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地区解放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首要的任务是要肃清土匪、打倒恶霸。信阳解放，正规的国民党军被消灭，但是各种土匪及潜匪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信阳地区的农村，克服麻痹自满情绪，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打倒恶霸，成为信阳地区解放和建国后这一个时期工作的重心。
王光中领导的信阳地委宣传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和地委剿匪工作的总体部署，紧密配合各级党组织、政府和武装部队进行剿匪反霸斗争的宣传，推动各地群众性剿匪反霸斗争的开展。在宣传部的组织下，各县区、乡普遍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宣传时事政策，介绍形势，树立剿匪斗争必胜的坚定信念。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揭发潜匪、报告匪情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在剿匪中，各种群团组织，如农会、妇联会、民兵等纷纷建立，使各级政权得到加强，将剿匪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为了推动剿匪反霸统一战线的形成，地委宣传部在全地区侧重进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有关政策的宣传。1949年10月，信阳地委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区委书记和部队营以上干部共300余人。会议期间，宣传部印发了《关于如何进行一个村发动群众工作的手册》、《群众运动报告提纲》、《农民协会暂行组织章程》等指导性文件。《手册》详细推介了入村后群众工作的具体步骤：1.接近群众，了解情况，宣传政策；2.访贫问苦，诉苦串联，发现积极分子；3.依靠积极分子，组织群众，准备斗争；4.进行斗争，清算匪霸；5.分配果实，加强阶级教育；6.总结斗争，教育群众，整理扩大组织；7.巩固重点，向面上发展。《提纲》具体阐明了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和工作方针：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不是打倒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当权派就是恶霸；一般中小地主和富农，是争取中立的对象；中农是自己的队伍，他们中的问题是内部问题……这些文件的制定和印发对基层干部开展群众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宣传部的同志还参加地委和政府专门成立的工作组，深入乡村，召开敌伪人员家庭访问会、群众座谈会，张贴标语、布告，发送统战信、致敌伪家属信、告乡保队员书等，宣传胜利形势，宣传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在剿匪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宣传发动下，各地农民相继建立起农会和自卫队，形成了空前的群众性的清匪起枪反霸（主要是匪霸）运动。
在乡村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的同时，城市里开展了肃匪反特斗争。在城市，各业工人主动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匪特。经过城乡间的密切配合，在军事清剿和政治工作的强大攻势下，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剿匪反霸的胜利，极大地稳定了社会秩序，提高了党的威信，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政权，为由战争向建设过渡，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
社会生活由战争转入建设，迫切要求党从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有所准备。信阳地委认真贯彻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在全地区进行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王光中领导的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在当时确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负责进行干部教育。仅1949年下半年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就举办了三期农民讲习班，为基层培训大批农运干部。在讲习班结业典礼上，地委领导号召学员们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群众同匪霸作斗争，并在实际斗争中学习领会马列主义，接受考验，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学员代表也都表示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放下架子，到农民群众中去锻炼自己。
刚刚解放，信阳的一些党员、干部对于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向城市领导农村，还存在着许多新的不适应。在知识结构上，缺乏对经济建设应有的认识和领导生产建设的本领；在思想上，某些党员、干部还产生了居功自满、停滞不前的情绪；在作风上，滋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
1949年春，信阳作为革命老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支前运动。为了支援解放军南下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信阳地委代表信阳人民表示：“要人给人，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紧张热烈的支前运动蓬勃兴起，到处都建立了支前站、供应站，沿途红旗招展。信阳人民竭尽全力为南下大军筹粮备款、修桥开路、运送物资，充分显示了信阳老区人民的奉献精神。王光中领导的地委宣传部对支前运动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和鼓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醒全党同志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指出“因为胜利，党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滞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要求同志们“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信阳地委及时地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同时举办各类干部学习班，加强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各级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形势与任务的认识，克服盲目乐观主义和功臣思想，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做好在革命胜利后继续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1951年9月，信阳地委宣传部制订出《关于在职干部理论学习问题计划》，并用3个月时间，从学习《反对不同政治倾向》开始，组织全地区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党史学习，为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做好准备。9月12日，信阳地委制订《整党教育计划》，提出在全党进行一次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使党员了解党的基本知识和党员条件的意义，为整党建党做思想准备。
1949年7月，由中共确山（信阳）地委和潢川地委联合创办的《豫南人民报》报社在信阳市成立。之后，地委决定这份报纸由信阳地委宣传部组织主办。报社有编辑部、印刷厂，有记者和各部门、各县通讯员队伍。当时，报社社长是翁少峰。王光中十分重视报纸的编辑制作和发行，每期报纸付印前他都要亲自过目，看清样。王光中和宣传部的同志们通过《豫南人民报》向全区人民宣告：“《豫南人民报》是豫南地区的党报，亦就是豫南人民的报纸”，“是豫南五百万人民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及时向全区人民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中心任务，介绍先进经验，鼓舞和振奋人们的精神”。王光中总是亲自邀请市委和各县、地区主要负责干部为《豫南人民报》撰写文章，丰富宣传内容。《豫南人民报》作为信阳地委重要的宣传工具，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为了扩大报刊和新书籍的发行，在宣传部的指导下，豫南地区邮政事业和新书店也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王光中领导的宣传部负责全地区教育工作的行政管理。宣传部的教育科积极做好学校的接收管理，补充、培养和改造教师队伍，改善教师的政治、经济待遇等工作，部署专署和各县利用暑假办师训班、讲习会，对全体教师职员和各区文教干事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通过培训，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育指导方针的认识有了提高，投身人民教育事业的热情高涨起来。宣传部还通过上大课的形式，对信阳中学、信阳师范等学校的教师、学生进行形势、政策的宣传教育，受到广大老师和学生欢迎。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努力克服财政困难，逐步解决教育经费的问题。经过这样的努力，1949年暑期过后，信阳全区各中小学校陆续开课，公立学校教职工队伍恢复到2497人，信阳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全面恢复。
在恢复和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宣传部教育科还抽调有专业特长的人员，恢复或开设人民教育馆，成立信阳地区青年宣传队，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工作。各地自办墙报，开辟宣传栏，出板报，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文化宣传活动，激发全体人民参加到建设新豫南的洪流之中。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信阳地区所属部分县，早在1929年至1932年苏维埃时期，就实行过土地革命，后来，革命形势逆转，土改果实被地主阶级倒算过去，但土地革命的火种一直燃烧在广大苏区农民心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的1947年底至1948年5月，信阳解放区利用战争空隙，分别进行过“急性土改”。因“急性土改”在当时弊大于利，1948年6月中原局指示停止。
从1950年初开始，信阳地委贯彻上级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信阳地区土地改革经过反霸减租、土改试点、全面展开、土改复查四个阶段，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从1949年底开始试点，到1950年6月结束。第二批，从1951年初开始到5月结束。王光中当时负责主抓了第二批土改的宣传和领导工作。王光中始终把让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领会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为确保土地改革工作顺利开展，王光中首先抓了干部培训。
1951年1月底到3月上旬，通过举办培训班，全区共培训土改干部4000余人。培训班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和宣传《土地改革法》、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经过培训的干部先后进入信阳的45个区，组织发展农会会员近百万人，带领300万农民，开展土改。
第二批土改工作是分为四个步骤进行的。第一步，深入到群众中，从宣传教育入手，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和问题；第二步，对群众继续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在打通干部、群众思想的基础上，组织发动群众同地主开展斗争；第三步，清算账目，处理斗争果实，分配土地；第四步，进行土改复查。
在反霸清算阶段，王光中经常提醒土改干部们要把握政策界限。他经常向基层干部强调：反霸清算运动中，主要是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即恶霸；一般中、小地主和富农，不是反霸清算中的斗争对象，中农应该当成革命的阶级对待等一系列党在当时的政策。在土改中，对党的政策的准确执行和把握，起到了打击极少数，团结更多的人拥护党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
