙中山生前，还延伸到了其身后。蒋介石主政后，其“义兄”陈其美被捧到辛亥革命功臣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显然有树典型的意义，即让众多党员明白只有像陈氏这样对领袖绝对服从的才是好同志，试图用这样的典范的陶铸和熏染，以此实现“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现代政党拼的是政纲，政党内部有无凝聚力，端看其有无政见共识，而绝非靠神化领袖、靠领袖对党员的绝对控制相维系。纵观国民党1949年前的历史，即使是独掌权柄，也仍然喜欢搞些鬼蜮伎俩，党内斗争如此，和其他政党间的竞争中更如此。梁漱溟等民主人士多次摇头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太无风度”，其实它原本就非一现代政党，求其有风度岂非缘木求鱼？

    “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

    提到孙中山的海外动员，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存在一个固化的印象：一边“登高一呼”，另一边“应者云集”。

    这一印象自然不能说不正确。在华侨赞助革命党的过程中流传着不少佳话，侨居越南的“关唐为挑水工友，每担水价只值一文，当镇南关、河口两役起义时，将其半生积蓄三千元悉数捐出”，孙中山自己也曾回忆，“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塞给我一个麻袋，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

    因了这些佳话，孙中山说过，“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另外一句孙氏名言“华侨乃革命之母”，虽经学者考证可能并不存在，但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孙中山的演讲和著述中其实并不鲜见。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也可以由此津津乐道曰：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怀有极大的愤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祖国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需要肯定佳话的积极意义，但仅仅宣扬佳话也容易淡化过程的艰辛。事非经过不知难，孙中山的海外筹款、动员其实经历了太多波折和困难。

    革命党在海外华侨中筹款，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吸收华侨加入组织，同时收取会费；二是募捐；三是发行债券。而从效果上考虑，能够以理念和宗旨说服华侨加入组织并积极捐助无疑是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出台一些激励政策也十分必要。

    1904年1月，孙中山到美国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招人报名入会，以发行军需债券名义募款，当时规定实收美金一元，承诺“本军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十元”；同年5月，孙中山又到旧金山发动华侨，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是日总理于说明革命主义之后，提议请座众购买革命军需债券，谓‘此券规定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各项优先权利’云云”；1911年7月21日，革命党在旧金山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手订筹饷约章凡四款，其中第一款规定“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回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通宝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而对于认任百元以上者除按照第一款之外另有奖励，即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记大功者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权利。……

    尽管如此，革命党的海外筹款却难称顺利。梅斌林《孙中山在芝加哥》一文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孙中山到洗衣馆等处劝募，与餐馆工人等接触，募捐时往往受到冷遇，“甚至被拒之门外，但先生不以为意”。《华侨与辛亥革命》一书也记载，孙中山的此次芝加哥之行，原定计划是筹款两万元港币，但结果仅募得三千元，“合纽约、波士顿所捐，亦不过八千港币”。

    经费不丰经常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陷入困境。1908年，河口之役失败，招募而来的军人避往新加坡，为解决这批军人的生活问题，孙中山和当地华侨一度极为狼狈。《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收有孙中山写给著名华侨林义顺的一封求援信，信中说：“若过数日后尚不能安置，……恐彼等不堪饥饿，必有野蛮之举。数日前已见过一次，有十余人到《中兴报》讨伙食，其势汹汹，殊不雅观。……如此之事，弟实所难堪。”最后在新加坡华侨张永福的帮助下，用张永福之山开石，让军人们在石山做工，有了糊口之资，事件才算平息。

    “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

    革命党的海外筹款为何如此困难？

    2011年，专门研究华人史的著名学者王赓武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谈到了“海外华侨中谁在支持孙中山”，王先生说：“海外华人大部分都是劳工，少数是工商界老板。根据我看到的材料，一方面，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因此比较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另一方面，工商界大部分是广府人，孙中山和康、梁两派也是广府人，但康、梁的地位很高，是书香子弟、举人和帝师，广府人非常钦佩康、梁，所以工商界的广府人大部分是保皇党。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是下层人民，因为会党的关系，普通劳工就比较支持孙中山。”

    在思考“革命党的海外筹款为何如此困难”这个问题的时候，王赓武的这一番话可以提供一些解答的线索：一是当时在海外争取华侨支持的力量，除了革命党，还有康、梁等保皇派，两股力量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二是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多来自下层，往往自顾生活而不暇，自然无法拿出大笔资金满足革命党之需。

    揆诸史料，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收有孙中山致党人的一封信，谈及与保皇派争夺华侨的情形时说：“弟刻在檀（香山）岛与保皇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想不日可以成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又对梁启超海外筹款获得成功而大表愤怒曰：“闻在金山各地已敛财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而在发出此信后不久，孙中山赴檀香山活动，发起募捐，由于梁启超刚为保皇会募捐不久，结果仅得两千余元。

