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读书求变，变则生智
曾国藩所在的满清王朝已经走向了没落，内忧外患使曾经雄踞东方的大清朝千疮百孔，他就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越是在危难的时候，越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胆略与见识，在治学方面，曾国藩更显示出超前的智慧与远见。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通病是固步自封，他们对于外国的东西总是持着一种鄙视的心理，总以为中国是强大无比、无人可敌的。在近代中国，一些顽固的人总是不肯面对现实，仍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辉煌梦。与这些人相比，曾国藩显示出非凡的远见与卓识。他深知，中国日益落后，而外夷日益强大，所以，在强敌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自高自大，只有积极主动地向先进的外国人学习，才能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才可以避免被动挨打的情况发生。
中国传统文化对曾国藩的影响很深，这使他对封建政体怀着极强的使命感，使他积极地去扮演好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形象，但是，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士大夫。
当疯狂的西方列强迈着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这片沉睡的大地时，曾国藩显得很冷静，他没有像其他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那样，抱有夜郎自大的优越感，盲目地排斥一切外来的事物，把先进的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甚至嗤之以鼻。相反，他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风，给闭塞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了徐寿、龚之棠、吴嘉善等科学家的名号，同时还记下了现代科学的学科名称：光学、重学、流学、化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除此之外，他非常喜爱天文学，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所以他对天文学不够精通，并自称此为平生“三耻”之一他倾心研究科学的精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改变人的本性，但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如果说人的本性是一个人最核心的灵魂部分，而读书却可以改变这个核心部分，那么，通过读书就可以改变一切，读书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因此，曾国藩首先提出了以学习求变的方法。
曾国藩把读书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读书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对他来说，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也不只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不断地汲取新的养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变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
他的自我求变历程也是通过读书来实现的。在第一次求变时，他以程朱理学为依据，在唐鉴的指导下精读《朱子全书》；后来，他精读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书籍，改行刑名之学，并且将这种思想应用到编练湘军、围剿太平军中，实现了他为官生涯中的第二次求变；但是曾国藩屡遇挫折，后来在回乡守丧之时，他仔细研读了《道德经》、《庄子》等书，从此开始信奉黄老之道，这是他的第三次求变，也成就了他的仕途梦想，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在宦海中自如遨游的高手。
在我国近代史上，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纷纷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推行洋务，而曾国藩就是较早提出这种先进思想的官员。在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进步，但将这一口号真正落到实处并且付诸行动，是从曾国藩开始的，是他开创了学习西方的先河。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远见，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知识的热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还有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这些杰出的人才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也引导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浪潮，这给曾国藩的幕府注入了相当雄厚的科学力量，也充实了曾国藩的思想与观念，使他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形势的发展趋势，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节奏与背景。
曾国藩求知若渴，他不仅精心拜读过上述几位的著作，而且还对《朔方备乘》、《校那庐抗议》、《几何原本》等书有过专门的评价，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精通数学的儿子曾纪鸿为《几何原本》译本作序。
许多人认为读书人只懂得读书，却不懂得世事，因此，读书人有些迂腐，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读死书、死读书的人确实不少，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或许不仅不懂读书的真正目的，而且也不懂得读书求变的真正意义，所以才把读书当作一种脱离世俗的事情。
其实，从古至今，任何一本书都与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关联，每一本书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对人生以及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思想与智慧的体现，会读书的人，就可以从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积淀。
书籍代表着知识，而知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在古人眼里，读书读得好，学问做得好，人的素质就会提高，人的能力就会增强，这样的人才能做好官，才能管理好国家。但是，由于古人痴迷于旧知识的魅力，未能及时地去更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这使自己日益落后，逐渐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于是，这一信条的作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2.留学活动开眼界
曾国藩开创了留学风气，为沉闷闭塞的古老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开拓了中国人的眼光，增长了中国人的见识。功劳不可埋没。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前进的路上却障碍重重，深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都在阻碍着社会发展的步伐，使得任何变革都显得寸步难行。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学习西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的问题，提供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方案与依据。冯桂芬特地将此书送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看后很受启发，他称赞这部书是“名儒之论”。感慨、兴奋之余，曾国藩认为其中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艰难。但是，中国的积弱使清政府的确有必要进行一次大的改革。
同治九年（1870），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一套选拔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初次试办，以4年为期，每年选派30名12～14岁的聪颖幼童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15年，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服务。这样一来，中国今后自己就有了富国强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国藩对他的建议非常赞同。
在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已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曾国藩做出了一件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他兴致勃勃地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派遣幼童留洋活动“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为古来未有之事”。因此，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而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却是一个先例，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曾国藩认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的最好机会，但是，他的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曾国藩没有退却，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向清政府陈请，最后，他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许可。