在土改中，王光中和信阳县的干部们一起到信阳城北蹲点。在村里与贫雇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这种工作方式使干部真正深入到贫雇农中间，了解了真情，克服了官僚主义，转变了感情，坚定了立场，学到了扎根串联，诉苦发动群众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组织贫下中农参加农会，与恶霸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这样，由点到面有序地开展，整个土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信阳地区的两批土改是分别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两个法定文件进行的，而两个法定文件在有关政策上有较大的差异。如，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有征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规定，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确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还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多余的房屋。但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
因为执行的是两个不同的文件，这样，就造成了土改复查阶段的复杂性，不仅要解决一般的错划阶级、分配果实中的遗留问题，还要进行大量的调整、补课。1951年11月，河南省政府批准成立信阳专区土改委员会，领导全区土改复查。委员会由15名人员组成，王光中任主任。
土改运动是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在《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51年2月9日，信阳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重点检查总结了冬季土改复查运动。会议指出，去年已土改区，因受严重水灾和朝鲜战局紧张的影响，普遍发生地主阶级反攻倒算、拆房、伐树、宰杀耕牛以至殴打乡干部等现象。对此，从去年12月初开始，全区在52个已土改区的1132个乡、280余万人口的地区，发动群众，掀起了“三反”（反复辟、反倒算、反破坏）、“两追一查”（追旧欠、追红契、查漏网）的土改复查运动，共斗争地主4981人，富农1936人，获斗争果实：粮食1680多万斤，黄金103两、白银123斤、银元47324枚，收缴长短枪1400支，从政治上打退了地主阶级的反攻，基本上消灭了“夹生乡”，进一步树立了贫雇农优势，农会会员发展到1331269人，民兵扩大到87718人，党团组织也得到很大发展，保卫了土改成果。
到1952年底，信阳全区彻底完成了推翻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社会改革任务。土地改革使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农村的统治力量，农村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在经济上，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农民获得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经济的恢复。
随着土改顺利完成，信阳各地先后转入大生产运动。地委及时作出加强生产政策、保障新的财权地权、保护劳动所得和反对“穷为光荣”宣传的决定。地委号召农民组织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又把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确定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
信阳市解放后，信阳地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政军机关亦迁入城市。信阳市是豫南重镇，位于平汉路和淮河的交汇处，刚解放时人口5万。进城后，信阳地委确定，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起各县党委和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安定民心，恢复工商业正常营业和生产，促进城乡流通。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在城镇主要要依靠国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为此，王光中和地委的同志们一道，领导和依靠工人阶级，在信阳市的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废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制、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清除隐藏在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国营企业中开始体现出来。
这一时期，王光中还和地委的同志们一道领导、组织了信阳地区的全国性运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信阳人民坚决支持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4月，信阳全区掀起了广泛的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城乡普遍组织报告会、控诉会，有近200万人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名。1951年5月1日，各县城、集镇和乡政府所在地，还分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一”纪念大会和抗美援朝游行。人民群众因抗美援朝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亦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强大动力。
1951年到1952年，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贿赂、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信阳地委根据河南省委的布置，在干部中开展了“三反”运动。地委成员和各级领导班子开展自我检查和相互批评，使每一个人都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在“五反”运动中，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开始出现国家控制私营工商业的局面。“三反”、“五反”运动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树立了新社会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良好风气。
1952年四五月间，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重点打击那些制造、贩运毒品的毒犯，动员帮助吸毒者自觉地戒毒。信阳地区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禁毒运动，缴获一批烟土，铲毁种植烟土200亩。
形势的发展速度很快，干部的工作变动也快。1951年2月，于一川调到云南任省长，吴皓担任信阳地委书记，王光中担任副书记。仅仅一年，1952年初，吴皓调到省委工作，4月，王光中则被任命为信阳地委书记。1952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河南信阳地委和潢川地委合并，统称中共信阳地区委员会。王光中被任命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成为地委主要负责人后，王光中更加注重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1952年11月25日，王光中主持信阳地委召开紧急经济工作会议，贯彻中南局《关于活跃市场的六项措施》和省委关于调整商业的方案，研究确定了初级市场管理与组织物资交流的意见。会议强调，必须把“活跃市场，繁荣经济，深入广泛地开展物资交流，推行工业品下乡，组织农产品上市，满足工农群众的供销需要，促进增产节约运动，扩大税收，为明年生产建设奠定基础”当成全党的中心任务之一。要求县（市）长或副县（市）长投入全部精力，县（市）委书记拿出一半时间来抓这项工作。会议还对调整（批零、地区）差价幅度，经营范围，组织机构以及对初级市场的领导与管理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信阳地区位于桐柏山下坡，淮河上游，这里水灾频发，只要桐柏山区下暴雨，洪水急流而下，淮河及其支流就会泛滥成灾。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首遇最大的民生问题就是根治水患。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也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王光中在信阳地委工作期间，信阳在建设方面大的项目是遵照中央指示进行了南湾水库、板桥水库的筹备建设，这两个水库都属于治理淮河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阳区域内的河是淮河上游的一大支流，流域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每逢汛期，山洪暴发，凶猛的洪水冲破堤防，吞没河两岸的田园和村庄，并且威胁着信阳市和京汉铁路的安全；枯水季节，河道水浅不能灌溉和航运，属于淮河治理流域。在位于信阳县西南的南湾村河两岸山谷间修建南湾水库被列为当年治淮工程中的重大项目。
南湾水库是一个多目标兴利的工程。水库修成后，蓄水量达9.1亿立方米，洪水期内，可以控制河上游山区的山洪，使南湾村河和淮河沿岸的30万亩农田免去水灾，保障信阳市和京汉铁路的安全；干旱季节又可放出6.5立方米/每秒的水灌溉农田。水库旁还要修建一座电厂，保证每年可供应907万度电；发电尾水又可用以改善河下游航运，增加淮河干流的灌溉水量。
1951年11月8日，信阳地委转发副专员杨玉璞《关于治淮工作的发言》，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本着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决心，在“爱国治淮”、“增产治淮”的口号下，开展群众性的治淮运动，做好人民治淮宣传，提高治淮义务工观念，掌握好义务工负担政策，实现政府领导、群众自办的目标。经过一年的准备，在王光中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1952年12月，南湾水库修建工程正式动工。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8万多名水库建设者奔赴施工工地。经过3年时间的建设，水库于1955年11月5日建成。
在南湾水库建设的同时，信阳地委还带领信阳地区群众，在淮河支流汝河上游泌阳县板桥镇建造了板桥水库。板桥水库规模小于南湾水库，控制流域面积768平方公里，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供水、发电、水产等，属于综合利用的丘陵水库。水库1951年4月开工建设，1953年6月竣工。
1953年，王光中因工作调动离开信阳地委时，南湾水库、板桥水库都在建设中。
2001年3月，王光中离开信阳48年后，首次回访信阳时，特意来到南湾水库。看到这座上世纪50年代初自己参与规划筹建的水库坝址依然坚固，看到水库地区的山更绿，水更清，心里很是欣慰。当地干部介绍说：50年来南湾水库发挥了防洪、灌溉、发电、养殖和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如今还成为鸟类栖息的自然保护区，未来在环境保护和旅游等方面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听到这些，王光中心中的喜悦之情更是油然而生。
信阳解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让王光中的家庭得到了安顿。虽然他和妻子高潮都很忙，但整个小家却越来越兴旺，越来越欢乐。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高潮就又生了个儿子。在大儿子不在身边，二儿子不幸夭折的情况下，这个新的生命使王光中和妻子十分欢欣。新中国成立，又来了个宝宝，真是喜上加喜。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王光中给这个新出生的孩子取名叫“新华”。
1950年夏，妻子高潮特意从信阳赶赴江苏沛县老家，去接一直住在爷爷家的大儿子。孩子已经5岁多了，从打离开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和妈妈见面，孩子却不认识，这让高潮的心一阵酸楚。把大儿子带回信阳不久，生活相对稳定了一些，高潮又赶回安徽宿县，把自己的父亲和妹妹接到信阳一起居住，以帮助她和王光中照顾家庭和孩子。
1951年，高潮又添了一个儿子，此时的王光中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家中老少三辈其乐融融。