    然而，接着王赓武的话头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海外华侨中孙中山的支持者何以多集中于下层？王赓武揭出了“保守”二字，认为“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所以才舍孙中山而愿意支持康、梁。

    因理念上的先进或保守而产生思想差异，导致趋舍不一，这一点或许难以否认，但同时也不宜忽视工商界人士思考问题高度现实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无法以“先进”或“保守”这种词汇简单定论。

    据《革命逸史》，胡汉民就曾多次抱怨云：“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革命好像对他是大不利。”在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时，又特别以侨商陆佑为例，说此人死时财产达到四五千万，因与一位党人私交甚深，因此孙中山多次敦促党人劝其助饷，而陆氏答曰：“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

    同是面对华侨动员，在考虑问题更为现实的工商界人士看来，保皇派的失势只是暂时性的，一旦清廷改变政策，保皇党人必将重返政府掌握政权；而革命党人则不同，其旨在推翻清政府取而代之，风险和难度之大不言而喻，除非看到成功的希望，投入过多成本显然是不合算的。在华侨上层人士中，陆佑的态度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正因为难以打通上层人士，革命党人遂专心运动中下层阶级。过去研究者批评革命党未与绿林会党切割是一大败笔，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种事后之明。当年革命党之所以接近绿林会党，一方面是因为这股力量不可小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上层社会扞格难通，假若不走会党路线，意味着连向下层阶级渗透的渠道也将被堵塞。这一特点存在于国内，更存在于海外华侨社会。孙中山1904年之所以在美国檀香山加入洪门，也宜放在这一背景下考察。

    “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

    尽管革命党从海外募集的多为来自中下层人士的零星捐献，但因为人员众多，集腋成裘，最后汇集到革命党手里的也是一笔巨款。但是这笔巨款的具体数额究竟是多少？至今并没有权威的统计。

    2011年，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国内媒体给出的也是一个含糊的说法：“每次革命起义，经费大多数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侨胞。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倾家荡产，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

    台湾学者蒋永敬对革命党人的经费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但是因为赞助者众多而账目等资料又往往匮乏，最后也只能集中于“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

    据蒋永敬的研究，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是革命党人多次起事中唯一有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此役共支付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六元，获捐款项有案可稽者：荷属南洋（印尼）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马来亚）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七万八千元（其中加拿大六万四千元，美国一万四千元），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二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

    蒋永敬对辛亥革命前六年革命党所得的捐款数目有一个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八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加拿大华侨六万四千元；荷属南洋华侨六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华侨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檀香山华侨一万五千元；旧金山华侨一万一千元；缅甸华侨四千八百元；纽约华侨四千元；芝加哥和波士顿华侨分别为三千元和两千元。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地华侨，虽有捐助，但数目甚微。

    显而易见，这里所列的仍然只是一个相当粗略的估计，遗漏的当不在少数。

    以当年的筹款、支款等实际情形而论，华侨捐助革命的款项到底是多少，不仅是今人只能粗略估算，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党人，恐怕也无法确定了。

    入民国后，由于宋教仁被刺案，孙中山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又一度向海外募捐。事后孙中山致函参、众两院，函中提出，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借募款项至今未偿，反袁又举新债，“计募借华侨款一百七十万元，借入日本商人债一百万元”。

    此处孙中山提到的两个数据都是为反袁而借的新债，而关于辛亥革命中的劝募款项，仅提到“至今未偿”而没有具体数据，显示其本人对相关数据并未掌握的事实。

    当年募捐，革命党人为取得效果曾对赞助者许下种种承诺，如付本息数倍或享受其他优待权利等等。但从孙中山“至今未偿”一语中可以看出，这些承诺并未兑现。虽然由于入民国后纷纷扰扰之现实，政局不为孙中山等掌控，未兑现当年承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革命党人身上，但孙中山却为此而深深负疚。

    就在这封致参、众两院的函中，孙中山感慨地写道：华侨捐助革命，“共和既复，而一不之恤，是则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故请求政府代为偿还，非徒以保个人之信用也”。

    据当事者口述，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中山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会上孙中山声泪俱下：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

    孙中山在给参、众两院写信希望政府偿债的时候一定是想到了1910年的这一幕。然而，偿债的事似乎并没有下文。

    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疏离

    1934年秋，国学大师章太炎自上海迁居苏州，一度生计艰难。夫人汤国梨女士遂以辛苦蓄积所得筑屋两间，一间用以自居，另一间则出租贴补家用，这笔稳定的收入加上章氏不固定卖文的润笔费，晚年章太炎的生活倒也悠哉游哉。不料此时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的陈果夫要在苏州城内大兴土木，开辟马路的规划中，章宅恰在圈定的拆除范围之内。