于是，他不顾自己的身体衰弱，积极地行动起来，为留学事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与李鸿章、容闳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等，并且详细地规定了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相关事宜。
这些留洋幼童代表着国家的希望，曾国藩对他们寄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期待。在致留洋幼童监督陈兰彬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幼童留美）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
由此可见，曾国藩仍以“专”责以教育留洋学生，这也反映了他对待学习与专研的态度。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了，他虽然没有看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着，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外国知识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第四期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与此同时，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30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
无论是幼童赴美留学还是船政局派遣学生留欧，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幼童赴美留学主要是侧重学习语言，那么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的活动更侧重于学习技术。
在当时，随着新科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渗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船政局派遣留学生的作用也日益突出，贡献越来越大。因此，当时派遣留学生活动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体现。
当这批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逐渐被当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别是被赐予的“官学生”或者“官生”出身，跻身于《大清会典》规定的官绅之列，这对于那些所谓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冲击，他们深感自豪的优越感受到了动摇。不仅如此，留学生活动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它为中国近代社会向“民主”与“科学”迈进开辟了一条通道。
曾国藩主导的派遣幼童留学活动为落后、闭塞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更为以后的留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在这120名留洋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专业人才，这些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学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而曾国藩的创始之举，功不可没。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导洋务、积极主张学习西学、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这一系列创举为国家图强奋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学有所长，专精有突破
凡成就大事者，都注重办事方法，在学习方面，曾国藩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抑专”的局面，提出了“专精”的口号，从而为中国学习西方文化开辟了一条通道。
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曾国藩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是，中国社会上却从此兴起了学习西方知识的风气，如开翻译局、送幼童出国留学，这些都是千古未有之举，这体现了曾国藩超人的远见卓识。不仅如此，他办事脚踏实地的风格，使得向西方学习的行动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实际行动中，这在当时并未彰显出多少功效，但在几十年后显示出了巨大的现实意义。曾国藩被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实非过誉。他在探究发达的西方科技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深刻挖掘其中的原因，这更显示出曾国藩高人一筹的智慧。
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妙绝，是因为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会集中精力，执著专注，喜欢专研，因此，才可以逐渐达到极致。他的这一看法在当时很是独到，可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与中国相比较，西方的学科划分较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世界上的各种学科进行了划分。他按照不同的门类，对不同的领域与对象进行了探求，并且研究了其中的规律，西方近代学科的划分基本上是在此基础上逐渐深入的。对不同范围的学科进行归类与划分，这样有利于人们去发挥自己的专长，集中精力去专研，从而取得较大的成果。
曾国藩的认识与此大致相同，在担任京官时，曾国藩就认识到了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把必须掌握的治国安邦大计的学问归为十四类，在他的《绵绵穆穆斋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虽然以上十四门学问并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却是当时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知识技能，涉及到政治、军事、水利、财政、运输、税收、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曾国藩“自我更之”与“自我创之”的精神，正与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如出一辙，这也体现出了曾国藩的远见卓识。
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发展与逐渐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科学分类的重要性。在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初四，他给曾纪泽的信中这样写道：“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曾国藩总结了学科分类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对“专精”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学科划分的表面上，他认为，研究的方法与精神更为重要，这也是他欣赏西方人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西方人“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的精神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中国人若想学有所长，有所突破，就应该集中精力专研。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综合的“通才”有一些，但专精一术的专才很缺乏。传统的儒家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修身、治家、治国等几乎各个方面都要涉猎，这种教育力图培养一些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
一个多年学习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入仕以后，就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官员，而一个封建官员所要掌管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等几乎各个方面。因此，已经做官的儒家知识分子若想仕途通畅，就要了解社会中的各个层面。因此，当时社会流行“全才”，这种“全才”的要求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结果，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抑专”的风气，于是，“专才”被埋没、被扼杀，受到歧视而失去生存的土壤，这就是封律时代缺乏专门人才的主要原因。没有专才而空有“通才”的社会若想朝着纵向发展，确实有些困难，这恰恰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致命障碍。
认识到当时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源所在，曾国藩极力推崇专精，这一方面，表现在他直接倡导学习西方科技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用人方式上。曾国藩用人也独具慧眼，他认为完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从不求全责备，他的用人原则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个人专长，所以，他手下吸收了许多突出的专门人才，例如，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邹汉勋等人。
曾国藩经常教导儿子学习要专精。曾纪鸿天分不高，学习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等方面平平庸庸，无所长进。因此，曾国藩认为儿子肯定考不中，于是，他引导儿子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曾纪鸿便选择了自己最感兴趣的数学进行苦心钻研，最终成为一代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李善兰将《几何原理》译成中文后，即由他作序。