到国家计委从事经济计划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中在信阳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到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胜利结束。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一时期，国家逐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为了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最初始于东北，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前。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当时东北三省，集中了整个中国重工业百分之九十的份额。东北有像丰满的水电站，鞍山的钢铁厂，抚顺的煤矿，沈阳的机器厂、兵工厂，满洲铁路等等这样一大批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和产业，这些工业企业和产业是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物资的重要来源。为了保证国家战略物资的供应，东北地区必须率先大规模地推进经济建设。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按照中央的指示，在迅速恢复城乡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始推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管理。
这个统一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管理是向苏联学习的。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的最初年月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国内外反革命联合进攻、经济凋敝、饥荒遍地的复杂而困难的环境中，着手建设苏维埃国家，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在整个国家的方针上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经济方面，国家成立最高人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国民经济建设，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这些方针政策不但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军事胜利，而且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苏联从1925年到1929年开始编制并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在阐述规定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根据时说：“苏维埃政权决不能在落后工业基础上长久支持下去，因为只有那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些时候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可靠基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50年代初，经过5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一个工业强国。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使计划经济这种指令性的、高度集权管理的经济模式成为社会主义的“传统的观念和固有的特征”，并让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争相效仿。刚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新中国许多情况与当年的苏联类似。而且，作为一个农业国，比当年的苏联还要落后，作为一个还在襁褓中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的威胁。这样一个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疑问，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自己树立了榜样。学习苏联已经被证实的成功的建设经验，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然成为新中国国家领导人领导国家建设的首要选择。
1953年初，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刚刚成立的国家计委需要充实大量干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张玺在这次充实中被选调到国家计委工作。选调时，组织上要求张玺再选拔一位地委书记与他同去北京赴任。这时，正值河南信阳地委与潢川地委合并，时任信阳地委书记的王光中便被提名跟随张玺一同调往国家计委。
这次调动，可以说是王光中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是他由党的地方工作转入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工作，由基本上从事农村工作的农业地区真正进入大城市，由基本上处于对敌斗争的战时状态真正转入全身心投入经济建设工作的一次重大转折。
工作要有巨大变动的消息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以至于王光中在思想上没有丝毫准备。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从事农村地方领导工作的他，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到祖国首都的国家机关，从事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计划工作。面对这样的转折王光中内心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能调到首都国家机关工作，参与指挥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开阔眼界、学习提高的好机会；忧的是自己文化水平不高，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对国家计委全新的工作，做什么，怎么做，心中没底。
王光中到国家计委报到后，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王光伟向他介绍了计委大致的工作概况：国家计委承担着中国政府对国家综合经济管理的职能。主要职责是拟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长期规划、年度计划、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研究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发展情况，监测和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建议，负责日常经济运行的调节，组织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有关重大问题；搞好经济总量平衡，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安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等。职能机构有办公厅、综合局、燃动局、冶金局、机械局、农业局、物资储备局，等等。王光伟主任询问王光中愿意做什么工作。王光中向王光伟讲了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坦诚地说：“现在一切工作都是生疏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组织上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分配，我服从组织分配。”
经过组织研究，王光中被分配到机械工业计划局工作。当时机械局局长是张有萱，副局长是沈鸿，两位都是机械工业方面的专家，这使王光中心里多少有了些依靠。两位局长安排王光中担任农业交通机械处处长，主管拖拉机、汽车、船舶、机车车辆等方面的计划工作。
工业方面的计划工作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工作岗位。经过对情况的迅速了解，王光中知道我们国家工业状况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民穷国弱，工业尤其薄弱，重工业更是少得可怜。仅仅很少的采掘工业和更少的冶炼工业，还绝大部分是帝国主义投资经营。而机器制造工业我们国家则几乎没有。像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发电机、各种机床、农业机器和各种重要的重工业成套设备，我们自己几乎不能制造。甚至，连并不发达的轻工业设备也都是依靠外国进口。如有生产也是给国外进口原料进行加工。新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进行建设和发展的。
经过学习，王光中也知道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工业是一个国家是否富强的主要标志，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正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王光中深深地感到，必须下决心尽最大努力改变新中国落后的工业状况。
王光中调到国家计委工作，正值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接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识：它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因为它将开始改变我国百年来经济落后的历史。王光中更是这样认识的。
一想到自己就要参与新中国的这个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一想到自己就要参与谋划自己国家的汽车、火车、拖拉机、轮船制造的工业建设中去，一想到自己和同志们就要投入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去，一想到自己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时代，能够投身于这样宏伟的建设洪流，王光中就无比的兴奋，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他下决心努力工作。他想，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些和自己共同战斗过、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理想的实现，也要拼命努力地工作。
然而，从来就没和机器、生产机器的大工厂搭过边的王光中现在要参与研究生产大机器的计划，谈何容易。在计委不比在济宁和在信阳。因为那之前，有多年地方工作的经历，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而且许多工作相类似。而此时，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完全改变了，对全新的工作可以说没有任何经验的积累。
王光中在还没有工业计划管理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来到国家计委就担当了处长的职务。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干部不断频繁地调动。他到计委才一年，1954年，机械计划局局长张有萱就调到农机部工作，沈鸿升任局长，王光中便被组织任命为机械计划局的副局长。又不到两年，1956年，张有萱调到国家科委，王光中又接任了机械计划局局长的职务。可以说，王光中在国家计委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担任着重要方面工作的主要领导职务。
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需要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但是，这样的人员十分缺乏。据统计，当时全国机关需要上百万行政官员和技术干部，但是只有大约几十万合格的人员。作为国家建设指挥中心的国家机关在建立之初，就不断地选调知识分子和专家型的人才，除了从各地选调领导干部外，工作人员主要是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选拔。王光中在机械局工作期间，他的部下大部分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
没有工作经验，担当的是这么重要的领导职务，领导的又大都是比自己文化高的部下，这工作应该怎么做？王光中首先想到了毛泽东的教导：“我们熟悉的东西，已经不完全适用，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我们去做。”既然是组织调遣，既然是革命工作需要，没有任何别的考虑，只有义无反顾地去做。另外，压力对于经历过战争磨砺的共产党人来说从来都是一种动力。面对完全陌生又十分艰巨的任务，要尽快适应新工作、提高业务工作能力，王光中身上那种在战争年代练就的不声不响、迎难而上的精神再一次帮了他的大忙。
