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茹

    每当我拿起笔来要写点东西的时候，常常要回想起我童年时代给予我知识和技艺的母校——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我对它十分怀念，我对教导过我的师长们——程砚秋、焦菊隐、金仲荪和其他许多教师们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

    那个时候，要学戏只有进科班，或当“手把徒弟”。女孩子学戏就更困难了，科班是不收女孩子的，只有写给私人拜师，才能学戏。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当时被认为是一座“邪门歪道”的学校。那时，唱戏的不供祖师爷，不拜师，不磕头，简直是大逆不道。戏曲学校不仅废除了迷信、残酷的体罚，同时还安排了大量的时间，让同学们学习文化。同学们每天除了毯子功、把子功、喊嗓、调嗓、台步等基本功外，还有四节学戏，排戏课、四节文化课。文化课有语文、古文、历史、地理、美术、算术、音乐、音韵以及英文、法文，后来又加上日文等课程。文化课的课程安排比一般初中的课程都要繁重。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小（我当时只有八岁，大一点的同学也不过十一二岁），感到很吃力，跟不上。但许多同学对《长恨歌》、《桃花源记》、《孔雀东南飞》等古诗文，还背诵的滚瓜烂熟，朗朗读书声，处处可闻。文化课为我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一位女同学白玉薇，不仅能说得一口好英语，还能写很好的英文作业。男同学张金樑能说得一口很不错的日文。费玉策同学在学校时就已经开始写文章，投往报社。能书善画的同学也很不少。由于“七七事变”，学校经费来源有了困难，只得依靠增加学生的演出来贴补收入，文化课也就减少了。如果不是这种状况的话，我相信她会培养出更多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京剧演员。

    程砚秋先生及其他老一辈的艺术家，深切地感到文化不足的苦恼，从而他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文化。程先生自己就向罗瘿公先生请教读书、写字、绘画，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地学习着。程先生是戏曲音乐研究院的院长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董会成员，并聘请了焦菊隐先生担任戏曲专科学校的校长（后期校长是金仲荪先生）。从一九三〇年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诞生开始，程砚秋先生十分关怀这所新型的培养京剧人才的学校，他经常到学校来给学生们讲课、教戏。他向同学们说：“不是为了混饭吃而唱戏，不是供人取笑而唱戏。唱戏的重要品格，是要教化听戏的。”他努力教育学生，要懂得怎样来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以及做一个演员的职责。此外，程先生还约请了对戏曲深有造诣的齐如山、俞振飞、曹心泉诸先生来校讲课，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程先生对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学生的期望和要求。

    程砚秋先生沉默寡言，性情温和，看起来似乎有些拘谨，但他的内心却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他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宁折不弯，十分耿直。他对待艺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也是以这种准则来要求我们的。抗战期间，程先生不甘受日伪鹰犬的屈辱，毅然放弃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京剧事业，隐居京郊，务农为业。这种高尚的情操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三十年代，尽管京剧十分盛行，已经达到了“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全盛时期，但从某些人的眼睛里还不时会投来一瞥蔑视的目光，撇着嘴说声“唱戏的”或者“戏子”。在那吃人的社会中，唱戏的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艺人是被摧残、被践踏的。程先生对此深恶痛绝，愤懑之极。他幻想着我们这批学生将来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在校时，文化课的教师经常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文化，毕业时要达到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即或不能唱戏也还可以投考普通大学。当然我们这批孩子的家庭出身都是比较清苦的（其中小戏迷也不乏其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能有条件上大学也就不来学戏了。但由此也可看出程先生、焦先生、金先生立志改革社会的雄心大志。

    程砚秋先生虽然具有这种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但在黑暗的旧中国，他的理想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学生被讥为“鞠躬学出来的”，是“供孙中山的”，要么就说我们的戏“不通大路”（不够标准）。因为我们不供祖师爷，就不算是梨园子弟，不算唱戏的。其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是得到当时许多艺术家和先辈的支持的，就以旦角的老师来说，青衣是律佩芳、吴富琴；花旦是郭际湘（水仙花）、王蕙芳、诸如香；武旦是阎岚秋（九阵风）、张善亭（十阵风）等老教师，校外教师还有王瑶卿、荀慧生、杨小楼、尚和玉、马连良等艺术家们。他们都选择自己拿手的而又对学生大有启蒙的戏来教，如《梅玉配》、《雁门关》、《长坂坡》、《连环套》、《四平山》、《清官册》、《清风亭》等传统剧目。教师中还有其他名家如蔡荣贵、张连福、李洪春、丁永利、郭春山等，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在这些名家的严格训练下，为什么还会产生“不通大路”之讥呢？这正是由于程、焦等先生勇于革新、解放思想，对演出剧目进行去芜存菁所招致的。比如《汾河湾》，柳迎春唤出薛丁山，叫他去汾河湾打雁，母子糊口。按照旧本，薛丁山说：“孩儿不去了。”柳迎春问：“儿为何不去？”丁山说：“昨晚孩儿偶得一梦，甚是不祥，故而不去了。”程砚秋先生则把这句迷信的话删除了，改为“孩儿今日身体不爽，不愿去了”。下面薛仁贵射杀猛虎，误伤薛丁山，按旧本子，这只虎是白虎星下凡，把薛丁山背走学艺去了，程先生也把它去掉了。虽然改动不大，却把一些迷信、荒诞的东西抹掉了，类似这种例子还是很多的。这体现了程先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革新，而这在五十年前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净化舞台方面，程先生也做了一些革新尝试。在后台废除了拜祖师爷、烧香磕头外，学生们不准嬉笑，不准大声喧哗，肃静地候场，犯了规矩要被申斥或挨手板，我因为爱笑场就挨过手板。在舞台上，不准饮场（喝水），不准用跪垫（即使演《玉堂春》，也不用跪垫）。不上检场人，剧中人相互搬椅或闭幕布置舞台。有些戏非上检场人搬道具不可，则让同学们穿上校服，上台搬布景或拉幕。乐队也是在舞台侧，用纱遮住，而且一定穿校服，以保持舞台上的严肃性。