与此同时，关于专精，曾国藩还有这样的告诫：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即必须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越是技能单一，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便越是被动。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触类旁通，才更容易立足。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因为专注于某一方面，结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曾国藩常常这样感叹道：“古往今来有大作为者，他们的才智只发挥到三成，而七成却没有用上。”
曾国藩对专精的大力提倡给沉闷的中国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学习的精神以及探索专业的激情，自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近代科学研究的路途。
古语有：“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这句话正是曾国藩思想变化观的浓缩。连“天道”都五十年一变，更何况国家、家庭、个人，更要随着周围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可以保持活力，使国家、民族、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
曾国藩是一位极具现实感的政治家，他以敏锐的目光觉察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精妙之处，在他看来，西洋人的“专精”是值得学习的。在同治十年（1871）八月，他在致吴大廷的信中说道：“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卓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才力聪明果远过于中国。”
曾国藩以敏锐的眼光洞察着形势的变化，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他表现出了超前的远见与卓识。
4.能者为师，学以致用
曾国藩是封建传统社会最后时期的一位成大事者，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关键时刻，他力挽狂澜，积极兴办实业，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于将倾，他的言行影响了当时整个社会。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不管师自何处，均无定法，只要学有所长，能者即为师。
因为懂得因时而变，曾国藩由一个保守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飞跃。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发生了三变：在京城时信奉儒家，在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信奉法家，在晚年功成名就后专研道家。可以说，这三次变化都是曾国藩懂得及时调整人生策略的表现。
就是凭着这种开明的观念与积极学习的勇气，在这种境界下，曾国藩把眼光放在了向敌人学习的基础上，他积极引进西方科技，兴办实业，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他把此举称为“自强御侮”之计。
名垂千古之人往往不是墨守成规之人，而是敢于因时而变之人、敢于开创新风气之人。曾国藩就是一个敢于变革与创新的人，他具有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的双重性格，他抛弃了夜郎自大的盲目自重感，认识到了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重要性。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曾国藩积极学习西学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中后期，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把魔爪伸向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能主动向敌人学习，需要的不仅是眼光，更是勇气。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曾国藩认识到情况的不妙，他认为当前的“大局已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给朝廷的奏折中，有这样的肺腑之言：“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由此可见，满腔愤恨、国事危机使他整天忧心忡忡，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列强每次发动侵华战争所倚仗的都是坚船利炮，中国也需要坚船利炮才可以自强御侮。因此，他认为办洋务实在势在必行。
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的远见卓识是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无所能及的，他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夷力”来镇压太平天国，他认为清政府“永远”的目标应是自强、御侮。他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成为兴办洋务的先驱。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就表现得很有远见，当恭亲王奕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他立即附和。与恭亲王相比，曾国藩的目光看得更远，他不仅仅满足于购买船炮，而是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这样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用来“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安庆军械所是一所综合性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1862年2月19日，曾国藩随李鸿章、李鸿裔在安庆城下观看一只准备出售的洋船，此船“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不禁感慨万千、赞叹不止，这也诱发了他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决心。他认为，“求自强之道，以学船炮为下手功夫”。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曾国藩白手起家兴办实业，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仅缺乏资金、技术，人才也很难得。曾国藩一直重视网罗各类人才，因此，在他军内也储备了一些人才。徐寿和华蘅芳这两位技术专家就是曾国藩新事业的顶梁柱，两位被曾国藩委任为安庆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了他们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
1862年3月，在徐寿、华蘅芳通力合作与不断研究下，安庆军械所制造出了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喜出望外，试验结果使他非常满意，他非常兴奋，洋人的长技终于被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他的满腔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已有成果在实际中还存在很多不足，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从一部略具雏型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在水上行驶的完整轮船，中间还需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而且，若要进行大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比较低，这种设备要靠进口，曾国藩为此十分着急。这时，徐寿、华蘅芳把留学美国的容闳推荐给曾国藩，曾国藩非常欣喜。他通过李善兰去请精通西学的容闳。
此后，曾国藩多次召见容闳，奏准赏加他五品军功头衔，并且委派他远赴美国采购“制器之器”，以供“母厂”所用，同时给他白银6.8万两用于采购机器。1860年12月17日，容闳受命转赴美国购买机器。
在容闳远赴美国时期，造船工作仍在不停地进行着。经过不懈的努力，1864年1月，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艘火轮船诞生了。虽然轮船的体积很小，但却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最先进的轮船。曾国藩欣然登船试车，他给这艘船取名为“黄鹄”号，他认为造船业可以使中国独立自强，他期望中国能像黄鹄那样，自由自在地“一飞冲天”，不再遭人宰割。
1865年6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一座美商的铁厂，该厂设备比较齐全，李鸿章将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对于李鸿章兴办实业的热情，曾国藩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865年春，容闳购买之机器抵运上海，曾国藩大喜，他特意为容闳请奖，并且将所购的机器归为“江南制造总局”，这为曾国藩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曾国藩兴办实业有决心、有信心，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面貌焕然一新，蓬勃发展。当时有洋人这样评论道：“查各局之建，始于丁中丞日昌任苏松太道时，然不过小有规模而已。至曾国藩督两江，于局务事事讲求，且遣人往西国购买机器多件，于是局中制造，灿然可观。其于富强之道不甚伟哉！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中国陆路之兵，将舍弧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篷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由此可见曾国藩兴办实业的雄才大略。
曾国藩对江南制造总局非常重视，1868年6月，曾国藩亲临上海视察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容闳建议曾国藩在附近设立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一批中国学生，让他们学习机器工程理论及实验，这样，自行培养一批造船机械师和工程师，不用再受制于他人。曾国藩对此建议深表赞赏，于是，他马上着手兴办学校。这所“兵工学校”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制器之师”，这为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便利与希望。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艘轮船完工，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轮船命名为“恬吉”号，“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10月15日，曾国藩登上“恬吉”号试航。当初，曾国藩造“黄鹄”号时，他就视造船为开风气之先，“中国振兴之象”。现在，真正可以与西洋的坚船媲美的第一艘近代轮船试造成功了，确实使人振奋。
