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秋

    程先生的艺术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他的艺术是我国戏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应该认真总结、继承发扬。这里，我所要写的是同他的艺术成就密切相关的一些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学习的事情。

    大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戏曲演员都曾有过一段艰苦学艺的经历，在苦难的旧社会中，艺人为生计而劳碌奔走，这原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初学技艺的青少年，在他学艺的过程里，不可避免地要尝受到为金钱所制约的世态炎凉的咸酸苦辣。据我所知，程先生幼年学艺，是“写字”从师的，“写字”是带有契约形式的卖身性质，写了字，学艺唱戏，处处要受师父的管束，学生要在规定的年限内，用自己唱戏挣来的血汗钱偿还学费，而往往所付的代价要远远超过了应付的数额，这就是说，师父的艺术是作为一种商品来高价出售的，并且是超经济的。我也是“写字”从师的，这里面的苦楚我深有体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要把自己的艺术当作商品出售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把技艺的传授看成是自己神圣的职责，为了艺术长河的川流不息，他们可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金钱利益，甚至自己还要付出很高的劳动代价去培养后进，程砚秋先生向我传授程派代表剧目时的一段经历便是这样。虽然事隔四十年，但这段经历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那是一九四一年，我刚刚二十一岁时的事情。

    那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北京城的街道上车马敛迹，路人依稀，这样的天气谁不愿意坐在家里围炉取暖呢！那年，我离开了马连良先生的扶风社，准备自己挑班，组织谦和社。艺术上的进取心像团烈火伴随着我，使我忘却了风雪的侵扰，在外面为组班的事求师访友、四处奔走。那天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寒风阵阵、雪飘不止，母亲的心时刻牵挂着在外面劳碌奔忙的我。

    突然，外面传来敲门声，母亲以为是我回来了，赶忙开门一看，却是一位修长身材的中年男子，半旧的黑棉袍上披上了一层银色，清秀的眉目间挂着冰霜。我母亲一时认不清是谁，就客气地问：“您找谁？”来客回答：“我找君秋，我是程砚秋。”母亲这才认出是程先生，忙把程先生让进屋里坐。

    程先生见我不在家，就把来意对我母亲谈了，他说：“君秋的艺术，无论台上的功夫，还是台下的人缘，都已经够独自挑班的条件了。过去既在马（连良）先生的扶风社挂二牌，现在就不要再给别人挂二牌了，应该自己挑班，发挥自己的特长。听说君秋要独自挑班，我以为这是对的。挑班得有青衣主演的本戏，不能光演同老生配对的戏了。”说到这里，程先生就开始认真地同我母亲为我盘算着未来的演出剧目，他说：“这几天，我给他想了几出戏，我听说侯喜瑞、姜妙香、张春彦等先生要同他合作，我就想到我演出的《红拂传》，这个戏，唱工吃重，有歌有舞，很适合君秋演，侯、姜、张三位都是原排，这是很好的条件，里面的唱，做，我来给他说说，他就能演了。还有一些戏，君秋演过单折，像《牧羊圈》、《六月雪》，这些戏的一头一尾，我都可以给他说，像《牧羊圈》，前面加上“牧羊山”，后面加上“团圆”，就有了全本的《硃痕记》了。《六月雪》也如是。这些戏，在君秋来讲，学会都是挺方便的。君秋回来，请您转告他，让他到我家去，我给他说戏。”说完，就要起身告辞，母亲见外面雪大，再三挽留，请程先生多坐会儿，程先生笑着说：“不碍事的，改日再来。”临走又再三关照，要我到他家去。母亲把程先生送到大门外，直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雪花飘舞之中。

    每当我同朋友们、同青年演员同志们谈到程先生的艺术时，我首先就要谈到上述这件永远难忘的事情。我谈这件事情，不仅是出于对程先生一片真情的感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生动地表明了程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具备的提掖后进的高尚品德，这种高尚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要知道，旧社会的艺术竞争是很激烈的，大凡名流的艺术，若不是本门子弟，不肯轻易传授，我同程先生不是正式的师徒关系，也没有沾亲带故，程先生比我年长十六岁，正值艺术的鼎盛时期，我是后学者。我筹组谦和社正是为了艺术上的进取，在这种情况下，程先生竟主动慷慨地登门赐教，这在“艺不轻传”的旧社会艺坛中，确实是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即使在今天，还能看到一些将艺术据为私有的现象，诸如“我的戏别人不能演”，“我的学生不许演别人的戏”等等。相比之下，程先生在旧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就更显得高尚了。