    章太炎即将沦为“拆迁户”，即使以其国学大师的身份，在市政建设中似乎也稀松平常。其实此事颇有蹊跷。

    章太炎遭遇拆迁，汤志钧编著的《章太炎年谱长编》和谢樱宁编著的《章太炎年谱摭遗》都遗漏了，提供相关史料的是曾任国民政府湖北省主席、身为著名法学家的湖北江陵人张知本。张知本在其口述回忆录《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分裂》（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中，谈及此事时说，苏州开辟马路，“其中有一路线，故为弯曲，恰巧穿越章宅，因此必须拆除”。“故为弯曲”四字将真相一举揭破。

    1936年，张知本随一批国民党元老去苏州给章太炎祝寿，得知此情，返南京后即往见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伧陈说：“就公事而论，章宅并未妨碍交通，政府有意作难，显见无容人之量；于私，章氏寓居故乡，不失为乡里之荣，奈何煎迫之如是？”后经叶向陈果夫关说，章宅幸免拆除。

    从张知本的叙述中可知，章宅本来不是非拆不可，官方“故为弯曲”，究竟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说起来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等人虽存政见分歧，也多意气之争，但以其早年在《苏报》和《民报》“排满”的赫赫功绩，“革命先驱”的地位终无法撼动，学术声望更是四海景仰。然而当年孙中山至少还会给章氏表面的礼遇，为什么随着国民党掌握政权，连表面的礼遇都不愿给，甚至还一度抄没其家产，施以公开之羞辱呢？

    章太炎在国民党掌权后的遭遇并非孤例。胡适因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有所商榷，在报纸上遭到一个中学没有毕业的国民党“党棍”陈德征的辱骂；1947年著名政治学者萧公权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就任后，教育长居然约同党方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

    余英时先生尝撰长文探讨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他的结论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便已无法再居于政治中心的地位，孙中山虽然相对更为重视会党人物，但究竟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而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党棍”气焰熏天，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回顾章太炎、胡适、萧公权等人的遭遇，类似事件之层出不穷，诚如余英时所说，无一不在说明国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侮达到了多么荒谬的程度。

    从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国民党，这三者虽有过渡关系，但作为政党，其诉求先后是有区别的，而其中组织成员的结构也随之而变，最后又反过来催使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产生了变化。这大概是国民党与知识分子逐渐疏离的根本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国民党政权性质的这种变化并非仅仅体现在下层的“党棍”上。陈果夫的《苏政回忆》，专门谈到了苏州筑路拆除章宅之事，称章太炎为“遗老”，轻蔑之意跃然纸上。后来章太炎辞世，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发社论，径呼章太炎为“辟儒”，此类乖张言行，适惹起知识阶层之反感。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蒋介石等当年贵要均有“唁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还特拨治丧费3000元。但这究竟只是一种表面的礼仪，而且即使只是表面的礼仪，恐怕更多的还是代表着蒋介石个人的意思，否则无法解释作为一省之长的陈果夫和作为官方宣传机构的《中央日报》对章氏的公然轻慢。

    许多年后张知本于接受访问中还记得当时的诸多细节，可见其受刺激之深。这不奇怪，一则张知本少年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颇具旧派人物的风范，二则其貌似居省主席之高位，但在国民党内其实并不得志。他的感喟中应该兼有自伤和伤世的两意。

    在张知本的叙述中，张之洞尊师重教的场景至为生动。两湖书院每届开学之期，张之洞率领文武百官莅校，“至校门下轿步行，先至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率监督（书院主持人）以下及学生，行三跪九叩礼；续至正学堂，率领百官立于东阶，监督率分教（书院各科主持人称分教）立于西阶，文襄代表学生家长，向西阶行叩首礼，容颜肃穆，时彼已年逾花甲，官阶崇隆，全受礼之监督分教，泰半属其门下，然为表明付托使命之重大，与酬答教诲之辛劳，仍恭谨执行教师大礼，为人师者，膺此隆典，其能不发抒忠荩，尽瘁于教育乎？受业者经此潜移默化之熏陶，当更能体验师道之尊严与学术崇高之价值，而知所致力矣”。

    清末两湖书院的“监督”和“分教”们所受之待遇如此，国民党掌权时期章太炎所受之待遇如彼，张知本未必一定存有对比之意，但读者产生联想岂非势所必至？

    溥仪、胡适与“北京政变”

