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晚清”，顾名思义，时间上溯清末下连民国，其与晚清的关系不言而喻。窃以为晚清这个时段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需要和晚清之后的人与事进行比较、综合才能看得更为分明。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5周年，国内举行了各种活动。这几乎是一个惯例的动作，也不难理解。但任何时候，读书人都不能放弃思考，在习以为常的仪式化热潮中，重新思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之所以要“重新思考”，实因为一百多年来，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些概念所缠绕，而忽视了对实体乃至历史真相的探寻。
比如几乎所有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在写到清帝退位这一重大事件时，都会宣告：这代表着君主专制在中国的终结。其实“君主”和“专制”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并不是国体先进，政体就会自然先进。君主国体的被埋藏，的确掀开了中国新的一页，但这一页对民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一纸皇帝退位诏书能否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结合“后晚清”中的几篇文章，相信读者自有答案。
辛亥革命的价值当然需要大加颂扬，在近代以降革命话语主宰舆论的环境中，这一点势所必至。然而另外一些问题也似乎不容回避，其中尤为重要者就是：为什么革命成功，近代中国的转型之路还是没能顺利完成？
晚清这个时段已经被贴上了众多负面的标签。这是有道理的，在很多方面，晚清都不能让人满意，但这一时段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都在进行深刻地转型。我在本书中选择了多个自认为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通过发掘比以往更多更一手的史料，对其细致再现与分析，试图揭示出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会转型的真实形态。我期待读者读完此书，可以回答以下一些疑问：晚清社会转型已经走到了哪一步，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转型又为什么会被打断？晚清转型被打断是不是无可奈何的宿命结果，能否由此推出某种历史决定论？隔代论史，殷鉴何在？……
关于晚清、辛亥的图书一直是出版界的热点，坦率地说其中也颇存在一些“耳食之谈”“谬悠之说”，最流行者，如清政府关闭改革的大门逼出了革命，贵族利益集团丢尽了脸彻底丧失了人心等等。推翻这些论点，随便翻翻史料就够了。事实是，即使在清廷覆亡的前夕，改革的大门也始终没有关闭；清政权内部也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所谓利益集团，以满汉贵族区分，两大阵营中都有支持和反对改革的官僚，而即使是反对改革的官僚，也未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其中不乏清廉耿介之士，他们不过是担心改革过急，欲速不达罢了。
回到“近代中国的转型何以如此艰难”的问题，除了主政者对世界大势的把握能力之外，我以为下列各点不能忽略：一是激进思潮所席卷的民族、民粹等极端情绪严重毒化了社会氛围；二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那些用宏大、堂皇的符号包裹自己利益诉求的人往往能够巧妙左右民意；三是革命代替改革之后，权威资源流失得太多。
和历史上许多革命一样，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的确有不少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不能否认，一旦革命的飓风飙起，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进来的，并非都是天使。这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却长期陷入兵连祸结悲剧的一大关键。社会运动不一定非要与道德亦步亦趋，但不受道德约束、全然失去敬畏的社会运动，终究会将人性之恶全部诱发出来。
嫌改革的转型之路不快，这是革命的最雄辩的理由，而革命成功却往往意味着转型的中断，这堪称革命的一个悖论。可惜中国一再陷入了这一循环。回望历史，能不慨然？
本书以现在这个面目呈现，东方出版社策划编辑陈卓先生提出了很好的创意，付出了辛劳，感谢二字虽嫌程式化却是万万不可免的。
2017年4月记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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