    为了培养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巧，学音乐的同学，除了向汪子良老先生等学京剧音乐外，还请了一位郝先生教同学拉小提琴和学习民族器乐。演出中有时还让同学在换戏的间隔中演奏几支广东音乐的曲子，俾使学生能有舞台实践的机会，这在当时还很受观众的欢迎呢！赓金群同学（现在中国京剧院司鼓），不但擅长打鼓，还能指挥洋乐队。李金泉同学不仅擅长演老旦，还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唱腔设计者。这当然是他们自己刻苦钻研的成果，但与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习时受到多方面的培养也是有关系的。

    打破门户之见，全面吸收。在我们学校，曾有“无旦不学程”的美谈，就是说，只要是旦角，都是学程派的。确实，从思想到艺术，我们戏校同学受程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程先生在百忙之中，还要抽出时间，为我们说戏、排戏。比如《武家坡》的跑坡、进窑，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示范。有一些戏，如《碧玉簪》、《鸳鸯冢》、《玉狮坠》等，更是他亲自指点。程先生每周在中和园演两场戏，总是留出三个固定包厢，一个是程先生的母亲和程夫人果素瑛的座位，另外两个包厢留给戏校同学。那时我们真是看了不少程先生的冷门戏（有些戏后来就不再演了），如与程继先先生合演的《贩马记》，和俞振飞先生合演的《琴挑》，以及《穆天王》、《醉酒》、《探母》等戏。我在入校前学过几出老生戏，原想继续学老生，但戏校规定男演男，女演女（只有武旦例外，因怕女同学体力不能胜任），所以入校后，我就改学了青衣。金仲荪校长看我眼睛大，又叫我学闺门旦、花旦、刀马旦。为了使我全面发展，学校还安排我每周看荀慧生先生和于连泉（筱翠花）老师的演出。所以在校时，我除了演程先生的戏外，花旦、刀马旦的戏我都演。比如《十三妹》是王瑶卿先生给说的，我又参照了荀慧生先生的演出方法来演。《霸王别姬》、《廉锦枫》、《太真外传》，我就照梅派路子演。所以戏校毕业的同学，戏路都比较宽广，不拘一格，取各家之长，全面发展。程砚秋先生决不以“无旦不学程”为满足，他的目的是要培养出一批一专多能，全面发展，有文化的京剧事业的新一代。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继承了科班教学的优良传统，但在教学方法和学文化方面又有新的突破，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

    程砚秋先生不大喜欢女孩子唱戏，除了社会因素以外，他总觉得女孩子一结婚就没有事业心了。因此他常对女同学说：“你们一定要刻苦地学，要把唱戏当作一辈子的事去干。”他对女同学的基本功，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毯子功、耗顶都和男同学差不多。尤其是蹻功，他自己并不提倡绑蹻，但为了练好基本功和脚下的功夫，我们（学花旦的）从上午起床后就绑上蹻打把子、跑圆场、站砖，甚至吃早餐、上课都绑着蹻，午休时才准卸蹻（现在当然废除了踩蹻；但我自己在这门功上是深得益处的）。武旦就更艰苦了，我记得宋德珠同学，绑着蹻练毯子功翻跟头，一下子摔晕过去了，送到医务室，医生让他休息了一会，仍继续练。宋德珠同学在基本功方面下的功夫最深，所以后来他在舞台上的纯熟技巧，不亚于前辈的九阵风、十阵风，而且在武旦行中，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继承和创新并举。在程砚秋先生的艺术思想指导之下，学生们的传统戏学的既多又扎实。同时他还请戏曲音乐研究院的翁偶虹、陈墨香先生为戏校搞些创作和移植地方戏曲的剧目，让学生们排演，如《孔雀东南飞》、《美人鱼》、《三妇艳》、《周仁献嫂》、《蝴蝶盃》等。还特为李和曾同学请来高庆奎先生，把高派的《哭秦庭》、《逍遥津》等剧目继承下来。

    程砚秋先生为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花了不少心血。“七七事变”之后，学校经费发生了困难，程先生想方设法为戏校搞经费。校址原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因付不起房租，程先生把自己在沙滩椅子胡同的一所房子让给学校用。虽然克服了一些困难，最后还是维持不下去了，终于在一九四〇年底玉字班同学毕业时，学校宣告解散。

    一九三〇年—一九四〇年年底，在短短的十年中间，戏校培养出了德、和、金、玉、永五班，共二百多名学生。至今在全国各地，都还有许多戏校同学活跃在舞台之上。有的人为培养下一代在辛勤地劳动着，像白玉薇同学，在台湾培养了一批很有成就的京剧演员。也有人改了行，在其他战线上工作。

    十年时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这十年中培养京剧人才的功绩却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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