来到国家计委不久，王光中便很快地调整了心态。他觉得，工作变，环境变，熟悉的人变，但千变万变，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精神没变，他决心像以往在革命斗争最艰苦时期一样，迎难而上，百折不回，迅速地进入角色，熟悉工作。他暗下决心，踏踏实实从头学起，并通过刻苦学习，迅速充实和提升自己，不但争取尽快学会做好经济工作，而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外行变成内行，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
当时有一种说法，实现五年计划，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敌人会千方百计地破坏五年计划。因此，在国家要害部门工作的同志，为了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必须注意在工作中不犯错误，少犯错误。而怎样才能做到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王光中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他所认识到的这个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坐在课桌旁学校里的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新成立的国家机构的部门领导干部，工作是千头万绪的，能够坐下来学习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种情况，还必须学习，那就只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这种学习也正是我们党所提倡的学习。
王光中正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学习的。来到国家计委，做的是经济工作，但是，王光中始终没有忘记坚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而且，他还把这一学习融会到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在实践中抓时间学习，继续不断地提高理论水平，特别是用学到的理论指导工作。同时，王光中还特别注意在工作中抢出大量的时间学习业务知识。王光中回忆在国家计委那段工作时说：“那时工业发展快，要自己造船、造火车、造汽车，领导的知识跟不上，怎么办？就是靠学习。向青年学习，向基层学习，向专家学习，向实践学习。”
当时，机械局七八十人，除少数处长、副处长是老同志外，绝大部分是新毕业的学机械专业的大学生。这些年轻人，年龄在20多岁，思维敏捷、接受新事物快，工作学习认真而又有朝气。他们中有的还在工厂里工作过，还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验。在王光中看来，这些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不仅是局里开展工作的财富，也是像他这样的外行处长、局长们学习和请教的好老师。在担任农业交通机械处处长期间，当时机械局除了王光中，还有几位处级干部文化水平也不高，王光中就把这几个人联络到一起，利用晚上时间，请局里的大学生给他们讲课。这些大学生都很热情，有的给他们讲大学里的基础课，有的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答疑解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像王光中这样的老同志增长了知识，也使这些年轻人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同时，也更增加了同志间的亲和力。
王光中在机械局几年的主要工作是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年度计划。机械局的计划最初从机械工业部和农机部做起，由两个部的计划司提出计划草案。然后，经由王光中所在的机械计划局综合研究，再报到委里的国民经济综合局。综合局经过汇总，编定，报到委里，作为全国国民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制订计划是多个部门协同作战，机械局在其中的位置就像排球场上的二传手。要当好这个二传手，对政策的熟悉、对情况的了解、对方法的运用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能力。
王光中在多年农村基层领导岗位的工作中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接受一项新任务的时候，自己首先要彻底弄清楚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对这项工作的要求。他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一个领导干部对党的方针、政策准确把握和大力贯彻、实施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家计委这几年，王光中总是随时把能收集到的指导编制年度和五年计划的文件、材料尽可能多地收集到手头，一有时间就仔细阅读，圈圈点点，自己看不明白、理解不透彻的地方，就主动向内行的同志请教；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时候，同志们就某个问题开讨论会的时候，王光中总是认真地听、认真地记笔记，会后，还要结合实际工作经常翻看这些笔记。王光中在国家计委工作的5年中，单单是这样的笔记就有厚厚的几大本。通过这样的学习，王光中逐渐掌握和熟悉了新中国机械工业乃至重工业、工业方面编制国家计划的性质、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
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指导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领。王光中在工作中，认真学习1953年毛泽东发表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文章，深刻领会毛泽东说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段话的深刻含意是深刻领会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髓：即一方面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力量；一方面要把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
通过对总路线的学习领会，再进一步地认清中央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即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这些学习的基础上，王光中还和同志们认真学习中央对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作的一系列指示。比如，我们国家开展大规模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抗美援朝的环境下进行的，中央的方针是“边打、边稳、边建”，所以制订计划就既要保证国家建设的进行，又要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而且要以此为出发点，来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再比如，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作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集中力量而不是分散力量去进行基本建设，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特别是地质勘察、设计和施工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并以此来指导发展我国的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与国防工业……又比如，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合理地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现有设备，重新审定各种产品的技术经济定额并以平均的先进技术因素，来确定企业的生产能力，等等。
通过这样的学习，王光中把握政策的水平和判断相关事物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在对计划的讨论中，争论最多的是投资分配的比例问题和投资分配的重点放在哪里的问题。通过学习，王光中掌握了抓住纲领分析问题的方法。王光中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以国家现有的物力、人力和财力为基础的，是以国家的政治、经济任务为准绳的。脱离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国内外环境，脱离国家计划所规定的方针任务，孤立地研究投资比例是否适当，都是错误的。
编制年度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是一件极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单从计划内容看就很庞杂。整个计划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方面面。王光中从事的机械工业计划是工业计划中的一部分。工业计划分很多类，有冶金工业、轻工业、化学工业等。机械计划包括的内容也不简单，有机床、造船、汽车、机车车辆等。单单是机车车辆还分火车、汽车，汽车还分货车、客车等。
当时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各级计划机构还不健全，而且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加上编制时间紧迫等因素，就更增加了计划工作的难度。编制计划首先要做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国家的需要、能力来编制。要在调查的基础上定目标，然后，按计划进行生产、进行分配、进行基本建设、进行商业活动等。
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上级领导一再强调五年计划一经制订，就一定要完成，并争取超额。所以，制订的计划不但要从经济上，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舆论上以及人民情绪上，都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要使计划得以完成，计划就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任务要充分，完成更要有把握。工业建设时期的速度决定于对资源情况，也就是对现有设备及其可能发挥的生产能力、建设能力及劳动生产率与技术水平的了解。根据苏联的经验，长期计划要保持3%至7%的后备力量，以应付计划不周及难于预计的情况。年度计划则必须根据可能以高于长期计划中规定的年度指标来制订，这样就可以保证五年计划不仅能完成而且超额完成，就能做到既紧张而又有把握，既克服冒进，又防止保守。
在计划工作中，为落实按比例均衡发展规律的要求，王光中不仅要认真学习全面计划平衡理论和思维方式，还要深入基层研究生产，研究现有企业的设备能力及其可能发挥的生产能力，研究重要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所以，王光中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常到全国各大城市的机械厂进行调研，了解工厂生产的实际情况，为作计划积累资料。
在国家计委那几年，王光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到各地搞调研。当然，这也正是他向基层学习的好机会。他除了专程到基层调研外，还利用出差到各城市的机会，到机械工厂，逐个车间按生产工序参观学习。他经常去的是上海、沈阳、大连等工业发达的城市。
给王光中印象最深的是1953年春到大连造船厂和大连机车车辆厂各蹲点一周的情景。他在这两个工厂期间，每天都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了解情况，了解生产工序，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边走、边看、边请教、边记录。而这一走、一看、一问，让王光中大开眼界。工厂里的生产流程是复杂的，但也是科学的。在造船厂，要把船真的造出来，要经过很多阶段。先是像做衣服一样，把钢材按尺寸切割成块，然后再一段一段地焊到一起，制成分段的船体。最后，再将分段的船体焊成一个整体的船。在机车厂，王光中看到，从投料开始到火车头成车，大的工序就要经过几十个环节，机车上的上千个部件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然而，如此众多的部件都是经由计委组织调配来的。如果不到基层来亲眼看一看，不在基层学习，怎么能知道这些部件和整个造船、造车之间的关系，又怎么能做好这种组织调配工作。
王光中是一个没有架子的领导。虽然来自中央机关，但他能真正地融入到工人师傅当中，勤学好问，仔细观察，这不但使他和厂里的干部、工人结下了友谊，更使他对造船厂、机车车辆厂一般的生产流程以及工厂的利润、成本、劳动生产率的实际状况有了实实在在的了解。
在计委工作到“一五”工作的胜利完成