    先查辞典，陈旭麓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北京政变”条曰：“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接受国民党联合倒曹锟、吴佩孚主张，在热河前线与奉军达成协议，于20日秘密回师北京。冯与胡景翼、孙岳等共同行动，22日将总统府卫队缴械遣散，幽禁曹锟。次日联合发布通电，主张停战。又组织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24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罢免吴佩孚。11月2日曹锟宣告退职，由黄郛组成摄政内阁。4日内阁议决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旋由摄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5日执行。11月中旬奉军违约入关，长江流域数省一致拥段。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次日冯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兼总司令职。”

    近代以降，武人主导的各类兵变、政变多矣，这次北京政变可有异乎？也许有的，因为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他是要和孙中山合作的，更因为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角斗场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所以，在相当长时期里，在许多史家眼中，这次北京政变是一次革命的行动。他在政变之初发布的“安民布告”中说，“嗟我无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推重国内贤家，共同解决内争”，“军人不干政治，义惟绝对服从”云云，宣告他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停止军人干政、推重贤能共建国家，这些话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旧军人天良激发思想转变后的肺腑之言。至于为什么驱走一吴佩孚，又来一愈加凶恶蛮横之张作霖，为什么掀下曹锟，又请一段祺瑞，为什么政变之后内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军人干政始终尾大不掉，为什么同胞之苦难更加深重等等问题，只好归结为革命的不彻底了。

    对这样一起事件，本来是不会有向来爱惜羽毛的胡适的身影的。可事实是，胡适偏偏卷了进去。这一切都因为溥仪出宫。

    从前面引述的辞典条目看，“溥仪出宫”实在只是北京政变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对当日在京城握有重兵龙盘虎踞的冯玉祥来说，简直等于搂草打兔子，顺带的功业。也许是因为北京政变中先后登场的各色政治人物太多，各种事件太让人炫目，溥仪出宫一事在现代史上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而且就在当年，许多富有远见的人物对此也是漠然视之的，查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他们关于1924年的记载也许提到了冯玉祥、吴佩孚等名字，而溥仪出宫一事却全然在他们视野之外，哪怕就是事件的主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可以绘声绘色回忆自己在军事政治上的种种部署，但关于驱逐清室却只有“最有意义”等寥寥数语。这其实是符合一般人的思维的：废帝早已过气，能给当时人们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只会是风云际会的实力派政客。

    而胡适是一个罕见的例外。1924年11月5日，也就是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信给时在黄郛内阁中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表示“抗议”，信中说：“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胡适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信于11月9日在《晨报》上发表，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胡适一时几成众矢之的，连他的好友、向来与其思想接近的人如朱经农、周作人等也不赞成胡适的态度，朋辈中周作人的一封致胡适的信可称代表，他说：“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李书华、李宗桐致胡适的信，则正好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士的看法：“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这一事件的余波还延续到了1925年，这年8月，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义在报上发表宣言，要求将胡适驱逐出京。同年8月26日，因胡适没有参与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说：“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较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在整个溥仪出宫事件中，反对冯玉祥逼宫的人虽有段祺瑞等人，但公开站出来称赞胡适的，却似乎只有溥仪的师傅、英国人庄士敦，他认为胡适“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胡适为什么要冒着被大众舆论指为“复辟余孽”的风险为清室说话？一般人会立即想到他的先后两次进宫。说起来，这也是现代史上的有名公案了。“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鲁迅以他那特有的笔法将这一事件高度浓缩为十个字，精练当然足够精练，但无疑也遮蔽了好些本来应该是很丰富的内容。胡适的二进宫一度成为敲打他的一根绝好棍子，有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胡适见了溥仪请求免跪拜的可笑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现在对此事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了，也终于明白，还是当事人胡适进宫后写的一篇文章最合情理和逻辑。胡适在那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中说：“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正像理学家说的“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一样，正因为胡适没有帝王思想，所以在他眼里，17岁的溥仪只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寂寞而可怜的少年，这无疑是一种人情、人性的视角。考察他的与溥仪往还之种种，他的这种视角都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溥仪出宫，他还特地到溥仪暂时寄居的醇王府去看望，表示慰问，并劝其出洋留学，愿意予以协助。追论胡适在北京政变中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适当注意他与溥仪之往还，也不能不注意他观察溥仪的这一视角，说他没有一点儿情感的偏私大概是困难的，但这种情感是符合人性之常的，而肯定不是旧式士子“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悖时的情感。