曾国藩上《新造轮船折》，将“恬吉”轮船的试航情况向慈禧太后报喜。慈禧太后闻报，非常惊喜，随后发了一道上谕，夸奖曾国藩说：“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造成……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赏。”曾国藩按照时代的需求，苦心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方面，他深得当时当权者的重视与赏识，另一方面，他的创举也促使自己事业不断地走向发达与成功。
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时，他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后来他到上海再次视察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这是曾国藩办洋务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与此同时，曾国藩认识到，洋人在制造机器时，用数字做推算，以图纸做记录。然而，由于中西方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中国人虽然每天与机器打交道，但却不清楚机器的使用、制造原理。因此，他认为唯有翻译才可以解决这一难题。1867年，他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了一些外国有名的翻译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翻译，该翻译馆为造船业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是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馆。
同治末年，该翻译馆已经译有书籍10种，到光绪末年，已经达到一百七十余种。翻译的范围很广，包括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商学、医学、图学、格致等各个领域，这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也使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基地，也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这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曾国藩不愧是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虽然是一介书生出身，但是，他在事业上却表现出超前的眼光与胆识。学无定法，能者为师，更展现出他的开明。
5.读书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曾国藩为官与人生上的成功，无不来源于他为人处世的智慧与所受的教育以及学到的知识，他的求学经历比较复杂，但是，他有着坚定不移的学习信念与毅力，他的一生都在学习，并且很有造诣，因此，他被誉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之一。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今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义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曾国藩生平处世与为官的经历无不与读书有关，可以说，他在处世与为官方面的成功，也是他读书的成功。他学习有方，通过不断地读书，他走上了仕宦之途，结识了许多良才益友，积极兴办了新型事业，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宏伟志向。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家庭，父亲对他们兄弟几人的教育很严格，他们从小就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曾国藩9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15岁时，能够背诵《周礼》、《礼仪》，并且还细读了《史记》与《文选》，曾国藩早年所读之书是他一生学问的基础，家庭教育的熏陶使他少年时就很显达，更重要的是，他把读书当作一生的追求，他发奋苦读书，读书成为了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曾国藩会试落第，他感觉自己功力欠深，便动身返乡。路过睢宁时，曾国藩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都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熟悉。他对曾国藩热情招待，并且借给他一百两银子作路费盘缠。曾国藩非常感激，路过金陵时，他在一个书肆看到了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他爱不释手，毅然地买下了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如获至宝，心里非常满足，从此便开始仔细研读《二十三史》。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将这部巨著攻读完毕，从此便养成了每天点史书10页的习惯，而且坚持了一生，此后，他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这为他以后研究学术、研究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以及治理国家与社会奠定了基础。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都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而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却不是最突出的，他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却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并对后世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与他持之以恒的读书精神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从举人通过礼部会试得中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非常优异，因此，他被道光皇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基本上实现了旧时代读书人应科举、点翰林的最高理想。但是，他禀性淳厚，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却以多病之躯，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以及文史精华，融会古文训诂，进德修业，这为他后来出山做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居京10年中，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向他们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前辈的教诲下，他自立课程十二条，并悉力以赴，终身行之不辍。他按照这十二条规定严格要求自己，使得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等，都取得了较大收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分别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
曾国藩善于将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便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他写日记的习惯后来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在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从未间断过，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但在读书治学上，曾国藩却按照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而且坚持每日必须完成。这种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难能可贵。
曾国藩供职京师时，恰逢中国内乱外患交迫，当时，外患“英夷”入侵、内患太平天国运动、黄河决口，这些无不困扰着曾国藩，这样的环境决定了他读书的侧重之处有所不同，他对经世致用特别是舆地之学更为关注。通过有选择性地阅读大量的古代书籍，他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把平时读书悟出来的学问应用到实际中，发挥其中的巨大功效。
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世代相传，好多人因信奉这一原则，取得了很大成就。曾国藩也有自己的观点：“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乱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
曾国藩一介书生，却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做出了许多武将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他被称为“洋务运动之父”，或曰“中国始开国门之鼻祖”，他做出了许多让后人称赞不已的“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他能做出这些成绩，不仅得益于他多年的京官生活，以及与各种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更在于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不断地虚心钻研，懂得应付事变之道。
曾国藩会读书，他主张经世致用，学习治国平天下之学，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由此可见曾国藩早年的理想抱负。在经世致用问题上，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加上了经济，从而避免了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他提出，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必须把书本上知识与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曾国藩还清醒地体会到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例如，古代的好多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嵩、朱隽，他们精于用兵，但并没听说他们能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虽然可以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却不是规模很大；像孙武这样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军事家，毕竟少见。因此，如果想做一个有作为的将军，就要多读书，尤其是多读兵书。