在大连造船厂和大连机车车辆厂蹲点期间，这两个厂还是中苏两国共管。厂里有不少的苏联专家。王光中就借这个机会，向厂里的苏联专家请教。其实，当时，国家计委也请来了不少苏联专家，机械局分到了3位机械工业方面的专家。在局里，王光中也经常向这3位专家请教。苏联专家在局里的这一段时间里，王光中经常请他们就年度计划、五年计划中的问题给局里的同志上大课、讲小课。还经常陪同他们到各地考察、调研和检查工作，从中学到了不少本领。王光中不但虚心向他们学习，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关系很好，而且成了朋友。在局里向苏联专家主要是请教宏观计划、宏观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在工厂，向厂里的苏联专家请教的问题则主要是关于工厂生产计划管理方面的事情。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我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对这些项目，从选择厂址、收集设计基础资料，确定设计任务书，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制造，培训工人和技术人员，苏联方面都全面地给予了援助。这些项目是我国“一五”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中心。它对于我国大工业基础的奠定、科技队伍的成长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王光中在国家计委机械局工作期间，参与了156个项目中的长春第一汽车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还有造船业的建厂发展规划工作。当时由苏联援建的第一汽车厂和第一拖拉机厂，从选厂址到制订建设计划，都是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王光中陪同并参与了这两个厂的选址和制订建设计划的工作。第一汽车厂选址最后定在长春，是考虑东北安全，解放早，北靠苏联，有工业基础；第一拖拉机厂选址定在洛阳，除了综合各种条件外，突出的是洛阳当时已有一个发动机厂，可以便捷地给拖拉机厂提供发动机。在跟随苏联专家参与第一汽车厂和第一拖拉机厂选厂址、制订建设计划的过程中，王光中学到了为大工厂选厂址、制订建设计划的思维方式、基本技能，积累了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为他日后到地方独立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4年，苏联专家帮助我国规划造船厂。由苏联来件，船厂用其组装各种兵舰，称为转让制造。为规划这个造船厂，王光中和两位苏联造船专家一起到上海、武昌、芜湖、广州、大连等全国主要造船厂进行考察，了解全国现有造船厂的数量、造船现状、发展潜力等。通过这次调研，摸清了全国造船业的基本情况。在这个基础上，王光中认真倾听苏联专家的意见，和他们共同探讨进一步发展扩大中国造船业的问题，最终提出了造船工业发展的规划方案，圆满完成了规划任务。
苏联对我们的技术援助是一个从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进行设计到新产品制造的全过程。王光中从头到尾跟踪学习这一从无到有的过程，为做好计划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在实践中的学习是最快捷、最切实的学习。在这次对造船工业的考察规划中，王光中进一步增长了进行宏观计划制订的知识和才干。
在计划工作中，王光中除了领导机械行业制订宏观计划外，还深入基层指导企业的计划工作。他重点参加了长春第一汽车厂和洛阳拖拉机厂，哈尔滨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和沈阳第一、第二、第三机床厂以及渤海造船厂等骨干企业的计划建设工作。这些重点工程的建设，贯彻了国家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不但建设进度要快，工程质量也要好。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样大的建设项目，三年即建成投产，制造出了国产的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自己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在这些工厂的计划建设工作中，王光中不但要指导计划的制订，还要不断地帮助企业解决一些人、财、物方面供需平衡的问题。在工作中，王光中积累了大量计划业务的知识和经验。对计划业务的熟悉，也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业务基础。
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其计划的制订和按计划进行的生产也都要符合科学和切合实际。如果计划不周或计划超出实际，那么整个计划生产链条就会出问题；有了科学的计划如果不按计划行事，哪怕是一个部门或单位不能按时完成计划，都会连带影响其他部门和单位的生产乃至影响全局计划的完成。如1953年，沈阳电工十五厂9个月没完成国家计划，高压开关板没按时出厂，就严重地影响了鞍山钢铁公司、东北电业管理局、西北某水力发电站等45个单位的建设和生产。所以，要编制出量力而行的，既不保守落后、也不急躁冒进的长期计划，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王光中在这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从而使得他所领导的部门较好地完成计划工作任务。现在，已经九十高龄的王光中还能通俗易懂地说出当年编制生产计划的要领：“一个是要调研分析生产能力，比如长春第一汽车厂，一年生产3万辆车，需要多少钢材？多少橡胶？多少发动机？不仅材料供应要考虑，还要考虑财力、人力，这些必须平衡，不平衡计划就完不成。再一个是要分析需要，3万辆车，哪些地区部门要多少？生产的汽车都得卖出去，积压了不行，那是浪费。”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开始编制到1955年一届人大正式通过，基本上是在边制订、边修改、边实施的过程中进行的。先后历时4年，五易其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1957年，最后全面地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个切合实际且留有余地的计划。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有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王光中在国家计委参加了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五个年度计划的编制。在工作、实践与学习中，王光中不但了解和掌握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方法（平衡法）、计算原理、检查执行情况原理，而且丰富了经济知识，扩大了经济视野，了解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提高了对国民经济工业再生产的错综复杂过程的分析能力。
然而，更让王光中感到欣慰的是国家在“一五”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五”期间，在工业方面，我国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等，中国已开始用自己制造的技术设备去发展工业、农业及国防等部门，已经开始改变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
这些成就的取得也凝结了王光中和同志们的智慧和汗水。作为一名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而今天真的参加到了新中国建设中的革命战士和国家干部，王光中在国家计委工作的这几年，始终忠诚老实地履行对党和国家的责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几年中，他始终注意处处以身作则，注意勤俭刻苦，注重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更注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情况，在督促和帮助所属单位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方面尽职尽责。
他知道，工作是不能仅靠一两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他更知道他自己的文化还很欠缺，所以，几年来的工作中，他除了十分注意向有文化、有业务专长的同志学习外，还特别注意团结和调动身边的同志一道工作。他特别关心和爱护年轻同志，特别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机械局综合处是一个相对主要的工作处室。这个处的工作任务是对重工业部、轻纺工业部等工业部门的机电、机械需要制订投资平衡计划、年度发展计划，审核上述部门提出的生产计划与重大项目，并就上述部门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提出综合研制报告。为了加强这个处的工作，1957年初，组织上将一个在国家计委办公室任职的年轻干部调到王光中领导的机械局综合处任处长（这位年轻干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
这位年轻干部为人直率而又谨慎，工作十分务实、勤奋。他的到来很快就给机械局综合处带来了新的起色，给整个机械局增添了活力。这位年轻干部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1951年从清华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到东北专门从事5年的计划工作。之后，调回国家计委。别看年龄不大，但是这位年轻干部却有着较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和经验。王光中对组织上把这样的年轻干部调来感到非常高兴。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准不如自己的部下而忐忑不安，相反，主动向这位年轻干部学习。他专门请这位新来的才子，给自己和几个文化低的局长们讲课，以提升大家的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上课都是在下班的时间进行。那时，机械局小会议室每周总有3个晚上是亮着灯的，那就是新来的年轻处长在给局长们上课。这种学习是很难得的，方便且实事求是。是同志又是上下级，学习的针对性很强，缺啥补啥，教和学都很自由。王光中是一个乐于学习和善于学习的人，他聪明、强记，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文化水平和业务知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95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一年，这一年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斗争。经过5年的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都完成或是超额完成，这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思想和精神上都得到极大的振奋。毫无疑问，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继续以更大的步伐向前发展。但是，怎么发展？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正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要想以更大的步伐前进，必须统一思想，必须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要“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又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针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右斗争。这场斗争开展了一年，至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分寸，结果使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从而使得许多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和损失。
这场反右斗争当然也要在国家计委机关开展。运动开始时，国家计委机关反右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领导思想中的右倾倾向。这种反对的形式主要是依靠群众给领导提意见。比如在机械局，一个局长几个副局长领导百十来人，就是让这百十来人给领导提意见，领导通过群众的意见进行自我批评，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毛病。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和整个事态的发展一样，这场思想倾向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发展成了斗争，使得在同志间开展的批评，变成了对同志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在不断地扩大化，以至于到了哪一个单位不挖出个‘右派’，就不是响应号召的程度。尽管上级有指示，要全面综合看待一个干部，但是，一旦运动搞起来就往往难于把握。特别是群众性的运动，如果不注意政策的把握就会出现吹毛求疵、小题大做的问题。
在机械局也出现了小题大做、对同志上纲上线的问题。局里那位从办公厅调来的综合处处长就因为在会上实事求是地发言而被上级“反右”办公室要求暂停了工作，写检查。这位同志是带着对工作的热爱和强烈的负责感，在肯定了有关方面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其缺点和不足的。只是，他说话、做事特别的率真和耿直。
