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概论》一开始并没有选择王朝闻当主编，而是想请张光年的。后来张光年同志建议周扬推荐王朝闻当主编，王朝闻才由原来的副主编升为主编。这其中的过程是比较曲折复杂的。当周扬找王朝闻谈话时，王朝闻其实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喜悦。在他看来，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使得他有些措手不及，思想准备不足的他一时半会很难做出选择。加上自己对编写教材本身就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一开始并没有马上答应周扬。周扬并没有气馁，之后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找王朝闻谈话，说国内过去没有自己编写过美学教材，虽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相反这也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王朝闻思考再三，最终还是听从周扬的建议，干起了主编的工作。
从建国后到编写《美学原理》之前，有关美学的学术活动就是屈指可数的两个。第一个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另一个是美学大讨论期间成立的美学小组的讨论活动。可以说，美学在我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很多关于美学的工作都处于起步阶段。但让王朝闻欣慰的是，编写组的同志非常团结。编写班子总共20来号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同志。他们虽然年轻，但都很吃得起苦，对工作一丝不苟，任劳任怨。王朝闻在自述中曾说，周扬提出编撰人员要符合两个标准：一是比较年轻、思想活跃，善于发现问题，独立思考提出见地者；二是具有关于美学的历史和理论的专业知识者。在编写教材过程中，老中青三代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老一辈的美学家如王朝闻、朱光潜、宗白华不仅为编写这本教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还发挥他们的个人魅力，起到了传帮带的作用，以其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培养和熏陶了一大批颇有前途的中青年学者。中青年学者虽然在学术造诣上远不及他们的前辈，但他们也通过自己勤勤恳恳的努力，为编写教材贡献了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从中也受益匪浅：他们从美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深入而细致的钻研和写作等各个不同的环节掌握了不少知识和研究方法，显著提高了自身的知识涵养和美学研究水平，为今后个人的学术研究打下了非常夯实的理论实践基础。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世涛先生在《一本教科书与一个学科的奠基——〈美学概论〉编写活动的学术意义》一文中这样论述道：“比如李泽厚先生在美学大讨论中崭露头角，成为公认的一派，教材组在讨论、确定美的定义时，吸收了他的许多看法，还让他承担了搜集与整理西方现当代美学资料的工作；让于民先生在宗白华先生的指导下，从事中国古典美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刘宁先生从苏联留学回来，又有教学的经历，就让他整理苏联当代美学讨论的资料，并让他参加了教材的最后定稿；李醒尘先生原来是朱光潜先生的助教，在朱先生指导下从事西方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编写组除负责资料工作外，还承担了选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的任务。参加教材编写的其他成员也都承担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后来，参加过教材编写工作的学者，在‘文革’后大都重新以美学为业，成为中国美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杨辛、马奇和周来祥先生的美学基本原理研究，李泽厚、刘纲纪和于民等先生的中国美学研究，马奇、李醒尘和朱狄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李泽厚和刘纲纪先生的实践论美学研究，都是‘文革’后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朝闻在编写组中提出：鉴于当前我国美学研究的现状，这本教材不可能是现成结论的汇总。编写组的研究工作应从资料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埋头苦干、逐步推进，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美学体系。对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要注意接受它们的启迪，但是不需要以别人的判断代替自己的研究。特别是那些在学术界尚存争议的论题，既要了解各方论点，又要持从零开始、实事求是寻求答案的态度。不可强不知以为知，或者简单套用国内外某一家的现成结论。
在王朝闻的严格要求下，编写组本着尊重学术和尊重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本精神，以认真、严谨、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一切学术问题。在对于一些尚存争议的学术问题上，更是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虽然在这本教材编写的时候，全国上下各类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也史无前例地达到了最低谷。有些学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认为，当时追求政治上的正确和思想上的进步几乎成为学术无意识。在这种特殊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编写组依旧将编著教材的工作主要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来对待。这样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希望克服时代背景的局限，试图将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点，尽最大可能保持这项工作的相对独立性。王朝闻在《自述》中也说道：“在班子内部采取激化学术观点的方法，反复挑起对于学术问题的争论。注意不轻易肯定或否定某一方面的见解，而是通过激烈的争论，使研究得以深入并最终取得共识。如果一时得不出结论，可以把问题暂时挂起来，大家分头准备，在新的会议上再次展开争鸣。”
若从写作体例的角度来分析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就可以发现编者的编写结构呈现出非常严密的体系性，即“编者从一种哲学起点出发，按照逻辑和历史统一的原则推演出美学的系列问题和范畴概念。细查文本，该书的体系构造和逻辑行程如下：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社会实践可以分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人与自然、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的斗争中，产生了美、崇高、悲剧、喜剧等审美范畴，逻辑严密，体系完整。也就是说，该书不是介绍前人的美学思想，而是致力于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在对美学问题的解决中提出新的观点。”
王朝闻忙于《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加上编写组设在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招待所，离市区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王朝闻平时一个礼拜只能回家一次，多数时间是和编写组的工作人员待在一起的。因为经常能和主编见面，编写组的年轻人一有问题就跑过来和他切磋交流。在王朝闻的记忆中，编写组内一个最年轻的大学生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因为每次只要他们组织搞活动看电影，他都要和王朝闻坐在一起，以便能从王朝闻口中听取他的观感，给他创作的启示。因为编写的是教材，每次写作提纲出来以后，王朝闻都会要求每一章节的负责人分头到高等院校去试讲，从实战经验中获得学生和老师们的反馈意见。王朝闻自己也亲身实践，在北大、人大、中戏等多所高等院校讲授艺术欣赏问题。
综上所述，编写《美学概论》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项奠基性工作，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该书的主编，王朝闻起到了总揽全局的重要作用。追溯这段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术史，对于研究王朝闻的美学思想以及他在美学教材和编写活动上的学术意义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回顾过去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追忆，更是对历史的一种深刻的反思。而这当中更为重要的是，王朝闻希冀更好地审视自己编写工作的具体价值，发现当时美学研究领域的价值与局限，为后人抛砖引玉，以促进美学更加合理、更加理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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