    北京政变发生，溥仪被军人驱逐出宫，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大致有三种：一是遗老一派；二是虽非遗老，但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在清室有大丧之际，背负欺侮孤儿寡妇的名誉，如段祺瑞即是；三是从法理角度表示反对。胡适自属于后者，他的意见的要点有二：一是对清室的优待是一种条约，为签约一方中华民国所认可和接受，不应轻易变更和废除；二是即使变更和废除，也应双方平等协商，而不应以暴力胁之。胡适的意见有没有道理呢？回顾昔日优待条例之产生，应该说它是政争双方妥协的一种结果，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双方都不愿妥协，只会使战事难休，流血更多，也就是说这一条例并不是只对清室一方有利的。当年对双方都是利好的条例，怎能随着共和政体的巩固，因其需支浩繁，现在就转而说中华民国对清室过于优待？当然，时过境迁，条例可以修正甚至废止，但如何修正或废止，订约双方应该首先找到诉求的交集，如果只有一方自说自话，那只是一方面的决定，命令另一方执行就是了，还能叫什么共同遵守的条例？细读“修正”后的优待条款，其实就是军人一方也是承认所谓条例应该以双方共识为基础的，否则这个《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开头就不会有这段话：“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而应该是“中华民国决定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云云了。看来军人一方希望外界认为这是一个平等协商的结果，可事实是，“鹿钟麟催啦，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这是为各种史料所明载的。

    关于溥仪被逼出宫，最具权威性的看法也许来自当年参与导致皇帝退位和草拟优待条例，后来一度任民国司法总长的唐绍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看得出来，这种观点是和胡适接近的。

    也有人试图从法理的角度，但从反的方向证明取消优待条例之合法，如章太炎所说：“六年溥仪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这是说清室应该为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负责。这种事后追溯看似有理却站不住脚。像张勋这样的既有实力而又鲁莽的武人，清室有力量制约他吗？如果真的因为溥仪参与复辟所以要取消优待条件，那么民国六年复辟败灭之初为什么不立即着手？更何况，溥仪出宫之后，有人曾试图在溥仪的文件中找到他参与和支持复辟的证据，可惜并没有找到，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说来很有意思的是，1922年，也就是张勋复辟之后5年，溥仪大婚，送礼的既有吴佩孚、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炙手可热的人物，礼单上还有北京政变的主角、“基督将军”冯玉祥送的一柄“白玉大喜如意”呢。从这一富有喜剧化的细节中，我们是否可以窥出种种堂皇言辞下面的一些东西？

    溥仪出宫后，于1924年的11月29日，偕同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年2月，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再以后的事，国人已耳熟能详。如果没有北京政变，没有溥仪出宫，又会如何呢？历史无法假设，当然也可以说溥仪后来之被日本人利用自有一种必然的逻辑，但我们说北京政变之发生至少给日本人的这种利用提供了便利，应该要算平实之论吧？

    北京政变还影响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命运，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年谱长编》记载：1924年11月，“先生因清废帝溥仪被逐出故宫，自认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王之后来沉湖自尽，虽有各种解说，但他与清室的精神联系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然，一个学者的生死，在军国要人和动辄大谈“历史必然性”的人士心目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往事已矣。这样的往事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说说而已了。我只是在回望这段往事的时候常常想起胡适。当年他给一个猛烈抨击他为清室“张目”的人回信，说：“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读这样的句子，不由人不感叹：胡适毕竟是胡适。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做支撑，让所有关心、讨论这一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20、21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作了四篇文章，论定王国维之死是为了“殉清”，他说：“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消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殉清”说并不新鲜，罗继祖教授（罗振玉之孙）主编那本《王国维之死》，在罗列诸家之说时，就曾以“编者按”的形式，对这些解读逐一批驳，而明申己论：王国维之死系“殉清”。不过，相形之下，蔡仲德先生的四篇文章显得更为有力更有声势，所以，蔡文一出，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议论遽然消歇，仿佛这个“中国文化史的世纪之谜”已经被解开，王国维铁定是为“殉清”而死无疑了。

    细读蔡先生的四篇大作，个人觉得，其有力处在于用反证的形式，指出了“殉清”说以外的各种论点之难以自圆其说处，但是对自己的论点，却并未提出非常有力的论据。所以，“殉清”说恐怕也很难经得住和蔡先生文章类似的追问：如果王国维之死确是为了殉清，他为什么不在清王朝覆亡之日死？如果是因为在1927年自感复辟无望才绝望自杀，那么1924年，冯玉祥发动兵变，逼清室出宫，当此之际王国维的这种绝望应该是最深的，那时他为什么不自杀？……

    应该承认，王国维与清室有着某种精神维系，他的死也肯定与清室有关，但把“殉清”认定为“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实在难以服人。很难想象，一个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史烂熟于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洗礼的人，会对一个他眼中的又一轮历史循环寄寓生命之重。

    考究这么多年来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几乎都局限于就王国维论王国维，其他的旁证却被忽略了，而由于王国维本人留下的资料不足征，乃众说纷纭就毫不足怪了。我们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在王国维自杀前后的背景里，和王国维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变化呢？近读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收录了1927年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多封，家书中既有对时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启超和王国维同属于一代知识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梁启超的这几封直陈心境的家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包括王国维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无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启超家书中的原文（括弧内为梁氏自加），不下是非对错之判断。