作为这位处长的直接领导，王光中并不认为这位年轻同志是右倾分子，而且认为，如果年轻同志真的有错误，还是应该以说服教育为主。王光中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他有18年前曾经历过的“湖西肃托”事件中惨痛而又惊心动魄的教训。在那个事件中，他就是无缘无故地突然被指为“托派”的。当时的王光中委屈和悲痛且有口难辩，所以今天，他特别地理解这位突然被停职并要求写检查的部下的心情。凭着自己的经历和经验，王光中相信运动很快会过去的。他主动找了这位处长，安慰他把眼光放远些，要相信党，国家建设是需要像他这样的优秀人才的。
1958年，王光中因工作调动离开国家计委时，这位处长还在写检查。多数同志都认为这位处长不会是右派，但在王光中离开国家计委后，这位处长还是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不幸中的幸运是，这位处长没有被下放到边远的农村，而是到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任了教员。四十多年后，这位当年的处长、“右派”成为国家领导人后，每次到辽宁视察工作时，总要挤时间看望当年的领导王光中。
1958年，毛泽东有个著名的“五一八”批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批示一时成为鼓舞劳动人民搞革新创造的强大动力。而这个指示和王光中的一次基层调查密不可分。1958年4月，王光中同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一起到辽宁调查，在安东市（现为丹东）参观调查了一个抗美援朝时的柴油机修理厂。这个厂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自力更生生产出一台单缸拖拉机，这种拖拉机虽然机型简单，但在全国是首创。回到北京后，王光中和倪伟一起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写了一份专题报告，李富春认为很好，便将这份报告转报给了中央。毛泽东看到这份调查报告后，于5月18日作了批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意在鼓励工人的自力更生和创造精神。批示传达到丹东，该厂职工备受鼓舞，决定将厂名改为“五一八”厂，以纪念毛泽东的批示。
然而，这个厂的发展也因此遇到了一些曲折。1964年，国家计委和一机部、农机部组织工作组到东北进行机械工业规划，逐厂定任务、定产品方向、定规模。根据全国机械工业布局规划，工作组将该厂确定为生产拖拉机配件的专业厂，并进行技术改造，引进了10吨模锻锤。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一八”厂的“造反派”抓住企业的产品定向问题，小题大做，造厂领导和市委的反，说该厂没有成为拖拉机制造厂而变成了配件厂，违反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江青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以此煽风点火，叫嚣要追究责任。一时间，引致大批红卫兵到辽宁省委和东北局以及一机部造反，哄闹一时。“文化大革命”后，“五一八”厂仍坚持原规划，作为拖拉机柴油机配件的主导厂，产品供应全国。毛泽东的批示，本来是鼓励工人阶级勇于创新的精神，并不涉及其生产方向的安排，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一伙挑起事端，上演了一场闹剧。
王光中在北京工作安顿下来的第二年，妻子高潮也由组织安排从信阳调到北京工作。先是在全国妇联工作，不久，也调到国家计委，在农业局从事编制农业计划工作。孩子们也随妈妈来到北京。王光中在北京工作、生活的5年中，妻子又生了3个孩子，此时自家的孩子已经是6个。王光中母亲过世早，他希望因失去母亲无人照顾的老妹妹能有书念，就把妹妹从乡下接到北京自己家里，一来可以供她读书上学，二来这个只比自己的大孩子大3岁的妹妹也能帮妻子照看小一点儿的孩子。这样一来，家里的小孩子实际上就是7个。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潮的妹夫出任驻英国记者，妹妹一同前往，不能带孩子去。高潮的妹妹求到了姐姐，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高潮。于是这个家庭等于同时养育了9个孩子。王光中的岳父看着自己的女儿太辛苦，自告奋勇住进了女婿家，帮助料理家务。
一个12口的大家庭，在当时的城里是不多见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和睦相处，大概得益于王光中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吧。王光中不仅热爱工作、认真工作，也热爱生活、认真生活。他心疼又要上班又要操持家务的妻子，每个周日，他都安排妻子在家睡觉。为了能让妻子安安静静地休息，除了还不会走的孩子，其余的六七个他都带上，去公园玩。北海、颐和园、香山……他们跑了个遍。每次去游玩，王光中都带着个“135”的相机，给孩子们照相。王光中不太会照相，孩子们一心只想着玩，不喜欢停下来呆板地照相。所以，照片中留下的都是孩子们各种姿态、千奇百怪的原生态形象。但是，这却留下了真实的、充满了生活情趣的记忆。以至于孩子们成年后一直敬畏这位父亲。尤其是4个男孩，一看到这些照片，很难把一向严肃和他们不苟言笑的父亲与这妙趣横生的照片联系在一起。
到东北经济协作区办公厅工作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建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经济体系，形成六个经济协作区。为此，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各抽调60名干部分别到六个协作区工作。这60名干部中有6名副主任和6名局长，按比例，一个协作区去1名副主任和1名局长。王光中作为局长人选，随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被分配到东北经济协作区工作。
1958年7月，在大连召开东北经济协作区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布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任协作区委员会主任，辽宁、吉林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吴德任副主任；倪伟任副主任兼经济计划办公厅主任，王光中任办公厅副主任。除了从北京来的倪伟主任和王光中副主任，经济计划办公厅的其他人员都从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选调。三省各调1名办公厅副主任和20名干部，共约80余人。东北经济协作区当时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四盟，即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兴安盟和呼伦贝尔盟。
协作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统一规划东北经济区的发展计划；统一安排各项重点建设项目；组织各省区之间的经济、技术、物资、人才的协作；协调各省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协作区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协作区委员会会议，讨论确定经济工作的重大事项。由于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任东北经济协作区委员会主任，为便于工作，协作区经济计划办公厅设在哈尔滨。王光中于1958年9月到哈尔滨，参加协作区办公厅工作，分管工业计划。
东北经济协作区成立，正值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刚刚通过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中，明确把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路线，所以，每一个投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无不为之热血澎湃。因为在党的领导下，“一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也必将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来到东北经济协作区工作的王光中，就有这样的感触。他觉得，有党中央总路线的指引，有协作区委员会的直接领导，有同志们的激情和努力，一定能把东北经济大区建设成结构合理、布局科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经济体系。
1958年，国家计委编制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9年年度计划，协作区办公厅也相应研究编制东北地区的“二五”计划和1959年的年度计划。办公厅的编制任务是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四盟提出的计划基础上进行综合汇总，然后上报国家计委。为了做好综合汇总工作，王光中首先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四盟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在考察中，看到东北地区农业基础雄厚，工业门类齐全，物质资源丰富，王光中和同志们对建设好大区经济体系更是充满了信心。
关于国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早在1956年初王光中还在国家计委工作时，就曾参加过编制工作。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八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计划。但是，由于“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加上蓬勃兴起的“大跃进”的思想指导，所以，1958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形势，国家计委又重新提交了一份《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作了这样的描述：“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显然，这个意见存在着脱离我国国情、国力、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倾向。
但是，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这一计划意见书，并要求国家计委立即会同各地区，依据这个意见书编制出各省、市、自治区的执行计划草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协作区编制计划的工作者们编写的协作区的执行计划，肯定也带有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追求高指标的倾向。比如，当时东北三省人口是6000万，“二五”计划要求达到人均1吨粮，人均1吨钢。这个指标显然就不切合实际。但是，当时包括王光中在内的办公厅的同志们都被“一五”计划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和乐观情绪笼罩，甚至掌控着，所以，大家都认为经过努力，这个指标是可以完成的。这个认识是一致的。所以，东北协作区《关于东北地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1959年工农业发展规划的意见》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和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计划是具有指令性的。“二五”计划本身就是个高指标，而“二五”一开始，就受到“大跃进”口号和思想的影响和鼓动，“二五”计划实施的前三年，即1958年、1959年和1960年，全国进入“全面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鼓足干劲，积极努力完成各种高指标。当然，东北地区也跟全国一样，为了实现钢铁的高指标，大办钢铁，搞“小土群”。跟随父亲王光中到哈尔滨生活、学习的三儿子新民至今还记得：“小学校旁边就是一个炼铁厂，许多老百姓把自家铁盆一类的东西送到工厂，支援炼铁。”城市大办工业，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这不仅给城市造成很大压力，而且加重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在农村则大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大办食堂，吃大锅饭，刮共产风，在农业大幅减产的情况下，搞浮夸，虚报粮食产量。