    旧社会学戏有所谓“偷戏”之说。提起“偷戏”，我想起了一段梨园旧事。程先生的艺术也曾有人偷学过，据讲，程先生在台上演戏，如发现有人“偷戏”，他在台上的动作就要做些改变，但他怎么变都来得精彩，一个《青霜剑》的开门动作，演三次三个样，都能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是怎么走的身段，你硬要在台上演，不是演走了样，就是把线尾子弄乱，当场出彩。这样的事情是有过的，程先生对我也是毫不讳言的。但是，这里我应郑重地说明，那是程先生对付一些视艺术为玩物的“戏混子”的一种特殊的方法。程先生最反对的是那些将他的艺术加以歪曲，供小姐、姨太太取乐的低级表演。而有些“戏混子”就是靠偷的方法去学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程派”艺术，然后豢养一些歌女、妓女加以歪曲，供人玩乐。对待这样的低级无聊作风，程先生就只好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加以对付。这件事当然不能同当时存在的保守现象相提并论，相反，这恰恰反映出程先生严肃认真、疾恶如仇的艺术态度。对待旁门邪道，程先生是冷若冰霜；对于渴求艺术进取者，程先生则是暖如春风，这点我在向程先生学戏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程先生家的大厅里，程先生给我说戏比他自己演戏还要累，他教我《牧羊山》中一个“屁股坐子”的身段，为了让我很好地掌握要领，就不厌其烦地反复为我做示范，我在谦和社演出的全部《硃痕记》，不仅得到了程先生的认真传授，连演出时用的道具也是程先生的，我每演一次《硃痕记》都要到程家去拉一次道具，如戏中使用的磨盘、鞭子、羊形、斗、簸箕等等。这些事例充分地表明，程先生对艺术的态度根本不是保守的。

    程先生说戏，同当时较为普遍的一招一式不准走样的方法迥然两样，他有独到的见解。他教我《红拂传》、《窦娥冤》等剧的演唱时对我讲过：“君秋，我给你说腔，把唱法、气口都教给你，你要用你的嗓子去唱，我的演唱是根据我的条件去唱的，我还希望有你的嗓音条件呢！”又对我说：“我最不喜欢那些死学我的人，他们哪儿是在学我，分明是在糟践我！”他教我表演也如是，他说：“我的存腿你不要学，那是因为我个子高，所以才存腿走路，你的个子合适，存腿走路反而不好。”这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觉得，我从程先生那里，不仅学到了程派的艺术，而且也懂得了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使得学来的艺术化为己有。我在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演出的剧目中，有不少是借鉴了程派演唱的特点，但我没有硬搬过来，而是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特点，这同程先生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值得提及的是，程先生在他自己的艺术黄金时代里，不仅诲人不倦，而且仍在不断地锤炼、提高自己的艺术。对此我也是身临其境、亲眼目睹过的。

    那时候，我经常到王瑶卿先生家中求教，在王家，又经常同程先生碰到一起。王先生家里，生、旦、净、末、丑各行都有登门求教者，在那里，即使不是王先生亲自给你说戏，只要用心听取王先生给别人说戏，或是听他同在座诸朋海阔天空地谈艺说技、谈笑之间，便有收益。这中间，我看到程先生总是正襟危坐、用心潜听的。午夜将临，座客逐渐散了，程先生和我却经常留在那里。这时，王先生的精神却丝毫未减，兴致勃勃地又和我们谈戏，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记得在程先生排演名剧《锁麟囊》时，程先生常就此剧的表演、唱腔等问题向王先生请教，而请教的时间大多是在午夜客散之后，所以我就有幸能亲眼目睹王、程二位切磋演唱艺术的创作过程。《锁麟囊》一剧是程派演唱艺术的杰出代表作，唱腔上有许多独到的破格创新，这些创新实践对我以后的创作是大有启发的，从中我领悟到，若要创新，需得广博地掌握传统艺术，而在掌握广博的传统艺术之后，又得跳出传统的局限，把传统的演唱技巧拿来为自己所表现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所用。程先生创腔有句名言：“守成法而不拘于成法”，这是京剧唱腔创作应该遵循的重要法则。

    我同程先生常常在王家坐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从大马神庙王家出来，一直往虎坊桥的十字路走去。我们一边走，一边高兴地交谈着当天晚上的收获。尽管天气冷，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没闲着，我们是跑着圆场走路的。往往走到虎坊桥的大转盘路口，竟浑身是汗，这时我们才分手各自归家。

    在我以后的艺术实践中，始终没有间断过向程先生请教。程先生隐居青龙桥时，我曾专程去那里拜望，谈话间，我深深感到，当时的程先生虽然谢绝舞台生活，但他对艺术的关心依然是一片热忱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程先生更是全身心地投到了戏曲改革的事业中来。我演的《望江亭》《珍妃》等剧都受到过程先生的热心关切。记得是在一九五七年冬，程先生此时的工作有了一点空闲，他就要看看我创作的剧目，一天，我演《珍妃》，程先生看了我的演出，演出结束，他到后台看我，高兴地向我祝贺，对我说：“你编了这么多的新腔，难为你怎么记得住呀！”又说：“你的《望江亭》我还没看呢，什么时候演告诉我，我来看戏。”后来，我演《望江亭》时，事先给程先生送了票，但演出时，却没看到程先生来，当时我还以为是临时有什么事耽误了，没想到，正是那一天，程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住了医院，不久，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望江亭》一剧，程先生未能看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憾事！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