    1927年1月2日，“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1月18日，“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

    3月21日，“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

    5月5日，“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

    6月15日，也就是王国维自沉后十三日，梁启超致书梁令娴，谈及王国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

    细研梁启超写于1927年的这几封家书，窃以为，其中至少透出了三个耐人寻味的消息：一是对时局的悲观和绝望。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本来对北洋军阀不抱好感，可是对北洋政府倒台后的时局走向却很不乐观。二是深刻地预感到了一个在他们以往经验之外的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三是对个人命运的深深的忧惧。回头看王国维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寥寥十六字，其中意味不正和梁启超家书中透出的相同吗？其实这毫不奇怪，梁启超、王国维那一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有着大致相似的文化背景。

    前人论述王国维之死，也看到了从遗书中透出的“内心的恐惧”，但是，王国维所感到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探究。是因为眼看清室覆亡而且复辟无望而恐惧吗？笔者以为，这种论调未免过于看低了王国维，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会把一个王朝的存亡兴废看得如此重要吗？但他的确又充满了忧惧，个人以为，他所忧惧的并不是政治之变革，而是社会之变革。政治变革只是朝政之变化，政权之更替，很多时候只与“肉食者”有关，而社会变革显然更为深广，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而且一旦飓风飙起，所有人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引梁启超家书中，已经把这种社会变革的“乱象”和影响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对梁启超等人来说，谁来当总统，谁接掌政权，也许都还可以忍受，和他抗争，但“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等等，却无疑是逸出他们经验之外的，他们不仅不能接受，甚至有一种欲抗争而不能的感觉——两种文化系统的人，差不多等于“秀才遇见兵”了。对即将刮起的社会变革飓风，连久经战阵、政治阅历丰厚的梁启超都要仓皇“走避”，何况是一介书生王国维？

    随着时局的一天天变化，梁启超、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一个为他们所全然陌生的社会将不可抗拒地降临，他们在其中会居于何种位置呢？不幸的是，1927年，又发生了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被处死的事件。梁启超家书中提到了两个学者，其实湖北籍学者王葆心的死是误传，他死于1944年，但包括王葆心在内的不少学者在那个时代曾遭受折辱，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所以才会有这种王葆心被难的误传。梁启超家书中还遗漏了一个人，1927年，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缉“著名学阀”的呈文中，名列第一，其家产也被浙江军政府籍没。以章太炎的声望和地位，这显然是更加轰传士林更加刺激人心的事件。过去人们讨论类似事件对王国维的影响的时候，因为叶德辉其人名誉向来不好，用梁启超的话说，“有自取之道”，而王国维因为没有劣迹，所以本来应该没有恐惧的理由。但如果能对那一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了较深的体察，在叶德辉、章太炎等学者的遭际之下，王国维的“物伤其类”之情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落脚点。从叶德辉、章太炎等事件中，王国维是否以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不仅为自己所陌生，而且带有某种反文化的性质？

    导致王国维最终决定自沉的原因颇多，如蔡仲德先生所说，生活不幸、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都可能是细故之一，和清室的精神维系也不容否认。说到他和清室的关系，仔细体味王国维诗词，他之所以从情感上倾向于清室，毋宁说更多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和关怀，因为袁世凯从清室中取得政权的手段不正，复由于北京政变推翻优待条件，王国维都认为这是对“弱小者”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这些林林总总，都不应该是最致命的。套用蔡仲德先生的句式，我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结论是：“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唯有‘忧惧社会变革’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其实，这种“忧惧社会变革”说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如果取“文化”的广义，从本质上讲，它和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叶嘉莹教授的“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并无区别。

    “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性格忧郁而又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之时选择了自沉，这总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许这有些比拟不伦，但我却禁不住总要这么想，想起茨威格夫妇自杀前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遗言：

    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停滞的时间

    从1942回到1877

    不知为什么，一提到1942我就会想起1877。在中国饥荒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中，这都是重要的两个年头。

    1876年，即光绪二年底，华北平原发生了长达四年的大旱灾，1877、1878两年尤为严重，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丁戊奇荒”的受灾面积之大[直隶（即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均在其中]，延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据估计高达千万），都堪称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