计划的盲目性加上急于求成和片面追求高指标，是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和困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造成阻碍和困难的还不仅仅是这一个原因。在王光中看来，百年不遇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废除合作项目，也是重要的因素。1959年，全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1960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在上年的基础上又铺天盖地袭来，大面积的土地大量减产。而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在我国帮助建设的1300多名专家，废除了23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给当时的建设造成严重损失，是这些综合因素使得我国的国民经济状况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在东北，原本号称“东北粮仓”，粮食生产也大面积减少。不但粮食的调出量大为减少，而且自己的口粮也不够。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煤、电、运”也出现紧张局面。国民经济要发展，工业生产要保证，但矛盾的是保了工业就保不了人民生活。每到冬天，取暖用煤极度紧张，有些小工厂不得不停工为民让煤。而这些小工厂大都是生产日用品或食品的，原本就薄弱的东北轻工业由此更加萎缩，市场上吃、穿、用的轻工业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就连鞍山钢铁公司的经理出差回来，都要从南方往回带铁丝，妇女卡头发用的小发卡都买不到。当时的经济工作，既要抓“煤、电、运”，又要抓“吃、穿、用”。为了解决东北地区工业生产问题，那几年，每年都由国务院领导同志带领有关部长来东北现场办公，协调解决能源和交通问题。
事实上，王光中来到东北不久，国民生产、人民生活就开始进入了严重的困难时期。这一困难是全国性的困难，王光中和东北经协办的同志们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觉得，把东北的事情做好，就是为党和国家分忧，就是为和全国人民一道战胜眼前的困难作出贡献。所以，王光中和同志们不等、不靠、不推托，一方面积极向国家反映情况，一方面主动协同三省经济部门推广增产节约措施，广开思路迅速研制代用食品，发展小商品生产……为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付出了积极而切实的努力。
1959年9月，我国石油勘探工作者在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上安达地区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发现了大油田。当钻机钻到1357—1382米之间的时候，一股黑色的液体从那座名为“松基三井”的油井喷射而出，从此“无油论”的悲观论调被彻底打破了。日本人在东北找了30年没有找到油田，中国人自己找到了！当时，正值国庆10周年，油田作为一份特殊的厚礼献给成立10周年的新中国，故称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重大胜利，它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彻底改写，使中国工业的发展得到了一股强有力的能源支撑。
在研究大庆原油如何运输时，王光中和经协办的部分同志参与了规划方案的制订。当时提出用铁路运、修运河用水路运和用输油管道运输三种运输方案，经过认真的科学论证，详细的成本分析和比较，最后选择确定了管道运输的方案，并成立了东北“八三”管道工程局，负责组织指挥修建大庆通向辽宁以至大连、北京的输油管道。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当时没有实施，直到1970年，输油管道才真正开工建设。
1962—1963年，王光中在东北局计委工作期间，又先后两次到大庆参加研究大庆油区的布局和制订采油区的水、电、汽、交通总体规划。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正值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王光中在大庆的几个月中，目睹了大庆油田的领导和广大工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中，战天斗地，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的场面，他深深地被大庆人的气概和精神感动、鼓舞。为了合理、科学地规划油区的道路布局、管线走向，他多次和大庆的领导、技术人员一起或迎着严寒、踏着积雪，或顶着烈日、趟着泥水，走遍油区的每一个地方。王光中对自己的辛苦毫不在意，却非常自豪在大庆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身影和心血。王光中特别自豪的是，自己亲临现场，亲身领略到大庆“1205”钻井队队长铁人王进喜——这位在大庆会战中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的风采和精神。王光中对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感受直到今天还是津津乐道。他说：如果说石油是中国工业的“能源”，那么大庆人在开发中国工业“能源”的战斗中创造出的“铁人精神”就是新中国建设者的“精神能源”。从20世纪60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会记得这样一个经典画面：冬天，泥浆池里，奋力挥动着双臂的“铁人”；都会记得这样一些经典话语：“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爱国、敬业、求实、奉献”，就是这个“精神能源”的全部成分。这种“精神能源”拥有强大的驱动力，不仅在当年对鼓舞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战胜三年困难，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就是现在乃至将来，对于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推进国家富强的建设事业，仍然具有积极作用。
有人这样比喻：在共和国建设的天平上，大庆始终是举足轻重的砝码。大庆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独有的财富，拥有大庆，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令中国人骄傲的事。
1976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1978年，全国原油年总产量突破1亿吨，中国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此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了立足的“血液”保障。年产5000万吨的纪录，大庆人奇迹般地保持了27年。
石油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太重要了。可以说，20世纪的战争中，大多数人的血都是为石油流淌的。而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即使是普通的人也已经真正地意识到了石油沉甸甸的分量。进入21世纪的大庆油田，正在为“创建百年油田”的战略进行着一场“技术换资源”的大战役。大庆不仅要做大、做强，更要做久、做长。对大庆的发展王光中一直非常关注，一提起当年的大庆，他的心里总是美滋滋的，而一听到大庆又有新的成果，他的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王光中在东北经协办做计划工作期间，总是把关注点放在涉及地区大的、基本的、长远利益的问题上。东北地区能源紧张，经初步勘探发现，在内蒙古东四盟的平庄、霍林河、伊敏河一带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褐煤资源，适于建设大型露天煤矿，如果就地建设坑口电站并入东北电网，可以缓解东北电力供应不足的矛盾。为了开发这些煤炭资源，王光中和经协办的有关同志多次主动和煤炭工业部沟通、商讨，努力推进事情的进展，并亲自参与制订露天矿的具体规划工作，将这一规划纳入了国家计划。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工作，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一规划得以实施。1959年，平庄矿务局成立，开始开发建设平庄矿；1976年，伊敏露天矿开始建设，煤电联营同时投产；1981年，霍林河露天矿开工建设并投产。到目前，当年的开发规划仍在陆续实施中，而这一地区的煤电产能已经位居全国前列。
东北地区南部水资源紧缺，北部地区水资源丰富，这是东北地区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改善广大人民生活的重大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东北经协办曾会同水利部共同调查研究解决办法。在调查研究后，水利部提出一个“北水南调”的规划方案，并向东北经济协作区委员会进行汇报。这个方案的总体框架是将松花江水通过运河经过吉林西部南调到辽宁，主要工程是修建松辽运河和大型水库。王光中参加了汇报会。在听取了汇报后，王光中十分赞成这个方案，并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后来因工程浩大，涉及东北三省，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方案未能实施。但是，直到今天，王光中仍然认为这个项目仍旧是东北地区的一大课题。的确，据目前统计，东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为1670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值的60%。其中，松花江流域人均为1451立方米；国际边界河流人均为5057立方米；辽河流域人均只有435立方米，是全区平均值的26%，仅为全国平均值的15%。东北水资源区域分布极不平衡，南部水资源紧缺问题目前仍旧有待解决。1982年成立的设在长春的松辽流域水资源管理机构东北松辽委员会与东北三省正在继续努力，争取分步骤地实现当年王光中肯定和支持的“北水南调”这一跨流域、跨省区的调水工程，以解决辽宁中部、吉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问题。
王光中从国家计委调往东北经济协作委员会到哈尔滨工作后，大儿子跟外公、小姨留在北京生活，其余的家人都随之迁居哈尔滨。离开北京前，最忙碌的是王光中的妻子高潮。从没去过东北的她听说哈尔滨冷极了，冬季的雪有一二尺厚，她要在冬季到来之前，给每一个孩子做一套厚厚的棉衣裤。白天，她还要去计委上班，夜晚，一家人都睡了，只有她仍坐在灯下，缝啊、缝啊……到了哈尔滨，果然天气非常寒冷，但是，王光中家那么多孩子，却每人都穿上了崭新的、厚厚的棉衣，在哈尔滨这个北国冰城，孩子们上学、玩耍好个愉快。至今提起这些，那些大都年过半百的孩子们还感念着母亲的辛劳。
在东北局计委抓工业计划工作
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六个大区分别设立中央的派出机构，成立中共中央局，领导各大区的各省市。1960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长春召开了成立会议。中央派宋任穷同志到东北局任第一书记，欧阳钦任第二书记，马明方任第三书记。东北局的职能除党的工作职能以外，还行使部分经济行政管理职能。在机构设置上，除办公厅、政研室、组织部、宣传部外，还有计委、经委、农委、财委等经济管理部门。原东北经济协作区办公厅的人员，全部分配到东北局计委、经委等经济部门工作。倪伟任东北局委员兼计委主任，薛明和王光中任副主任，计委又从三省调了一部分同志，共约100多人。王光中在计委分管工业计划。从1960年到1968年，王光中在东北局计委的时间共计8年。
东北局成立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有效克服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1960年下半年，对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这一方针。方针的核心是调整。坚决缩短重工业战线、基本建设战线，资源分配先安排农业需要，使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东北局贯彻调整的方针，首先是在农业方面。主要的内容是：肃清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落实中央为农村调整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人民公社实行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解散集体食堂，实行“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加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对农业的支持；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动员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由于东北地区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因此，经调整后，农业生产恢复较快。
其次是抓轻工业、手工业及小商品的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等生活需要的问题。根据陈云的指示，东北地区应狠抓铁丝、钉子等小五金生产，活跃城乡商品贸易，加快货币回笼；领导带头，取消特供，节省粮食；工商企业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王光中主抓的东北局计委工业计划工作的重点是，同经委和东三省经济部门共同研究和实施对东三省盲目办起的小钢铁等五小工业进行“关、停、并、转”；针对“煤、电、运”不足的矛盾，组织煤炭的生产、调运、分配，以保证钢铁和机械等重工业的生产。