曾国藩读书很有选择性，而且善于思考与总结。他除了担任过户部侍郎之外，还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为官期间，曾国藩总是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潜心研读《通典》与《资治通鉴》。因此，他洞悉了当时清朝的政情利弊、官场风气，以及民生疾苦等。在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他仔细阅读了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等，这体现了他明道经世抱负。
在百务缠身的空隙里，曾国藩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他认真研读的精神带动了许多人精读船山著作的风气，湘军中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研读，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研读船山书籍的浓郁气息。湘军将帅们把孔、孟、周、张、程、朱，以及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他们把《船山遗书》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曾国藩阅读了大量的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对于其中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烂熟于心，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心得体会。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经开始研读船山著作，他们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收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
郭嵩焘曾经这样评价道：“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湘军将领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他们许多是一介书生或者布衣寒士出身，但是他们投笔从戎后，由文书、幕僚或者中下级军官一跃成为统兵作战的、可以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或者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这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即使是在战火纷飞中，也要仔细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王夫之的名气与影响越传越广，这与曾国藩积极倡导研读船山之学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曾国藩倡导读书之风影响深远。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不断走向完善，他的军功业绩也如日中天，屡出奇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领导集团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且，活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他们都像曾国藩一样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过船山学术。
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一生的大事，应该相伴终身。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日益衰弱，但是他一直坚持钻研理学，而且造诣颇深。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几句话来警示、鞭策自己不要放松读书：“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是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事情，而读书则贵在坚持，读书可以体味到好多乐趣。因此，虽然他的体力不支，病情日益加重，但是他却置之不顾，晚上依然要坚持读书。对于他来说，疾病缠身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如果不用心读书，人就会变成废人，所以，医药不如读书。
1871年秋冬季节，曾国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由于他写作、读书比较投入，常常影响到身体，加重了病情。他在日记中规定自己以后应当停止写作，不要看书。但是不久，有人送了他一部《许周生集》，他爱不释手，便又全神贯注地开始细读。后来，湖南王闿运送给他《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每本书他都认真地翻看了几遍。后来，他违背了自己的规定，又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庸义渠寄来的《湖南阳秋》，王霞轩寄来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著《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新书。
曾围藩的身体每况愈下，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他的身体如此衰弱，但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他在日记中这样感叹道：“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于是，抓住有限的时间与光阴做自己最喜爱的事情——读书。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二程全书》，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1872年3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入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入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这是曾国藩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他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他与世长辞。在他弥留之际，仍然坚持读书，把读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曾国藩是一位“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之所以这样，与他的治学之道有很大的关系。在《圣哲画像记》中，他写道：“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他在此处提到的这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共三十三人。《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在文中，每四人一组，在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都对他们进行了论述。
曾国藩读书很有讲究，他提出了“择书”说，以《圣哲画像记》为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他在文中谈到的三十三人，很多在《讲堂录》中出现了。他的“择书”说对后人影响很大，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他认为，“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他描述道，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甚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
《讲堂录》中全文记载了曾国藩的“八本”说：“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这“八本”是曾国藩一生遵奉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修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他是按照这“八本”践履笃行，毛泽东在后期领导实践中对此不无效法。由此可见，他的这“八本”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讲堂录》比较注重务实学风，例如“谨言慎行即是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甚至“练达世情皆学问，应世接物之道大难，吾人所研究者也”等等。
曾国藩有这样的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经无把握，焉能闻道？”曾国藩一生都在坚持读书，这从侧面体现了他对自己行为和人生道路选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高度的自觉性与坚定性，读书是激励他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达到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源泉。
曾国藩学养深厚，鲜有人比，许多为官之人，尤其是那些不喜欢读书的官人，总是一门心思想权术与欲望，但不知不读书只会固步自封，在权力与欲望间，稍有不慎，可能就会作茧自缚。在纷繁复杂的宦海中，曾国藩以超绝之智，游刃有余。这与他一生坚持读书、不断思考与总结有极大关系。
6.言传身教皆有之
曾国藩不仅自己把读书当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在家庭教育中，提到“愿代代有读书种子”，他对待子女读书问题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他的教子方法卓有成效，并且影响深远。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今朝如何位高权重、风光无限，如果不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下一代就难免会流荡沟壑，因此，官宦子弟应该杜绝骄奢无礼，要懂得修身养性。他认为，子女都有成为千里马的可能，而能否使潜在的千里马变成现实，关键在于家庭教育。