    之所以要把1877与1942这两个灾年拿来进行比较，既因为这样的比较存在操作上的便利，也由于二者存在不少相似的元素：当时的政权都处于财政窘迫、危机四伏之中。1942年国民政府的难局众所周知，而1877年的清廷也是内外交困，外部压力之下，太平天国、捻军先后施予重创，1877年，捻军余部仍然在给清政府制造很大麻烦。媒体的介入。光绪初年的旱灾，上达天听的渠道是政府所办的邸报，实为一种公文的汇集，而普通民众则主要依赖刚刚兴起的现代报业，上海的《申报》报道，从光绪二年起，华北五省长期不雨，而山西尤为严峻，“田中之土，亦尽干结如石，非用铁石捶捣，不能碎烂”，长达千余里的汾河，“已尽见底而人可步行矣……晋民供饮食之水，亦均难得”。到了1942年，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传媒显然是更加成熟了，《大公报》派出的战地记者，目睹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等惨状，挥笔写下了长达六千多字的深度报道《豫灾实录》，举国震惊。另外，两场大灾中都有一个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外国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深入山西等重灾地赈灾，又向海外募捐，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与传统救济有别的现代慈善模式，而1942年的灾荒能够使当时的决策者痛下赈灾的决心，则部分要归功于美国记者白修德，据白修德的自述，当其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此前不相信河南爆发了如此严重灾情的蒋介石“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但仔细对比，两场旱灾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尽管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样惨重，但就实际灾情而言，1942年远远不能与“丁戊奇荒”相提并论。若论赈灾条件，1877年受灾区域包括多省，而1942年则河南以外的重要产粮区都是丰收状态。1877年的交通运输不便给赈灾带来了很大困难，特别是像山西这样相对封闭的地方，巡抚曾国荃不止一次感叹：“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财力，皆销磨于脚运之中。”而河南位居中国之中心，四通八达，1942年的现代交通工具已开始展现威力，所以一旦政府下定了全力救济的决心，就出现了身处灾区的一位天主教神父写信向白修德描述的场景，“从陕西开来的货车装的全是粮食，以后就不断开来。在洛阳，粮食简直到了卸不完的地步。……”

    抛开这些客观方面的不同，面对天灾，政府应对上的差异更值得关注。

    政府理解媒体价值未必是媒体福音

    赈灾建立在对灾情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光绪初年的灾荒发生之后，无论民间报纸，还是地方官员都没有任何隐讳，曾国荃于光绪三年（1877）四月二十五日接任山西巡抚，五月十三日一路巡视后即向朝廷报告灾情：“目击荒旱异常，饥民已遍山谷。……垂亡之命，犹复掇草根以为食，剥树皮以充饥，死于道途者不知凡几。”而据时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的郭仲隗回忆，1942年“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现在有争议的问题是，国民政府对真实报道豫灾的行为有无忌讳乃至做出惩罚？

    一个说法流传已久：《大公报》因为刊出了名为《豫灾实录》的长篇报道和由王芸生执笔的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而遭到了当局停刊三天的处罚。但现在这个说法受到了质疑。

    电影《一九四二》热映和掀起探讨1942年历史热潮之后，腾讯网连续做了多期专题，其中一篇名为《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的长文最受关注，在网络和微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作者声称：“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作者意欲推翻的第一个定论，就是“《大公报》因灾情报道而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惩罚”，文中说：“《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道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作者纠伪不无成绩，但指责当下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是“伪史当道”实在过于自信了一点。让人吃惊者在于，作者似乎并未阅读《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王芸生的社评本因长篇报道《豫灾实录》而来，其中正有“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的内容，而这种“指摘”恰是因豫灾之联想而“看重庆”的结果。如果套用作者的话，在国民政府这里，“报道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处理不善、拿灾区和战时首都对比则惹怒了当局”。

    其实说“报道灾荒并不犯禁”也并不完全正确，白修德的报道差点发不出去不就是证明？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和对舆论的钳制本来是一个铁的事实，不仅是灾荒，就是关于抗战的报道，当时媒体上充满了多少讳败为胜的新闻？如白修德回忆录中所辛辣嘲讽：“中国军队的退却总是被宣布为该军‘正在进行重大的侧翼包围行动’，如某城某地被报道为‘我方已胜利将敌人诱入陷阱’，则无疑表明该城已沦入日本人手中。”

    惩罚越过容忍限度的《大公报》，因为唯恐人们，尤其是《大公报》的最大受众群体知识分子建立起灾情与人事的联想，对外国记者如实报道中国给予很多限制，因为害怕暴露政府效率低下从而失去海外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回想起光绪初年《申报》的自由报道，和李提摩太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的空前，与其说缘于新闻自由理念的进入，还不如说这是清政府自身力量软弱，以及对媒体的作用的认识还相当模糊的结果。

    从1877年到1942年，中国传媒显然更加成熟，而政府控制力和对媒体价值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但这种进步给舆论生态带来的却并非全是积极的影响。此中之诡异值得深思。