为了更好地指导基层的调整工作，中央在制定《农业六十条》的同时，组织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中央在制定《工业七十条》时，派工作组来辽宁调查，东北局计委、经委参加了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王光中随同倪伟带领东北局计委工作组到沈阳第三机床厂蹲点两个月，进行专题调查，总结了该厂党委注意调研当前职工思想工作和广泛深入开展节约煤、电、油运动的经验。调查材料由东北局经委负责汇总，带到北京参加了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讨论。中央制定的两个工作条例，对农业、工业的调整整顿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到1962年，在调整中，应当后退的地方已基本退够，整个经济脱离了险境，开始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经济调整和恢复的任务仍很繁重。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为“七千人大会”。大会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为反右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大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调动了全党继续克服困难，坚决贯彻“八字方针”的积极性。东北局机关干部对会议精神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王光中在学习与讨论中，受到一次民主集中制的教育。
1962年是国家“二五”计划的最后一年，1963年至1965年国家没有继续开展五年计划，而是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三年调整。在“二五”计划后两年调整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主要是集中主要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调整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增加日用品的生产；停止一切不急需的非生产性建设；大量地、分期分批地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改进国营商业购销工作，恢复供销合作社等。
东北局根据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四盟的具体情况，强调按“农、轻、重”的秩序安排经济工作，把解决好“吃、穿、用”的问题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在调整过程中，国家计委和一机部、农机部联合派工作组来东北指导进行机械工业规划调整。王光中带领计委一部分同志参加联合工作组的工作。联合工作组认真落实《工业七十条》精神，对东北的机械工业进行分类排队，根据机械工业规划的总体要求和各企业的具体生产能力、产品情况，逐一进行“五定”，即定产品方向、定生产规模、定人员、定成本、定协作单位。遵照毛泽东提出的要用25年时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这次机械工业规划优先安排了农业机械的发展，确定一批骨干企业搞拖拉机、收割机、农机具，确定在每一个县建立一个农机修配厂，在有条件的公社建立修配站，从而形成完善的农机工业体系。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64年，毛泽东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这一方针成为我国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风多雨。60年代上半叶，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领域，两国边界争端不断发生。苏联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与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条约，结成反华同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1964年，美国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在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我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我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在中印边境，印度军队挑起了两次边境冲突，向我发动武装进攻，并指使西藏奴隶主进行反革命叛乱；在日本、南朝鲜都有针对我国的美国驻军。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战争威胁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备战是当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在编制“三五”计划时毛泽东曾指示：“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1964年，针对美、苏等对我国进行的军事威胁，国家根据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对经济布局迅速作出战略性调整，作出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决策。我国在工业建设布局上，将沿海称为一线、中部称为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称为三线。所谓“大三线”指的是我国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
在全国支持下建设起来的东北重工业基地支援“大三线”建设责无旁贷。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东北三省是以大企业对口支援的办法，积极支援“大三线”建设的。例如，鞍钢出人出设备负责贵州水城钢铁厂的建设；本溪钢铁厂的特钢分厂整建制地搬迁到西宁，建起西宁特钢厂；抚顺铝厂包建青海和宁夏铝厂……
王光中和东北局计委、经委的部分同志参与了支援“大三线”建设工作。他们主要是负责进行组织协调工作。众多的大工厂或援建，或搬迁，需要成批地调动人员，调运设备，这中间协调组织工作是相当重要的。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在那些个日日夜夜，王光中又忙又累。但是，他觉得很愉快。因为，能为当时重中之重的任务服务，是求之不得也是最光荣的工作。特别是在工作中，他所看到的是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闻风而动，从生活比较优裕的沿海大城市，迅速奔赴遥远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施工困难、物资匮乏的“不毛之地”，去建设、去工作、去生活，而许多人从此就扎根在大西北、大西南。这是怎样一种精神？这是怎样一曲壮歌？而这些，至今都让王光中难以忘怀！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在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中，实际上还包括“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国防建设工程的实施。这又使一个贫穷的中国在国际关系的格局中形成了自己作为大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可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王光中深深地感到能够在这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的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虽说默默无闻，但却是最轰轰烈烈的。
东北地区在建设“大三线”的同时，还在东北三省的边远山区进行“小三线”建设，建设了一批军工厂。但是这些工厂的建设受林彪提出“山、散、洞”的方针的影响，大都建在深山区，交通极为不便。这不仅给当时的生产带来了不便，就是在后来将军品转为民品时，生产也非常困难。因此，不少工厂不得不从山区又搬了出来，造成不小的浪费。
1964年，中央决定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在农村进行“四清”，在城市进行“五反”。当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在农村的“四清”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在城市的“五反”是1952年就在城市开展的“三反”、“五反”的内容，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后来，将城乡的运动统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为推动城乡“四清”运动的开展，东北局抽调大批干部与所辖各省市干部一起到基层进行试点。王光中参加了城市工业企业的“五反”运动。烈日炎炎的7月，王光中带领东北局计委几名干部加入到吉林省和吉林市共同组织的工作组到吉林化工厂蹲点。这个组由吉林省委书记赵林担任组长，王光中和吉林市委书记刘慈凯担任副组长。在吉林化工厂，工作组的同志们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实际调查情况，发动群众揭摆存在的问题。当时中央批转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提出“很多工厂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从而否定企业的领导权。吉林工作组组长赵林、副组长王光中等掌握政策比较稳，虽然上面有压力，但是，他们坚持一贯信守的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仍然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和吉林化工厂领导班子密切配合，一起工作，保证了工厂的稳定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到秋季，因为要参加全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工作会议，王光中提前离开了吉林工作组。
东北局的办公地点设在沈阳。20世纪60年代初东北局成立时，王光中就带着全家人从哈尔滨来到沈阳。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王光中家里男孩子多，密集地一个挨一个，而且又都处在长身体的阶段。王光中虽然身为局级干部，家庭生活也和全国许多普通家庭一样尴尬、拮据、捉襟见肘。按照当时城市困难户补助政策，王光中家平均工资低，每月可以得到十几元钱的补助，但面对几个能吃的孩子，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如今，孩子们回忆说，那时吃不饱是常事。每顿饭都是吃到锅里什么也不剩，大家都眼巴巴的。每到这时，母亲都会说：“去吧，去吧，玩儿去吧。”孩子们天生喜欢玩，一听让玩儿去，马上把没吃饱的事儿撇到一边，一溜烟跑出去。那时，几乎每顿饭都是这样解决的。
王光中只有一个弟弟，一生都在家乡务农。他说：困难时期到过哥哥家，每顿饭前他都看见侄儿、侄女面前放着一碗水。还没吃饭，大人就让孩子们先把这碗水喝了，然后才能吃饭。哥哥很严肃，他的指令，孩子们都得照办；嫂子说，饭前一碗汤胃口不受伤。其实，就是想法子使孩子们少吃些饭还不至于觉得饿。其实，哥哥、嫂子饭前也早已背着大家喝了个半饱了。侄儿、侄女饭前喝水的情景至今想起来还让这个当叔叔的心酸。那次去沈阳，本来是有事求哥哥，见到这种困难的情景，也没好意思说出口。
王光中全家来到沈阳，孩子们被组织安排进“八一小学”读书。“八一小学”是部队的子弟学校。那时部队生活优于地方。同学们中，部队的子女吃穿都比地方孩子好。王光中的3个男孩儿在这个学校读书，这几个孩子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穿补丁衣裤上学的学生。孩子的衣服都是母亲给裁剪缝制的，是乡下人穿的那种不上袖的，不怎么好看，城里人很少穿，这一点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一个家庭，不同的孩子对父亲会有不同的印象。王光中的4个儿子一生敬畏父亲，2个女儿则只敬爱而不畏惧。
在男孩子眼中，父亲是个严肃的、整天忙于工作、不苟言笑的人。到沈阳后，孩子们都陆续上学了，王光中对孩子们要求比较严格的是按时睡觉、起床。王光中认为纪律性必须从小训练。孩子们晚上9点必须睡觉。那时喜欢画画的三儿，想利用晚上多画一会儿，也不行。起早是王光中一生的习惯。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看文件，之后，就边听收音机边从孩子们的房间前走过，那意思就是告诉孩子们起床的时间到了，孩子们就一个个赶紧起来。
在女儿眼中，父亲是个热爱生活的勤快人。在沈阳，王光中家住在北陵东北局大院。院子很大，家家都种些东西。王光中的女儿回忆说，她家的院子里不是种花草，而是种豆角、黄瓜、白菜等，用以接济家用。园子里的农活都是父亲亲自动手。那时为了给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补充营养，家里养了几只鸡，剁鸡食、喂鸡的活计都是父亲干。后来为了捉老鼠，家里还养了猫，喂猫的活也是父亲做。孩子们都知道，父亲喜欢他的田、他的鸡、他的猫，做起这些活计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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