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为此，他严于教子，把培养子女们自立自强作为家庭兴衰的“可大可久之规”。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
曾国藩教子，讲求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因此，他经常给家人做示范，让大家铭记在心。他的示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生活上示范
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居官30年，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泽》中，他这样写道：“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这样写道：“俭之一字，弟言时时用功，极慰极慰。然此事殊不容易，由既奢之后而返之于俭，若登天然。即如雇夫赴县，昔年仅轿夫二名，挑夫一名，今已增至十余名。欲挽回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况挽至三四名乎？”在这篇家训中，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
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四日，他在信中写道：“弟为余料理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食：曾国藩在生活上自奉节俭，虽身为将相，却如寒素之家。他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因此，当时人们称他为“一品宰相”。
任两江总督时，曾国藩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特备盛宴款待他，山珍海味罗列满桌，而曾国藩仅仅只吃了他面前所摆设的几道菜，对于其他的菜，他丝毫未动。宴后，他感叹道：“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他的示范给后代做了很好的榜样。
衣：曾国藩秉性节俭，平时穿衣比较简朴，他曾经做过一件天青缎马褂，只有在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下，在家时从不轻易穿上，因此，虽在家放置几十年，却仍然如新衣一般。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由此可见他在生活上的节俭。
住：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其弟曾国荃以家中人口逐渐增多为由，又另建了一栋新屋，费资三千余贯。曾国藩听说后很不高兴，他写信责怪弟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其中所见至为深刻，也即曾国藩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之意，其中意味深长。
曾国藩认为，乱世居家，不可过于张扬。大手大脚、大操大办地建造宏丽的房屋，会招来祸患，超出一般人的居住水平就违背了勤俭持家的宗旨，这也体现了他明哲保身、力求俭朴的思想。
（2）在工作上示范
对待工作，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不断地工作，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
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3）在读书上示范
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是否能身体力行，是否可以从严要求自己。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
他酷爱读书，读书之勤无人能及，世所罕见。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看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购二十三史后，其父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补，尔能圈点一篇，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奉其父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累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11.做字：早饭后，做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的自课十二条自订立起终身坚持，后来他曾手抄此“功课”，让他的子弟们“效法”。
（4）在修养上示范
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曾国藩均有极大的成功，这些都得力于他的修养功夫，因此时人称之为“圣相”，实非偶然。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5）在孝友上示范
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至于笃爱兄弟，更是始终不渝。
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把孝友二字作为使家势经久不衰的法宝，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这样写道：“吾细思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他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友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6）在清廉上示范
后人读书做官，做官发财，几乎不可分割。但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羞可恨的事情，他这样的做法想法难能可贵。
曾国藩最重要的人生志向就是，做官不是为了发财，更不应该留下钱财给子孙后代，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须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曾国藩之女崇德老人曾这样说：“文正公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姊时，犹谨遵遗法。忠襄公（曾国荃）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够用，因再赠四百金。”如此清廉的总督，真是罕见。
曾国藩手制《家范》，内容并不复杂，也没有任何高深之处，然而却有说不尽的滋味，能够流传后世并影响深远。曾国藩一生崇尚朴实，不尚高谈阔论，认为“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这样的见识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他持家育人，不但躬行实践，身体力行，还要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他率先垂范的教子之道深深赢得了家人的敬服，家人都以他为榜样，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忍让，为营造一个和睦、俭朴的家族而严格要求自己。
7.耕读传家是立身之本
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家是国的最基本构成部分，能够治理好家庭的人，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中国历史上的贤能之士很多是善于治家之人。治家有一定的难度，也需要一定的能力，作为一个治家的楷模，曾国藩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横，多颐指气使，往往沉溺于享乐之中，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此很难有所作为。读书人家的子弟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
曾国藩的耕读之家风是源远流长的，曾门家教有许多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能上溯七代。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教，特别嘱咐曾国藩等人，只管专心读书，其他事情一概不要去考虑。父亲曾分别给应考的曾国藩、曾国荃、曾国华去信，告诉他们“临场揣摩墨卷，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此不可不知所戒也”。他甚至要求已在京做官的曾国藩，祖父去世后不必回归，家中一切不必挂牵，“嗣后尔写信，只教诸弟读书而已，不必别有议论也。”
对于子弟们在学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收获，曾麟书总是因势利导地给予鼓励。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其弟曾国华的文章大有进步，父亲便立即写信告诉曾国藩说：“读者专发愤，教者亦善于引导，可谓兄友弟恭，相与有成。”曾麟书要负担五个儿子读书所需费用，经济上并不十分充裕。但是，只要曾国藩兄弟专心于学，并且学有长进，父亲总会努力为他们创造条件，从不吝惜钱财。
曾麟书在督教曾国藩兄弟读书上很讲究方法，不重在求速效，而重在循循善诱，教之有常，学之有心。“教之有常，自然有效；学之有心，业必有成”。在他的晚年，曾国藩兄弟大都取得了功名，他把教导孙辈和管理农事的责任继续担当起来，“仍杜门不出；课孙子，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曾国藩接触的是长辈勤俭素朴的生活，以及礼仪廉耻、忠君爱国之类的教诲，这样的家世使曾国藩从小就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他认为读书要有收获，有长进，首先贵在于立志，贵在于有恒。他说：“有志进取，亦是圣贤”；有了志向，才能读好书，才能做到“代圣贤之言，孝弟之心，仁义之理，皆能透彻”。自识字起，直到生命终止的前一天，他都无时无刻不以学习为事业的攀登点，他对子弟也是这样要求的。
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在民国时所写的追忆父亲的回忆录，字体端庄秀美，让人赞叹不已，这一手好字，足以显示曾家耕读风范的泽流。
同治四年（1865）五月二十六日，曾国荃的长子曾纪瑞县学考试取得第一名，曾国藩得知此事，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教导兄弟子侄读书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给弟弟写信说道：“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其中体现了曾国藩对家族的期望，不是出富贵之才，而是出读书之才。