    救灾中呈现的吏治差异

    1942年灾情的扩大很大程度上缘于河南省政府最初的瞒报，但那位应该为此负责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却于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典型反映了国民政府吏治的松弛。

    不仅此也，在救灾已经迫在眉睫的当口，灾区还要为军队和本地的政府官员个人和家庭所需征集粮食。白修德的回忆录中说：“每个官员每天征收的定额是四磅半粮食来养活他的家庭，为数不算少；而部队里的士兵，一天可得到两磅的粮食。凡是兵员缺额的部队，他们仓库里积存的粮食都是满满的，多得吃不完——军官们就把粮食卖掉，钱入自己的腰包。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就是从这样的黑市上买到粮食赈济受饿的人们。……”

    尽管如此，政府惩戒失职渎职、徇私舞弊官员和军人的机制却始终没有启动。

    而回到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中的赈灾行动虽然也有不如人意之处，但多为细节，如粥厂往往设于城中，“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使民奔走不遑”。而政府的纪纲仍然堪称严肃有力。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称赞由做过将军的曾国荃来当灾区的巡抚是一种“幸运”，“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敢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留意于整顿吏治和稳定秩序，这的确是赈灾之要着，如果吏治不清明，秩序不稳定，即使花费甚巨，赈灾的效果也会微乎其微。

    光绪四年（1878）三月二十七日，曾国荃向清廷上了《特参州县疏》，所参的地方官吏，一个是吉州知州段鼎耀，其人“于省局拨解赈银胆敢扣留不发，实属玩视民瘼，忍心害理”，另一个是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借罚捐赈为名，借端侵渔”，还有“试用县丞郭学海，委解粮石，假公济私，任意迟延，亦属任性妄为”，曾国荃“请旨一并革职，归案审讯，按律定拟，以重赈务而儆官邪”。最有意味的是，两个知县仅因在灾中修理知县衙门，也受到了曾国荃的严厉处分。

    另据曾国荃奏报，灾情发生以来，“自初至今，计候补及在任正佐各员物故者，已近八十员”。官吏亡故如此之多，灾后疫情蔓延加剧赈灾风险是一个因素，积劳成疾无疑是另一个因素。

    曾国荃在请求朝廷对死于赈灾中的官吏进行抚恤的奏折中说：“近日州县等官多有饔飧莫继者，且有得力之员因办赈焦劳过甚，遂至一病不起无以为殓者。”曾国荃笔下因赈灾“饔飧莫继”、死后甚至“无以为殓”者，民国官场上能够找到几例？

    可以认为，在传统儒家“民胞物与”观念坍塌，而新的信仰尚未建立之际，复由于纪纲不振监督乏力，民国官吏阶层的道德水准呈全面下滑的趋势。

    1942泰半属于人祸

    尽管出现了像《戳破〈一九四二〉里的伪历史》这样为国民政府辩护的文章，但一个判断大概很难被攻倒：与“丁戊奇荒”泰半属于天灾不同，“1942”泰半属于人祸。

    不仅二者灾情不可同日而语，以河南的地理优势和1942年的交通条件，灾荒发生之后若能迅速有力地展开救济，绝不可能会有如此惨重的损失。

    《戳破〈一九四二〉里的伪历史》一文中说，“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史料都有问题。”其实，除了电影《一九四二》之外，严肃的出版物很少断言蒋介石没有救灾的意愿也从未采取过救济的动作。即如作者一再质疑的白修德的回忆录，也清楚记载，豫灾虽然有所瞒报，但还是“相当柔和”地呈报到了重庆，而政府也因此拨付了20亿元的纸币。换言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并非“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而是起初“根本不相信豫灾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也不是根本不愿意救灾，但因为根本不相信豫灾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其初期采取的救济动作对灾民来说真如杯水车薪。试问，在政府货币信用难以维系的灾区，20亿元纸币岂不近于画饼充饥？更何况据白修德回忆，计划的20亿最终只运去了8亿元。

    灾荒一旦不幸发生，政府反应的快慢影响至巨。1877年，曾国荃刚刚接任巡抚即向朝廷汇报灾情，提出把光绪三年（1877）上半年的应解京饷50万两拨出20万两作为赈灾资金，很快便得到了清廷的允准；而据当时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1942年河南的“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诚如王芸生社评中所说，“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拿1877年和1942年相比，战争当然是一个没法置之度外的元素。必须承认，鉴于日寇的逼迫和河南局势的复杂，国民政府应对灾荒或许存在比清政府更多的困难，但是即使不去考虑河南地理的优越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只要想想从1877年到1942年，这中间整整经历了66年！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国这块土地上理当具有的进步在哪里？中国人民的福祉又增加了多少？

    就这样，从1877年到1942年，中国人的时间仿佛陷入了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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