曾国藩家风以耕读为特征，因此，在固守业农世家的同时，他强调读书的重要性。曾国藩的子侄们自幼就受到曾国藩反复训导。对于读书的作用，曾国藩告诉子侄们，除了生存所需之外，读书更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你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你身体向来轻薄之弊正是一路毛病。你当用油纸摹颜真卿的《郭家庙》、柳公权的《琅琊碑》、《元（玄）秘塔》，以医治你的这种毛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则字质太薄，即体质亦因之更轻矣。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曾国藩告诉长子曾纪泽，读书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变化人的气质，但是只有立志读书，才可以实现这一变化。人生短暂，如果从小不立志读书，老大就会后悔莫及。他反复嘱咐曾纪泽：“你今未满二十，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读书应该惜时如金，应当珍惜这优越的家庭环境，趁年轻的时候，勤奋读书，为将来的发展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曾国藩认为，读书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也可以进德、卫身，还可以陶冶性情，从书中领略古人的诗文韵味是一种享受。他对儿子纪泽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此处可见曾国藩的读书之乐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境界。曾国藩十分推崇的张英、张廷玉的父子宰相家训中说，书卷乃养心妙物。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
太平天国战事兴起后，曾国藩成为湘军统帅，与太平军鏖战。几位弟弟都想借此时机一显身手。由于个人资质和努力程度有限，他们通过科举正途升官晋爵的希望非常渺茫，而这几个人又不甘心终生当个农民，所以争先恐后想钻到军营里。曾国藩认为家中不可无人操持，因此多次劝告弟弟们回家，可是无人听从。后来他借曾国潢在军中的一次失误，说他不适合从军，硬是把他赶回了家中，让他全力主持家政，教导子侄读书。曾国潢开始时不服气，后来渐渐明白，也就没有怨言了。
在曾国藩的家信中，内容最多的就是督导子侄读书。在子侄辈年幼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几个弟弟身上，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督促他们读书向上，切勿放任自流。从言传到身教，他都亲力亲为。当几位弟弟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子侄辈的培养上，他经常写信给家中管事的曾国潢，告诉他一定要注重子女读书。
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家中读书事，弟弟也应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侄儿，皆须读书，令晓文理，在乡能起稿，在外能写信，庶不失大家子弟风范。若不能此二者，则是为父母者之过，即余为伯者亦与有责焉，弟不可太疏也。”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孝友精神，曾国藩就是这个模范家庭的表率。
曾国藩从军打仗时，无论多么忙，无论在何种状态下，他都不会忘记敦促子弟读书，即使在军事紧急的状况中，他都能毫不耽误地把儿子的学业《闻人赋》圈批发还，而且还不忘夸赞、鼓励儿子说“能抗心希古，大慰余怀。”
为了让曾家能代代有读书种子，曾国藩费尽心血。他教导其弟、其子、其侄的家信不绝于缕，同时，他还费心费力地给子弟择师、择地、择书。曾国荃与他同在京城时，曾国藩给他规定课程，日日督促他学习，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儿子在他身边时，他也总是悉心教导，费尽苦心。
曾国藩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无论是从科目的选择上，还是在课程表的制定上，他都细细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在曾国藩的耳提面命、悉心教导之下，他的子女们都走上了成材之路，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次子曾纪鸿精研数学，并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曾广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中有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曾家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耕读”为本，这是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的一贯主张，他既希望曾家后人兴旺发达，又时刻忧虑他们养尊处优、沾染坏习气。因而他反复指出，应该坚持把“耕读”作为立家之本，他的这一思想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曾家子弟能有所成就，与曾家教导子孙读书有很大关系。曾家这种耕读风气世代相传，曾家后人中才出现了很多卓有成就者。
8.莫存代代做官之想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传统社会中，人是有身份差别的，官与民地位悬殊，做官成为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而曾国藩却教育子女不要把做官作为自己的梦想。
古代父子宰相、相门世家有许多，豪门望族，家世显赫，很让人羡慕。因为在中国古代，官与权、势、财总是联在一起的，可以说，做了官就拥有了一切。在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中，士（为官）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穷不跟富斗，富不和官斗”的俗语从侧面反映了为“官”的优越性。
但是，做官的危险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为的官员也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干的大臣往往要冒杀头的危险，有些还招致“灭族”重刑。为了在这复杂险恶的官场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场中便出现了一套“从龙术”，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祸害的技巧。曾国藩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深知其中的缘由，在家庭教育中，他并不提倡代代做官的梦想。
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举例说，苏东坡才华横溢，可称为一个奇才，但是却屡次遭贬，因为他不精通险恶官场中的“潜规矩”，结果犯了三大忌，使满腹的才华无处发挥。
曾国藩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翰林，又从军、做官。很多人可能对此羡慕不已，但是，他却告诉弟弟不必非走科举之途，又告诉儿子，不可从军、不必做官。
曾国藩的妹夫家境困难，道光二十四年（1844），妹夫王待聘来京请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冀得一官以养家”。曾国藩觉得“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婉言苦劝妹夫居乡勤俭守旧，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对于曾国藩的苦劝，王待聘心悦诚服，最后放弃了在京做官的念头。
曾国藩从一农家子弟逐步当上侍郎、朝廷考官、地方巡抚、总督等大官，在好多人眼里，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劝告家人说，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场中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人心险恶，治政治世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一生为官的曾国藩反对让子孙做官。古时候有这样的说法：“朝廷有人好做官”，但如果朝中没有靠山，则只有全靠自己去苦苦经营，为此，有时便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稍不留心，自己就会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还会累及亲人。
他在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这样说：“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曾国藩认为，官宦之家凭着有权有势，便少了顾忌多了优越感，这样说话做事便往往不太顾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会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经常会显示出高人一等、更胜一筹的做派。渐渐地，也就霸气逼人、盛气凌人、傲气欺人了，此时灾祸就会靠近，身家衰败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因此，他经常告诫家人平时应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些人可能并不在意你的家境优越，但却在乎你处处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有些人可能会容忍你一时表现出来的傲气，却不可能一直容忍下去。有傲慢的地方就有反对傲慢的情况出现，自己的每一次傲慢就相当于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结果可能就陷入了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当所有无法容忍你的人联合起来对抗你，就会使你输得一败涂地。
官宦之家的子弟一般都有养尊处优的优越感，因此，平时对待他人总是颐指气使、指手画脚。常言道：“言多必失”，有时候，即使自己说的话是正确的，或者自己说的话并没有恶意，但别人还是受不了。话多的人心中必有躁气，《周易》中就说过：“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菜根谭》中对于说话更是小心谨慎：“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虽然普通人家子弟，也会出现说话太多、傲气太盛的情况，但官宦之家子弟更常见，一旦惹出祸端，危害极大。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子孙的劝诫慎之又慎。
受曾国藩的影响，他的重要僚属彭玉麟就反复告诫其弟说：“曾帅尝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垂示于僚属。其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余得之，书绅铭座，藉以自警惕，时时以劝导同曹，亦望吾弟于听讼理案牍之时，刻刻凛之。”不仅如此，他还以曾国藩与李元度约法五章，即“戒浮、戒慊、戒温、戒反复、戒私”告诫其弟：“吾荣膺宰令，无所赠与，即借兹五约，用作官箴。”
彭玉麟认为，处于乱世，无论文官还是武官都很难做，做一个好文官更是艰难，但曾国藩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此，他平时处处以曾国藩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家人，对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方法，他领会得比较深刻，发挥得也很突出，他曾这样对其弟说：“湘乡亦从此出身，为湖南出色文人，弟能鉴于兵戈扰攘之世，以治虐救民为念者，不当于武事藐视之，拼命报国即在此，练胆安民亦在此。”
曾国藩自从出仕为官，直到撒手人寰，一直希望子孙后代“做士民之想”，即不要谋求做官之梦，要做一个有知识有专长的人。富厚堂修成后，曾国藩虽责其奢华，认为无可补救，也不能拆毁。但他又觉得这是一个树立以士民为“代代作想”的好时机，因此，他将最重要的部分用做书楼，把它作为富厚堂的精神中心。
在给弟弟及儿子的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不要在富厚堂门外挂“侯府”、“相府”字样的匾。他认为，如果挂这样的匾，曾家人自然就会产生优越感，就会忘乎所以，就会“一代即败”。因此，他要求家人最好不要挂匾，或者只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他承认自己受过太保之类加衔，这是有才学的荣誉之衔，用来提示子孙不要以做权官为荣，而要以做有学问的人为荣。
为了给子孙后代树立一个“士民”的榜样，他简直是费尽了苦心，他举出清代三个家庭的故事，常常在羡慕之余，认为自己实在可望而不可及。这三家分别是高邮王氏、桐城张氏和宣城梅氏。他说：“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地。就其最善教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共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
这三大家确实是清代很有成就的诗书之家，他们教子有方，重视学习。桐城张英、张廷玉，不仅父子宰相，而且也是诗书门第之家，其教子方面的成就令康熙、雍正也赞叹不已。曾国藩将张英的《聪训斋语》当作座右铭，并且亲自向儿子纪泽等讲解此书。
高邮王氏也是士民之家，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曾经担任吏部尚书，他很重视家庭教育，王念孙8岁时已经把《十三经》以及一些历史典籍读完。乾隆皇帝南巡时，乾隆帝赐王念孙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王念孙中进士。后历任御史、给事中。嘉庆四年（1799），仁宗亲政，玉念孙首先弹劾大学士和珅，上书援引经义，使仁宗大动心绪。同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嘉庆六年，督办河工。王念孙不仅学富五车，而且精通水利，在工部做官时，他著《导河议》上下篇。在奉命修撰《河源纪略》时，王念孙全力批驳他人的错误看法，确定河源，并撰写了《辨伪》，记录于《河源纪略》中。罢官后，他专研于写书，著有《读书杂志》。
安徽梅氏也是曾国藩意欲取法的一个士民家庭。梅文鼎是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在年幼时，他就跟随父亲与老师观测天象，了解了天体运行情况，也逐渐迷上了天文历法。在数学方面，他深入研究当时很流行的中国古代数学，还介绍欧洲的数学，他著的《几何补编》四卷，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向。他一生著述达八十多种，富于科学价值。代表作有《梅氏百算全书》、《古今历法通考》等，他做学问很勤奋，让人佩服不已。
可以看出，曾国藩不提倡做官之想，而积极树立“士民”形象。也许是他对科技不够通达，反而因此对梅氏格外看重。后来他说不懂天文历法是“三大耻”之一，并让纪鸿学习，也是受了梅氏的影响。在曾国藩眼中，诗、书之泽即惠及当代、惠及子孙、惠及后人的功德之事，所以称为“泽”，他所说的诗书，包含了科技发明创造，如梅氏就是如此。因为这些“真本事”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消失，是人类文明共享的成果。
曾国藩出身翰林，身为大学士，又是军官。但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战场，他都战战兢兢、非常谨慎。他曾经戏称左宗棠：“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相左。”左宗棠回他一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又何曾？”这句话是曾国藩领兵打仗的真实写照。官场人心叵测，疆场瞬息万变，因此，他告诫儿子纪泽、纪鸿不可做官、不可从军。
因此，曾国藩对儿子们说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并且不仅不主张子女做官为宦，甚至也不主张子女以居官为荣为幸。
9.以和持家，和顺致祥
曾国藩曾经说过“家和则百福生”。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道”，“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正所谓“家和万事兴”，没有和谐，就不能和衷共济，即使家庭再兴旺也终归会走向败落。
在实践中，“和”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一种目的、手段；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配合才可以达到平衡，就叫做“和”。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9人，作为长子，曾国藩非常关心兄弟，经常问候、勉励、劝诫兄弟。
在勉励弟弟重视孝悌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兼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兼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认为，亲人之间应当和气、坦诚、忍让，在相互关怀帮助、相互砥砺的基础上，家庭才可以不断走向完善，家人相互协调，家业兴旺。
兄弟因未能考中科名而放弃学业，他循循善诱，不断勉励兄弟，督促兄弟继续努力。他对待兄弟竭力爱护，从不姑息纵容。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他常常以身作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家族的利益为重。他常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百忙之中，曾国藩总不忘记写信教导诸弟踏踏实实做人，督促他们读书学习，提醒他们重视孝友耕读，力求绵延世泽。
长沙军事失利时，曾国藩意气受挫，他灰心丧气，整日郁郁寡欢。父亲写信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父亲的勉励下，他鼓起勇气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如实禀报湘军与太平天国的作战情况。他把幕僚写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从而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转为积极，将“败不馁”的气魄显示了出来。皇上看完，对于曾国藩的战败情况没有生气，反而鼓励他再战。曾国藩对父亲的教诲，即使到了自己成为沙场名将封疆大吏时也没有丝毫怠慢和不虚心。
曾国藩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孝敬父母，不仅仅要停留在饮食供奉上，还要对父母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旨意。曾国藩夫妇侍奉父母，均以得欢心为本，一家人其乐融融，上下欢愉，一团和气。
曾国藩的以“和”治家的思想，在治军上体现为全军上下精诚团结。他说：“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危难之中，当时曾国藩部队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便截留了供应给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5万两，并且得到了朝廷的允准。
曾国藩立即写信给沈葆桢，信中没有流露出不满情绪，而是用极尽委婉的商量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还能以“和”来处理问题，由此可见他的胸怀与修养。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说：家和则福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即曾国潢，字澄侯；曾国华，字温甫；曾国荃，字沅浦；曾国葆，字事恒。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金陵围，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对曾国荃尤为特别关心，给他写的家书也最多。曾国荃排行第九，故称九弟，军中呼为九帅。他才大志大魄力大，但是却有些傲气，曾国藩经常提醒他戒除这种坏习惯；曾国荃喜发牢骚，曾国藩又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要求他戒除；曾国荃作战过于猛进，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戒之；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
有弟如此，不愧为兄；有兄如此，弟之幸运。因为兄弟相见以诚，合作到底，故能成“大功”，立“大业”。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曾国藩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他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因此曾国藩对待兄弟也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对他们多方爱护、教诲，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他甚至有如此的“终身大规划”：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平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曾国藩对四个弟弟爱护备至，他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惟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弟弟们也对他非常尊敬，对他的教导铭记于心，兄弟间关爱互助。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他自己不能回家亲自照顾父母，但经常写信问候，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
曾国藩孝敬父母，同自己的几个兄弟们友爱有加，这些都给他的子女起到了垂范的作用。曾国藩教子“爱之以其道”。亲人之间坦诚相待，相互帮助，“和气致祥，自有可昌盛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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